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军事是次要的，是为政治服务的。

老蒋的招数不一定是错的。

老蒋在历史书上，在历史书被定义为买办政府，这点是没错的，这场战争在打之前就注定了，只不过到底是谁推翻，由谁来推翻罢了。

尚若农民阶级反对老蒋，这是由于本性决定的，倒也无所谓，我们看看当时的资产阶级

这是我发在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拿过来说明问题。

我考察了一下30年代的报纸，是这样的：

这是登载在1934年第45期《人民评论（北平1933）》上的一片社论，标题为《贸易入超与中国民族工业之前途》

原文如下：

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年年贸易入超的债务国，这每年大量的贸易逆差并不表示国民一般消费力之提高，反之，它是表示了民族工业之绝对的停滞和衰落。
我们知道，中国贸易入超之形成，其原因至少有下列数项：

第一，关税不能自主，无法增加保护税率（由1842年至1930年，完全受了帝国主义列强协定关税的宰制）1930年以后，虽然表面上已经改订关税，而在所谓的互惠税率的原则之下，仍然不能尽保护贸易之效能，而只是一种变相的关税协定。

第二，由民元至现在，国内军阀混战循环不息，苛捐杂税之剥削重重，使农村经济急剧的崩溃，而一般农民购买力之降低，既不能为民族工业打开销场，同时原料产品输出之锐减，尤足加强对外贸易之逆势。

第三，1929年以后，世界经济恐慌之深刻化和尖锐化，使各帝国主义列强，一方面无限提高关税壁垒，限制或禁止外货输入，实行管制汇兑与输入分配制，造成了国际贸易之绝大障碍，另一方面又对国外（尤其对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实行探并政策，其倾销过剩商品，有时不惜降低在生产成本之下，而以国内之独占价格弥补其损失，这又使得工业落后国的贸易，很少发展的余地。

第四，依据中日条约的规定，外人有自由在华设厂之特权，故英日等国转移其商品生产于中国内地，其资本之雄厚足以压倒我国的民族工业，1935年5月，我国虽然宣布实行新税则，但外人的投资设厂政策，大可避免关税而增大他们夺取市场的力量。
有了上述四种原因，故中国民族工业之生产品，在国内市场既不能畅销，在国际市场上，又必然会遭受竞争的惨败，换言之，即与年俱增的贸易入超，已不能不随新兴民族工业之停止与衰落而达到可惊的庞大数字。

这是发在我公众号上的一片文章，我拿来回答一下问题。你可以看到在论述中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民国时代的人不是呆子，1934年，七七事变还没开打，还处于在所谓的“黄金十年”，就已经成为这个样子。

如果再拿具体例子，可以拿1935年《纺织周刊》第五卷第七期为例

民国时代的荣氏家族是非常厉害的，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

这个事情就是荣氏家族的荣宗敬产业下的申新七厂被拍卖，起因是当时的荣宗敬开的申新新纱厂向英国汇丰银行贷款了300万元，然而最后周转不灵，最后被英国汇丰银行拍卖掉申新七厂用来抵债，这场子最后被日本人以最低的价格获得。

这是一个很短小的新闻呢，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因为即便是连荣氏家族都这样了，敢问，中国还有哪个企业能比荣氏家族更加强势呢？如果连荣氏家族都保不住自己的产业，敢问当年还有几个实业救国的企业家能够保住自己的产业？

按照当时的报道，荣氏家族在欠债仅仅300万的情况下，当时中国的银行竟然无一个帮忙，有钱的大富豪宁愿把钱存到外商银行，也不肯伸出援手，媒体三番四次呼吁一点用都没有。

最后决定申新七厂命运的人是谁知道不？是汪精卫。

在各团体急电政院申请其他办法的时候，汪精卫一通电报，导致工厂被拍卖。

就这种凝聚力，虽然蒋介石身为买办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好歹也是资产阶级，连自己的民族工业都保不住，失去了工农阶级，这个我不怪蒋介石，连资产阶级都保不住，你说这老蒋他不灭亡谁灭亡？

前段时间我说张五常的事，好多人还不服气，张五常说把对英国关税降到零，汇率自由浮动，低关税时代中国又不是没搞过，民国时候不是吗？你看这最后成什么德行了，巧合的是，张五常出生于1935年，申新七厂也是在1935年被汇丰拍卖

不是说零关税不能搞，而是说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我们得到的东西能不能和这个零关税互补，这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张五常所说的

“该国历来近于零关税，中、英互相零关税，英国当然会开心得笑出声来，何况他们目前遇到的脱欧困境，中、英实行零关税会解决这困境的所有问题。这是雪中送炭了。不止此也，要是北京对欧洲的先进之邦说大家一起零关税，同时也要求他们抽英国零关税，他们一定会接受”

英国开心不开心和我什么关系？中国人疯了去当欧盟和英国的协调人？张五常自己不去查查当年美国发展时期的关税有多高？

你要问我反对不反对零关税，我得说，这得看要对谁，对印度，好啊，大家一起其零关税啊，自由市场好啊。

你问问印度会不会同意。

全文我给你们登出来，你们自己看看

作为一个对蒋介石还算有点兴趣的人，看到一个被「专业认可」的高票答案把蒋介石决策问题扔给基督教的说法，还挺震惊的……

如果那个文章逻辑是真的，「蒋介石是信基督的」，那按照那个答案的逻辑，看蒋一生的话，他不但「信」基督、还信佛教道教、还讲风水阴阳、列祖列宗，如有需要，龙王圣母也可以拜一拜。

比如《蒋氏家族全传》里是这么写的

蒋介石虽然声称信奉“三民主义，又皈依基督教，成了一个忠实的信徒，但他骨子里却依然未脱传统中华文化中封建迷信的巢臼，对“神明护佑”一说是笃信不疑的。他迷信神门“仙道”，迷信阴阳风水之学，也热衷于抽签算命测字看相之术。因此，每次罹险脱身之后，蒋介石都要默默静坐，祷告列祖列宗、各路神仙，感谢他们暗中保护，使自己有惊无险。

再比如他亲信张明镐在《蒋介石在溪口》一文中的回忆：

蒋介石老宅内设有“祖堂”，并出资重修蒋家新祠堂，在祠堂两旁各建十间楼房，作为武岭学校教职员家属及本族近房的住宅，并自题“忠孝传家”四字悬于祠堂外门上。他不但喜欢结交和尚，而且相信神道，迷信阴阳风水。一九二八年，蒋偕宋美龄回籍时，到雪窦山上野餐。蒋到隐潭庙时，走进龙王神像大殿前，向龙王作揖行礼，口中还念念有词，似在默祷着什么。根据多年来的情况看，他每遇时局动荡，须以决策应付的时候，就回家住在坟庄或雪窦寺、妙高台。他绝非游山玩水，而是默祷祖上及神明保佑，或与亲信密谋定计，把这里视作“陇中决策”的场所。

再及儿子蒋经国的回忆《守父灵一月记》：

父亲得病于六十一年之秋，其后多在休养治疗之中，不论病情如何，父亲始终安宁静养，不烦不躁，有此修养，方得克服病痛。疾病初愈，即嘱儿在父亲胸前，代为挂上平时常戴之圣母像，吟读唐诗，有时，或于晚餐后朗诵大学、中庸。父亲一生为国，一无私念，一切为公，此皆余所当学习与实践者也。

注意，是圣母像，只挂圣母像这可是「天主教」而不是基督徒会干的事。

所以你看了这些你能告诉我蒋是真的「信仰」基督教么？

没有，他只是非常实用主义，哪个有用信哪个，而信基督是这些信仰中给他帮助最大的——宋家的联姻、美国的支持。

用解放战争中蒋先生昏招迭出，这个描述是不够准确的。

准确的描述是，自从412他背叛革命之后，一直在昏招迭出。

之所以他能够维持优势很多年，是因为买办财阀和帝国主义没有选择，能找到的代理人中，最不烂的是他。其他的旧军阀出身的更烂。

所以当他的主要对手变成新生的、先进的TG的时候，他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机会获胜。

“五年左右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结果打了六折。。。

评价一个领导者，没有必要那么复杂，也没有必要罗列数据案例。你看他在关键时候的决策、判断、价值观就行。

在抗战胜利之前的各种决策，就能看出他的这些状态。

琉球，白扔了。

掘开黄河。

命令张学良不抵抗。

谁跟TG拼命被干掉了，就拿掉谁的番号。

做的事情格局和眼光，也就是一般社会大哥，还是那种不太仗义很自私的社会大哥的水平。

大事，怂的不行，小事，精明算计的不行。

这种人成不了大气候，比烂的时候还好，真的遇到高手，100%仆该。

一个西门庆水平的人，面对的对手是刘邦、诸葛亮、司马懿、钟会、李靖、尉迟敬德这种团队。嗯。没有江浙买办和帝国主义的外挂，他一个回合都撑不住。

更新：

蔡英文公布的部分蒋介石手稿，评论里嚷嚷着地摊文洗地的别看，我怕你们脸疼：

为什么当李自成进北京的时候，除了崇祯皇帝自杀以外，其他官员看起来无所谓？？

甚至有人在李自成打到北京的时候，主动打开城门。

因为作为臣子给哪个皇帝干都一样。但是皇帝不能这么干。。。

解放战争中的很多国军将领都是军阀。他们在遇到解放军的时候，想的是保存实力。这样即使战败，只要手里有兵。投降TG，仍然可以封侯拜相。

但是常凯申不行。。他必须打。他投降TG，会沦为笑柄。甚至会上绞刑架。

因此上，他会逼下属将领硬A。不允许他们撤退。

谢邀。

在这里，本太师还是要为先总统 蒋公讲几句公道话。

首先要关注的一个基本前提，蒋介石虽然是国民党的最高统帅，但是，蒋介石部下已经逐步军阀化的将领们（胡宗南、汤恩伯、卫立煌等等甚至杜聿明）对蒋的命令的执行程度是很打折扣的，更不用说桂系、阎锡山、马家军、川军等地方军阀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基本情况是，虽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胜利后威望达到了顶峰，但是民众普遍厌战，经济民生一片凋敝，而国民党劫收沦陷区又大失人心。

八年的残酷战争，日本在沦陷区、国民政府在未沦陷区都在不顾民众死活地强征壮丁粮食，战争饥荒各种天灾人祸使中国人口损失几千万，财产损失也非常大，所谓黄金十年的惨淡经营付诸东流。法币100元在抗战前可以买两头牛，抗战胜利后只能买两个鸡蛋，人民普遍渴望和平，厌恶战争。

在劫收的过程中，先是用法币强制低价收兑中储券，令沦陷区民众财产损失惨重。很多昔日为人痛恨的各路汉奸以“地下军”、“先遣军”的名义换一身皮，再以接收敌产的名义大发胜利财；然后是中统军统的特务大捞特捞；最后是乘坐美国飞机军舰正式接收主权的官员和国军大捞特捞。各路“劫收”大员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大肆搜刮，国军军官一人一个女学生，以最快的速度让沦陷区民众对刮民党失望至极，“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三洋开泰（爱东洋、捧西洋、要现洋）”、“五子登科（房子、条子、票子、车子、婊子）”。国民政府劫收大员们彻底自我放飞地敛财，很快在沦陷区失尽人心，这对于基层官兵的战斗意志打击是致命的。

在劫收的同时，国民党的各级将领及其统帅的军队也在以光速腐败退化。党国精英们好不容易熬过了八年抗战，总算可以太太平平地享（贪）福（污）了，又被老头子撵上战场，心里非常的不乐意。普通的士兵在抗战中出于民族大义和日军残酷虐待俘虏而坚持战斗，但是对内战根本没兴趣，何况解放军优待俘虏，国军普通士兵在内战中根本没有任何主动精神。而美国人帮助蒋介石训练的新一军新六军回国后，也非常接地气恢复了过去的各种腐败行为。

国民党军队内部又在搞裁军整编，大批曾经抗战有功的杂牌军被裁撤，甚至干出了软禁龙云的黑社会举动，嫡系杂牌矛盾空前激化。被裁撤的军官们无处可去，最后搞出了中山陵哭陵事件。那些军官会被裁撤生计无着，基本上是因为不会拍马屁或者部队不够军阀化。这种逆向淘汰加速了国军的退化，因为要么把军队搞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要么和上峰搞好关系，只有这样自己才不会掉饭碗。没有被裁撤的杂牌军，很多都发动了起义，即使没有起义，周边的嫡系国军也要对其提防监视。

在战争中，崩溃的货币又让国军将领们把很多心思放在了贪污受贿和部队经商上面。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在淮海战役中就忙着打点自己的生意。

蒋介石的各种微操看上去是在瞎指挥，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些军阀化的部下们能消极怠工成什么样子天知道。而蒋高高在上，对于下面的糜烂情况，虽然有了解，但是没有切身体会，能做的只有开动员会喊口号，喊到嗓门哑掉也没人往心里去。毕竟国民政府是四大家族和少数黄埔系得意门生的，和普通士兵以及低级军官甚至杂牌高级将领毫无关系。

即使到了三大战役中，蒋介石的很多微操，其实非常有眼光，但是前提是国军能够发挥出比较正常的水平，可是国军主动性极差，没有一个行动能够贯彻指挥精神。而且由于之前的豫东战役，国军的脊梁骨已经被打断，不敢轻易野战，济南战役以后，国军连防守大城市的信心也直线下降。

辽沈战役：

蒋介石很早就提醒过锦州的范汉杰提防林彪南下，但是范汉杰不以为然，后来又提出东北国军撤往锦州一带，与傅作义互为犄角，可攻可守，但是卫立煌拒绝挪窝，长春的郑洞国和曾泽生早就势同水火更不可能携手撤退。林彪南下锦州以后，蒋介石命令部队东西对进，两路夹击林彪主力，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应对方案，林彪也对三面受敌非常担心。但是，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9月24日锦州范汉杰求援，一通开会扯皮以后，10月8日廖耀湘兵团才开始集结出动，10月10日东进兵团才开始攻打塔山，而林彪10月14日就对锦州发起总攻了，31个小时战斗之后，锦州解放。

蒋介石的微操其实并无太多差错，甚至可以说，没有蒋介石越级微操，卫立煌和傅作义是绝对忍心眼睁睁看着范汉杰十万大军（滇军为主）全军覆没的。另外锦州范汉杰的防守也确实不敢恭维，总攻以后只守了一天多就完蛋。虽然有蒋介石的严令，但是塔山的东进兵团在独立95师进攻受挫以后开始摸鱼，西进的廖耀湘不是急着往西南去救锦州，而是借口切断林彪后勤往北摸鱼摸到了彰武，再假装救援锦州南下到达黑山以北的新立屯时，锦州已经解放。蒋介石接下来命令东西两路大军继续对进攻打锦州，理论上如果两路大军如果卖力作战，林彪也是头疼的，但是东进兵团继续摸鱼，廖耀湘假装攻打黑山其实准备经台安向营口撤退，在撤退途中犯了很多低级错误，十万大军稀里糊涂全军覆没。

淮海战役：

蒋介石先提出国军应当准备南撤到淮河一线，放弃徐州，这个计划是正确的，因为徐州南面就有解放军华野11纵活动，刘邓中野也随时可能截断津浦铁路，但是直到1948年11月6日粟裕发动进攻，国军仍然在扯皮。蒋介石毕竟日理万机，一个没留神，刘峙就被粟裕打得把李弥、孙元良两个兵团全部龟缩回徐州，留下黄百韬兵团被粟裕包围，黄百韬尽了全力死守，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依托河流村庄和工事在粟裕主力猛攻之下守了12天。即使蒋介石严令救援，邱清泉李弥兵团面对华野在平原上同样无险可守的阻击阵地毫无办法，就差20里路，眼睁睁看着黄百韬全军覆没。

蒋介石下令黄维兵团东进加入战场，其实也并无大错，至少能够牵制住中野。即使有地下党策动的成建制战场起义，光靠中野的实力也根本吃不下黄维兵团，没有这支强军加入战场，战局会更加难看。黄百韬败亡后，蒋介石再度微操，下令徐州的邱李孙三个兵团南下解黄维兵团之围，账面上徐州30万大军南下，南线刘汝明李延年兵团有十几万大军，南北对进救援战斗力强劲的黄维兵团（在无险可守的平原村落被中野华野围攻，硬是坚守了20天），理论上是一个很可行的方案。可现实很骨感，蒋介石觉得徐州有包括第5军、74军（重建）在内的30万精锐部队，可以大有作为，但杜聿明对30万大军的士气和战斗力很有那个啥数，擅自改变计划不救黄维而是向西突围。由于大军队伍中混杂了大量随军亲属和平民（消息走漏），道路被堵塞行动迟缓，队伍乱成一团。被蒋介石精准微操空投手令之后改变方向，在陈官庄被粟裕主力追上包围。孙元良自己擅自突围成功化装逃跑但是部队被消灭，南线刘李兵团就是坚持摸鱼，至此局面彻底无法挽回，杜聿明集团全军覆没只是时间问题。即使没有蒋介石微操，杜聿明集团也不可能从围攻黄维的解放军翼侧绕行通过，在解放军地方武装和民兵的冷枪地雷迎接下，行军几百公里突围，只可能和廖耀湘一样在混乱中被稀里糊涂地歼灭。

平津战役：

辽沈战役以后，华北傅作义集团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林彪想休整多久。蒋介石要求傅作义南下，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决定，即使没有足够的船只运送60万大军，但是哪怕运出个二三十万人也足够让粟裕头疼了。但是，傅作义集团从上到下都不愿意离开地盘南下（军阀是不愿意离开老巢的，不可能像共产党的军队指哪里去哪里）。等到林彪大军入关，先遣兵团攻克密云暴露行踪的时候，已经是12月5日了，接下来没等傅作义回过神来，不到半个月时间，东野大军就会同华北军区部队对傅作义集团完成了分割包围，局势再无悬念，最后国军唯一能做的只有把塘沽的几万守军撤下来。

总之，蒋介石微操虽然非常被人吐槽，但是如果没有蒋介石的微操，国军绝对会像低难度游戏里面的NPC一样，在地图上的各个位置呆呆的不动或者徘徊，等着被各个击破，绝不会看在党国的份上拉一把的。

这个说法其实不是很客观。

虽然我是个民黑，但还是要实事求是。

我们现在觉得老蒋昏招迭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倒看历史的视角造成。

因为最后结果打得实在很惨，所以显得老蒋乃至国防部，每个当初的决策都蠢得惊人，似乎改变决策方向就能挽救果党。

我觉得，与其把锅甩给老蒋的渣决策，更致命的因素，其实是国军糟烂的协同、扎心的执行效率。

举个例子，就像辽沈战役一样，几乎国共双方都预料到，乃至1948年夏末连《大公报》的记者都猜出来，1948年秋季在辽西地区国共两军必有大战。

蒋介石在当时条件下，重点建设锦州—葫芦岛防御体系，就是正确的决策。

老蒋提出的东西对进会师锦州，也没有大毛病啊。事实上，林彪对此也是无比纠结，几次下不了决心这桌宴席怎么吃的问题。

甚至淮海战役，随便哪套方案如果能执行到底，无论是国防部的徐州集中说，还是杜聿明的掰钳子说，其实都不会惨成最后那样。

老蒋的一变再变，是根源于国军糟糕的协同力和执行力，计划出手就变形，出手就无比被动。而且兵团越大越多，问题越明显。

老蒋让顾祝同去徐州传达徐蚌会战方案，刘峙出手一安排，几个兵团乱作一团，老蒋吓得赶紧调来杜聿明救急。

那除了老蒋，别人就更高明吗？

1948年8月国军召开的军事检讨会议上，白崇禧提出整军六策：

1. 废除绥靖区、以各省为界，实施总体战；

2. 重视战略”面“的拉锯，放弃对战略”点“、战略”线“孤立的争夺；

3. 在南京、武汉、北京、西安、沈阳五个战略要冲的空军基地，各集中十个能战的师，随时空运进行战略决战。

4. 增编十个骑兵师，提高国军的机动力。

5. 提高官兵待遇，至少维持最低限度生活。

6. 统帅部应尊重各级指挥系统，上级不能越级指挥，下级不能越级报告。

白崇禧的观点，就能改变局面么？虽然建议的针对性很强，但我还是不看好。

因为他指出的只是表象，所谓的机动力不足、待遇不好，点线置换思路等等等等，都只是表象。

国军的失败，不是一个郭汝瑰和侯镜如就能决定的，也不是一个杜聿明就能挽救的。

周恩来曾于1936年7月9日在陕北白家坪的窑里，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谈中，评价过蒋介石：“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一个拙劣的外行，作为一个战略家，也许好一些。作为战术家，蒋介石采用了拿破仑的方法，拿破仑的战术需要极大地鼓励士兵的高昂的士气和战斗精神，领先必胜的意志，而蒋介石在这方面老犯错误，他过于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带领敢死队的英雄，他带一个团或一个师，也总是搞得一团糟。他老是集中部队，企图通过猛攻夺取阵地。1927年武汉战役，在其他部队失败后，蒋介石率领一个师攻城，投入了全部的力量进入防御工事，结果全师覆没。在南昌，蒋介石又重蹈覆辙，他不等增援部队到达，就用他的第一师向这个被孙传芳占据的城市发起突击，孙传芳后撤，让蒋介石进入部分阵地，然后反击，把蒋介石带入城墙和一条河之间的起伏地带，最后使蒋军（国民革命军）大败。不过蒋介石在战略上要比战术上强一些，他的政治嗅觉要比军事嗅觉强，这就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他常能相当老练地全面策划一次战役。”(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

这是个好话题，蒋介石在解放战争期间大致是55-60岁，按说是政治家的黄金岁月，但普通男人的健康是在这一时期结结实实地下降了，精力眼力脑力都大不如前了，尤其是决心意志毅力衰退很多。

他的对手及一干核心人物大致在50左右，其实这才是男人真正的黄金时期，你问他们的大妈老婆或者小姑娘小三儿，她们都会羞怯地一低头说，“不知道”，手指却绕着绢头不撒手。

蒋不仅仅是解放战争中昏招跌出。他在治国方面也是昏招迭出。可以说，蒋是一个没有能力持续性地给出“不昏”的招的领袖。我认为这和他自身的思维方式缺陷有很大问题。

蒋的思维问题其实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问题：经过从小的封建书籍荼毒，那一代中国人严重缺乏逻辑思维能力。这体现在归纳和演绎两种具体的逻辑方式上。

看了一些关于蒋的史料，会发现他的思维方式非常具象化，缺乏抽象归纳能力。什么是具象化呢？请对比以下两个风格的指令：

指令一、建议五大常任理事国按照人口数量从高到低排名顺序投票；

指令二、建议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按照顺序投票。中国排在最前面，因为中国人口最多，美国人口第二多，因此排第二。俄罗斯、英国、法国以此类推。

第二种相比第一种，缺乏抽象归纳，却更为具体。蒋公就特别爱给这样的指令。缺乏抽象归纳能力，导致蒋缺乏对治国、打仗指令上抓不住重点，容易去关心一些细枝末节又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关心远征军的西瓜怎么分，关心老百姓不像日本人那样用冷水洗脸是意志力缺乏的体现（新生活运动）

缺乏归纳能力，严重限制了蒋公的进化能力。蒋的确是读了很多书，然而在缺乏归纳能力的情况下，他很难提炼出书中反映出的主要观点，导致书中的有益观点和思维无法被其吸收并应用在治国打仗上。其实军迷们乐道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以及黑格尔的著作，蒋公都读过，这与其现实的骚操作反差极大。蒋公读经典，犹如喂猪喝拉菲，转化率奇低，令人扼腕。

逻辑的另一部分是演绎。蒋更加不擅长。这一方面使得蒋其缺乏深度有逻辑的思考，很难对未来做出合理推演。一个国家最需要抓什么，一支军队最需要抓什么，他十分模糊不清。另一方面，这会导致蒋在应用自己本来就已经很匮乏的知识和思维储备时，难以做到从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原理活学活用。最终结果就是蒋容易生搬硬套。

蒋真正“来电”的，是那些儒家圣贤典籍、传记。因为这些典籍，往往通篇没有逻辑，给出的都是具象化的指引，解答的都是两类问题：

1. 怎样的人是牛逼的人；
2. 牛逼的人是怎么做的

蒋对这类具象化的讲述非常着迷，手不释卷，身体力行；他写日记戒色、靠地图雪耻，在一些没有结果的方面徒劳地投入资源屡败屡战。这些行为无不体现着儒家士大夫们的影子。蒋公也陶醉于拉周围人一起加入他的修行，题字“艰苦卓绝”之类的书法作品，抒发自己那披着悲情色彩的中兴圣贤的情结。蒋公深陷于这样的自我感动、自我人设中，在自己的世界中扮演着岳武穆、辛稼轩和曾国藩。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蒋的思维缺陷，最终体现在了国民党治国打仗的无能上。最终被更厉害的一群人赶到小岛上。

有人说，你胡说，蒋公要是这么差，为啥能够在军阀混战中崛起呢？我倒是认为，蒋对比中共一方当然是比较龊的，但是比起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军政头领而言真的不差。中国古典社会一直严重缺乏逻辑学（可以看看《过秦论》这种文章。一个国家最精英的官僚，将王朝兴衰这么严肃重大的事情，归结于施不施“仁义”这样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上，尽管文学价值高，但是实用价值为零），一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甚至一直到建国后建立起现代教育体系，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是没有太多逻辑思维的。对于军队而言，由于轻贱武人的社会传统，军人们文化水平普遍不高，都是大老粗。蒋凭借年轻时的革命血性、孙中山先生的品牌背书，其先天的聪明才智（缺乏逻辑并不意味着不聪明。蒋在政治投机、争权夺利上能力确实高，这是天赋），结合好运气，成为了一个国家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对蒋，我们应该客观承认他能力上的不足，但也应该理解其不足或多或少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的产物。

其实在派系众多企业呆过的都能“理解”蒋介石。

一个良性的组织前后台沟通应该是畅通的，前台队伍之间应该是协同的，执行决策应该是坚定的。如果这些都一团糟的话，即便后台老大决策英明也没什么用。

好的组织里，前台将军应该有三种人。第一种亲信，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但发表后不管是否采纳都会坚决贯彻决策；第二种是闷头干，后台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没啥主见但是很乖；第三种是刺头，命令下来要骂娘，骂完娘还会按照部署打，打完了继续骂娘，输了骂别人赢了骂自己。惯例，三种人之间一定有不和，但是都愿意执行决策，所以不会影响执行力。因为结果会真实反映决策效果，后台也可以有效复盘自我完善，最终大方向一定是越打越好。

共军就是这样的组织。

坏的组织里，前台将军也是三种人。第一种亲信，这个是一样的，起码初期是一样，敢说愿做；第二种是混子，死道友不死贫道，出于本方或本派系利益选择性执行；第三种是旁系，看上去也是忠臣良将，有的时候谋略甚至高于后台。但他们嘴上不讲脚上讲，出于本方对局势的判断选择性执行，而且不和后台沟通。表面上似乎是能将，局部也能做得更好，但对组织运行的效果依然是负面的。这三种人又互不信任，各怀鬼胎。那就不仅是前方混乱打不好的问题，后方也无法复盘。一仗打败了，或许老蒋决策是错的，但是前台执行决策也是打了折扣甚至南辕北辙的，那么到底输在哪里其实也搞不清楚。战后就谈不上复盘了，互相甩锅。老蒋觉得将军们要是听他的就不会输，将军们尤其是第三种觉得幸亏没听老蒋的才没有输的更惨。重点不在于责任在谁，而是这种组织状态下后台即便有心自我改革也无从下手。结果就是打得糊涂，输的糊涂，战后甩锅更糊涂，下次打接着糊涂。本来就互不信任的前后台沟通反而在一次次失败中隔阂加深，后台越发疑神疑鬼前台嫡系将领也开始只做不说。以至于蒋甚至试图越过将军微操前线来保证前台执行力，且不说蒋并不擅长，千里控班排本来就是玄幻。最终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沼：不折腾往下陷，折腾倒陷得更快。

国军就是这样的组织。

当然，国民党军政系统乱成这个样子蒋介石依然是第一责任人，不过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

金冲及《决战：三大战役》，以下为读书笔记，供参考。

先说毛泽东
毛泽东本来不是军人，为什么会成长为一个出色的军事统帅？他的办法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首先要投身到战争实践中去，其次要在战争实践中用心去思考，不断总结实践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用来校正自己的认识和行动，并且把战争中遇到的重要问题提到较高的原则上去思索和解决，这就是研究战略问题。
实事求是，确实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在战争中，他总是力求熟识敌我双方的情况，使作战的部署和指挥尽量适合当时当地的局势，使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做那些实际上可能做到的事情，而不是只凭主观愿望去瞎指挥，更不是只说一大堆空话。
内战开始两年以后，国民党军有生力量被大量消灭，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巨大变化。国民党当局正在考虑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的问题，但仍举棋不定。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兵力还没有超过对方的条件下，综合各方面因素的考虑，下决心发动战略决战，需要有大智大勇。蒋介石却没有料到、因而在事先也没有作出应对准备、结果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重要原因。
抓住决战时机后，确定决战方向十分重要。既要全局在胸，又要正确地选择从何着手，接着如何一步一步发展，直至达到预期的目标。这对军事统帅的指挥能力是一个重要考验。毛泽东历来强调：“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怎样打好“第一个战斗”？毛泽东归纳了三条原则：
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
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
第三，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危险。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
像下棋一样，下好每一步重要的棋，都必须具有战略眼光，充分考虑这步棋会引起全局发生怎样的变化，趁势扩大战果，夺取全局的胜利。毛泽东指出：“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指挥下，三大战役不是分散的、孤立的、各自进行的三个战役，而是有着统盘筹划，一环紧扣一环，相互照应，一气贯注的完整部署。
在军事领域内，毛泽东十分重视第一线的将领们的意见，常同他们反复商议，认真听取并考虑他们的判断和建议。
以淮海战役为例：它的发动，起于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粟裕在济南战役快结束时向中央军委“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第二天，毛泽东立即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当华东野战军正准备分割包围黄百韬兵团时，留在大别山地区的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致电中央军委提出：“蒋军重兵守徐州，其补给线只一津浦路，怕我截断…只要不是重大不利之变化，陈、邓主力似应力求截断徐、蚌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亦即从我军会战重点之西南面斩断敌人中枢方法，收效极大。”第三天，毛泽东就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邓（陈毅、邓小平）并告粟陈张（指粟裕、陈士榘、张震）电，提出在宿蚌地区作战的两个方案，“何者为宜，望酌复”。粟陈张报告，“如中原军歼灭刘汝明部作战已经完成，则建议以主力直出津浦路徐蚌段…截断徐敌退路，使李、邱兵团不能南撤。”其后，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连续起草两个电报，前一个电报，要求“陈邓直接指挥各部，包括一、三、四、九纵队应直取宿县，截断宿蚌路”。后一个电报更明确地指出：“齐辰电（指粟张十一月八日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淮海战役的全盘战略设想，就是在中共中央军委同前线各将领根据实际情况经过反复磋商后确定的。
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李达评论道：“军委、毛主席善于采纳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及时修改计划，适应已经变化的情况，并再次重申给予总前委刘陈邓‘临机处置’之权，这是淮海战役所以能顺利发展并取得全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军情本来是异常紧迫的。但在决策酝酿阶段或情况许可时，毛泽东总是同前方将领反复磋商，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作出决断。在决策已定而情况紧急时，又要求前方将领一切由他们“临机处置，不要请示”。这在蒋介石的作战指挥中是没有的。
中国共产党提倡：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三大战略决战过程中，解放军最高统帅部和前方将领间在这方面确实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
再说蒋介石
蒋介石是一个军人，先后在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在大陆期间，他任职最久的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很多人往往用“委员长”这个称呼来代表他。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但从他一生来看，长于政治权术，军事指挥能力却未见高明。
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7月的一次采访中，曾同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共事、对蒋十分了解的周恩来：“你对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看法如何？”周恩来回答：“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许好一点。他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这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细看国民党各派的内战中，蒋介石先后打败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阎锡山、十九路军、陈济棠等，主要依靠的是政治分化和金钱收买，而没有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能力。
衡量一个军事统帅是不是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和驾驭复杂多变局势的能力，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第一，他能不能对全局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掌握，清醒地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且预见到下一步可能的发展；第二，他能不能针对面前的实际情况制定明确而有效的决策，除非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决不轻易动摇或改变，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忙于应付，也不会因某些次要情况的变动就轻易地一再改变决心。从三大战略决战的实践检验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目光短浅，反复多变，被动应付，顾此失彼，而且始终自以为是，出了错只怪部下无能或没有执行他的指示。这些都是军事统帅的大忌，他在平时都有表现，而在辽沈、淮海、平津这些决定命运的战略决战中暴露得格外突出。
能对蒋介石的作战指挥有近距离观察的杜聿明，在回忆淮海战役中黄维兵团被歼的经过时更具体地说：“先是蒋介石对解放军估计过低，将自己估计过高，幻想不增加兵力，南北夹攻打通津浦路徐蚌段；继而见解放军声势浩大，战力坚强，阵地森严，非国民党军可破，于是决心放弃徐州，以仅有的残部保卫南京。等到徐州部队出来后，蒋又被解放军的战略运动迷惑（误认为解放军撤退），再改变决心，令从徐州退却中之国民党军回师向解放军攻击，协同李延年兵团解黄维之围。黄维兵团就是这样地套在解放军既设的口袋内，被重重包围，战力日益消耗，包围圈逐渐缩小。直到悲剧已成事实，蒋介石才发现从徐、蚌出来的国民党军都没有击退解放军的希望，于是决心要黄维在空军和毒气掩护下白天突围，黄维则认为白天无法突围双方争执到十五日晚，黄维见情势危急，于是夜间突围。黄维一经突围，在解放军的天罗地网下土崩瓦解，除胡琏个人乘战车只身脱逃外，全部被歼。事后蒋介石给我的信中，怪黄维不听他的命令在空军毒气掩护下突围，而擅令夜间突围，是自取灭亡。”
时任南京政府副总统的李宗仁在海外口述的回忆录中说：“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这个评论是很中肯的。
他又说：“凡是中央系统的将领都知道蒋先生这项毛病。他们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将领如果是这样的庸才，当然不能打胜仗，而蒋先生偏偏喜欢这样的人。”
国民党军方在台湾出版的《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一书，在“统帅节度”中也作了多处检讨：“过份干预下级，使下级无从发挥其自身指挥能力。长此以往，易于使下级逐渐失去自主及应变能力。各地区战略构想及指挥，由统帅部决定，不易切合战场状况变化。故易陷于被动，尤其重要会战或决战指导，战机呈显之时间短暂，如等待上级决定后再采行动时易失战机。战场陷于危机时，若等待上级之决定，亦难以及时挽救。统帅部所决定之各地区作战构想及指导，系基于上层人员之判断而产生者，与战场实际情况，难免有所隔阂，在研议过程中，亦不征询下级意见，又不重视战场指挥官之意见具申，故所决定之各案，往往与作战部队之实况及能力不相吻合，致战略难以取得战术之充分支持。”
郝柏村在解读蒋介石日记时写道：“剿共作战一直是蒋公亲自决策，两任参谋总长陈诚与顾祝同，只是执行蒋公的政策而已。”蒋介石最信任的陈诚对此也有抱怨。郝柏村写道：“蒋公与参谋总长陈诚间之歧见，在本日日记中表露。我以客观立场评析，主因当为蒋公对进剿作战计划批示过多，干预过细，将领不能不服从，陈诚亦然。当战事受挫，参谋总长责无旁贷，难免对蒋公抱怨，这是陈诚的个性。”可见，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战略指导的拙劣，其主要责任只能归之于蒋介石。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对蒋介石的军事指挥才能是一次严格的检验。他的作战指导实在缺乏章法，并且严重地脱离实际，先是对战场局势缺乏客观而全面的分析和了解，更谈不上对它的发展趋势有足够的预见，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明确而坚定的作战预案；临事张皇失措，被动应付，而又主观武断，甚至在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中后期依然盲目地想同解放军在不利条件下“决战”；继而决心动摇，终致束手无策，多次慨叹“此事殊出意外”，只能“默祷恳求上帝默佑”。他在1949年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对共匪不能有所期待，而以阻止其渡江为惟一要务。”他已提不出其他办法，但他的主要军事力量既已失去，被他视为“惟一要务”的“阻止其渡江”又怎么做得到呢？
蒋介石作战指导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很多，而最重要的一条便是主观同客观相脱离：不全盘而细心地研究实际情况，不认真听取第一线将领的意见，一味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和主观意志办事。由于对战场的具体情况和可能发生的变化心中无数，往往说许多空话，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切实办法。平时忙于一大堆枝节问题，一旦遇到出乎意料的情况时又只是被动应付，或者轻率地一再改变主意，使第一线将领无所适从或虽有不同意见也不敢提出。这样怎么能不失败呢？
回顾毛泽东在三大战略决战中对全局的作战指导，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实事求是。实实在在地在分析战场的实际情况，既要知己，又要知彼，既要看到有利因素，也要看到不利因素，既要看清局部，又要放眼全局，既要看到这一步，也要看到下一步或下几步，经过反复衡量利弊得失后作出判断，紧紧抓住作战时机和能够用来打开新局面的主要环节，确定行动决心。这种决心绝不轻易改变和动摇，但如果情况发生原来没有预料到的新的变化，或者听到来自第一线将领提出的确实符合实际情况的建议，又不固执原有看法，能够及时作出必要的调整。总之一句话，就是努力使主观适应并符合客观实际。这是蒋介石最缺乏的。

蒋公昏招迭出不是主要的问题，蒋公事无巨细非得哔哔才是问题。

蒋公的手令对与错不是主要问题，蒋公一个月能发一箱子手令从吃喝拉撒睡到洗厕所一天几次事无巨细什么都发才是问题。

食少事繁也不是问题，然而除了说之后具体的赏罚乱用，该受罚的从来没罚过，把自己最高领导者的权威彻底变成了玩闹，这才是问题。

包括@菜鸟阿伊古 在内的诸位答主都说明了国军的执行能力太差导致所有的正确决策走样。

是的，这个问题是国军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在于蒋公这个手令发的对还是不对。

而在于，只要蒋公手令出来，从签发的，带话的，到接收的，乃至于前线军师指挥官这些可以收到手令的人就马上会心领神会一个重大问题：老头子不信任咱头上这个战役指挥官。

因为不信任，所以只要有人推锅到他身上，老头子就会信。

因为不信任，所以不管输赢胜败，这位多多少少都会倒霉。

因为不信任，我们做出来什么都会被老头子迁怒到这位身上。

然后马上就可以开始各种精彩绝伦的表演，反正肯定有人会倒霉，我只要甩的漂亮我就没事。

何必把心思放在打赢打输上呢。

蒋公的手令一出山，就会导致国军自觉的以各师为单位以师长的私人算盘为导向进行各种奇怪的布朗运动……

这要是还打的赢就有鬼了。

谈谈蒋公的手令

蒋公发手令有多勤快？

据曾在侍从室工作过的秋宗鼎披露，仅其个人所见：

“从1936年1月起，到1948年4月止，这一段时间里，侍从室积累收藏蒋的‘手令’已达120多公文箱之多。如果把1936年以前的和没有收回来的蒋的‘手令’攒在一起，恐怕还不止这些了。”

算了算每个月平均一个公文箱发……

那么蒋公的手令都什么内容：

1939年3月2日，蒋发现重庆市大小汽车普遍超额设置座位，甚至在汽车之外“两傍附带立人”，于是下达手令，要去市政府想办法进行整顿。因市政府的方案不如人意，半个月后，3月18日，蒋再次下达手令，给出了自己拟订的三条办法：
“第一、（载重）分量应再减少现定者五分之一；第二、重要出入路口准备秤磅，如见有逾量之车，令其卸下过秤；第三、过秤后如有过分之重量，一面处罚，使其过分量之货，不能再搭原车，一面必须觅保取回其原货。如第二次再犯此规，即应充公。”
1940年2月27日，蒋曾指示，防空洞“附近必设厕所”。
5月30日，蒋在手令中为防空洞外便桶的清洗制定了具体办法，要求在“解除警报以后三点钟以内，必须清除洗净”，由市长和警察局长轮流巡查来保证执行。
7月24日，蒋又就防空洞内厕所的启用与关闭规则下达手令，“凡新式厕所，平时应闭锁，非警报时不开启，解除警报清扫后，应即锁闭，平时不开为要”，以保证防空期间能清洁使用。
1942年3月23日，蒋又在给市长贺国光的手令里，为市内公厕的清洗制定规则，要求清理工作必须“每日早晚两次”。
1946年国军改编期间，蒋公问：美粮罐头内所谓C口粮K口粮D口粮究竟如何，解释详报……

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怎么刷马桶一概不少……

曾任胡宗南第1军少将参谋长的于达回忆里面认为：

“革命军积下来一个很不良的习惯，使得革命军很吃亏，其原因可能是委员长因为用的都是（黄埔）学生，把他们从无知的少年训练长大，老是觉得这批毛头小子会出乱子而不放心。蒋先生一直到现在都还看他们是小孩子，什么事情都不能放心他们去做，而事事干预他们，而且干预得很厉害。”

所以实际上在蒋公这些黄埔学生的回忆里面，顶上那位不是什么天威莫测的皇帝老儿，而是管天管地管到拉屎放屁管到不胜其烦的老妈子……

你让他不高兴了，你的零花钱就完蛋了……

什么都要管，水平还不高，这么个领导正常人谁受得了。

解放战争中许多国军高级将领的回忆里面都能读出来一种对“老头子”实在是无语叹息的怨气。所以一大堆人满脑子都是能推则推能赖则赖。

杜聿明回忆录里面回忆辽沈战争，就有如下场景

“我觉得还是卫俊如在东北，我回徐州比较好，详细情况及意见已同罗参军说
过了。我想我还是赶回徐州去。”杜聿明小心翼翼地答道。
蒋介石不掌握毛泽东已经在酝酿淮海战役，所以很有把握地说：“徐州不要紧，
重要的还是东北。你去接卫俊如的事，指挥廖耀湘打锦州，一切都有办法。”
杜聿明说：“东北我军士气不振，各军残缺不全，要打也得经过补充整训，才
可以相机对敌攻击。”
蒋介石又问罗泽闿：“罗参军看怎么样？”
罗泽闿当然附和蒋介石的意旨，说：“总统看得对，我们空军优势，炮火优势，
可以同敌人决战。”
这时，杜聿明举战国时代秦王代楚故事讽刺罗泽闿说：“昔日秦王伐楚问李信
需要多少兵力，信说：”不过二十万人。‘又问王翦，翦说：“信以兵二十万攻楚
必败，以巨愚见非六十万不可。’秦王以王翦老而怯，不如李信壮而勇，遂用李信，
而罢王翦。罗参军既有这样的高见，认为目前可以与敌人决战，请校长任用罗参军
做卫先生的参谋长，既可不变更指挥机构，更可以收速战速决的效果。”
罗泽闿一听，大吃一惊，连称：“使不得，使不得。”
蒋介石瞪了一眼杜聿明，未置可否。
这时，杜聿明反问蒋介石：“校长看收复锦州有几成把握？”
“六成总有。”蒋介石虽这样说，但底气显得不足。
杜聿明感到老头真是老糊涂了，有六成把握就想同解放军决战！他意识到不能
不对蒋介石讲明胜败之道，遂引用孙子兵法说：“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
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现在我们算到六成，
只会失败，不会胜利。”
孙子兵法紧接着下面还有一句“而况于无算乎”，杜聿明怕触怒了蒋介石，没有敢说出口。

责任不愿意担负，话只说三分，因为本来局面就很紧张，而你做什么事情都有上面这位婆婆捣乱，有什么可做的？

激化派系矛盾却毫无处理

蒋公这手令发的比厕纸还多，有蒋公自己的理由：

“中国人才太少，委之事权，类不能达成任务。”
“所用之人，所有机关，几无一如意。”
“除妻之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份责，代用一份心”。
“对内对外，对老对少，对文对武，皆须以一身亲当。”
蒋曾对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如此说道：“你们副院长、各部部长，以为我不懂经济，其实我何尝懂外交。我的军事是苦干成的，今日外交的形势也是我们苦干的结果。如果你们懂经济，拿出办法来，否则就应听我的话，照我的意见做。”
蒋既如此说，下属为了不负失败责任，也往往乐得凡事无动于衷，一切静候蒋的指示，“党内无人”问题也就变得更加严重了。

而且蒋公也知道自己这事干的丢人

当然，蒋也知道自己连便桶清洗次数都做具体指示，实在有失体统。所以，他曾多次强调，不许下级部门使用手令原文来传达指示。
比如，1941年5月，蒋发觉后方食盐供应吃紧，于是向主管盐务的财政部发了一道手令，要求“后方各省食盐，对其购买应加限制，以后每人每月只准购买八两”。这条手令被财政部全文引用转发。蒋看到后十分生气，训斥了财政部，强调自己的手令“多系就主要方针而言”，财政部拿到之后“不应照录手令”，下发文件更不该注明“奉本委员长手令”如何如何，这种做法“实嫌有失体统！”

不过讲道理，您要是一个人把事情都做了要别人干啥的？斯大林要是因为布良斯克失败就把科涅夫枪毙了，自己动不动亲自去指挥西方面军，怕是送人头送的更为欢快了。

就由于蒋介石对所有人不信任，后果就是下面糊弄你也是明目张胆，所有的斗争都取决于拉帮结派。因为蒋公本质上不相信所有人，没有人能获得蒋公无保留的支持，谁能坚持下去全看谁的各种风灌的多……

国军的派系斗争就闹到了下属公然集体对抗上官命令，把蒋公的人事调动视于无物的级别。

淮海战役前十二兵团编制开始，由于黄维被委任为十二兵团司令，12兵团主力18军胡琏发挥土木系内斗拉帮结派的本能技能集体称病跑路。

在杨伯涛回忆录中是这样看的：

这几位说得好听，然而实际行为就是想走抬腿就走。事后也没什么惩罚。黄维也对于担任土木系的上司没什么想法愣被蒋公按在这个位置上不动。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蒋公这没有一条遵守的。天天把一堆矛盾高涨的炸弹往一起按。

在蒋公这里，哪怕忠于蒋公的，能得到的待遇就是，无论你如何胡作非为，只要有人为你说情，都不会被枪毙。

反过来无论你如何打算努力改善原本的情况，你也得不到蒋公无保留的支持。哪怕你是为他好。

前有黄维改善士兵粮食，被攻击去职。后有太子爷赣南新政干不下去。

蒋公这边忙着的是什么呢：记各级军官老母过寿或者身体情况，安排送礼收买人心

然后大部分军官工资暴跌中山陵哭陵，无改善。

鼓励小兵万千岳武穆，粮食送不到手上无改善，好不容易有几个想改善情况的不是被架空就是被调走。

各种鸡毛蒜皮的事情手令发一箱子，结果到最后，执行不力者没有处罚，办事得力之人也不见得有什么好下场。

最后只剩下所有人陪着他糊弄到滚到小岛上完事了呗

他也只剩下在日记里面骂旁人办事不得力，祷告耶和华了。

要办民主，他觉得所有人都不行。要办独裁，他所有精力分散在各种鸡毛蒜皮的事情上。恩威滥用权威丧尽。

哪怕是作为一个独裁者蒋公的权威令人畏惧在亲自指导如何放火杀人，而对于古代枭雄如何养鹰犬弄虎豹饥饱之策半点不会。没人敢做对他真正有益的事情纯属是他自己作出来的。

被我评价为8.5高分的影片《开国大典》，因为演过校长一个桥段，所以评价了这么高分。

校长睡不着，想学曹阿瞒“手提钢爷环寨私行”，但是他放不下那个架子，还是有汤恩伯和太子爷前呼后拥，深夜视察长江防线，结果在江宁要塞一线看到站岗的士兵睡着，他制止了汤恩伯的当场发作；来到防线司令部里，又看到黄埔七期少将、防线司令李襄南正在砌长城。

这名配角演得实在是精彩纷呈，尤其是那句台词“老头子把半个中国都输了，我这还叫输？”无巧不巧，刚好走进来的校长没听到这句，反而把“反正天下不久就要姓共”的哀叹之词听个满耳丰盈（编剧爸爸请收下我的膝盖）。

校长确实生气了，但没有说出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匹夫安敢欺我耶”，而是说了两句话：

“谁输了？”

然后坐在李襄南的位置上开始洗牌。

“我替你打。”

剧情的发展当然就是其他三名李襄南的部下战战兢兢陪着校长砌长城，李襄南本人则侍立一旁屁都不敢放一个。三名部下看上去度日如年，放炮唯恐不快，恨不能一炮三响让校长立刻高潮走人（这里几名配角老师演得未免流于形式，演成了当今企业以下媚上的那一套，军队里的确也有媚上，但不是这样的）。

最后校长也争气，自摸杠上花赢了个盘满钵满，然后把一帽子钞票、部下输掉的金戒指连同李襄南输掉的怀表，全部给了这位倒霉学生，才有了被我们念叨到今天的经典台词。

“打牌你不行，打仗我不行，长江天险能否守住，就靠诸位仁兄了，拜托了！”

这桥段编得极好，原因在于刻画了校长原来也有很人性化的一面，没有战前斩将，手段看上去的确高妙，可是回过头来，校长直到李教员铁了心不想“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原来军事上如此短视，未免为时太晚。

被迫修改：最后两段以及因为某些人在评论区不负责任的评论，导致我师长勃然大怒，勒令我修改。我万万没想到逐字逐句仔细斟酌过的内容依然因为一些不可预知的原因导致不可预知的结果。我此前是媒体工作者，结论不是我说的，我可以引用，但绝对不能占为己有；保护相关信源提供者的隐私，也是不可触犯的原则，加上尊师为大，我无话可说。这个答案我关闭评论，真的是让人不能容忍。

在这里我想引用原中共中央文献常务主任金老的另一篇文章，从国共双方最高战略指导方针的的来回答这个问题。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启发

原文:一场大规模战争谁胜谁负，同双方的战略指导方针是否正确直接相关。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同毛主席用来指导作战的战略方针根本不同。蒋介石以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力图先夺取重要城市，进而控制交通线，分割解放区，再进行“分区清剿”消灭解放军，变解放区为国民党统治区。而毛主席却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只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指导方针的产生，植根于双方代表的不同社会力量，几乎贯穿在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中，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结局。怎么打呢？蒋介石也有自己的一套想法，那就是从夺取重要城市和控制交通线下手。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五日，他向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全体学员作《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的报告时，对这个方针有一段详细的解说：

“大家要知道，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为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他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于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所以匪军不能占据都市，实在是他致命的弱点。”

“因此我们作战的纲领可以说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

他认为：解放军没有大城市作为根据地，就只能到处“流窜”，只能算是“流寇”；自己以城市为依托控制住交通线，解放军就无法流动，只能在分割状态下被国民党军“分区清剿”，最终归于消灭。他在同年二月十七日的另一次讲话中说：“现代战争和古代已大不相同。现代交通工具进步，兵员运动迅速，政府有飞机、火车、汽车和坦克，调动方便，流寇绝无隐蔽容身之地，怎么能存在？大家要知道：过去时代的流寇，只有两种本领：一种是负隅，凭借险阻，顽强抗拒；其次是流窜。……但现在的情形却完全不同了。交通如此发达，武器如此进步，无论什么险阻，经不起飞机的轰炸，无论流窜如何迅速，赶不上火车汽车，所以流寇是无法存在的。”

按照这个方针，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初期，倚仗自己的优势兵力，夺取了解放区许多重要城市，打通了一些交通线，控制了大片解放区土地，表面上确实占了一些便宜。

解放军先后撤出苏皖边区的首府江苏淮阴、山东根据地的首府临沂，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又主动撤出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的延安。这给解放军也带来不少困难：根据地缩小或被分割，使部队打运动战的回旋余地减少，如果不慎，还可能因孤立缺援而被各个击破；后方供应基地遭到破坏，部队的弹药和粮食的补给常会遇到困难；一些重要城市的放弃，也容易使士气和民众心理多少受到影响，解放区的干部和官兵大多是本地人，看到家乡受到蹂躏，难免会出现某些思想混乱以至埋怨情绪。解放军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这在一段时间内也增强了蒋介石骄横的气焰。在他看来，只要这样一一步一步地夺取解放区的重要城市和控制交通线，做到“局部的逐渐解决”，就能在不长时间内达到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目的。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不久，苏中地区是双方战斗十分激烈的地区。

国民党军在这个地区的军事指挥者、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回忆道：“在苏中的七次作战，粟裕称‘七战七捷’，消灭蒋军六个半旅。当时，我部上报损失，在五个旅左右，约有四万人。有不少官兵被俘后，加入了解放军的队伍，我们还损失了不少武器装备。但是，由于双方作战目的不一样，各自评价也不一样。我当时奉命作战目的主要在于收复地盘，以占领城市，驱走解放军，维护占领区的安全。所以，尽管损失了一些部队，但最终收复了盐城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保障了浦口至南京的铁路以及长江下游的交通，解除了解放军对南京政府的威胁。从这点上看，我部队达到了作战目的。由于我指挥的部队较多，损失一些，也算正常，南京政府从来没有怪罪我什么。


但是，蒋介石在一个根本点上完全估计错了：人民解放军不是“流寇”，并且从一九二九年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起一直坚持反对“流寇思想”。它并不以重要城市为根据地，并不把它看作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而是以广阔的农村为根据地，在这里扎下很深的根。它的指挥员和战士大多是来自经过土地改革后翻身农民的子弟兵，内部团结，士气高涨，能够不怕疲劳地连续作战，能够隐蔽地发动突然袭击，或者迅速地秘密转移，跳出国民党军队精心策划的包围圈。它得到当地农民的全力支持，能够严密封锁消息，能够就地取得必要的人力和食品支援。就是国民党军队一时占领的地盘，也无法实行有效的统治。这是蒋介石没有想到的，也是他所代表的旧社会势力无法做到的。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本来为数有限的用于野战的军队，随着占领解放区一些城市和交通线，不可避免地要以很多部分改任守备。占地愈多，兵力愈分散，背上的包袱愈重，加上在作战中不断被歼，它的野战兵力越打越少。而分散守备的兵力，正便于解放军选择弱点，各个击破，一步一步地消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

至于漫长的交通线更不可能处处强固设防，解放军随时可以从薄弱环节处突破他的防线自由出入。国民党军队又不习惯夜战，到晚间宿营时，解放军经常可以轻易地穿越那些封锁线。郝柏村写道：“共军轻装，夜间机动能力特别强，尤其在长期控制区内，共军虽退而地方政权仍在；国军在新占领区，无法建立有效持久之地方政权，故共军无论大部队或小部队，均有钻隙机动之能力。”

蒋介石那套“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的战略设想，讲起来仿佛头头是道，其实完全脱离实际，不仅最终全归落空，而且使而且使他那点本钱不断削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一步一步发生变化，种下国民党军队兵力越来越不足、捉襟见肘、无力应付的严重后果。这在以后将一一显示出来。

国民党方面编写的战史，谈到解放战争初期的华东地区作战，作了这样的检讨：“当时徐州绥署之战略观念（构想），系以扩大占领地域为目的（渐及于规复苏北、打通必要交通线），故平均使用兵力，同时向多方面发展。因此，既无歼灭匪军之意图，亦无捕歼匪军之方案及部署。此为在战略构想上最大之错误。”“先求控制地域，致兵力渐形分散孤立，予匪军实施运动战（机动作战）逐次击灭之好机，匪且趁势发展壮大，致使双方战力，匪长我消。” 撇开其中一些污蔑性用词不说，也且不讨论国民党军队有没有可能先来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有生力量，他们检讨中指出的战略性错误有很大部分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只是他们还没有勇气指出这种错误的战略观念不仅是徐州绥靖公署的，其实正是蒋介石的战略指导方针。
稍后，国民党军队向山东和陕北发动重点进攻时担负黄河中段防守的第四绥靖区司令长官刘汝明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是备多力分，处处守，处处薄弱。共匪是打仗的专集中打仗。比方三十五年（注：即一九四六年），我担的任务，就是确保开封、菏泽；固守通许、陈留、兰封、考城、东明、郓城、定陶、曹县、柳河、民权……；还要维护铁路交通。以我那些兵力，四处一分，就动弹不得，没有活动力量。这样匪是完全主动，我们完全被动。匪有选择作战时间、地点、目标的行动自由，我们就被动摆在那里挨打。因此匪在盘据区内，就用不着防守兵力。我分为十，匪合为一，像柳河、民权、曹县、兰封、郓城等处守备部队，均先先后后被匪袭击围攻，以大吃小。结果匪积小胜为大胜，渐渐庞大。我们累积顿挫就渐渐削弱。损伤消耗的兵员、武器、器材，也缺乏相对平衡补充。兵力日减，次要地方也无力兼顾。” 以后，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行动，正是从刘汝明部守备的这个“处处薄弱”的地区开始突破的。

郝柏村也感慨地写道：“蒋公虽以歼灭共军有生力量为思想，但其所关注者则是地的得失，故在日记中以攻占某城某地，且亦指示某城某地必须坚守。是以自剿共以来，无论关内关外，国军占领了很多重要城镇，但党政不能在地生根，必须国军保护，故占领城镇越多，包袱越大，部队不能机动集中，致被各个击灭。”

这里，使人联想起当年日本侵略军在华北“扫荡”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时采用的“囚笼政策”。他们依托一些城市和几条交通线，不断扩张占领区，增加据点，来封锁和隔绝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使抗日根据地日渐缩小，部队的回旋余地和给养供应遇到严重困难。刘伯承曾形象地譬喻这种“囚笼政策”说：“铁路好比柱子，公路好比链子，据点好比锁子。” 他们企图用这样的方法来逐步消灭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确实大大增加根据地的困难。彭德怀指出：“可是敌伪深入我根据地后，普遍筑碉堡，兵力分散，反而形成敌后的敌后。主要是交通线空虚，守备薄弱，这对我是一个有利的战机。”

一九四○年八月至第二年一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是从对分割晋察冀根据地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正太铁路发动“大破袭战役”开始的。日军的“囚笼政策”不仅没有奏效，反而使八路军将士在残酷的战斗中得到锻炼，变得更为坚强有力。日本侵略者束手无策，华北方面军编印的《对华北方面共产势力之观察》对八路军的作战这样评论，其上级干部多为经验丰富干练之士，其统率才能十分高超，尤其对分散于广阔地区的多数小部队巧妙的指挥运用，必须瞩目。”“共产军之机动游击战法极为巧妙而执拗，已逐渐成为我治安之最大障碍。”
摘录自《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战役的》作者金冲及，大家如果还想更深入的了解，可以看下金老写的这本书。

插播下蒋委员长在辽沈和淮海的两点失误

辽沈战役中与东北卫戍司令卫立煌意见相左，硬性指挥沈阳的廖耀湘兵团西进解锦州之围，结果导致东北国军最精锐的廖耀湘兵团12W人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其中包括去过缅甸战场的全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新六军。廖耀湘兵团的灭亡直接导致了沈阳的解放，东北国军几乎全军覆没。

淮海战役中蒋介石命令西撤中的杜聿明30万人南下解黄维兵团之围，结果导致杜聿明大军被包围，冰天雪地20多天后17万人被俘，黄维兵团亦被全歼，如果没有蒋的瞎指挥，估计还能跑出去几个兵团，淮海战役结束。

我们的委员长只配指挥一个营的步枪。

内战内行

外战外行

对于剿共最不在行。

这是委员长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评论的，扎心了，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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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点说，老蒋不算差。

老蒋有两个厉害的对手：

一个是全面工业化的日本。仅拼陆军，英军、美军、俄军都被日本打败过。整个东南亚几乎成了日本的后花园，越南、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朝鲜、韩国……一大片国家都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但实际上，日本并没有彻底战胜国军，国军退却到大西南，和日军僵持，打成了消耗战。时间一长，日军也耗不起，资源枯竭，才铤而走险去打东南亚，那里是美、英、荷的殖民地，才引起美英的制裁，对日本搞禁运。

因为美英禁运，日本甚至酝酿袭击美国本土，偷袭珍珠港，以独霸太平洋。偷袭珍珠港让美国损失惨重，美国被迫对日宣战，并在次年，凭借情报优势，以少胜多，在中途岛重创日本海军。

除了日本，老蒋的对手，就是教员领导的共军。工农共军最厉害的武器，其实是土改。因为土改，大量佃农自愿入伍，成为我军源源不断的兵力来源，而且革命意愿特别强。

这也是为什么东北野战军最初进去10万人，出来100多万人。老蒋的兵，越打越少；教员的兵，越打越多。因为其中还有很多国军，在我共的政策攻势下，临阵倒戈了。

这说明了一点，就是教员的革命路线和方法是非常正确的。教员最重要的策略，就是将受地主老财压迫的无地佃农作为革命主力，每到一个地方，就将地主老财的土地没收，分给无地少地的贫下中农，旧社会有地就有活路，没地可能会被饿死。共产党分地，就是天大的好处，就会拼命维护苏维埃，成为革命的中坚。

而老蒋，正是大地主、大财阀的代言人，自然是工农的革命敌人。

所以，教员的革命方法论，非常重要，他抓住了根本矛盾。而当时的中国，革命意志最坚定的就是贫农、佃农。因为他们不革命，就活不下去。而工人、小生意者、小资本家、军人等，还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革命意志就不是那么强，投机性更强。

不仅是用兵的阶级成分很重要，用将的阶级成分同样重要。共和国的主要将领，基本都是贫下中农出身。比如朱德、贺龙、彭德怀、林彪、粟裕……一线统兵的元帅、大将，以贫苦农民出身的占多数。

教员有多厉害？朝鲜战争已经证明了。他领导一个刚刚结束内乱的农业国家，在国门之外打败列强联军，这恐怕在世界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吧？

被教员打败，老蒋也不算丢人。

老蒋其实也是白手起家，靠黄埔军校的学生作为骨干，一手打造出中央军。老蒋其实都没有完全掌握果党，他只是右派，汪精卫、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元老都不听老蒋的，老蒋在国民党中的威望一般。国民党党主席是汪精卫。

老蒋凭借黄埔军校的学生作为核心，打造出60万中央军，并通过北伐、中原大战等战争打败了各路军阀，比如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并将他们收编，军事和政治两手抓，最终名义上统一了中国。

我个人觉得，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领路人，常凯申和教员都是中国革命的践行者。常凯申名义上统一了中国，教员则一扫六合，实际上统一了中国，并让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再回去拜读一下教员的《矛盾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能明白教员的思想在当时是多么先进的思想。就算放到现在，放在任何一个落后农业国干革命，都可以用。

老蒋败走台湾，只能说“既生瑜何生亮”。老蒋也算是一个厉害的角色，只不过遇到教员这个千年一遇的伟人，运气太不好了。

但是呢，不是战争彻底结束了，老蒋也没有彻底失败，退却到台湾后，也学着搞土改，稳定了台湾社会，搞工业建设，诞生了不少有竞争力的代工产业，比如给apple公司代工手机和平板的鸿海精密，给戴尔、HP代工的纬创、华硕等企业，给高通和苹果代工高端处理器的台积电，给耐克和阿迪达斯代工运动鞋的裕园，都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更是因为代工业的发达，台湾也产生了一批知名品牌，比如华硕、ACER、HTC等消费电子品牌。还有一些工业领域也有不错的东西，比如做机床的协易，占有率很高。

工业的发展，让台湾成为富裕社会，人均GDP远比大陆高，成为发达经济体。以2000万人的实力，保持70年抵挡大陆的军事压力，还能让台湾进入发达社会，从这个角度来讲，老蒋治下的台湾，不算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