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后期是否积极抗日？
关于蒋介石后期是否积极抗日这个问题，历史学界和公众的看法一直存在争议，并且带有复杂性。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深入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蒋介石的战略思想、国民政府的实际行动以及面临的内外压力。
战争初期的战略选择与“攘外必先安内”
首先要明确“后期”的界定。如果我们将抗日战争的开端定在1937年“七七事变”，那么蒋介石的抗战历程可以大致分为几个阶段。在战争初期，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政策受到了“攘外必先安内”思想的深刻影响。这种思想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当时中国国力、军队建设和政治分裂的现实。
蒋介石认为，中国当时内部存在着共产党势力、地方军阀等不稳定因素，如果不能有效统一国内政权，在面对日本这个强大的外部侵略者时，将难以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他担心一旦过早与日本全面开战，国内的反对势力可能会借机坐大，导致国家在抗战胜利前就分崩离析。因此，在公开场合和内部讲话中，他多次强调要“剿共”以巩固中央政府的统治，为对外抗战打下基础。
这种策略在当时受到了许多进步人士和普通民众的批评，认为这是对日本侵略的绥靖政策，是卖国行为。然而，从蒋介石的视角来看，他是在进行一种痛苦的战略权衡，试图在不确挈国家主权完整的前提下，为未来的全面抵抗争取时间。
西安事变后的战略转向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抗日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少壮派将领出于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扣押了蒋介石，要求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次事变虽然对蒋介石个人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但其最终结果却是促使他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正式将抗日作为国家的核心战略。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释放，他没有选择报复张学良，反而开始着手实现国共合作抗日。虽然国共合作的过程充满了曲折和不信任，但不可否认的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在名义上和行动上都成为了中国抗战的最高领导者。
全面抗战的爆发与国民政府的努力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尽管中国军队在装备和训练上远不如日军，但蒋介石毅然下令抵抗。国民政府迅速将全国划分为几个战区，调动军队迎击日军。例如，在淞沪会战中，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中国军队顽强抵抗，迫使日军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兵力和资源，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
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其主要职责是通过政治、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来维持和推动抗战。
军事上： 国民政府嫡系部队，如中央军，以及其他地方部队，在正面战场承担了主要的作战任务。他们参与了几乎所有的重大战役，如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等。尽管战术上存在一些不足，但正面战场成为了消耗日军有生力量、阻止日军速胜的关键。
外交上： 蒋介石深知中国国力孱弱，无法单独战胜日本。因此，他将外交作为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积极争取国际援助，尤其是来自苏联和英美等国的支持。他通过各种渠道，与同盟国领导人保持沟通，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并最终促成了中国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重要一员。珍珠港事件后，中国正式成为同盟国，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拥有了发言权，这一点对后来的国际格局和中国地位的提升至关重要。
政治上：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维持国内统一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尽管国共之间矛盾重重，但在共同抗日的旗帜下，双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国民政府还积极组织宣传，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并在后方建立了重要的战略基地，如重庆。
对“积极抗日”的评估与争议
然而，评价蒋介石“是否积极抗日”也需要辩证地看待，并关注其政策中的一些争议点。
战略失误： 一些批评者认为，国民政府在一些战役中采取了“消耗战”的策略，虽然能够消耗日军，但也导致了中国自身力量的过度损耗。例如，在一些关键战役中，国民政府的指挥和战术存在一定的失误，导致了不必要的损失。
国共合作的裂痕： 尽管有国共合作，但双方之间的猜忌和摩擦从未停止。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戒心，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军事行动（如皖南事变），削弱了抗日阵营的整体力量。一些人认为，如果国民党能更真诚地与共产党合作，抗战可能会更加顺利。
腐败与效率问题： 国民政府内部存在腐败现象，这影响了其统治的有效性和抗战资源的合理利用。后方民众的生活艰苦，而一些官员却中饱私囊，这无疑会打击民心士气。
抗战的持久性： 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确实是坚持抗战到底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们没有屈服于日本的诱降，而是将抵抗进行了长达八年。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抗战是积极的。但“积极”的程度和方式，以及其策略的有效性，则可以进一步讨论。
总结
总体而言，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使得他成为了中国抗日战争最高军事和政治的领导者。从“西安事变”后，他确实将“一致对外”作为了主要战略，并领导国民政府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抗战。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上的抵抗，以及蒋介石在外交上的努力，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我们不能回避国民政府在军事战略、国共合作以及内部治理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和争议。因此，用“积极抗日”来形容蒋介石的后期，是基本准确的，但需要理解这种“积极”是在极其困难的内外条件下，通过其所能采取的策略和手段来实现的，其中也伴随着一些历史局限性。将蒋介石的抗战简单化地评价为“积极”或“不积极”，都可能忽视了那个时代复杂而严峻的现实。重要的是认识到，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选择了与国家一同承担抗战的责任，并尽其所能地推动了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
战争初期的战略选择与“攘外必先安内”
首先要明确“后期”的界定。如果我们将抗日战争的开端定在1937年“七七事变”，那么蒋介石的抗战历程可以大致分为几个阶段。在战争初期，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政策受到了“攘外必先安内”思想的深刻影响。这种思想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当时中国国力、军队建设和政治分裂的现实。
蒋介石认为，中国当时内部存在着共产党势力、地方军阀等不稳定因素，如果不能有效统一国内政权，在面对日本这个强大的外部侵略者时，将难以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他担心一旦过早与日本全面开战，国内的反对势力可能会借机坐大，导致国家在抗战胜利前就分崩离析。因此，在公开场合和内部讲话中，他多次强调要“剿共”以巩固中央政府的统治，为对外抗战打下基础。
这种策略在当时受到了许多进步人士和普通民众的批评，认为这是对日本侵略的绥靖政策，是卖国行为。然而，从蒋介石的视角来看，他是在进行一种痛苦的战略权衡，试图在不确挈国家主权完整的前提下，为未来的全面抵抗争取时间。
西安事变后的战略转向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抗日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少壮派将领出于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扣押了蒋介石，要求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次事变虽然对蒋介石个人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但其最终结果却是促使他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正式将抗日作为国家的核心战略。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释放，他没有选择报复张学良，反而开始着手实现国共合作抗日。虽然国共合作的过程充满了曲折和不信任，但不可否认的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在名义上和行动上都成为了中国抗战的最高领导者。
全面抗战的爆发与国民政府的努力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尽管中国军队在装备和训练上远不如日军，但蒋介石毅然下令抵抗。国民政府迅速将全国划分为几个战区，调动军队迎击日军。例如，在淞沪会战中，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中国军队顽强抵抗，迫使日军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兵力和资源，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
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其主要职责是通过政治、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来维持和推动抗战。
军事上： 国民政府嫡系部队，如中央军，以及其他地方部队，在正面战场承担了主要的作战任务。他们参与了几乎所有的重大战役，如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等。尽管战术上存在一些不足，但正面战场成为了消耗日军有生力量、阻止日军速胜的关键。
外交上： 蒋介石深知中国国力孱弱，无法单独战胜日本。因此，他将外交作为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积极争取国际援助，尤其是来自苏联和英美等国的支持。他通过各种渠道，与同盟国领导人保持沟通，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并最终促成了中国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重要一员。珍珠港事件后，中国正式成为同盟国，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拥有了发言权，这一点对后来的国际格局和中国地位的提升至关重要。
政治上：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维持国内统一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尽管国共之间矛盾重重，但在共同抗日的旗帜下，双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国民政府还积极组织宣传，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并在后方建立了重要的战略基地，如重庆。
对“积极抗日”的评估与争议
然而，评价蒋介石“是否积极抗日”也需要辩证地看待，并关注其政策中的一些争议点。
战略失误： 一些批评者认为，国民政府在一些战役中采取了“消耗战”的策略，虽然能够消耗日军，但也导致了中国自身力量的过度损耗。例如，在一些关键战役中，国民政府的指挥和战术存在一定的失误，导致了不必要的损失。
国共合作的裂痕： 尽管有国共合作，但双方之间的猜忌和摩擦从未停止。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戒心，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军事行动（如皖南事变），削弱了抗日阵营的整体力量。一些人认为，如果国民党能更真诚地与共产党合作，抗战可能会更加顺利。
腐败与效率问题： 国民政府内部存在腐败现象，这影响了其统治的有效性和抗战资源的合理利用。后方民众的生活艰苦，而一些官员却中饱私囊，这无疑会打击民心士气。
抗战的持久性： 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确实是坚持抗战到底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们没有屈服于日本的诱降，而是将抵抗进行了长达八年。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抗战是积极的。但“积极”的程度和方式，以及其策略的有效性，则可以进一步讨论。
总结
总体而言，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使得他成为了中国抗日战争最高军事和政治的领导者。从“西安事变”后，他确实将“一致对外”作为了主要战略，并领导国民政府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抗战。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上的抵抗，以及蒋介石在外交上的努力，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我们不能回避国民政府在军事战略、国共合作以及内部治理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和争议。因此，用“积极抗日”来形容蒋介石的后期，是基本准确的，但需要理解这种“积极”是在极其困难的内外条件下，通过其所能采取的策略和手段来实现的，其中也伴随着一些历史局限性。将蒋介石的抗战简单化地评价为“积极”或“不积极”，都可能忽视了那个时代复杂而严峻的现实。重要的是认识到，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选择了与国家一同承担抗战的责任，并尽其所能地推动了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
网友意见
不积极，也无须苛求积极。当时的明眼人都知道，抗日已经在1941年12月7日赢了。都已经赢了，还抗什么日?
珍珠港之后的抗日后期，是很微妙的三国局面。甚至可以说，抗战后四年在某种程度上是解放战争的第一阶段。。
从北伐到建国的历史，是不能割裂看待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的民族战争，也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阶段。
从珍珠港事件之后敌后国军大规模投敌开始，抗日中革命战争的一面就愈发的压倒其民族战争的一面。
国府方与日方某种程度上是反革命同盟关系，国府为了维持反法西斯同盟内的国际地位而坚持抗日，为了国内地位而联日反共。这就是抗日后期国府的基本路线。这种精神分裂的情况下，抗日是否积极，在于美国催的松还是催得紧。
日军对自己的处境也是心知肚明，战争目的也变成了从中国尽可能获得资源用于太平洋战争和给战后中国挖坑。。。。。。
日军对后期投敌的“伪军”的控制力是很有限的，更接近盟友关系而不是仆从关系。很多后期投敌的所谓“伪军”，不仅仍然接受重庆命令，还敢在军中持续进行反日教育，冈村宁次视而不见。汪伪要员近乎公开的与军统联络，冈村宁次同样视而不见。这种刷新人类三观的奇葩事情，确实出现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抗日和反共哪个更重要?“伪军”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
————精神抗日，行动反共。。。。。
反正抗日已经在1941年12月7日胜利了。
都已经赢了，还“抗”什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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