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对宋朝评价很高,然而教科书的评价却很一般?

回答
从“积贫积弱”到“文华璀璨”:为何宋朝评价两极分化?

近年来,网络上关于宋朝的赞誉之声此起彼伏,甚至有“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的说法。然而,当我们翻开学校的教科书,看到的却是“积贫积弱”、“军事孱弱”等较为负面的评价。这种巨大的反差,不禁让人好奇: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大众认知与官方叙事之间的隔阂?今天,我们就来掰扯掰扯这背后的故事。

教科书里的宋朝:历史的“必然性”与“局限性”

要理解教科书为何对宋朝评价“一般”,首先得明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逻辑。教科书承担着国民教育的重任,它不仅仅是历史事件的堆砌,更承载着塑造国家认同和民族精神的功能。因此,在评价一个朝代时,往往会从宏观的国家实力、军事影响力、统一性和对外扩张等方面进行考量。

“积贫积弱”的根源:宋朝的制度设计

宋朝建立之初,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宋太祖赵匡胤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等一系列措施,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地方武将的权力。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政权稳定,但也带来了“重文抑武”的深层制度性影响。

具体来说:
军事力量的相对薄弱: 宋朝的军队数量庞大,但由于文官对军事的掌控,以及对武将的忌惮,军事上的决策往往缺乏专业性和果断性。军费开支虽然巨大,但由于冗兵现象严重,训练不足,战斗力常常不如数量精锐的北方游牧民族军队。辽、西夏、金、元等北方政权,在军事上对宋朝构成了长期的巨大压力,甚至最终导致了北宋和南宋的灭亡。这在教科书中是不可回避的、影响朝代整体评价的关键因素。
庞大的官僚体系与财政负担: 为了制衡武将和地方势力,宋朝建立了庞大且精密的官僚体系。科举制度的完善吸纳了大量读书人进入仕途,但这也导致了官员数量的激增,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财政负担也因此变得异常沉重。“冗官”、“冗兵”、“冗费”成为了宋朝财政的“三冗”,给国家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外交上的“憋屈”: 面对强大的北方民族政权,宋朝往往采取纳贡、称臣等方式来维持和平,例如与辽国的“澶渊之盟”,与金国的“海上之盟”后又被金国所灭。这种“以金钱换和平”的外交策略,虽然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但也损害了国家的尊严和国际地位,在教科书中常常被解读为“软弱”的表现。

历史叙事的视角:民族国家的视角

传统的历史叙事,尤其是教科书中的叙事,往往带有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一个强大的朝代,意味着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对外扩张,维护民族的“荣耀”。在这一视角下,宋朝在军事上的被动和在外交上的妥协,自然会被视为其历史地位的“短板”。

网络上的宋朝:文明的辉煌与民生的繁荣

而网络上对宋朝的推崇,则更多地聚焦于其在 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生活 等方面的卓越成就,这些方面往往更能引起当下大众的共鸣。

经济的空前繁荣:商业与城镇化的黄金时代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的时期之一。尽管在军事上相对保守,但在经济领域,宋朝却展现出了惊人的活力和创造力。
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 坊市制度被打破,夜市兴盛,商业活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市场准入更加自由,涌现出大量的商人和商业组织。纸币(交子、会子)的出现,更是极大地便利了商业交易,促进了资本的流通。
发达的海外贸易: 拥有先进的造船技术和指南针的应用,宋朝的海外贸易空前繁荣。泉州、广州等港口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与世界各地建立了广泛的贸易联系,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多元的文化影响。
农业的进步: 新的耕作技术和作物(如占城稻)的引进,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为人口增长和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文化的璀璨夺目:士大夫的黄金时代

宋朝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
市民文学的兴盛: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话本、词、曲等通俗文学蓬勃发展,涌现出大量反映市民生活和情感的作品,为后世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词的巅峰: 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等词人,将宋词的艺术水平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意境深远、情感真挚,至今仍为人称道。
理学的集大成: 程朱理学在宋朝得以发展和成熟,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流派,对后世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书画艺术的繁荣: 山水画、花鸟画、书法等艺术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涌现出沈括、王安石、欧阳修等全才式的文化巨匠。

科技的飞跃发展:四大发明的巩固与创新

宋朝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
活字印刷术: 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极大地提高了书籍的生产效率和知识的传播速度,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
火药的应用: 火药在军事上的应用得到了长足发展,出现了火炮、火枪等早期热兵器。
指南针的应用: 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广泛应用,促进了海上贸易和地理大发现。
其他科技成就: 在天文学、数学、医学、建筑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如沈括的《梦溪笔谈》便是集当时科技之大成的重要著作。

社会的进步与开放: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

与许多封建王朝相比,宋朝的社会环境相对宽松和开放。
官员的相对清廉: 尽管存在腐败,但与明清等朝代相比,宋朝官员的整体腐败程度相对较低,且对官员的监察和问责机制较为完善。
社会流动性: 科举制度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升通道,社会流动性相对较高。
包容的文化氛围: 对不同思想和文化的包容性较强,促进了学术和文化的繁荣。

为何会产生评价的差异?

究其根本,这种评价上的差异源于 评价的维度和视角的不同。

1. 评价维度的侧重点不同:
教科书: 强调国家整体实力、军事力量、疆域扩张和对外影响力,更侧重于“大历史”和“政治史”的宏观视角。
大众(尤其是网络): 更关注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科技进步、社会生活质量和个人生活体验,更侧重于“文明史”和“社会史”的微观视角。

2. 历史叙事的演变与反思:
传统史观的局限: 过去,中国史学界长期受“以成败论英雄”、“以武功为标准”的史观影响,对于宋朝在军事上的“失利”给予了过多的否定。
新史观的兴起: 近几十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和多元化,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宋朝的价值。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分支学科的兴起,使得我们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宋朝。人们不再仅仅从军事和疆域的角度去评价一个朝代,而是开始关注其在民生、文化、科技等方面的贡献,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大众文化的影响: 网络和自媒体的普及,使得更多普通人有机会接触到更丰富多样的历史信息,并发表自己的看法。许多学者和爱好者通过各种平台,生动地讲述宋朝的辉煌之处,这种“接地气”的传播方式,也更容易引发大众的共鸣和喜爱。

3. “强汉盛唐”叙事的惯性:
长期以来,“强汉盛唐”的叙事深入人心,强调汉唐的军事力量和对外威慑力。相比之下,宋朝在军事上的“软弱”似乎显得格格不入。然而,当人们开始反思这种单一的评价标准时,宋朝的独特价值就逐渐显现出来。

结论:

教科书评价“一般”并非完全否定宋朝,而是基于其 宏观的国家实力和军事政治地位 所做的概括性评价,这与历史教育的功能和视角有关。而大众对宋朝的高度评价,则是因为更加关注其在 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生活 等方面的辉煌成就,以及其相对宽松、开放的社会氛围。

事实上,宋朝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朝代。它可能不是军事上最强大的,但它无疑是中国历史上 经济最繁荣、文化最灿烂、科技最发达、社会最进步 的朝代之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一个朝代的好坏归结于单一的标准。对宋朝的重新评价,恰恰反映了我们史学研究的进步和历史认知的深化,也说明了大众对于历史的解读越来越多元化和人性化。理解这种评价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辩证地认识中国历史的丰富内涵。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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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没有对任何一个朝代给予高评价或低评价把朝代拟人化然后说这个朝代好/不好,本来就是饭圈逻辑不是历史专业的逻辑。

虽然我国历史教科书在体例编排和内容设置上有不少问题,例如我一直就对中国/欧美二元叙事不太满意(虽然也有其他国家的内容但基本不入考纲),很有点其他文明不是人的意味;长期将“西方”概念泛化(古代大希腊地区、近代俄罗斯和日本都属于西方),又在叙事中将西方等同于欧美,不利于培养学生更广阔的视角;以及很多时候论断过于简单粗暴,经常有结论而无论证,某种意义上导致朝代粉横行,学生学历史学出饭圈思维。

但我国历史教科书大体上还是以专业的历史价值观来编排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讲的是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陈述的是某朝某代出现了什么制度,有什么重要变革。特别是高中,其实更侧重于历史专业性训练,培训你的史观和史料分析能力,给学生将来上大学从事相关专业打基础,不是在给你讲唐朝牛批,宋朝垃圾。

也就是说,历史教学希望让你学会这样分析问题——宋朝地方治理模式的特点与利弊,宋朝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庆历新政的背景与范仲淹的对策,王安石变法的作用与教训

而不是让你天天分析:论为什么唐朝全方位比宋朝牛批,论为什么宋朝是最挫朝代,论哪朝最能开疆拓土,宋朝明明经济那么发达你们为什么黑它

我国教科书确实说宋朝三冗,可我国教科书还说汉朝七国之乱,魏晋九品中正,唐朝藩镇割据,元朝臣强主弱,明清君主专制空前强化呢。

宋仁宗一笔带过(主要讲的是庆历新政),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也一样一笔带过,因为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在经济上没有什么重要变革,至少教科书认为没有,戏份都不如黄道婆多,开元时代的知识点是安史之乱后唐朝进入藩镇割据,康乾时代的知识点主要是南书房、军机处。文景之治因为奉行黄老之治,在指导思想上比较独特才提一嘴。

教科书讲宋朝三冗,土地兼并,重文轻武,不是让你骂这个朝代真垃圾,而是让你思考宋朝为什么采取这些政策,如果再深入思考还可以想想为什么这些政策导致三冗,三冗、土地兼并和藩镇割据、臣强主弱你选一样吧,而且你是百姓你希望国家用什么政策,你是皇帝呢?

我觉得这才是历史课教学的目的,而不是把人培养成朝代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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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刘兵变失败是宋史上最大的失败。因为他未能阻止宋朝变成一个割据江南的南方政权,也就未能阻止中国陷入南北分裂文明衰落的不利局面。这是一场相当于苏联八一九政变的历史悲剧。南宋王朝对北方军民的出卖和驱逐,是不可饶恕的叛变行为。

北宋比南宋强一点,但也不过如此。华北地区陷入一千年的经济悲剧,原因之一就是北宋为了建立地理屏障将河北地区沼泽化,再加上北宋数次回河冲掉了河北南部和山东西北部,华北平原基本上废掉了。只剩下比较偏远的燕京继续仍旧是富庶之地。这可是唐代的天下北库啊!这样一个割据政权,甚至不抑制兼并。这就是走的东汉路线啊。

北宋生于不义死于耻辱,南宋又是同样结局。

对于宋朝这样一个割据政权,历史评价从哪里可以给得很高的呢?

很多人又是多少人?

没有比例就无法区分主次。无法区分主次就很容易喧宾夺主以偏概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现在这个题目就是这个情况啊。

有的人觉得宋朝好,有的人觉得宋朝不好。宋朝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高峰,这是他好的地方。但他是一个畸形的高峰,这就是他不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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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嫌评价低啊?

真要把挫宋的丑事都写上教科书,其结果必然是严重影响近代国耻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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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题目是故意把别人带到沟里去吗?你说的很多人在哪里?起码我在知乎上没有看到很多人对两宋评价很高。

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告诉我们,安全需求是第一需求,国防安全是根本。如果连国防安全都无法保证,那么其他一切都是渣渣。两次亡国,当朝君主全都苟且偷生,不见一个君王死社稷。

宋代国防安全基本可以概括为以下情况:

前期在外塔下守着,偶尔出去一波,结果次次团灭。

中期外塔守不住了,退回内塔。内塔防守也很吃紧,甚至有时候被敌方英雄直捣黄龙,在水晶附近被杀得团灭。

后期内塔外塔全丢,最后在水晶周边展开防守,结果又是团灭,然后水晶被毁。

宋的胜率基本上靠塔下防守,对其他政权而言几乎没有战略威胁。契丹人让赵宋知道了高梁河在哪里,女真人让赵宋记住了靖康这个年号,蒙古人让赵宋品尝了崖山周遭的海水。

最后赵宋政权有一个致命问题,那就是宋有没有资格称“朝”,我认为宋是没有资格的,理由如下:

一、宋、辽澶渊之盟的主要内容为:辽宋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你说这时期谁算中央?

二、宋、金绍兴议和的主要内容为:宋向金称臣,金册封宋康王赵构为皇帝;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25万两、匹,自绍兴十二年开始,每年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纳。绍兴和议确定了宋金之间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结束了长达10余年的战争状态,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赵老九每次给金国人写奏折抬头一句就是:“臣构言”。这时期,从政治伦理上讲,宋已经沦为金的地方政权了。

三、赵宋政权不论什么时期都没有完全控制住汉人的基本盘,例如幽云十六州。

四、历来宋吹们都是集中火力吹经济,其实宋的经济也就是被士大夫们吹起来的,到目前为止根本找不到可靠的统计。一个连水生植物都要收税的王朝,哪里谈得上经济发达。宋代的老百姓也是太惨了,去池塘采摘野生菱角都要被抽税。古往今来,也就赵宋能干出这样伤天害理的缺德事来。

接下来我想和宋吹们一起欣赏一首词:

《定风波》

敦煌曲子词

攻书学剑能几何,争如沙塞骋偻㑩?手执绿沉枪似铁,明月,龙泉三尺斩新磨。
堪羡昔时军伍,谩夸宋儒德能多。四塞忽闻狼烟起,问宋儒,谁人敢去定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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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一个地方割据政权有什么评价很高的必要吗?

哦懂了,因为宋代时候士大夫日子过最舒坦,那可不得大吹大擂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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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皇帝是真发钱啊,宋仁宗发钱发的英宗登基了发现皇帝的小金库已经“仅存空簿”,都没钱了,英宗还得想办法发了1100万贯······

想想吧,除了正常工资,还能有国家年入的七分之一给大家发奖金···


二、宋仁宗搞个大节日,就能给几千个人荫官,你在宋代当官,你儿子侄子外甥甚至门房的儿子都能荫官·

“皇祜中,仅因乾元节或郊祀荫补得官者,每三年不少于千余人。”


三、权责不对等,有权力没责任,不管你捅多大的篓子,也就是发配出去,过几年朋友一吹就又回来了。


四、一国养一城,而关于宋代的记录,大部分都是开封的,自然就天上人间了


五、“多置郡县,以固疆圉”,一个市分成三个市,一个厅长变成三个厅长,你开不开心?

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最后一个提出和最早废除的变法,一个是减徭役,一个是“并 省 县 邑 ”,刚提出没多久就被废了,一直到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才废掉了 27个州 和 1 4 4个县。(马 玉 臣 :《试论宋神宗时期的州县省废》,第 8 2 页 。)

欧阳修写过一个奏折,说“臣近自成胜军至辽州,州界东西二百五十里,南北一百五十九里,所管户口主客二千七百余户,地里、人户不及一中下小县,而分建一州四县。每县曹司弓手、手力、解子、之类各近百人外,别有供应本州岛厅子客司承符、散从,及本村里正、户长、耆长、壮丁、色役,人户凋零,差役繁重。”


六、

那么大家来看,你作为宋代一个官员,你的事儿有平民过来服徭役,你日常支出由公家出钱,事情由当地乡贤代理,你只要有事没事出去喝酒就行了,和当地文豪喝酒,乡贤们养的文豪会写文章吹嘘你的“政通人和”,

注:你是县令,副县令和县里各个局长副局长乡长副乡长都是乡贤的人,你十分配合乡贤的工作·········乡贤投桃报李鼓吹你多么多么善于政事

注:中央最近的扫黑除恶宣传片

也提到了:2008年,46岁的刘胜军当选为东港市市长,踌躇满志的刘胜军认为想要干出政绩,就得找项目、交能人。此时,一心想攀附权力的宋氏兄弟想方设法结识了刘胜军。


逢年过节,皇帝会发钱,逢节日,皇帝会给你孩子荫官········

你从小训练儿子背诗,,你儿子三岁那年参加童子试,皇帝亲自面试,让你儿子背了首诗,大喜,点为状元·····

皇帝命令你去打仗,你啥都不干,大胜,你是首功

你瞎指挥,大败,是武将贪功冒进,和你无关,你还能升官


权力无限,责任没有


换谁也羡慕啊


八、,

“天下所入财用大数都约缗钱六千余万,养兵之费约五千万,乃是六分之财兵占其五。禁兵之数约七十万,一夫钱粮赐予岁不下五十千,则七十万人有三千五百万缗之费;厢军之数约五十万,一夫钱粮赐予岁不下三十千,则五十万人有一千五百万缗之费。则是厢、禁共费五千万矣,惟余一千万以备国家百用之费”

问题来了,七十万禁军,金兵入侵的时候,七万都拉不出来

这钱都去哪儿了

还用问吗?

肯定是我们衮衮诸公分了啊·····


九、庆历中,湖南桂阳徭民聚众5000人反抗官府,官军见人就杀,结果共“斩首万余级”

还是庆历年间,庆历七年知并州郑戬将铁钱以三当铜钱一的命令公布后,兵民数千人衙门请愿,遭到郑戬镇压,其中数十人被刺面发配去异乡服苦役。庆历八年,陕西转运使傅永将大铁钱280万缗低息贷给农民充当种粮钱,谁知不久朝廷下令改当十大铁钱为当三,“民出不意,破产失业,自经死者甚众“

而这些文官,屁事儿没有···


但是,庆历年间

那是宋仁宗的年代啊

是衮衮诸公鼓吹的仁慈的仁宗皇帝的时代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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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我看了眼问题描述,不然也被这些高赞答主带坑里了。



怎么说呢,明明是一道水平很高的题,愣是被一群人答出了乡村杀马特的味道。

一群人挫宋挫宋地骂,压根没看清题主的问题:【发现教科书上三冗两积,改革一直不成功的宋朝有很多人觉得它很不错,然后一笔带过的仁宗时期,其实是有一个仁宗盛治,然后看了教科书以后觉得很乱的哲宗时期其实是元佑之治,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题翻译成白话文差不多就是:

为什么网络上所谓的【仁宗盛治】,到了“教科书”上却变成了【三冗两积】?

为什么宋朝人口中的【元佑之治】,在近现代史学界几乎绝口不提?

@樱飘珞珈 童鞋发了一堆地图说清楚了这个问题了吗?

@关毛 您和了半天稀泥,其实不还等于没说?

至于 @河chjy蟹2号 以下我只能说你们一个个,书读得不多,脾气倒是不小。还口口声声“生于不义死于耻辱”,题都没审对就想装逼,也是醉得不行。


不夸张地说,题主这个问题涉及到两宋至今学术界、思想界、史学界七八百年的血雨腥风和恩怨情仇。这么难得的好题,全让你们答瞎了!

回到问题本身,这两个问题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从头说起,一般认为【三冗】出自宋人自述,也就是大臣的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判主要开始于北宋中期,也就是宋仁宗时代。题主有兴趣可以去翻翻《长编》,欧阳修在庆历年间写了不少“北宋药丸”的奏章,有些话比三冗还要难听得多。但是欧阳修、范仲淹他们叫嚣大宋药丸显然不是要跳船走人,而是要指出问题解决问题。所以说【三冗】虽然是一个长期困扰两宋的体制问题,但不代表没有受到过重视,事实上士大夫们也的确想出了一些方法缓解了矛盾。


以【冗兵】为例,具体的军事改革可以写好几千字,这里只列数据,问题是不是逐步缓解一看便知:

宋真宗末期天禧年间(公元1017—1021年),共有军队九十一万二千人而禁兵马、步军为四十三万二千人,禁兵人数虽比宋太宗末期增七万四千人,却比宋真宗初期大约减少七、八万人至十万人。
。。。
宋仁宗即位,陆续增兵百馀指挥。。。。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共有军队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而禁兵马、步军为八十二万六千人
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据主管财政的三司使蔡襄说,宋朝有禁兵为六十九万三千三百三十九人,厢兵为四十八万八千一百九十主人,共计一百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人。 这个数字实际上也应反映宋仁宗末期的兵力削减情况。宋英宗在位时,又裁减一些兵力,最后共有军队一百十六万二千人,其中禁兵马、步军为六十六万三千人。
宋神宗曾感叹说:“置厢军五十馀万,皆以当直、迎送官人占使。” 他下令裁并厢兵番号和人数,除教阅厢兵升为禁兵外,“总天下厢兵马步指挥凡八百四十,共为兵凡二十二万七千六百二十七人”。。。经过撤销番号,缩编指挥和裁汰冗兵后,在宋神宗熙宁年间,禁兵数为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比宋英宗时减少近十万人,元丰年间,禁兵数又增至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人。 由于当时将教阅厢兵二百五十一指挥升为禁兵,故禁兵数实际上仍是继续减少的。
——(【转载+补完】宋朝军制初探(增订版)_宋朝吧_百度贴吧


【三冗】按下不表,说说【两积】。

这事得先给个干货:

本朝人应当最了解本朝的历史,然而细查“积贫积弱”之说,宋代就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即使在宋仁宗、神宗变法之时,范仲淹、王安石等变法派为了说服君主,支持改革,尽量罗列各种问题,甚至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人说“积贫积弱”。再查《四库全书》中的元、明人书,都没有人提过“积贫积弱”四字。
分而言之,“积贫”二字,宋代亦无人说。“积弱”之说,北宋未见,到南宋后期,端平元年(1234)和二年,真德秀、魏了翁等人先后提到过国势“积弱”,但真德秀又认为强弱是可以改变的,说:绍兴初宋比金弱,经过韩世忠、岳飞等人奋战,变强了。[1]吕中、林駉等人则指仁、英之际[2]。至于单说“弱”者,颇有一些,如南宋叶适说:“天下之弱势,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及元昊始叛,……形势大曲,而天下皆悟其为弱证矣。”[3]这“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的说法,未免太言过其实了,难道割地建国、十年而亡的石晋也比宋朝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高的调子下,他也没有提“积贫积弱”四字。
清初,王夫之《宋论》卷6中说:“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国既以是弱矣”,“仁宗之过于弛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神宗之误,在急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他在全书中只有论宋仁宗时说到“积弱”二字,而且断然否定“积贫”之说。
“积贫积弱”说到底从哪里来的呢?最早是谁于何时提出的,目前尚难断定,但从影响今人看法的著作而言,具有代表性的比较早的书,大概就数1939年出版的钱穆《国史大纲》了,其中第六编两宋之部第31章标题即为“贫弱的新中央”,其下之细目则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对宋代“积贫”和“积弱”,作了相当详细的论述,其结论是“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到1963年,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3册云:“宋神宗……将……王安石召入政府,用为参知政事,要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已将“积贫积弱”作为一个词组提了出来。他们作为很有权威的教科书,影响极大,不仅为学者所宗,也深深扎根于学生的脑海中,从而对宋史产生极大的误解,以为宋代真的贫穷落后得不得了。
【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北宋吧】_百度贴吧


没错!【两积】的论点应该是在民国学者那里成型的。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民国大湿们觉得宋朝“积贫积弱”?因为地图小吗?因为靖康耻吗?

说实话,就凭建国不到三十年被日本从北京推到重庆,十几年后转进台湾的民国。也不知道谁鄙视谁呢。

那么民国大湿们为啥要闲的没事来黑一波宋捏?理由四个字就能概括:程朱理学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思想界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程朱理学这团火已经传不下去了。过了气的思想下场如何?自然得大张旗鼓批判一番,踩上一万只脚。

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敌人是程朱理学,朋友是谁?

自然是:著《百年无事札子》之人、变法的倡导者、新学的领路人、负三十年之盛名者、玉带的穿戴者、换符者、半山的居住者、原谅江南河岸之人的王安石啦。


有兴趣的自己去了解,这里给各位看一段漆侠(不认识这位先生的自己去百度)说梁启超的:


对资产阶级历史学中有关王安石变法研究种种谬论的批判【北宋吧】_百度贴吧

【图片】【链接总汇】漆侠著《王安石变法》【北宋吧】_百度贴吧

这里补充一些豆知识:

王安石变法的同时,积极推进自己的学术理论,把新学拱到了官学的地位。北宋灭亡前的东京的民谣里十不管里一句【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便是指新党在党争中失败后,新学的官学地位也遭到殃及。

到了宋高宗执政时,新学终于被从官学的地位上给拱了下来。(宋高宗对王安石变法的彻底否定http://tieba.baidu.com/p/2974417839

之后可说是墙倒众人推,朱熹以下的理学派对自己的学术对头自然没什么好话,王安石的历史评价也一再下滑,到了明清王安石的风评已经与奸臣无异。(朱熹论王安石

http://tieba.baidu.com/p/3452253499)(王安石变法研究史


基本说道这一步,聪明点的人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

所谓“穷则变”,不强调宋仁宗宋英宗时期的【穷】,怎么体现王安石的【变】?所以去tmd【仁宗盛治】!宋朝人自己都说了!大宋药丸!不变法能行?至于南宋,那更是深受理学荼毒,不是药丸,那是乙烷了!

唯独我著《百年无事札子》之人、变法的倡导者、新学的领路人、负三十年之盛名者、玉带的穿戴者、换符者、半山的居住者、原谅江南河岸之人的王安石时代,宋朝人民才是见了青天啊!


那么民国大湿们这种观点对吗?当然是不对的,因为大湿们整个推导过程完全就是八个字来概括:以今度古,想当然尔。漆侠说他们是“为资本主义的永恒存在找依据”真不是冤枉了他们。

所以到了当代,对王安石变法乃至于整个宋史研究有了全新的解读。但是这个【全新】指的是推导过程而非结论本身。也就是说,对于王安石变法的意义,当代史学界大部分是肯定的,对于宋朝总体“积贫积弱”的论断也是基本同意的。这当然不是因为学术界走资,而是因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下,地主阶级都是压迫人民的反动派走狗,这群货色有什么必要洗白?!


所以当代历史著作(这一点在宋史学界尤盛)中,鲜有什么给【仁宗盛治】【元佑之治】涂脂抹粉的。

贪污的、卖国的必须批判,护国的、安邦的必须表扬。

就事论事,实事求是才是唯物主义的根本。

北宋中叶药丸了吗?还不至于,但的确不妙。

王安石变法是对是错?有积极意义。不管王安石做的对还是错,司马光反正做的不对。

【仁宗盛治】【元佑之治】怎么样?哈?给皇帝歌功颂德?哪有那闲工夫!

书点校完了吗?

官制搞清了吗?

史料辨伪了吗?

金石碑刻解读了吗?


至于网络上怎么说?

袁腾飞高晓松怎么说?

这个问题下某些热衷于朝代斗兽的答主们怎么说?

我送他们一句话:











谅腐草之荧光,怎及天心之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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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知识分子最喜欢活在遍地文盲,人命如草芥,自己地位高高在上,巨额收入,掌握社会话语权,俯视劳苦大众,偶尔施舍点同情心的时代,所以宋朝和民国又被称为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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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说两句。

根据题主的描述,这个题目中所谓的“教科书”,大概是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老实说,这本书我没看过,所以刚才就下载来看了一下。前言是这么说的

《中国史纲要》一书,是1961年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决定,委托翦伯赞同志主编,作为高校文科中国通史教材之用的。

后边还有一句“第三册 五代十国宋辽金部分:邓广铭 元明清部分:许大龄”。也就是说,这本书宋辽金这部分,其实是新中国宋史学界一代目邓广铭编写的。

然后我就大概翻了一下这部分,恕我直言,我发现本书编者对这个时期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评价并不低,以下引用原文:

“北宋农民对国家负担的课税是相当繁重的,但和晚唐以前按丁口交纳租庸调相比,计亩纳税的办法总是稍好一些。“杂变之赋”也是极其沉重的,但名目和数量在大体上已经固定下来,和五代十国期内的随时随地都会增加无定名无定量的税捐相比,也要轻一些。”

“在北宋,独立手工业者的数量较前代加多了,矿冶、制瓷、丝织和造纸等手工业部门的发展都十分显著”

“在农业和手工业都有很大发展的基础之上,北宋的商业也比较前代有了更大的发展。”

从这些字里行间,我只能得出邓老认为北宋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都比前朝有较大发展的结论。这算“评价一般”吗,不算吧。

答主所耿耿于怀的,大概是宋代中期庆历新政前与王安石变法前以及变法失败后的一些描述。是不是如下一些呢?

宋仁宗庆历年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已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北宋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包括宋仁宗在内,感觉到,若不采取措施,缓和这些矛盾,北宋的统治便岌岌可危....

“庆历新政是失败了,严重的阶级矛盾并未稍得缓和”


宋神宗于元丰八年(1085年)逝世,其子哲宗继位,时尚不满十岁,朝政完全取决于他的祖母高氏。在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对于皇亲贵戚的特权也作了种种限制,高氏当时对此就有很大的反感,时常向宋神宗提出反对新法的意见。哲宗即位后,她大权在握,便首先起用守旧派的首脑司马光为宰相,由他主持废除新法的事。司马光当政以后,一切都要还原到神宗即位以前的老样子。甚至象熙宁年间为了对西夏完成军事包围形势而建立的熙河兰会路,元丰年间在延州和庆州外围所建立的一些军事堡垒,司马光也要拱手送与西夏。他说:这样做,可以免致“激令西夏愤怒”,免致西夏“兴兵犯塞”,可以换取双方三数年间的“无事”。司马光一意要把全部新法废罢的时候,在守旧派中,只有刘挚、王岩叟和刘安世等人是完全赞成的;另外的很多人,认为新法的某些部分还是应当继续施行下去的。例如范纯仁不主张废除青苗法,苏轼苏辙等人不主张废除免役法。为了役法问题,苏轼等人还曾与司马光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经司马光把全部新法废罢之后,新法的存废问题已不容再有争论,当时的守旧派便为了争夺政治地位而互相进行人事倾轧,形成了朔、蜀、洛三党。

邓老的屁股完全坐在在这两次变法的改革派那里,把反对改革的那些人,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都说得一无是处。比如庆历新政失败是因为“触犯了当时贵族官僚的利益”,,王安石变法中“每项新法都在不同程度上触犯了豪绅大地主阶层的利益,在每一种新法的推行过程当中,遂无例外地都遭受到他们的阻挠和反对,到宋神宗逝世之后,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掌握了政权,他们便极其颟顶卤莽地把新法全部废罢。”

《中国史纲要》首先是一部历史教科书,而不是一部学术著作。在教科书中不管编者愿意不愿意,他都有责任要把自己的观点与官方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这里还要补充一个事实,那就是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曾经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站在今天的角度,列宁又不是历史学家,他随口一句话话和我们中国史学界有什么关系呢?但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环境,伟大的革命导师往往不经意一句话,却会如同金科玉律般代表着官方的意见:王安石和王安石变法,必须以正面形象出现在官方主编的历史教材中。(当然,其实在在二十世纪初王已经以正面形象出现了,这是题外话,题主有兴趣可以参看李华瑞主编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史》)

邓老在本书中的写的这些文字,既代表了官方的意识形态,也体现了他使用阶级斗争史观来解释中国历史事件的史学水平。根据这种阶级斗争史观,两次变都法都是宋代阶级矛盾重重堆积的产物。变法的合理性来自变法前宋朝阶级矛盾的严重,以及变法失败后阶级矛盾的进一步加重。王安石做为被钦定的“十一世纪中国的改革家”,既然其主导的变法合理性不容置疑,那么,当时的历史学家当然应该努力渲染宋仁宗与高后执政期间“不合理”喽。什么“仁宗盛治”、“元祐之治”当然不能提;反之,三冗两积等财政老问题和国防问题当然要极力渲染,而反应阶级矛盾深重的农民起义更是要大书特书(当然其中一些真实性就是另一回事了....),为其如此,逻辑才能自洽嘛。

平心而论,邓老在此书中对当时阶级矛盾的描写,在当时史学学界中,既不是最尖锐的,也不是最深刻的。宋史学界二代目漆侠,在他的成名作《王安石变法》中,就把王安石变法之前的时代毫不留情的写成“巨大农民战争的前夜”,把仁宗时代写成了马上就国将不国了。陈寅恪先生的高徒万绳南在一篇《谈王安石变法》的文章中,甚至把王变法的指导原则说成了和王小波一样的“均贫富”,王的变法代表了农民要求云云。侯外庐先生更从哲学的观点看到了与王氏新学与洛学的对立,具有深刻的阶级斗争意义等等等等。

相比来说,邓老的论述虽然必须符合政治正确,但写起来其实还是很有分寸的...

以上,就是题主读到的《中国史纲要》的写作背景。理解了这一层,题主大概就知道为什么北宋王朝的某些时间段会出现“教科书评价一般”的原因了。

这毕竟已经是五十多年前史学家的作品。史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问。每个时代的学者,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他们观点,我们既不必奉之以圭臬,也不必弃之如敝履。以尊重和善意理解前辈,本着开放的心态取长补短,才是后辈应有的心态。

至于如今很多人对宋朝评价高或者低,那是另一个问题。比如在这个问题下,对于某些连历史常识都不具备的高票回答,我只能理解成作者可能发了某种癔症。这就是医学问题,不是历史学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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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为了衬托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现在一般不提其他朝代干的傻缺事

题主提到了所谓的仁宗盛治和元佑之治,可题主知道仁宗,神宗,哲宗这爷孙几个干了什么事吗?

三易回河啊!

公元1056年,也就是宋仁宗年间,宋朝在文彦博的主持下,使黄河流入六塔河,结果当天就出现决口,直接把半个河北冲成白地:

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复决,溺兵夫、漂刍藁不可胜计

宋神宗年间,朝廷在王安石的怂恿下继续搞回河工程,试图让黄河流回故道,结果工程还没干完就发生了曹堤决口,导致黄河夺淮入海,山东、苏北被冲成白地,三千多万亩良田被毁。

就算这样,宋朝依旧没有放弃折腾黄河,宋哲宗年间,朝廷继续组织民夫,清理黄河故道。宋哲宗不愧为干出了“元佑之治”的君主,黄河还真让他引回了故道。当然,这个伟大的成果只持续到了当年的雨季,黄河再次决堤:

元符二年之水,三门开元所建圣德颂并大历年重修禹庙皆在山顶,悉遭漂没。盖自开元、大历以来,水未有如此之大,非堤之过也。

三易回河直接导致了河北山东沼泽化,军民百姓十去其八;淮河水系被彻底破坏,原本富庶的两淮平原变成了国家财政包袱。但是这还不算完,南宋初年大宋又出叫杜充的黄河战神,于公元1128年掘开黄河大堤,致使河南被冲成白地,军民死伤过百万,近千万人流离失所。

更重要的是,三易回河不止祸害了宋朝自己,后来的金朝、元朝和明朝都深受其害,一直到明朝嘉靖年间,黄河才算基本消停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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