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颇具讽刺意味的故事？
我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是关于那位著名的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他的一生，与其说是科学的探索，不如说是一场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悲歌。这位电力时代的先驱，梦想着为全人类提供免费的清洁能源，他预见了无线电力传输，他构想了“世界无线系统”。在他最雄心勃勃的沃登克里弗塔项目上，他看到了能源革命的曙光，一个可以彻底改变世界面貌的蓝图在他心中清晰可见。然而，他所依赖的投资人，J.P.摩根，最终因为担心这种免费能源会影响到他现有的电力公司的利益，以及无法从中牟利，而撤回了巨额投资。结果是，沃登克里弗塔的宏伟计划未能完成，成了一堆废弃的钢筋水泥，而特斯拉本人，也因此走向了经济上的困顿，他的许多超前构想，也因此被埋没，无法实现。
这其中的讽刺之处在于：
为全人类的梦想，被资本的逐利所扼杀。 特斯拉的出发点是多么崇高，他希望让电力像空气一样普及，不被金钱所束缚。但反观那个时代，资本的力量正在崛起，它更看重的是回报和控制，而非人类的福祉。一个旨在解放能源的伟大设想，最终被认为“不赚钱”而夭折，这是何等的讽刺？
一个预见未来的人，却被当下所淘汰。 特斯拉的许多发明和构想，在后世被证明是何等的前瞻性和革命性。他预见了无线通信，预见了遥控技术，甚至在某些方面预见了互联网的雏形。但他却生活在一个无法理解他、也无力承受他伟大构想的时代。他的才华如同璀璨的星辰，却被浓重的阴霾所笼罩，终究未能照亮他所期望的世界。
他为世界带来的光明，却未能照亮自己的道路。 特斯拉一生为电力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交流电系统至今仍是电力传输的主流。他用自己的智慧，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和便利。然而，这位“光明之父”，晚年却在贫困和孤独中度过，他的研究成果和贡献，在生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回报。这种“为他人做嫁衣”的命运，本身就带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悲凉与荒诞。
再想想那位声名赫赫的罗马皇帝，卡利古拉。他被普遍认为是罗马帝国最残暴、最疯狂的皇帝之一。这位年轻的皇帝，在登基之初，确实展现出了一些颇具改革气质的举措，甚至受到了人民的欢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显露出极端的个人崇拜和疯狂的权力欲望。他宣称自己是神，要求臣民崇拜他，甚至一度任命他的爱马，一个名叫“因西塔图斯”的马匹，为执政官。
这个故事的讽刺之处，或许在于：
权力可以轻易地腐蚀最美好的初衷。 权力，尤其是绝对的权力，就像一杯毒酒，饮下它的人，往往会逐渐迷失自我，变得狂妄自大，丧失理性。卡利古拉的疯狂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权力在他手中的不断膨胀和扭曲。一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统治者，最终沦为自己权力欲望的奴隶，这是一个多么令人警醒的教训。
最荒诞的举动，往往出自最高的位置。 荒谬和滑稽，本应是民间市井的玩笑，但在卡利古拉这里，却成为了统治国家的常态。将一匹马任命为执政官，这已经超越了政治，进入了纯粹的荒诞剧范畴。而这个荒诞的导演，却是整个罗马帝国最显赫的人物。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当最高权力失去理智，整个社会都将沐浴在荒诞的阳光之下。
对“神性”的追求，最终暴露了人性的卑劣。 卡利古拉渴望被视为神，他不断地宣扬自己的神圣，但他的所作所为，却将他从一个“神”变成了人们眼中一个彻头彻尾的暴君和疯子。他试图通过扮演神来获得绝对的权威，但他的行为却反而暴露了他人性中最黑暗、最丑陋的一面。这种以神自居，却行为如魔的对比，是历史上一幕极其滑稽又令人心寒的讽刺。
这些故事，它们并非刻意制造的笑话，而是历史进程中真实发生过的片段。它们之所以让人觉得讽刺，是因为它们揭示了人性中的种种矛盾，以及命运的无常。我们总以为掌握了真理或力量就能掌控一切，但往往事与愿违，伟大的构想可能被俗世的利益所阻碍，而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可能被内心的疯狂所吞噬。这些故事，让我们在回味时，不禁思考，在历史的洪流中，究竟是什么在真正起着作用。
网友意见
汪精卫访溥仪，木偶奇遇记。
三十年前，汪精卫要推翻溥仪做真皇帝的大清王朝；三十年后，汪精卫却来会盟溥仪做假皇帝的伪满洲国。
曾经那个抱着必死决心的青年革命党人，英勇赴燕京刺杀溥仪的父亲——满清的摄政王载沣，不幸被捕后毅然写下：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然而很多年后，汪精卫和载沣的命运发生了神奇的逆转，在国土沦丧、民族存亡之际，从前的摄政王坚守了一个中国人的气节，拒绝投靠日本人扶持的伪满洲国；而那位曾经的热血革命青年却抗日投敌，建立南京伪国民政府。
更可笑的是，三十年后，一北一南两个傀儡政权首脑——野心勃勃的假皇帝和从容为奴的汪精卫在日本人的安排下，演了一出团结与合作的大东亚共荣木偶戏。汪去为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庆贺：祝满洲国皇帝陛下福体安康，满洲帝国国运兴隆。
两个丑角还因会见礼仪产生了矛盾，溥仪坚持以宋朝礼见；汪精卫坚持以两国元首礼见。最后达成采用西礼的协议。不料，汪精卫走进伪满皇宫时，旁边的侍卫官大呼：“一鞠躬。”事已至此，猝不及防的汪被迫向高高在上的溥仪进行了屈辱卑微的三鞠躬。
本来交涉好的见面变成了臣子向“满洲皇帝”的朝拜。
汪当晚回到下榻的公寓，痛哭不已。
纽伦堡党代会为1923至1938年间纳粹党在德国每年一度举行的集会。自1933年纳粹党夺权后，党代会成为了纳粹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途径。1933年到1938年间，每年党代会都会在纽伦堡的全国党代会集会场举行。
每年的纽伦堡党代会都会有一个独特的名字，比如：
- 1933年“胜利”全国党代会
- 1934年“团结和力量”全国党代会
- 1935年“自由”全国党代会
- 1936年“荣誉”全国党代会
- 1937年“劳动”全国党代会
- 1938年“大德意志”全国党代会
1938年之后纳粹再没有开过全国党代会了。
1939年全国党代会的名字本拟定为“和平”全国党代会，因为战争爆发而被取消
1968年6月8日，“反动学术权威”姚桐斌被人用钢管殴打，后惨死家中，年仅46岁。
七十年代时，我国火箭因发动机材料不过关多次实验失败。
Wg后，科研人员根据国外的一篇法语论文解决了发动机材料问题。
令人感慨万分的是这篇论文的作者正是当年被称作“反动学术权威”的姚桐斌。
姚桐斌，西南交大本科，英国伯明翰大学博士，我国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的奠基者，两弹元勋，年仅46岁。
当年多少“反动学术权威”下场就和姚桐斌一样，一声叹息。
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买票“参观”曾住了18年的北京故宫
这不是虚构，溥仪买票回故宫“参观学习”是确有其事的
朝鲜国父，金九。
我怎么记得我好像曾经回答过这个题目，还被政治敏感了来着……
嘛截个图好了。反正历史不就是一种循环嘛。
在永远健康折戟温都尔汗后大约一年，毛家湾开放部分人参观，其中一位参观者是时任中国驻蒙古临时代办孙一先。
在永远健康的卧室东墙下摆着一个长条几，墙上贴着永远健康和夫人叶氏相互题赠的条幅。
叶氏过生日时，永远健康把田汉著名的《关汉卿》中的两句诗改了一个字：“发不同青心同热，生少同裘死同穴”，而夫人的回赠是：“教诲恩情永不忘，他年定随到黄泉”
讽刺的是，永远健康和叶氏果然一同死在了三叉戟256上，成了编号为5号和8号的尸体，与其他七人一同埋在了同一个墓穴中。
“死同穴”
“定随到黄泉”
以上内容来着孙一先《在大漠那边》
“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
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
1987年9月20日20点55分
淮海战役历史上当然是我军大获全胜，但是这个巨大的胜利很大程度是国民党一手促成的结果。
在战役发起之前我军从上到下都根本没想过最后的战果居然会这么大，甚至即使是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地下党也没敢设计淮海战役这样的剧本。
对！你没看错，包括共谍以及我军高层都没敢设计的战争剧本——最后在国民党一票高级将领配合下居然意外实现了！
是不是很魔幻的感觉？
下面我就来讲讲这段魔幻的历史。
1 关外战场
先简要回顾一下淮海战役之前的战争过程。
内战爆发之后，我党就制定了一个基本战略：南守北攻。
这个战略的基本意思就是在关内战场我军以守为主，目的就是尽量拖住蒋军主力，为关外解放军拿下东北争取时间；而在关外战场则以进攻为主，目的就是拿下东北这个工业基础最强大的地盘。
东北兵工厂
（来源：搜狐网）
按：在抗战胜利之初，东北工业制造能力冠绝全国。
以钢产量为例，当时全国关内钢产量每年只有区区5万吨，但是东北仅满铁每年钢产量就达到46万吨。
所以，东北是国共两党必争之地，谁能拿到东北，谁就能拥有压倒性的工业制造能力。
为了拿下东北，我党当时是下了血本，除了在山东解放区抽调了10万精锐，更从北方各个解放区抽调了整整2万干部随同军队一起进入东北。
2万干部是个什么概念？
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红军连军队带干部不过3万人，干部只有几千人，这就是当时中共中央几乎全部家当，这几千干部也是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精华。
在长征路途中，教员自己新出生的儿子也因为没有人照顾被迫送给老乡，而当时干部哪怕是受伤无法行军也要动用两名士兵抬着长征，就这样才保存下来几千干部，然后就靠着这批干部中共后来才能席卷全国。
现在为了争夺东北，中共中央一次性就给了林彪2万干部！
所以当时林彪在东北简直如同开了挂一般发展。
1946年四平之战严重失利，数十万民主联军被国民党中央军精锐击溃，丢掉了大半个东北。
但是在与国民党反复拉锯作战仅仅一年多之后，东野就拥有了百万雄师。
这就是拥有2万干部的中共组织的力量。
2 关内战场
在关内战场，本来中共中央策略定位就是以守为主，但是有支部队表现特别出色——这就是粟裕领导的华野（最初粟裕领导的是华中野战军，后来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简称华野）。
内战爆发之后，粟裕率领的华中野战军只有3万人，却在12万国民党军队围攻下打出7战7捷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队5万多人。
这让毛泽东极为兴奋，宣称如果各个解放区都能有这样的战绩，5年就能打倒国民党。
然后粟裕率领的华野又有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大胜，声势一时无两。
粟裕（左二）（来源：搜狐网）
华野战绩之所以如此出色，除了粟裕个人军事天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山东解放区得到了东北的输血。
在解放战争期间，经大连到山东烟台的海路运输给华野提供了超过10万吨的军火，东北军火源源不断地供应，才是华野越打越强的根本。
1947年刘邓率领中野千里跃进大别山，很多历史书称之为解放战争的转折点——这从历史层面来看，当然没有问题。
实际上刘邓跃进大别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关内战争形势不但没有出现转折，反而一度变得恶化。
中野到达大别山之后，不但根本无法立足，而且重武器全部丢失，部队减员一半。
为了策应在大别山苦苦支撑的中野，华野在7月分兵出击，同样损失惨重。
1948年3月中野退出大别山的时候，华野丢掉了胶东解放区——来自东北的补给线被切断，这是华野以及关内解放军最黑暗的时期。
在东北，东野虽然已经逐渐掌握了战争主动权，但是要拿下整个东北感觉还很遥远。
所以，在1948年初，中共中央的南守北攻的战略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南守有守不住的迹象，北攻要取得决定性胜利还遥不可及。
3 奇迹般变化
因为上述原因，1948年初毛泽东预计要获得全面胜利可能还要十几年的时间，甚至还要做好最坏可能上山去打游击的准备。
但是9个月之后，解放战争形势出现了奇迹般变化！
在东北，经过辽沈战役东野全歼东北国民党军队，一举囊括全东北，北攻大获全胜；
庆祝东北解放
（来源：新华网）
在中原，华野与中野经过淮海战役将国民党徐州剿总所部精锐全部消灭，也就是说本来该南守的解放军在没有东野帮助的情况下自个儿完成了歼灭淮海国军主力的任务！
这简直就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怎么做到的？
当然是国民党自己作死才能实现的奇迹。
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淮海战役国民党高层作死的过程。
4 局势逆转
1948年3月，在中野退出大别山之后，毛泽东本着南守北攻的原则，本来打算让粟裕率领华野三个纵队渡江南下去国统区作战。
这个战略基本算是中野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加强版。
因为中野在大别山惨重的经历让粟裕坚决反对渡江南下，要求将华野主力留在江北，毕竟背靠解放区有可靠的后勤保障。
几番电文来往，毛泽东最后勉强同意了粟裕的意见。
其实，中野退出大别山之后，中原战场形势已经悄然发生变化。
首先华野外线兵团、陈谢兵团卸下了策应中野的包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机动灵活的特点，可以任意选择最有利的预选战场作战，重新掌握了战争主动权。
中野进入中原，彻底摆脱在大别山既无法立足又处处被围攻的窘境，在下辖7大军区31个军分区的支援下如鱼得水。
在中原纵横驰骋，既独立作战，又与华野外线兵团、陈谢兵团相互呼应，中原棋路一下子走活了。
中野、华野外线兵团、陈谢兵团等三只大军在中原纵横驰骋，或围点，或打援、或切断交通线——中原大地处处烽火，国民党中原防御体系被搅得稀烂。
由于国民党高层反应迟钝，面对解放军的反攻进退失据，处处被动挨打，整个中原战场局势就在短短几个月发生了逆转。
5 “小淮海”
到了1948年10月国民党高层已经意识到，如果再延续过去的战略——处处分兵必然处处受制。
所以，当时国民党高层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在长江以北的徐州战场放弃一切能放弃的城市，除了固守徐州等少数几个大城市之外，必须最大程度集中兵力，寻求与解放军的决战。
由于在淮海战场上国军可以集中近80万主力，而华野+中野只有60万，兵力对比明显劣势，在战场上没有取得有利态势之前，我军并不愿意与国民党军队贸然决战。
所以，在淮海战役发起之前，我军高层（从毛泽东到粟裕）的准备是打一场“小淮海”战役——就是寻求时机，歼灭徐州剿总国军主力一部。
你没看错，在淮海战役发起之前，我军高层也根本没有想过要用60万军队吃掉国民党军队80万主力，后来淮海战役战果这么大完全是国民党自己作死才一步步发展的结果。
下面我们来看，本来我军计划的小淮海怎么发展到大淮海的。
6 玄幻的历史
小淮海就是计划吃掉徐州剿总的黄百韬兵团，那么怎么才能吃掉这个兵团呢？
潜伏在国民党高层内部的地下党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是白崇禧，因为是桂系出身所以基本被架空，真正掌握国防部实权的是参谋总长顾祝同，具体主持国防部日常事务的是国防部次长刘斐，国防部拟定作战计划的主要就是顾祝同心腹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
好吧，其实郭汝瑰、刘斐都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
郭汝瑰（来源：搜狐网）
刘斐（来源：搜狐网）
所以，国民党军队作战计划拟定到审批是一个很玄幻的过程——中共地下党郭汝瑰制定计划，经中共地下党刘斐审批，最后交给顾祝同拍板（郭汝瑰的计划顾祝同就没有不同意的），最后下发给一线作战部队执行。
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脑补郭汝瑰与刘斐联手将顾祝同整得团团转的谍战剧的画面了？
但是真实的剧情却完全不是这样！
因为郭汝瑰与刘斐相互并不知道对方真实身份！
不仅不知道，郭汝瑰与刘斐还相互认为对方是最危险的敌人！
所以，在具体工作中，郭汝瑰与刘斐不但相互防备关系搞得很僵，还互相抓对方的小辫子，甚至互相向顾祝同检举对方是共谍。
真实的历史就是这么玄幻！
两个地下党互相检举对方是地下党（居然真是事实），最后顾祝同还要来和稀泥，让两个地下党要同舟共济共同为党国效力。
因为上述原因，郭汝瑰制定作战计划还真不敢故意留下明显的漏洞——担心在刘斐那里通不过。但是又要完成我军实现小淮海的战役企图，就只能在私下里做手脚。
7 围剿黄百韬
当时黄百韬兵团驻扎在新安镇一带，按照国防部的计划，黄百韬兵团是要收缩撤回到徐州附近的。
所以，要吃掉黄百韬兵团就必须想办法让其在新安镇滞留几天，然后郭汝瑰就设计了一个圈套。
1948年11月初，济南战役后国民党侦听机构发现解放军有几十部电台由济南向临沂方向移动，判断其有进攻徐州的意图。
当时国民党国防部拟定的对策是：“以主要城市（徐州）为战略要点，同时以精锐主力组成机动应援兵团。”
按照这个方针，邱清泉兵团、黄百韬兵团、李弥兵团、孙元良兵团等主力都要收缩到徐州附近。
这4个兵团一后撤，东侧第九绥靖区就孤悬在外了，原本驻守在连云港的第44军就必须撤退。
44军撤退路线有两个方案。一个走水路，安全但是耗时长；一个沿陆路向西直接向徐州靠拢，但是这条路并不安全。
怎么定呢？当时徐州剿总司令刘峙是装门面的，什么事都不做决策；副总杜聿明又在葫芦岛指挥撤军。
于是，参谋总长顾祝同和郭汝瑰赶到徐州客串指挥，顾祝同自己平庸无能，决策倚重国防部有“才子”之称的郭汝瑰。
郭汝瑰很容易说服顾祝同选择陆路方案，为了取得一线兵团司令官的支持，还提出将原属李延年兵团的44军划归黄百韬兵团建制。
黄百韬能拒绝增加一个军编制的诱惑吗？当然不能。
于是，黄百韬不但支持陆路方案，并且同意让自己的7兵团暂时停止后撤，等待44军归建。
黄百韬自己的算盘是，暂缓后撤虽然有风险，但是北面还有第三绥靖区两个军顶着，华野主力如果南下，第三绥靖区部队将给自己足够的预警时间。
谁知道第三绥靖区两个副司令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而司令冯治安又被软禁在徐州。在黄百韬兵团等待44军的关键时刻，第三绥靖区突然起义，华野主力长驱直入，让黄兵团一下子陷入被合围的危机。
这是中共特工在解放战争期间最精彩的布局，以44军为饵，在第三绥靖区埋下伏兵，为华野围歼黄百韬兵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条件要转化为事实依然有很多变数，就算第三绥靖区战场起义，华野主力可以迅速南下，但是如果黄百韬得到绥靖区起义的消息后迅速逃跑，华野能否抓住黄百韬兵团主力也是一个未知数。
8 围歼黄百韬
在这个关键时刻，国民党高层开始了作死之路。
第一个出现失误的就是黄百韬。在得到第三绥靖区起义的消息之后，黄百韬第一反应当然是立刻要跑路，但是组织部队撤退时才发现，自己在新安镇待了好几天居然没有在运河上架几座浮桥！
现在运河上只有一座桥，黄兵团有7—8万人马，还有大量机械化装备，光靠一座桥要走多久？
最后黄兵团还未全部过运河就被华野追上，后卫部队损失惨重。
第二个作死的就是徐州剿总司令刘峙。这哥们不但能力平庸还贪财怕死，听到华野主力南下的消息第一时间想到的居然是把徐州剿总麾下部队都调到徐州来保命。
当时李弥所部13兵团驻扎在曹八集，距离运河不远，如果李弥留在曹八集接应黄百韬，华野要包围黄百韬兵团是很困难的。
但是刘总司令一道紧急命令，居然要李弥所部迅速撤回徐州！
黄百韬刚刚跑过运河就得到这个消息如五雷轰顶，于是苦苦哀求李弥留下来“拉兄弟一把”，但是李弥根本不为所动，借口必须执行刘总命令，率领部队撤回徐州。
然后曹八集被华野占领，黄兵团归路被切断，最后在碾庄被华野合围。
李弥这么干也是损人不利己，他从曹八集撤离扔下黄百韬不管，回到徐州之后在杜聿明严令之下又与邱清泉兵团回头来营救黄百韬。
为了夺回曹八集，6万人的李弥兵团死了整整1万人，最后也没救下黄百韬。
9 淮海战役总前委
11月11日黄百韬兵团被合围之后，我军小淮海的战略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直到这个时候，我军依然没有打大淮海的准备——
一个最重要的证明是，11月11日中央军委都没有成立至关重要的淮海战役总前委。
这个总前委是个啥机构？
这个总前委是将中野华野5个主要领导人纳入的一个指挥机构，统一协调两大野战军在淮海的作战。
这个总前委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是11月16日中野占领宿县之后。也就是说直到中野占领宿县之后，中央军委才认为有必要统一协调两大野战军的作战行动，才决定发起大淮海的战役。
那么，中野怎么能攻占宿县这个要点呢？
还是国民党高层作死。
这个国民党高层还是徐州剿总司令刘峙。
前面说过，当得知华野主力南下之后，惊慌失措的刘峙拼命将剿总所部能调动的军队全部调到徐州保命。
除了驻扎在曹八集的李弥兵团之外，连驻扎在宿县的孙元良兵团（就是电影《八佰》那只孤军隶属的88师师长）也被紧急调往徐州。
因为刘峙这一番骚操作，不但葬送了黄百韬兵团，而且让宿县这个要点只留下少量部队变得异常空虚。
宿县是个啥地方？
这是联系徐州与蚌埠交通线的关键要点！
这条交通线是徐州剿总不折不扣的生命线！
有宿县在，徐州与蚌埠的铁路线就能保持畅通无阻，徐州剿总所部就进可攻退可守，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在淮海战役发起之前，国防部地下党郭汝瑰制定计划时在宿县这个要点留下整整一个靖绥区（有2个军）的兵力，就是担心在这个要点留兵力太少会被内行指责故意给解放军留下破绽。
只要宿县在国民党军队手里，我军在战役前就只能策划小淮海，没有打大淮海的可能。
现在宿县这个要点居然被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双手送上！这简直就是我军做梦也没想到的结果。
中野攻占宿县之后，中央军委几个大佬拿着地图一看，我靠，徐州剿总那么大一坨国民党军队竟然不知不觉之中变成一只被切断了补给线的孤师。
这个时候虽然国民党军队兵力占优，但是战场态势极为恶劣。
所以，对于这样天下掉馅饼的机会还能说什么？
总前委马上搞起来！
中央军委现在才有了用60万军队吃掉国民党80万军队的决心。
按：大军作战其实与围棋棋理是一样的。兵力占优只是一方面，最关键的还是战场的态势——也就是兵力占据的位置。
态势不利如同围棋一大坨棋子挤成一团，这种情况下，对手即使子力要少一些，但是由于占据的位置有利，较少的子力同样可以围歼较多的子力。
10 赔个干净
宿县丢掉以后，对于徐州剿总国民党军队态势已经非常恶劣。
这个时候，对于国民党最好的策略就是利用黄百韬兵团吸引华野主力的机会，集中徐州剿总主力与南线的李延年、刘汝明、黄维兵团南北对进，在宿县一带与中野决战。
就算抓不住中野，至少也能夺回宿县这个要点，恢复蚌埠与徐州的铁路交通线。
杜聿明赶到徐州之后就是力主执行这个方案，但是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却对这个方案疑虑重重——
主要是担心徐州剿总主力南下之后，自己坐镇徐州有危险，这个时候自己又无法丢下徐州逃命。
所以，最后徐州剿总执行的是一个最差的方案。
徐州剿总的李弥、邱清泉兵团往碾庄打去救黄百韬（留下孙元良兵团镇守徐州）；命令南线黄维兵团迅速北上去收复宿县——
本来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场具有的优势兵力，就这样被拆得七零八落。
最奇葩的是，南线本来国民党就有三个兵团（李延年、刘汝明以及黄维兵团），但是在如此紧要时刻，徐州剿总却只命令黄维兵团紧急北上，没有命令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与黄维兵团一起协调行动。
当时在碾庄华野集结了超过40万的主力，其中近15万去围歼7万人的黄百韬兵团，集中近30万主力来阻击援军。
徐州剿总仅仅出动李弥、邱清泉两个兵团16万人怎么可能救下黄百韬，所以李弥、邱清泉两个兵团根本打不动华野的阻击线。
南线黄维兵团（10万余人）孤军急进，在双堆集一带又被中野主力（17万余人）合围。
你看看，在淮海战场，国民党军队明明在兵力上有明显优势（80万对60万），但是在几个局部战场竟然稀里糊涂变成以少打多的局面。
国民党指挥、调度、组织能力简直就是一个渣啊！
11月23日，黄百韬兵团覆灭，南线黄维兵团又陷入重围。
虽然蒋介石严令李延年、刘汝明去给黄维解围，甚至让自己儿子蒋维国亲自率领战车团去助阵，但是士气低落的李刘兵团根本打不动中野的防线。
徐州剿总现在只能选择跑路。
因为宿县丢掉，最便捷的津浦线被切断，杜聿明率领三个兵团最后选择向西南永城方向撤退。
结果刚刚跑到陈官庄遇到蒋介石再次微操——空投指令要求杜聿明集团停止撤退，掉头往双堆集方向去解黄维兵团之围。
就这样，在国民党反复折腾之中，杜聿明集团三个兵团也被华野合围。
你看看，我军在淮海战役发起之前，本来计划就是吃掉一个黄百韬兵团，结果因为国民党高层一番神操作，不仅将徐州剿总主力（包括黄百韬、孙元良、邱清泉、李弥等四个主力兵团）赔得干干净净，还倒贴一个黄维兵团。
11 奇葩用人
在这个神操作过程中，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发挥了主要作用。
这样一个昏庸无能的将领居然被放到战略决战的前线总指挥位置是蒋介石最大的失误。
那么，当时国民党高层就没有人意识到刘峙担任徐州剿总司令职务严重不称职吗？就没有人提醒蒋介石吗？
还真有人提醒过这个问题，还是用比较激烈的言辞。
这个提醒国民党高层的人正是中共地下党郭汝瑰。
地下党去提醒国民党你在关键位置的用人是有问题的！
是不是很魔幻的感觉？郭汝瑰“提醒”国民党高层当然有自己的苦衷。
在淮海战役之前，杜聿明就一直怀疑郭汝瑰是地下党共谍，为此杜聿明还亲自给蒋介石打郭汝瑰的小报告。
蒋介石就问杜聿明有没有证据，杜聿明的答案也是很奇葩——杜聿明觉得自己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已经算是很清廉的，但是有一次去郭汝瑰家里做客，发现郭汝瑰家里不但异常简朴，而且连沙发都打着补丁——
郭汝瑰竟然比自己还廉洁！这完全不像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作风（这个理由我觉得没毛病）。
这个答案让蒋介石当场破口大骂——娘希匹，难道我们堂堂国民党就应该个个都是贪污腐败分子？就不能允许出一个不爱钱的将领？
当时国民党高层如同千疮百孔的漏斗，根本藏不住什么秘密，不管多么重要的信息很快就能传得满城风雨。
杜聿明打小报告的事情流传出来之后，郭汝瑰就觉得压力很大，为了自证清白也为了说服顾祝同率领自己亲自去徐州微操（策划让黄百韬兵团留下来等待44军），就对徐州剿总司令进行了毫不客气的人身攻击：
“徐州是南京的北大门，应该派一只虎来把守，即使不能，也应该派一条狗来看门，现在却派了一只猪，眼看大门快守不住了！”
郭汝瑰说的猪就是指刘峙。
这番话当时流传甚广，赢得国民党内部高级将领的广泛认同。
但是大家认同也没用，蒋介石用人首先是忠诚，能力反而是其次——哪怕是在决定国民党前途的战略决战，蒋介石还是要用刘峙这头猪担任徐州剿总司令。
刘峙
（来源：搜狐网）
现在我们站在上帝的视角回顾郭汝瑰这番话简直就是对国民党巨大的讽刺——
中共地下党在开战之前都提醒蒋介石不能用刘峙，
你都还要一意孤行！
那还能说啥？
只能笑纳国民党奉送的徐州剿总主力。
所以，中原战场才会出现神奇的局面——
一直到淮海战役前几个月，中央军委还在执行南守北攻的计划，结果国民党在淮海战场一顿骚操作，都不需要东野南下帮忙，本来该南守的华野中野居然以劣势兵力全歼徐州剿总主力，将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一扫而空。
12 历史的垃圾堆
淮海战役生动演绎了国民党的基本特质：
干啥啥不行，拆台第一名。
国民党为啥有这样的特质？
因为国民党从建党开始就不是一个有组织力的政党。412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之后，国民党更是迅速蜕化为一个各路军阀与政客的大杂烩。
加上蒋介石惯用权术治国，还有迷之微操的技能点，导致其相互拆台毫无凝聚力的特点成为深入到国民党骨髓的基因。
这个基因甚至延续到当下。
2018年，韩国瑜在台湾六合一选举中大获全胜，一举拿下绿营老巢高雄市。
2019年郭台铭宣布参加台湾未来领导人选举，这个时候，国民党内部应该团结一致支持郭台铭。
但是屁股还没在高雄市市长位置坐热的韩国瑜居然利欲熏心，也宣布要参加台湾领导人选举——与绿营的PK还没开始，国民党内部就开始内讧。
我记得那时郭台铭眼泪汪汪公开请求韩国瑜让“大哥一次”，但是韩国瑜居然不为所动，坚持要参选——
我当时就觉得韩国瑜简直不可理喻，你当选高雄市长还不到一年，对高雄市民的承诺还没兑现，你凭啥又去竞争全省领导人位置？
最后郭台铭愤然退出，国民党内部出现分裂。
（来源：人民日报）
韩国瑜不出所料大败亏输，回到高雄后又被绿营发动民众罢免掉了市长职务。
你看看，因为国民党内部内讧相互拆台，不但输掉了全省领导人的选举，连好不容易拿到的高雄市长也丢掉了。
啥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这就是！
所以，我对国民党是非常鄙视的。
从历史到当下，这个政党的表现都堪称垃圾。在关键时刻，这个政党总能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让对手收获意外的惊喜。
这样的政党终究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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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9年汪伪集团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出现了极其讽刺的一幕。
汪精卫投敌后，为了名正言顺地组织起汉奸傀儡政府，迫切需要扛起国民党党统的招牌。于是，他召集周佛海一众汉奸，策划召开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试图以此得到另立伪中央、组织伪国民政府的“合法授权”。
他们成立了伪六大的筹备委员会，要在毫无基层组织基础的情况下快速拼凑出汪精卫需要的300名代表，很难凑够数。他们指派特派员分区包办，强行组织，勉强拼凑了200多人的大会代表。
1939年8月28日，汪记“六大”终于在极司菲尔路76号特工总部召开了。
会议开始不久，出现了极其讽刺的一幕。
有些人在与会名单中发现了一个名字：卢英。
他们不干了。
这个卢英，原来是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处处长，上海市公安局侦缉总处队长。“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占领上海后，此人最先投敌，出来为日本人做事，任伪上海特别市警察局局长，帮助日军欺压中国人，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汉奸。
他们发现卢英不仅参加了会议，而且担任了大会的秘书，于是十分气愤，提出卢英没有资格参加这次大会。
他们的理由居然是：卢英是汉奸。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大会中，卢英竟任大会秘书？谁不知道他是汉奸？”
他们说：“我们羞与汉奸为伍。”
什么、什么？！他们说什么？“羞与汉奸为伍？”
确定没搞错！
确定，没有搞错，他们确实是这么说的。
噫！吁嚱！今夕何夕，此人何人！不知道他们把自己当成了什么东西？！不知他们陷入了一种如何扭曲的心理。
他们去找汪精卫闹，周佛海挡了驾。周佛海对“汉奸”两个字也十分反感，声色俱厉地说：“卢英是否汉奸，后世自有定论，可是汪先生到了上海，最先响应和平运动的，就是卢英。且卢英为迎接汪先生翻了车，几乎连性命都丢掉，他对和平运动，可说比谁都热心。再说现在汪先生的警卫人员，都是卢英派来的，万一因此而发生误会，汪先生的安全谁负责任？”……“老实告诉各位，汪先生还内定卢英做中央委员哩。”
最大的汉奸，居然反感汉奸，居然羞与汉奸为伍。他们居然就是这么想、这么认为的。他们不仅认为自己不是汉奸，甚至还认为自己是民族英雄呢。
周佛海日记载, 1940年5月13日, 汪精卫在汉口的日军司令部外面讲到, 在重庆人们互称“民族英雄”, 而他却被称为“汉奸”, 可是他和他的拥护者们也认为自己是“民族英雄”。汪和他的随从们认为, 要想救国, 只能寻求和平解决。“我要是成了民族英雄, 中日之间便有永久和平。我要是成了汉奸, 中日之间便永远无法解决纠纷”。
汪精卫1940年9月2日在北平说:“有一伙中国人要杀我。还有一伙日本人也要杀我。他们都有自己（这样做）的证据。这说明我的立场是正确的。中国人想杀我, 说明我不主张抗日。日本人想杀我, 说明我不是汉奸。”这种态度影响到汪精卫随从的思维和举止。他们竭力坚持自己是“民族英雄”的说法……
汪精卫的连襟褚民谊认为, 抗日战争有两个方面:一是军事抵抗, 那是蒋介石的任务;二是和平谈判, 这是汪精卫的工作。蒋介石都说, “抵抗容易, 和平难”嘛。参加和平运动、“委曲求全”就是:“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汪精卫的教育部长李圣五在1946年作为战犯受审时宣称, “当时多数的志士都说, 如果汪先生真的能捍卫国家的地位, 打入敌人后方, 实行救国的任务, 那么这对抗日战争不无好处”。
真是：久居鲍市不闻其臭……呜呼哀哉
晚清政府利用魔法打败魔法的方式跟英国签下《中英禁烟条约（十年禁烟协议）》，即英国通过逐年递减，最终达到不再向中国贩运鸦片的目的。
据相关统计，在虎门销烟之前，即1835年，清朝吸鸦片者就已经高达200万，各个阶层、行业，上至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甚至妇女、僧尼、道士都有涉及。而京城更为普遍，皇室贵族、官吏大臣、宫中太监十之一二都是鸦片烟民。
鸦片泛滥导致清王朝白银大量外流，财政危机大大加重了普通民众的负担。道光皇帝意识到全民沉迷鸦片的危害，决心禁绝鸦片。他连连下达禁烟上谕，全力支持主张禁烟湖广总督林则徐，任命其为钦差大臣关防，前往广东查处走私鸦片。
此后，清朝自上而下的禁毒运动在各地蓬勃发展，各地纷纷开展对违法的官吏和鸦片走私贩的打击行动。同时清政府对公开对抗禁烟的国内鸦片走私集团，直接派兵进行镇压。与此同时，遭受重大损失的英国的鸦片商贩开始鼓动英国政府对清朝开展战争。
然而，林则徐的禁烟壮举并没能起到遏制鸦片泛滥的作用，英国鸦片商贩趁机游说政府发动对清朝的战争，与清朝官吏打交道这么多年，他们很清楚这个古老的封建王国外强中干。鸦片战争就此爆发，中国彻底沦为鱼肉，走私鸦片化身洋药彻底合法化。
之后，失败一方的清政府对于鸦片的流通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禁烟令名存实亡。失去最后一道约束，鸦片在中华大地像江水决堤，一泻千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甚至连远离中央的西藏也开始有人染烟毒。
1909 年2月1 日，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奥匈帝国和暹罗（今泰国）、波斯（今伊朗）等 13 个国家的 41 名代表齐聚一堂，召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国际禁毒会议，史称「万国禁烟会」。
万国禁烟大会是由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议发起的，经过多轮磋商，催生了首部国际禁毒公约——1912 年《海牙鸦片公约》的缔结。万国禁烟会在国际禁毒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世界性的毒品泛滥问题，协调多方立场并商议采取共同对策。
它第一次确认鸦片等毒品必须在世界范围内禁止，第一次唤起了各国政府对毒品的关注。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多被以后的海牙禁毒公约所采纳，成为国际联合反毒禁毒的普遍原则。这次会议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作为贩卖鸦片最大的受益国——英国，居然也同意签订。
实际上，早在两三年前，清政府就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禁烟条约（十年禁烟协议）》，主要内容就是要求英国按年递减鸦片贸易，并且中国会逐步提升鸦片进口税。这对当时的仍然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来说，简直有点“丧权辱国”。
众所周知，英国好不容易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才把清政府打服，废除禁烟令，让旗下的贩毒集团鸦片贸易合法化 ，并赚得盆满钵满。那么这种自断财路的条约，为什么英国会接受，这可以从他们提出的条件看出端倪。
英国的条件就是清政府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禁种禁吸，三年内不见成效的话，英国不会再履行这个条约。换句话就是，你们清朝自己不要种鸦片了，也不要自己人吸了，我们大家一起来树立道德新风尚，禁绝害人的鸦片吧！
很明显，英国并不是良心发现，才同意禁烟，真相是他们旗下的贩毒集团从印度殖民地来的洋烟（进口鸦片）已经不敌中国自种自制的土烟（国产鸦片），再继续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还落得一个国家保护毒贩的坏名声。
实际上，自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对鸦片的看法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既然禁不了，那不如躺平接受，然后从中收税获利。到后来连林则徐这种坚定禁烟派，也提出通过种植罂粟来弥补财政空缺、并抵御外国鸦片的看法。
此后，清政府便采取“寓禁于种”的策略，鼓励各省农民种植罂粟、制作鸦片，到了19世纪60年代，几乎在中国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罂粟花开，而土制鸦片通过改良品种和提升制作技术，从最初的低廉质差发展成为质优价廉，把进口洋鸦片打得溃不成军。
到了19世纪末，中国已经从鸦片的纯消费国家，发展成为生产、贩售、吸食为一体的毒品大国。吸食人数从鸦片战争之前的200万左右狂升至1000多万（数据不一定精确，但吸食人数在当时确实是居全球之首）。
尽管英国被清政府用魔法打败魔法的方式搞定，但清政府到了末期也意识意识到鸦片带来的税收不足以抵销其带来的危害，在与英国达成双方逐年禁烟的协议时，中国内陆各省的财政收入已经严重依赖鸦片，协议遭到官吏们集体反对，成了尾大不掉的局势，恶劣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政府。
值得一说的是，向中国输入最多鸦片的英国鸦片商贩其实是一群犹太家族，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沙逊家族所开办的沙逊洋行。沙逊家族通过贩卖毒品获得了巨额利润，使得该家族享有东方罗斯柴尔德家族之称。
当然这些犹太家族毒贩的国籍是英国，说英国人向中国输入鸦片并没有错。但是直接贩卖鸦片的不是英国政府，也不是东印度公司，而是向英国政府缴纳了大量税金的家族式犹太毒贩。
如果单纯以贩毒数量作为衡量标准，沙逊家族的大卫·沙逊可谓是史上最大的毒品贩子，后世的任何毒枭、毒品贩子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他和其他毒枭最大的区别在于，他的罪行没有人记得。
关于沙逊家族的贩毒史，我在下面专栏文章有详细介绍，有兴趣的可以阅读了解。
举个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的例子。很有讽刺意味。
第四、第五次战役可以用“狭路相逢、必死则生”来形容。战况极其激烈，涌现英雄的个人、集体无数。
我暂举几个例子，我觉得让我很受触动。
1951年1月初，通过第三次战役志愿军已经突破三八线，拿下汉城，进抵三七线附近。美国面对此局面，再次从本土、欧洲和日本增兵，意图趁志愿军补给线过长，夺回汉城。
此时志愿军刚打完第三次战役，许多部队已经开始用美械，出现了弹药补给困难；粮食前运困难，伤员后送困难。
13兵团没有休息补充；
9兵团从二次战役长津湖后就在休整，还无法参战；
因此战略预备队19兵团紧急入朝。
在19兵团到达之前，能战的只有邓华的13兵团。于是就地构筑防御，依托汉江南岸固守，等待19兵团加入战场。
这时，我要说的主角——志愿军某军（先留个伏笔）防御正面近50公里，要承受美1军的主要突击。
这个压力，不用我多说了吧。
1月27日，该军某团防御113.8高地，美军进攻，一如既往地遭到了我军重大杀伤。
该团7连发动了八次白刃反突击，一天之内杀的美军丢尸200。
7连3排机枪手田文富，在全排仅剩他一人的情况下，趁美军进攻间隙，收集伤员、烈士和敌尸的武器弹药，
把冲锋枪和卡宾枪子弹全部压满，手榴弹导火索全部拉出，堆在阵地上最好的几个射击位置上；
把自己的帽子和大衣脱下，塞上泥土扮成假人放在阵地上；
腰间始终插着一颗拉开导火索的手榴弹，随后抱起机枪蓄势待发。
随后田文富开启枪王模式，在阵地上不断游动，机枪弹打光了就切换冲锋枪、卡宾枪，以800发机枪弹和不计其数的步枪冲锋枪弹、手榴弹，一人击退美军4次冲锋，消灭美军60人。
战后，田文富穿着已经被打碎的“假人”大衣帽子去见团政委，政委流着泪数弹孔，一共53个。
田文富立二等功一次，授予“英雄机枪手”称号。
是不是开挂的英雄？在田文富所在的团里，这是普遍现象。
两天后的1月29日，该团的8连（田文富是7连）守卫236.5高地，击退美军5次团级波浪式冲锋，该连一百多人拼到最后仅剩2名弹尽粮绝的战士和6名运输员，还有光秃秃的山坡（阵地上的石头都被扔光了）；
终于，美军九牛二虎之力拿下236.5高地，但是该团上下喊出“决与帽落山高地共存亡！”的口号，
集中了团机关干事、团警卫连，又对失守的高地发动攻击，一鼓作气又夺回来了！
美军再次进攻，最后时刻，山顶仅剩的志愿军一个排突然发起反冲击，70多枚手榴弹砸在懵逼的美军人群中，当场上百名美军被炸倒。
形势转危为安。
看到这里，你会由衷的被这个团的战斗力和战斗精神所震撼。
大摇大摆闯进阎王殿不说，还冲着蹲在门口抱着手哭的阎王爷吆喝：“再拿点炒面来！”
是不是“万岁军”38军？是不是云山王牌39军？是不是旋风纵队40军？
不算主力团，至少也得是个根红苗正、传统悠久的老部队吧？
都不是。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50军148师443团。
50军是什么部队？解放战争中长春起义的果党60军改编的。
就是在辽沈战役中，1948年10月被果党抛弃在长春，饿的面黄肌瘦、形容枯槁、灰头土脸的60军，在人民军队的感召下阵前起义，编入解放军序列。
这支滇军出身、在台儿庄和长沙立下功劳，在越南接受日军投降的60军，被果党驱赶着当内战炮灰，在长春城内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早在1946年4月，60军从越南海运至东北投入内战，仅仅一个半月后，该军第184师师长潘朔瑞就率师部和1个团在海城起义，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
1948年10月17日，该军终于在军长曾泽生率领下于长春起义。
彼时该部经过解放军的重重打击后，饥饿动摇，军心涣散，厌战情绪和逃亡、投诚现象与日俱增。
至10月19日长春解放，和60军同守长春的新七军军部仓库被打开，“里面装的有大米、白面、罐头、饼干、白糖，还有很多桶豆油”。
围城期间，督察处督察长关梦龄33岁生日一桌酒席花费达900亿元(果党时期货币)。
嫡系部队吃饱喝足，地方派系忍饥挨饿，管你是不是抗战有功。也是果党的常态。
这支参加过台儿庄恶战、长沙会战的60军官兵们灰头土脸，形同牲口一样被果党长官驱赶，哪有什么战斗力可言？
是的，不到三年，改编为50军后，就打下了汉城，还追歼了美空降第187团和土耳其旅各一部，50军的149师还全歼了英皇家重坦克营。（11年后还参加了对印自卫反击战，痛打阿三）
并且在第四次战役中，连续承受了拥有绝对技术兵器和火力优势的美英军近两周的攻击。
经受过台儿庄和长沙会战考验，尤擅防御作战的他们，在113.8高地防守时，安静的躲在工事里，待美军弹雨延伸、步坦协同脱节、双方仅距50米时大打出手，给美军以重大杀伤。
如此精兵强将，没有了抗战旗帜感召，在发动内战的果党手里就成了牲口一般被驱赶的炮灰。
仅仅不到三年，经过我军教育，就爆发出强大的威力，连世界第一的美军都照打不误。
凯申还在内战后期频频感叹自己“无兵可用”。
为什么无兵可用？果党、果粉心里有数吗？
这么好的部队，这么好的兵源，给果党用纯粹是糟践。
同样一群人，换个带头的马上不一样。
果然是一只羊带领一群狮子，不如一只狮子带领一群羊啊。
哦对了，刚刚提到的近乎开启游戏枪王模式、一天之内切换机枪、步枪、冲锋枪、卡宾枪和手榴弹，歼敌60名的英雄田文富，是1948年被果党抓壮丁抓来的。
（有人说田文富给二等功给低了，其实不是老前辈战斗力不行，而是抗美援朝我军学霸神人太多，硬生生把标准给抬高了。可以看下我这个回答）
当然了，随后入朝的3兵团也有一个很著名的被果党抓的壮丁，人民军队将其解放后，也成了家喻户晓、全国闻名战斗英雄。
仅仅不到三年，经过人民军队的教育，壮丁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各种刷人头的战斗英雄。
公众号：拉费耳伯爵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东线高平战场，广州军区前指要求担任北线战役穿插任务的41军121师12个小时前进近90公里，插至班庄地区，断敌退路阻敌增援。结果行动最快的363团用了32个小时，全师用了3天才插到指定位置。而担任南线战役穿插任务的42军124师70公里的路程则耗费了4天时间，20日才兵临高平城下。
广州军区前指关于在战役发起当天日落前插到指定位置，关上高平大门的决心完全落空。
这是战时组织指挥的一个常见弊病：脱离敌情、地形、道路等实际情况，直接用直尺求得图上距离，然后据此给部队规定行动时间，其结果往往是导致部队不能及时到位，对作战造成负面影响。《高山下的花环》对此做了形象的反映：
营长的喊话停止了。从尖刀排位置折回身来的靳开来，牢骚开了：“娘的！让他们执行战场纪律好了！枪毙，把我们全枪毙！他们就知道用尺子量地图，可我们走的是直线距离吗？让他们来瞧瞧，这山，是人爬的吗？问问他们，路，哪里有人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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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爆发初期，南朝鲜陆军第7师团的师团长刘载兴，在朝鲜人民军的攻击下屡战屡败，直至部队番号都被取消。说起这个刘载兴可谓是个大奇葩，他爸爸刘升烈在日殖时期是日军的军官，为了把刘载兴培养成一个真正的大和男儿，刘升烈禁止儿子在家里说朝鲜语，实际上刘载兴只会讲日语，作战指挥都需要翻译，才能把战令传达给各级军官。你敢想象志愿军用一个出身汪伪政权的，只会讲日语的将军来指挥志愿军吗？是不是很奇葩?日本投降后，本来就是前日伪遗毒的李承晚政权登台后，刘载兴被大力提拔重用。
被朝鲜人民军击溃的丑事丝毫不影响他的官运，美军仁川登陆后转任韩第二军团军团长，晋升少将。在第二次战役中，该军团被志愿军38军，42军包围全歼，番号又被取消(当时韩军只有3个军团)。1951年官复原职任第三军军长，战力依然废材，志愿军的小部队占领其部队后方的补给线时，数万人的大部队立刻惊慌失措四处逃散。美军指挥官怒不可遏地质问刘载兴：“将军，你的部队在哪里？
他回答说：“不知道。”
“将军，你的重型装备和运输工具在哪里?”
刘载兴回说：“不知道!”
美国将军大怒：“ 你部队的番号取消了，你去找别的工作吧。”
就是从刘载兴开始，美军取消韩军军团长的作战指挥权，所有韩军全归美军指挥，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
战场上屡败屡战，屡败还能屡次升迁，朴正熙时代刘载兴一度当上国防部长，也许是因为他和朴正熙都能用日语交流吧。
更魔幻的事还在后头，2004年时任韩国总统的卢武铉打算从美军手里收回作战指挥权，当时有72名退役将军联名上书反对，刘载兴的大名赫然在列，也就是说自己反对收回因为自己的错误而丢失的作战指挥权。
具有讽刺意味的事，雅各宾俱乐部里山岳党（雅各宾派）的发迹以及后面导致的恐怖，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多数人的暴政”，而是“多数人的政治冷漠”。这对我们今天依然有很好的警示作用。
要说明这个情况，我们要将时间轴倒回到1792年8月的推翻王政事件。
当时持续的动荡和恐惧的环境不可能不影响到国民公会的选举。立法议会将事关革命和国家前途的重大使命寄托给几乎是全民参加的选举，这是法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破天荒的大事，理应得到全民的拥护和支持。但出乎议会预料的是，8月26日初级会议的选举开始后，民众参与初级会议的积极性并不高，甚至可以说采取了拒绝的态度，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出奇地少。然而，传统派史学大家们对1792年的选举这种状况却顾左右而言其他，他们关注的是热情地描述和分析评论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在巴黎和外省选举中争斗的成败得失，很少有人提及到公民参加初级会议的投票状况。索布尔的著作干脆对此次选举只字不提；马迪厄虽断言“国民公会的代表是由决然的少数选出来的”，却没有了下文。那么，1792年参加初级会议的人数究竟少到什么程度？伊波利特·泰纳认为“在700万选民中，只有63万参加了初级会议。”[1]也就是说还不到选民的10%。拉维斯以加尔省（Gard）为例，被认为只有四分之一的选民参加了登记。[2]
至于导致大量选民弃权这种现象的原因，传统派史学大家们更加不愿意多谈。马迪厄的解释是：“尽管授予了消极公民选举权，但是他们投票的热情非常弱。穷人们不愿意花费时日来从事他们并不准备参与的疲劳活动。 ”[3]乔治·勒费弗尔虽不关心巴黎选举中的勾心斗角，但他认为：“8月10日革命必然排斥王党，外国的帮凶和可疑分子；没有投票的民众则感觉不安和不满。”[4]
事实上，1792年国民公会选举投票率低下的原因远不止于此。初级会议的召集地往往是公社所在的市镇，而“这些活动都延续整整几个星期。……一年到头，国民生活在选举战争的气氛中，如果没有充裕的空闲和巨大的财富，谁能完全投身于这些选举中？”[5]加克索特谈到的这种现象在1792年仍然存在，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奥拉尔也提及过某些地区，如科特多尔省的维多（Vitteaux）初级会议无视议会的决议，只允许原来的积极公民参加初级会议投票。[6]但这些因素所涉及的人数应该不是特别多，还不至于导致比例如此下降。
关于1792年国民公会选举投票率低下问题，帕特里斯·葛尼菲的研究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他认为，公民对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参与的比率下降并不是在国民公会选举期间才表现出来。在大革命的选举的第一个时期，即1789年传统的利害一致占优势的集体投票转到1790年号召公民意识的个人投票时期，公民参加投票的积极性普遍都很高。在1790年的市镇选举中，投票率一般都超过了50%，有时甚至高80-90%，尤其是在农村的市镇。这是大革命法国选举的真正的“黄金时代”。但是，从1790年下半年开始，关于《教士法》的纷争和路易十六的出逃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不断冲击着守旧的法国人的能接受的思维底线，法国民众的政治观念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态度也逐渐发生变化。这种观念和态度的变化在1791年6月开始的立法议会选举中就已经表现出来，初级会议的投票率还达不到1790年的一半。[7]即使在巴黎也是如此，在1791年11月的巴黎市长选举中，人们对是由雅各宾俱乐部的佩蒂翁还是反雅各宾派的拉法耶特侯爵执掌巴黎不感兴趣，10万有选举权的积极公民只有8万多人进行了登记，而参加投票者仅10632人。[8]
梅尔万（Edelstein Melvin）的研究也证实了葛尼菲的结论。[9]
此后，法国的局势更加动荡，人们的危机感普遍加强。8月10日，千百年来统治法国的王政突然倒塌，铺天盖地的“废黜王权”的宣传，以及王党分子真假难辨的小册子广泛流传，使原本就混乱的政局变得更为复杂，人们的心态变化也骤然地表现出来。既然所有已然的民族感情都与宗教和君主制的传统有关，政治观念对抗的普遍加剧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了。奥拉尔写道：“是否可以说，在1792年9月，法国不再有君主主义者？肯定有。他们沉默不语，他们不敢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 ”[10]尽管“消极公民”也获得了选举权，但有更多的选民在选举中弃权，这与有限制选举权时代的选举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有限制的选举制时代，制宪议会在1791年5月27日公布的“积极公民”人数就达4298360人。[11]因此，国民公会选举中绝大多数选民弃权的事实，既不是由于数量如此巨大的“王党，外国的帮凶和可疑分子”被排斥在初级会议之外，也不是因为原来的消极公民“不习惯”参加投票，更不是由于某些贫困的农民出于“不愿意花费时日来从事他们并不准备参与的疲劳活动”等纯粹自私自利的动机所能产生的结果，只意味着绝大部分民众不仅对无止境激进下去的大革命已经感到厌倦和愤怒，他们开始了“非暴力不合作”，或者按照葛尼菲的说法就是用“退回到家里”的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抵制和对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雅各宾俱乐部地方分部数量越多的地方，也是最激进的地方，初级会议的参与率越低的问题。
在王党、斐扬派、贵族和政治上持谨慎、怀疑或敌对态度的人以及嫌疑分子被排斥之后，只有激进革命的热情支持者才参加了1792年的初级会议。在巴黎，可以说是公社控制了整个选举活动。我们注意到，巴黎公社（大革命期间的巴黎市政机构）在9月1日，将当天的《会议记录》日期标注为“1792年9月1日，共和国第1日”，[12]这意味着公社对“共和国”认识的变化。因此，巴黎的选举采取了罗伯斯庇尔建议的仿效古代斯巴达和罗马的“唱名选举法”（voter à haute voix），即投票人在投票时要大声报出自己的名字、自己的态度以及候选对象的名字，只有反对王权、支持共和的“民主派”才能当选为选举人。在外省，初级会议显得比较沉闷，有少数初级会议中仍然存在要求维护君主制的微弱呼声。根据奥拉尔的研究，这样的初级会议在阿利埃 （Allier）、阿列日（Ariège）、杜省（Doubs）、纪隆德（Gironde）、洛特-加隆（Lot-et-Garonne）、洛特（Lot）等外省共有13个。[13]当然，这种现象到初级会议为止，选举会议上再也没有类似的情况。
从本次事件开始，大革命的列车最终上了加速轨道。
参考
- ^ Hippolyte Adolphe Taine,Les origin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T.6.Paris:Hachette,1904,p.138.
- ^ Ernest Lavisse,Histoire de France contemporaine depuis la Révolution jusqu’ à la paix de 1919,T.1.p.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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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eorges Lefebvre: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3,p.285.
- ^ Pierre Gaxott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Bruxelles,1988.p.179.
- ^ François-Alphonse Aulard,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T.36,p.198.
- ^ François Furet et Mona Ozouf,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p.67.
- ^ P.-J.-B.Buchez et P.-C.Roux.Histoire parlement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T.12,p.330.
- ^ Edelstein Melvin. La participation électorale des Français (1789-1870). In: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T.40, N° 4.1993. p.631.
- ^ François-Alphonse Aulard,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T.36,p.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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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urice Tourneux,Procès-verbaux de la Commune de Paris.p.78.
- ^ François-Alphonse Aulard,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T.36,p.200.
温州，这个受“四人帮”严重破坏的“重灾区”，一年来变化真大。“四人帮”造成的万马齐喑的局面一扫而光，到处是丰收的喜悦，到处是学大寨，大干快上的动人景象。
过去，“四人帮”插手温州地区，大搞篡党夺权活动，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刮起了一股分田、分山、分船单干的妖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被瓦解，农业生产倒退到一九七○年以前的水平。“鱼米之乡”的温州竟变成了缺粮区。
今天，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五百四十万温州人民，深入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政治斗争。被“四人帮”帮派体系篡夺了的领导权，重新回到无产阶级手里，“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称王称霸的局面彻底根除了。那些倚仗“四人帮”为非作歹，鱼肉人民的“东霸天”“地头蛇”，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应有惩罚；那些在“四人帮”纵容下，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那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敲诈勒索、大发横财的“大老虎”、“吸血鬼”、“暴发户”，一个一个被揪了出来。
要把“四人帮”干扰破坏所造成的损失补回来，争取农业生产一年初见成效，摆在温州地区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认真学大寨，解决单干问题，端正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永嘉县就是一例。由于“四人帮”及其爪牙把分田单干作为搞垮县委的策略，全县百分之八十的生产队分田单干。永嘉县委副书记王以丰同志说：永嘉抓纲治县，就是从揭批“四人帮”，解决方向道路问题入手。全县上下，大学毛主席关于合作化的一系列论述，干部群众联系农村经济遭到破坏的严重后果，联系两极分化的惨痛现实，对“四人帮”扇动搞资本主义的罪行进行大揭发、大批判，坚定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信心，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尽管“四人帮”弄得这里种子缺乏，肥料不足，农具短少，但是，干部和社员用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战胜了困难，粮食亩产上《纲要》，总产超过历史水平，夺得了大丰收。
(删除三段)
本报记者
1978年1月1日《人民日报》
政治冤狱之荒谬性和无耻程度，各国皆然。曼德拉叙述政府的主要证人--开普敦大学政治系主任安德鲁·默里，指控“非洲民族议会”所有文章，包括著名的《自由宪章》在内，都是共产主义性质的。曼德拉对此有精彩的叙述：
“伯兰格（曼德拉的辩护律师）说，他要对默里读几段来自不同地方谈话，请默里鉴别一下这些话是不是含有共产主义思想，伯兰格随即指出上述讲话是南非前总理马兰博士说的。接下来伯兰格又续读了两段话，默里都断言是共产主义式的语言。事实上这两段话，分别出自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和伍德罗·威尔逊口中。下面出现了高潮，伯兰格又读了一段话，默里毫不犹豫地把它归为“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伯兰格宣布，这段话是默里教授本人三○年代的杰作。”
台湾政治犯朋友和广大的家属群，对这种荒谬证词和无耻判决，一定不会陌生。曾有人被控“为匪宣传”，在谈话中谈到中共兴建了长江大桥，但消息来自国民党《中央日报》，军法官判决说：“报纸是让你看的，不是让你说的。”又有人被控于一九三七年对日抗战时，高唱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正式军歌《义勇军进行曲》，“军法官判决说：经过调查，《义勇军进行曲》是‘共匪’国歌。”而《义勇军进行曲》之成为中共国歌，乃一九四九年，被告唱歌十二年之后的事。
——柏杨
根据《隋史》记载，隋炀帝征讨高句丽之前，下诏历数高句丽之罪行：
“且法令苛酷，赋敛烦 重，强臣豪族，咸执国钧，朋党比周，以之成俗，贿货如市，冤枉莫申。重以仍岁 灾凶，比屋饥馑，兵戈不息，徭役无期，力竭转输，身填沟壑。百姓愁苦，爰谁适 从？境内哀惶，不胜其弊。回首面内，各怀性命之图，黄发稚齿，咸兴酷毒之叹。 省俗观风，爰屈幽朔，吊人问罪，无俟再驾。于是亲总六师，用申九伐，拯厥阽危， 协从天意，殄兹逋秽，克嗣先谟。今宜援律启行，分麾屈路，掩勃澥而雷震，历夫 余以电扫。比戈按甲，誓旅而后行，三令五申，必胜而后战。”
如果对隋炀帝及其政策，还有产生的后果有所了解，就很容易看出这篇征讨高句丽的檄文有多么讽刺。
关于阿根廷最有名的那首歌——《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是阿根廷的“世仇”英国人创作的。
为什么要打仗？？打仗怎么打？？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武装力量和领导人不明白。
讽刺？题主提到李隆基，安史之乱是大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的忠臣良将，下场凄惨。张巡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死守睢阳，前后交战四百馀次。周围的唐朝大员无一援手，坐看张巡孤城被害。张中丞后叙记载：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张巡、南霁云死的何其壮烈，到今天还有人指指点点。仆固怀恩一门忠烈，安史之乱家中四十六人为国殉难，后被宦官陷害，被逼叛唐。颜真卿遭奸臣陷害，七十五岁孤身入敌营劝降，不屈被害。李光弼"战功推为中兴第一"，被宦官陷害，惶惶不可终日，最终五十七岁忧郁而亡。郭子仪被夺兵权，多次赋闲，委曲求全才落个善终。而安禄山的部将，田承嗣占据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拥兵五万，最终基业传给侄子，开藩镇世袭先例，富贵荣华一生。越是忠于李唐，越要陷害他，打压他，不反则死。越是乱臣贼子，越要安抚他，迁就他。最终，唐亡于藩镇之乱。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何其讽刺。
康熙二年的冬天，清朝调集满汉大军十三万，强征数十万民夫，对大陆上最后一块明朝国土夔东地区发动总攻。
守卫夔东的“明军”夔东十三家，以李自成的侄孙，征虏大将军，临国公李来亨为首，大部分都源出于当年逼崇祯上吊的闯军。
在川楚交界的崇山峻岭中，闯军与清军展开了惨烈的战斗。为了彻底根除闯军在夔东的基础，清军采取三光政策，逐一屠村焚寨，尽杀带发之人。被清军强征来的民夫手拉肩扛沉重的物资翻山越岭，饥不得食，渴不得饮，寒不得衣，死亡载道。
经过长达一年的苦战，夔东十三家战败。刘体纯、袁宗第、郝摇旗等人相继殉国，党守素、马重僖、塔天宝、王光兴、贺道宁等人被围困至弹尽粮绝，被迫投降，夔东十三家仅余李来亨一部。
清朝方面，绿营兵损折数以万计，汉官汉将阵亡数百，满洲兵将也死伤甚多，连鳌拜的侄子苏尔马都被击毙。
李来亨聚拢最后不愿投降的部下，退守茅麓山，准备与清军的最终决战。
与此同时，从小到大没离开过江南，一心报效大清，怎奈科举怎么也考不中的计六奇，在他无锡老家的宅院里点上炉子，烫上酒，开始着手创作《明季北略》，准备好好批判一下闯贼是如何腐化堕落。
280年后，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咬住计六奇的段子集不撒嘴，创作了《甲申三百年祭》。
每个学者在治史之时都会出现错误，这并不算什么，关键在于对待错误的态度。
1949年以后，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一直活到1978年，有能力查阅任何其他学者看得到的资料的郭沫若从未试图纠正自己的错误。
原因是什么，当然也很明显。
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
美军：圣诞节前回家！
说实在的，我们绝大多数人也没想到我们这么顽强这么能打。看看抗战的时候那些知识分子写的东西，再看看出兵朝鲜时，我们这边的会议，真的只有少数人掌握了真理。
后来，苏联说 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人造不出原子弹。苏联解体后，美国人说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历史的终结，意思是只有美国的制度才能让国家繁荣。再后来美国人常年宣传中国崩溃论，意在打击对华投资，结果……呵呵。
回头看看历史，再看看公知猖獗的那个年代，我们也没想到我们这么优秀啊，我们也想低调啊，奈何实力不允许啊，哈哈哈……
事实上，新中国建国后就没打过败仗，我们从未主动挑起过什么战争，但总有二五仔上来踹门，一直觉得很憋屈，但回过头一看，我擦嘞，五常什么的都揍了一遍，终于还是混成了我们最讨厌的列强模样。
其实自新中国建国起，世界上最大的变局就是中国崛起，新中国突破了战后格局，影响了冷战走向，而且在接下来将牵动世界局势走向。今天是百年未有之变局，但我们其实只是在回到五千年来的常态格局上而已，任何依据中国这两百年的状态来判断中国的潜力，最后的结论其实都是很讽刺的。
三个故事，特别符合
杨增新，割据为王，复辟清廷旧制联合封建领主，毁坏新式教育和阻碍工业发展，禁止内地汉人自由迁移到新疆。对内组建回队和重要沙俄白军屠民无数，四分之一的人沦为难民逃离家园，对外妥协苏联出卖国家主权。
然后，在小善良嘴里变成了维护国家统一和带来和平安定和繁荣的民族英雄。
盛世才跟斯大林认亲，在伊犁、塔城和喀什边界妥协和苏联割让国土，引苏军驻扎哈密，屠包括东北军在内的各族人民无数，绕开南京政府签订出卖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的辱国条约，甚至想要斯大林支持他独立建国或加入苏联成为加盟国。
然后，现在盛变成了小善良心中的爱国主义民族英雄。
马忠英，西北军阀，祸害的汉人不止十万，从喀喇沙尔到喀什的天山南路汉人全遭到他屠灭，阿古柏都没有碰的库车汉人也被他灭绝。
然后，他在某些小善良眼里变成了维护国家统一的英雄，甚至左倾爱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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