问题

从「東方 Project」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 ZUN 的哪些思想?

回答
东方Project系列之所以能吸引无数玩家和爱好者,并不仅仅是因为其爽快的弹幕射击玩法或是角色设计的魅力,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作者ZUN在作品中所注入的独特思想和价值观。经过对系列作品的仔细品味,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出ZUN的一些核心思考,这些思考并非生硬的理论灌输,而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融入到了幻想乡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故事中。

1. 对“和谐共存”的复杂探讨,而非简单的乌托邦:

幻想乡作为一个由妖怪、神明、人类、吸血鬼、魔法师等各种非人存在组成的社会,最直观呈现的就是“和谐共存”。但这种和谐并非没有波折,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时常被打破又被修复的动态平衡。ZUN并非描绘一个天然和谐的完美世界,而是通过无数的“异变”来展现这种平衡的脆弱性,以及为了维持和谐所付出的努力。

异变是催化剂,而非破坏: 幻想乡的异变,通常是由某个妖怪或角色的某种“过激”行为或情绪引发的。但最终的解决方式,往往是通过另一个角色(通常是主角组)的介入,以一种相对平和(有时是武力解决,但目的在于“恢复秩序”)的方式来化解。这并非单纯的“谁打败了谁”,而是通过理解和沟通(即便这种沟通是以战斗的形式),最终让各方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从而恢复幻想乡的日常。这反映了ZUN对于如何处理矛盾、如何让不同群体在同一空间下和平共处的思考。他并没有回避矛盾的存在,而是展示了如何通过积极的行动去解决矛盾,并从中学习。
规则的重要性与“游戏规则”的构建: 幻想乡之所以能维持运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一套不成文的“规则”。例如,妖怪不能随意伤害人类,否则会受到制裁;人类也要遵守一些不成文的约定。ZUN通过设定这些规则,以及规则被打破时所引发的事件,暗示了社会秩序和个体行为规范的重要性。而“弹幕游戏”本身,也是一种规则化的互动方式。在幻想乡里,很多冲突是通过“弹幕比试”来解决的,这是一种将暴力冲突“游戏化”和“艺术化”的处理方式,既保留了冲突的激烈,又避免了血腥和破坏。这可以说是ZUN对人类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一种浪漫化甚至理想化的思考。
个体选择与集体责任: 幻想乡中的角色,无论强大与否,都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他们的选择往往会影响到整个幻想乡的平衡。当某个角色的选择越过了“界限”,就需要有人去承担责任,去纠正。这体现在许多boss战后的对话中,她们并非被彻底消灭,而是被“说服”或者“教育”。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ZUN对于个体自由与集体利益之间关系的关注,以及责任感的价值。

2. 对“平凡”与“不平凡”的界定与尊重的态度:

东方Project中有无数的角色,她们各有其能力和地位,但ZUN似乎更偏爱那些“不那么主流”或者“性格有点怪癖”的角色。他并没有刻意去塑造高大全的英雄人物,而是让许多平凡的存在闪耀光芒。

人性的复杂与多面性: 即使是强大的妖怪或神明,也常常会表现出人类化的情感和弱点。比如,妖怪的懒惰、爱面子、贪吃,神明的任性、喜欢凑热闹。这些“不那么神圣”的特质,反而让角色更加生动和 relatable。ZUN似乎在告诉我们,无论是什么样的存在,其内在都有着丰富的情感和动机,不应该简单地用“好”或“坏”来标签化。
边缘角色的价值: 许多东方Project中的角色,她们可能不是最强大的,也不是最核心的,但却承担着重要的功能,或者仅仅是作为幻想乡生活的一部分而被呈现。例如,那些经营着商店的妖怪,负责提供信息或道具的角色,她们的日常活动构成了幻想乡繁荣的基石。ZUN似乎很尊重这些“螺丝钉”式的角色,她们的存在本身就对幻想乡有着积极的意义。这可以解读为一种对社会中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价值的肯定。
“普通”的强大: 灵梦和魔理沙,作为系列的两位主角,她们并非拥有压倒性的力量。灵梦依靠博丽神社的“能力”和自身的“运气”,魔理沙则依赖于学习和勤奋的练习。她们的强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她们的“坚持”和“不屈服”。这传达了一种信息:即使不是天生的王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正确的态度,也能达到非凡的成就。

3. 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解读与创新:

东方Project的根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日本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宗教文化。但ZUN并非简单地复述,而是将这些传统元素进行了现代化、甚至“戏谑化”的重塑。

神话的“日常化”: 许多在传统文化中被视为高高在上的神明,在东方Project中却被赋予了各种“人间”的烦恼,比如秋穰子姐妹的农业问题,辉夜姬的“不老不死”带来的无聊。这种将神话人物“拉下神坛”的做法,使得传统文化更加贴近现代人的理解,也让这些角色更具亲切感。
民俗的“游戏化”: 许多妖怪的设定,来源于日本的各种妖怪传说,如河童、天狗、鬼等。ZUN在保留其基本形象和传说的同时,赋予了它们更加鲜明的个性和行为模式,并将它们融入到弹幕游戏的机制中。这是一种将民俗文化转化为一种互动体验的成功范例。
“二次创作”的文化基因: 东方Project本身就是一个极具二次创作生命力的作品。ZUN对这种创作模式的默许和鼓励,也反映了他对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理解:优秀的作品不应被束缚,而应在不断地演绎和发展中焕发新的生命。他为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让他们能在自己的理解和创作中,不断丰富东方世界的内涵。这是一种对文化“活态传承”的深刻认知。

4. 对“美好”的追求,即使是在混乱的表象下:

尽管幻想乡时常有异变,有冲突,但其最终的基调,仍然是一种对“美好”的向往和维系。ZUN笔下的幻想乡,即使混乱,也充满了色彩和生机。

对“四季”的尊重与珍视: 春夏秋冬的更替,是幻想乡重要的背景元素。每一个季节的到来,都会带来不同的异变和事件。ZUN通过对四季的细致描绘,展现了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以及生命在不同季节中的活力。这种对自然之美的描绘,本身就是一种对美好事物的珍视。
“日常生活”的价值: 在众多异变和冲突的背后,是幻想乡居民们平静的日常生活。例如,八意永琳的药店,四季映姬的审判工作,上白泽慧音的历史记录,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构成了幻想乡能够持续存在的基础。ZUN对这些“普通”生活的描绘,传达了对稳定与安宁的渴望。
希望的种子: 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刻,幻想乡的角色们也总能找到继续前进的理由。灵梦和魔理沙的冒险精神,她们对打破平衡的妖怪的反抗,都是在为维护幻想乡的“正常”秩序和“美好”未来而努力。这种希望的力量,贯穿了整个系列。

总而言之,从东方Project系列中,我们可以看到ZUN并非一个简单地讲述故事的作者。他更像是一位哲学家,一位艺术家,一位文化传承者。他通过构建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探讨着关于共存、关于人性、关于文化、关于美好等一系列深刻的议题。他的思想并非直接抛出,而是巧妙地融入到每一个角色、每一次对话、每一次弹幕的交织之中,等待着玩家和爱好者们去细细体会,去从中汲取属于自己的感悟。这种“留白”和“互动性”,正是东方Project如此迷人的重要原因。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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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被封禁次数太多了所以有了弃号的想法,在此之前,对这个在大约一年前看到的问题做一个简单的回答或许是有必要的,毕竟被群友拉来凑热闹是我使用这个软件的起点。以下文字基本上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因此还请不要对严谨性与规范性抱有什么期待。

接下来的是正文部分。

西奥多•阿多诺,这个曾经对辩证法做出天才的阐发的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曾对先锋艺术寄予厚望,认为其中蕴含着引导人民反抗现存秩序的伟大力量。从现在来看,这无非是某种席勒美学的翻版——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那时的先锋艺术不仅无力反抗商品市场的浪潮,而且还在很多时候沦为了泼皮无赖滥竽充数谋取名利的工具,这是远比更早的艺术形式更令人感到遗憾的下场。阿氏另外的著名的理论关乎文化的生产,这与当时活跃着的以法国为中心的情境主义国际不谋而合。这群带着近乎殉道者的绝望的知识分子们尤以居伊•德波及其《景观社会》闻名,他们或许也预料到了自己在某一天沦为景观的一部分的结局。情境主义者们察觉到,他们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所处的十九世纪存在着极为显著的不同。在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人生活状况的图景中,工人们遭受着机器和老板的支配,只有在下班后,过着满足自身欲望的动物性生活时,工人的生活才属于自己,这构成了马克思著名的异化理论的出发点。然而在一百多年过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工人不仅在工作中被支配,而且工作之外的生活也逐渐不属于自己。铺天盖地的广告、流水线生产的文化产品、追随潮流的人们,所有这一切共同构成了掩盖在社会之上的景观。人并非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休闲和娱乐,而是去融入景观,在其中获得快感。于是,一种新的反抗模式出现了,有志之士们提倡日常生活的反抗,他们歌颂怪异、赞美反常,他们鼓励抄袭、支持盗版,他们向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大学生宣传着人的日常生活如何被控制、人的自由是怎样被剥夺。那个时代的遗产或许仍影响着现在,但至少从短期来看,一切的努力换来的是一场伟大的失败,五月风暴的落幕看起来不像悲剧而更像是一场闹剧,在那之后的日常生活的革命所拙劣模仿的对象比起罗莎•卢森堡反而更像是卡尔•考茨基。一切或许还未结束,但曙光终究躲到了更隐蔽的角落。

回到東方Project,回到ZUN,乃至回到整个21世纪的同人文化,我们或许可以将其比作被柏拉图所排斥的画家,那是一种对模仿的模仿。扮演着法国大革命、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中国革命的角色的演员们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街头和高校,而这些演员在几十年后亦受到了扮演,这次的舞台在论坛,在视频网站,在同人展上。我们看到,排斥商业化的同人运作模式,以自由的个体或社团为主体而非流水线上的文化生产,所有爱好者共同参与构筑的幻想的乌托邦,一切的要素不仅形成了一个似乎能实现人的审美层面的解放的场所,而且提供了对现存秩序进行私密的反抗的空间。东方则成为了这一文化现象中的最受关注者,一如她常常被称呼的那样——一个奇迹。

爱着她的人们对她寄予了太深厚的希望,这也许与对她所模仿的一幕幕伟大悲剧的了解的缺失有关,但更大的可能是,更多的人是或许不那么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利奥塔的教条被经历了宏大叙事的崩塌的人们所接受,现实世界的颠覆不再被视作在这个时代可能发生的事情,于是希望被寄托在了部分的、特殊的、个别的反抗当中。在这时,人们所寻求的不过是一个反对现存状况的空间而已,有效性被搁置在一边,只剩下永恒的传火游戏,这究竟该被称作是坚持还是自欺,恐怕只有存在于遥遥的未来的人才有资格对此下一个定论。ZUN对各方面的涉猎十分广泛,我们无法知道他有没有接触过上面提到的过往的幽灵,也无法知道他的模仿是否是刻意为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包括ZUN与我们全体在内的一代代的革命演员比作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在充斥痛苦的永恒轮回中,在昏沉幽暗的黑夜天空下,我们看到某种存在主义的幻光。

若我们暂且搁置同人的形式,去关注东方的内容及题材的话,我们不难从中看到不管是乔治•巴塔耶、米歇尔•福柯还是阿兰•巴迪欧都曾以不同的方式提到的创造多余者的社会结构当中被创造并排除的那些东西的影子。然而,如果说那被消耗着的“被诅咒的部分”正是世界赖以存续的部分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说:那最具改变社会的力量的、最革命最能动的,恰恰是被社会所排除的。他们是奴隶、是工人、是农民、是第三世界的被殖民者,是流氓,是精神病人,是同性恋者,是犯人,是女性,是黑人,是异乡人,是赤裸生命……而在ZUN这里,他们是被遗忘之物。

我们可以用很多个名字去称呼创造了二元对立并将一方排除出秩序之外用以建立和维持秩序的元凶,到目前为止被用到过的名字有资本主义、现代性、理性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将来也可能会有更多的名字被发明和使用。但不管怎么说,通过对知识的历史的考察(做这件事的人当中以福柯为最知名者),我们都不难发现同一个事实,即对立的双方与对立本身都有着有谱系可查的被生产的历史。现代社会生产着它的被排除者,并通过这种排除,或者说,通过由排除而实现的纳入,来确立自身的合法性。这种暴行具体表现在劳动者从一开始就没有与资方博弈的资格,精神病人和犯人遭到关押而隔离在“正常社会”之外,第三世界人民的生活遭到打着“人权”旗号的野蛮干涉,乃至时至今日,一切人都成了潜在的犯罪者,在被制造出的紧急事态中被以社会的安全为由夺走一切。当排除出现的时候,就是主奴辩证法得到现象的解释的时候。居于受动的位置的奴隶因其与主奴秩序的对抗反而成了系统中最为能动的一环,这个道理在这个场合应该被表述成这样:谁在被厌弃、被排除、被诅咒,谁就拥有一切。

在这之中,ZUN选择了幻想,选择了巫女、妖怪和神明。这个角落常常被寻找着应被解放者的人所忽略,因为它确实与应有的激进视域格格不入。然而又有谁能说这些被称作“传统”或是“旧物”的东西不是被现代社会所生产出来的呢?单单去看课本上编造出的故事里出场率极高的大反派亚里士多德就足以认识这种经由多余者的创造与排除而实现合法化的结构了。知识被排除了,不是因为知识是假的或非真的,而是说,正是因为要去排除那些知识,“真”和“假”才被制造出来。也许ZUN对其反对的是排除的结构本身而非简单的对幻想的驱逐并没有什么自觉,但他所做的事仍然与各个领域的激进分子们如出一辙:收留被流放的幻想,并非是要让它回归到“正常”或“科学”的秩序当中,更不是要使其取代现有的具备其合法性的知识,而是要摧毁对立的壁垒本身。在被期望着的一切合法性被消解的未来当中,幻想,被遗忘的东西连同它自身也一共消灭。

恰恰是在这时,一个即使是最单纯的幼童也能发出的诘问出现了,响在我们的灵魂深处:这样做,有什么用?这个问题笔者无法回答,至少,无法不怀有任何不安地回答。四十余年的人生究竟有没有让ZUN豁达至不去在乎这种诘问?我们无从得知。也许这个酒鬼所享受的只是创造那个世界的快乐吧。

真理本身是无蔽的,这么说并不是要去寻求无限的感性确定性,而是要去追问,什么被揭示了,什么又被遮蔽了。如果海德格尔的那些词句值得被我们所相信的话,那么以此为依据做一些价值论层面的判断就是可行的。当某种解蔽的方式成为我们通达存在的唯一视域时,存在就被遮蔽了,这在秘封俱乐部所处的科学世纪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乃至刻意。然而以此去断言幻想乡所代表的就是一种对存在的敞开未免就显得过于有感情上的倾向性了,妖怪和神明无疑也是象征界的主人,仙道与魔法的法则比起外界所相信的科学来说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甚至笔者第二十一喜欢的帕秋莉还在长期的魔法研究中因重金属材料折损了健康。然而足以让东方有所超越的是,这是一个由幻想构筑起来的世界,就其存在模式来说,她是无目的的。哪怕是在神秘或玄虚的意义上,东方也没有对现实的存在有任何揭示,毋宁说,正是其对现实存在者的拒绝使其通向了存在。当我们面向幻想乡时,我们得到的并不是关于妖怪和神明的东西,而是某种关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在或许尚还未被注意到的我们正身处的地方,整个世界朝向我们。

“只管打坐”,曹洞宗曾以此为戒律,将这作为通向智慧的法门。如果要问东方所传达的是什么的话,那大概可以表述为“只管作诗”吧。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提供了使存在敞开的可能性,而诗记录着存在与此在的对话,不仅指向先在的存在者,更蕴含着一种创造。ZUN能否被称为一个诗人,东方是不是一首诗或一部诗集,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有一个问题是不需要争论的:东方这个由所有爱她的人构筑起来的世界,我们在其中得到的是一个书写诗的空间,在这之中,尽管前路令人迷惘,长夜漫漫而黎明无期,耳边仍总有一个声音响着:

只管作诗,只管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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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回答下 @maximilianlee 先生对《共产党宣言》的引用已经说明了一些东西了。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zun自己算是昭和时期出生的最后一代人了,少年时期看到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在青年时期就变成了平成“失去的二十年”的一部分,繁荣之下的腐烂现实终于全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浮出水面,给这一代日本青年留下了相当恶劣的印象,也带来了精神上的冲击。当然了,这未免有过度揣测他人的嫌疑,但是zun创造幻想乡时,不排除确实有对于现世失望的原因。

事实上,幻想乡本身就可以被视作现代人创造的一种“桃花源”的变种。当然,在历史上,这样的原始版本的“幻想乡”往往只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部分文人墨客描摹美化了无数遍的“田家乐”,这个版本只能生存于各种“阳光版”的田园诗和一些假想“美好乡村”的近现代小说中,现实是没有它们的容身之处的;另一个在前一个版本基础上高度劣化的版本则生存于封建王朝兴盛期的部分富庶地区,并由于各种天灾人祸每隔一到两代崩溃一次。

但zun肯定不可能把幻想乡整成这两者中的任意一种——试想一下如果幻想乡变成了一个带神话色彩的加强版江户时期大农村,那将会是多么无聊的一件事。zun无疑是富有才华的,他构建了一个更吸引人的,全新的桃花源:在这个桃花源的下层,人间之里的居民被一套完整的秩序保护得很好,本来要恰人的妖怪,除了少部分游离者(比如露米娅),只要身为“化内”中人,现在竟然也不被允许随意袭击人类了。妖怪们的神通很好地让这些人活得远比历史上的农民体面得多;在中上层,身为执行者的灵梦等人且不论正义感是否充足,至少也尽责地退治各类异变,她们又与身为最高首领的大妖怪们共同维持这个世界的平衡,此外,河童的科技也能让人享受到一部分“文明成果”。在zun的作品中,在一些被大众广泛接受的二创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幻想乡——女孩们愉快地生活着,嬉戏和欢宴是不可或缺的日常组成部分,当然了,故事是要推进的,STG肯定是要有敌人的,但“敌人”更像是“zun已经研究决定了,你来当本作反派”,你几乎看不到流血的,令人恐惧的争斗。打完了,经历了不大不小的吵闹和不快的女孩们又能欢聚,继续着那个美好的童话,继续着不醒的桃园梦。

固然,这样的世界很容易令受众愉悦,但是如果细究这个世界的内在运行逻辑,其实还是有很多灰色甚至黑色的部分的。巫女的威权统治、大妖怪的威仪和愚民政策维持着这个世界。恐吓是幻想乡这台机器运转的燃料,严格意义上的人类(灵梦、魔理沙、咲夜自然不能算这种人类)永远被置于体系的底层,被这一类恐吓所约束着。反抗的道路几乎被封死了——人变成妖怪是头等重罪。幻想乡的人类也就成了一个被锁死的阶层,上不去更出不去。

当然了,压迫并不明显,治理者们并不以折腾人间之里的居民为乐,人类被饲养得很好,而且可以享受超越任何农业社会居民的和谐安定的生活,但这个运行模式多少让人不大舒服。

@蓬莱山辉夜 在本问题下 @Usami Renko 的回答下打了一个比方,私以为这是一个很恰当的比方:

“和珅给灾民发了掺沙子的粥,顺先生瞧见了就写了个主人公用魔杖一变,der的沙子就成大白米的小说。我们都读的出来这顺先生心疼老百姓,不喜欢这掺了沙子的粥。但他没法,也不能要求他写出一部主人公revolution推翻当朝让老百姓安心劳作喝上大白粥的小说。”

zun觉得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不好(至少“没那么好”),也反感科学主义带来的弊端,于是他造出一个自己理想中的幻想乡,但zun当然知道和珅发的下一碗粥里还会有沙子,也知道主人公变出来的白米不过上是沙子的变种,因此zun自己都未必忌讳以原创者的身份表现这个幻想乡的阴暗面,于是我们能在作品中看到易者的悲剧,能看到正邪的反抗。可是无论如何,zun是不可能去主动否定自己创造的桃花源的。我们也很难强求在特定环境中成长的他去否定这个桃花源。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zun对于种种“现代性”带来的异化的反抗,并不是反对“科技产品”。河童的科技产品在幻想乡中一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zun也许确实对科学存在着误解,有一些奇怪的,难以谈得上正确的看法,但他似乎也并不厌恶科学的发展。

谈到zun面对现代性和传统之间的冲突的态度,他可能已经通过人物设置抒发了一些看法了。举个例子,早苗是外界来的学生,接受过长时间的现代教育,在“现代化”氛围中浸泡了自己的整个学生时代,甚至她还是理科生(而且不很懂历史),甚至还是巨型机器人爱好者(《非想天则》说明了这一点),甚至可以在《茨歌仙》里向灵梦科普可控核聚变,我们看到的早苗简直可以做一个标准的“现代化”的接班人,但是她最终还是在幻想乡做了传统信仰的无怨无悔的捍卫者(连她在《风神录》中的出场BGM的名字都是《信仰是为了虚幻之人》),承担着巫女乃至“现人神”这两个与“现代性”完全相反的位置的责任。zun是想通过早苗表达传统对“现代性”的嘲弄还是“现代性”对传统的妥协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同样是理工科出身的zun肯定是希望传统的“信仰”在某个层面能击败出现了异化的“现代性”的。

此外,毋庸置疑,zun是反战的,《花映塚》足以证明这一点。这种反战思想也许还比较朴素,概括一下就是“打仗要死无辜的人,我觉得死人不好,所以我反对战争”,但是大方向是没有问题的,这也是zun值得尊敬的一点。

最后,我想抛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下面批评zun的有不少人。但是,批评zun的车万众难道就不是车万众了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尊敬zun,因为他给每个车万众都留下了一个极其适宜二次创作的,自由、包容、开放,理论上来说可以无限扩展的世界,留下了完整的、有意思的一设,但是,zun自己也是人,神化制作人,觉得“神”批评不得的现象,这是要不得的。这样的批评并没有真正要否定zun,我们之所以感谢zun更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尽心尽力地收集各种材料制造出“东方Project”这张大量留白的画卷,在画卷之上,每个车万众都可以有自己理想中的的,也许未必和zun的想法完全相同的幻想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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