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中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摧毁日军的碉堡？

在抗日战争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中，日军依仗其坚固的碉堡工事，给中国军民带来了 immense 的伤亡和阻碍。想要摧毁这些钢筋混凝土的堡垒，绝非易事，需要我们因地制宜，运用智慧和勇气。

对于那些相对较小、但防御严密的碉堡，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无疑是集中火力摧毁其射击孔和防御要点。这通常需要动用步兵炮、迫击炮等曲射火力，或者近距离使用炸药爆破。

火力压制与爆破：当战役发起时，我们的大部队会首先对日军碉堡发起猛烈的火力压制。用重机枪、步枪火力尽可能地压制碉堡内的日军火力点，使其不敢轻易探头。与此同时，精选一批勇敢善战的士兵，背负着TNT炸药，冒着枪林弹雨，匍匐前进，接近碉堡。一旦到达目标，他们会迅速将炸药包塞入碉堡的射击孔或者其他薄弱处，然后拉开引信，迅速撤离。一声巨响之后，往往就能将碉堡炸毁，或者至少使其内部的日军遭受重创，失去战斗力。这种方式极其危险，需要极高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除了这种近身肉搏式的爆破，我们也需要考虑如何对付那些更庞大、更坚固的碉堡群。

重炮轰击：如果战场条件允许，并且我们能够获得重炮，那将是摧毁碉堡的利器。一门150毫米甚至更重的榴弹炮，弹道弯曲，威力巨大，可以直接将炮弹精确地砸在碉堡顶部或侧翼，长时间的持续轰击足以摧毁绝大多数的碉堡结构。当然，我们也要小心日军的炮兵反击。

挖壕沟逼近：对于地势平坦、日军碉堡又密集的情况，挖设壕沟是常用的战术。中国军队会一边用火力吸引日军注意，一边缓慢地向前挖掘交通壕，逐步接近碉堡。当挖到距离碉堡很近的位置，我们就可以直接挖掘“掏心洞”，将炸药埋设在碉堡的底部，通过地道进行爆破，这是最“贴心”的摧毁方式。

火焰喷射器：虽然在中国战场上火焰喷射器的装备数量相对有限，但它对付碉堡内的日军却有着独特的杀伤力。当火焰喷射器将高温的燃烧剂喷入碉堡的射击孔时，能够瞬间点燃内部的空气和氧气，形成高温高压，并将日军烧得无处可逃。即使没有直接烧死，高温也会让日军窒息或被迫弃守。

利用自然地形：有时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能成为我们的盟友。如果碉堡修建在山坡上，我们可以尝试利用山洪暴发，或者在碉堡上方制造滑坡，通过滚石和泥土将碉堡掩埋或破坏。在一些水网地区，我们甚至可以考虑用炸药炸开堤坝，引入洪水淹没碉堡。

诱敌与围歼：碉堡虽然坚固，但其内部的日军也是有消耗的。我们可以通过小规模的袭扰，或者佯攻来消耗碉堡内的弹药和兵力，同时侦察其防御的薄弱环节。一旦发现机会，集中优势兵力发起猛攻，或者采取围而不打的方式，切断其补给，迫使其投降或自行崩溃。

总而言之，摧毁日军碉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根据碉堡的类型、数量、周边地形以及我方拥有的武器装备和兵力，灵活运用各种战术手段。每一次的胜利，都凝聚着中国军民的鲜血和智慧，是对日军侵略者最无声也最有力的回击。

网友意见

一开始想了很多种办法，主要得有内应，不过损失很大，且效果都有限。后来干脆把伪军为主的碉堡变成“两面碉堡”，日子就好过多了。

范昌标在《回忆晋察冀军区骑兵团》记载：

敌人每修建一个据点，或是一个“堡垒”，我们就设法通过地方党派人打进去，安插耳目，或组织袭击，或伺机拔掉。如唐、完县间的高昌敌据点，有40多个敌人，其中有十几个日本兵。炮楼分三层，日兵在第一层，伪军在二、三层(以防伪军与我接触)。我们与地委副书记兼敌工部长李济环联系，由他负责做伪军工作。然后，我步兵营营长胡德利带领一个连在外围攻。夜间1点钟，包围了炮楼，按事先规定的信号划3根火柴，于是炮楼上内应的伪军从上向下打，我们由外向里打，日军发现情况不好，拼命向外逃。除两名跑掉外，其余均被击毙。炸掉炮楼后，30多名反正的伪军与我们一起撤离据点，编入了我们部队。

然而这种方法端掉的碉堡有限，且很容易恢复和加强。王平上将回忆：

入冬季节，骑兵团又回到店头，在王子山、老虎山与敌人进行了艰苦的争夺战。当时，敌人的封锁线逐渐向山区推进，集中力量在店头和唐县之间道路两侧的王子山、老虎山上修筑碉堡，企图长驻麻黄头山口，切断边区的山区与平原地区的联系。麻黄头山口是敌占区通往山区根据地的咽喉要道，边区通过平原地下党和广大群众筹集的大量食品、药品及各种物资，都是从这里运往山区；骑兵团也经常从这里出击，袭扰唐县和附近的敌据点。所以，我们必须阻止敌人在山口两侧修筑碉堡。但是，敌人用炮火封锁，甚至用毒气弹和多道铁丝网来保护施工，终于在两个山头建起了碉堡。敌人碉堡修起之后，骑兵团采取新的争夺办法，部署一些连队在老虎山对面的高地和敌人对峙，用打冷枪的办法封锁敌人的碉堡，使敌人不敢露头，并多次打退敌人的包围合击，掩护了山口的过往交通。

43年开始，八路军调整方法，“向敌后之敌后进军”，大量派出敌后武工队，逐步建立“两面政权”，从而扭转了局面。王平回忆：

敌后武工队，因地制宜，机动灵活，经常活跃在敌人的炮楼据点之间。搞得敌人前边挨打，后院起火，顾前顾不了后，顾头顾不了尾，长期军心惶惶，不得安宁，“囚笼”、“蚕食”，“封锁”政策开始瓦解。
武工队在敌占区站住脚以后，积极开展活动，把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结合起来，狠狠地打击敌人。汉奸、特务是首要打击的对象。对罪大恶极的汉奸头目坚决予以镇压，对胁从分子实行宽大政策，教育他们争取立功赎罪。群众看到汉奸特务遭镇压，消除了顾虑，便积极主动地协助武工队，参加各种斗争。各支队和地方专政机关配合；把原来在地方不太出名，敌特不注意的，没有暴露身份的干部陆续派到敌占区去，站稳脚跟之后，安排他们有的当伪保长搞两面政权；有的抓建立党组织，恢复各村的党支部，使其逐渐担负起领导敌占区斗争的任务。
对敌占区的敌伪政权，我们采取政治争取和武力打击相结合的政策。部队武工队配合地方县区工作人员，到敌占区做敌伪政权人员的工作，启发教育他们要有中国人起码的人格尊严和民族意识，要有基本的爱国心，责任感；教育他们起码不能帮助日本人做损害本国人民的事情，不然就会成为被人民永远唾骂的汉奸，卖国贼；同时向他们指明方向，做“白皮红心“，“身在曹营心在汉”。大多数敌伪政权人员还是有点爱国之心的，经过反复做工作和启发教育，逐渐转变立场成为表面应付敌人，实际为我们做事的“两面政权”。这些伪职人员暗地里为我们提供情报，掩护我方人员，保护群众，为解放区运粮送物，购买药材等等。我们也为他们出主意，制造假象迷惑敌人，给他们的工作创造条件。有一次，我们的部队带领群众夜里去村子里抢运公粮，等粮食拉出村子以后，安排村长去向敌人报告，八路军把征收的公粮抢走了。等到敌人接到报告后再出来追的时候，我们的队伍早巳走远，他们只好望尘兴叹了。
对那些少数顽固不化的伪政权人员，我们则给予坚决严惩，使一些三心二意、摇摆观望的人员受到警告和教育。例如，距完县不远有个甘城村，这个村的伪村长等几个头面人物，自恃离县城近，背靠敌人的炮楼，就拒绝向我军交公粮，甚至不让我方人员进村。我们派人到村里把他们抓出来，警告他们：“你们甘当日本侵略者的走狗，敢与人民为敌，我们就不客气了。”他们吓得魂不附体连连求饶。从此，他们就老老实实的交纳公粮，我们的人员住到他们村里，他们也保证负责安全山，再不敢和我们作对了。赵村庄的地主伪保长，凭借着本村有深沟和敌人碉堡相连，而且靠近县城敌人据点，胆敢连续三年拒不向我军交公粮，我们派武工队在一个晚上突然将他抓来，关起来先饿了他两天，然后问他，“你现在最需要什么？”他说，“饿得慌，要吃饭。”我接着问他，“你还知道饿，八路军官兵要不要吃饭？八路军为民保国，抗击日本侵略者，你支持不支持？”他听着没有话可说，站在那里直发抖。我让他当下保证，补交所欠公粮，他老老实实写了保证书，签了字，划了押，补交了三年公粮，以后再也不敢拖欠了。
经过坚决的斗争和深入的工作，敌占区的伪政权很多逐渐变成为我掌握的“两面政权”。我们利用“两面政权“，进行公开合法的斗争，打破了敌占区的一统天下，凡是敌人在敌占区，通过伪政权进行的一切活动，我们都能很快掌握，并及时采取对付的办法。敌人在敌占区实行“良民证”制度，我们就能弄到“良民证”；敌占区实行值夜打更制度，武工队哪天夜里活动，“两面政权”就安排可靠的人去打更。有了“两面政权“，无论敌人玩什么花招，都阻挡不住我方人员来来往往，自由活动。许多在“两面政权”中工作的人员为了民族大义，忍辱负重，为抗战事业作出了贡献。

再往后，随着两面政权越来越多，日军在国际国内战场上逐步失败，八路军在敌后真的就和在自己家差不多了，碉堡也就成了摆设，无需去攻了。王平回忆：

那时候，第三军分区司令部经常驻在离炮楼只有几里地的村庄里，伪军不下炮楼，我军活动自如。一些年岁大的同志和伤病员都转移到敌占区隐蔽下来，这样倒比在根据地里反“扫荡”保险。敌占区的老百姓真是好，敌人一来，就掩护我方人员进地道；自己有点好吃的东西，都留给八路军。一九四三年以后，我在敌占区活动，只带着一个马夫和一个警卫员，住在村里也很安全。

要知道，王平已经是晋察冀的领导层成员，带个警卫员就大摇大摆在日占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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