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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为什么看起来什叶派的恐怖分子很少？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和教义的不同有关吗。

回答
关于什叶派恐怖分子数量相对较少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背后涉及到历史、政治、教义以及地区因素等多个层面。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先区分“恐怖分子”和“政治武装”的概念，并分析其背后的驱动力。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将任何一个宗教群体与“恐怖主义”划等号都是不准确且危险的。 恐怖主义是一种政治行为，其使用暴力手段以达到政治目的，而并非是任何宗教的固有属性。我们讨论的是历史上和现实中，某些被认定为“什叶派”背景的个人或团体采取了被广泛认为是恐怖主义的行为，但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代表整个什叶派群体。

那么，为什么从公开报道和普遍认知来看，与“逊尼派”背景的极端组织相比，以“什叶派”名义活动的恐怖组织似乎数量和影响力相对较小呢？

这背后有多重原因，并非单一的教义差异可以简单解释：

1. 历史渊源与政权关系：

什叶派的起源与早期历史： 什叶派的形成源于对第四任哈里发阿里及其后裔继承伊斯兰教领导权的认同。在早期伊斯兰帝国时期，什叶派长期处于政治上的少数派地位，并经常面临来自逊尼派主导政权的压迫。这种边缘化的历史经历，使得什叶派内部更倾向于形成一种“地下抵抗”或“政治反对派”的模式，而非直接挑战现有统治秩序的广泛恐怖活动。
逊尼派主导的政权与压迫： 历史上，绝大多数伊斯兰政权都是逊尼派主导的。这种权力结构意味着，什叶派在历史上很多时候是受压迫者。当一个群体长期处于被压迫状态时，其反抗方式可能更侧重于争取政治权利、宗教自由，或者通过建立区域性的政治实体来保护自身，而不是在全球范围内发动无差别的恐怖袭击。
20世纪后的政治格局： 20世纪尤其是冷战后，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伊朗伊斯兰革命（1979年）是什叶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伊朗成功建立了一个以什叶派为主导的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什叶派的政治地位，并为其提供了区域性的庇护所和资源。然而，这更多的是一种区域性的政治和军事对抗，而非全球性的恐怖主义输出。

2. 教义解读与组织模式：

“教义的不同”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
什叶派的“伊玛目”概念： 什叶派的核心教义之一是对“伊玛目”的尊崇，即阿里及其后裔的宗教和政治领导权。这种对领导权威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使得什叶派的政治和军事组织更为集中，依赖于少数核心领导人物或宗教权威的号召。
逊尼派的“乌玛”观： 逊尼派更强调“乌玛”（Ummah，伊斯兰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通过遵循教法成为宗教和社区的领导者（尽管实践中也有复杂的权威体系）。这种相对分散的社区结构，在历史上可能更容易产生各种地方性的、不依赖于单一中心权威的团体。
“圣战”的理解： 尽管逊尼派和什叶派都存在“圣战”（Jihad）的概念，但在极端组织那里，“圣战”的定义被扭曲，强调对“异教徒”和“叛教者”进行攻击。某些极端逊尼派组织，如基地组织和ISIS，在其教义阐释中，将什叶派视为“叛教者”或“异端”，并以此为发动袭击的理由。而以什叶派背景自居的团体，虽然也可能使用武装斗争的方式，但其攻击目标和意识形态的焦点往往更多地集中在地区政治对抗，例如反对以色列、反对西方干预、反对某些逊尼派政权等。
组织模式的差异：
“地下抵抗”与“国家支持”： 历史上，许多什叶派团体（如黎巴嫩的真主党）是在遭受压迫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他们的组织模式更像是政治运动和抵抗组织，往往得到特定国家（如伊朗、叙利亚）的支持，并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如抵抗以色列占领）。这种组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使其行为更像是“游击战”或“代理人战争”，而非纯粹的“恐怖主义”。
分散化与非中心化： 相比之下，一些极端逊尼派组织（如ISIS）的组织结构更加去中心化，更容易招募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成员，并在各地发动独立的恐怖袭击。这使得其恐怖主义活动的形式更加多样和难以预测。

3. 地区政治与地缘战略：

“什叶派新月地带”与地区对抗： 20世纪末以来，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新月地带”（包括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等）的地缘政治影响力逐渐增强。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什叶派武装组织（如真主党、胡塞武装）的活动，更多地被视为地区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冲突的一部分。它们的目的是争取政治权力、反抗外部干涉、保护本国或本教派的利益，其行动虽然可能包括暴力手段，但其目标和战略与全球性、意识形态驱动的恐怖组织有所区别。
对什叶派的“妖魔化”： 一些极端逊尼派组织和支持它们的政权，将什叶派描绘成“敌对势力”，甚至“叛教者”。这种“妖魔化”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分裂，也可能导致对逊尼派背景极端组织的关注和报道更多。

4. 宣传与媒体关注度：

ISIS和基地组织的突出： 像“伊斯兰国”（ISIS）和“基地组织”（AlQaeda）这样以逊尼派极端主义为旗帜的组织，在过去几十年里，通过其极端残暴的行径、广泛的媒体宣传以及对“全球圣战”的号召，获得了极高的全球关注度。它们通过媒体宣传，成功地塑造了“恐怖主义”的负面形象，并吸引了大量国际成员。
什叶派武装的定位： 许多什叶派武装组织，如黎巴嫩的真主党，虽然在某些冲突中采取了军事行动，但它们更多地被视为“抵抗组织”或“政治派别”，其活动主要局限于地区性冲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家支持，这使得它们在国际媒体上的“恐怖组织”标签不如ISIS等组织那样突出或普遍。

总结来说，认为“什叶派的恐怖分子很少”是一个相对的观察，背后是复杂的历史、政治、教义和地缘因素交织的结果。

教义的差异 确实存在，但更多体现在对领导权、权威体系和政治斗争的理解上，而非直接导致“什叶派不搞恐怖主义”。
历史上的政治边缘化 使得什叶派更倾向于发展抵抗性的、政治性的组织。
现代的地缘政治格局 使得许多什叶派武装更多地被视为区域冲突的参与者，其目标和战略与全球性恐怖主义有所不同。
极端逊尼派组织 的规模、宣传力度和全球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抢占”了“恐怖主义”的聚光灯。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都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不能因为统计上的“数量差异”就对任何宗教群体的潜在极端化倾向掉以轻心。重要的是要理解行为背后的根源，并区分政治诉求、武装斗争与无差别的恐怖主义。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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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尼派保留了伊斯兰教原始的民粹思想，比如逊尼一词来源于穆罕默德的一个典故：

有人问过穆罕默德，如果穆斯林发生分裂，应该追随哪一边。穆罕默德说“追随大部分人”，因此有了逊尼派（大众派）。

而且如其他题主所言，什叶派组织化程度高于逊尼派，比如大阿亚图拉的教士晋升机制就是逊尼派所不具备的。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即伍麦叶王朝建立带来的影响。

穆阿威叶篡位直接分裂了伊斯兰教，不支持其篡位者分裂为拥护阿里哈里发血统（至少口头）的什叶派、不承认阿里与穆阿威叶双方的极端派哈瓦利吉派。

不属于这两派的教士，也是伊斯兰教绝大多数的教士。他们如埃及的爱敏所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所说不干政治专心宗教，从此保持了与世俗政权的距离，哈里发不再具有过去不受质疑的无上权威。至于随后的”阿拔斯革命“（也是目前中东非洲一堆黑旗的由来，黑色在伊斯兰文化象征革命由此始）算是彻底葬送了哈里发政教合一不可动摇的形象。

这就形成了一个敏感的问题点：世俗的逊尼派君主客观上需要宗教的意识形态支持，宗教界却总是以各种形式超脱于世俗政权的控制；穆阿威叶以后的哈里发丧失了独一的宗教权威更多体现的是世俗君主一面，使得逊尼派客观上不再有人间的”通天教主“；马利克派、沙斐仪派等教法学派无一能有实力或强烈意愿改变宗教与政权既相互依靠却又彼此独立的局面。

这里需要插一点（参考《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在清末左宗棠平定阿古柏、新疆建省以后，新疆巡抚刘锦棠企图在南疆推行科举考试与孔孟之道，结果却是应者寥寥。因为当地大部分人认为读经书可以当阿訇（清真寺有瓦克夫领主田产由信徒捐赠及清真寺经营所得，且阿訇彼时属于乡绅有些威望），读孔孟不如读经书更习惯，只有极个别与内地有往来的当地人读了孔孟。

也就是说彼时的宗教界代表了几乎整个伊斯兰社会的知识分子群体，即中文所谓的”读书人“。

所有”读书人“做不到团结在政权周围，甚至做不到至少表面拥护政权，一有机会就会出个别野心家搞个”异端邪说“发动民众拱火闹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天的人们往往会不假思索抨击政教合一，但是在古代，做不到这一点的国家和民族也往往会失去了民族凝聚力。

古代中国自汉武帝以后”儒家为皮，法家为骨“的”礼法合一“、天子单独祭祀昊天上帝以为”家庙“的特权等属于一种低烈度宗教教义的政教合一；隔壁日本祭祀伊势神宫，，天皇是天照大神子孙，新任天皇大半夜跑去等”皇灵“上身等行为是较高一点的政教合一；欧洲中世纪君主与教士的合作（比如世俗领主与宗教领主都能成为神罗的选帝侯）影响直到现在（比如圣公会教主理论上是英国女王，宗教事务由坎特伯雷大主教协助之）......

因为民族作为一个需要依赖文化想象凝聚起来的共同体，需要这样的思想共识奠定其民族文化的基础。

然而，由于前处所述，逊尼派没有人能有广受信仰而不受质疑的宗教威望，任何人上位都会被当成第二个穆阿威叶，无信无以立。随着时代变迁，完全按照《古兰经》教义统治显然不符合现实生活的实际，但若没有宗教界团结而统一地提供意识形态支持，任何变化都存在着被质疑”背离《古兰经》“的危机。

”赚得天下英雄尽白头“，这是逊尼派自古至今所有统治者不敢想的天方夜谭。

比如中世纪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一度重用穆智台希德派，表面上尊重承认其讴歌古希腊理性思维的教义，实际未尝不包含以理性规范制度、以制度统一社会共识进而实现思想集权的目的。但是最后在沙菲仪派等教法学派强烈围攻下，最后即位的新哈里发顺应形势罢免打压了穆智台希德派，可以说鲜明地暴露了哈里发只能作为世俗人君而不能凝聚社会共识、强势干预宗教界的软弱。

其后”尊重学者“成了各个逊尼派王朝的正常标杆，所谓”尊重“即世俗王朝不仅不甘于宗教意识形态，反而无一例外重用、依赖乃至纵容宗教界。

南疆叶尔羌汗国就是一例，开国的赛义德汗重用来自中亚的纳格什班迪耶教团提供意识形态支撑，其后历代汗王皆纵容其发展，教团在南疆分裂出白山派与黑山派（两派创始人为兄弟）之后白山派长期兴盛，甚至在其教主雅雅和卓在位时党徒招摇过市如帝王仪仗；

后来的汗王企图平衡关系重用黑山派，白山派落败，其头目阿帕克和卓索性走甘肃、入青藏拜见达赖喇嘛，由达赖喇嘛开介绍信请北疆的喇嘛教准噶尔汗国调兵”护送“阿帕克入南疆，此后准噶尔灭叶尔羌，阿帕克成为准噶尔傀儡不说还倒行逆施（比如捣毁喀什噶尔天文台以愚民）；

清军入南疆，白山派从未停止过反抗，先有大小和卓（波罗尼都、霍集占），后有张格尔、玉素普，末有布素鲁克（阿古柏从浩罕汗国带来的傀儡），个个都是在南疆以宗教为旗杆掀起大乱的能手，所以又岂能说清末南疆人更偏爱读经书而非孔孟是个错误呢？如此威力，何以不从？

逊尼派伊斯兰的政权从穆阿威叶起即失去了用宗教的威望管理宗教界的能力，其自身的经历也让任何人即使取而代之也无法真正树立独家代言真主的权威。

哈里发不能统一思想，苏丹、埃米尔甚至基层的阿訇也不能独家统一思想，能统一穆斯林思想的只有真主与《古兰经》。

问题是真主神龙见首不见尾，《古兰经》只是一本书，他们都无法约束各路野心家利用这个空子兴风作浪的野心。

既然历史上出过那么多”彼可取而代之“的先例，为什么到现在就不行呢？

为了野心，煽动叛乱动乱与制造恐怖恐慌，又有什么本质差别呢？

2022年3月13日补录


逊尼派协调君权与教权（实质上旧社会“读书人”）比较成功的例子很少，我所知的仅有奥斯曼帝国一例。

奥斯曼帝国通过官僚化的任命穆夫提（高级宗教法官）、以宗教法治体系制度化来变相招安与监督掌握基层民众话语权的阿訇。有奥斯曼一朝有各路军阀叛乱（豪强“阿扬”）与民族起义（巴尔干一圈加阿拉伯），阿訇带头的叛乱却少得近乎忽略不计。

比如阿尔巴尼亚的“阿扬”阿里帕夏号称“巴尔干拿破仑”，比同名的穆罕默德-阿里更早，所以割据一方还是被土耳其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扬了。

同样的情况很多，比如一度武装割据的的黎波里塔尼亚、突尼斯等处。

唯独宗教阿訇，目前能达到武装割据的仅有也门什叶派（宰德派）的阿訇/伊玛目叶海亚，能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土耳其军队打个五五开，逊尼派阿訇敢造反还能割据一方的简直罕见。

可惜一战以后连这个个例都没了。

凯末尔废除哈里发制度对土耳其国族建设的效果是一回事，对逊尼派更加混乱的宗教状况助推一把更加碎片化就是另一回事了。

虽说哈里发制度到了后期已经不能起到强大的宗教徒动员参战的能力（参考土耳其哈里发穆罕默德六世发布的”圣战“令应者寥寥，逊尼派阿拉伯人甚至火线反水发起”阿拉伯大起义“），至少名义上伊斯兰教（尤其逊尼派）还有个头目；

凯末尔一废哈里发，就连这个名义上能统筹逊尼派的”减压阀“都没了，长远看无疑是加重逊尼派的碎片化，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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