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当时看起来在下很大盘棋，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的事？

说两盘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则具有相同内核的大棋：

1-英国等西欧国家控制造舰木材，以保证海权。

2-明清中国保持运河漕运，规避海上风险。

两盘大棋开局的时候貌似还有点章法，但坚持到19世纪就成了笑话。不要说棋子，连棋盘都被工业革命掀了。

从1650年到1850年，世界海权决定于风帆战列舰队的炮战。200年间，风帆战舰的造型几乎没怎么变，都是三四层甲板，三四个桅杆，几十门火炮，1500-3000多吨的排水量。多尔衮打李自成时候欧洲人用这个船，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炮轰广州还是差不多的船。因此造船材料也一如既往，基本上都是干燥的硬木。

摘自《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

技术没有明显突破，战争胜负就取决于数量，各国动不动就要造几十上百艘战列舰争夺海权。同时木制战列舰也会逐渐朽坏，所以过个几十年就得更新。如此之大的造船量，超出了工业革命之前一般贸易的供应能力，海权国家不能指望纯粹的市场手段来保证供应，必须为自己规划好木材产地。

最好的选择当然是热带的坚固柚木。纳尔逊的旗舰胜利号就用一根优质柚木做龙骨。但这种木料毕竟稀少，当时西方势力还不能深入热带地区的内陆森林，不能保证随时都有优质柚木。另外这些热带森林离欧洲太远，供货时间太长，不利于军工生产。还有很多森林处于内陆地区，在没有铁路之前运木头的成本高到海军承担不起。所以海军强国都希望在欧洲沿海地区找到稳定的木材供应。

同上，摘自《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

所以，实际上的靠谱选择是北欧。这里森林密布，而且海洋深入内陆形成许多峡湾，购买和运输木料的成本都很低；此外，寒带树木生长慢，木质坚实，适合做船体（当时的船壳兼做装甲）；最后，橡木破碎时木屑少，可以大大减少中炮时的附加伤害。所以波罗的海橡木是欧洲海军的头等战略资源。英国虽然纬度比北欧略低，但也在本土种植大量橡木森林作战略储备。拿破仑时代的大陆封锁政策禁止欧洲国家和英国贸易，曾迫使英国砍光本土这些储备森林造船，连树苗都不放过。

波罗的海地图

当然，大多数时候英国人不用这么狼狈。由于海权在英国人手里，而且英国人不差钱。所以英国一方面在北欧、在加拿大种植战略储备林，为一个世纪之后的英国舰队储备木材；另一方面对欧洲大陆的潜在挑战者进行木材封锁。不意外的话，大陆挑战者必然是农业发达、人口稠密的国家，比如荷兰和法国，这样的国家一般都砍光了本土的原始森林，依赖进口木材造舰。所以英国只要能控制好木材贸易，就能把对方逼入“没木头一舰队质量下降一贸易自由受限一更缺乏造船木材”的恶性循环，控制对方接下来几十年的造舰节奏。

造舰必须用充分干燥过的木材，湿木头必须晾晒数年后才能使用，否则船体容易变形、腐烂。但法国经常因为没有木头用，所以偷运的木料一到就赶快造船，新船没造好旧船已经腐烂了，连桅杆都是几根木头接到一起用。这一度是英国压制法国海权的重要因素。

不过，以上说的一切到1853年都浮云了。工业革命造出了蒸汽机和能爆炸的炮弹（19世纪中国人口中的“开花大炮”），但传统海军强国因循守旧，不愿意接受这些被认为还不成熟的武器，更不愿意退役旧时代的昂贵战舰，自欺欺人地认定帆船还能再战二百年。俄国美国这样的后起之秀倒不在乎那么多，能造就造，不能造就买，买到就用。1851年俄国从英法订购一批蒸汽机， 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时还没交货，只能全面使用爆裂弹这个先进技术。事实证明，爆裂弹让战列舰的木壳装甲不堪一击。俄国靠进口技术反而第一时间掌握了黑海的制海权（锡诺普海战）。

当然，归根结底英法是工业国，俄国当时还是个农业国。英法反应过来之后，首先断绝了俄国这个农业国的蒸汽机供应，然后赶快把自己的船装上蒸汽机开进去，打造了世界上第一支不用考虑风向的舰队，把俄国拍的落花流水。

克里米亚战争是英国赢了，但也意味着风帆木制战列舰的过时，此前一个多世纪的木材控制战略就此作废。英国人这时才想起把世界首个工业国的力量输送到海军去，大造钢铁炮舰。但1853年的工业化已经不是英国能垄断的力量了，美国德国的工业产值还有一代人就要超过英国。不到50年，美国、德国都打造了足以挑战英国的远洋舰队，甚至无畏舰也没法挽回英国的战略下滑趋势。这时尽管英国当年种下的森林还在，尽管许多国家还是没有好木头，但英国保持200年的海权还是悄悄的滑落。木材贸易的大棋战略被蒸汽机和开花大炮炸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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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国家相反。中国是一个大陆农业国家，必须把边防资源集中于西北内陆，和蒙古人等草原民族（以及后来的俄罗斯人）进行战略对抗。鸦片战争之前、之后的一代人时间内，北京政府都发动过巩固中亚领土的远征，迫使所有蒙古人放弃了南下争雄的野心。所以中国对海外拓展没什么投入，毕竟历史上还没有海上蛮族威胁中原的先例。这意味着洋面上有太多的不可控因素，因此中国政府一直不信任海运的可靠性。

但从地理和技术方面说，从元朝开始，海运已经转为中国最廉价的南北沟通方式，因为中国的首都从内陆的河南陕西搬到了距海100多公里的北京。元朝从南方向首都供粮已是海运为主，河运为辅。但到了明朝和清朝，运输线又搬回了大运河。

元朝之前，大运河主要是为了给河南陕西运粮

明清两代，一直有人倡议漕运改海运，但都被拒绝了。其中原因很多，比如说皇帝担心“奈何百万漕工”。即皇帝虽然知道漕运改海运可以节约全社会的资源，但由于行政能力有限，国家并没有能力把节约的资源再分发给运河沿线的失业人口，也就没法避免利益集团借此造反。所以南北运输一直靠运河。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既然帝国无力同时支持内陆边防和强大的海军，海上又不断出现强大的海盗和商团，的确把首都供应线放在海上有一定风险。运河沿岸都有陆军驻扎，无论如何也能保证北京政府吃上饭。

沿海被不断骚扰，因此北京政府不愿用海运来保证首都粮食供应

当然，运河也有弱点，就是要穿过长江，而长江是通海的。运河在镇江入长江，过扬州（江都）北上，镇江离大海200多公里，航道距离也只有300公里，要是敌人海军溯江而上怎么办？

京杭运河图，可见唯一可能被海军攻击的地方就是镇江。黄河、淮河下游淤塞，无法让海军进入。

和欧美海军相比，中国虽然差一些，但也不是美洲、非洲那种落后国家。欧美有重炮，中国可以修工事掩护自己落后的火炮；中国军舰和有几十门重炮的战舰打炮战有差距，但主场作战可以用纵火船围攻。此前郑成功父子就是用纵火船掩护小炮艇打败了荷兰人大船（料罗湾海战）。不过，纵火船也好，炮垒也罢，都必须在狭窄海域使用，不能给炮舰拉开距离打火力战的机会，所以不能用于外海，只能在在海岸、沙洲、岛群限制下发挥战斗力，对炮舰给予正面打击。

恰好长江就是这样的狭窄水道。镇江以下，大约有200公里的江面不超过3公里宽，几乎不存在岸边火炮射程外的安全带。更何况近代以前主航道水深只有6-7米，和风帆战舰的吃水深度相去不远，重型炮舰必须沿着江心几百米宽的航道前进，稍微转弯就会搁浅。这对帆船来说是个大难题——逆风和无风的时候，帆船在狭窄的航道上如何获得动力？（外海如何逆风航行是中学物理题，这里不再赘述）

所以，即便西方强国的炮舰已经横行七海2个世纪，大清还是不觉得洋人的舰队能威胁到长江航道内部。大不了在无风的时候用炮火伏击你，让纵火船一拥而上，总不见得你还能划桨跑掉？有这个威慑你还敢进来？

从当时看来，这个思路很符合战史经验。此前风帆舰队没有长距离突袭内陆的先例，划桨船则不可能越过大洋来打仗。也许1759年的英法魁北克之战是个例外，那一次英国舰队直接炮轰了法国建在河岸上的魁北克要塞。但看一下地图就知道，魁北克濒临的圣劳伦斯河下游根本就是海湾，几十公里宽，战列舰可以随便调头利用风向，和两三公里宽，六七米深、遍布沙洲的长江根本不是一回事。大清觉得海军不可能从长江进来是有道理的。负责前线作战的中国军官经过调查，在作战预案中否定了英国攻击内陆的可能性。

查长江入海要口以鹅鼻嘴为第一门户， 山势陡险，突起江中，江水直趋，傍山而下，江面深洪甚窄。 自江口以至京口，绵延数百里，望之虽汪洋无际，其实水浇滩高，沙线缕结，或南或北，曲折纡回，虽生长江滨之沙渔等船亦往往搁浅，视为畏途。鉴按稽地图，旁参舆论，博访熟识水性之渔户，咸以为该逆大船断难飞渡，火轮杉板等船虽可窜人，亦不敢远离大船巢穴。

伏查长江距海六百余里，节节俱有浅滩，礁沙缕结，其深洪仅止一线，曲折迂回。又有鹅鼻嘴、圃山关、焦山、象山等隘，重重锁钥。设有防兵，该兵断不敢舍其大船巢穴，舢板小船越六百里沙礁重地，深入扰我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直到上百年后，还不断有人感慨没有借长江水道的险要全歼英军：

如图，魁北克处名为河道，实际上是海湾的顶端。18世纪重型炮舰最深入内陆的作战

今日镇江江面，可见最宽处连沙洲在内也只有2公里。没有蒸汽机，帆船根本无从机动。

但1840年的英国人和以前所有的海盗都不一样：“咱有蒸汽机！咱就算贩毒也代表真理！”

蒸汽战舰，本身火力较差，但可以拖曳重型风帆战舰到合适的战位

有了蒸汽机就可以不在乎风向，开战的时候英国以三艘风帆战列舰为核心组建舰队，同时有4艘蒸汽拖轮可以拉着炮舰走，经常把炮舰拽到炮台死角开火。战争后期，东印度公司又补充了一大批军舰，其中近一半是蒸汽船。鸦片战争从1839年8月开打，英军一路攻占了厦门、宁波、舟山，炮轰广州、甚至逼到天津大沽口，清政府都没有真正和谈的意思。因为丢的都是沿海城镇，清政府觉得无关大局。但到了1842年7月，英国人凭借十艘蒸汽轮船突入长江，赋予炮舰在内河航道前所未有的机动性。战舰炸倒了镇江城墙，截断大运河，大清立刻就决心求和。但实际上，镇江之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朝打的最好的战斗，清军以少敌众，給英军带来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单次战斗最大伤亡（近200人）。

前一天晚上，我们在航道上安放了浮标，两条沙船也在航道入口的地方抛下锚，负责指明航道，一条长长的沙滩，就在航道入口处东边。对于我方用船在航道上安置浮标， 中国军队不但没有实施任何反抗，且以轻蔑的笑声鼓励我方安放浮标的船只。虽然如此，小轮船麦都“号在几艘警卫船的支援之下，仍然继续驶进，尽可能地靠近江岸，以便我方船舰到达它们指定位置以前，防止中国部队企图把浮标移开。

这只舰队的旗舰由两艘小轮船在前面引导，小轮船和旗舰保持一定的距离。前面半英里处有华生( Watson)舰长所指挥的“摩底士底”号(Mo – deste)领航，该船经常用信号通知测得的水深。

1842年7月上旬，一支拥有约80艘船舰的庞大舰队向南京方向沿江上驶。“弗莱吉森”号已从上游回来，并带着一些情报，说在靠近运河入口的地方，直到镇江金山为止那一段扬子江，他们已经发现一条又深又清的航道。为使航行顺利，他们在那一带已经安放了浮标。整个舰队分成五个纵队，每纵队由一艘战舰率领，并由该舰舰长指挥整个纵队的行动。每个纵队包括八至十二艘运输舰，并配属一艘轮船，以便其他舰只遇险时给以援助。

除配属各纵队的几艘轮船而外，还有“弗莱吉森”号、 “麦都萨”号及“伯鲁多”号三艘轮船，也随队上驶。这三艘轮船的首要任务，在于照应领先行驶的那支舰队，但同时对于其他船只，在有需要时，也准备给以援助。 “复仇神”号和“伯劳西伯”号两轮随队前进，前者负责领航，并用旗语报告扬子江各段的水深。这支舰队从吴淞启航的时候，一共有十条轮船随行，等舰队驶至扬子江上游，又有两条威力强大的轮船一“德赖为”号( Driver)和“梅姆隆”号加入。

《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扬子江战役及南京条约》

《“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

《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

如果没有蒸汽机，英国人断然无法给大清带来实质性伤害。19世纪中期的蒸汽拖轮+重型战舰，就相当于100年后的德国装甲兵团，或是21世纪美国的核动力航母编队。从这个角度说，鸦片战争是一场有代差的战争，但并不算有几百年以上发展差距的对抗。英国人凭借刚刚出现的武器才能给予中国决定性打击，这说明此前几十年，或者说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中西方的差距并不大。

但代差就是代差。从史实看，7月22日镇江失陷，8月2日英国人摆出威胁南京的架势，8月29日中英就签署了《南京条约》。大清痛快地割地赔款，让英国人拿到了此前连胜两年没拿到的东西，可见蒸汽舰队对北京政府的震撼程度。战后英军撤走，但耗资亿万，维持了几百年的漕运从此失去了最大的优势——战略安全性。等到1855年黄河改道，漕运也就借势废掉了。

英国人2年扫遍中国沿海，但直到截断运河才拿到条约。可见蒸汽机是大清药丸的关键配料

不过，虽然19世纪是英国的风光年代，也是大清的悲剧日子，但毕竟历史这档子事儿谁也不能未卜先知，不能说中国搞运河就是因循守旧，英国为100年后的舰队种森林就是深谋远虑。扯民族性那种口水话题没意思。实际上，工业时代的中国和英国都遇到了严重挑战，旧时代的优势都在新技术的冲击下荡然无存。但是，工业革命的力量掌握在英国人手里，所以英国人有犯错的资本，可以从容调整，木帆船时代的制海权没了咱就用蒸汽铁船，远征军被阿富汗人灭了咱就造更厉害的大炮再打一回，再维持50年的霸权不成问题。农业国大清却没有这样的转型资格，即便是李鸿章这种办了几十年洋务的官僚，也只能朦朦胧胧地憧憬：“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李鸿章说这句话之后50年，大清的坟头上都长草了。

其实克里米亚战争已经证明了李鸿章的憧憬纯属幻想。俄国人即便买来了开花大炮和轮船，也只能风光几个月，最后依然被英法打的头破血流。自从工业革命爆发，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是工业化为王，现代生产力是终极真理，个人的智力、普通人的勤劳、将领的天才在生产力革命的大潮面前连螳臂当车的资格都没有。有了工业，偶尔犯错就算是交学费，没工业，一次错误就让你万劫不复。

最后转载我参与的书《

》选段：

五六年前，笔者带着几位非洲客户到一个内地城市，对于我们习以为常的街景，他们给出了最直截了当的观感：”你们是发达国家”。当时笔者还大不以为然，摆出了一大堆诸如中国人均GDP多少，还有多少农民，还有多少贫困人口之类的指标……一位长得有点像艾迪-墨菲的哥们儿指着四周千篇一律的大楼、俗气的广告牌、街上拥堵的汽车说”这不都是你们儿自己造的吗？你们能盖这么大的楼，你们连汽车都能造出来，缺什么造就是了。”

人人都知道现代工业拥有的强大力量，但只有懂得一切要”靠自己”的才是赢家。我们1840年前脚挨打，后脚就说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再往后还有洋务运动。其实连”用机器造机器”这个概念都是笔者从洋务派那儿盗用的。当年李鸿章搞洋务的时候说要去西方寻觅”造器之器”。李鸿章说的第一个器是火器，第二个是造火器的机器，并不是”造机器的机器”。一字之差就失之千里，买来的火器也好，机器也好，再先进再强大，在列强们机器造机器的指数增长面前全都是浮云。结果花十几年国力买来的火器在甲午战争中损失殆尽，买来的机器又被八国联军放火烧了，大清国的银子也被勒索干净，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当年大清朝有明清两代长达500年卖丝绸，荼叶、瓷器挣来的十几亿两银子，什么都可以买到，解放的时候我们一无所有，现在我们什么都能造。正所谓”家有金山银山，不如一技在手”，我们的一技之长就是工业化，用机器造机器，想要什么就造什么。

用机器造机器是根本，以什么样的名义启动这个过程倒不太重要，1958年我们大炼钢铁，欧洲在同一个时代也在整合炼钢能力，1952年由法国和西德牵头，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那几个小国搞了一个“欧洲煤钢共同体”（又称“欧洲煤钢联营”），全欧洲一起合伙炼钢。

工业化是用机器造机器，机器都是用钢铁造的，用煤（或者煤发的电）驱动，因而工业化的基础便是炼钢挖煤。一旦有了钢铁，就可以用钢铁制造矿井设备，挖更多的煤，更多的铁矿，用钢铁建造更多的高炉，炼更多的钢，然后就又可以造越来越多的机器。 这种挖煤、炼钢、造机器，再挖更多煤、炼更多钢、造更多机器的循环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工业化过程，称为“煤钢复合体”。一旦有了煤钢复合体，就可以向其他产业提供越来越多的钢铁作为原材料，越来越多的煤炭作为动力，工业化就会在这个基础上一层一层展开。

欧洲人为了让“欧洲煤钢共同体”能像美国、日本那种由财阀控制本国的钢铁工业、制造业形成的煤钢复合体一样有竞争力，搞了一个欧洲关税共同体，互相减免关税。 后来减免关税的范围越来越大，就发展成欧洲经济共同体。有了共同的经济基础，大家就需要有共同的上层建筑打跨国官司，欧洲各国又成立了欧洲政治共同体。

在欧洲政府边扯皮边推动一体化进程的同时，欧洲各国科技界则在煤钢联盟的基础上组建了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欧洲航天共同体，产业界也按照这种合作爬科技树的模式组建了空中客车公司、欧洲战斗机公司、欧洲直升机公司……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当欧洲人把产业基础统一起来之后，再印一个统一的欧元，大家找个礼堂挂上个欧盟议会的牌子，一起商量欧元怎么印，合伙造出来的飞机、卫星、核电站怎么分，这就是“欧盟”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切工业化进程的第一步都是建立第一套“煤钢复合体”。现代欧洲是这样，近代英国、美国、德国都是这样，中国也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我们的工业化走得更艰难。 在欧洲人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同一个时代，我们还在用土高炉炼出来的劣质熟铁修建窄轨铁路，铁路上跑的是只有十几马力的28吨小火车，几乎全部是用生熟铁，靠手工敲敲打打出来的。

但是这些拙劣的小铁路却可以把更多土煤窑里挖出的煤，土矿井里挖出的贫矿石送到土高炉面前，让这些用黏土和砖建造的土高炉、土平炉炼出更多的生熟铁和劣质钢。这些钢铁虽然劣质，但至少可以做成铁箍和支架，把2米多高的土高炉加高到10来米，生产出质量稍好的钢铁。

更多更好的钢铁可以制造板材、大型铸件和铆钉，土高炉变成小高炉，小高炉变成中高炉，中高炉变成大高炉缮更多的窄轨铁路，更多的制砖机、鼓风机、抽水机、锅驼机（农用蒸汽机）也在中国的县乡小工厂中被制造出来。国有的大中型工业则始终在为这些县乡小企业提供他们造不出来的轴承、阀门、开关、动力机械这类关键部件。终于有一天，这些原始机械工业积累到了能建造简易化工设备的程度，中国的农村开始普及化肥。化肥普遍采用则让大量农民有了余粮和闲暇，中国则靠着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成功进行了改革开放，走上了工业化进步的快车道。

欧洲人有上百年的工业化积累，即便“二战”把欧洲炸了个稀烂，可工程师、技术工人、管理人员大部分还活着，一抓一大把，而且都有现成的经验，只要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拿出一点启动资金，让自己的工业体系重新转起来，就可以重新开始积富积强，美国人在“二战”后搞了一个“马歇尔计划”，向欧洲各国援助了130亿，美国人本来是想通过援助在经济上控制欧洲，这个在后面还会说到，让马歇尔没想到的是，如今欧盟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

我们当时又没钱，又没人，只好自己摸索，靠摔跟头积富积强，靠勒腰带省出本钱，现在看起来当年大炼钢铁有点冒傻气，不过对于一个亟待工业化的国家来说，这是通往煤铁复合体最近的路，摔多少跟头都赚了。大炼钢铁之后，我们还摔过无数的跟头，差不多是走一步摔一个跟头，一直摔到现在。

但是那又算得了什么呢？经过和欧洲变成欧盟差不多的时间，我们从当年村村冒烟、户户点火这么个起点，变成了现在这个“一切皆可山寨”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虽然我们的汽车造得不如宝马、奔驰，但是起码我们的汽车产量比整个欧洲加起来都多；虽然我们还造不出空中客车，但我们的J-20绝对不比欧洲人的“阵风”、“台风”差；我们的北斗导航已经开始提供服务了，欧洲的伽利略系统还不知拖到什么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反卫星武器、反导武器、载人航天，欧盟还没有。作为一个工业党，我只想说，只要我们不背离对工业化的信仰，就没有人能玩得过我们中国人。

1957年底提出15年工业规模超过英国。经过16年，1973年钢产量和英国打平，这才是正确的思路。

相关回答：

1915年，波斯南部的坦吉斯坦部落民们迎来了一名特殊的客人：他穿着波斯长袍，打扮成波斯人的样子，带着被他称为“无线电”的奇怪工具。这位客人宣称：他是德国人，但是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不仅是他，连身在柏林的德皇威廉二世都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甚至秘密前往麦加朝圣过，为此甚至还取了“哈吉·威廉·穆罕默德”的名字（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过后可以冠以“哈吉”的尊称）。

之后他向部落民们发表演说：“现在是时候把你们献给神圣的事业了。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受到异教徒敌人威胁时，如果你们不愿做出牺牲，那么在审判日哪天，你们将怎么面对先知？”

最后他保证：土耳其和德国已经好颠覆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波斯将会是整个伊斯兰世界圣战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为此他不惜跋涉两千多英里来到此处选择坦吉斯坦人作为盟友。

计划已经很明显了：德皇威廉二世意图通过特派员和外交官的奔走和运动，在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掀起反对英国的“圣战”，并最终扩散至高加索、埃及、中亚、和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印度，从而掀起整个伊斯兰世界大暴动。

而这一切，要从德意志帝国成立之前说起。

早在德国统一之前，日耳曼学者们就悲催地发现：当世界已经逐渐被老牌殖民帝国瓜分完毕的时候，德意志民族竟然还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中。那时的学者们就在琢磨从哪里再为德意志人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

1871年德国统一，原材料产地和海外市场立刻成了刚需，德国人虽然凭借俾斯麦的努力，在非洲和太平洋上夺取了面积是本土数倍的殖民地。可因为当地恶劣的自然条件，让德国在殖民地的移民不超过两万人，最后移民到殖民地的德国人每年不足50人。殖民地入不敷出也就算了，可德国人仍在大批的移民到美国，扩张主义者认为这种趋势会让国家的生命力逐渐流失。

各种德国沙文主义团体把目标瞄向了当时风雨飘摇的奥斯曼帝国，认为在那里可以得到新的土地，扩大德国人的生存空间。

刚瞌睡就有人送枕头——因为埃及骚乱而与英国交恶的奥斯曼苏丹找上了德国。可俾斯麦怕德国势力进入奥斯曼会惹恼英俄，于是一开始只派了少数顾问，但德国随后在军工、经济上开始渗透至奥斯曼帝国。

德国在奥斯曼站稳脚跟之后，波斯的卡扎尔王朝也投来了橄榄枝，希望德国的进入能够一定程度上消除俄国和英国在波斯的影响，波斯沙哈甚至主动提出对德国移民开放波斯土地。

可是俾斯麦始终对于东方的呼唤保持了克制，因为他不愿在德法关系已经无法挽回的状态下继续得罪英国和俄国。

这一切都在1888年改变了。

1888年6月，威廉成为德国皇帝，左手残疾却又好大喜功的德皇很快逼走了俾斯麦，开始了一系列激进政策，配合工业的大力发展，全力开始对穆斯林世界的渗透。

1896年，因为屠杀亚美尼亚人而被世界各国群起攻之的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在生日那天收到了德皇家庭的照片以表示友好。感动到无以复加的苏丹立刻邀请德皇来到伊斯坦布尔进行访问。

1898年10月18日，德皇开始对伊斯坦布尔的国事访问，威廉二世打算通过巩固和利用他与苏丹的新友谊，进一步实现他的秘密野心，最终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置于德国的统治之下。但这个计划的关键就在于“巴格达铁路”——一条从柏林直达波斯湾的铁路，并可能最终到达印度。这次访问的一个目的就是获得苏丹的支持，争取到一些地区的铁路修建特许权。

在奥斯曼帝国的访问中，威廉更像是在视察自己的国土，在大马士革的萨拉丁墓前，威廉表示自己厌倦了基督教堂的争吵，如果不当基督徒的话，他就会选择成为穆斯林。并在之后的宴会中表示“德皇永远是苏丹和奉苏丹为哈里发的穆斯林的朋友”。

德皇近乎谄媚的表态让英国立马察觉到了他的野心，英方通过与科威特埃米尔签订条约使得德国对巴格达铁路终点站的选址泡汤。但处于上升期的德国并不会被这些打倒，德国开始在各行各业控制奥斯曼帝国，并向波斯渗透。

由于德皇与苏丹的联合，使得都统治着大量穆斯林的英国和俄国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德皇对苏丹作为哈里发权力的重申和自己昭然若揭的野心让英俄忧心忡忡。在1907年，曾经是“大博弈”对手的双方签订了《英俄公约》，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持续百年的大博弈就此落幕。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上台，亲德的恩维尔执掌帝国大权。同时，印度的反英人士也在德国的支持下策划举行大起义，虽然最后功败垂成，但英国人意识到自己统治下的伊斯兰地区有被颠覆的危险。

世界大战开打后，因英国强征军舰，忍无可忍的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与德国、奥匈帝国并肩作战。恩维尔控制的傀儡——哈里发穆罕默德五世，发布了“圣战”的演说，意图号召英俄统治的伊斯兰地区陷入内乱，并且与印度的反英人士联合，形成贯穿半个亚洲的“圣战”。德土双方准备共同组织一个特派团，穿越波斯到达阿富汗，说服埃米尔。

德国的特派团很快组建起来了：

瓦斯穆斯，外交官，曾担任德国驻波斯领事，在波斯有广泛的人脉。

尼德迈尔，军官，经常在波斯南部和印度奔波，负责特派团的军事。

可是奥斯曼帝国这边很快出了状况：恩维尔帕夏和杰马尔帕夏对高加索和埃及的进攻失败，不仅没有成功号召当地的穆斯林反抗俄国和英国，自身还损失惨重，同时承受俄国和英国的军事压力。

清醒过来的土耳其人开始审视计划本身，并最终告知德方，自己将不会参加对阿富汗的远征。不仅如此，土耳其人认为波斯是属于自己的战利品，不容许德国人染指，开始阻挠德国特派团的行动。德方于是临时添加了几名人选来弥补失去了奥斯曼帝国穆斯林使者为自己在阿富汗站台的情况：

拉贾·马亨德拉·普拉塔普，印度土邦王公，德国在印度颠覆英国统治需要王室的背书。

穆罕默德·巴拉卡图拉，穆斯林革命领袖，用来劝说阿富汗埃米尔和号召印度境内的穆斯林。

亨提格，外交官，有多年战斗和外交经验，负责特派团的外交工作。

几经波折，特派团终于出发了，其中瓦斯穆斯单独一路前往波斯南部的英国势力范围，而其余人则在尼德迈尔和亨提格的带领下朝着煽动伊斯兰世界圣战，让印度脱离英国的目标而前进，时为1915年春天。

瓦斯穆斯到达熟悉的波斯湾之后，立刻开始在这个英国人控制薄弱的地方展开活动，他用一套耳机，一条钢天线和一块磁铁产生的火花来告知部落民自己已经接收到了皇帝发给部落族长的个人讯息。

其实瓦斯穆斯之前曾想说服坦吉斯坦的死敌巴赫蒂亚里人一起投入德国的怀抱，巴赫蒂亚里人清醒地表示：你们德国在波斯湾根本没有油轮来运输我们土地上开采出来的石油，你们也搞不定波斯湾的英国海军，所以你还是自己玩去吧。

而坦吉斯坦人跟瓦斯穆斯之前就有交情，随着瓦斯穆斯的活动，德国实力在波斯中部和南部迅速扩大，甚至还突袭了英国人的据点。而这时的卡扎尔沙哈也不愿意得罪德国人，英国人开始意识到德国人很有可能会继续向东到达阿富汗策反埃米尔。

印度总督给阿富汗埃米尔写了封信，警告他可能要到来的德国特派团。可埃米尔身边充斥着反英的王室和大臣，他如果继续一面倒向英国，可能有被推翻的危险。

当瓦斯穆斯进展顺利的时候，尼德迈尔一行人在劝说波斯沙哈失败（德国无法调停土耳其和波斯之间的战争），100人的特派团在最炎热的夏天穿越了清晨气温都有44℃的卡维尔盐漠。此时的英俄已经开始在阿富汗边境构筑“东波斯防线”，特派团于是兵分数路，迷惑敌人，掩护主力行踪，最终特派团进入阿富汗，得到赫拉特总督的接见。

此时留在德黑兰的德国罗伊斯的亨利王子也在继续劝说沙哈，他想让沙哈离开德黑兰，到南方的圣城库姆。他们向沙哈渲染英俄对波斯的威胁，而德黑兰越乱，俄国人就会加紧对自己势力范围的控制，而波斯人也会更加厌恶协约国，恶性循环最终会导致波斯开始反协约国的圣战。

1915年10月2日，特派团进入了喀布尔，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但他们发现埃米尔并不在喀布尔，而是在城外的夏宫避暑，随着时间的推移，宾馆的等待越来越像是一场软禁。德国特派团开始绝食抗议，最终不愿得罪德国的埃米尔派人接见了他们，双方进行了会谈。

1915年11月初，羽翼丰满的瓦斯穆斯带领坦吉斯坦人突击了设拉子的英国领事官，抓捕了英国领事奥康纳，亲德分子牢牢控制住了设拉子。德国人离目标越来越近，似乎整个伊斯兰世界很快就会揭竿而起，发动反协约国的大起义，动摇英俄在殖民地的统治，使其无暇顾及欧洲战场，并让德皇威廉二世赢得世界大战的胜利。

虽然德国似乎正朝着胜利突飞猛进，但失败的结果已然注定。在第一次觐见阿富汗埃米尔时，特派团承诺哈比布拉汗：德国将会承认阿富汗是一个独立国家，而不是英国保护下的附庸。特派员们还询问埃米尔：是否准备发动圣战解放英属印度的穆斯林？是否允许土耳其乃至德国军队进入阿富汗，合兵一处进攻印度？

德皇的使者们低估了亚洲君主的缜密心思。埃米尔直截了当的表示：自己现在没有任何跟北边俄国或者南边英国对抗的资本，自己的补贴和资金全部存在印度，一旦开战被冻结，如何提供军饷？

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特派团都要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进入阿富汗，那德皇承诺的火炮、枪支、黄金以及直接用于作战的德国或土耳其军队该如何送到埃米尔的手中？

特派员们呆住了，他们接到的仅仅是激起埃米尔的宗教狂热，发动部落成员反抗英属印度，与此同时印度境内受到德皇资助的团体将发动暴力起义。而直接派军队进入阿富汗也不是该计划的本意，“圣战计划”的精髓本来就是成本极低，也不需要调动德国的军队。

当德国特派团激起的涟漪消散之后，埃米尔也逐渐表明了态度，他向印度总督表示：自己将站在英国这边。但他也表示，自己不能公开表态，以免引起国内反英派的不满。作为对埃米尔信任的表现，印度总督同意将埃米尔在印度的大部分财富转移到喀布尔。

几个星期之后，德国人也已经接受现实，他们认为埃米尔只不过是在拖延时间，而自己也许有一天会成为埃米尔献给英国的礼物。

而从土耳其到阿富汗最重要的一环：波斯。现在还迟迟没有倒向德国，负责游说沙哈的亨利王子费尽口舌，可沙哈仍然犹豫不决。就在沙哈都已准备骑马离开德黑兰时，一名宗室劝说沙哈不要离开德黑兰，一旦俄国人占领首都，卡扎尔王朝就无法继续存在了。俄军也承诺，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进入德黑兰。

既然沙哈最终决定留在德黑兰，那亨利王子的计划就宣告失败。继续留在波斯已经没有意义，甚至十分危险，不久之后罗伊斯的亨利王子回到德国。

1915年年底开始，情况急转直下：原先准备在印度发动的反英暴动被便衣告密，主要策划者被抓，暴动胎死腹中。而1916年初，埃米尔向德国特派团摊牌：即使印度陷入一片火海，自己也不会加入圣战，除非有一到二万名德土联军先行来到喀布尔助战。

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达成的条件。尼德迈尔和亨提格都认为自己已经走到了末路。当务之急不是再让埃米尔签什么条约了，而是赶紧离开喀布尔，返回德国。

1916年5月，尼德迈尔和亨提格兵分两路，一东一西，分别取道中国和波斯，返回柏林。

尼德迈尔选择重返波斯，他把自己伪装成土耳其人，付出了胜过去年的艰辛，先取道中亚，被土库曼劫匪抢劫之后，因为牧民的善意而捡了一条命，他一路乞讨回到了波斯，后又马不停蹄抵达土耳其，最终返回德国。被德皇亲自授予勋章。

亨提格则选择向东穿越帕米尔高原，到达叶尔羌，随后他被中国人带到北京，最终途径美国和挪威，于1917年返回了德国。并在之后继续在土耳其的德国大使馆工作。

1916年夏天，被瓦斯穆斯抓获的英国领事奥康纳一行人也被释放，坦吉斯坦人抛弃了瓦斯穆斯，背着他与英国人谈判，不顾瓦斯穆斯的反对向英国移交了奥康纳等人，英国也释放了16名坦吉斯坦人。

瓦斯穆斯继续在波斯活动到战后，世界大战结束后，波斯当局将其逮捕交给了英国人。几年之后他回到波斯，想给游牧民教授一些现代耕种方法，可惜徒劳无功。几年之后在德国穷困潦倒地死去了。

从威廉二世继位之初就苦心规划的“圣战”在真正开始运作不到两年就宣告破产。讽刺的是，在特派团离开喀布尔后不久，中亚就爆发了反俄的大起义，而那时的特派团成员们不是在回国的路上苦苦挣扎就是已经进了英国人的大牢。

妄想在柏林到德里的土地上都建立无上权威的威廉二世，也在几年后因战败退位，成了妥妥的亡国之君，最终老死在荷兰，再也没返回德国。

　　1513年12月，葡属印度总督向国王上书说，捣毁麦加的时候到了。

　　在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向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1495-1521年执政）发出的这封长信当中，勾勒了一幅十分清晰的愿景：

　　首先进攻红海，拿下亚丁和马萨瓦；

　　然后按兵不动，修筑堡垒，等待同祭司王约翰的军队会师；

　　再一同进军阿拉伯半岛，摧毁麦加的天房和麦地那的圣墓；

　　最终直捣苏伊士，攻破开罗，消灭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光复耶路撒冷。

　　如果单看这封信里描述的作战计划，可能不过像是一个狂热军人的个人幻想。然而事实是，这一计划反映的是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朝廷构想的宏观战略——绕过非洲大陆，通过控制印度洋贸易扼住伊斯兰世界的咽喉，同时在东方找到强力盟友，夹击埃及和土耳其，实现十字军的未竟伟业。

　　16世纪的西欧尚且没有走出骑士小说中的世界：一个太阳骑士或者高卢的阿玛迪斯，凭借一瓶神奇药水外加自己的高超武艺，就可以斩杀一个体型数倍于己的巨人。西欧的十字军事业早在13世纪就已经宣告失败，但是仍有许多君王幻想取得这种四两拨千斤的胜利。

　　在葡萄牙人之前，有法国的查理八世（1483-1498年执政），这位国王曾想过夺取意大利，然后攻占君士坦丁堡，最后进军耶路撒冷，成为现世的弥赛亚。

　　在葡萄牙人之后，有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1556-1598年执政），这位国王曾想过夺取突尼斯，然后攻占君士坦丁堡，最后进军耶路撒冷，当上不世的天下主。

　　但是，葡萄牙的计划同法国人或西班牙人有明显的不同。

　　其一，它不是君王个人的短暂幻想，而是一项宫廷主导、民众广泛参与的国家战略。不同于法西等国，当时的葡国只有一百万人口，青壮年男子满打满算不过三十万人。每年都要输送成百上千人参与高风险的航海事业，几乎是让该国的每个家庭都卷入其中。

　　其二，它的路线不是循规蹈矩的地中海十字军，而是绕道印度洋，侧面打击，由贸易和外交带动军事行动，谋取最终胜利。

　　其三，这项计划确实被执行到了一定程度，在印度洋引发了以葡萄牙人为一方，穆斯林和威尼斯人为另一方的长期博弈。

　　应当注意，葡萄牙乃至西欧的海外探索包含了多种混杂的动机，宗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把16世纪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活动目标简单视为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打击是非常不妥的，但无法否认这种战略确实在为这些活动背书。

　　本回答将对16世纪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布局和行动进行简要复盘，说明其兴起和破产的过程。

第一回合：葡萄牙人的布局与优势阶段（1530年前）

　　在16世纪的头十几年里，葡萄牙人突然冲入了古老的印度洋，凭借火炮这一技术优势搅乱了本地区的传统格局。葡萄牙人的目标听起来十分简单：把欧亚大陆经由中东地区的传统贸易路线改换成经由东非和好望角的新路线。如果这个理想目标能够实现，那么新的贸易垄断将会大大滋润葡国，同时重挫依靠红海和波斯湾商路的伊斯兰世界。然而问题是，这个目标在现实中非常难以实现。新航路在短期内能够冲击，但并不能撼动旧航路的地位。

　　葡萄牙的策略是非常清晰的：凭借武力控制印度洋沿岸的重要据点和贸易枢纽，封锁旧航路的必经之处（马六甲海峡、红海、亚丁湾），保持对东非新航路的把控，从而强迫航路改道。

　　此外，葡萄牙急需盟友，希望找到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在16世纪初的印度洋沿岸，统治者和居民广泛信仰伊斯兰教，作为打击对象的他们自然不可能支持葡国的事业。在西欧的中世纪传说当中，有一位信仰基督教的东方统治者“祭司王约翰”，有意和西欧基督徒联盟。葡人最终找到了东非的阿比尼西亚（即埃塞俄比亚），并尝试交往合作。

　　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葡萄牙首先夺取了一连串的城邦和据点，在东非包括索法拉（1505年），基尔瓦（1505年），莫桑比克（1507年）；在印度西海岸包括科钦（1503年），坎努尔（1505年），果阿（1510年）。葡属印度的奠基者，阿尔布克尔克（本文开头给国王写信的总督）在一连串军事行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最大的功绩是在1511年夺取马六甲城。

　　16世纪初，马六甲城是印度洋-南中国海贸易的枢纽，拥有超过十万人口，马六甲苏丹信仰伊斯兰教。信仰和贸易上的地位招致葡萄牙人的进攻，最终马六甲失陷。

　　马六甲的胜利为阿尔布克尔克带来了巨大信心，从1513年起，他决心进攻波斯湾和红海，谋求封锁近东伊斯兰世界。1514年，葡人成功夺取了波斯湾的入口霍尔木兹，并且利用在1507年夺取的索科特拉岛（位于红海出海口）骚扰阿拉伯商人的贸易，但是由于无法夺取位置更关键的亚丁，阿尔布克尔克彻底封锁红海、进攻阿拉伯半岛的计划并没有成行，他本人死于1515年。

　　总的来说，在1530年前，葡萄牙人通过对印度洋沿岸一连串据点的控制，成功冲击到了旧航路，一时间让局势有失衡之势，但是他们未能达成理想目标，主要原因是其实力不足以扭转乾坤。

　　它虽然成功夺取了马六甲，但是无法阻止穆斯林商人在文莱和亚齐组建新的贸易中心与之抗衡。

　　它虽然成功在印度沿岸建立了一系列据点，但是无法深入内陆控制生产，它在主要的印度王国眼中压根不起眼。

　　它虽然威胁到了关键的红海和波斯湾，但是不足以控制这两个地区。控制霍尔木兹需要波斯的支持，这本身就损害到葡萄牙的垄断；而索科特拉岛不足以封锁红海，葡萄牙又无法夺取亚丁。

　　说到底，葡萄牙不是自以为是的新霸主，而只不过是古老印度洋贸易的一个新手玩家。

　　在冲击带来的短暂眩晕过后，旧航路的捍卫者，威尼斯和伊斯兰世界很快发起了反击。

第二回合：相持阶段，土耳其人反击，新旧航路拉锯（1530-1580年）

　　1530-1580年这半个世纪的拉锯，渐渐消磨掉了葡萄牙人曾经的锐意，让他们离一度拥有的野心越来越远。

　　早在新航路开辟之初，威尼斯人就已经察觉到了威胁。意大利间谍悄然游走于开罗和君士坦丁堡宫廷，告诫埃及和奥斯曼苏丹警惕葡萄牙人。马穆鲁克王朝也确实派出过一支舰队，但是被葡萄牙打败。1517年，奥斯曼帝国征服了埃及，东地中海地区被一个强大的穆斯林政权统一起来，这个新对手很快开始着手打击葡萄牙人。

　　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被西欧人视为恐怖的敌人，它一面在地中海对抗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另一面在印度洋对抗葡萄牙人，同时还和奥地利及波斯在陆地上展开较量。1531年，它夺取了亚丁，从而保障了对红海的控制；在索马里，它支持阿达尔苏丹国对阿比尼西亚的战争；在东南亚，亚齐苏丹国多次围攻马六甲，背后也有奥斯曼帝国的帮助。在1560-1563年，葡萄牙和奥斯曼直接交手，结果也对葡萄牙不利。与此同时，莫卧儿帝国正在快速扩张，这个新兴的穆斯林政权让葡人控制印度的希望更加渺茫。到1570年，旧航路已经很大程度上夺回了自己的权力。

　　1570年代发生的两件事对葡萄牙有利，一是也门栽德派信徒对奥斯曼的反抗（直到1581年又被征服），二是神圣同盟在勒班陀战胜了奥斯曼舰队（1571年）。但葡萄牙不足以利用这些机会重掌优势，到1590年代，地中海-黎凡特旧航路的贸易又出现一轮复兴，而此时的葡萄牙甚至开始失去它对新航路的掌控了。

第三回合：葡萄牙人的战略输了，但新航路赢了（1580年后）

　　1570年代，荷兰人开始掠夺葡萄牙人的航线和据点，而英国人也悄然跟随荷兰人进入印度洋。在1580年的继承危机后，葡萄牙被西班牙君主联合统治。这一时期的葡属巴西开始由于蔗糖种植走向繁荣，而葡萄牙的东印度贸易却是江河日下。通过控制贸易、拉拢盟友打垮伊斯兰世界的计划在这时已经成了久远的回忆和不堪回首的迷梦。

　　1581年，一位土耳其冒险家阿里.贝伊（Ali Bey）只身闯入东非海岸，以奥斯曼帝国的名义鼓动当地人反抗葡萄牙统治，一度争取到几乎整个海岸上所有城邦的支持，只是由于食人部落暴动还有葡国舰队的及时返回才得以平息。至于在印度和东南亚的那些据点，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将会接二连三失陷在荷兰人手里。到1661年，孟买作为公主的嫁妆被送给了英国人。

　　回首16世纪初，葡萄牙人曾经在宗教世界观的驱使下，制定的那个通过迂回打击毁灭“巴比伦大淫妇”的战略，到此已经完全破产了。葡萄牙人的大棋下着下着，才发现棋盘和游戏规则其实都是自己臆想的，才发现自己已经从棋手变成了别人的棋子。

　　葡萄牙为印度洋带来的最深刻的改变，就是给这个地区带来了荷兰人和英国人。荷兰和英国通过蚕食和扩张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留下的遗产，建立起了新的权力。在17世纪终于确立了新航路的优势地位，以至于到19世纪，印度洋变成了英帝国的内湖，南非彻底取代中东成为新的贸易中转站，直到苏伊士运河重新为中东夺回这一地位，而这时候中东本身都已经成了欧洲的势力范围。

　　历史的逻辑有时候非常奇怪——

　　你以为你在下一盘大棋，其实这盘棋根本就不存在。

　　你以为你在下某盘棋，其实你下的是另一盘棋。

　　你以为你是下棋的，其实你是被下的棋。

　　或许只有在这时人们才能意识到，时代局限当中的主观意识是多么渺小。

歪个楼，小小的反对一下部分答案体现的一种观点，即：

在针对某种情况A做了各种各样的计划后，对手选择了情况B，导致A的这些计划都没有用了。

关键在于这个“没有用”。

我来举个例子，说得比较抽象，但现实中一定能找到对应的例子：

国家为了增加收入，决定征收走路税：如果你一天不走满100米，就要缴纳税收10块钱。100米其实很短，除非你一整天躺在床上或坐在电脑前。结果大家每天都走了100米，国家一分钱都没征到。于是大家纷纷表示：这个征税政策有个X用。

没用吗？对于那些一整天躺在床上或坐在电脑前的人，难道不就是有用了吗？

这其实是公共财政学的一个问题：即使一项税收政策并没有征收到税（看起来没有用），它也已经扭曲了激励，因为之所以它收不到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为了避税而改变了自己的行为。

同样的道理，马其诺防线没有用吗？没有这条防线，德国根本不需要绕道荷兰和比利时，长驱直入，估计敦刻尔克根本就不会发生大撤退，因为英法联军直接被打没了。当德军不得不迂回时，马其诺防线已经起到了一部分的作用（当然，不是全部的作用，毕竟本来马其诺防线设计的目的是使得德军完全无法通过的）。

中央六台的v字仇杀队

日本在二战前制定了一个消灭美国海军的九段渐击计划，照搬日俄战争的经验，一厢情愿的以为自己可以复制日俄战争的剧本，在日本近海动用全部力量和劳师远征的美国舰队进行一次命运大决战。为了实施九段渐灭作战。日本海军建造了超级战舰大和级和翔鹤级空母,并积极强化水雷部队,不断提高陆基航空队的对舰攻击能力,可以说是倾全国之力来配合九段作战。

日本为对抗美帝而产生了“邀击战”思想，击利用美帝劳师远征的弱点，在美舰队行进途中不断加以袭扰，削弱美军力量，使其战力与己方相等，此时再派出主力舰队借助本土优势与其决战。“九段渐击”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第一段：战争开始时日军将派出远洋潜艇严密监视美帝舰队，并加以袭扰。
第二段：加以雷击，日军将派出潜艇对美舰队实行鱼雷攻击和水雷阻拦。
第三段：再次雷击，在美舰队登录马绍尔群岛前，再次使用潜艇攻击，削弱其实力。
第四段：群岛前哨战，日军将派出超级战列舰和翔鹤级航母进行攻击，使美舰队孱弱。
第五段：群岛雷级战，日军将派出大量潜艇对美舰队进行雷击，以造成较大损失。
第六段：群岛空袭战，用战场中的日本陆航予以空袭
第七段：群岛强袭雷击战，日军将排出夜战雷击部队（加装了93式鱼雷的驱逐、巡洋舰）对美舰队发起强袭雷击战。
第八段：群岛机动强袭战，日军将派出中轻型航母全力攻击美舰队。
第九段：最终决战，日军将派出主力舰队，清扫剩余残敌。
按照日本参谋部的估计，前8段攻击将使美舰队实力削弱至出动时的30%～40%，此时派出主力舰队进行决战可以确保绝对胜利，因此成为了日本战前的主要作战思想。

结果大家都知道的，结果美国根本不按照剧本来啊！

以前看过一篇波兰论文TIBET IN THE CRIMEA? POLISH EMBASSY TO THE KALMYKS OF 1653 AND A PROJECT OF AN ANTI-MUSLIM ALLIANCE，里头讲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在得知东方来了一群非穆斯林的游牧民卡尔梅克人（以土尔扈特为首的卫拉特诸部）后，波兰人很快意识到了这群人对他们抵抗克里米亚鞑靼汗国的潜在意义，因此1653年波兰国王与总理写了两封信给卡尔梅克人，煽动他们与波兰缔结反伊斯兰军事同盟，去征服“自古以来就属于卡尔梅克人的克里米亚”。尽管主旨是反穆斯林，这封信的内容却是用当时欧亚交流通用语，阿拉伯字母鄂图曼土耳其语书写的。最终这一同盟没能实现，不过也算一个早期欧亚交流的有趣案例了。

17世纪前中期，自萨法维波斯至波兰立陶宛联邦都在关注一个共同的问题：从遥远的东方来了一群怪模怪样的人。这些游牧民的长相与人们熟知的伏尔加鞑靼人、克里米亚鞑靼人等似乎都截然不同。据说这些人最早出现于被俄国人灭亡的西伯利亚汗国故地，并缓慢的向西行进。这帮人一路上将整个中亚与南俄草原搅得不得安宁：他们洗劫希瓦，布哈拉和塔什干，在萨法维波斯也臭名昭著；他们狂暴轰入里海草原攻击巴什基尔人与诺盖鞑靼，逼的诺盖人离开伏尔加逃往德涅斯特河与下多瑙河。绝望的诺盖贵族们乞求俄国保护他们，表示他们再不能用伊斯兰教法解决争端，甘愿接受沙皇陛下的律法统治。而俄国人拒绝了这种请求：他们声称，尽管他们很愿意调解争端，但如果答应了请求，就是“压迫”了诺盖人，剥夺了他们的神圣传统。此等不义之举，我国断不能为。1648年，卡尔梅克人渡过顿河对克里米亚发起大远征，因暴雪而失败。

尽管难以搞清其虚实，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东方人是优秀的骑射手，而且显然不是穆斯林。

卡尔梅克人是狂热的藏传佛教信徒，对欧洲人来说，佛教和西藏实在有点过于遥远。波兰人对西藏的全部了解，就来自一本翻译来的葡萄牙教士（此人从未去过亚洲）写的小册子，其中称西藏是个由仁慈君主统治的繁荣昌盛反穆斯林国家云云。不过这不重要，反正也搞不清卡尔梅克人到底信什么或内部结构什么样，这帮人不是穆斯林，而且和鞑靼人不对付，这就足够了。

南方的克里米亚鞑靼汗国实在是个可怕的邻居：1948年的一些在热舒夫附近的乡野调查显示当地村民对几百年前鞑靼人入侵的恐怖记忆居然比刚过去的一战二战还要鲜明。据推算1500-1700两百年间被运过黑海的斯拉夫奴隶大约有两百万人。而对这时的波兰人来说，局势更近阴暗。赫梅尔尼茨基之乱刚刚发生，联邦遭受了惨痛至极的损失，特别是在刚刚发生的巴托赫大屠杀中，哥萨克从克里米亚鞑靼人手中买来战俘，将数千波兰贵族与士兵全部残忍处决。在这种状况下，寻求军事盟友变得至关重要。

1653年，Kasper Szymański奉命出使卡尔梅克人，他携带了国王扬·卡齐米日和总理Stefan Koryciński两人的书信。特使被要求见到卡尔梅克人的大“米尔扎”，或者随便他叫什么头衔的最高统治者，呈交国书并致以波兰国王的敬意。

波兰大使需要痛骂克里米亚可汗，伊斯兰格莱三世的忘恩负义，并对去年发生的巴托赫大屠杀屈辱事件避而不提，而是去大肆炫耀更早时别列斯特赫科战役的辉煌胜利。国王将给卡尔梅克提供50000塔勒的资金，以支持他进攻正筹划入侵波兰而空虚的克里米亚汗国。指示还要求他鼓吹说卡尔梅克应该在“自古以来就属于你们的克里米亚”定居下来并与波兰缔结军事同盟，由波兰支持他们的扩张。

因此，卡尔梅克人不仅有机会从敌人手中得到丰厚的战利品，而且还可以得到自古以来就属于他们的克里米亚汗国。如果上帝保佑他们攻占克里米亚，国王陛下承诺用他的军队保障卡尔梅克人在这里的统治，并代表他自己、他的继任者和他的国家与其缔结永久的联盟。

跟当时很多欧亚文书一样，信件是用突厥语写的，且不是俄国人惯用的钦察突厥语，而是用鄂图曼突厥语写的。文书几乎没什么语法错误，没准是让当时波兰监狱里的鄂图曼囚犯帮忙写的。

国王和总理的信都不长，开头是“伟大的卡尔梅克苏丹阁下.......”，二位的自称就是“光芒万丈的波兰王国、瑞典王国、鲁塞尼亚、普鲁士、马佐夫舍、萨莫吉希亚、利沃尼亚、斯摩棱斯克、切尔尼戈夫的伟大统治者”云云和“国王陛下的维齐尔”云云。

为了防止出使失败，波兰人还留了后招。走俄国人的路恐怕行不通，必要时应该取道波斯。为了能在波斯内通行又准备了两封拉丁文国书。

不过不管波兰人如何深谋远虑下大棋，最终什么效果都没有，我们甚至不知道特使后来出使过程如何，因何失败，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最终的结果众所周知，俄国人与卡尔梅克人成为了盟友，而波兰人则又和克里米亚汗国达成了同盟，甚至画大饼说可以帮鞑靼人夺回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与西伯利亚汗国。不久前宣传口还宣传我们将与卡尔梅克人携手对克里米亚犁庭扫穴，如今赶紧调转风向称我们的鞑靼邻居，真是文明又可靠啊！当然，在未来与克里米亚再此交恶后，波兰人还将反复鼓动卡尔梅克统治者（渥巴锡的曾祖阿玉奇汗）加入自己对抗穆斯林，不过都没能成功。

@王陶陶

王老师的回答实在太误人子弟了，我不得不正本清源一下：

@王陶陶 说俾斯麦反对德意志帝国大海军计划，这没错，但这绝不是因为俾斯麦有什么真知灼见。

首先，俾斯麦从来不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普鲁士民族主义者”，干脆说，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普鲁士容克贵族。

普鲁士和南德意志四邦的关系类似于我国战国时期秦国与东方六国的关系。

普鲁士民族主义者约等于大秦民族主义者，想要的是秦灭六国。

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约等于孔子那样的周朝民族主义者，希望战国七雄统一恢复成“周朝”。

俾斯麦作为一个普鲁士人，他最大的愿望是吞并南德意志四邦的领土，驱逐南德意志四邦信奉天主教的民众，建立一个新教的纯粹的大普鲁士。

就像我国历史上秦灭六国一样。

但是，因为地缘政治原因，俾斯麦和普鲁士都没有这个机会，他只能心不甘情不愿的和南德意志四邦一块建立一个“德意志帝国”。

但是俾斯麦为了防止“德意志帝国”吞掉普鲁士，于是在“德意志帝国框架”下给予南德意志四邦非常多的特权。

这些特权就包括军事独立权、外交独立权；比如廉二世作为德国皇帝，在和平时期是没有资格去巴伐利亚参观巴伐利亚王国军队演习的，巴伐利亚驻柏林公使可以直接告诉威廉二世，我国王储殿下不欢迎皇帝参观巴伐利亚军队演习。

巴伐利亚可以颁布法令：任何巴伐利亚国民未经国王同意与普鲁士王国国民结婚，等同于叛国罪。

俾斯麦之所以给予南德意志四邦这种几近于独立的权利，是因为这些特权也保证了普鲁士王国不会被“德意志帝国”吞并掉。

俾斯麦希望的是“德意志帝国”永远都是普鲁士王国的白手套。

最明显的例子，德意志帝国境内天主教教徒比例接近40%，而陆军里天主教出身的将军只有10%左右，这还是因为南德意志四邦作为天主教国家，他们的军官都是天主教徒的缘故。

然而，普鲁士民族主义者俾斯麦虽然希望把德意志帝国变成普鲁士的白手套，但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不干。

N年前，德意志帝国建立的第一块基石，关税同盟其实就是德意志诸邦国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虽然俾斯麦设计了一个“白手套”一样的德意志帝国，但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影响力也不得不让俾斯麦忌惮，为了讨好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或者说为了让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不要把手伸向陆军，俾斯麦“给了”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一个完全属于德意志帝国的海军。

德意志海军是完全属于德意志帝国的，而不是分别隶属于各邦国。

所以，俾斯麦作为一个普鲁士民族主义者，他本能的厌恶一切不归普鲁士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所以，俾斯麦从不愿意向德意志海军投一个马克；

而德意志帝国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之所以提出要建立“大海军”，也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好战分子，而是他们要借此建立真正的，统一的，属于德意志全体国民的德意志帝国。

有关德意志海军的博弈，本质上就是普鲁士民族主义者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博弈。

对于构建德意志民族认同来说，德意志海军有大用，而不是没有用。

日本的“九段邀击渐减”大战略：

为了应对和假想敌美国海军的交战，由于国力的差距，加上华盛顿海军条约的桎梏，日本海军最多只能达到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舰队的七成力量，那么想战而胜之，就要想办法在与美国决战前，减少美国海军的力量，换句说就是利用太平洋的宽度，让美国舰队一路上开过来的时候不断遭受损失，细化到一共分了9段（最早7段，意犹未尽，再加到9段），每一段都安排各种舰艇、潜艇、飞机等进行有针对性的袭扰、打击，理想的是“从美国舰队基地到达日本本土，每前进 1000 海里，美国舰队便折损 10%的力量”，等其开到西太平洋与日本舰队决战地的时候（日本主观安排为菲律宾以东附近洋面），双方力量已经相差无几（当然，如果能让美军损失到反而不如日本那就更有把握了），到时候再用大和号等等主力舰队一战定乾坤，重演对马海战式的胜利！

这套战略方案，从佐藤铁太郎开始酝酿，到1907年最终在鬼才参谋秋山真之手里得到完善。从此成为日本海军的灵魂纲领，之后日本整个海军的建设，包括所有战舰的设计目标，功能参数，日常训练，全部都围绕着这个九段邀击战的需要来。

在这套体系里，驱逐舰和轻巡用来袭扰，轻型航母用来给他们护航协同，所以特别强调“雷击战”，由此开发了强大的93式氧气鱼雷，射程非常远，战斗部强悍。

重巡洋舰还要担负承载多架侦察机的责任，所以才有了外形古怪的利根级重巡洋舰，全部4个炮塔都堆在前甲板，后甲板变成航空作业甲板，两舷共2台弹射器，最多能携带6架水上侦察机，简直就是小航母啊！不过一般的日本重巡如妙高级，也能带3架水上侦察机，比一般国家的重巡都多。

至于后来的大型航母如翔鹤、瑞鹤，其作用也是为了给大和号护航做配套，用在最后的大决战中。

甚至连最轻型的舰艇，比如雷击舰（千吨不到的大型远洋鱼雷艇）也要求配置重火力，在袭扰中当有用的炮灰，这才有了千鸟级雷击舰小船扛大炮，闹出“友鹤事件”--被大风吹翻了船肚子。

这套战术，公允的说，也不是不对，日本作为一个弱势的国家面对美国这样的强敌，绞尽脑汁设计的战术，从内容上看是有道理的，细节设计也不乏精妙之处，但是问题是：

这实在是太死板了，因为鬼才设计师秋山真之早逝，他这套方案就没人敢做大的改动了，不但不敢大改，反而被日本人以其固执和吹毛求疵的精细化，进一步向更深的繁缛、僵化方向上发展，而随着舰艇技术能力的发展，特别是航空战术的发展，方案整体上越来越感觉不适应。更何况凭什么美国人要按照你的想法跟着走？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山本五十六一个偷袭珍珠港，彻底让这个计划成了纸上谈兵，问题是，这几十年来，日本海军的全部训练都为了打这个九段邀击，忽然改了战术，虽然初期大胜，但是海军的整体思维全乱了，好比备考几十年的人，临考换了考纲，虽然开头靠作弊答对了几题，后面却都不会做了，山本五十六从珍珠港之后，自己也陷入混乱中，设计的几套作战，结果都不成功，他死之后，海军就彻底没了方向。

从这个角度讲，偷袭珍珠港要是不打，还按照几十年训练的方式打美帝，说不定日本海军，死得还好看一些....

特异功能的军事化研究

不是说笑，美国和苏联都很正式的投入了大量资金与精力参与这些项目。后来在中国泛滥的气功热、大师热，只是中国跟从美苏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