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进步是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在短期内无用甚至错误的？
1. 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从“无用”到统治天穹
在艾萨克·牛顿发布《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之前，人们理解天体运行，大多依赖于经验观察和一套基于宗教与哲学思辨的宇宙模型。行星绕着太阳转，这本身就已经足够让人惊叹，至于它们为何如此运行，却似乎是上帝的旨意，是宇宙天然的秩序，难以用数学去量化解释。
当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数学公式来解释苹果落地和月球绕地一样多的力量时，很多人感到茫然，甚至觉得他是在胡说八道。一位如日中天的物理学家，竟然将天上的神圣运行与地上的凡俗坠落联系在一起，这在当时被视为亵渎。
尤其让人们难以接受的是，这个定律是“超距作用”的。它意味着地球和月球之间，在没有任何可见媒介的情况下，存在一种看不见的“力”在相互牵引。这在许多科学家看来是无法理解的，违背了当时主流的物理学思想，即力必须通过接触或者某种介质来传递。哲学家们，尤其是笛卡尔的追随者们，更是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是引入了“神秘的妖术”。
他们觉得，为什么需要一个如此抽象的数学公式来解释显而易见的天体现象？日常观察足以说明问题，而牛顿的理论太过复杂，难以理解，更谈不上实用性。它没有立刻带来新的技术，没有解决当时的生产问题，反而挑战了人们根深蒂固的宇宙观。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万有引力定律的推广异常艰难，许多人宁愿相信更直观的解释，也不愿接受这个“看不见的力量”在宇宙中扮演如此关键的角色。
2. 哥白尼的日心说：颠覆世界的“异端”
在哥白尼之前，地球中心说占据了人类的宇宙观长达千年。这个体系根深蒂固，不仅是科学上的认知，更与当时的神学、哲学紧密相连。人们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万物皆围绕着人类和地球运转，这与人类的尊严和地位相符。
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将地球从宇宙的中心拉开，放到了一个普通行星的位置上，绕着太阳运转。这在当时是极其颠覆性的思想，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不仅是科学上的错误，更是对人类中心地位的否定，是对上帝创世理念的挑战。
人们难以接受的不仅仅是科学上的逻辑，更是其带来的哲学和宗教冲击。如果地球不是中心，那么人类在这个宇宙中的地位是什么？上帝为何要创造一个如此庞大的宇宙，仅仅为了服务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地球？这些问题，让当时的教会和许多知识分子感到恐慌。
更重要的是，日心说在短时间内并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证据来推翻地心说的精准预测。虽然地心说也存在一些天体运行上的不精确，但通过复杂的“本轮”和“均轮”模型，也能够勉强解释。相比之下，日心说虽然在理论上更简洁，但要精确预测天体位置，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观测和数学发展。
因此，哥白尼的思想被视为是“无用的”和“错误的”。他的工作被许多人认为是学术上的“游戏”，是对既定秩序的无谓挑战。教会更是将日心说列为禁书，严厉禁止传播，因为这动摇了他们的权威和信仰基础。
3. 电磁学的早期探索：闪电与电灯前的迷雾
在人们对电的基本性质一无所知的时候，闪电是天空中的神秘力量，是雷公电母发怒的象征。而电，则更多地与马戏团里的新奇玩意，或者少数科学家实验室里的奇特现象联系在一起。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本杰明·富兰克林放风筝引电，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这些都是在当时看来非常“无用”的实验。人们可能对“制造出火花”感到好奇，但很难想象这种看不见的“力”能够带来什么实际的应用。
科学家们在探索电磁现象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进行了大量的实验，但成果却常常被忽视或误解。当法拉第提出“力线”的概念来解释电磁作用时，许多同行认为这只是一个比喻，一个“哲学上的玩偶”，而非物理实在。他们无法理解这些看不见的“力线”是如何工作的，也看不到它们可能带来的巨大价值。
即便是后来，当电灯泡、电动机等发明逐渐出现，人们对电的认识也仍然是模糊和恐惧的。很多人担心电的危险性，认为它会带来火灾，会污染环境。尤其是在工业革命初期，人们更习惯于蒸汽机的力量，认为那是可靠且实用的。电作为一种“新玩意”，其颠覆性远未被认识到。
在那个时代，一个发明家或科学家如果声称能用电来点亮城市，或者通过电磁波传递信息，可能会被视为疯子或骗子。这些早期的基础研究，虽然为后来的技术革命奠定了基石，但在短期内，其“有用性”是极其模糊的，甚至不被看好。
4. 青霉素的发现与应用：从霉菌到救命药的漫长路
亚历山大·弗莱明在1928年发现青霉素，这本身就是一个偶然的发现。他在实验室里不小心将葡萄球菌培养皿暴露在空气中，结果发现一块霉菌阻止了细菌的生长。
这在当时看来，仅仅是一个有趣的科学现象，甚至是实验室的污染。人们对霉菌的认识，更多的是食物腐败的元凶，是致病的因素。谁能想到，一种看似“脏兮兮”的霉菌，竟然能够杀死致命的细菌？
弗莱明本人也未能立即将青霉素转化为大规模生产的药物。他的研究成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搁置，许多其他科学家也尝试过提取和纯化青霉素，但都因为技术上的困难而失败，或者认为其应用价值不大，难以大规模生产，成本高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细菌感染是导致许多疾病死亡的主要原因。但人们当时的主要治疗手段是各种副作用巨大的化学药物，或者祈祷。对于青霉素这样一种从霉菌中提取的“天然产物”，而且其作用机理不清，很多医生和科学家持怀疑态度。他们可能觉得，用一种“致病”的霉菌来治疗疾病，这太冒险了，太荒谬了。
直到二战期间，由于战场上大量士兵因感染死亡，迫切需要有效的抗菌药物，青霉素才得到了科学家们（如弗洛里和钱恩）的突破性发展，实现了大规模生产和应用。但在此之前，它经历了漫长的“无用”和“错误”的怀疑期。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历史的进程并非总是顺理成章。那些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伟大思想和发现，往往需要经历一个被误解、被质疑、被忽视的过程。因为进步的光芒，常常需要时间来穿透时代的迷雾，才能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而那些当时看似“无用”的种子，一旦在合适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便能长成参天大树，改变世界。
网友意见
我来说一个近代中国血淋淋的例子吧。
（部分有转载）
就是徐继畬！一个比林则徐更先开眼看世界的人，遗憾的是在他生前满受满朝文武诟病，死后明明已经证明了他的正确，却依旧没有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被人们遗忘，而现在的历史教科书更是错误的把林则徐当做是中国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人。
这就是徐继畬。
徐继畲，字健男，号松龛。徐继畲先后担任过广西和福建两省的巡抚，还曾经短暂性地署理过闽浙总督一职。众所周知，总督和巡抚这两个官职，在清政府的官员序列里，都是权倾一方、手握重权的地方大员。徐继畲能够混到这样的位置上，足见其拥有非同寻常的政治能力。
19世纪40年代，徐继畲亲自指挥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抗击英军的一些战斗。通过战争的强刺激，他敏锐地觉察到了中国所面临的崭新格局，内心里激起了一种强烈的了解外部世界的冲动。从此，他苦心孤诣地研究外洋的世界，终于在1848年完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开眼看世界”的著作《瀛寰志略》。
现在，谈起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介绍西方世界的书籍，很多人大都知道和徐继畲处于同一个时代的魏源的《海国图志》。但事实上，作为产生于同一时期的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著作，就其思想高度和深度而言，《瀛寰志略》明显要高于《海国图志》。
但是先驱者徐继畲不但身后寂寞，其后半生也是在颠沛流离、起伏不定中匆匆度过。1850年，因为在福州处理涉及英国传教士的“神光寺事件”，徐继畲被包括林则徐在内的当地士绅攻击，并很快被极端痛恨洋人的咸丰皇帝免职。一直到同治皇帝当政，他才被重新起复，在清政府的新部门总理衙门里参与管理出力不讨好的同文馆事务。但那样锋芒毕露的一本书，却在普遍具有“自大狂”情结的士大夫之间被视为“异端”。
引徐继畲的著作《瀛寰志略》的一段话——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鎔鎔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同时期的这类人还有晚清时期开风气之先的郭嵩焘。
郭嵩焘是大清帝国的第一位外派公使。这样的一份在今天看来非常重要的美差，在当时却引动了天下士绅阶层的痛诋。郭嵩焘本人为此被他的湖南老乡咒骂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的“鬼使”。
历史上的郭嵩焘饱受时人诟病。
美国人文作家房龙在其著作《宽容》的曾经讲述了一个关于先驱者的寓言：
“在宁静的无知的山谷里，大家都年复一年地过着封闭的生活，没有人相信在山谷外面还会有一个更加精彩的世界。守旧的老人们只让大家学习祖先的东西，拒绝任何外向性的探索。终于，有一位勇敢的先驱者披荆斩棘达到了外部世界，并赶回来告诉山谷里的人外面世界的富饶和美丽。但他却被当成了大逆不道的骗子，被群众用石头砸死了。若干年后，山谷里爆发了饥荒，大家才沿着先驱者指引的路径来到了山谷外面的世界。当他们意识到先驱者是正确的，想回到山谷寻找先驱者的遗体时，尸体却已荡然无存。于是，他们只好为他立了一块石碑以示纪念。”
不论是科学也好，政治也好，不敢于接受新事物是可悲甚至可耻的，当时对于这些真正开眼看世界的人的指责明显的表现出了我们的无知，愿新世纪的我们敢于接受新生事物，敢于坚持自我、坚持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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