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红方的角度，在918事件中，蒋介石和张学良谁应该是千古罪人？
因此，从“红方”视角来看，评判标准会集中在谁对国家民族的利益造成了更大的损害，谁在抵抗日本侵略的问题上负有更大的责任，以及谁的行为更符合或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红方”视角下的分析：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918事变”本身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行为，其罪魁祸首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将责任完全推给中国方面任何一方，都不能完全反映历史的复杂性。然而，如果必须从内部找寻“罪责”，并且是在“红方”的价值体系下进行审视，那么需要细致地分析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事件中的角色和影响。
1. 对张学良的评价（“红方”视角下的辩护与批评并存）：
批评:
不抵抗政策的直接执行者： 这是张学良最受诟病的一点。“918事变”爆发时，张学良是东北军的最高指挥官。他奉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尽管中国军队在东北拥有相对优势（兵力、装备等），却未能有效组织抵抗，使得日军迅速占领了整个东北。
军阀残余的影响： “红方”视角可能会强调，张学良作为东北王，其军队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带有旧式军阀的烙印，其动员能力和战斗意志可能受到“先顾自己”思潮的影响，即便有抵抗意愿，也可能因内部矛盾或对蒋介石的顾虑而未能充分发挥。
历史的沉重负担：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丧失大片领土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作为直接指挥官，张学良未能阻止这一悲剧的发生，其“不抵抗”的命令在“红方”看来，是对民族尊严的极大践踏。
辩护与复杂性（“红方”视角下的理解与辩护）：
中央的命令： “红方”视角会强调，张学良的“不抵抗”并非完全是个人决定，而是受制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安内优先”政策。蒋介石多次电令张学良“铣”即“静待”或“毋与日军冲突”，要求“维持现状”。从这个角度看，张学良是执行上级命令的下属，虽然其执行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力量对比的考量： 虽然东北军兵力不少，但与日军相比，以及考虑到当时中国整体的军事、经济、政治状况，张学良可能在权衡抵抗的后果。当时，国民政府的实力远不足以支撑一场与日本的全面战争，一旦开战，很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失和国家分裂。
历史的反思与转变： “红方”史观也承认，张学良在“918事变”后经历了深刻的反思，尤其是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中，他以极大的民族担当逼迫蒋介石联共抗日，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打开了局面。这种转变在“红方”视角下是被高度肯定和褒扬的。
2. 对蒋介石的评价（“红方”视角下的主要批评对象）：
主要的批评点：
“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失误与政治投机： 这是“红方”视角最核心的批判。蒋介石将首要敌人定为中国共产党，将日本侵略者置于次要位置。这种“安内”政策不仅在道义上站不住脚，在战略上也是致命的。它给了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让日军得以顺利占领东北。
推卸责任与回避矛盾： 当“918事变”爆发时，蒋介石并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反而一方面电令张学良“不抵抗”，另一方面又在国内宣传“以德报怨”，企图通过国际联盟来解决争端，这在“红方”看来是软弱和逃避责任的表现，是对国家主权的漠视。
对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压制： “红方”视角会认为，蒋介石在国内的政策是压制和消灭一切可能威胁其统治的力量，包括积极主张抗日的共产党和广大爱国民众。这种内耗导致了国家在面对外敌时力量的分散和削弱。
缺乏真正的民族主义精神： 相较于共产党人“抗日救国”的坚定立场，蒋介石的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的犹豫和妥协，被“红方”视为缺乏彻底的民族主义精神，甚至有“媚日”或“与虎谋皮”的嫌疑。他的某些决策（如将东北的军队调往南方剿共）也被视为是为了一己私利而牺牲国家利益。
长期战略的短视： 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战略，在“红方”看来，始终未能摆脱对国际援助的依赖和对自身实力的不切实际的估计，缺乏全民动员和全面抗战的决心。
辩护的可能性（在“红方”视角下的局限性）：
当时中国的国力： “红方”视角在批评蒋介石时，也会承认当时中国国力确实薄弱，与日本差距悬殊。蒋介石可能是在权衡利弊，试图避免一场他认为无法取胜的战争，以保存实力。但这种“保存实力”的逻辑在“红方”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丧失国土比任何形式的“实力保存”都要可怕。
对国际联盟的期望： 蒋介石确实寄希望于国联的干预。但“红方”会认为，这是幻想，是把民族命运寄托在外部力量上，是对中国人民自身力量的否定。
谁应是“千古罪人”？
站在“红方”视角下，蒋介石更应该被视为“千古罪人”。
原因如下：
1. 战略主导者与责任的根本性： 蒋介石是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拥有最终的战略决策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他的核心思想，直接指导了对日政策的方向。张学良的“不抵抗”在很大程度上是执行了蒋介石的意志和国民政府的既定方针。因此，蒋介石负有更大的战略责任。
2. 历史发展的方向性影响： 蒋介石的政策不仅导致了“918事变”的发生，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阻碍了全民族的抗日力量的联合和发展，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压制，延缓了中国人民的抗日进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他的决策对国家民族造成了更深远的损害。
3. 政治立场与阶级属性： “红方”视角强调蒋介石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统治的合法性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性受到质疑。相比之下，共产党将抗日救国视为民族解放的唯一出路，其立场更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蒋介石的失误被解读为与其阶级属性和政治立场密切相关，是维护自身统治和利益的体现，而非民族的根本利益。
4. 从长远看，张学良因“西安事变”中的转变，其历史评价相对有所回升，甚至被视为民族英雄的一部分。而蒋介石的政策失误，在“红方”看来，直到抗战胜利后，其继续内战的政策也进一步证明了他的“罪责”。
总结：
从“红方”视角出发，虽然张学良在“918事变”中负有直接责任，其“不抵抗”的命令是导致东北沦陷的直接原因，但在分析其行为时，会更多地考虑其是受制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总体战略。而蒋介石作为最高决策者，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根本性错误，对国家民族的长期危害更为深远，因此，他被认为是“918事变”乃至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内部更应被追究“千古罪责”的对象。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分析是基于“红方”视角所特有的价值判断和历史叙事。其他视角（如国民党视角、日本视角、国际视角）对同一事件的解读可能完全不同。
网友意见
蒋公日记抗日，只是隐瞒太深，以至于他的把兄弟张学良不理解，用枪逼着他大哥蒋公抗日。千古奇冤，老蒋最冤，这是@抗战讲解员的最新发明。
事实上，蒋在1931年8月22日在南昌的演讲，已经讲明了蒋为什么“攘外必先安内”。蒋认为，亡于日本帝国主义，他还能当亡国奴，亡于共产党，他则死无葬身之地。
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蒋介石在南昌的讲话（ 1931年8月22日 ）
918之前，在庐山召开的会议，会议上讨论了张学良对日强硬的主张，而蒋认为应对日妥协，因此，不抵抗是蒋在庐山会议确立下的政策。稍微用常识思考就会明白，最希望抗日的是张学良，因为日本人抢的是他的地盘。但是中东路事件让他明白，他打不过日本人，希望借助老蒋一起抗日。
【“那几个月是大动荡、甚至混乱的时期。这自然导致蒋介石政府的倒台。委员长（即蒋介石——笔者注）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 （《顾维钧回忆录1》第424、425页）。】
张一生中三件大事。
1、东北易帜，维护了国家统一。
2、西安事变，蒋当时的安内政策不仅指红军，还包括各路杂牌军，比如张学良、杨虎城、李宗仁、白崇禧、刘湘等。在日本虎视眈眈侵略中国之际，蒋还如此内耗，真有亡国灭种危险，此举真是挽救了中华民族。
而此举是张学良的自救，因为当年，他対蒋言听计从，积极围剿红军，损失了两个师，蒋不仅不抚恤，还把两个师番号拿走，张学良才明白，蒋是借刀杀人，欲置之死地。蒋跑到西安逼张围剿红军，就是给张、杨送绞命索。
3、丢掉东北。这是需要谴责的，但此事蒋罪过比张大。
在丢掉东北这件事上，蒋的罪责至少六成。
918事变前，张学良多次就东北紧急情势电报请示蒋。一、证明张服从蒋的领导，否则不会三番五次地请示蒋；二、张不是自作主张行事。三、918当天，不拆抗命令是张下的，就是执行蒋既定的、一贯的不抵抗政策。
9月23日，蒋就发布了《告全国民众书》，命令“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这个命令当然对张有效。这就是货真价实的“不抵抗”命令，还需要什么电报之类的证据吗？
政府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1931年9月23日）
12月15日，锦州还在东北军手上呢，10月蒋就派密使赴日谈判，准备让出东北。如果东北完全是张的地盘，蒋有什么资格让出东北？这不恰恰证明蒋张是上下级关系吗？这可比丢掉东北恶劣多了。
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国民政府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转述蒋的口信（1931年10月）
如果张真的违抗蒋的命令，蒋对张真的无能为力吗？蒋可是和日军配合围剿了“非法抗日”的方振武、吉鸿昌军队。
1933年10月16日，在国府、倭寇会“剿”方振武、吉鸿昌为首“非法抗日”部队取得最后胜利后，何应钦给 蒋公发出告捷电报。在电文中，何应钦高度评价了国府、倭寇在此次作战中的表现，指出联络确实，分工明确，空地配合娴熟。最后，何应钦对日军在本次行动中的表现大加赞赏，指出：“此次解决方、吉残部得日方之助力甚多。”
1938年，蒋在演讲中仍认为918不抵抗是对的。
对将校研究班学生讲（1938年3月8日）
从前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时许多人都说，我们应立刻同日本开战，不问胜败如何，且拚一仗再说。这不但是糊涂战，而且是害国家害自己害民众。我们自九一八之后，大家埋头苦干，养精蓄锐，这几年国家才有统一，全国的军队才有一致的目标，拿全国的力量，来抵抗敌人，大家埋头苦干，不能说是没有价值。我们在一二八、长城之役，打的是糊涂战，我们要知道，同敌人打仗不是一拚就了事的，是个军人没有不能拚命的，不过拚命要对国家有利益，才能去拚，我们这一次的战争，是要求国家的生存，求国家的独立而战争的，如果我们不能算定有最后胜利的把握，就要害我们的国家，就是糊涂战，所以在未开战的时，就算定最后胜利的把握，所以在九一八的时候，不能同敌人打，如果那个时候同敌人打，我们打的就是糊涂战，一二八、长城战役，也是一样的糊涂战。
刘大年：评价张汉卿先生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我们是把中华民族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国民党、共产党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第二，推动蒋中正参加抗日战争，是抬高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贬低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第三，“西安兵谏”，是只有张、杨能够起这种作用，或者还有别人能起这种作用？“西安兵谏”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还是代表了全民族的意愿？根据以上三条原则去衡量，我们讲历史的人，只要不是负鼓盲翁，就很容易对张学良的是非功过做出判断。学术讨论可以各说各的，但像张汉卿这样的人物，千秋青史自有定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要从民族大义去考虑问题，一切以民族大义为重。
千古罪人？
不抵抗是蒋的命令是毋庸置疑的。当然，张作为一个军阀，甚至可以说是地方实力派，完全可以不听令嘛。丢了东北是有罪的。
但是呢，联合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却是有功的。就像汪精卫，当了汉奸有没有后悔过？肯定有，但凡做出一点事，对他的评价也不是汉奸这样的千古骂名。所以张学良算是爱国将领。至少是犯过错的爱国将领。
对待历史人物，主要还是结合历史进程，看他怎么做的，而不是怎么想的。蒋介石，汪精卫都认为自己做的是为了国家，为民族。想法简直太好了，都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你如果真的以 有没有坏想法来还衡量，那真是没什么坏人了。
最近二十年对张学良的评价，很多人受台湾影响，我只能说立场不同。但是国内正统的评价就是这个，爱国将领。
我一直很奇怪，就算九一八当天张学良怂了不抵抗，第二天光头看新闻都该知道东北被占领了吧，作为当时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除了把锅扔给张学良还有什么作为？更别说张学良东北易帜帮了光头一把，还是光头的拜把子兄弟，东北是张学良的地盘，从他后来兵谏，说明他非常想收复东北老家的，那么光头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干了什么？作为中央政府，坐看日本占领东三省，让日本野心急剧膨胀最终导致全面侵华，相比之下，中共一面被果党围剿，一面组织东北抗联“非法抗日”，果党天天喊着“攘外必先安内”，安了十年，安了吗？看看人家中共，三年就把内给安了，取得政权不到一年，屁股没坐热，直接和公认最强的美帝干起来，对岸果党几百万国军喊着“反攻大陆”直接被无视，什么是差距，这就是。另外，果党带了这么多军队精英黄金去台湾，才多少年就被一个土著政党夺了权，可见其废物。
想说两句的，
不过一想，什么叫“站在人民的角度”？
这题，审不明白，自然也就不会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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