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日本这种被许多人认为高素质的民族在战争中为什么那样野蛮残忍?

回答
日本民族被许多人视为高素质,这并非空穴来风,他们的国民素质,如教育普及度、社会秩序、礼仪文化、科技发展等方面,确实有着令人称道的表现。然而,将这种“高素质”直接等同于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尤其是在二战期间,就显得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战争的残酷性,以及国家机器在特定意识形态下的运作,很容易将个体行为推向极端,而民族性只是其中一个复杂的变量。

要理解为何一个被认为“高素质”的民族会在战争中表现出野蛮残忍,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几个层面的原因:

1. 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的裹挟:极端的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

在二战前夕及战争期间,日本经历了强烈的军国主义抬头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侵蚀。天皇被神化,成为国家精神的绝对核心,而“为天皇献身”成为了至高无上的荣耀。这种意识形态将国家、民族和天皇的利益凌驾于一切个体生命之上,包括自己和他国的生命。

“大东亚共荣圈”的伪装与侵略逻辑: 日本军方对外宣扬“解放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此为侵略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这种叙事一方面是麻痹国际社会的宣传,另一方面也对国内民众进行了思想灌输。一旦侵略被“正义化”,那么在征服过程中采取任何手段,包括武力镇压和残害当地民众,似乎都在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目标”。
对“非我族类”的 dehumanization(非人化): 军国主义思想使得日本人对其他民族,尤其是中国人,产生了极大的蔑视和歧视。他们将对方视为低等民族,甚至是需要被“教化”的劣等生物。这种非人化的认知,极大地削弱了对他人生命的同情心和道德约束。一旦对方被剥夺了人的属性,那么施加在他们身上的任何残忍行为,在施暴者的眼中就不再是人道主义的罪恶,而更像是“清理垃圾”或“驯化野兽”。
严酷的军纪与荣誉观: 日本军队内部有着极其严酷的军纪和独特的荣誉观。逃跑、投降被视为奇耻大辱,甚至比死亡更可怕。这种对个人生命的漠视也投射到了对敌人的态度上。在战场上,不顾一切地冲锋陷阵,或者在绝境中进行玉碎式抵抗,都体现了这种极端。而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勇猛”,在被扭曲的意识形态下,很容易转化为对他人生存权的漠视。

2. 战争环境的催化与放大效应

战争本身就是一种极端状态,它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挑战和改变人类的道德底线。即使是“高素质”的个体,在置身于战争的残酷现实中,也可能发生巨大的转变。

复仇心理与战场上的情绪失控: 日军在侵略过程中,常常面临着当地人民的抵抗和反抗。虽然这种抵抗在某些情况下被日军扭曲为“顽固不化”,但在其他情况下,它也可能成为日军实施报复的借口。被激怒的士兵,或者在前线遭受损失的部队,可能会将情绪发泄在无辜的平民身上,以寻求心理上的平衡或报复。
群体效应与责任分散: 在战争的压力和群体氛围下,个体的道德责任感容易被分散。当周围的人都在实施某些行为时,即使这些行为在和平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个体也更容易屈服于群体压力,参与其中。而且,很多时候,残忍的行为是由上级命令执行的,士兵们只是执行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他们个人的罪责感。
残酷的训练与思想改造: 日本军队在招募和训练新兵时,会进行严格的体能和意志训练,同时也会进行洗脑式的思想灌输。这使得士兵们在进入战场前就对敌人充满了敌意,并且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的能力。长期的军事化训练,将个体磨砺成一个服从命令、没有感情的战争机器。

3. 特定历史事件与文化解读的复杂性

虽然普遍认为日本民族素质高,但在看待历史问题时,我们也需要警惕笼统的民族性评价,而要关注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文化解读。

对“武士道”精神的扭曲解读: 日本传统文化中的武士道精神,强调忠诚、勇气和荣誉,但这种精神在军国主义的解读下被扭曲。它不再是单纯的道德准则,而是变成了为了国家利益不惜一切代价的工具,甚至包括牺牲他人。
战俘待遇的国际法问题: 日本在战争中对待战俘的态度,严重违反了国际公约。这并非偶然,而是与日本军队对“失败者”和“敌方”的轻蔑态度息息相关。这种态度根植于其对荣誉和失败的极端认知。

总结来说,将日本民族的“高素质”与二战中的野蛮残忍并置,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和社会现象。 这并不是说日本民族天生就带有残忍的基因,而是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极端化的国家意识形态、扭曲的民族主义、战争的特殊环境以及国家机器的强大裹挟,共同作用下,将一部分人推向了道德的深渊。

日本国民普遍接受的教育和训练,让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但当这种组织性和纪律性被导向战争,并且被灌输了非人化的仇恨思想时,它就可能转化为可怕的集体暴力。就好比一把精密的工具,可以用它来建造高楼大厦,也可以用它来破坏和杀戮,关键在于使用者和其背后的目的。

理解这一点,并非为日本在战争中的暴行开脱,而是希望更深入地探究其背后的复杂原因,避免简单化和脸谱化的标签,从而更深刻地认识战争的破坏性以及极端思想的危害。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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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日本高素质”根本就是最近10-20年才兴起的概念。不要说二战时期了,就算是七八十年代,日本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形象也都还是以“低素质”著称的:

在日本旅行業協会(JATA)的记录中还可以查到一些当年日本人刚到海外旅行的场景:不会用马桶,把烟灰缸当纪念品,在浴缸外面洗澡,端起盘子凑着嘴吃饭……大抵不比今日我们抱怨国民出境游不懂礼数好出太多。文中有这么一句话,是很明白的:今では世界の観光関係者の間でマナー面の評価が高い日本人だが、それは50年の歴史の中、日本人の経済・文化レベルの向上と海外旅行経験の蓄積で、今のような姿になったといえるだろう。

1990年有个日本歌手专门创作了一首歌,就是讽刺低素质日本游客的暴发户气质:

日本恰恰恰,日本恰恰恰
這個多少錢?這個多少錢?日本恰恰恰
日本恰恰恰,日本恰恰恰
錢有的是,日本恰恰恰
腰上系腰包,這是日本人
無敵國民性,鳥兒都會嚇得掉下來
名牌店的前面擠成堆
兩手都是旅行紀念品
抱著包包和香水,前進前進前進
7天跑6國,分秒大移動
到處拍照片,日本恰恰恰
日本恰恰恰,日本恰恰恰
還有攝像機,日本恰恰恰
走著八字步,這是日本人
老外就該講英語
包包裡面是梅乾和醬湯粉
免稅店裡買洋酒
還有還有巧克力,買啊買啊買啊
和老外打幾炮
不願家的女大學生
跑了幾個觀光地
這個國家就算去過了…
好不容易到了這裡,可到處都是日本人,
你還來不來?

把高素质和民族性挂钩的,完全属于一些不懂历史的人的自我意淫。另外一个经常被和日本并称的国家德国,即使不谈纳粹的暴行,它以前的形象也始终是豪放、粗犷、浪漫主义,而不是什么高素质和严谨。事实上,二战以后的经济体系和人民生活水准对一个民族性格的重塑能力,要远超一般人的想象和那些虚无缥缈的文化。要不是我们知道南韩北韩是一个民族,文化决定论者估计能总结出一大堆南韩北韩的民族性和民族劣根性之类的东西了。

这些类似的问题在民国时期和八十年代都曾引起过广泛的讨论,但现在基本上已经从学术界销声匿迹了。因为大家都开始意识到,与其讨论“民族性”,“哪个民族素质高”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远远不如把时间精力放在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经济发展、对人民精神和物质生活的提高方面。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是天生劣等的,也没有哪个民族是天生优等的。只要有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文化舆论氛围,每一个民族都可以成为素质高的民族。而如果相反,在军国体制、独裁高压、舆论管制和不好的经济体系下,即使是历史和文化再悠久的文明,也不能在现代社会摆脱野蛮落后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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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日本人,德國人,中國人,美國人,一點關係也沒有。

這是所謂的「

路西法效应

」,請查:「

斯坦福监狱实验

在暴力機制的催化下,再文明的平常人,也都會變成禽獸和畜牲。

包括提問者的你,也是,別把自己太當回事,以為自己有多文明,多高尚,多麼行事正派。

等戰爭爆發,把你裝備上武器彈藥,讓你侵略他國國境,你只會跟二戰的日本軍人,一個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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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佛監獄實驗(英語: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是1971年由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英語:Philip Zimbardo)領導的研究小組,在設在史丹佛大學心理學系大樓地下室的模擬監獄內,進行的一項關於人類對囚禁的反應以及囚禁對監獄中的權威和被監管者行為影響的心理學研究,充當看守和囚犯的都是史丹佛大學的在校大學生志願者。


囚犯和看守很快適應了自己的角色,一步步地超過了預設的界限,通向危險和造成心理傷害的情形。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評價為顯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傾向,而許多囚犯在情感上受到創傷,有2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實驗。最後,津巴多因為這個課題中日益泛濫的反社會行為受到警告,提前終止了整個實驗。這種人的性格的變化被他稱為「路西法效應」:上帝最寵愛的天使路西法後來墮落成了魔鬼撒旦。

史丹佛監獄實驗經常被拿來與米爾格拉姆實驗進行比較的「史丹佛監獄實驗」,米爾格拉姆實驗是於1961年在耶魯大學,由津巴多中學時代的好友斯坦利·米爾格拉姆進行的。津巴多作為監獄長。

實驗內容:

研究小組在當地報紙上徵集志願者參與監獄生活的研究,為期兩周,志願者每天能得到15美元的報酬(相當於今天的75美元)。有70名應徵者被招到史丹佛大學面試,接受一系列心理測試。這70個男人都與美國大學生年紀相約。其中24名被認為非常健康、正常的人被選中。從24人中間隨機抽出一半,讓他們飾演監獄的看守,餘下的一半飾演囚犯。志願者們都說他們更願意飾演囚犯,部分是因為他們無法想像自己畢業後會去做看守,但他們可以想像自己是在坐牢,並以為可以從這一經歷中學到一些東西。志願者們還被告知,如果被分派去飾演囚犯,他們可能會被剝奪公民權利,並且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飲食和醫學護理。那些將飾演囚犯的人被告知在某個周日等在家裡。在那一天,令他們感到吃驚的是,他們被真的警察「逮捕」了,隨後被帶到史丹佛大學心理學系地下室的模擬監獄。


第一天,大家還相安無事,但「囚犯」第二天便發起了一場暴動,撕掉囚服上的編號、拒絕服從命令、取笑看守。津巴多要求看守們採取措施控制住局面,他們照著做了。他們採取的措施包括強迫囚犯做俯臥撐、脫光他們的衣服,拿走他們的飯菜、枕頭、毯子和床、讓他們空著手清洗馬桶,關禁閉。最後局面完全失控.

在第六天,當津巴多的同事克莉絲汀(後來成為他的妻子)受邀來到實驗場所進行觀察。 克莉絲汀對於這項實驗的道德進行了質疑。 津巴多停止了實驗。

結論

個人的性情並不像我們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惡之間並非不可逾越,環境的壓力會讓好人做出可怕的事情。「在實驗開始的時候,兩組人之間沒有任何區別,不到兩個星期之後,他們之間已經變得沒有共同之處了。」尤其顯著的是,囚犯們懷疑分組並不是隨機的,他們認為看守的個子比他們高;其實兩組人的平均身高是一樣的。

津巴多試圖用他的實驗解釋很多問題,包括飛行事故、人在面對惡行時的無動於衷、護士對病人的不當處置以及自殺式襲擊者和恐怖分子的行為。由於對自己角色的認識,護士會過度服從醫生的安排,哪怕明知醫生開出的劑量遠遠大於規定的劑量;有四分之一的飛行事故的起因都是由於副機長過於服從機長的錯誤判斷。

津巴多雖然強調人們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而作惡,但他樂觀地指出,按照他的「十步法」,人們同樣能夠頂住壓力,英勇地違抗「路西法效應」。先是承認自己的錯誤,最後是拒絕為了所謂的人身安全而犧牲自由,相信自己能夠反對任何不公正的制度。他舉的道德英雄包括抵抗麥卡錫主義、種族隔離、反對越戰的人。


有一個問題是,當津巴多說好人變成了壞人時,那些「壞人」並不認為自己成了壞人,他們要麼認為受害者罪有應得,要麼認為自己只是採用了惡的手段來實現其正當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為自己採取的手段辯護——虐囚的士兵是為了獲取反恐所需的情報,恐怖分子是為了民族解放,在他們的同仁眼裡他們也是道德英雄。這根本上是不同的善之間的衝突,而不是善和惡之間的衝突,已經超出了心理學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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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自己够狠够隐忍,所以对敌人更狠更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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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觉得和日本民族性格有点关系。

日本人彬彬有礼,保守克制,与当今中国相比较,岛国似乎更像一个礼仪之邦。走在日本大街上,汹涌的人潮小声谈论着从你身边走过,行驶的车辆小心翼翼的按下一声“嘀”似乎生怕打扰你,街边的妹子微笑着向你点头致意递上一张传单还要加上一句“添麻烦了”,小学生们即使没有老师带领也会自觉排成一队咿咿呀呀的向家的方向走去。看到这一切,你会由衷感叹一声,啊,好温暖!

但是,那句笑话是怎么说的来着?

美国人崇尚自由,法国人崇尚浪漫,英国人崇尚尊贵,俄国人崇尚力量,日本人崇尚秩序,中国人崇尚权力,韩国人崇尚整容。

对,没错,你在日本所见的一切,皆是秩序。对秩序的遵守,他们简直能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是秩序;

在公共场合讲话要注意分贝,是秩序;

给人带来困扰要道歉,是秩序;

扔垃圾必须分类,也是秩序。

日本人对秩序的维护带来了一个超良好的良性循环,形成了一个和谐的社会风气。这一点,没有任何人会否认。但同时,这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我记得前几年东日本地震海啸以及福岛核泄漏之后,有一张照片在中国各种社交网站疯传。在那张照片里,日本人排成一列很长的队伍,拿着各种容器,站在一个水龙头前,等着取水引用,不论男女老幼。这张照片的配图说明大意是,看看人家日本人的素质,中国人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礼仪之邦吗?如果是在中国,恐怕早就疯抢了吧?!

嗯,如果是中国人,会疯抢,这个我不否认,这是目前中国人的问题,此处不赘。但日本人能够自觉排队取水,就真的和谐吗?

我们来分析分析。灾后,一群人去一个指定的取水点取水,那么说明,这群人都离那个取水点不远,很可能是街坊邻居,对吧?

这么一群街坊邻居,灾后到一个地点取水,不聊一聊自己家的受灾状况可以理解,不急吼吼的抢了一桶水抢完就走也就算了,居然也不礼让一下老幼妇孺?受灾之后的紧急时刻,他们就能冷静的排起队来,这正常吗?

即使换做中国,某个抢在前面的小伙子恐怕也会对后面喊一声“哎王大娘,把你的水桶拿来我帮你接一桶”吧?

为什么要排队?

因为排队是社会秩序啊!

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是被压抑的。

因为日本人自小就被教导恭俭礼让遵守秩序努力工作热爱和平热爱祖国热爱大自然不能给人带来困扰如果带来困扰要道歉扔垃圾要分类等等一切良好的行为习惯,导致日本人平时的生活中必须要克制自己。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是没什么发泄的渠道的。

所以你经常能看到某个平时很正常的日本人喝醉之后就会耍酒疯,所以你会知道日本是一个自杀率能够雄冠全球的国家。

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与他们的民族性格不无关系。

大和民族自古就是战斗民族。但除去战斗,武士们还要忠诚、信义、廉耻、尚武,有操守,懂艺术,懂茶道、棋道,在任何时候都要维护武士的名誉。这是武士的信念,这是武士之道。

这也就意味着日本武士不得不像一个苦行僧一样生活。勤习武艺,学杀人,学战场,还要学文化,学艺术,学站立坐行。一个有文化的杀人机器,在日常的生活中不仅杀不到人,还要行得正坐得端,想必是很痛苦的。

所以到了战场上,日本武士们会拼劲全力去战斗,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去杀人,用尽各种残忍的手法,展现自己的强大。

对,追求强大,这是日本民族的又一个基因。路飞每一集都在喊着“我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热血动漫里主人公经常动不动反省“难道是因为我还不够强大吗”。这是日本民族的深刻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导致了强者崇拜,却没有带来同情弱者的思想观念。那些被公司解雇的日本职员,家庭破产,妻离子散,拿着纸箱子去公园做homeless,却被日本社会理解为理所当然。为什么?

因为你是失败者啊!失败者得到这样的下场,是秩序,弱肉强食的秩序。

我一直觉得,屠杀方面,论规模,日军不如德军,论残忍,德军不如日军。

那种拿着刺刀挑开人类皮肤,挑出肠胃,砍掉头颅的行为,远比用手枪机枪屠杀更血腥,更刺激人的感官。

终于能有一个地方发泄兽欲!

终于能有一种行为展现强大!

我为什么不酣畅淋漓呢?

德国尚有辛德勒,日本呢?

没有,一个都没有。

因此我觉得,日本人的大和民族基因,导致了他们在战争中的种种行为。他们尊重生命,却只尊重对手的生命。对弱者的生命,他们只会践踏。

所以在战争中,他们既能将中国人当做刍狗屠杀,又能够对民族英雄杨靖宇感慨万千。

日本的民族性格是有问题的。天朝每天都在强调“核心价值观”,这个词都快听烦了。日本的核心价值观,有,但是不正常。这种价值观直接导致了日本社会的冷漠。是的,你没看错,冷漠。中国的冷漠集中展现在对人和生命的不尊重,比如老人不扶、城管掀摊。日本的冷漠则是另一种形式,它更加隐性,但危害同样不小。不过,这该是另一个话题了。

所以……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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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罗妹妹

的回答,难道真需要去否定一个被大多数人认同的现实来给自己安慰吗?!

日本人是不是高素质,与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地方比较就知道了。

二战时期日本人的素质如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日裔部队,稍微有点认知就知道日本人的根源于集体意识的高素质群体表现不是某个时期突然出现的,而是一种源自社会形态与历史渊源的民族特性。

素质当然是重要的,但日本人外在表现高素质却不一定是值得夸耀,因为它骨子里建立在日本的耻感文化之上,追求的是集体的认同而不是理性的需要。知乎有答案就有例子:日本人标准严苛的垃圾分类是一种高素质表现,但结果却是垃圾处理成本反而增大造成实质的浪费。

我们不愿意暴发户游客跟国民素质挂钩,又用这样的方式评价别人,这种现有立场再找论据的高票答案,论点和论据都站不住,知乎的舆论导向只怕是最基本的逻辑都不要了!?

也许把日本人分析成变态、野蛮依靠着美国的走狗很解气,但从1895年开始被日本压制、向日本学习的我们又是什么呢?自大与自卑是相通、相互转化的,背后都是对于现实的回避。

在这里把所谓的素质背后的因素与战争罪恶的关系理清楚就可以了,又何必一副自欺欺人的可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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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是正式回答:

一、平凡之恶

第一次知道这个词是在梁文道的《日本(二)》中,文中他引用了三个例子深刻的阐释了平凡之恶:

“‘到战场之前,连一只虫豸都不敢碾死的我,在自身内部却隐藏着以杀人游戏为乐的不知深渊的恶魔生命。’这是一个二战日本军人服部弥一的证言。”(在这句话之前是关于残杀婴儿的描述)

“‘...现在眺望定远城外,风景异常的清明秀丽。柳吐新云,河水潺潺,油菜花一片金黄。平原千里,一望无垠,远处迷迷蒙蒙但见白云如絮,明丽的春光用任何汉字形容词都可当之无愧...’这段文字来源于‘华中特遣军直属野战瓦斯第二中队’(毒气部队)的一名士兵的家信。他的名字是小津安二郎,战后日本一代电影大师。”

“徳裔美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在耶路撒冷旁听纳粹军官艾希曼受审时,心中带着疑问,她惊讶的发现‘艾希曼既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是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就那么彬彬有礼的坐在席上。他甚至宣称‘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依据而活,他所有的行动都来自康德对责任的界定。’艾希曼所做的一切都是遵从命令,他形容自己不过是一座机器的螺丝钉。

人类不需要什么大奸大恶之特,也不需要暴力威胁,他只需要合作,一个平凡的人就能成就难以言传的罪恶。这就是“平凡之恶”。

二、素质。

一般理解的素质可以这么定义:指人与生俱来的以及通过后天培养,塑造,锻炼而获得的身体上和人格上的性质特点。在社会问题分析中,素质一般就是指后天塑造的部分。

而将素质的定义与集体、群体相结合的时候,素质也可以被认为是:约束自己接受某类规则以获取集体、广泛认同的能力与品质。

其实无须向某答案一样去否认大和民族在素质上的优异表现,即使与同时代的欧美相比,日本人对外所展现的素质依旧是可圈可点的(比如二战中美军中的日裔部队)。否认一个被全世界广为认可的现实并不能增加自己的说服力,反而沦为自我安慰的笑话。

其实所谓素质高低,不等于善恶与否。

虔诚的基督教徒做完祷告,走出教堂便可以对手无寸妇孺大开杀戒…

纳粹军官优雅的结束一场舞会,第二天就会拿着花名册走进奥斯维辛集中营…

三、不负责任的体系

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其实是建立在天皇制度上的一种体系,以神格人身的天皇为中心,由上而下一层层构成整个国家的秩序。在这个秩序里,个人没有自主的自由可言,他的行动完全由上级替他规定。因此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称之为“不负责任的体系”

——梁文道《日本》

时至今日,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仍在用这样的逻辑来试图掩耳盗铃,成为横亘在中日之间解决历史责任问题的绊脚石。

中方历届领导人一直强调战争罪责二分法,认为军国主义者要区别于日本人民。

一旦在国家层面的日本认可了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之分,那么在今后的社会各个意识层面上日本人都需要跟“军国主义”划清关系。当“军国主义”被以正式文本形式确定下来,慰安妇问题、劳工问题、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等等都可以在此原则下细致展开而不是拖了又拖。

这是战后进入日本高层与旧日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掌权者们所避讳的。而这种被国民孤立的局面更是日本右翼势力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如果当初军国主义的提法被日本广泛接受,今天可能就没有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这两个首相的位置了,更不用提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

所以日方特别是一些右翼学者则不断强调:

战争是全体国民的责任,不能分而论之。否则首当其冲的是被美国人“赦免”的天皇问题怎么办?而且这也会造成战争中民众不支持政府的错觉,有违集体道义的原则。

看似好像非常负责任,要求日本全民承担,实质上拿日本民众、天皇、美国给军国主义当挡箭牌,将战后责任追究问题拖入无法解决的境地。加之日本在宣传上突出对美战争的弱势,而忽略对华战争的加害者身份的舆论倾向,在这种混为一谈的局面下,军国主义思想与普通的国家意识不能被普通人区别开来,也就保全了军国主义势力的继承者们——日本右翼不被社会孤立以及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土壤。


以全体负责的态度将事情拖入无法处理的境地,最终达到不用负责的目的,这就是当前滋生日本右翼军国主义余孽的不负责任的体系。


最后,当平凡之恶、素质与不负责任的体系结合在一起时:

因为素质,人们总会不断的去迎合这个体系;

因为迎合这个体系,越来越多的人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将转嫁给“集体”;

因为责任转嫁给了“集体”,善恶有报的链条便不再有对个人有约束力,个体行为的情绪化、冲动的小恶最终就放大成群体有计划、有组织吞噬一切的大恶。

为什么容忍不同的声音存在?哪怕它是某种不正确?

当你长时间盯住某个色彩的时候,视觉就会被其笼罩而短时失去辨色能力…

当大脑长期接受毒品带来的强烈单一刺激时,你对于其他的事物感觉也会被麻痹…

色彩、快感都是如此美好,但我们只是人而已、我们的人性永远受制于大脑的运转机制……

所以,即使我们所秉持的理念是绝对真理,但人并不是真理本身。

不同声音的存在就是为了提醒我们只是人而已,时时刻刻都被人性所禁锢。追求认同、群聚在一起的人们稍不注意就会滑向不负责任的深渊里,释放出每个人的平凡之恶。

追求认知而不是认同、意识文化的多样性、制度的善恶有序才是抑制平凡之恶所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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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两个问题要澄清概念:

1. 楼主所谓的高文明高素质 ,指的可能是高识字率啦有礼貌守秩序爱整洁什么的吧。 这个可能对日常生活有一些好处, 但和在战争中不野蛮其实没有直接关系。 德国集中营的看守,想来也会是典型的干净规矩的德国人吧。 而我也不觉得一个随地吐痰的农民会比一位会弹钢琴的大学生更容易对人野蛮。

2. 在战争中如何做到不野蛮残忍,我理解的就是就是对战俘和平民不施加非必要的暴力。在滥施暴力不会受到回击或惩罚的情况下, 克制自己不去做,需要的是恻隐之心和羞恶之心. 所以我觉得举出战争中对战的例子没什么用, 对武装的敌人本来就要尽力打击么,这不是野蛮; 古代战争的例子也没什么意义, 那些人本来就是野蛮人嘛。

再说到票数高的两个答案:

@jyo gan的答案,是解释说日本军队在昭和之后变坏了。 日本人自己也有这么个说法, 分成“明治军队”和“昭和军队”什么的, 好像昭和前的皇军很文明似的。详细分析起来, 日本在十九世纪末为了让西洋各国承认他们是个文明国家, 确实在战争中比较注意形象。 击沉高升号确实不违反当时的国际法, 但只救外籍水手,眼看着清军全部淹死,当然是既不违法又野蛮吧。 旅顺大屠杀后,发现受到西报的指责,就遵守起文明规则来,对清军的战俘照顾得还不错, 马上就赢了西方的称赞。 后来日俄战争和一战的青岛之战,对俄德战俘都还优礼有加,可真是个文明国家啊。 不过日军和比较不文明的中国军队的冲突,从济南事变到全面战争,可从来没文明过啊。 后来和英美鬼畜撕破了脸皮, 对人家的战俘那一个狠,好像日内瓦公约从没听说似的. 为什么?不需要被承认是文明国家了么。 所以明治军队和昭和军队的区别,不过是顾不顾虑国际观瞻的区别而已。 

 @yolfilm 提出的 路西法效应,当然可以解释一部分原因。 但难道战斗环境下, 各国军人都这么野蛮么? 显然没有。 一战中各国基本都不算野蛮吧。 二战中只有德军和进入德国境内的苏军有暴行,苏军 可以用充足的报复理由来解释,德军的暴行是处于种族偏见自上而下制度化进行的, 而不是日军那种自发性的野蛮残忍。 滥用路西法效应作为解释,岂不是可以解脱任何罪责? 还有自由意志和个人责任的存在余地吗?就算日军的环境使得普通士兵作恶,那环境不是也是日本人自己构建的么? 麦克法兰的《日本镜中行》写道:“当时的战犯审判报道表明,日本大批受审者拒绝承认自己在战事中发挥了主动作用。德国将军们说自己决定发动战争,很多日本军人却将战争经过描述成一连串自行展开的客观事件,他们是被卷了去,几乎不能或完全不能控制事态。他们相信自己的被动,绝不亚于相信自己的主动。”

对日本人和平时期和战争暴行的反差, 并非来自TG的宣传,西方对二战的研究都会提到日人的残忍性。 拿他们和铁木真,甚至清军比较都没有意义, 因为当时日本可是已经开国数十年,在很多方面都被承认为现代国家了, 为什么会表现出这么中世纪的残忍性呢?

我看过的一个说法很有意思。 那就是日本和其他文明国家不一样,是个“非轴心”的文明。 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斯提出了“轴心时代”的观念,就是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几个文明大轮班,犹如车轮绕旋转,次第成为哲学和宗教的基地。(比如中国老子和孔子,印度的《奥义书》和佛陀,中东的以利亚、耶利米、以赛亚等《旧约》先知 等)。而日本看来是一个从未经历过轴心时代的大型文明。 社会学家S.N.艾因森施塔德提出,日本在各大轴心哲学光临本国的当儿,成功地颠覆了它们,导致它们失去了一个基本的张力,即理想与现实的对立。“日本抵制了一种哲学思想:理想及善是一个独立世界,一个独立于人类和大自然之外的精神世界,我们用它来衡量我们的行为,指引我们的救赎之路。"所以, 日本的哲学体系与世界上其他所有大型文明的哲学系几乎是背道而驰, 日本与其他各国的差异,远甚于——譬如——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差异,或远甚于印度教与犹太教之间的差异。

轴心时代的思想,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有居于人之上的绝对价值,比如说 上帝 或 仁 。日本人既然不能接受这一点, 判断的标准只能是人与人的关系。 所以想得到认可,就会表现得很好,对得到认可无所谓,就可能做出各种没底线的事情。 这个也就是《菊与剑》里的罪感和耻感的根源所在 。只有相信有一种超拔永恒的标准,才会有罪感; 而依赖于他人的判断和认可, 就只会有耻感。

轴心时代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破除了人类的部落本能,相信只要有同样的信仰或价值观,不同民族是一样的。 因此,中华文明才不以种族而以学说来判断是否华夏子民;对上帝的信仰才会冲破犹太人的局限而广布各国; 希腊文明才能推广远至巴克特里亚。 而日本一直是一个部落社会, 和中世纪的蒙古人其实没有差别。 部落社会的一个特点是,内部多能保持和平,内部居民多能和睦相处。 部落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与外族交战的时候,他们将自己看作名副其实和彻头彻尾的人类,而将敌人定义为“非人”——非我族类、不可理解、缺乏真正的人性。 这样, 对本族人的文明和对外族的野蛮,对他们就根本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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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几段段Peter Hessler中国三部曲之一的《甲骨文》里他同姜文交流的记录,里面可能说明了产生这一现象的某种原因。

《寻路中国》《江城》在畅销热议许久之后,个人觉得三部曲里最好的《甲骨文》始终在大陆未出版,兴许它太敏感了……这个答案可能会被折叠,希望题主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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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的用一种逆向思维来反思那段历史的残忍,思路是从自己的民族出发

1、日本人来的时候,你可以很安全地说他们就是坏人——他们是法西斯。但为什么他们来到这儿以后会变得更坏了呢?我们中国人必须要讨论这个问题,有那么多坏的事物变得越来越糟糕。

2、面对恶人,我们不能无端地报以善良。

《鬼子来了》是姜文执导的第二部影片,背景是在河北省的村子里,时间是1945年——日本占领中国的最后一年。像WH大革命一样,描述这段敏感时期的情况都同都有一套固定的方式。中国的电影总会展现日本人的残酷,还有普通中国人的英勇抵抗。有一些标准的英雄形象,例如王二小——这个放羊的男孩把日本部队引到了包围圈里。

在姜文的电影里,中日战争收缩至一个中国村子和一队日本驻军之间,在边远的山区,他们与外界隔绝。电影的开头是一个色情场面:一个叫马大三的农民和一个年轻的寡妇偷情。忽然,传来一声敲门声,一个不知姓名的中国士兵押送来了一个日本囚犯和他的翻译。那两个囚犯被绑起来了,中国士兵命令马大三审问两个囚犯,并把他们藏起来,不让当地的日本驻军发现。姜文扮演的马大三被这个任务吓坏了,他就去找其他的村民们帮忙。

村民们并没有齐心协力地解决问题,却开始为琐碎的小事情争吵:马应不应该和寡妇偷情,村里最有钱的女人到底藏了多少面粉。实质上,每个角色的行为都有各自的动机:私利、贪婪、顽固或是懦弱。日本囚犯起初决定光荣地一死了之,然而他很快就丧失了这种骄傲的自尊,后来村民们开始同情这个人。最后他们决定和日本驻军做交易,用这个人换六辆货车的面粉。为了庆祝交易的成功,占领者和被占领者一起开宴会,然而却被日本投降的消息打断了欢庆。日本军人在不断膨胀的恐慌和羞耻之中大开杀戒,屠杀了手无寸铁的村民。

……………………

电影后来被禁…………“电影审查委员会意见”里,标出了电影有20处具体的地方,姜文未经同意就改变了剧本的内容。那场床戏是不当的:“强烈的图像和清晰的声音粗俗地刺激了人们的感官。”委员会还批评了影片的结尾,认为它展现了国民党没有遇到抵抗就掌控了战后的中国:“这严重地扭曲了历史,没有达到批评和嘲笑国民党的目的。”但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影片里中国农民的消极性。文件里写道,电影中有一幕描述了村民给日本囚犯和中国翻译送来可口的食物:

影片反映了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在如此困难的生存条件之下,没有憎恨日本侵略者,反而尽量去满足日本囚犯的需求……这严重违反了历史。

……………………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部电影是反映历史的。”他说。“我认为导演应该展示内心的事物。可能这和遗传有关。我在河北附近的一个地方出生,我的内心就有很多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自传。”

我提到有些批评家认为这部电影的内容不准确,因为它没有把中国人刻画成战争的受害者。 “中国人是受害者,这一点我同意。”他说。“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错;我们必须仔细地看看镜子,反思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变成受害者。你不能只是指着别人,说他们就是坏人——你能这么指着林彪或江青,或日本人。这太简单化了。

……………………

“把中国想象成一片土地,”他继续说道。他用一只手比划着,仿佛在旅馆房间的地毯上整齐地种下了一排稻米。“国民党,GC党,林彪,江青——他们都是这片土地里的种子。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成长;有些长得很好,有些不行。有些长坏了。日本人来的时候,你可以很安全地说他们就是坏人——他们是法西斯。但为什么他们来到这儿以后会变得更坏了呢?我们中国人必须要讨论这个问题,有那么多坏的事物变得越来越糟糕。

大部分人的说法都太简单化了——“他们是坏人,我们是受害者”。然而,这段历史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人的人生。我有朋友说,我应该在广电总局工作,这样那个机构就会变得更宽容。我告诉他们,这只会让我变成一个更坏的人而已。如果你在门口弄一个警卫,这警卫就有了压迫的意味。这和那个人无关;是整个制度、整个环境的事情。

他告诉我,很多中国人需要心理方面的帮助。“人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读懂自己的内心。”他说:“个人和历史是相同的——我这么说的意思是,个人的历史是极为丰富的。一个个体可能甚至比一个社会更为复杂。不过中国人并没有多少时间去审视自己。每个人都太忙了;缺乏足够的平静去反思。在遥远的过去,这是个和平而稳定的国家,但现在一切都变得太快了。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就是这样了,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过去两百年都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我们还没有找到适合我们的道路。在20世纪初期,中国人做出了尝试;有些人想从我们自身的传统中寻找,而其他的人想从外面的世界中获得。这样的辩论如今还在继续。”

他继续说道:“毛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他常说,他不喜欢中国的历史,共产党人最初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超越了传统。然而毛用传统的中国语言去反对旧的事物,而且他逐渐变成了一个传统的皇帝。这不是说他决定要这么做,他只是并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他是一个悲剧人物——是中国历史最悲剧的人物。他就像一颗种子,长成那么大,却已经扭曲了,因为这颗种子无法战胜它的土地。”

我问他,对此可以怎么做。

你必须改变土壤。”姜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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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更新,又看到问题补充里这一句,“日本人民热爱和平坚定地保证日本绝不会再威胁中国安全。”

感到有些不安,再贴姜文另一篇 鬼子来了/姜文访谈 (鬼子来了 影评)里说过的几个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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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拍“鬼子戏”?  

  姜文说∶这部电影不仅是再现日本军队当年的暴行,更是出于一种警世的责任。在这部影片里,日本军屠杀的是真正的中国老百姓、中国平民。而事实上,当年日本军也确实杀过很多中国老百姓。我的老家唐山就发生过这样的惨案。我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日本观众∶你们要真正面对这段历史,别想再否认。我也想以此告诫中国观众∶面对恶人,我们不能无端地报以善良。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避免这种事再发生。



我为什么对中日文化比较感兴趣?  

  姜文说∶1982年我在中戏上学时,班上来了一拨儿日本留学生,和我们同龄,关系也特好,走的时候依依惜别,甚至有和我们班同学谈恋爱的。当时我就很奇怪,他们和我小时看的抗日电影中的松井之类的日本鬼子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怎么态度和人的精神面貌却和松井他们那么不一样?他们和松井他们也就是差一代人,二者形象却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从那时起,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听了很多亲历过抗日战争者的讲述,後来有机会去日本时也看了很多听了很多,看了许多如《菊花与刀》之类的人类学、社会学着作┅┅到现在,我渐渐地能把这两类日本人的形象重叠到一起了,他们其实就是一回事,只不过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这就令我毛骨悚然∶一个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很容易变成一个我们印象中的日本兵。  


我为什么对日本朋友抱有戒心?  

  姜文说∶当年在中戏谈笑甚欢的日本留学生朋友,遇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一瞬间就会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这种两面性是很好地重叠在日本人身上的。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很熟悉的李玉和与鸠山,在满铁医院的时候就是“老朋友”嘛!但是这种朋友关系挡不住鸠山当了宪兵队队长,以後把李玉和弄来坐老虎凳。虽然不耽误请李玉和喝杯酒、谈谈佛教,但是密电码得拿出来。这种事太多了,朋友归朋友、原则归原则,日本人的原则性和国家利益的概念非常强。 


我为什么不相信日本人的“友好”?  

  姜文说∶在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的交往过程中我发现,日本右翼分子、反华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小撮,只不过在那里上蹿下跳的是一小撮。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等于没有正视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另一个不好的倾向是∶我们有些文艺作品经常替日本人向中国人谢罪。

   而事实上不肯谢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们为什么总要用那一小撮谢罪的日本人来麻醉和满足自己呢?《鬼子来了》这部影片中有几位日本演员,他们以前看过我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很想和我合作,报酬都好商量。但是看了剧本以後,他们有抵触情绪,拍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发生辩论。这批30岁左右的日本演员代表着日本的中坚力量,通过这部电影,我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一些比较极端的想法。我相信将来这部影片在日本上演时,观众也会像这批演员一样有所改变,至少对自己以往接受的看法有某种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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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因为你眼里只能看到民族、国籍、肤色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并认为这些东西就决定了人

简单说你只看到了日本,你看不到人。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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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的,最讨厌这种美化侵略日军的问题,屁股这么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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