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讽刺的事？

某些美化反面人物、为所谓“历史人物翻案”的，才是历史上真正讽刺的事情。

本来不想回答这个问题的，实在是因为 @罗有锣 通篇裁剪史料，为蔡京翻案，让人实在看不下去，在评论下指出后就被设置无法评论：

那没办法，我只能把评论当答案发了，以正视听：

他说蔡京“这套惠民工程，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答案原文），我们来看到底是不是呢？

咱们先来他说的《宋朝事实》卷15：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诏：京师老疾孤穷丐者，虽有东西福田院，给钱米者才二十四人。可于宝胜、寿圣禅院别置南北福田院，并东西各盖屋五十间，所养各以三百人为额，岁出内藏钱五百万。

请问这是当时16岁的蔡京的建议？？

我们再来看——

《宋会要辑稿》食货八六：

请问当时的蔡京在哪里呢？？？

同卷：

请问，这叫“前无古人”？？？

再看，同卷：

这叫后无来者？？？

我们再来看看，蔡京的这一套花了多少钱呢？

罗某还提到了陆游是吧……那我们就看看陆游在花费无数上是怎么说的：

《老学庵笔记》卷2：

已而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所费尤大。朝廷课以为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仅能枝梧。谚曰：“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盖军粮乏，民力穷，皆不问，若安济等有不及，则被罪也。

然后我们再看《宋史》

《宋史》卷178《食货志上六·振恤》：

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州县奉行过当，或具帷帐，雇乳母、女使，糜费无艺，不免率敛，贫者乐而富者扰矣。

至于说最后的结果到底是不是“贫者乐而富者扰”呢？我们继续讨论：

这套“福利制度”执行的真的好么？贫者真的高兴么？

同样，《宋会要辑稿》食货八六：

不是流于形式就是根本没有什么动作，就连徽宗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宋大诏令集》卷186：

如果真如罗某答案里所说的那么完美，宋徽宗本人至于着这么大急么？

这还不算什么，还有更恐怖更无人道的事情——

郑景望《蒙斋笔谈》：

（宫室营造）梁柱阑槛窗牖，皆用灰布。期既迫竭，洛阳城内外猪羊牛骨不充用，韩溶建议掘漏泽园人骨以代。昇欣然从之。

因为营造宫室缺乏制造刷漆前披麻用的灰布原料——骨渣，就打起了漏泽园内埋葬的人骨的主意，此种行为简直毫无人性！而且更说明这些“福利场所”的管理如何了。

如果罗某他是当时被“救济”的贫者，请问以上这些事儿摊到他头上，他乐的出来么？！

那么，宋朝，甚至可以说整个封建社会中，这种“福利制度”的本质是什么呢？

所有封建统治阶级从来没有把慈善事业当做是一种社会工作，而是将其视作“仁政”的一部分而已，“仁政”虽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归根结底却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他们的“福利制度”对于劳苦大众来说，是一种“施舍”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劳苦大众只是被动接受，而不是享受基本权利，此种施舍就是“朕给你的才是你的，朕不给你你不能抢”的翻版。在此种政治考虑下，“福利制度”的前途和命运就取决于当权者，这也是为什么蔡京能发动起来的原因：他，和他们并不是真正为了贫穷无依的穷人，而是为了自己的沽名钓誉和统治便利。而这种态度，就使得各种规章制度徒具空文，最后变成一缕尘烟罢了。

所以，吹蔡京所谓“大兴福利慈善事业”的，并不蠢，而是单纯的坏！

纳粹的动物保护法

“1933年11月，纳粹党在德国制定了另一部动物保护的法律—Reichstierschutzgesetz。这部法律禁止了许多对动物的不当对待，包括将动物用于拍摄电影和其它公众事务而引起的动物疼痛和健康损害，如强制喂鸡，撕裂活着的青蛙大腿等。”

当然了，我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面，被强制“喂食”毒气和撕裂活人肢体可能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德国内政部的两位主要负责人，Clemens Giese 和aldemar Kahler，起草了这部法律的文本。他们在1939年写的司法评论中说，通过这部法律客观的确实能起到保护动物的作用。这部法律第一次革除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区分，它在法律上确定一般语言所叫的和生物学上所用的生物都应被视作动物，那些认为动物对于人类来讲有驯养和野生、高价值和低价值、有益和有害的观念，则都是有罪的。”

认为动物价值有高低是“有罪”的观念，那么纳粹认为人的价值有高低是什么行为呢？

“1936年3月，纳粹德国制定了屠宰活鱼和变温动物的规定。在同一年的3月，它们又制定通过了植树造林和保护野生动物的规定。1937年9月，德国内务部长公布了运输动物的详细规定的法令。”

屠宰活的动物是不人道的……但是纳粹在集中营里面对活生生的人进行屠杀却没有半点心理负担......

“纳粹党人为了在全民中落实动物保护的观念，于1934年2月开始了有关于动物保护初级、中级和学院级水平的法律教育。1938年，动物保护作为一门课程开始在德国的公立中小学和大学里教授。”

动物保护观念得到了广泛的宣扬，可是纳粹铁蹄下的其他民族和占领区民众呢？他们为什么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与权利？

“Goering在动物保护方面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他禁止了商业方面的捕猎，加强了打猎的一些限制，还对安装马蹄做了规定，他甚至还对煮龙虾和螃蟹做了限制。一次，他甚至将一个将青蛙切碎做鱼饵的渔夫投进了集中营。”

如果纳粹能把这点同情心放在占领区民众身上，也许还算用对了地方.....

而且这些纳粹推行的动物保护法，如今还成为了某些人为纳粹洗白，鼓吹纳粹所谓的“功绩”与“贡献”之一。

在面对活生生的人的时候，纳粹毫不留情的把“人”当作了毫无价值的废品，没有一点心理负担的将数百万犹太人和无数无辜的牺牲者塞进了毒气室与焚尸炉里面，却在毫无意义的地方撒下一点点可笑的“同情心”

我觉得这一段话非常好：

“在正常的人类社会价值体系中，人≠狗。而在恋狗癖的荒谬价值体系中，狗=人。在数学里我们都知道，如果A=B，则必然可以推导出B=A。如果杀死狗和杀人一样，那么杀人也就和杀死狗没什么区别了。表面上看恋狗癖是在提高狗的伦理地位，却实实在在降低了人类的伦理地位。毕竟高低总是相对而言的。”

几乎完美的概括了纳粹的可笑价值观。

因为他们推行动物保护法，不是把动物看做人，而是把人看作了动物！所以纳粹才能毫不手软的犯下罄竹难书的暴行，不论是对占领区的民众还是德国本国的人民，在他们眼里，全都是和动物一样等价的动物罢了……

部分激进恐怖组织认为本•拉登不够激进，试图1996年在苏丹刺杀他.....

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西里宣称自己和基地组织与“伊吉拉特”这种激进分子完全不同.....

这可能是史上最讽刺的事，第一次看到时我还以为是洋葱新闻

“钩手”伦敦芬斯伯里公园清真寺伊玛目Abu Hamza al-Masri公开支持911恐怖袭击，曾因煽动恐怖袭击、支持恐怖主义而被英国警方逮捕。

不过，除了公开支持恐怖主义以外，他同时也公开抨击伊斯兰“伊吉拉特”激进团体，认为后者是法西斯分子，称他们“只知道摧毁一切的极端分子，一心想成为审判官和刽子手”。

由于“伊吉拉特”动辄就以“叛教者”为由屠杀穆斯林同胞，其组织创始人不仅否认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而且认为只要不赞同其观点的穆斯林都应当被处死，绝大多数普通穆斯林和相当一部分伊斯兰激进组织都对其充深恶痛绝。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西里公开表示自己的组织认同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与大多数穆斯林站在一起，反对“伊吉拉特”极端分子。

“伊吉拉特”没有统一部署和组织，其成员主要为其理念所折服，没有最极端，只有更极端。1996年，本拉登被苏丹政府收留，部分“伊吉拉特”成员认为其不够激进，计划刺杀（但缺少证据证明他们曾实施计划，而且那一年想杀本拉登的人不少）。1998年阿富汗塔利班开始与美国谈判，被许多“伊吉拉特”成员愤怒地指责为“卡菲勒”。

“伊吉拉特”的概念来源于先知默罕默德徙志，现代的伊吉拉特恐怖组织诞生于1971年的埃及，如今已经“迁徙”至世界各地。由于当代很多伊吉拉特成员迁移到了非伊斯兰世界，故许多新组织主张“圣战”和殉教可以救赎灵魂，在非伊斯兰社会的成员不必严守教规，不仅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还可以纵情声色，直至“圣战”到来的那一刻通过殉教来洗清所有罪恶，因而对反恐部门来说识别的难度非常大。

1947年3月，花园口堵口工程实现合龙，横冲直撞了8年零9个月的黄河终于回归故道，黄泛区从此成为历史名词。
先总统 蒋公认为这是一项济世抚民的重要政绩，下令在堵口处树碑立传，并亲笔题词“济国安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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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叫做《拖延心理学》，被视作战胜拖延症的圣经。

好多人并不知道的是，两位作者，简·博克和莱诺拉·袁，因为她们的拖延，这本书出版的时间，比和出版社约定的时间整整晚了两年。

这个故事还没完。

就在这本书终于完稿之后，两位作者如释重负，决定开车到市里去浪一浪。

结果发现她们的车被拖走了，因为一直拖着没有交停车费。

这个故事依然没有完。

两位作者特别坦荡，把她们的故事写进了新一版的《拖延心理学》里。

我在 2012 年买了这本《拖延心理学》，因为我感觉必须要想办法治一治我的拖延症了。

为什么到今天才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呢？

因为我拖了五年，才终于开始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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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工人，八级工，气锤砸表，八吨的气锤砸下去表蒙子碎了针儿还走呢。打一个件误差能控制在一个缪以内。响应号召，为国下岗。

然后现在开始要大国工匠，呼唤工匠精神了。

北魏在道武帝开国之初，为了防止其他部落插手拓跋氏内部事务，专门设立“立子杀母”的残忍制度，以保证在与其他部落联姻的同时，不让其他部落有干涉本族事务的提供可能——尤其，是在少主年幼之时。

之后随着时间推移，拓跋氏的北魏越来越强大，其他部落也已经纷纷没落。在这种情况下，再维持这个残忍的制度，变得毫无意义。

但是，没有意义的制度，却不意味着一定能够被革除。“子贵母死”再怎么说也是祖制，虽然已经没有任何人受益于这项制度，但这顶大帽子就是它的保护伞。

还在孝文帝时，就有很多人希望能够革除这一制度。在册立废太子元恂之时，孝文帝希望能免除其母林氏之死。但当时由于冯太后不同意，最终还是将林氏赐死，追赠皇后。

然后到了宣武帝，在太子元诩被册立时，这个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此时宣武帝对朝政已经能够完全掌控，也不再惧怕有什么反对力量借机生事了，于是便顺势废除了这项制度。

也就是说，北魏一百五十年以来，太子元诩的生母胡氏，是唯一从这项残忍制度中逃出生天的人。

然而世事就是这么无常，在宣武帝去世后，太子元诩继位，这位胡氏得以听政，是为胡太后。正是这位胡太后，用自己的后半生精彩演绎了一个祸乱朝政的女主是怎么给一个国家带来无穷灾难的。

而这，恰恰是当年道武帝在创设这项制度时，心心念念想要避免的情况。他以为自己施的是善政，殊不知亲手埋下的却是导致北魏迅速衰落的种子。

想要放飞一只和平鸽的宣武帝，手一挥放出的，却是一个女巫师。

这位胡氏，全称宣武灵皇后胡氏，死后被追谥为“灵”——好祭鬼神曰灵，取其执政期间，洛阳城大修佛寺之意。

胡太后当政时，朝廷的风气已经大坏，而这在胡太后时期又进一步恶化。洛阳城里，甚至出现了两百年前出现过的场景：

斗富 。

高阳王元雍，生活极度奢侈，名盖洛阳。他有僮仆六千，伎女五百，一顿饭就要吃掉数万钱。

对此，尚书令李崇很是羡慕——不是羡慕元雍钱多，而是羡慕他能这么造。李崇家的钱，据说和元雍家也差不多，但李崇生性吝啬，曾经跟人感慨：高阳王一顿饭的钱，就够我吃三年呐！

还有河间王元琛，也是个有钱且喜欢炫的主。他曾经对章武王元融说，我只恨见不到石崇，不能与他斗富！

元融听完这话，回家病了三天。旁人去探病，问他何至于此，他说，我只知道也就高阳王比我钱多，谁能想到他河间王的钱竟然也比我多！

……

那胡太后是怎么看待这种事的呢？

胡太后很皮，她觉得这太好玩了。

身为太后，她不好亲自下场参与这场炫富，但她却别开生面的搞了一场小battle：

自太武帝统一北方以来，到如今胡太后执政，已经过去了八十年时间。期间，北魏国力强盛，四方贡献不绝，而且北魏还与南朝互市，因此府库充盈。

某次，胡太后查看国库中的绢布（北魏时以绢为币），发现库藏太多，便命令王公贵族们自行取用，大家各凭力气，能拿多少是多少。

参与这场双十一大促的都不是普通百姓，而是整个国家的上等人，但就是这群上等人，行起事来却一点都不稳重端庄，一个个全抢红了眼，就连平时娇滴滴连路都走不稳的女眷们，也抢了不止百匹布，至于力气大的，所获就更加数不胜数了。

当然，力气太大也不完全是好事，尚书令李崇、章武王元融就因为扛得太多而不小心摔倒，李崇崴了脚，元融伤了腰。

那为什么说胡太后会玩呢？

因为这两人摔了，所以就算他们什么都没抢到，两人空着手被胡太后给赶了出来，“时人笑之”。

这当中也不是没有明白人，侍中崔光就仅仅只拿了两匹绢。胡太后很诧异，但崔光说，我就两只手，拿两匹正好。一番话搞得别人羞愧不已。

可总的来说，在这么一场群戏里，国家的高级干部们赤裸裸抢钱到如此地步，这大概就叫做斯文沦丧吧。

宗王们以奢侈为竞，胡太后自然也不甘示弱。只不过，胡太后不像他们一样庸俗地以砸钱为乐，她是有自己的追求的：

崇佛 。

胡太后喜欢佛教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而且她和她的counterpart萧衍还不一样，萧衍只是喜欢把自个儿卖到寺庙里，胡太后却是喜欢盖寺庙。

胡太后造的永宁寺，据说里面有九十丈的高塔，夜里钟声响起时，声穿十里之外。史书记载，“自佛法入中国，塔庙之盛，未之有也。”

如今永宁寺早已被毁，盛况如何我们无从得见，但胡太后还有别的所造遗迹留存了下来：龙门石窟。

这不仅是中国石窟之首，也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群。透过它，我们足以一窥北魏当时造佛的盛景。

事隆至此，连“吝啬鬼·北魏の葛朗台”李崇都看不下去了，他上书说：“ 高祖（孝文帝）迁都洛阳已经三十年了，明堂未建，太学荒废，洛阳城墙也有毁坏。如今不顾这些当务之急，反倒是在佛寺上花费大量国力，实在是舍本逐末！”

面对着批评意见，胡太后向来宽容，并不怪罪，但是，坚决不改。

她的佞佛，不是这次才遭到批评，从宗室到大臣，大家都曾对她做过劝谏，但胡太后却始终充耳不闻。

某次，她甚至还做出了让人匪夷所思的举动。

北魏因为这种好佛的风气，“民多绝户为沙门”，这在宗法社会里是个大问题，大臣李瑒于是上书，指出了两点：

首先，“绝祀悖礼”。断绝先人的祭祀，这有悖于礼法。第二，“避役”。很多百姓剃度进入沙门，并不是真心向佛，而是为了逃避差役和赋税，这对于国家实力会造成重大削弱。

同时，李瑒还称佛教为“鬼教”，这也被人告到了胡太后那里，说他“谤佛”。李瑒分辨说，天上的称“神”，地下的称“祗”，人间的则称“鬼”。《易传》上又说：“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佛门所谓的那些不清不楚的事，可不就是“幽”吗？而且佛以前是人，所以叫“鬼教”有什么不可以？

李瑒提出的这些，不只是名分之辩，更是关于朝廷统治的大问题：礼法是国家的道德教化和提倡，如今却因事佛而被削弱；百姓逃避兵役和赋税，因此而入沙门，这更是关乎于统治根本的大事情。

那胡太后作为一朝的执政者，又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呢？

对李瑒罚金一两。

对，你没看错，就是一两。

胡太后知道李瑒说的对，但是架不住佛门僧众对于李瑒的控诉，因此只能是处罚李瑒。但她同时也知道，李瑒说的是实情，不能过分处罚，所以罚一两，就算是给了佛门一个交代。

也就是说，在这桩公案里，胡太后不是没有听懂李瑒的话，而是明明听懂了，却对李瑒提出的问题漠不关心。


她真正在意的，只有那几个告状僧人的好恶。

胡太后的执政，前后可分为两个阶段。

这两个阶段前后不衔接，中间曾经中断过。因为权倾一时的胡太后，竟然被软禁了五年。而且主谋之一，还就是她一直以来信任的宦官刘腾。

这也算是历史中的荒唐趣闻，胡太后生性淫荡，以清河王元怿为面首。同是宗室的领军将军元义以及宦官刘腾，因为和元怿政见不合，害怕遭到报复，便先下手为强，发动了政变，幽禁胡太后，诛杀元怿。

堂堂一国太后，就这么被关了起来。

直到五年以后，胡太后才重新获得权力。此时，导致北魏灭亡的导火索——六镇起义已经被剿灭，也就是说，胡太后一复出，要面对的就是该如何处理善后的棘手考验。

一直在前线领兵作战的广阳王元深，建议改镇为州，分给镇民土地。但身在朝中的城阳王元徽，却认为应该将六镇乱民安置到河北腹地——元深和元徽，这两个人恰好是政敌。

最终，胡太后听取了朝中元徽的意见，而没有采纳前线元琛的建议。

身在后世的我们都知道，正是这个决策，最终揭开了北魏末年的大乱局。

但胡太后本人，此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决策背后的巨大危险，也不会知道到此时距离她自己被杀，已经只剩下三年时间。北魏已经遍地狼烟了，她却依旧还沉溺在亲信的阿谀奉承中，继续做着歌舞升平的美梦。

而随着孝明帝年岁渐长，母子之间的嫌隙也变得越来越深。在孝明帝看来，他的这个妈生性放荡不说，还肆意为政，几年之间，强盛一时的北魏已经走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这时候，尔朱荣就出场了。

关于尔朱氏兴亡的前因后果，这里不做展开，只简要提一下尔朱荣与胡太后之间的恩怨：

随着皇帝与太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尔朱荣便想趁机入朝，乱中取利——一如三百多年前，大将军何进与宦官火并，董卓因此被召入朝一般。

此时胡太后尚有一丝清醒，她坚决禁止尔朱荣引兵入朝。但孝明帝却因为不堪胡太后的作为，私下召尔朱荣进京。

尔朱荣才走到一半，便听闻孝明帝暴崩——儿子竟然被自己的亲娘给杀了。

孝明帝膝下只有一女，如今尚在襁褓，胡太后于是谎称这是皇子，立之为帝。

几天以后，胡太后发现并没有多少忠于孝明帝的反对力量，就又下诏，承认了皇位上的小孩子是个女孩，同时改立宗室子为帝。

这一番操作下来，朝野愕然。搞一半天，皇位就是个摆设，血脉不重要，是男是女也不重要，只有胡太后控制权力才是最重要的。

但此时的胡太后已经是明日黄花，她完全没有办法阻挡住尔朱荣进军的脚步。不久后，尔朱荣进入洛阳，胡太后被杀。

随之而来的，便是河阴之变。

纵观胡太后的一生，可以说，她是一个我们观察后宫执政的完美样本——因为她的不完美，恰恰能够真实展示出后宫执政的缺陷所在。

你能说她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坏女人吗？可能不能。除了最后毒死孝明帝以外，她在整个执政期间都很少杀人。即便是面对着软禁过她的宗室元义，她在再次掌握权力后都不愿意杀他，最后，是经过了许多人的劝诫，才命元义自尽，并且随后还又给他加封了官职。

而且，她前期执政表现尚可，透过文中我们讲到的几个例子，你着实看不出她有多大的恶。

但与此同时，她执掌权柄后造成的杀伤力大吗？又很大。到了后期，她无所顾忌、肆意妄为，完全凭好恶来处理朝政。又确确实实是她，撕开了北魏衰败的大口子。这口锅，无论如何她都甩不掉。

你当然可以认为，史家对于她的评价沾染上了固有的女性刻板印象。但如果仅仅做这样一个简单粗暴的谴责就完事，那么太过于简单归因了，我们更应该多问一句：

为什么我们的传统政治会如此排斥女性的存在，仅仅就因为它是一个男权社会吗？

可能，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透过胡太后的例子，我们或许能够得到其他的思考角度。

当我们再次回看李崇和李瑒对于胡太后的两次劝谏，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点：胡太后不是不懂朝政，她也知道他们提的问题中肯而实际，她只是毫不关心，认为这些事并不重要。

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她没文化吗？

并不是。胡太后不是那种没有读过书的人，相反，史书中有关于她“颇好读书属文”的记录。

而是在于她没有见识。

远见卓识这件事，不是单纯靠读书就能够读出来的，还需要有丰富的阅历作为支撑。如果说知识是用以想象未知世界的方法，那么阅历就是让知识可以学以致用、变成见识的过程。

但很可惜，无论是知识层面的积累，还是阅历方面的培养，在胡太后身上都是残缺的。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历代对于太子都是怎么培养的：一方面，要以大儒开蒙，饱读圣贤经典；另一方面，还要以浸淫官场数十载、熟悉帝国整套治理模式与管理体系的高级官员为帝师，让受启蒙者从小就在耳濡目染中，一点点打好治理天下的基础。

甚至于，官宦之家的弟子，在为官为臣方面都是有家学传承的。不敢说凭此就能官途坦荡，可至少能让他们少走很多弯路，避掉很多坑洞。

但这些，在胡太后身上通通都没有。她在一瞬间被推到国家决策者的位置上时，完全没有什么知识与经验储备。

诚然，她可能读过书，但国家礼仪如何、兴学校正风气如何，这些事离闺阁实在太远了，并不是她所接受的教育体系所要承担的教学重点，甚至都不是必考知识点，属于超纲题。

同时，她又久居于寺院，所见所闻就更不可能是官场上的搓磨龃龉和帝国的轰鸣运转了。这些不会被写进书卷的帝王之术，谁会来对她口传心授呢？

宫斗剧里，小门小户的女子仅凭一点戏文里的教化经典，就敢言语凿凿的谈论庙堂之险，那实在只是网文写手们干涩的想象。

而当这一切发生在胡太后身上，造成的结果就是：

治国于她而言，变成了一件太过于抽象的事情，让她很难驾驭。

而当知识与阅历都缺席，本能就会跳出来占据上风。到了最后，事情总会变成：

眼前看不见的，
就是不存在的；

身边能接触到的，
才更为重要；

面对着要处理的问题，
影响最大的因素，
一定是情绪和短期利益。

国家的风气离她都太远了，相反，修在宫城旁的永宁佛寺和洛水畔的大佛，那才是能看得见摸得到的，它们要来得真切得多，实在得多。

在北镇叛民要如何处理的问题上，也是一样。胡太后过分的信任身边的人，而不能相信身在前线、更了解实际情况的人。

发展到最后，她竟然在亲信的鼓动下毒杀自己的亲儿子孝明帝，实在令人瞠目。

她如此处理朝廷上的人和事，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沉稳与远见，所有的行为都只顾及到了眼前利益，以及身边亲近者的喜好。

无远见，不考虑远期结果，只关注于眼前事物；无节制，过分地放纵自己的情绪和欲望，基本上已经可以概括出胡太后的所有特征。

而这其中的短视，又几乎是所有生活在帝制时代的宫廷女性的共同问题。

并不是因为她们智商不够，而是因为她们所受到的教育和她们所拥有的人生经验，已经早早地困住了她们。

她们活在一个急功近利的环境中，所接收到的信息大多来自于自己周围的人和事，所见所争也无非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红墙之内，不会有一个国家关于未来的筹谋；宫闱之中，也涉及不到王朝运行的种种规则。

她们可能很懂得人情世故，但是在涉及到长期和短期的权衡，却很容易会忽略对将来的考虑。王熙凤精于算计，依旧忘记了秦可卿托梦时深谋远虑的嘱托；贾母看惯了成败兴亡，却还是把贾宝玉养成了扶不上墙的纨绔子弟，沉溺于“喜好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食”的晚年生活。

不是所有女人都成得了武则天的，更多的都只能做《长恨歌》里的王琦瑶，在小事上算得精明，对大事却没有感受，一旦被卷进历史的洪流里，要犯就是犯大错。

历来有一种对于皇帝的负面评价是这样的：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确然是一种歧视，但它其实并不是伴随性别的，而是伴随学习经历与阅历见识的。深宫妇人，有太多的知识盲区。

虽然这么说有些伤人，但事实就是，越是没有知识没有阅历的人，越容易在决策时被情绪和短期利益所左右。他们总是不自觉的以当下的我为中心，把越是离自己近、离现在近的人和事，看得越重要。

胡太后并不是愚笨之人，而且还颇有志向，这一点在她早期的人生中，甚至于在早期的执政中，都能看出端倪。但是，随着时间不断推移，她身上短视的毛病却越来越明显，明显到了连他自己的儿子能看得出来、甚至没有办法容忍的地步。

为什么到了后来，她的周围总是奸佞当道？因为只有这些人才会迎合她，满足她的欲望、顺应她的欲求。反过来，这又更让她觉得，只有这些人才最可亲近，也最为可信。

没有对未知事物的理解，又过分信任身边的亲信，胡太后最终让自己治下的北魏乱象丛生。

但此时，历史留给北魏的，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窗户正在缓缓关上，一国的命运，却被交在了这样一个人手中。

说到这，你大约会想到另外一个女人：

慈禧 。


在现代的评价中，慈禧基本上已经一无是处了。但是，我们不妨抛开已经贴上标签的偏见，来看一下在叶赫那拉氏的身上，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

慈禧同大多数入宫的秀女一样，并没有多少知识文化。不过，在垂帘听政以后，她是很下过一番苦功学习的。同时，也有天性的原因在其中，到晚年时，慈禧在权力的运用上，手段已经炉火纯青。也正是靠她着高超的政治手腕，才妥善了处理各方利益，让一个弱势的朝廷维持许久。

她浸淫权力近半个世纪，主政期间清朝经历了自建立以来的最大冲击。在她的统治之下，“长毛贼”被灭，祖宗基业得以保存，她运用权力之熟稔，使得清廷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中，又续了几十年命。

《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虽然饱受争议，但慈禧在临终之前的台词，应该确实是她的心里话，也是她得意和自豪的地方：祖宗基业，毕竟没有毁在我的手里。

这话说得一点都不心虚吗？未必，毕竟此时已经是一个衰世，她死后仅三年，大清王朝便一夕败亡。而且，其中的肇因，早在她那个时代就已经注定。

但她跟胡太后又有不同。

慈禧的问题，不仅只是她自己的问题，更是当时整个中华文明的问题：世界已经日新月异，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却还抱残守缺，不愿意接触外部世界，不愿意接受外来文明，不愿意面对外部变化，由此致使落后挨打，这是当时整个中国都要面临的问题。

慈禧的眼界与见识，不过只是这个大格局下的一个缩影而已。不只是她，当时在无数人的想象里，都无法构建起一个各国联通的地球，无法适应外来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也无法接受大清王朝君主独裁这种政体的落后与过时。

而既然她不明白科技革命后船坚炮利所蕴含的科学原理，不明白现代社会中政府存在的合法性来源，也不明白商业文明的开拓与野蛮，那么，她就只能是用自己的理解来应付这个世界了。并且，在苟延残喘中日渐吃力，步履维艰。

一个领导者的视野和格局，决定了一个组织的未来；而领导者的见识，又深刻地被他所处的时代所决定。

慈禧固然用自己的努力“传承”了祖宗基业，但她手中的旧船票，已经登不上那个时代的新船。

一阵风过后，那张泛黄了的票根，终究只能是被扫进历史的尘埃之中。

回答完毕。

以上，节选自个人文章：

后政治强人时代：衰二代的急转直下

被历史困住的她们

个人公号：喻以流年

牛顿在晚年也逃不过时代的局限，沉迷于炼金术

牛顿生活在3个多世纪以前，然而时至今日一旦提起“科学家”，几乎所有人都会立刻想起他的名字——支持科学的人称赞他奠定了经典物理，让自然科学从自然哲学中脱胎出来；而敌视科学的人又会说牛顿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企图证明宗教的上位地位。

然而“烙饼大不过铛子”，如果不能将历史人物放回历史背景中去，那么任何讨论都是虚无——在本期混乱博物馆里，我们将会回到17世纪，温习一段你从未听闻过的神秘往事。

－文字稿－

牛顿（1643－1727）晚年醉心于炼金术，这在今天是他最著名的污点——然而不要忘了牛顿生活在17世纪后半叶，烙饼大不过铛子。

一些事情可以追溯到他出生前30年，1614年，神圣罗马帝国的卡塞尔市（Kassel）出现了一份匿名宣言，《玫瑰十字兄弟会传说》（Fama Fraternitatis RC），此后两年又接连出现了《兄弟会自白》（Confessio Fraternitatis）、《克里斯丁·罗森克鲁兹的化学婚礼》（Chymische Hochzeit Christiani Rosencreütz）两份新的匿名宣言。

以这三份宣言为标志，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神秘主义团体，“玫瑰十字会”（Rosenkreuzer）成立了，从1614年到1620年，全欧洲超过400份文献专门讨论它们，成为那时的文化热点。根据三份宣言的描述，神圣罗马帝国的图林根森林有一个显赫的戈梅豪森家族（Germelshausen），它在1382年的宗教清洗中满门抄斩，只有一个5岁的男孩侥幸漏网，就是宣言中的克里斯丁·罗森克鲁兹（Christian Rosenkreuz，1378-1484）。

罗森克鲁兹16岁的时候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滞留在东方一座称为“达姆卡”（Damcar）的阿拉伯城市——他在这里向伊斯兰的哲人请教物理学、数学、魔法和卡巴拉秘传，不久之后又游历了埃及和摩洛哥，一些阿拉伯名师向他传授了炼金术和占星术。

学成归来的罗森克鲁兹组建了玫瑰十字会，目的是“全面改革人类”，但要等人类的知识氛围足够成熟才能拿出他掌握的古老知识。所以有生之年都保持着秘密活动，最终以106岁的高龄去世，玫瑰十字会随之消失了。所幸在17世纪初，人们在他的坟墓里意外找到以些珍贵文献，十字会才重新兴起。

这样一个离奇的故事当然不是历史事实，而更可能是在隐喻 “大制作”（Magnum opus），也就是炼金术的终极目标“贤者之石”（Philosopher's stone），或者按照《哈利波特》的译法，叫做“魔法石”。三份宣言里的年份和时间都是密码——所以这其实是在用密文招徕优秀的炼金术士。

于是，欧洲那些饱受宗教战争隔阂之苦的知识分子将此看作结交同志的好机会，为此书信往来，定期聚会，交流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炼金术，乃至艺术的见解。就像参加19世纪的文化沙龙一样，构成了一个个“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而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正是这种无形学院的典范，它创立于1660年，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科学学会，在英国起着国家科学院的作用，英王亲自担任它的保护人，牛顿则是它的第12任会长。

所以不难想象，在那个神秘主义氛围如此浓厚，炼金术仍被看作正经科学的17世纪，牛顿无法免俗实在太正常了——他一生都在探寻玫瑰十字会隐喻的大炼制道路，企图造出“哲人石”，而他在自然科学上开创的天地，也正与这种迷信关系密切。

早在中世纪盛期，欧洲就流传着一份神秘主义文献，拉丁语称为“Tabula Smaragdina”，意译是翡翠板。

谣传作者是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us），也就是在希腊化时代，希腊神话里众神信使赫尔墨斯和埃及神话里月亮之神透特（Thoth）的融合神，据说掌握着无穷的智慧，是欧洲一系列神秘主义的崇拜源头。

当然，世界上没有神，翡翠板大约在6到8世纪由伊斯兰的智者写成。尔后在12世纪的文献翻译浪潮中进入欧洲，用拉丁语包装成古典时代的文献——成为欧洲神秘主义的一大理论来源——而把它从拉丁语翻译成英语的，正是牛顿。

与一切声名在外的古老智慧一样，翡翠板闪烁其词语焉不详，一共只有14句，按照牛顿的翻译，前三句是：

这是确凿，无瑕的真理。

下方之物正如上方之物，上方之物正如下方之物，以成就主的神迹。

因主的意念，万物源起自主，故万物迎合着主而诞生。

这样的话本来是在复述一神教的教条，宣扬主神是天上地下的唯一主宰。然而牛顿从字面上揣度，却打破了另一个教条：长期以来，基督教认为地上与天上遵循着不同的规律——地上的物体瞬息万变，天上的星辰亘古永恒，地面的运动很快就会停止，而天体的穿梭从来也不停息。

而牛顿秉承“上方之物正如下方之物”，以牛顿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将天上地下的运动统一成一种运动，开辟了成果辉煌的经典力学被历史铭记——直到今天还是物理学的入门基础。

于是我们再一次看到，有多少迷信有多少教条都不可怕，唯一可怕的，只是无法冲破它们——牛顿晚年在炼金术中越陷越深，终于再无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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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23年，楚穆王发兵灭掉了江国。而江国的建立者也是伯益的后代，与当时的秦国一样是赢姓国。

《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为嬴姓。其後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脩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

《左传·文公四年》载 楚人灭江，秦伯为之降服、出次、不举、过数。大夫谏，公曰：「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惧也。

楚国人灭亡了江国，秦穆公为这件事穿上素服，出居别室，减膳撤乐，超过了应有的礼数。大夫劝谏。秦穆公说：“同盟的国家被灭，虽然没有救援，岂敢不哀怜呢？我是自己警惕呀。”

然而，《史记 秦本纪》 （秦穆公）二十年，秦灭梁、芮。

梁国何许人也？周宣王时期，封秦仲次子康为梁伯，是为梁国，国都在夏阳梁山，共历经七世，公元前641年，秦穆公率大军攻灭梁国。

离我太近的亲戚不是我的亲戚啊。

司马懿征辽东，牛气哄哄得发表名言如下：

“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余二事惟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

还记得渭水河边畏蜀如虎的女装大佬否？

天下无诸葛，仲达称大王。

1，《租借法案》实行后，史迪威提议把一部分美援物资给八路军，遭到凯神的强烈反对，并以撂挑子作为要挟，结果此事只能不了了之。然后敌后的八路只能拿血肉之躯去打鬼子豆腐渣工程一样的炮楼碉堡。与此同时，国军的“豫湘桂大捷”。几十万国军大溃败，成千上万吨的美国援助物资落入日军手里。日军吃着美国罐头，拿着美国军械把国军从河南一直打到贵州独山。

伟大的凯神，宁愿把武器送给日寇，也不给自己同胞。

2，抗战爆发后，凯神和美玲命令中国空军“轰炸”日本本土，炸弹是一页页传单。凯神和美玲美其名曰“感化日寇”。

国军败退大陆以后，台湾的国军空军经常出动飞机对沿海的发达城市进行狂轰滥炸，造成广州，上海等地民众重大伤亡，生产停顿，仅广州一地，1950年3个月内就被轰炸多达65次。

伟大的凯神，对敌人用纸炸弹，对同胞用真炸弹。

3，九一八以后，原东北军黄显声部在白山黑水间坚持抗日，后来最终因为敌我力量悬殊退回内地，凯神把黄将军逮捕关到了贵州的息烽集中营，《红岩》中那个教小萝卜头写字的将军就是黄显声。后来也在重庆大屠杀中被军统特务杀害。和杨虎臣吉鸿昌不同，黄显声一没参与西安事变，二没加入tg，还被凯神杀害。与此同时，日本战犯冈村宁次，这个沾满华北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被凯神奉为座上宾，好吃好喝的供着，并在凯神的操作下，避免了被审判。

杀抗日英雄，保日本战犯。

当然，这都不算什么，最讽刺的是直到今天，就这样的一个人还被网上一些人“蒋公蒋公”的叫着。当成神明一样。这才是莫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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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在位的大多数年份，社会出人意料的平静，穷人的生活是一种非常异类的存在。

他们的前半生和历朝穷人一样，都过得很苦，劳累终年而不免饥寒，大多数人没有自己的土地，给地主当佃农。地主对佃农按收获量的七三分成，有点良心的也是六四分（《新安志》）；即使在大城市，比如柳永《望海潮》极尽歌颂的杭州，居民也是“家无宿舂之储者，盖十室而九”（苏轼）。

然而，一旦熬到50岁（没有战乱、大疫、大灾的情况下，古人活到六十几很正常），或者患了疾病，孤寡无依，自有地方收留并照料他们，还能衣食无忧。因为按朝廷规定，他们的年龄已到了享受福利的标准，可以进入免费养济院、免费医院。对他们的照料，更被当局列为考核地方官员的头号指标（“朝廷课以为殿最”）。

在这些遍布天下的慈善机构里，有一整套人性化、周到细致的服务。据宋代诏令、文献（如《嘉泰会稽志》、《夷坚志》）的记载，贫民孤寡甚至乞丐不仅吃得上饭，住得上屋，且发给衣物、生活用具，使用的甚至是漆了金粉的精致器具。伙食也不错，有酒馔、肉食，每天另发生活费，每逢节日还有过节费。住得也讲究，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居养所”冬天有专门供寒民取暖的“火房”，燃料是比薪柴更高级的石炭，御寒的被盖的是讲究舒适的“毡帛”。每逢暑热之天，“居养所”会专门搭建供人们纳凉的“凉棚”，晚上怕他们被蚊子咬，还配发蚊帐。就全国普遍而言，也是“天下穷民饱衣暖食”，居养所对于孤儿弃婴，还雇有乳母，对于妇孺，还雇女佣、保姆来陪护料理亦是泛泛之事，他们可以放心的一直住到去世。

而且地方上的福利，管理宽松，年龄限制如同虚设，大有今天希腊、葡萄牙等“欧猪国家”福利过度的做风。居养所里混进了许多青壮年懒汉，托庇于各福利之所，好吃好喝，成天游手好闲，官府也是一眼睁一眼闭“少且壮者，游惰无图，廪食自若，官弗之察，弊孰甚焉”（《宋会要辑稿》食货68）。甚至许多有事业的民众也混进来蹭吃蹭喝“强壮有行业住家之人”。

更让这些人有恃无恐的是，如果病了，还有免费医疗。免费医疗不像居养院，不受年龄限制，只受身份限制：穷人可以进，富人、官员家属免谈。

穷人不管大病小病，往“安济坊”一躺，什么都不愁了。安济坊的医生们会依照病情，将患者按重症和轻症分房安置，每人都设置病历（“人给手历”）悉心治疗，地方政府对这些医生有一套严密的考核机制，按成效支付酬劳，给予奖惩，一切药品免费。

至于吃、住和生活费，也是一样不少给。

劳苦大众们，日常生病买不起药，也有国营的平价药店（“卖药局”），药品多来自国营制药厂（“医药和剂局”），用最好的方子，以一套完备的管理体系，规模化生产药品。（丁建新《不朽的医药和剂局》、尚志均《史上最早的中成药制药厂－－医药和剂局》）

至于国营药厂的药价呢？按宋人周密在《癸辛杂识》的说法，由政府按市价减免三分之一，差额由国家财政补贴，一年得几十万贯。（“其药价比之时直损三之一，每岁糜户部缗钱数十万，朝廷举以偿之，祖宗初制，可谓仁矣”)

穷人去世了，又有政府的“漏泽园”用免费棺木入土为安，而且为之立碑，并且每年两次公费购办祭品行祭祀之礼，香火不绝。

不论大小城市，民家子弟八岁可以进入官办的县学就学，一切费用全免，且政府负责食宿。中央鼓励县学官员大量招生，一个叫徐秉哲的小官招了一千多学生进县学（浦城县），被嘉奖升官。县学生员成绩好的可以进入条件更好的州学。州学可升中央太学，太学可以出仕当官。四川、闽、广的学生去汴京的太学读书，国家管一路上的吃喝，发给路费。

总之，生、学、老、病、死，政府全管，不仅管，还出人意料的讲求生活质量和舒适度。

－－－－这一切之所以不是玄幻小说，而是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都来自于一个大“奸臣”毕生的推行：蔡京。

历史上，不论什么“XX之治”，还是“XX盛世”，底层百姓除非遇到灾害，才能得到政府的救济，平日里的生老病死基本只能自生自灭。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老而孤独贫困，必沦沟壑”，生了大病只能等死，“不幸而有病，家贫不能诊疗”（洪迈《夷坚志》），历朝无有不同。

宋代，弱势群体的命运开始转折，而真正的历史性突变，以至于宋朝能被元人美誉为“以仁义立国，凡赈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正是缘于“宣和六贼”之首的蔡京。宋代民谚“打破桶（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道”的主人公之一。

蔡京玩弄权术，争权夺利，逢迎徽宗，提倡“丰亨豫大”，鼓动皇帝大肆挥霍享乐，大兴土木；自身一家也过着奢侈豪华、姬妾成群的生活，据说家里切个葱也有专门的侍女。但他的性格又是复杂的，还有着鲜明的另一面：一个变法派，一个终身抑富济贫的顶层设计者。

他早年投身变法，非常推崇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内争财利，外开边功”的主张。

所谓“内争财利”，就是从富豪、高利贷势力那里夺取利益，实行社会收入再分配，打击他们对贫民弱小的兼并。而蔡京似乎特别在意贫富不公，少年得志的他，很早就表现出仇富爱贫的倾向，至掌权后尤其如此 。宋人《皇宋长编通鉴纪事本末》，录有蔡相的许多“仇富”言论：“赋调之不平久矣！……富者恃于有余”“贫者迫于不足”。富者“赋调反轻，贫者所存无几，又且瘠薄，而赋税反重”、“理财之源，当不取于民，国用自富”。

做为宋朝少见的理财能臣，他最热衷的政治理想就是“振乏绝，抑兼并”，针对富豪阶层，特别针对放高利贷豪强（“一岁坐收息钱至数万贯者”）进行不择手段的打击，用钞盐法之类巧妙设局，无情下套，以至“富商巨贾，或至转为流丐，有赴水自缢死者”、“不知几千万人”。而国库则“亿万之钱辐凑而至……岁用之外沛然有余”，这巨额的收入，被蔡京一部分拿来讨好皇上，巩固相位；大部分用来“赈乏绝”，给劳苦大众，特别是被富人兼并失产、被高利贷弄得无家可归者提供福利，让他们免于沦为“路倒”，还能衣食无忧。

他固然有奸雄的一面，但史书又的确证明着，他为了有朝一日能歇斯底里的去“赈乏绝”，等了很久。过去，变法派和保守派斗了几十年，变法派要实现利国利民的理想，不能不先为皇上敛财，筹钱为皇上去开边拓土，他们的改革才能获得支持。然而宋代帝王又向来奉行“异论相搅”祖宗之法，对变法派要用，却又纵容保守派，以图互相制衡；保守派死死纠缠干扰，政局只能从改革走向党争，今天你上台踩我，明天我上台踩你，没个完。

只有一个人在关注着底层穷人，不管谁上台，最底层还是孤苦无依，处境没什么改变。熬到绍圣年间，宋哲宗亲政，变法派锐势人物章惇独揽相权，似乎机会来了，那个人拦住章相，从袖里掏出一轴他早就写好的改革大纲，章惇一看，净是些给穷人办免费学校、免费医疗之类的东西，当场就摇脑袋：旧党把家底败空了，你没个逼数？今上年轻气盛，一心用兵，军费都成问题，你倒玩什么圣母情怀？等你当了宰相，再搞不迟（事见《朱子语类》）。

而今，这个人终于用种种手段做上相位，又摊上宋徽宗这么个喜欢玩乐，也好说话的皇帝。他终于可以去“赈乏绝”了。这个人自然就是蔡京，他苦心孤诣，利用宋徽宗粉饰太平的心理，建立起一整套遍布天下、旷古罕见的保民体系，“每岁全活者无虑亿万”（赵靖奏文《宋会要辑稿》卷62）为此，不惜耗空国库，以至“贫者乐而富者扰”。

当徽宗察觉到，蔡相对福利的追求，绝不仅仅是一个基本温饱时，想叫停已经晚了，毕竟人言可畏。晚明学者顾炎武也不得不肯定蔡京的惠贫举措，认为“不可因其人而废其法”。尽管自宋高宗开始，出于靖康之耻的责任问题，蔡京被定为奸臣，受万世唾骂，子孙都抬不起头。但奇怪的是，他留下的这一套完备的救济保障体系，却被南宋以至元、明、清三朝多多少少的继承下来，谁也不敢全弃，谁不怕惹上骂名？

南宋名士洪迈骂蔡京打击旧党：“欲殄灭元祐善类，正士禁锢者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祸。”但在他的《夷坚志》里，却又不得不承认：“今所在养老院，养之终身，国家之于老也如此”；“不幸而有病，家贫不能拯疗，于是有安济坊使之存处，差医付药，责以十全之效”；“死者人所不免，唯穷民无所归，则择空隙地为漏泽园，无以敛，则与之棺，使得葬埋，春秋享祀，恩及泉壤”。

陆游对蔡京也是明贬暗夸，说他为了惠济贫弱，搞到国家财政“日不暇给”的地步，比如公费教育，他几年内新设了近2000座学校，学生一旦入校，他们的生活费发放“一日不可缓，缓则谓之害学政，议罚不少贷”。

诸如学校、养老、医院、安葬，这四大遍布天下的近万座惠民机构，设施之精良，对贫民供应之丰富，体恤之周到，搞到“往往竭州郡之（财）力，仅能支吾”的地步。（以上皆引自陆游《老学庵笔记》）

这套惠民工程，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吞金兽，支撑它的，只能是天文数字的财富。

然而，福利社会之所以能被全国各州县竭力推行，不敢怠慢，在于地方官们的仕途升降等人事调动，都操之于蔡京掌握的中书省。所以地方官宁可过度福利，也不敢消极敷衍，若谁敢让亲属冒名顶替混入慈善机构享受福利，会被杖一百。蔡京的厉行不辍，甚至几度闹到君臣失和，宋徽宗嫌开销太大，影响到他的奶酪，几次在诏书里责怪蔡京“妄兴事功”、“奉行太过”，强调“务在适中”。世人也讥讽他“要结士誉，买觅人情”。但蔡京没有退缩，他对于济贫似乎有着一种史书未曾发觉的迷之执念，硬顶硬的推行到底。

很难说，宋徽宗后来大修万岁山，是不是怀着这种想法：与其让穷鬼花钱，不如朕自己来花。

今人亦多以为国库之财，被昏君宋徽宗为首的一帮蛀虫给浪掉了。实际上，比如茶叶专卖，一年收入400万贯，其中划给徽宗的“御用”也就100万贯。

明知这么干，只利他而不利己。而且这个“利他”，还只是利了最受社会嫌弃、最无力给他回报的一群人。对自己呢？又何止是不利，还开罪了最有权力，最能给自己好处的那部分金字塔尖子上的人。 他为此两度丢了相位－－－－正史总试图给蔡京打造“投机”的人设，可哪个投机钻营的野心家，会拿着前程不要，干这种利人不利己的事？

蔡京的“济贫偏执症”，甚至到了常人难于理解，苛求完美的地步，甚至苛求完美还不够，还要过份！ 过份到养懒汉，养闲人。把今天欧猪国家的范儿，提前一千年。

上面提到的酒肉、火房、凉棚、华屋、美馔、乳母女佣就不说了。对孤儿还要管他们的教育，管他们的前途。学校可不光免费，还要拔给田产，拔给店铺房。这些铺房用来出租，收入则保障办学费用。哪怕穷病孤苦之人身在外乡，不愿就近入院，政府还得另出路费（“津遣出界”）。

不仅如此，他把他的理想，贯彻于宋朝全境1400多座州、军、县，依然不过瘾，还要付诸于每一座人口达到1000户的所有的小镇、集市、边防堡寨。连同徽宗早期“崇宁拓边”刚刚打下的大片地盘，也让当地吐蕃人尝尝这种“北欧式福利”。

他还尽力惠及底层各个群体，比如士兵，给他们加“月钱”；打更的更夫，月工资500文，他增加10倍；皇城里一切巡逻、值班人员、消防人员，一个上万的群体，都加工资；对于各宫廷、官衙庞大的侍仆队伍，也就是“侍立”者，要增加伙食补助（“增给食钱”）。他还尽力增加工作岗位，让更多底层人享受到政府财政的荫庇。

千千万万劳苦终日，不免于饥寒的底层民众，做梦都想不到，生老病死，什么都被官府包下了。尽可在福利的乐园里，笑度天年。 至于养懒汉一类，更超过了任何一位中国式帝王的心里极限。

宋徽宗实忍无可忍，面子虚荣比什么都要紧的他，不得不亲自下场当恶人。宣和元年（1119）6月，他将蔡京第三次罢相，当月19日，迫不及待的下了一诏，对蔡京“屡教不改”大发牢骚，宣布砍福利：

“居养、安济、漏泽之法，本以施惠困穷。有司不明先帝之法，奉行失当，如给衣被器用，专顾乳母及女使之类，皆资给过厚。常平所入，殆不能支！天下穷民饱食暖衣，犹有余峙，而使军旅之士廪食不继，或至逋逃四方，非所以为政之道。”（《宋会要辑稿》）

其实徽宗找的借口纯属扯淡。所谓“军旅之士廪食不继，或至逋逃四方”严重夸大其词，军士逃亡是开国起就从没断过的事，并非军费不继。徽宗一朝，军政极度废驰，积重难返，所以河北、乃至京城的禁军数量，往往是空寄名薄。

但徽宗现在要平方腊，还要北复幽燕，也顾不着吃相了，直接将福利年龄从50岁延迟到60岁。

次年，接着补刀：福利标准降到每人每天一升粮，10文钱；冬季三个月（11月至翌年正月），每天另加柴炭和5文钱，小儿还要再减半；至于漏泽园，把人埋了就行了，什么买祭品祭祀一类，统统免了“应资给若斋醮等事悉罢”（《宋史》卷187）

可惜可惜，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这一整套堪称伟业的福利政策最终荒废了，“未几遂废”（周煇《清波杂志》）

讽刺的是，靖康之变，蔡京被打成误国之贼，失去了一切，子孙或被杀或流放，他贫病交加的倒在流放的路上，死也是死在他为弱势群体创办的免费养老院里（“居养院”）。

一个为素不相识的千千万万底层人民贡献免费墓地，免费棺木，并春秋祭祀的人，自己的墓却破败不堪，以至于此：

有位知友说得好，“利民则贤，虐民则奸”。

能如此慷慨的给予穷人实实在在的利益，几千年无匹，不是贤人，谁又配称贤人？福利到过度，不是仁政，谁又配称仁政？

然而，千百年过去，老百姓对这样一个千古难觅的官儿，却依然“奸臣”不绝口，在银幕、戏曲中，他是永恒的奸佞形像。

以下是相关记载的分析和对蔡京心路的还原，看也可，不看也可。

翻开《宋史》第178卷《食货志上。六》，有这么一段文字，让人甚至搞不清是在夸奖还是在吐槽：

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养老院）、安济坊（免费医院）。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州县奉行过当，或具帷帐，雇乳母、女使，糜费无艺，不免率敛，贫者乐而富者扰矣。
　　三年，又置漏泽园。初，神宗诏："开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贫不能葬，令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与师号，更使领事三年，愿复领者听之。"至是，蔡京推广为园，置籍，瘗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监司巡历检察。安济坊亦募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瘗人，岁终考其数为殿最。诸城、寨、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依各县增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衣丐者，许送近便居养院，给钱米救济。孤贫小儿可教者，令入小学听读，其衣襕于常平头子钱内给造，仍免入斋之用。遗弃小儿，雇人乳养，仍听宫观、寺院养为童行。

你说夸奖吧，里边却酸溜溜的吐槽蔡京“奉行过当” 、“糜费无艺”、“贫者乐而富者扰矣” 。你说批评呢，又的的确确承认蔡京为贫困无依之人做了太多实事。

其实那些批评之辞，也不怪修史的那帮人，有一部分来自蔡京的领导－－－宋徽宗。

比起明清的帝王们，宋徽宗还算个好说话的皇帝。更何况宋徽宗实实在在的得了蔡京的好处，蔡京的理财天赋，使宋哲宗留下的空虚财政在徽宗上台头几年就富有无比。宋廷的主要收入大项来自茶、盐，在仁宗朝，茶利一年收入才80万贯，蔡京通过改革，一年就达到400万贯（平民一年生活费约40贯）。盐利，过去一年收入约300多万贯，蔡京通过对巨富盐商们设坑，一口气达到1200万贯。另外还有酒类改革、币制改革，也是手段激进，争议巨大，甚至引发了市场混乱，但总之，到宋徽宗即位的第四年，也就是崇宁三年（1104），朝廷的手头阔了：“今泉布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要知道，徽宗刚上位时，国家“军无见粮，吏无月俸，公私虚耗，未有甚于此时”（安焘奏文）。

正因为蔡京的理财能力，才让宋徽宗大手大脚挥金如土，奢靡享乐，连年大兴土木，盖起巨大的“明堂”、宫观台阁，搞他的花石纲，修他的艮岳，以至开边拓土，尽复河湟，制服西夏，北伐幽燕。一直折腾到北宋灭亡。

所以，对于蔡京的“私活”，也就是他的福利理想，徽宗起初有极大的雅量去支持。

他诏书上的一些话，哪怕到今天都堪称金句，也确实发乎内心：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下承平日久，民既庶（众）矣，而养生送死尚未能无忧，朕甚悯焉！今鳏寡孤独，既有居养之法，以厚养穷民；若疾而无医，则为之安济坊；贫而不葬，则为之置漏泽园” ，“朕之志于民深矣！司守监令奉行毌忽”。（《宋史徽宗本纪》）

话说得漂亮，又是怎么做的呢？还真令人感动，崇宁5年2月蔡京第一次罢相下台后，当年9月，对于老蔡粗创的惠民工程，宋徽宗不仅关心，担忧地方各州县不会切实执行，还不惜代价的继续深化，推进到天下每一座人口达到1000户的城镇、集市、堡寨：

“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以惠天下穷民，比尝申饬，闻稍就绪，尚虑州悬殆于奉行，失于检查，仁泽未究，仰提举常平司倍功提，毋致文具天裂。城、寨、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许依诸县条例增置，务使惠及无告，以称朕意。”

－－－－应该肯定，一个封建皇帝有这样的意识，有这样的实际行动，有这样的决心，去做一套如此庞大、细致、严谨的惠民工程，实在亘古少见，难能可贵！不论宋徽宗如何昏庸享乐，醉生梦死，为民族带来靖康之耻，就冲他说过这样的话，做过这样的事，就值得今天的我们刮目相看。

然而，随着工程的深入，即使以宋徽宗的好性子，还是跟不上蔡京那狂热的步伐。

他开始觉得不对了：

穷的我养了，病的我治了，上不起学的我管了，去世的我埋了，够意思了吧？你老蔡不能拿这事当情怀去玩啊？ 养老院让穷人吃饱还不够，还要备酒馔，给肉食？有住的不够，还怕他们被蚊子咬，要发蚊帐？去世的给地安葬了还不够，还要政府出钱买祭品搞祭醮？搞祭奠还不够，还要“功赠典”？

这这这…………本朝再怎么富有四海也只是农业社会，你却要学北欧的逼格？

宋徽宗开始心疼钱了

大观元年（1107年）蔡京复相后的当年，就请求“（民间）老者并年满五十岁以上，许行收养，诸路依此”，徽宗算是没吭声，又给了他个面子（《宋会要辑稿》食货第68）

但到了大观3年（1109年），宋徽宗终于没忍住，在4月下了一道诏书，批评惠民工程惠民“过度”：

“居养、安济、漏泽，为仁政先，欲鳏寡孤独养生送死各不失所而已。闻诸县奉行太过，甚者至于许供张，备酒馔，不无苛扰……立法禁止，无令过有姑息”（《宋会要辑稿》）

－－－－值得注意的是，宋徽宗与蔡京的“君臣情谊”，那时还处在塑料花级别，虽说蔡京的经济改革，让他有大把的钱挥霍，但在公共事业上，蔡京如果继续出圈，徽宗真的会请他靠边站。

手诏下达后才2个月，蔡京被二次罢相。（当然，罢相也有政争因素，比如张商英等人的倒蔡，以及币制改革造成的混乱等等）。宋徽宗很不客气的在诏书中批评蔡京“擅作威福，妄兴事功”。

可“歪风”却已经刹不住了。

于是次年8月，徽宗又追加了一道颇为恼火的诏令：

“鳏寡孤独，古之穷民，生者养之，病者药之，死者葬之，惠亦厚矣。比年有司蹑望，殊失本指。至或置蚊帐，给肉食，许祭醮，功赠典，日用即广，縻费无艺” （《宋会要辑稿》）

搞甚飞机？ 你们个个都要当圣母吗？

应该说，宋徽宗的不满是有理由的。

有些地方比诏书里提到的更不像话，按宋宁宗年间修成的《嘉泰会稽志》追述，当初居养院开张的时候，冬天也不过给救助对像一些薪柴和劣质的纸衣御寒。到后来，力度越来越大，冬天开始专门给贫民设立暖烘烘的“火室”，里边烧的是高大上的煤炭，睡觉的被盖用的是“毡帛”一类贵物。夏天还要建凉棚给大伙纳凉。日用器物也越来精致，“饰以金漆”，对于妇女，小孩还要配置佣人，简直办成了高级疗养院。

财政部门投蔡京所好，也是优先向这些惠民院所拔款，反倒把军费放到后面。这当然超过了任何一位中国式帝王的心理极限。

大宋虽说政风宽仁，但慈善事业从未到如此“丧心病狂”的地步。

在过去，虽说时常也有些惠民措施，但都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规模极小。

比如收留孤寡的“福田院”，全天下只有汴京的那一家。即使号称“千古仁君第一”的宋仁宗时代，在福田院享受钱、米救济的贫民，仅有24人！宋英宗看不过去，把一个福田院扩建成四个院，收容达到1200人，每年下拔5000贯钱，此后便又停滞，也没兴趣向全国推行。

至于免费治病，官方没办一个院，只有苏轼在杭州任上，办了一个“安济坊”算是硕果仅存。

更糟糕的是公共教育，一个偌大的天朝，中央供养的太学生不过百来人。仁宗朝，范仲淹发起“庆历兴学”，也才增加到200人。神宗改革，王安石发起“熙宁兴学”，用变法取得的雄厚财力，将太学生扩招到2400人。而蔡京任相的当年，财力非常贫缺，宋徽宗同他的关系还很脆弱，他就迫不及待“请以学校为今先务，乞天下并置学养士”，发起声势浩大的“崇宁兴学”，规模大到“我不是针对谁，我只想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怎么个大呢？汴京城实在是寸土寸金，没办法，把教室、校舍扩建到1872楹，生员扩张到3800人（包括李清照老公）已是极限。于是把重点放到地方：“蔡京请天下州县并置学（校），州学置教授二员，县置小学”。规定全国所有州县，必须办学。并由政府大肆扩张学田，负责经费。

在过去，虽说仁宗朝在一些州设过学校，但学生不多。比如福州的州学，自景佑4年（1037年）立学，以5顷学田起家，发展到元佑八年（1093）养有生员500，而蔡京手里仅仅三年，到1002年，学生达到2000人，学田增至1003顷，是过去的200多倍！

还有建州州学，生员也达到1300人。

浦城县的徐秉哲，以一个县学招收到1000多学生，直接中央嘉奖，升一官。

素来贫困落后的京西南路（相当于省），辖区只有8州30余县，全路各校的学校养育教师、学生3300人，校舍3300区，平均每人一区，学田岁收钱米6.3万贯石，经费充足。

按《太平治迹统类》的记载，仅仅3年间，全国由政府供养的学生一共有21万人。又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截止大观三年（1109），天下约2000所公费州、县学校共有校舍95298多楹，拥有学田1005万亩，对外出租房屋155400余幢。每年收入经费305万8872贯，支出267万8000贯；学粮64万0291石，支出33万7000石。

办学规模旷古未见。蔡京还不满足，按崇宁年间的规定，民众子弟入学年龄是10岁，到政和4年（1114）又放宽到8岁。另外，又设了一大批专科学校，在扩大原有的武学、律学、医学院之外，又新增算学、书学、画学。同时，订立了一整套完善的升学、考核、奖惩制度。

同时，对于边远地区赴京赶考的学生，一路上由政府包下三餐和路费（“自川、广、福建入贡者，续其路食，以学钱给之”）。

难怪今人盛赞蔡京此举堪称“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田耕耘《崇宁兴学研究》）。

进入南宋，出于为尊者讳，靖康亡国的责任被全部甩到蔡京为首的“诸贼”头上，但南宋人依然不能不称颂北宋末年的教育大发展，陈傅良赞叹“崇、观之际，天下之学盛矣！提学有官，赡学有赋，上之加惠诸生甚隆也” 。

陆游也以不无批判的口吻，肯定蔡京君臣办学、办惠民工程到了国家财政“日不暇给”的地步，称“士入辟雍（学校）皆给券（生活费），一日不可缓，缓则谓之害学政，议罚不少贷，已而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所费尤大，朝廷课以为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仅能支吾”（《老学庵笔记》）

想想看，短短几年迈这么大的步子，宋徽宗撑到大观三年才hohd不住，也不好说他抠门吧？

当然，能让徽宗对他的惠民工程忍这么久，蔡京也使出了非常手段。

蔡京23岁那年，以第九名的身份中进士，正赶上王安石变法，早早投身改革大潮，辗转各地方。他赞同王安石对贫富悬殊的打击，特别推崇变法派“振乏绝，抑兼并”的观点，也就是救济贫绝，打击富豪的吞并。

只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时的他，只是个基层小公务员，无钱无权。为了造福家乡莆田，他希望兴修已两次工程失利的木兰陂这一水利，使家乡免于海患，灌溉农田。多次向上请旨，却不被理会。便横下一条心，自筹资金，说动了当地14家大户一起出资，终于修筑成功。一举改变了家乡的命运，不仅免于海水倒灌之患，还浇灌广阔的良田“莆遂为乐土”（《出迅录》），木兰陂甚至到今天还在利民，为中国古代五大古陂之一。这就是青年蔡京在无权势时做出的功业。其敏锐敢冒险的性格一目了然。

因为敢做敢为，加上出使辽邦又不辱使命，元丰年间升到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的高位。

神宗去世，蔡京胆大妄为，依附宰相蔡确，想擅行废立，谋杀另一宰相王珪

为的是拥立更年长的雍王赵颢。因为太后高滔滔是保守派的支持者，她一旦拥立年幼的赵煦，就会搞垂帘听政，废除王安石的新法。然而蔡氏的冒险行动失败，新法终未保住。高太后上位，首用最狭隘激进的司马光，尽行败坏新法，对外向西夏俯首割地，放弃了宋军将士付出无数鲜血收复的大片失地。

面对反攻倒算，蔡京表现出“术”的一面，改投司马光，仅仅几天，就把所管开封属县的新法全部废除，大为司马光所赞。然而，保守派很快就弹劾蔡京“挟邪坏法”，实际上，就是背地里还想搞新法，被揭发，终被赶出中央。在地方上熬了八年，太后死去，宋哲宗亲政，重用新法派首领章惇。

熟悉章惇的朋友应该知道，此人绝对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奇俊：文武全才，廉俭无私，独揽相权六年之久，死时家里连下葬的钱都拿不出。而且家人都是平民，绝不公权私用。他的政治见解尤其敏锐，能力超强，为人又特别刚，对恶人向来奉行以牙还牙，加倍奉还的一套，绝不做什么烂好人。

蔡京得到了对道德、能力都要求颇高的章惇的重用。

然而此时的蔡京，也已蹉踌到五十岁上下，在宋人看来，五十岁不仅到了天命之年，而且精神、思想、体质都已进入迅速衰落期。蔡京实行惠民福利，抑富济贫的理想一直未能实现。

据朱熙的说法，心急的蔡京曾拦住章惇，悄悄递上了他构思已久的一整套济贫方案。“谒之于道，袖出一轴献惇，如‘学校法’、‘安养院’之类”。意外的是，章惇没有采纳，只是敷衍蔡京“元长（蔡京字元长）可留他时自为之”（《朱子语类》），令蔡京大失所望。

可见蔡京这几十年来，一直利用一切机会推销他救济劳苦的抱复。可惜，权操于他人，虽同是变法派，亦有不同的处境和角度，更何况当时章惇还苦于变法派的分裂。

为了权柄，蔡京发挥一切手段，去结交，从宫中嫔妾、宦官，到朝中各派权要，广结善缘。终于，哲宗驾崩，端王赵佶上台，也就是宋徽宗，蔡京看到了最后的希望。依然几经周折，凭借他的书法，凭借在朝中、宫中的人脉，加上结交巨宦童贯，才总算调回中央，做上宰相，梦寐以求的握住了权柄。

此时的他，年已56岁。摆在眼前的第一要务，就是钱。

有了钱，才能让皇帝享乐，取得皇帝的欢心和支持。

有了钱，才能办学，办惠民工程。

该怎样以最快的速度，弄到最多的钱呢？

其实也容易，就像明代给百姓搞“三饷”加派一样，加税就行了。或者利用盐、酒、茶的垄断官办地位，随意加价。

但那样做，他就不是蔡京了。

他老蔡执掌财权近二十年，你几乎找不到他刻剥小民的记载。

他的目光，盯在了食盐的流通环节上。

只有这个环节，能帮他实现“抑兼并，赈乏绝”的理想。

盐乃百味之祖，民生必须之物。唐自安史之乱后，民穷财尽，就是靠着食盐改革，实行政府专卖，一下子财源滚滚，使大唐撑过了最困难的那段日子。

宋代沿续专卖之法，一年有约三、四百万贯的盐利收入。虽说专卖，但宋廷还是向民资开了口子，允许他们做终端销售：从政府手里购盐，再由他们运销于地方，对于民资来说，盐业当然是天下头号致富之道。但投资盐业，绝非一般中小商人承受得起的，往往只有巨富和高利贷豪势之家才垫得起那个本。

而这些巨富们，正是蔡京的打击目标。

于是下套。

为了吸引眼球，他大肆造势，放开盐禁，种种新政便利民资运盐销盐。他们的私运船，沿途所过一切官方机构，不许苛留，谁敢为难盐商，以流放论处！（“以徙论”）。为了拉风引流，蔡京还特意给民间客商发给“黄旗”，黄色在等级森严的古代像征皇权，只要把黄旗往自家船上一插，江河湖海便任你招摇，一路上哪怕押运官物的官船，也得为你让路，若有违拦者，“以大不恭论”！

不仅如此，连东京汴梁的水门，也要优先为客商们的运盐船开启。

新政一出，民间巨贾们趋之若鹜，那些高利贷头子们也眼红了，这个生意的规模，可比一笔笔放贷催债大多了啊！争相倾囊而出。那个“黄旗”特权招来的羡慕嫉妒恨，搞得一些官员也私自把黄旗弄到自己的船上，掺入私货，跟着捞一把。

贩盐，首先得向官府进货。当时的做法，是先去官府那里买“盐钞”，再凭盐钞上规定的数量，从仓库搬盐，按照钞引上写明的销售地域、时间，自行运销，赚取差价。

蔡京的政策，引发了中国专卖史上前无古人的盛况，富人们排队购钞，官府卖钞一天经常收入四、五万贯，最差的也是二、三万贯。有的盐场一年向客商支出1亿2000万斤盐，而当时天下人口也才1亿多。全国各州的购钞冠军，被来自山区的处州（浙江丽水）豪门夺得，他一年就购入了价值50万贯的盐钞！

这场举国购钞大比赛，使蔡京仅仅二年，就为官家收取了4000万贯的收入。

可你得问了，这种“大好局面”不过是透支了今后的收入，毕竟盐的社会需求就那么多，这些收入又不是凭空多出来的，对吧？

蔡京亮出了他深藏的杀手锏：

在销售了第一轮之后，他还继续发行新的盐钞，上一轮的盐钞形同作废。若还想用旧钞取盐，必须再购入七成新钞。也就是三分旧钞、七分新钞。比如，你去年买了价值1万贯的盐钞，今年又出新钞，你这1万贯旧钞，只能弄出价值3000贯的盐，想取足剩下7000贯的盐，只能再出钱买新钞。到了崇宁四年，蔡京又一次改法，往年买了10000贯盐钞的人，等到兑盐时，必须额外再出3000贯现钱，所谓“见钱三分、旧钞七分”（《宋史食货志下》）。总之，蔡京不断的一轮轮变更钞法，逼着巨商们重复加钱，将旧钞换新钞， 这就样周而复始，不停的更换，不停的贬值，让豪势们越陷越深，最终搞到“凡三输始获一直之货”（《文献通考。征榷考》）。

也就是说，花10000贯钱买的盐钞，想全部兑成盐，最终要出30000贯的钱。当然，也可以选择不换新钞，那么转头就大幅缩水，直到“数十万卷（钞券）一夕为败楮（废币）无所用”。

此招确实狠毒，蔡京那个“奸臣”的帽子至少一半是来自此事。

大批的巨富豪势，最终在一轮轮新钞游戏中资财用尽，链条拉断，于是“富商巨贾朝为猗顿（战国版李嘉诚），夕至殍丐”（《忠惠集》）。有的甚至不得不卖儿卖女，抛弃妻子。引发了富人自杀潮，纷纷“赴水投缳而死”，有的上吊，有的投火自焚，有的跳河而亡。从京城到地方，这类自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妻子儿女哭诉于路边，乞食于路人，弄得穷人目睹此惨状，也鼻酸不已，有的跟着一起哭。（《刘给谏文集》、《鸿庆居士集》、《文献通考》等）。

在南北枢纽江陵，有几十名大盐商因“变法陷没其财”公开在大路上聚集指骂蔡京。蔡京毫不留情派兵镇压，“差兵捕商，一郡为之鼎沸”（《胡少师总集》卷二）。俗话说杀人不过头点地，蔡京却不行，对富人阶层做得太过，吞其财产，害其家破人亡还不够，还借此广加株连，拷问同党，搞得监狱人满，死亡载道，难怪有人说他“奸雄”。

蔡京的激进狠辣，也多少波及到穷人，因为有的商人为了回本，将好好的白盐“杂以灰土”卖给穷人，同时，富商阶层大面积破产，穷人又没资本去贩盐，搞得不法之徒，武装走私，这些都变相增加了穷人负担，扰乱了社会秩序。但总体上，主要受打击的确实是中等以上富人，而政府取得巨利。

蔡京用这些巨利，在皇上面前攒足了政治资本，宋徽宗将他视为财神爷，宝贝得不得了。蔡京也就可以放心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用巨额财富去“赈乏绝”：去兴学，去为贫民孤寡提供遍布全国的免费养老、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照料，让无家可归者吃酒吃肉，住得冬暖夏凉，包下他们的生、学、老、病死…………

待续……………

1649年，张献忠之子孙可望已经控制了整个云南，拥有当时全中国所有汉族势力中的最强军团。他派明朝官员杨畏知给广东肇庆的南明永历朝廷送了一封信，希望能联明抗清，条件是明朝封他为秦王。“秦王”一爵是张献忠曾经的称号，对于孙可望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

先秦王荡平中土，扫除贪官污吏。十年以来，未尝忘忠君爱国之心。不谓李自成犯顺，玉步旋移。孤守滇南，恪遵先志。合移知照，王绳父爵，国继先秦。乞敕重臣会观诏书谨封。己丑年正月十五日孙可望拜书。

此时的永历朝廷，刚刚丢掉了整个湖南，何腾蛟殉国，孔有德进军广西，尚可喜、耿继茂进军广东，小朝廷已经处于风雨飘摇当中。

杨畏知本来以为，永历朝廷得到孙可望这个强援，还不得乐疯了，没想到他刚赶到肇庆，就挨了当头一棒，礼科给事中金堡连上七封奏疏反对孙可望封王，并且说：“可望贼也，不可以封。劾畏知为贼游说，请收之。”

杨畏知只是个兵备道，又长年待在云南，所以没怎么接触过朝廷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一下子被金堡干懵了。你丫是傻逼吗？清军马上都要打过来了，你还管什么贼不贼的，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吗？不仅杨畏知这么觉得，永历朝廷内也有很多长了脑子的大臣知道联合大西军有多重要。兵部尚书堵胤锡向来对农民军持同情立场，曾经说：“臣知驱天下之民而从贼者，尽兵之为也。”四年前，就是他促成了大顺军改编为忠贞营，和南明联合抗清。这一次他主张，就算不封孙可望为秦王，也要封他为平辽王，努力拉拢他。没想到金堡又说：“滇与忠贞皆国仇也，厥罪滔天。公大臣，偏欲与此辈交结，何意？”就好比抗战的时候质问一个国民党官员：“你为什么要和共匪一起打日本人？”堵胤锡算是彻底明白了，这孙子就是个傻逼。

而大学士瞿式耜又提出，孙可望的信上只写“己丑年”，而不写“永历三年”，与礼制不合。杨畏知心说孙可望没写“大顺六年”就算便宜你们了。经过了几个月的撕逼，永历朝廷才勉强同意封孙可望为景国公，把杨畏知打发走了，堵胤锡大急，知道这么做非大大得罪孙可望不可，如果孙可望怒而翻脸，还谈什么联合抗清。在堵胤锡的据理力争之下，永历朝廷又同意改封孙可望为平辽王，赐国姓，派人快马加鞭去追杨畏知换新圣旨。

瞿式耜虽然为人比较顽固，但还是出于对明朝的一片忠心，他和农民军的矛盾主要在于很多农民军军纪不佳，在他的辖区抢劫。后来，瞿式耜、金堡遭到了政敌的攻击，金堡被下到天牢严刑拷打，瞿式耜也被弹劾围攻，他的政敌吴贞毓、陈邦傅等人甚至邀请忠贞营主将，李自成的内弟高一功入朝，想直接用武力杀光瞿式耜一派。因为瞿式耜过去经常抨击忠贞营，所以吴贞毓他们认为高一功来了之后瞿式耜一定完蛋。没想到，高一功的为人远比这些蝇营狗苟之徒光明磊落，虽然他和瞿式耜矛盾很深，但瞿式耜坚守桂林三年，对抗清事业还是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因此，高一功不仅没有对瞿式耜下手，反而怒斥了吴贞毓等人，在永历皇帝面前力挺瞿式耜，把已经被打得不成人形的金堡放出了天牢。高一功这次以德报怨，让瞿式耜深感自己过去对农民军成见太深，他也开始转变立场，高一功出兵广东的时候，瞿式耜也派兵增援。

别急，这还只是第一回合的撕逼。

杨畏知没想到，自己并不是唯一的册封使者，广西的军阀陈邦傅因为劝高一功带兵劫持朝廷被高一功拒绝，双方结怨。高一功此时并不知道孙可望的势力有多大，当年张献忠战死之后，大西军只剩下了一万来人，高一功还以为孙可望现在的兵力最多两三万，和自己差不多，如果是这样的话，孙可望要求封王确实是无理取闹，高一功已经为明朝打了四年的仗了，也只是个公爵。于是高一功就给孙可望写了一封信，劝他不要称王。高一功是李自成的妻子高桂英的弟弟，因此和张献忠同辈，所以给孙可望写信的口气也是长辈教训晚辈，令孙可望大为不快。陈邦傅抓住这个机会，认为可以利用孙可望除掉高一功，他竟然派人伪造了一封圣旨送给孙可望，封孙可望为秦王。本来封王应该用金印，陈邦傅拿一个镀金的银印糊弄，圣旨写得更是荒唐至极，竟然说永历皇帝要“率天下臣民以父师事王”，让孙可望监国，赐九锡，总理朝纲，节制天下文武兵马。

孙可望哪想得到这么大的事还有人敢造假，高高兴兴地和李定国、刘文秀一起率领全昆明的文武官员跪接圣旨。为了显示对皇帝的尊重，也展示实力，孙可望还下令昆明驻军全体出动，接旨之时，三军将士山呼万岁，场面极为壮观。不仅如此，孙可望还下令向全云南的官员、驻军、土司、百姓宣布自己已经是大明秦王了。原本云南的明朝官员还有“从贼”的顾虑，现在孙可望受了永历朝廷的册封，他们也都安心了，孙可望的威信大为提高。

然而孙可望刚把这一套搞完，杨畏知回来了，告诉孙可望，他前些天接的圣旨是假的，朝廷封他的其实是平辽王。这下就尴尬了，要是一开始就封平辽王，孙可望顶多有些不快，但是他原本就自称“平东王”，保持平级也算可以接受，现在他已经把受封秦王一事闹得天下皆知了，现在要他降级成平辽王，这不是要他当着全云南军民的面打自己的脸吗。于是，第二回合的撕逼开始了，孙可望派杨畏知再去和永历朝廷谈，监国、九锡、总理朝纲、节制天下文武兵马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孙可望也知道太扯淡，通通都不要，只要求朝廷重新发一道真圣旨，承认他是真秦王就行，印和其他仪仗也可以拿陈邦傅送的山寨货凑合。因为孙可望如果把这些假货都换成真的，就得承认自己被陈邦傅耍了，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就当这些是真的。陈邦傅后来卖国降清，又被李定国俘虏，送给孙可望，孙可望下令剥了他的皮。

永历朝廷非常尴尬，现在他们既惹不起孙可望，也惹不起陈邦傅，但是，他们依然不愿意承认孙可望是秦王。继续和孙可望讨价还价，改成“兴秦王”或者“定秦王”行不行？孙可望表示没门，他已经在发往云南各地的命令上用过“秦王之宝”的大印了，莫名其妙加上一个字算怎么回事。永历朝廷做出的反应，居然是加封贵州的军阀皮熊和王祥为公爵，以防止孙可望出滇。孙可望也没心思再扯这个淡了，停止了谈判，只甩下一句话：“国姓岂敢冒，王封何敢承。臣等惟一意办虏，功成之日，自听公议。”他照旧使用陈邦傅送的那颗假印，你爱承认不承认，反正老子就是秦王了。

1650年年末，广州、桂林相继沦陷，瞿式耜殉国，永历朝廷逃到了南宁，1651年2月，清军的追兵逼近了南宁。永历朝廷只能向孙可望求救，孙可望派贺九仪率五千兵马，把永历朝廷接到贵州安龙。路上，贺九仪第三次和永历朝廷讨论封孙可望秦王的问题。贺九仪是跟着张献忠杀官造反出身的，当然不会像杨畏知那么斯文，言辞比较无礼。内阁首辅严起恒大怒：“你想要威胁朝廷吗？”贺九仪当即一棒子把严起恒从船上敲进了河里。永历朝廷见贺九仪这么客气，迅速决定正式承认孙可望为秦王。这场长达两年之久的大撕逼才终于结束，不仅导致孙可望与永历朝廷之间的关系降到了冰点，甚至还给大西军内部的团结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六年后，孙可望谋朝篡位，被李定国和刘文秀打败，决定降清。此时的孙可望只剩下了四五百人。本来已经打算辞官退休的洪承畴听说孙可望来降，立刻收回了辞呈，派人迎接孙可望来到长沙，并上奏北京，请求重赏孙可望。顺治皇帝迅速回复，封孙可望为义王，位列所有降清汉官之上。派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带着一个尚书和一个侍郎到长沙册封孙可望（永历朝廷当年只打发孙可望的使者杨畏知回去册封，而杨畏知在明朝的官职仅仅是一个兵备道），然后又把孙可望请到了北京，由济度、岳乐两个亲王率领大批文武官员出城迎接，十天之内设宴款待三次，赐银一万两千两，又赏赐了府邸、蟒袍、朝服、马匹。于是，孙可望把云贵川三省的防务全盘告诉了清军，又招募了一批叛徒为清军带路，最终导致云南沦陷，南明灭亡。至于孙可望后来跟着顺治皇帝出猎时“不小心”让皇上当成猎物给打了，那就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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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哟！孙王爷您这脑袋是怎么……”

“咳，别提了，今儿一早儿，跟皇上出城清剿乱党去啦。”

“哦，我明白了，您这是被乱党给打了。”

“什么呀，皇上说是清剿乱党，其实他是出城打兔子去了。”

“哦，我明白了，您这是让兔子给打了。”

“什么话！我能让兔子给打了吗？皇上一见着兔子就他妈让我追，我能追得上兔子吗？可是我还得追呀，我正追着呢，就听后边儿嗖的一声箭响，我就他妈这样了。”

“天呐，这是谁这么不长眼，把您给打了。”

“皇上呗！皇上可不是不长眼，这是误伤。”

“那皇上是不是特别过意不去呀？”

“皇上特别过意不去，所以皇上一下了马，就啪啪打了我俩大嘴巴。”

“啊？为什么呀？”

“皇上说要不是我挡着，他一箭早把那兔子给射死了。”

“您跟那兔子非亲非故的，挡着它干什么呀。”

“就是……哎呦！明天皇上还得出城打兔子去呢，是不是又得让我追呀？”

“哎呀，孙王爷，干吗您要亲自去追呀，您给皇上准备两条狗不就完了嘛。”

“什么？弄两条狗？”

“是呀，您想想，这一来呢，狗鼻子比较灵，更容易发现猎物。”

“狗比我鼻子灵。”

“这二来呢，狗它跑得更快。”

“是，狗比我跑得快。”

“这三来呢，狗更通人性。”

“是，狗比我通人性。哎？好像我比狗通人性吧？”

柏杨

（西安事变） 蒋中正被扣押，我那时刚刚接受军训，正对他热烈崇拜，对这项巨变，感到心痛如绞。回家告诉父亲的路上，一面走一面哭，觉得天地就要崩塌，中国就要亡了。 ——《柏杨回忆录》

然鹅这么一个根正苗红的果粉，在1968年，因为翻译漫画《大力水手》中用词不当，被认为是讽刺 蒋介石。于是柏杨被调查局以「共产党间谍」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抓入狱中。但是在狱中，柏杨先生寄希望于 蒋经国，表示：

蒋经国主任是非必明

出狱后的柏杨先生又做起了“公知”生意：

司马光先生这位儒家学派大师，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中，没有民主观念，更没有人权观念，只有强烈的维护既得利益阶层的奴性！
——《柏杨版资治通鉴》

然而……

台湾能有这种自由，我们不能不归功于蒋经国先生领导上的开明、宽容的胸襟。

还有李敖对柏杨态度的转变……

ps：柏杨那本《丑陋的中国人》也挺讽刺的。柏杨一个成长于民国，大部分时间在台湾度过的人，他书中的许多来身边的例子显然是来自他在台湾的经历。然而台湾人还自我感觉挺良好的，反而常常拿这本书黑大陆……

现实的段子，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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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过千，十分惶恐，一一看了大家的评论，统一回复一下：

1.答主没有收藏这四本书，也没有看过其中任何一本。图源来自右下角，若侵权必删。

2.答主只放图，不发表其他意见，请大家不要讨论敏感话题。

3.答主的确是前图书馆员，对图书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私信我，或看答主的其他回答。

以上。

两名ISIS极端分子被野猪给拱死了。

嗯，选了个最不清真的死法→_→

哇靠原新闻说居然是三位？那岂不是十分的狂拽帅气宇宙无敌超级酷炫吊炸天？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一天，扬州城里来了一队散兵游勇，为首的人用一匹白绸裹身，手里拎着一支手枪，大摇大摆地冲进盐运使衙门。清朝的命官早已不知去向，兵勇们乃喝令衙门里的胥吏打开库房大门，士兵每人抓了几个元宝，四散而去。剩下为首者和几个随从没有走，端坐高堂之上，看着眼前的元宝发呆。

这时候，以为是革命党人破城的扬州绅士，派了几个代表前来打探，一通作揖并恭维之后，见为首的人整话说不出几句，不像是个有来头的，但又不敢造次（怕万一真是革命党）。代表们出于对城市秩序的担心，于是要求为首的人出安民告示，免得秩序混乱。为首者觉得有理，遂一把拉过随绅士代表来的巡官，硬是让人家来办，巡官无奈，只好胡乱写了个告示，没有大印（盐运使已经带走了），就拿巡官的木戳顶替。扬州就这样革过命——“光复”了。

没过几个时辰，有好事者查出了为首者的底细，原来他不是什么革命党，仅仅是城外的一个闲人，名叫孙天生，在城外妓院做茶壶（杂役）。

孙天生大概是听说过革命党的只言片语，知道孙中山是革命党的首领，刚巧又结识了几个巡防营的老总，武昌起义炮响，沿江震动，孙天生贼心陡起，于是跟这些老总谎称他是孙中山的族弟，奉命前来光复扬州，大家可以一起发财。老总们哪管真假，一哄而起，抄起家伙，就跟着孙天生进了城。

巡防营的士兵们发了财，一哄而散，有的钻进了妓院，有的去大吃大喝，有的回了家。孙天生毕竟是首领，不像这些丘八这样短视，他没有走，虽然安民告示出得不伦不类，但并不耽误他抖威风——每天骑着高头大马裹着白绸子巡行街巷，还把盐运衙门里的家什用具之类的东西丢出来，让市民捡，说是革命嘛，我发大财，你们发点小财。就这样，一个俗称龟奴的闲人，做起了扬州的都督。

可惜，孙天生的幸福生活没过上几天。大概处在高处之后，他做茶壶的历史暴露得比较充分，或者这种手下没几个兵的都督（他也不知道招兵买马）难以服人，或者干脆是扬州的绅士们对这个小流氓当政不放心，反正有好事者请来了昔日横行江上的、已经被招抚为官军但依然横行江上的盐枭（贩私盐的首领）的徐宝山（绰号徐老虎）。

徐老虎带兵进扬州，孙天生做了阶下囚。在各地纷纷独立的声浪中，徐老虎没有当为朝廷平叛的英雄，而是接茬做扬州都督。当然，第一任的都督孙天生被砍了头，临刑前孙天生大叫：“老子也做了三天的皇帝，够了！”不失为一条江湖好汉。

辛亥革命扬州的光复，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场闹剧。不过即使是闹剧，也确实是对清朝政府的一个打击，只是这个打击居然仅仅来自一个街头无赖，委实让人感到滑稽。一个长江上的重镇，由一个号称盐商大本营的财赋之地，竟然在革命党连影儿还没有的时候，一个妓院的茶壶带几个散兵一嚷嚷，就变了颜色。

时为扬州最大官的（清朝最著名的肥缺）两淮盐运使增厚（满族正红旗人），闻听有革命党进城，从西花园翻墙而遁，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同为满族同胞的扬州知府嵩峋，还算有点志气，据说投河自尽了，可惜没有死成，获救之后也不知所终。需要一提的是，这两个人，或“死”或逃，都是连孙天生的影子还没见到就做出的选择。

以上摘自《张鸣说历史：角落里的民国》

好了，就酱，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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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时任苏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曾经怒斥顿河哥萨克雇农出身、十几年的老骑兵，得过沙俄全套圣乔治勋章的谢苗·布琼尼“不懂骑兵的反革命性质”：

……托洛茨基针对谢苗·布琼尼提出的建立大骑兵部队的论据说: “布琼尼同志！您明白您说的是什么吗？您不懂得骑兵的本性。这是公爵、伯爵和男爵指挥的贵族部队。我们这些穿树皮鞋的人没有必要往卖白面包的摊前挤。”

然而在斯大林的支持下，第一骑兵军以及后来的骑兵集团军还是成立了。并且任命布琼尼做军长，伏罗希诺夫和夏坚科做政委。

自然，托洛茨基也没给他们好脸色看；他在视察布琼尼的骑兵集团时挂着一幅司马脸，在听取了布琼尼的汇报后既不向布琼尼问好，也不向战士们致敬，布琼尼再三请求之下托洛茨基才肯对骑兵战士们说上两句。可以说是非常无礼了

——可令人更没有想到的是，托洛茨基在这之后居然恶毒的攻击红军骑兵们为“匪帮”，侮辱骑兵指挥员们乃至布琼尼本人为“当代的斯捷潘·拉辛”和红军中的骑墙派、投敌叛变者。

（骑兵军）是一群真正的匪帮，而他们的头目就是布琼尼。这些人用粗野的吼叫对待我（托洛茨基）的演讲，而布琼尼对他们产生了触电一般的影响——谢苗·布琼尼，这是一个当代的斯捷潘·拉辛。很难讲他日后会为谁效劳——红军还是白军？可以肯定，这支骑兵军也会跟随布琼尼变换门庭。《被遗忘的苏维埃领袖·布琼尼》

（上文在《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诸版布琼尼传记和俄罗斯纪录片《被遗忘的苏维埃领袖·布琼尼》中均可查到）

（亚历山大· 佐洛托特鲁鲍夫版《布琼尼》传记对此事记载见文末附图）

结果红色骑兵们在1918和1919年转战千里，战功卓著，甚至打退并击败了俄国最擅长马上战斗的哥萨克军团。

正巧，1919年邓尼金大军攻向莫斯科，苏维埃政权看上去岌岌可危，身处垮台边缘；俄国革命事业眼看就要失败。

此时就连列宁都悲壮地做好了与苏维埃政权共存亡的准备——“我们的所播下的革命火种即使熄灭，也将会在日后的岁月里生根发芽……”

这时候，由于其治下的红军在邓尼金面前兵败如山倒，在7月1日引咎辞职未成的托洛茨基却戏剧性的想要求助“反革命”、“贵族”、“土匪野兽”的骑兵来“保存革命火种”，实现自己的换家妙计：

1919年8月5日：
“亚洲可能成为近期发生起义的舞台……看来，正在形成这样的国际形势，即通向巴黎和伦敦的道路要经过阿富汗、旁遮普和孟加拉的城市。”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建议组建一支3万到4万人的骑兵军团远征印度，“在乌拉尔或突厥斯坦某处”建立“亚洲革命司令部”，把必不可少的语言学家、翻译家及当地的“本土革命家”集中起来。

（小问答之：俄国的彼得堡和印度孟买，哪个距“巴黎与伦敦”更近？本题可以从地理和托洛茨基的玄学两个角度回答。 ）

（此外，即使是作为红军战略预备队的布琼尼骑兵集团军其规模都不到2万；而托洛茨基却要从艰苦抵抗各路白匪军和干涉军的红军手中拿走“3万-4万骑兵”——近乎苏俄全部的战略骑兵，其对俄国革命的态度恐怕不难想象。）

“你们骑兵的阶级性质，就是反革命、贵族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我说什么也不会批准的！”

“我宁肯要茶叶蛋，也得要你们这些鲜血累累的骑兵滚蛋！”

“真香！再来！”

每日课余挤出些许闲暇时间进行原创已实属不易，请各位多多支持理解支持。
敬请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她改变了苏联”(SheChangedSoviet)及同名知乎专栏。

亚历山大· 佐洛托特鲁鲍夫版《布琼尼》传记对这两件事的记载见此：

托洛茨基定性骑兵是“阶级敌人”：

托洛茨基定性布琼尼是“异己”、“白匪”：

说一件，当代的、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

以下，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 2004年，小说《立马中条》发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了“抗日战争的中条山战役期间，800国军面对日寇紧逼，集体跳黄河”的情节。
• 2009年3月26日，《南都周刊》刊发《寻访“八百壮士集体投河”真相》一文，对小说中的跳黄河地点进行实地考察，并采访了小说《立马中条》的作者张君祥。该文指出，800国军集体跳黄河这一情节，属于“艺术手法塑造”。（新闻链接地址：谢海涛：寻访“八百壮士集体投河”真相_新闻_腾讯网）
• 2011年4月6日，纪念800壮士跳黄河纪念碑在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落成。（新闻链接地址：2011.4.6中条山抗日英雄殉国纪念碑落成仪式暨公祭大会 - 中条山抗日英雄纪念园）
• 2015年6月18日，台湾陆军官校在纪念抗战系列展览中，使用了“800国军集体跳黄河”一事。遭到岛内多家媒体批评，台湾媒体认为，此事至今无法确认。台湾《联合报》批评说，“800国军集体跳黄河”只是近年来大陆网路流传的故事，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800人集体跳河之事。台湾陆军官校随后就错误引用一事，向公众致歉。（新闻链接地址：台军校抗战纪念提中条山八百壮士投河引争议）
• 2015年6月24日，央视网发表《中条山三千勇士跳黄河》一文。（新闻链接地址：中条山三千勇士跳黄河 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往事）

这个肯定是对老蒋最大的讽刺。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将领杜聿明有一次去郭汝瑰家做客，注意到郭汝瑰家里的沙发都有补丁。

不禁心想:我自己在党国将领中都算够清廉的了，没想到这个郭汝瑰比我还清廉，这个人肯定是共产党。

于是杜聿明专门去找蒋介石说郭汝瑰很可能是共产党，理由就是他太过清廉，不像是国民党人的作风，并清求蒋介石免除郭汝瑰所任的国防部作战厅厅长一职。

没想到蒋介石听到杜聿明的理由后极为生气。

教训杜聿明说:“难道我们堂堂政府的官员，只要不到处捞银子，就是共产党员吗？我政府中就不能有廉洁的人吗？”

杜聿明碰了一鼻子灰，没敢再说下去了。

后来事实证明，郭汝瑰确实是我党潜伏在国民党中的高级特工。因为他的存在，国民党在开高级将领的作战会议时，相当于毛主席和他们一起开的会，甚至毛主席比前线的国民党将领还要先知道他们将要执行的作战计划。

诺贝尔晚年得了心脏病，医生开出药方：肖化甘油。诺贝尔表示我研究了半辈子肖化甘油了都不知道能治病，你特么逗我，拒绝服用，1896年，诺贝尔心脏病逝世。

一百零二年后的一九九八年，三位科学家凭肖化甘油治心脏病有奇效的研究成果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PS:有人说是段子，这个还真不是。这三位科学家名字是：罗伯特·弗奇戈特、路易斯·伊格纳罗、弗里德·默拉德。

隋炀帝他爹杨坚，也必须把脸打得啪啪啪响啊！杨坚早年只有一个老婆，皇后独孤伽罗。

他俩生了5个儿子，分别是杨勇、杨广、杨俊、杨秀、杨谅。

杨坚为五个儿子是同一母亲所生为荣，

他曾对群臣骄傲地说：“前世天子，溺于嬖幸，嫡庶分争，遂有废立，或至亡国；朕旁无姬侍，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有此忧邪！”

结果，他的五个儿子全部死于非命，争皇位比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弱。

老大：杨勇，被立为太子，但和杨广争皇位失败，被杨坚废了。杨坚刚死，杨广就把杨勇给杀了。

老二：杨广，也就是隋炀帝，把隋朝搞灭了，被宇文化及杀了。

老三：杨俊，因为豪华奢靡不知道收敛，屡次遭到杨坚的斥责，又被妃子崔氏毒死了。

老四：杨秀，与杨俊一样奢靡无度，被杨坚长期监禁，后来，杨广被杀的时候，一起死了。

老五：杨谅，杨广登基后不服造反，被逮到后囚禁起来，第二年莫名其妙死了。

五个同一母亲所生的儿子，像杨坚的儿子斗得这么狠的，只怕历史上只此一例。在权力和金钱面前，亲兄弟又能怎么样呢？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也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再加一个后赵天王石虎的例子吧，和杨坚也有得一拼。西晋灭亡之后，中国又呈现了三足鼎力之势，北方是后赵，南方是成汉和东晋。

后赵开国皇帝就是大名鼎鼎的，从奴隶到皇帝的大牛人石勒，石勒死后，他的侄子篡了位，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石虎。

石虎总结了晋朝八王之乱的原因之后，对大臣子们吹牛皮：

“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残杀，所以朕得以有今天。朕肯定不会杀了太子石邃啊!”

石邃听了这话之后，还以为他老爹是说真的，就完全放开了兽性，到处胡作非为。

最为变态的是，这哥们喜欢吃人，而且还是吃美女。

吃美女不说吧，还喜欢吃自己后宫的妃子、宫女。

吃自己后宫的妃子、宫女不说吧，还喜欢变着花样吃。

具体步骤如下：

石邃如果相中了哪个美女，就让美女自己洗干净，化好妆，在众位大臣们面前跳舞唱歌。

大家都玩嗨了，石邃就大手一挥，让人把这美女带下去，砍了脑袋，把脑袋洗干净，放到盘子里拿上来，让大臣们一个传一个的观看，谁要敢露出恶心的表情，就把谁再杀了。

这还没结束，脑袋传一遍之后，石邃还会让厨子把美女的肉和牛羊肉混到一起，让大臣们挨个品尝。

原文：妆饰宫人美淑者，斩首洗血，置于盘上，传共视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赐左右，欲以识其味也。

就在石邃越来越变态的时候，石虎对他的态度慢慢有了变化。不是石虎看不惯石邃乱吃人，而是石虎觉得另外两个儿子，石宣与石韬更可爱。

所以，石虎就有了废掉太子的心，一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就把石邃叫过去痛扁一顿。石邃被揍的多了，就想杀了老爹石虎。

没想到，事情很快就败露了，石虎一怒之下，便将石邃以及儿媳张氏，合计26人，全部杀了。

杀了石邃之后，石虎又将二儿子石宣立为了天王皇太子。

不曾想，石宣也是个王八蛋，到处胡作非为。

于是，石虎又想把三儿子石韬立为太子，并当着石宣的面刺激他：“真后悔当初没有立石韬为太子！”

石宣一听，恶向胆边生，回过头就派刺客把弟弟杀了，并把弟弟的手脚全砍了。

弟弟死了之后，石宣​又准备在葬礼上把老爹石虎也杀了。​结果，阴谋也败露了。

石虎大怒不已，竟然让二儿子的亲信把石宣残杀了。​到底有多残忍呢？具体步骤如下​：

一个人揪着石宣的头发，一个人拽着石宣的舌头，然后把他的手脚全砍掉，再挖出他的眼睛和肠子。最后，再将他的尸体给烧了，并将他的​骨灰撒到城中的十字路口，任人践踏。

另外，石宣的9个妻儿也全部被杀。石宣周围的300亲信人，50名太监，全都是车裂以后抛尸于漳河之中。

石宣居住的太子东宫也被改成了养猪场。

杀了石宣之后，石虎很无奈的立了年仅10岁的儿子石世为太子。

第二年，石虎就在病气交加中驾崩了。

石虎死后，石家开始像司马家一样乱杀一通。

先是石遵废杀了石世，接着石鉴又杀了石遵，再接着石虎的养孙，大名鼎鼎的冉闵篡了后赵。

冉闵不仅杀了石虎的子孙，还下了著名的杀胡令。

石虎一心想避免重蹈晋朝的覆辙，结果混到最后还不如晋朝，不得不说，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喜欢历史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公号：梁山微木说历史

每周一、三、五定时更新

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笔者将以史实为依据，用类似小说的形式，将24史一点一滴的书写下来。

其它回答与文章：

​

1971年3月11日，人民日报第6版

孟德尔(不是知乎那个)是个神父

还不是一般的神父

念大学，四十多岁当修道院院长

这么说吧

这要是在游戏里

他能放群体复活

他的工作是带人信仰上帝

他自力更生，开荒种豌豆

他刨了个坑

这个坑后来埋葬了上帝本人

——————————

对评论：

孟德尔只是刨坑

或许不是为了坑谁

但是在大家的努力下

把神创论填进去埋了

坑的原因无从考证

坑的结果倒是很显著

教会的眼光

看不到孟德尔的开创意义

千年圣经，溃于豆坑

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我进纱厂，他去学开拖拉机。"

大跃进的口号，现在想想，哎，织女和牛郎也是最早下岗的那批人了吧

比如日本高层一直宣传的武士道精神啦，当时二战失败，德国高层集体自杀，日本高层几乎无一人自杀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可以说是日本一直引以为傲的东西，但是讽刺的是二战失败之后，平日里一直倡导下层军人为国尽忠的日本高层却无一个人切腹自杀，当时的日本首相贪生，天皇装傻，可谓讽刺之极；相比之下德国高层几乎集体自杀，

我们先来看一看德国高层方面对于战败的态度吧

1、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挑起人，希特勒在最后时刻还是保持了他的一丝尊严，他没有像日本首相东条英机那样懦弱怯死，在苏军攻打柏林时，希特勒曾悲鸣道：“战争打败了，我将留在柏林，只要时刻一到，我就用手枪结束我的生命。”最后他在与爱娃双双在德国总理府地下室自杀。

2、德国陆军元帅——贡特尔·汉斯·冯·克卢格

纳粹德国陆军元帅，人称聪明的汉斯，以在政治上的摇摆和在东线的艰苦防御战出名。1944年8月19日，克卢格在回国途中驱车来到邻近德国的梅斯，在草坪上吞服氰化物胶囊而自杀。克卢格在留给希特勒的遗书中写道：“我的元首：当您接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不在人世了…

3、德国陆军元帅——沃尔特·莫德尔

沃尔特·莫德尔是德国陆军元帅之中的后起之秀，曾被希特勒誉为“东线的救星”，他在最后时刻指挥的“阿登战役”差一点就令西线盟军战线奔溃，但是无奈德国气数已尽进，仅凭他一人也无力回天，最后莫德尔元帅彻底地失望而在杜易斯堡附近的树林中自杀。

4、德国总理——戈培尔。

戈培尔就是《帝国的毁灭》里的被人戏称为“小黄”的人物，原本作为德国宣传部长的戈培尔，在希特勒自杀之前，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但在希特勒自杀之后不久，戈培尔就毒杀了自己的六个孩子，动手前他呐呐自语道“我无法忍受孩子们活在一个没有元首的世界里”随后在晚间8点与妻子在帝国总理府地下室外自杀。

5、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

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与布格道夫等人在地堡内开枪自杀，以此表示对纳粹德国的尽忠。

6、空军总司令——罗伯特·里特尔·冯·格莱姆

格莱姆是德国的最后一位空军总司令，他曾应当时中国蒋介石政府的要求前往中国广州，协助成立中国陆军航空队，德国战败后，1945年5月24日格莱姆在奥地利萨尔斯堡吞下氰化钾自杀，在自杀前说：“我身为空军总军司令，却已无空军”

除此之外，德国高层还有不少自杀的人，而相比之下，日本就逊色太多了，发动战争的高层除了阿南惟几、大西泷治郎寥寥几人，几乎没几个人敢于自杀殉国，更多的是像日本天皇、石井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人，都是心存侥幸希望存活下来而不自杀。

当然日本高层也曾“自杀”过，此人就是当时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自从日本投降之后，日本各大官员争相致电拜访，媒体更是每天都守在他的家门，他们生怕错过了这位英勇的日本首相切腹自杀的消息，但可笑的是，尽管东条英机每天带着一把刀、一支手枪却迟迟不肯自杀殉国。

最后实在承受不住压力的东条英机，搞了一场滑稽的自杀秀，他在自己的心脏前画上一个圆圈，接着连开四枪。东条英机似乎想向国人表示：“我会贯彻我的武士道，自杀殉国的”可是讽刺的是，这四抢完全避开的心脏，最后他给美国人抢救了回来。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东条英机怎么可能会打错位置呢？很明显他就是一个不敢开枪自杀的懦夫，以此行为来搪塞底下军民，这可真是莫大的讽刺。

日本高层战前鼓吹帝国荣耀，号召日本男儿奔赴前线舍命杀敌；战败前夕，再组织底层军官成立“神风敢死队”以命相拼；战败之后，再令日本底层女人去为美国大兵提供性服务，在慰安妇们“为了国家”，“努力奉公”时，日本高层密令避免皇族、公族、财阀家庭的女性被卷入慰安行为，换句话说就是让下层女性的“慰安”来保卫上层家族的贞操，好一个“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武士道精神。

所谓的“一亿玉碎”，结果两弹就“瓦全”，同时相比德国高层的行为，日本高层的行为简直就是一个笑话，日本高层用所谓武士道精神欺骗底层百姓，自己实际更怕死！这其实也是武士道的真相，一个蒙蔽底层人的思想工具罢了。

史料放在最后了，有兴趣可以看看。

秦国初并天下，秦始皇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统一王朝——秦朝。于是，自认为“功盖三皇德过五帝”的秦始皇给自己取了个响亮的称呼——“皇帝”，并夸下海口、昭告群臣：“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出自史记秦皇本纪）

秦武王嬴荡，号称大力士，身材魁梧又正值壮年，最爱的就是和男性发生肢体接触。我指的是他爱和士兵比力气。公元前307年，秦武王率军打到了洛阳，见到了东周的国宝九鼎重器，兴致大发，就要和手下进行举重比赛，这一比不要紧，一直举到两眼出血还不算完，非要再走两步，然后他砸断了自己的腿，当天晚上就死了......（出自史记秦本纪五）

汉武帝有个儿子叫刘胥，他仗着自己年轻体壮，成天和狗熊狮子的打架。虽说命大没被狮子咬死，可是他爸觉得这熊孩子成天玩物丧志，就剥夺了他做皇帝的权利。皇帝爸爸死后，这熊孩子有心想做皇帝，可是又不敢谋反，于是每天就画个圈圈诅咒汉宣帝早死，后来事情败露，就自杀了。（出自班固汉书武五子传）

还有曹操败走华容道，才出华容，便大笑起来，说刘备虽然聪明，可还是不如我啊，如果在此地放火，我等岂不束手就擒？话音未落，闻刘备使人顺风放火已至。慌忙逃窜。《三国志武帝本纪》

诸葛亮兵临渭水之西。曹睿听取司徒王朗建议，拜大将军曹真为大都督以御强敌。之后，曹真与王朗、郭淮共议退兵之策。王朗自视甚高，认为可以让诸葛亮投降。

王朗：“大都督，明日两军阵前，老夫只需一席话语，管教诸葛亮拱手而降。”（这一段出自三国演义虚构情节，王朗并未随军出征自然也就不会被骂死，王朗善终了，封兰陵侯。）

还是王司徒，华歆和王朗在避难的时候，坐着从同一条船，而当时看到一个水里的人正在求救，然后王朗就救这个人，华歆却犹犹豫豫王朗直接用用儒家的经典搬出来训他，。华歆只得同意，结果不一会儿追兵就过来了，王朗觉得船太慢了，就想把刚才救上来那个人再推下去，华歆和他说：我不同意救他就是因为怕后边儿追兵过来，但是现在已经救了，就不能再把人家推到水里面去了。（出自世说新语）

当初罗斯福挂了之后，杜鲁门暂时当总统，还给了蒋介石很多援助，但是蒋介石认为，总统选举的时候杜鲁门不一定能选得上，于是就支持了另一个人（一个州长，叫杜克还是杜威来着）当美国总统，我们的蒋公拿着杜鲁门给的钱，支持另一个候选人。还用杜鲁门给的钱给另一个人祈福，最重要的是，这个还让杜鲁门给知道了，至于结果嘛，大家想想就行了，不说了。（出自芝加哥论坛报）

多谢评论区提醒，原回答中提到元朝是错误的，这件事发生在宋朝，宋理宗时期。

日本当时的天皇叫做秀仁，又称四条天皇。

四条天皇两岁登基，当然只是一个傀儡，被养在宫内，就这样平平庸庸的到了12岁。因为是傀儡，没人逗自己开心，所以不甘寂寞的四条天皇想搞点事情，好让自己开心。最后想到了一个整蛊宫女的办法，在宫中的一些走廊上倒上滑石粉，就能看到宫女们走过来的时候狼狈滑倒的模样，结果在撒滑石粉的时候不小心自己滑倒了，一头磕到柱子上摔死了。（出自《日本国史略·四条天皇记》）

1937年当时中国全面抗战开启，日本人经过插箭岭长城是有个日本陆军中将叫阿部规秀，他是日本著名的山地战专家，是日本的国宝级军事人才。估计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在插箭岭拔出自己的军刀，砍在插箭岭长城的垛口，嘴里嚣张的说着：“让我来消灭杨家将”！

插箭岭是什么地方？是北宋杨六郎和辽国打赌六箭定边界，赶走外敌的地方，是抵御外敌入侵的地方！阿部规秀在这样一个有着特殊象征意义的地方，做这样的事，说这样的话，无非是向保家卫国的中国军队下战书，在向中国挑衅，表明自己不会像辽一样，被打退！但讽刺的是才过了两年，他就被八路军打死了！更加嘲讽的是打死他的这个人就姓杨，叫杨九秤，是炮兵连长！曾经叫嚣灭了“杨家将”的人最后被“杨家将”给打死了，连同他的指挥部都灰飞烟灭了！（日本朝日新闻）

西汉时的匡衡，因为幼时家贫，玩了一手“凿壁偷光”，名声鹊起，一番努力，终成朝廷首辅，后来被群众举报，曾经利用地图失误和首辅大人的权力谋私利，非法圈占国有土地四万多亩。身败名裂，被贬为庶人，从此可以摆脱俗世纷扰，躺在炕头安安静静的偷邻居的光看书了。幼时偷光，长大偷田。（汉书匡张孔马传）

后赵皇帝石虎有计划的实行民族灭绝政策，他不仅杀降屠城，还广治宫室，圈禁育龄汉族女子，中原一地，汉民急剧减少。作为回报，他信任的养孙冉闵发起灭石运动，羯族基本被清理出中原地区。（出自资治通鉴卷九十六）

崇祯末年，清军虎视，闯军进逼，崇祯跪求大臣：各位爷行行好，凑点军费吧！国丈爷义薄云天，凑了8千两，又从皇后女儿手里借了5千两，坚决认捐，在他带动下，群臣纷纷慷慨解囊，凑了接近3万两。

李闯入京后，从国丈爷家里搜出60万两，从所有大臣家中一共刮了7千万两。（出自殉难实录）

1943年的“伪满洲国”十周年庆典，身为“友好国家”元首，汪精卫也得到了溥仪的盛情邀请，为了彰显“大东亚共荣圈”的牢不可破，汪精卫尴尬踏上行程。一进“伪满洲国”皇宫，汪精卫就被摆了一道，礼仪官高喊着“鞠躬”，汪精卫边无奈鞠躬，边心怀畅想：当年我怎么就没炸飞你亲爹呢？（伪满洲国十周年庆典纪实）

再来一个汪精卫，汪精卫当年也是热血青年，和黄复生一同刺杀摄政王载沣。后来大家都懂得，汪成了头号汉奸，黄复生先生却保持革命党人的气节，一生爱国。更讽刺的是，被刺杀的“国贼”在后来表现出了民族气节。载沣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主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他后来也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反抗，也没有站出来反对宣统皇帝“逊位”。这些表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客观上有利于革命。到了民国以后，贵族和遗老中有人不遗余力地进行复辟大清王朝的活动，但载沣却始终没有积极参与。这一点也是难得的。载沣后来作为一个平民，作为溥仪的父亲，如果他移住长春去依靠他的儿子，在人情上是说得过去的。这同溥仪去当“皇帝”是不同的，同溥杰等人为“满洲国”效力也不一样。但他毕竟是一位政治家，是一个反对分裂祖国的爱国者。他在日伪的统治下没有屈从日本人的一再劝诱，坚持不去东北，在政治上同“满洲国”划清了界限。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政治胆识和魄力。这是他晚年的最大成功。

最后一个，萨达姆原本其实是亲美派，他的复兴社会党就是当年美国人扶持起来的。后来。。美国花了几千亿美金才消灭他。

更新一下，把以上趣闻的史料出处都贴到下面了。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道：“制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史记秦本纪五》: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八月，武王死。

班固《汉书》：“胥壮大，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动作无法度，故终不得为汉嗣。”
汉昭帝时，刘胥觊觎帝位，使女巫诅咒。汉宣帝即位，刘胥复与楚王刘延寿私通书信。五凤四年（前54年），因诅咒汉宣帝之事发觉，刘胥自杀，封国废除。后谥曰厉，以其子刘霸袭爵。
《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第三十三》：居数月，祝诅事发觉，有司按验，胥惶恐，药杀巫及宫人二十余人以绝口。公卿请诛胥，天子遣廷尉、大鸿胪即讯。胥谢曰：“罪死有余，诚皆有之。事久远，请归思念具对。”胥既见使者还，置酒显阳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饮，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赵左君等鼓瑟歌舞。王自歌曰：“欲久生兮无终，长不乐兮安穷！奉天期兮不得须臾，千里马兮驻待路。黄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为苦心！何用为乐心所喜，出入无悰为乐亟。蒿里召兮郭门阅，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左右悉更涕泣奏酒，至鸡鸣时罢。胥谓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负之甚。我死，骸骨当暴。幸而得葬，薄之，无厚也。”即以绶自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杀。天子加恩，赦王诸子皆为庶人，赐谥曰厉王。

《三国演义》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

《三国志武帝本纪》记曰：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觽。军既得出，公大喜，诸将问之，公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备寻亦放火而无所及。
第九十三回，姜伯约归降孔明，武乡侯骂死王朗。

《世说新语》德行第一之十三:急不相弃
（原文）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蒋介石支持杜威在《芝加哥论坛报》有刊登。

《日本国史略·四条天皇记》载：“帝幼冲嬉戏,宫廓涂滑石,见嫔御颠仆,以为笑乐。后误自仆而伤,遂至不起。崩,年十二岁,葬于冬山泉涌寺。”。

1939年11月20日，日本报纸《朝日新闻》对这个被我八路军击毙的侵华日军中将，不无“惋惜”地报道说：“阿部中将亲临第一线，以便视察敌情，随时下达命令。当到达上庄子以南约一公里的一处人家时，敌人一发炮弹突然飞至身旁爆炸，阿部中将右腹部及双腿数处受伤，但他未被重伤屈服，仍大声疾呼：‘我请求大家坚持’。然后俯首向东方遥拜，留下一句话：‘这是武人的本分啊。’负伤约3小时，即7日晚9时40分，中将壮烈死去……”

《汉书匡张孔马传》郡即复以四百顷付乐安国。衡遣从史之僮，收取所还田租谷千余石入衡家。司隶校尉骏、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监临盗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地，所以一统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辅国政，领计簿，知郡实，正国界，计簿已定而背法制，专地盗土以自益，及赐、明阿承衡意，猥举郡计，乱减县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于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为庶人，终于家。

《资治通鉴·卷九十六》：闵父瞻，内黄人，本姓冉，赵主勒破陈午，获之，命虎养以为子。闵骁勇善战，多策略。虎爱之，比于诸孙。
《晋书·卷一百七·载记第七》
“太白经昴，当杀胡王，一战百克，不可失也。”闵攘袂大言曰：“吾战决矣，敢谏者斩！”于是尽众出战。自季龙末年而闵尽散仓库以树私恩。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

周奎是崇祯的丈人，陈圆圆是他手下的戏子。
史书记载 ，周奎性甚吝啬，崇祯十七年（1644年），上悬令助饷，特遣司礼太监徐高加奎嘉定侯，多方动员之后，很不情愿地捐出五千两银子。徐高曰：“老皇亲如此鄙吝，朝廷万难措手，大事必不可为矣！”《殉难实录》的记载是：“周奎被贼擒去。送伪刑官三夹不死，坐赃七十万，府第、藏库、什物、田产俱没入。将军李牟据其宅”。

伪满洲国十周年庆典前往道贺的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两个傀儡政权的亲密接触还有图片。

汪精卫黄复生刺杀载沣有很多报刊报道。

老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支持萨达姆扶持中东栋梁也不是秘密。

正史野史都是史，刘鹗《老残游记》云：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虚证诸实在。

正史相对来说更具权威，可信度更高，但是相应的统治者的意志影响也会比较大。史官编写的正史，和稗官编写的野史都不可避免的参杂个人情感。比如正史。就没有南明，可南明客观存在还是，正史野史都是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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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最后的栋梁袁崇焕，炮轰黄龙帐，打死努尔哈赤，培养出关宁铁骑。最后被千刀万剐，民众抢着吃他的肉。

《明史》:法司坐崇焕谋叛，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

其实袁崇焕死的不冤，甚至可以说是找死。袁崇焕护国有功，然而他排斥异己，矫诏杀毛文龙却也是取死有道。

《明史·袁崇焕传》：崇焕尝核虚伍，立斩一校。承宗怒曰：“监军可专杀耶？”崇焕顿首谢。

《三朝辽事实录》：崇焕虽死于法，不可顿没其功也。

《三朝辽事实录》：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宁锦之围解，文龙与有力焉。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耳！

《明季北略》：崇焕捏十二罪，矫制杀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金牌矫诏杀武穆，古今一辙。

司马迁蒙受不白之冤，被阉割了这事儿尽人皆知。但他有个女儿大家可能不太知道。这是被阉割前生的。

《汉书》卷六六《公孙刘车王杨蔡陈郑传》:

“恽（杨敞之子杨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

项羽最终被五马分尸了。并非是自杀，而是战死东城。可惜一代江东霸王。

下面多句嘴。

其中有一个人叫，杨喜。公元前202年，项羽被杨喜五人斩杀于东城(安徽定远)，杨喜受封赤泉侯。

《史记·项羽本纪》：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杨喜、王翳、吕马童、吕腾、杨武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

这一家子（华阴杨）在华夏史上有重要地位。杨氏世系之祖。

他孙子杨敝，就是上面取了司马迁女儿那个。

七世孙杨震，公元59-124年，字伯起，人称“关西孔子”。

九世孙杨奇，他不是很厉害，不过杨奇系“杨万里世系”始祖。。

九世孙还有一个杨敷，杨奉子。与其父并以儒学为世人赞赏，早卒。生二子，篡、众。杨篡系“龟山杨氏”始祖。

十一世孙，杨修，杨彪子，字德祖。官至丞相主簿，后为曹操所杀。

同样十一世孙，杨超，杨众子。生四子，柄、骏、珧、济。骏、珧、济号称“西晋三杨”。

十二世孙

杨孕，杨亮子。杨孕之孙杨铉之六世孙杨坚，为隋朝开国皇帝；杨孕后裔中另一分支，其九世孙杨赞，迁徙扶风，为“扶风杨氏”始祖。

太多了，不想捋了，反正在中国，杨姓顺着往上查家谱，基本你都能查到这里。只要不是改姓杨的。

哦对，，武则天他妈武杨氏也是这里面的。后面的杨国忠杨玉环杨家将都是。。什么庐陵杨，梅州杨，武阳杨。之类的。

再说一个“大奸臣”段祺瑞，一般人应该对他的印象在于《记念刘和珍君》里的执政惨案。

他曾三造共和。

①1912年2月5日，段祺瑞再率第一军全体将领致电清廷。2月12日，隆裕太后宣布清帝退位。

②民国四年（1915年），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所以被迫卸去职务。袁称帝前，他曾五次劝阻，结果三次被拒绝，两次吃了闭门羹。他劝阻袁世凯称帝，说此事关系国家安危及袁氏身家性命是万不能做的。而袁称帝后，出于他受袁世凯几十年知遇之恩，虽未公开声讨，但绝不参与，且未获任何封赏。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推举黎元洪任大总统，平息了南方革命军的反对声音，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

③民国六年（1917年）6月14日张勋复辟。后段祺瑞立即到马厂准备讨逆。3日段祺瑞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发出讨伐张勋的通电，在马厂誓师，并与冯国璋联电数张勋八罪，发表讨伐张勋檄文。12日即攻入北京，赶走张勋恢复共和。后，冯国璋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

说他一生反帝反封建。却也不错。

三一八惨案，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18日，北京群众五千余人，由李大钊主持，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执政府（段祺瑞当时不在执政府，亦未命令开枪）竟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3月19日，各地舆论纷纷谴责国务院门口屠杀。3月20日，段祺瑞明令抚恤死者，医治伤者。强大民意压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

三一八惨案，段是不背锅的可见。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拒绝与日本人往来，颇有操守。

段祺瑞晚年保持气节，不与日寇合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持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又多次到天津秘密拜访段祺瑞。为避免日本人的要挟，段祺瑞举家迁来上海，公开表明自己的抗日态度。他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爱国朝野一致，救国惟有自救耳。”

这是一代军阀的民族气节。像张作霖，吴佩孚，他们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但对日本人的态度上，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不曾有愧，他们有中华民族的气节。

有爱好历史的朋友可能会想到，他不是出卖了很多中国的矿产么？不错，这就要提到西原借款。

民国六年（1917年）7月，段祺瑞重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后，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镇压孙中山倡导的护法运动，以中国权利为抵押品，向日本大量借款。1917-1918年，段祺瑞共向日本借款5亿日元。其中由西原龟三与段祺瑞政府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商办议定的有吉会铁路、满蒙四铁路、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森林和金矿、有线电信、参战、交通银行等八项借款，共计1.45亿日元。

通过这一借款，段祺瑞把中国山东和东北地区的铁路、矿产、森林等权益大量抵押给日本，但是抵押只是形式上的，而西原借款给中国的条件离苛刻很远。

可是让日本没想到的是，钱还没还完，北洋政府就被推翻了，而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西原借款就不幸被不承认了。软磨硬泡这钱也还是打了水漂。

这事后来为日本侵占东北提供了一定的帮助。虽然我们钱没还，却还是吃了大亏。

还有一点，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因沙俄扶植脱离中国，当时的中国根本无力与沙俄对抗，然而段祺瑞瞅准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无暇顾及外蒙，派徐树铮一举收复外蒙，举国人民欢欣鼓舞。外蒙的回归，不仅打击了民族分裂势力，更保证了中华民国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统一。在这一点上，作为当时的政府首脑，段祺瑞值得称颂。

袁世凯称帝中段祺瑞的共和观只不过是既不要皇帝又反对革命党，但他能冲破20年与袁世凯结下的长僚关系和亲密私交，弃官冒死维护共和，毅然反对洪宪帝制，对于一个在忠孝节义封建道德薰陶下成长起来的将领来说确实难能可贵。”近年来有 一种新观点：“五、四”时期颇似春秋战国时期，段祺瑞没有绝对权威，致力于武力统一。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客观上放松了思想钳制，新文化运动得以蓬勃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得以生存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葬令里评价：“持躬廉介，谋国公忠。辛亥倡率各军，赞助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洁身引退，力维正义，节慨凛然。嗣值复辟变作，誓师马场，迅遏逆氛，率能重奠邦基，巩固政体，殊勋硕望，薄海同钦.....”

梁启超评价段祺瑞：“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

另外，围棋大师吴清源也是他培养的。他一生酷爱围棋，资助过大批围棋手（包括吴清源），被称作“中国围棋的大后台”。

作为一个军阀，段祺瑞却不爱敛财，生活朴素，政坛里翻滚多年，实可谓“道德模范”，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

至于说长跪忏悔3.18。终身食素也是忏悔就太扯淡了，当天段祺瑞根本不在执政府，有所抚恤却不可能下跪，毕竟还是大军阀，终身吃素那是因为人家信佛。

慈禧太后，满清的顽固派统治者，生活极度奢侈，对儿子，侄子都很残酷，一切只为了自己的权利。这样一个人，竟然能写出可怜天下父母心这种大孝的诗句来。

慈禧母亲七十大寿的时候，慈禧没有时间去给母亲祝寿，就让侍臣给母亲送了很多的东西，其中就有她亲笔写的一幅书法。这幅书法一直保存了几代人，最后毁于“文革”。

诗曰 ：“世间爹妈情最真，泪血溶入儿女身。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

更讽刺的在后面，1908年11月15日17点（未正三刻），叶赫那拉氏于中南海仪鸾殿病逝，享年七十四岁。慈禧临终遗言说：“此后，女人不可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相违，必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

垂帘听政，干预朝政，培养大太监李莲英的西太后。遗旨居然是女人不可预闻国事

1900年6月，“八国联军”侵略中国。1901年9月，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赔偿白银4.5亿两，史称“庚子赔款”。1904年美国表示所得赔款“原属过多”，可用于“退款办学”。经中美双方多次商谈，于1908年确定退款办学相关事宜。

应该很少有人知道，创办清华大学，居然是慈禧的贡献吧？

八国联军侵华以后，慈禧为了让世界各国了解认识自己，给各国使馆送去了自己的照片。美国使馆也获赠了两张慈禧太后的大幅照片，其中一张特意送给了罗斯福。

罗斯福看到照片后很震惊，在白宫举行了庄重的接受仪式，还把这幅慈禧太后的画像交由美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他特意派自己的爱女艾丽斯于1905年前往中国拜访慈禧太后。

这次拜访在友好和谐的氛围中展开。1906年，艾丽斯在白宫举行婚礼，慈禧特意让人准备了一大箱名贵的丝绸衣物和锦缎，专程送到了白宫。

俗话说，拿人手短，罗斯福突然感觉有点不好意思了，他向国会提出咨文中有：美国政府除确实费用及一切损失赔偿1165万元之外，所余1200万余元实为浮数，受之有惭德，应以之退还中国，以全友谊。

1908年，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1160余万美元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并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章程。1909年，游美学务处在北京设立，同时开始筹建附设肄业馆。1911年，游美肄业馆更名清华学堂，并首次开学。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裁撤游美学务处。

从此，清华大学在我国近现代教育上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另外，1908年，慈禧太后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推出君主立宪制，并列出了一个为期9年的时间表：1909进行省咨议局选举；1910年资政院开院；1917年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如果按照这个时间表循序渐进，十年内，中国将成为日本、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国家，国君只是国家的象征，立法权在国会，行政权在内阁，司法权在各级法院，民主宪政的曙光再次降临中国。如果不是慈禧太后改革步子太大，国内外势力的逼迫和颠覆，时间表公布后的当年，她便溘然长逝，最高权威骤失，清廷群龙无首，各省督抚拥兵自重，行宪时间表停摆了，也许今天的中国，很有可能不是如今的政治体制。

吴国伍子胥的爹，因为楚王昏庸愚昧而被害。伍子胥就叛逃到了吴国，然后借吴王的手报了仇。后来他辅佐吴王的儿子夫差，结果也因为夫差的昏庸愚昧而被赐死。

《史记伍子胥列传》

伍奢知无忌谗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独柰何以谗贼小臣疏骨肉之亲乎？」无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见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马奋扬往杀太子。行未至，奋扬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将诛。」太子建亡奔宋。

无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忧。可以其父质而召之，不然且为楚患。」王使使谓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则生，不能则死。」伍奢曰：「尚为人仁，呼必来。员为人刚戾忍，能成大事，彼见来之并禽，其势必不来。」王不听，使人召二子曰：「来，吾生汝父；不来，今杀奢也。」伍尚欲往，员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雠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伍尚曰：「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谓员：「可去矣！汝能报杀父之雠，我将归死。」尚既就执，使者捕伍胥。伍胥贯弓执矢向使者，使者不敢进，伍胥遂亡。闻太子建之在宋，往从之。奢闻子胥之亡也，曰：「楚国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杀奢与尚也。

《史记伍子胥列传》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计谋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愎彊谏，沮毁用事，徒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今王自行，悉国中武力以伐齐，而子胥谏不用，因辍谢，详病不行。王不可不备，此起祸不难。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齐也，乃属其子於齐之鲍氏。夫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诸侯，自以为先王之谋臣，今不见用，常鞅鞅怨望。愿王早图之。」吴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赐伍子胥属镂之剑，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叹曰：「嗟乎！谗臣嚭为乱矣，王乃反诛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於先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然今若听谀臣言以杀长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乃自刭死。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曾经的“自由斗士”，后来的养蛊反噬。

《第一滴血3》的片尾：“献给英勇的阿富汗人民。”

毛子踩过的坑，美帝一步步照做了，灯塔国才是真正的粉丝。

毛子：“我们试过了，在阿富汗试过了，现在就看帝国坟场还容得下几个坑位了。”

断头台的背锅侠吉约坦。

——毕竟现在断头台这个英文单词都用了他的姓氏来命名啊。

在近代欧洲，断头台（Guillotine）正式改进之前，死刑的处理方式往往是非常花样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推出烹煮活人的刑罚（不过话说回来，英国当年死刑滥用问题真的严重，各种千奇百怪的罪名都可以让你死个痛——比如在大桥上涂鸦），而在以技术著称的法国和德国，流行的是转轮杀——就是将犯人被带到专用的行刑架上，剥光衣物之后，将犯人被绑在行刑架的木轮的一面，四肢伸展，身体平放在辐条和轮轴上，再由刽子手砸碎关节，必要时候使用钉板火具，来加速死亡。

但是实际操作上，所有的刑罚都过于残暴而且进度缓慢，影响极其可怖。

法国有位仁医叫吉约坦，Joseph Guillotin。此人作为法国议员，深感社会上流行的刑罚都过于残酷，其认为死刑应以快速和人道的方式执行，而且应对所有人施同一刑罚以提倡平等。虽然他本人极力反对死刑（这与他行医救人的思想严重相悖），但是无奈之下还是只能希求国家推广快速斩首的方式。

1791年，在法国国会通过了该项提议之后，全国都改用断头机器来进行斩首，而吉约坦用自己的医学知识，改良了这个机器，让其能够尽量无痛地让犯人死亡。

痛不痛，难不难受，是吉约坦医生关注的重点。人们为了纪念吉约坦医生废除酷刑，把他的名字铸刻在了机器上面，每台机器出厂的时候，都会印有吉约坦的名字。但是当时的统治阶级关注的重点根本不是仁义善良——而是这个玩意儿太tm高效了，一天砍掉几百个头都不是事儿啊！

这下可好，至1794年为止三年内，送上断头台咔擦的人保守估算超过六万人，远远超过以前酷刑时期的杀戮效率。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这个签署了断头台改良的文件，并且主张推广的人，连同自己的王后，也一同被这个高效机器给一刀处决。

然后吉约坦的名字跟仁爱善良就脱钩了，短短几年，这事就失控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来临，死刑的泛滥，让整个处刑过程变得非常戏剧。一个高高的木台，俨然变成了一个红色的剧场，而下面的观刑人也都变成了剧院的观众一般，大家热情地围观着一个又一个死刑犯被这个印有“吉约坦”的杀人机器华丽断头，不久后，这个机器的名字自然而然就被大家的热情给变成了吉约坦了。

吉约坦的人生也至此发生改变。

本来一个推崇废除死刑的人，俨然变成了死刑的推动者，本来一个希望犯人被仁义对待的人，俨然变成了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并一生为之所困。在接下来的人生里面，吉约坦医生以及其整个家族都在竭力去除自己名字和断头台的关系，申请去掉印字，改换姓氏，却仍然避免不了所有人都把他与断头台挂钩。

时至今日，已经两百年过去了，因为命名的原因，越来越多的人把他说成发明者，甚至越来越多的人混淆故事，把他的死亡（吉约坦在1814年因肩膀生疽而过世）也讹传为被处刑，称其被自己设计的断头台所斩。百年来口口相传，何其可悲，何其讽刺。

《品人录》里面讲到武则天章节，易中天随口一句“就像法国大革命时第一个走上断头台的正是无痛断头台的发明人吉约坦一样……”，也大概就是所有人对吉约坦认识的缩影了吧。

可惜这位一心废死的仁医，最终变成了死刑的代言人。

信息可参考：Joseph-Ignace Guillotin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军与德军在北非作战时，美国驻埃及使馆武官Bonner Fellers经常到前线考察英军的战备情况，英军也非常配合。

这位武官极其敬业，对英军的考察非常仔细。他把了解到的详细情况都通过密码电报发回美国国内，以便美军将来到北非作战时参考。

他的报告极其细致，对英军的很多战备细节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但他不知道的是：1941年9月，意大利军事情报机关通过美国驻意大利使馆里的一名工勤人员----意大利人Loris Gherardi直接窃取了美国武官的密码本，进行复制后又放回了原处。

之后，意大利军事情报机关将密码本中的部分内容给了德国军事情报机关。

也就是说，美国武官们使用的密码早已被德军破译。

他发回美国的每一份密码电报都会被交给隆美尔过目。

英军的每一步部署都被隆美尔掌握，所以英军在隆美尔面前一败涂地。

可以说，隆美尔的“沙漠之狐”的美名可以归因于这位美国武官的敬业精神。

隆美尔亲切的称他为The Little Fellow（英语：小家伙），因为他的名字Fellers和Fellow相近。

张幼仪有一次怀孕了，知道消息后的徐志摩立刻说：“把孩子打掉。” 她非常震惊，说自己听说打胎会死人的。 徐志摩冷冰冰地回：“坐火车也会死人，难道就不坐火车了？”

1931年11月18日，徐志摩在南京会见故友后，搭上了邮机。 第二天，这架邮机在一片大雾中撞山炸毁。 这位浪漫多情的诗人，终于如来时一般轻轻地离开，死时34岁。

曹魏大将夏侯渊遭刘备击败，被蜀汉将领黄忠斩杀于定军山。夏侯渊次子夏侯霸深恨不已，以复仇为己任。三十年后，夏侯霸在朝廷的靠山曹爽因政治斗争失败被杀，夏侯霸怕受牵连，逃奔蜀汉，得到极高的待遇。

无独有偶，天水郡吏姜冏死于马超之乱，后马超投奔蜀汉。姜冏之子姜维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被曹魏太守抛弃，不得已投靠蜀汉，受到重用。

然后这两位关系还挺不错，多次组队进攻曹魏。

再添一个吧。

魏末大名士嵇康得罪司马昭宠臣钟会，又遭司马昭忌惮，因而被杀，其子嵇绍当时年仅十岁。四十多年后，适逢八王之乱，时任侍中的嵇绍拼死保护司马昭之孙晋惠帝司马衷，被成都王司马颖的士兵所杀，晋室尊其为忠臣，极尽哀荣。

评论里提到夏侯霸堂妹的事，这件事和夏侯霸在蜀汉待遇隆重有一定联系，而且也比较讽刺，这里一并提一下。史书上记载夏侯渊有个早亡的弟弟，这个弟弟留下一个女儿让夏侯渊扶养，也就是夏侯霸的堂妹，后来中原闹饥荒，夏侯渊为了保住侄女的命让自己当时的幼子被饿死。史书又记载夏侯霸的堂妹在十三四岁出门砍樵之时被张飞掳走并强娶为妻，这个堂妹很大概率就是夏侯渊饿死儿子救活的那个，不知道夏侯渊当时作何感想。后来她和张飞生的两个女儿先后嫁给刘禅成为皇后，也就说，夏侯霸投奔蜀汉时身份是皇后的舅舅，不知道夏侯霸当时作何感想。

抗日战争时期，在曲阜沦陷前，蒋介石提前派人把衍圣公一家人接了出来，先到武汉，又到重庆。

蒋公果真慧眼识人啊！

据美联社华盛顿2月1日消息，在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并扣押了包括昂山素季在内的缅甸政府文职领导人之后，美国总统乔·拜登扬言要对缅甸实施新的制裁。
随后美国在安理会要把缅甸局势定性为政变， 理由如下:

1，武装部队在没有得到合法政府的授权下限制了领导人的人身自由。

2，切断了领导人的网上发声渠道。

3，军警封锁首都交通要道，进行宵禁。

4，不允许民众表达对领导人的支持。

然而，美国1月20号前对待川普总统都符合这条件：

1.川普被关在白宫里；2.特朗普的网上账号被封禁；3.华盛顿驻军过万，进行宵禁；4.网上鼓励民众举报游行川粉，并处罚游行川粉。

但美国人说是合法交接。

沙特王国的一系列行为都是讽刺。

瓦哈比和沙特家族认为那些实物古老遗迹文物（包括伊教的）是偶像崇拜，大量摧毁古老遗迹和文化，还试图破坏库尔白和迁移先知墓地。但，他们对本家族开国立国先人相关的东西都进行了保护，把他们住过用过实物保护了下来，甚至来过的地方都进行了保护。

他们反对教义教法新释义，主张直接读原书和直译，反对学者们的解释释义。但，他们把瓦哈比派早期领导人神话，崇拜他们的言论，把他们的理解当做教条。

钱玄同曾愤言：“人到40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

这话说的太早了，后来他自己大概忘了，盆友们没有忘记。

1927年9月12日，钱玄同40岁生日。出于对钱玄同昔日说下海口大话的戏弄，胡适纠集了周作人等一大帮知名文人，欲在《语丝》杂志上编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为此，他们煞有介事地写讣告、撰挽联、赋悼词。后来，由于张作霖进京自称大元帅，白色恐怖笼罩，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个专号没有刊行。钱玄同侥幸躲过一劫。谁知，一年后胡适再次旧事重提。

1928年9月12日，钱玄同41周岁寿辰，胡适特意作了一首言辞幽默的打油诗《亡友钱玄同先生周年纪念歌》寄给他，全诗如下：

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可惜我不在场，不曾来监斩你。今年忽然来信，要作“成仁纪念”。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回家去挖一坑，好好睡在里面，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年年九月十二，到处念经拜签，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狱捣乱。

钱玄同过了四十岁，可是他并没有死。非但没有死，相反还活得很滋润。为了不让别人说他食言，此后钱玄同废“钱”姓而以“疑古玄同”为名。

瘸子帖木儿挂了以后，其子孙争位，第四子沙哈鲁击败帖木儿孙哈里，取得胜利。

这事传到明成祖朱棣那里，他于永乐八年让使臣给沙哈鲁带回去了一封信（诏书），信中非常热心的劝架: “尔从子哈里锁鲁檀（按: 即“苏丹”），实尔懿亲，当务敦睦，宜信朕言，恪遵所命勿替”。

同样是排行第四，朱老四好像忘了前不久是怎么和自己的侄子“敦睦”的……

一战爆发前，土耳其摇摆不定，没有决定加入哪个阵营。恰好在英国订购的战列舰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建成。时任英国海军部长，一辈子以“有敌人要干，没有敌人创造敌人也要干”为座右铭的树敌专家丘吉尔勒令没收，改名为“阿金库尔”号。土耳其人觉得战时征用也算可以理解，但是全款都付了，那就退钱吧。丘吉尔：半毛钱都不退。这时德皇威廉二世送了土国两艘主力舰，土国还要犹豫加入哪一伙吗？想都不用想啊。

于是丘吉尔开始愉快地和他找来的新敌人玩耍，虽然土鸡是弱鸡，可是发现丘胖子麾下的英国海军更弱鸡。一年多以后，因为在加里波利被打的满地找牙，丘吉尔黯然下课，差点毁了他的政治生涯。

1940年春夏，英军在法国和挪威一败涂地时，丘吉尔正在极力蹿道国会批准对苏联宣战，还好这次英明的国会阻止了他的加强版作死，否则这里的回答就更劲爆了。

在二战里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是——具有父系犹太血统的德国空军元帅埃哈德·米尔希，为了掩盖犹太血统，强行给死去的爹戴绿帽，冒充私生子，并且靠奴役犹太同胞而升官发财。

"米尔希"在德语里是牛奶的意思，如果在谷歌上搜Milch这个词，出来的都是各种牛奶的图片，而不是这位老兄的照片。可是这位牛奶兄，是德国犹太人血裔里军衔最高的。

米尔希并不是指挥作战部队的，而是负责飞机生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为德国空军的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组织了斯图卡等重要飞机的生产，可以说是相当有能力的一个人。当时也深得空军总司令戈林赏识。

比较倒霉的是，他有一半犹太血统，他的母亲克拉拉是贵族后代，妥妥的"纯种日耳曼"人，可是他父亲，是一个犹太人，曾任海军工程师，很早就去世了。虽然按照犹太人的习惯，只有犹太母亲生下的孩子才是犹太人，可是纳粹德国规定，只要有四分之一及以上的犹太血统就不能担任公职。米尔希眼看着要被解职。这时候，戈胖子说:"就算你米尔希没有一个日耳曼血统的爹，也得制造出一个"。

于是牛奶兄想出了一个馊主意。

他决定——冒充自己是私生子。

他找家乡的教堂开证明，说那个死犹太佬不是自己爹，自己是母亲和一个日耳曼男人婚外偷情生下的，是正儿八经的纯种日耳曼人。。。

(此处应有: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jpg)

后来牛奶兄受希特勒赏识，一路平步青云，在1940年就当上了空军元帅。那希特勒相信米尔希的谎言吗？我猜，希特勒是不在乎的。他只需要看到米尔希对他的忠心就够了——或者说，是米尔希对权力金钱的忠心。

那么，可能有人要问了，如果米尔希真的是私生子呢？

在西方，私生子的称呼比东方更可耻，因为他们认为未经过上帝祝福的婚礼，由两个人私通所生下的孩子是罪恶的，你们只要看看《牛虻》《李尔王》就知道私生子的名号多不光彩了。

当时，米尔希的母亲克拉拉还在世，米尔希把这种事情公开，就是公然地损害她的名誉。克拉拉是没落贵族的后代，脸面还是很重要的。
米尔希的母亲的确对他很生气，一方面是他给自己泼脏水的举动(私生子)，一方面是讨厌他花天酒地的生活作风，晚年基本上和他不见面，形同陌路。

可能还有人要说，米尔希可能也是为了生活才被迫这样做。
但是，米尔希完全有选择权。他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叛逃到美国，或者南美。但是，米尔希没有这么做。这其中的原因，大概是——他想要更多。他当时就已经有一笔非常可观的财产，花天酒地，出行下榻豪华酒店，情妇无数。如果逃到异国他乡，还带着自己的老妈，拖家带口的，顶多算是政治避难者，在航空公司能混到中层——那就已经是耶稣保佑了。

有些人认为尊严更重要，有些人认为实实在在的权力和金钱更重要，米尔希显然是后者——何况他还有一群漂亮的歌剧女演员、酒店女招待呢？
从另一件事上也可以看出来：
即使牛奶兄经常被死胖子戈林瞧不起，还是跟戈林狼狈为奸，卖了自己的好朋友乌德特，后者被迫自杀。

有钱就是爹，有奶就是娘，对米尔希来说，那个犹太人才不是自己的爹，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才是他亲爸爸。他不仅要发财，还要升官。

为了元首亲爸爸，他紧抓猛促飞机生产，在斯图卡飞机生产线上逼犹太劳工超负荷劳动，累死累残数千人。甚至协助戈林搞各种邪门的活体实验，比如冷冻实验，烧伤实验，真空实验，为了测试飞行员在冰冷的海水里能存活多久，把集中营里提出来的犹太人放进冰水里，连续观察几十个小时，还有把犹太人放进密闭的玻璃箱里，慢慢抽干空气，任由他们敲打玻璃壁，眼珠暴突，抓挠胸膛，无声地惨叫，最后窒息而死。别忘了，这些犹太人可能都是他的同胞，身上流着和他有一半相似的血。

米尔希成为德国元帅，手持镶钻元帅杖，胸佩各种耀眼的勋章，出席高端酒会，被元首接见，风光无限。但是他的灵魂早就龌龊腐烂透了。

后来德国战败，米尔希因为强制劳役罪和非法进行人体实验罪被纽伦堡法庭判处无期徒刑。与作战部队的古德里安曼施坦因等等人比起来，他犯的罪更重，被判的刑也更重。

可是，讽刺的是，他反而活的非常好。

美国看中了他组织飞机生产的能力，协助他假释出狱。这时候的米尔希，掌握大量飞机生产机密，以及活体实验材料，美国佬对他自然是另眼相看。于是米尔希到了美国，继续在航空公司担任高管，高薪带福利，还是股东，继续花天酒地去了。

相比那些晚景凄凉穷困潦倒的二战德国老兵，牛奶兄真是运气爆表。(牛奶兄:我有独特的抱大腿技巧，抱不了希特勒的大腿，就换美国人的)。

米尔希于1976年在家乡杜塞尔多夫去世，享年80岁高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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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区某些人对牛奶兄的航空技术水平或“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能力赞赏有加，的确出乎我的意料，大概这才是最讽刺的事吧。
希望过好的生活，希望个人享有安宁与幸福，并且实现人生价值，这种愿望本无过错，但是人与动物不同的一点是，人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所以会压制自己的不合理欲望，像米尔希那样为了炙手可热的权势而侮辱母亲的名誉，陷害朋友，迫害犹太同胞，即使再聪明也不值得表扬。因为，一个人之所以受到尊敬，不该因为他拥有什么，而该因为他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