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人被宣扬成正面人物，实际上却有不为人知的险恶一面？
1. 圣女贞德（Joan of Arc）
正面宣扬： 贞德被广泛誉为法国民族英雄，一位神圣的女性，带领法国人民摆脱英格兰的统治，赢得了百年战争的胜利。她的故事充满了宗教狂热、勇敢无畏和牺牲精神，成为法国爱国主义的象征，并被天主教会封为圣人。她的形象是纯洁、虔诚和坚定的化身。
不为人知的险恶一面（或被掩盖的方面）：
狂热与残酷： 贞德的“神圣使命”并非总是温和的。在围攻奥尔良等战役中，虽然她的出现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但她也展现出一种狂热和强硬的态度。有记载表明，她在要求法国军队攻击时，会表现出极大的急切和不容置疑的权威，对犹豫不决的士兵甚至有过威胁性的言语。她认为所有拒绝追随她的人都是不虔诚的，并且对敌人的待遇也并非总是仁慈。虽然她本人可能没有直接参与具体的酷刑，但她的激进情绪无疑会影响军队的行为。
政治操纵的工具： 尽管贞德是出于宗教信仰而行动，但她的行动背后也存在着政治力量的推动。法国王太子查理七世（后来的查理七世）和他的支持者们，在国家危难之际，将贞德视为能够唤醒民心、扭转战局的“神迹”。他们利用了她的宗教感召力，将她塑造成上帝派来的救星，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这并不意味着贞德是故意的操纵者，但她的形象被政治利益所利用，而这种利用可能忽略了她作为一个普通人所承受的压力和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审判的公正性问题： 贞德被英格兰人和其法国盟友（勃艮第人）俘虏后，进行了一场政治审判。这场审判充满了偏见和不公，旨在将她定罪为异端和女巫。她的言辞被曲解，她的信仰被质疑，最终导致了她被处以火刑。虽然这不是贞德本身的险恶，而是她所遭遇的险恶，但历史叙事常常将她塑造成完全无辜的受害者，而忽略了她可能在辩护中犯下的某些“错误”或被诱导的回答，以及审判过程中围绕她的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2. 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
正面宣扬： 拿破仑被誉为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改革家。他被视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守护者，结束了法国大革命的混乱，并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他颁布的《拿破仑法典》至今仍影响着世界各地的法律体系。他的励精图治、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对法国的贡献，使他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偶像。
不为人知的险恶一面（或被掩盖的方面）：
战争的罪恶与牺牲： 拿破仑的辉煌军事成就背后是数百万生命的代价。他的战争席卷整个欧洲，给各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和破坏。他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为了自己的野心和帝国的扩张，毫不犹豫地将无数士兵送上战场，许多人客死他乡。他对被占领地区的剥削和压迫，以及对抵抗者的残酷镇压，也常常被其英雄形象所掩盖。
独裁与压迫： 尽管拿破仑声称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遗产，但他逐渐走向了独裁。他恢复了贵族头衔，重建了警察国家，限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他的政治对手往往遭到迫害或流放。他通过秘密警察和宣传机器来维持统治，并且对人民的监控也相当严密。他最终称帝，也与革命所追求的共和理念背道而驰。
奴隶贸易的维系与恢复： 在法属殖民地，拿破仑重新恢复了奴隶贸易，并积极维护其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他曾派兵镇压海地的奴隶起义，导致了大量人员的死亡和当地奴隶制度的短暂延续。这与他“解放者”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也暴露了他作为殖民统治者和维护现有经济利益的另一面。
个人野心与残酷决策： 拿破仑的许多决策都源于其巨大的个人野心。例如，在决定入侵俄国时，他忽视了严酷的冬季条件和俄军的抵抗意志，导致了“大军团”的覆灭。在军队后撤时，他往往为了保护自己和残余部队而抛弃受伤的士兵，并且对那些可能成为负担的伤兵采取了冷酷的处理方式。
3.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正面宣扬： 哥伦布被誉为伟大的航海家和探险家，他“发现”了美洲大陆，开启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连接了东西方世界，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勇气、坚持和探索精神激励着无数人。
不为人知的险恶一面（或被掩盖的方面）：
对原住民的残暴统治和奴役： 哥伦布及其随行人员在新大陆登陆后，对当地原住民（印第安人）进行了残酷的殖民和剥削。他将印第安人视为可供奴役的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搜刮黄金和抢夺资源。为了逼迫印第安人交出黄金，他们实行了极其残忍的惩罚，例如砍掉不服从者的手，并将其挂在脖子上游街示众。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因奴役、疾病和暴力而死亡。
传播疾病的“贡献”： 虽然哥伦布并非有意传播疾病，但他的到来开启了欧洲人与美洲原住民的接触，而欧洲人带来的天花、麻疹等疾病对美洲原住民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原住民对这些疾病没有免疫力，导致了大规模的死亡，这被认为是殖民化过程中最可怕的后果之一。
贪婪和掠夺： 哥伦布的航行并非完全是出于科学探索的精神，其背后有着强烈的经济动机和对财富的渴望。他希望能找到通往东方的航线，并为西班牙王室带来黄金和香料。他在日记中多次表达了对黄金的渴求，并将其作为衡量当地居民是否“有价值”的标准。
4. 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正面宣扬： 甘地被尊为印度国父，是反抗英帝国统治的伟大领袖，提倡非暴力不合作主义（Satyagraha）和全民抵抗。他的和平理念和牺牲精神被视为现代和平运动的典范，影响了马丁·路德·金等许多民权运动领袖。
不为人知的险恶一面（或被掩盖的方面）：
对种姓制度的矛盾态度： 虽然甘地在公开场合反对种姓制度的不平等，但他本人在某些时期和某些方面对种姓制度的维护存在争议。他曾提倡对“贱民”（Dalits）进行有限的改革，而非彻底废除，并且他的言论和行为有时未能完全摆脱传统种姓观念的影响，这使得一些人认为他对消除种姓制度的承诺不够彻底。
个人生活和家庭关系： 甘地被描绘成一个纯粹无私的圣人，但他的个人生活和家庭关系也存在一些复杂和备受争议的方面。他曾与一位年轻的信徒共同生活，并且他鼓励她的丈夫与他一起共同拥有妻子，这在一些人看来是极其不道德和令人不安的。此外，他对儿子们严苛的要求和疏远，也反映了他作为父亲和丈夫的一面，与他作为公众人物的形象存在一定差异。
对某些政治事件的立场争议： 在印巴分治过程中，虽然甘地致力于和平与统一，但他的一些立场和策略也受到了批评。他反对“直接行动”的政治呼吁，有时他的和平主义立场在面对日益升级的宗教冲突时显得软弱。此外，他对于“大分裂”的责任归属问题，以及对某些暴力行为的态度，也存在一些历史的争议。
总结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列举的人物并非全盘否定其历史贡献，而是指出，任何历史人物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他们的形象在历史的长河中，往往会被不同时代的叙事者根据其目的和立场进行选择性地呈现和美化。
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认知，需要保持批判性思维，不仅要看到他们被高高举起的正面形象，也要深入挖掘其行为的复杂性，理解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其决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真实地理解历史，避免被单一的叙事所误导。这些“不为人知的险恶一面”，并非都是故意为之的邪恶，很多时候是人性的复杂性、时代局限性、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或是被历史叙事有意无意地选择了性地遗忘。
网友意见
这么说，历史上除了类似江姐、张思德、雷锋这些业务骨干精英外，99.99%的历史正面人物都有不为人知的肮脏恶毒一面。
举一个印度的例子，甘地都快被欧美国家宣传成圣人了，但是甘地在对待印度次大陆上穆斯林的态度就异常的恶毒、异常的文化沙文主义。
事实上印巴是不用分治的，大英帝国更希望看到印巴组成一个国家，这才更方便英国人居中调停。
“四一五”政变
1927年3月，北伐军第六军、第二军攻占南京，上海工人发动起义占领上海。3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立即得到西方列强、大买办、大地主以及青红帮的支持，各路恐惧国民革命、仇视工农运动的政客云集于蒋氏门下。4月2日，蒋介石、何应钦、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陈立夫、李济深等在上海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举行秘密会议，密谋“分共”。蒋介石首先发言： （民国）十三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指共产党）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李济深则讲述了广东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情况，他说：“如果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其他各县的农民都将起来效尤，广东的局面就无法维持了。”白崇禧则说：“上海自我军占领之后，工人就组织纠察队封锁租界。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现在外国领事团已经提出严重警告，黄浦江上布满了外国兵舰，兵舰上的大炮都卸了炮衣指向我们，租界里新近调来了不少外国军队。如果发生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要完了。”吴稚晖则发表了“国民党已经变成了火中取栗的猫脚爪”言论。 同日，为了使“清党”取得“法理”支持，国民党坚决反共的右派蒋介石、柏文蔚、宋子文、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古应芬、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在上海道尹公署楼上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到会的国民党部分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都是少数，无法代表国民党中央，这次会议决定由吴稚晖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一个“检举共产党谋叛”的呈文，并盗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咨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以及地方军事当局做“非常紧急处置”。该呈文称： 由吴敬恒提出“共产党连接容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一案，经出席委员共同讨论，……全场一致议决将访察所得首要各人（名单另附），咨请贵委员等以非常紧急处置，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于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一面由贵会公决，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共议处分。 蒋介石则复函称：“中正接奉四月二日贵会全体紧急会议举发共产党谋叛证据来咨，……事关叛乱党国，中正所辖各军汛地已十万火急通电令行照办，静候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共议处分。”由此，蒋介石等军事首领正式非法获得武力“清党”的授权。
“四一二”政变之前两三天，广州已经实行秘密戒严。1927年4月12日，在蒋介石于上海发动政变时，李济深、古应芬等赶回广州。4月14日，李济深、广州警备司令钱大钧、广州公安局长邓彦华、第四军第二十师师长徐景唐等国民党驻穗军警举行联合会议，研究广州“清党”事宜。会议决定钱大钧为广州戒严司令，统筹各方；徐景唐负责石围塘、芳村、花地一带的警备。邓彦华负责市内搜索；第五军军李福林负责河南警备；海军负责珠江水面警备；广州新军阀的军事机器已经启动，在军事上完成了对共产党员和左派工农群众屠杀的准备。
1927年4月14日晚，广州市内各重要路口和繁华地段都设立了岗哨，军队占领了市电话局、市电报局和《广州民国日报》等重要新闻信息部门。15日凌晨，军警开始在整个广州市内搜捕共产党员和左派工农群众。中共广东区委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等200多个共产党和左派工农群众重要组织纷纷遭到查和封闭。至20日，有2 000多名共产党员和左派工农群众被逮捕，刘尔崧、熊雄、肖楚女、邓培、李森、谭其镜、何耀全、李亦愚、张瑞成、毕磊、杨其纲等100多名当时活跃在各个领域的共产党员遇害。
亲身经历过这一恐怖过程的革命者赖先声回忆说： 反动军队上着刺刀，押送一大批约数百工友向中山东路而过，他们个个昂头，雄视，健步，愤慨异常，举手高呼：“反抗国民党屠杀工人、摧残工会！”“打倒反革命军阀！”“拥护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拥护共产党！”“工人阶级自由解放万岁！”前呼后应，鼓噪异常，观者莫不为之动容。……十五、十六、十七日均大戒严，反动军警、反动国民党队伍、反动工贼队伍等，大肆活动，四处搜捕，并派叛徒协同反动岗警站立在十字马路交通警察岗位上，了（瞭）望往来行人和人力车乘客，随时喝令检查，逮捕。
共产党方面，也对新军阀的屠杀政策有一定防备。1927年4月13日晨，广东区委领导人从报纸上得知上海“四一二”政变的消息后，当晚立即举行紧急会议。会议决定，负重要责任的同志停止公开工作，迅速隐蔽；尚未暴露的同志负责日常工作。广东区委决定对广州新军阀的屠杀政策进行反击。杨殷召集粤汉、广九、广三铁路的党员开会，决定捣毁机车锅炉，拆毁跌路，阻止敌人运兵，并准备武装自卫；刘尔崧召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下属各工会干部开会，决定发动罢工，实行武装自卫。尽管实力相差悬殊，但是广州部分工人武装仍然进行了军事抵抗。 1927年4月15日凌晨2时多，第四军3个步兵连及机关枪兵1个小队，联合几百名黄色工会广东机器工会“体育队”武装人员对粤汉铁路总工会发动进攻，遭到粤汉铁路工人武装的断反击，附近及其他工人武装、南海农民自卫军赶来增援，参战工农武装共1 000多人，“施放手枪、抛掷炸弹、手榴弹，与军警激战”，敌人屡攻不下，伤亡惨重。广州戒严司令部被迫增兵，调来第五军步兵1个营、机关枪兵1个连；广东机器工会“体育队”派出汽舰两艘，运载“体育队员”迂回到工人武装侧后发动攻击。激战至16日上午10时，工农武装才撤退，后被兵力占优势的敌人截击而溃散。广三铁路工人也进行了反抗，“彼此激战颇烈”；省港大罢工工人与敌人激战，“双方发生枪声数百发，全城轰动”。工人还破坏广州外铁路路轨，粤汉铁路黄沙车站机车有4个被工人拖走，3个被毁坏，广州对外交通陷于瘫痪。 然而实力上存在巨大悬殊，局部反抗不能改变整体上广州共产党和左派工农群众被动的局面。广州“四一五”政变，标志着广州国共两党的合作局面彻底破裂。广州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左派工农群众运动受到沉重打击。然而，广州毕竟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在北伐前也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因而共产党的活动虽然转入地下，但依靠其雄厚的群众基础，对于国民党新军阀仍然是严重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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