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抗战中的有哪些投降倾向？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将蒋介石的处境放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细致考察。
抗战初期的战略考量与“空间换时间”
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装备、训练和组织上与日本侵略者存在巨大差距。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蒋介石深知正面战场难以持久，如果过早与日军决战，很可能导致中国军事力量的迅速瓦解。因此，他采取了“空间换时间”的战略。
战略撤退与保存实力： 在淞沪会战等初期战役失利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决定放弃上海、南京等沿海重要城市，将重心转移到内陆。这种撤退在当时被一些人视为“不战而退”，但蒋介石的本意是避免主力部队在不利条件下被消灭，而是希望通过战略转移，将战争拖入持久战，消耗日军的国力，同时争取国际援助。
经济与外交的运作： 蒋介石政府在战略后撤的同时，也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斡旋。例如，将沿海的工厂和人才迁往内地，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并努力争取英、美等国的支持。他深知，仅凭中国的军事力量很难战胜日本，国际力量的介入是取胜的关键。
与日本方面“接触”的考量
在漫长的抗战过程中，国民政府与日本方面并非完全没有接触，这其中也涉及到一些令人费解的“和平”或“调停”的尝试。
通过第三方进行的试探性接触： 在抗战初期，日本国内并非铁板一块，也有一些主张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争端的势力。蒋介石政府也曾通过一些中间人，如一些与日本保持联系的中国政界人士或外国人，与日方进行过一些试探性的接触。这些接触的目的往往是为了了解日方的真实意图，探寻是否存在政治解决的可能性，或者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为未来留一线机会，而非主动抛出橄榄枝。
利用“和平”传言以缓和局势或争取时间： 有时，国民政府也会默许或利用一些关于日方希望和平解决的传言，来达到缓和国内抗战情绪、争取时间进行准备，或者在国际舞台上塑造中国不放弃任何和平机会的形象。但这些往往是出于战略需要，一旦日方提出的条件不可接受，中国依然会坚定抗战。
汪精卫投降的影响与蒋介石的“反制”： 汪精卫作为国民政府的重要人物，最终投敌叛国，成立了南京伪国民政府。这一事件对蒋介石的抗战阵营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和困扰。蒋介石方面需要与汪精卫政权进行政治上的切割和斗争，也需要证明自己才是真正代表中国抗战的领导者。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与日方“接触”的传闻都可能被放大和误读。
所谓的“投降条件”的讨论
在抗战期间，关于“投降条件”的讨论，更多是蒋介石方面在极端困境下，对未来可能面临的谈判 scenario 的一种设想，而非一个已经确定的投降计划。
有限的让步空间？ 一些史料提到，在某些极度不利的时期，蒋介石方面可能考虑过在不损害中国主权的前提下，进行一些有限的领土或权益上的“谈判”或者说“妥协”，以换取日本撤兵或停止侵略。但这些通常是在最坏的打算下提出的，而且核心前提是“不丧失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对“和平”的理解偏差： 由于国民党和日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和互相猜疑，有时日方提出的“和平条件”往往带有欺骗性，旨在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蒋介石需要非常谨慎地辨别这些信息的真伪，并避免被其误导。
为何会产生“投降倾向”的解读？
1. 信息的不对称和宣传战： 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都进行了激烈的宣传战。共产党方面为了突出自身在抗战中的作用，有时会放大国民党在某些时期的失误或妥协，将其解读为“投降倾向”。
2. 历史进程中的战略调整： 蒋介石的战略是动态调整的，为了保存实力，他会采取一些看起来“消极”的措施。这些措施在不了解其深层战略意图的人看来，可能被误解为“投降”。
3. 对“曲线救国”的误读： 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为保存力量，蒋介石可能会采取一些“曲线救国”的策略，比如利用日本国内的矛盾，或者通过第三方进行一些非公开的接触。这些策略一旦被断章取义，很容易被解读为“投降”。
4. 事后诸葛亮式的评价： 历史的评价往往是事后进行的，站在今天回望抗战时期蒋介石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艰难抉择，很多决策都会显得“如果当时这样做就好了”。但是，在那个时期，信息不透明，国内外局势瞬息万变，很多决策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结论：
综合来看，将蒋介石在抗战中的行为简单地定性为“投降倾向”是片面和不准确的。他始终将“坚持抗战”作为国策，尽管在战略执行上采取了灵活甚至有时显得“消极”的手段，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的最终胜利。他所进行的某些“接触”或“试探”，更多是在极端压力下的一种策略性运用，是为了争取时间、保存实力、了解敌情，或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为民族的延续寻求一线生机，而不是主动寻求向日本侵略者投降。
将这些复杂的战略考量和在极端压力下的艰难抉择，简单地归结为“投降倾向”，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不尊重。我们应该以更全面、更细致的历史观去理解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
网友意见
不光老蒋，连美国苏联都有投降倾向你信么，苏日有互不侵犯条约，变相把中国卖了。美日有想签《美日和解协定》就是中国卖给你了，我还卖你武器原材料，你给我个面子别打东南亚。
但奈何鬼子那个二百五狮子大开口啊。人家买卖人，你直接抢算怎么回事。
早期蒋一直在卖，从济南惨案卖到何梅协定，甚至卖到1938年的陶德曼调停都想着赔款我照交华北我不要，给我个面子退兵行不，但人家不干啊，人家就想抢，哪怕费点劲呢。也是那年蒋才发现日本谈不了了，原先会说人话的犬养毅甚至有脑子的石原莞尔不是被这群傻子弄死了，就是被这帮二百五吓跑了。
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蒋介石在抗战中和日本人的谈判或交易，当然首先就必须说“陶德曼调停”。
陶德曼是德国驻中国大使，抗战爆发后，德国并不希望日本把力量耗费在中国，同时也担心战争影响德国在华利益，因此在抗战初期曾积极进行调停，陶德曼就是调停的中间人。
经过陶德曼穿针引线，日本先后提出了数次停战条件。
第一次停战条件，是1937年11月2日日本政府向陶德曼提出的，共七项：1、内蒙古自治。2、在华北建立一个沿满洲国国境线的非军事区。3、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由日本控制公共租界的巡捕队。4、停止抗日政策。5、共同反对共产主义。6、降低对日关税。7、尊重外国权益。
这七项条件虽然没有明确说要承认伪满，内蒙独立等，但其实质内容没有什么不同，但蒋介石在和其政府官员进行研究时，居然都认为这个条件“并不苛刻”，“并非亡国条件”，决定接受。于是蒋介石于12月5日会见陶德曼，表示中国将接受这个条件。
孰料此时日本即将攻克南京，其野心极度膨胀，表示那个条件我们日本已经作废了，要停战就接受新的条件，新的条件共四项基本条件，九项细目条件。其四个基本条件为：1、中国应放弃容共抗日政策，给日满的仿共政策以协助。2、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带，并在该地区各个地方设置特殊机构。3、在日、满、华三国之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4、中国向日本进行战争赔偿。
对于这个条件，蒋介石及其政府研究再三，终究未敢答应。1938年1月15日，在日本给定的最后答复时限，中国告诉陶德曼，说这个我们还得再研究研究，无法一下子给出答复。日本认为中国这是有意拖延，遂在第二天，即1月16日发布著名的第一次“近卫声明”，宣布日本将不再以蒋介石国民政府为谈判对象。
以上为陶德曼调停的经过。
另外再说一件轶事。
1938年7月6日，正是在武汉会战拉开序幕之时，时任航空委员会军令厅副厅长的张有谷突然接到蒋介石侍从室送来的一封密信，要求军令厅立刻派一架飞机将这封密信空投给当时到南京慰劳日本军的日本秩父宫亲王。张有谷感到很奇怪，于是打开信件看了一遍，信中内容共两项，其中一项是谴责日本军队对中国平民的屠杀。另一项内容就很值得玩味了，居然是表示如果日本能停止在关内的军事行动，中国可以考虑把东三省全部割让。
派去空投的飞行员名叫汤卜生，国民党空军学校第三期毕业生，此后不久即在衡阳空战中牺牲，驾驶的是一架美制霍克75式歼击机，是当时国民党空军仅有的一架最快速的飞机。
因为要飞往敌占区的南京，因此这事情完全无法掩盖，空军和防空部队中很多人知道，议论纷纷，最后由空军政治部门写了一篇汤卜生谒陵记，表示汤卜生非常怀念国父，情不能自已，于是擅自飞往南京中山陵谒陵。
此事见于张有谷回忆文章，刊登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以张有谷回忆来看，蒋介石在不小心失去投降机会后，还是很懊恼的，因此在1月份日本人表示不再和他进行谈判后，就在7月份主动去找日本人，表示“你听我说呀，我是愿意割让东三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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