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高层（整个指挥集团）的表现表现究竟有多糟？
国民党高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指挥集团，其表现可以说是复杂且充满争议的。要评价“有多糟”，需要分阶段、分维度地来看待，并且需要剥离掉一些过度简化或标签化的论调。
在抗日战争时期：
国民党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和主要抗日力量，其高层指挥集团的整体表现，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也确实存在一些显著的问题：
战略指导的摇摆与妥协：
“曲线救国”的争议： 战争初期，国民党内部对于如何抗日存在不少分歧。一部分强硬派主张全面抗战，另一部分则倾向于“曲线救国”，即通过与日本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或谈判来换取时间，等待有利时机。这种战略上的摇摆，使得抗战初期未能形成最有效、最一致的抵抗力量，甚至导致了一些地方力量在敌后活动受阻。
对苏日密约的疑虑：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对苏联与日本之间可能达成的某些交易心存疑虑，这种疑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苏联援助的态度，但也未尝不是一种审慎的考量，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过度的猜忌可能延误了争取国际援助的时机。
“持久战”战略的执行力度： 虽然国民党在战略上提出了“持久战”，并且在军事上也有一定的部署，但实际执行中，受制于军事装备、训练水平以及内部派系的影响，许多战役的指挥和战术运用存在不少失误。比如，一些重要的会战（如武汉会战），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也未能有效阻止日军的推进。
军事指挥的局限性：
派系林立与权力制衡： 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林立（如中央军、西北军、晋绥军等），各派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政治和军事利益纠葛。这使得中央的指挥权难以完全统一，在战役部署和兵力调动上常常受到掣肘。蒋介石虽然是最高统帅，但对庞杂的军队的绝对掌控力并非无懈可击。
战术运用与情报失误： 一些战役的指挥，尤其是在一些大型会战中，国民党军队的战术运用往往过于保守，缺乏灵活性，有时甚至出现冒进或孤军深入的情况。情报工作也存在不足，对日军的动向和意图的预判有时出现偏差，导致防御部署未能完全到位。
后勤补给的压力： 尽管国民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战，但由于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加上日军的破坏和封锁，后勤补给一直是其巨大的难题。高层在协调和保障前线物资供应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效率问题。
政治与军事的相互影响：
党务与军务的混淆： 在国民党体制下，党务和军务常常纠缠不清。许多军事指挥官同时也是党务官员，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政治考量对军事决策的影响，有时为了维护政治地位或平衡各方势力，可能会影响到军事行动的纯粹性。
对地方力量的压制与不信任： 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国民党高层一方面将其视为潜在的政治对手，另一方面也存在不信任和压制的情绪，导致了摩擦和冲突（如皖南事变）。这种内耗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整体抗日力量。
尽管如此，也不能忽视国民党高层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些积极方面：
坚持抗战的决心： 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始终坚持抗战到底，拒绝了日本的招降，并在国都内迁后继续坚持抵抗，这是其历史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组织了大规模会战： 国民党军队组织了包括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一系列大规模会战，虽然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迟滞了其侵略步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争取国际援助： 国民党政府在外交上积极争取国际支持，为中国赢得了同盟国的地位，并在物资和军事援助方面做出过努力。
在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高层指挥集团的表现可以用“急转直下”、“节节败退”来形容，其问题更加突出和致命：
战略失误的致命性：
“军事为主，政治为辅”的根本性错误： 在处理与共产党的对立时，国民党高层将军事斗争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而忽视了土地改革、经济民生以及政治思想工作。这导致其在广大农村地区丧失了民心支持，而共产党恰恰抓住了这一点，通过土地改革赢得了农民的广泛拥护。
“全面进攻”与“重点进攻”的失误： 战役初期，国民党军队虽在数量和装备上占优，但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存在失误。过于分散的兵力投入，未能抓住关键战机。即使在调整为“重点进攻”后，也未能有效集中优势兵力，在关键节点上突破。
放弃战略要地的鲁莽： 在某些关键战役中，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过早放弃了坚固的阵地，或者采取了不必要的收缩，导致兵力分散，被解放军各个击破。例如，一些战略城市的得失，都与指挥上的失误密切相关。
军事指挥的全面崩溃：
腐败与低效： 军队内部的腐败风气严重影响了军事效率。克扣军饷、虚报兵额、以次充好等现象屡见不鲜，导致士兵士气低落，武器装备也得不到有效维护。
指挥脱节与信息不灵： 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的指挥体系出现严重脱节。前线指挥官经常得不到及时的指令或情报支持，而中央的命令也难以准确传达到基层。这使得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大大下降。
兵力补充与训练的困难： 随着战局的恶化，国民党军队兵源枯竭，补充的新兵训练水平低下，许多部队的战斗力急剧下降。而大量精锐部队的损失，也使得其难以再组织起有效的大规模反击。
对解放军战术的低估与误判： 国民党高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低估了解放军的动员能力、政治攻势以及灵活机动的战术。他们习惯于传统的阵地战和大规模集团作战，难以适应解放军的运动战、伏击战和群众运动战。
政治上的孤立与民心丧失：
经济崩溃与通货膨胀： 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的失败，尤其是恶性的通货膨胀，使得民生凋敝，民众对政府的怨恨达到顶点。这不仅削弱了其动员和维持战争的能力，也使其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处于劣势。
政治腐败与专制： 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腐败、特务统治和对民主自由的压制，导致其丧失了中间力量和知识分子的支持，进一步孤立了自己。
对盟友（美国）的过度依赖： 战后，国民党政府将希望寄托在美国的援助上，但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期望值和实际援助，以及其国内政治的复杂性，都未能成为国民党最终获胜的保障。
总结国民党高层指挥集团在两个时期表现的“糟”之处：
抗日战争时期： 主要体现在战略指导的摇摆、军事指挥的派系内耗、以及战术和后勤的不足。但其坚持抗战的决心和组织大规模会战的努力，也有其历史价值。
解放战争时期： 其“糟”则上升到了战略方向的根本性错误（忽略政治和民心）、军事指挥的系统性崩溃（腐败、脱节、低效）、以及政治上的彻底失败（经济崩溃、政治腐败、失去民心）。这些问题是导致其最终溃败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国民党高层指挥集团在抗战时期，是在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一场力不从心的斗争，其表现有可圈可点之处，也有明显的不足。而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则是在一系列严重的战略和政治失误中，一步步走向了失败，其指挥集团的低效和腐败，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表现的“糟”，是历史在评价这场国共两党殊死较量时，不可回避的关键因素。
在抗日战争时期：
国民党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和主要抗日力量，其高层指挥集团的整体表现，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也确实存在一些显著的问题：
战略指导的摇摆与妥协：
“曲线救国”的争议： 战争初期，国民党内部对于如何抗日存在不少分歧。一部分强硬派主张全面抗战，另一部分则倾向于“曲线救国”，即通过与日本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或谈判来换取时间，等待有利时机。这种战略上的摇摆，使得抗战初期未能形成最有效、最一致的抵抗力量，甚至导致了一些地方力量在敌后活动受阻。
对苏日密约的疑虑：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对苏联与日本之间可能达成的某些交易心存疑虑，这种疑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苏联援助的态度，但也未尝不是一种审慎的考量，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过度的猜忌可能延误了争取国际援助的时机。
“持久战”战略的执行力度： 虽然国民党在战略上提出了“持久战”，并且在军事上也有一定的部署，但实际执行中，受制于军事装备、训练水平以及内部派系的影响，许多战役的指挥和战术运用存在不少失误。比如，一些重要的会战（如武汉会战），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也未能有效阻止日军的推进。
军事指挥的局限性：
派系林立与权力制衡： 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林立（如中央军、西北军、晋绥军等），各派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政治和军事利益纠葛。这使得中央的指挥权难以完全统一，在战役部署和兵力调动上常常受到掣肘。蒋介石虽然是最高统帅，但对庞杂的军队的绝对掌控力并非无懈可击。
战术运用与情报失误： 一些战役的指挥，尤其是在一些大型会战中，国民党军队的战术运用往往过于保守，缺乏灵活性，有时甚至出现冒进或孤军深入的情况。情报工作也存在不足，对日军的动向和意图的预判有时出现偏差，导致防御部署未能完全到位。
后勤补给的压力： 尽管国民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战，但由于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加上日军的破坏和封锁，后勤补给一直是其巨大的难题。高层在协调和保障前线物资供应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效率问题。
政治与军事的相互影响：
党务与军务的混淆： 在国民党体制下，党务和军务常常纠缠不清。许多军事指挥官同时也是党务官员，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政治考量对军事决策的影响，有时为了维护政治地位或平衡各方势力，可能会影响到军事行动的纯粹性。
对地方力量的压制与不信任： 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国民党高层一方面将其视为潜在的政治对手，另一方面也存在不信任和压制的情绪，导致了摩擦和冲突（如皖南事变）。这种内耗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整体抗日力量。
尽管如此，也不能忽视国民党高层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些积极方面：
坚持抗战的决心： 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始终坚持抗战到底，拒绝了日本的招降，并在国都内迁后继续坚持抵抗，这是其历史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组织了大规模会战： 国民党军队组织了包括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一系列大规模会战，虽然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迟滞了其侵略步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争取国际援助： 国民党政府在外交上积极争取国际支持，为中国赢得了同盟国的地位，并在物资和军事援助方面做出过努力。
在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高层指挥集团的表现可以用“急转直下”、“节节败退”来形容，其问题更加突出和致命：
战略失误的致命性：
“军事为主，政治为辅”的根本性错误： 在处理与共产党的对立时，国民党高层将军事斗争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而忽视了土地改革、经济民生以及政治思想工作。这导致其在广大农村地区丧失了民心支持，而共产党恰恰抓住了这一点，通过土地改革赢得了农民的广泛拥护。
“全面进攻”与“重点进攻”的失误： 战役初期，国民党军队虽在数量和装备上占优，但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存在失误。过于分散的兵力投入，未能抓住关键战机。即使在调整为“重点进攻”后，也未能有效集中优势兵力，在关键节点上突破。
放弃战略要地的鲁莽： 在某些关键战役中，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过早放弃了坚固的阵地，或者采取了不必要的收缩，导致兵力分散，被解放军各个击破。例如，一些战略城市的得失，都与指挥上的失误密切相关。
军事指挥的全面崩溃：
腐败与低效： 军队内部的腐败风气严重影响了军事效率。克扣军饷、虚报兵额、以次充好等现象屡见不鲜，导致士兵士气低落，武器装备也得不到有效维护。
指挥脱节与信息不灵： 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的指挥体系出现严重脱节。前线指挥官经常得不到及时的指令或情报支持，而中央的命令也难以准确传达到基层。这使得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大大下降。
兵力补充与训练的困难： 随着战局的恶化，国民党军队兵源枯竭，补充的新兵训练水平低下，许多部队的战斗力急剧下降。而大量精锐部队的损失，也使得其难以再组织起有效的大规模反击。
对解放军战术的低估与误判： 国民党高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低估了解放军的动员能力、政治攻势以及灵活机动的战术。他们习惯于传统的阵地战和大规模集团作战，难以适应解放军的运动战、伏击战和群众运动战。
政治上的孤立与民心丧失：
经济崩溃与通货膨胀： 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的失败，尤其是恶性的通货膨胀，使得民生凋敝，民众对政府的怨恨达到顶点。这不仅削弱了其动员和维持战争的能力，也使其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处于劣势。
政治腐败与专制： 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腐败、特务统治和对民主自由的压制，导致其丧失了中间力量和知识分子的支持，进一步孤立了自己。
对盟友（美国）的过度依赖： 战后，国民党政府将希望寄托在美国的援助上，但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期望值和实际援助，以及其国内政治的复杂性，都未能成为国民党最终获胜的保障。
总结国民党高层指挥集团在两个时期表现的“糟”之处：
抗日战争时期： 主要体现在战略指导的摇摆、军事指挥的派系内耗、以及战术和后勤的不足。但其坚持抗战的决心和组织大规模会战的努力，也有其历史价值。
解放战争时期： 其“糟”则上升到了战略方向的根本性错误（忽略政治和民心）、军事指挥的系统性崩溃（腐败、脱节、低效）、以及政治上的彻底失败（经济崩溃、政治腐败、失去民心）。这些问题是导致其最终溃败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国民党高层指挥集团在抗战时期，是在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一场力不从心的斗争，其表现有可圈可点之处，也有明显的不足。而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则是在一系列严重的战略和政治失误中，一步步走向了失败，其指挥集团的低效和腐败，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表现的“糟”，是历史在评价这场国共两党殊死较量时，不可回避的关键因素。
网友意见
国军抓壮丁过程中害死的中国人
国军正面战场被日军打死的中国人
相当多的研究是认为前者更多的，就算给k党面子的，也无非是说后者略多于前者……
别的……就不用多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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