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中国独有还是大多数国家皆有的历史规律？背后有没有深刻的社会学原理解释？

可以说是19世纪后期之前，几乎全部国家皆有的历史规律。

兴主要是指政权的兴盛、强大，这些强大会反映在中央集权的加强、领土的扩张等方面。亡则体现在秩序混乱、内忧外患等方面。

那么苦则是指百姓负担沉重，背上各种苛捐杂税、劳役、兵役，承受物价上涨、失业、饥荒、瘟疫、战乱的打击，因为天灾人祸等多种原因，无法保障基本生活。

那么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兴还是亡，百姓都会受到不同的痛苦，这句话是没错的。以下举一些例子。

中国的唐朝开元盛世算是中国历史上“兴”的典型，唐朝在边境广泛用兵，威震天下，但是杜甫依然写下石壕吏，天宝战争等与周边政权的战争，使得百姓赋税、兵役沉重，官吏滥用权力，连老太太都抓去充军了。

安史之乱则是“亡”的典型，在这个战乱的时代，杜甫这样的官员都住在寒冷的茅屋里，感慨“安得广厦千万间”，更别提战乱的北方锐减的人口，流离失所的百姓。

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历史上许多繁荣昌盛的帝国，背后是百姓的痛苦，他们的灭亡也同样是：

俄国在彼得大帝时期西化改革，在大北方战争击败瑞典，不可谓不兴、不强，但是这个时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与对外扩张，农奴背负上更沉重的兵役、劳役，就连贵族也因为更加繁多沉重的服役，怨声载道，可以说为了俄罗斯的强大，彼得大帝让从贵族到农奴的俄国人都成为了沙皇的仆人、奴隶。

俄国在“亡”的时候，百姓依然痛苦不堪，17世纪前期留里克王朝绝嗣的“大动乱”中，波兰军队入侵，战乱不断，人口锐减，百姓流离失所；罗曼诺夫王朝垮台的1917年，俄国革命后的内战，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内战，各个派系之间的混战、社会经济秩序的崩溃，加上内战后期的饥荒，更是使得大量的人口非正常死亡。

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和拿破仑时代，同样是欧陆最强，四处扩张，如日中天，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引领欧洲。但是这两个时代也是百姓极为负担沉重的时代，路易十四时代的包括盐税在内的苛捐杂税几乎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暴动，对胡格诺派的迫害使新教徒的流亡，或是进行游击战，还有大同盟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的两次大饥荒，战争和旱灾共同造成最多时候法国两千多万人口中二百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拿破仑时代也是，拿破仑征服欧洲的背后，是无数农民背负沉重的兵役负担，在西班牙有30万人在无尽的半岛战争中陨落，征俄的60万人则大部分倒在俄罗斯的冬天。还有大陆封锁下，传统的贸易阻断后，从商人、工业家到百姓的生计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些都是在帝国最为荣光之时发生的。

当然法国“亡”的时候下场也不好看，许多人觉得维希法国及时投降，让法国免于像一战一样死去一代人。但德国支配下的维希法国，法国人民依然付出了极大代价。在贝当、赖伐尔等法奸的合作下，德国企业接管许多法国的企业，控制法国经济，法国人需要做报酬极低的工作，包括强制运往德国进行劳动。粮食缺乏，黑市盛行，法国长期积攒的财富，被德国无情掠夺，供应总体战所需。在解放的时期，丧心病狂的德军更是到处屠村，法国百姓不可谓不苦。

可以说传统的社会，国家政权很容易强大，但是其对百姓生活的保障是非常有限的，无论是政权本身的横征暴敛，还是无法有效控制的天灾，都会使得百姓即使是政权兴盛之时依然痛苦。

那么我为什么会说19世纪后期西欧、北美国家开始打破这一规律呢？

根源是19世纪后期科技、制度的发展，国际关系的改变，能够同时满足国家政权兴盛的同时，百姓的生活有保障。

19世纪后期开始在科技上

医学技术提高，能够提高寿命，增强人的体质；

交通的改善，比如轮船、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极大减少了旅行的成本和时间，有利于人与货物全球的交流，能让人离开短缺的家乡，前往世界上其他地区谋求生计，也能让廉价的谷物等消费品从其他地区运往经常受饥荒困扰的地区，可以说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普通人能够远离饥馑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也是这一时期普通人开始消费过去被视为奢侈品的糖、茶叶、咖啡、香料。

工业化，能够生产出更多廉价的工业品，满足人们日常所需，并且为农业提供农业机械、化肥等必需品。机器的使用会一定程度上减轻人的体力负担。生产力的提升，社会财富的增加，从根本上保障了人们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制度上

政治权利的民主化，使得更多原来被边缘化的人民争取到政治权利，进行政治参与，能够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向政权施加影响力。

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使得人们能够减少失业、疾病、灾害等方面的负面影响，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制度化的福利、救济政策，尽可能满足人们所需，缓解社会矛盾。传统的劳役制度与封建义务的废除，同工同酬、劳动权益的发展，也尽可能保障人的生存所需，减轻了人的负担，能够去尝试那些过去属于少数精英的文化娱乐活动。

教育的普及，通过实行义务教育和技术培训，能够进行阶级再生产，让人们有机会摆脱传统的农业生活方式，找到提高生活水平的工作。

国际关系上

世界各国开始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组织，开展国际合作，尽可能避免大规模战争，尤其是冷战后核武器的威慑下。

国际间经济组织的合作，为各国经济发展增加活力，提供相对开放的市场，促进人力、资源的流动，比如20世纪70年代欧共体的经济合作，有效保障了资源的供应，促进了经济的恢复，避免欧洲各国因为保护主义相互敌视，像一二战那样重新陷入战乱。

当然以上的趋势下，百姓许多时候依然很苦，比如经济危机、一战、二战、冷战以及全球化的不平等，虽然世界到现在，依然有很多苦难，但是19世纪后期从西欧、北美开始，在二战后逐渐向第三世界扩展的这些改变，一直是现在世界各国进行的趋势，这样的趋势，使得稳定的现代国家政权的兴盛之时，百姓不像传统国家的兴盛之时那么苦。

某种程度上，现在我们眼中的生活，一个人出生下来，家长抚养长大，学习，找工作，养家糊口的同时，有些兴趣爱好，变老，然后去世，这些有些辛苦有些不是那么辛苦的生活，我们看来习以为常，但是在19世纪后期之前，对于全世界的普通人都是奢望。

路过，抛砖引玉一下吧……

如果把“国家”理解成“统治工具”（性质）+基于某一区域现实所形成的一系列竞争性制度的总和（本质），这个问题就不难理解了。

所以说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是正确的。因为只要一个国家有明确的阶级划分和制度规范，就无法避免这点（和公有制、私有制无关）。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本质上是制度的自身局限性带来的，但很大程度上也受外部因素影响（注意，这里不是指“制度外部性”），包括国家的周边环境、所处的时代潮流、自身科技、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地理条件。

因为制度本身具有（内部和外部的）竞争性，所以在代表、增加一部分人利益（通常是上层）时，必然会损害另一部分人（通常是底层）利益，这是制度本身无法化解的矛盾，也就是说，即便全世界就只有一个国家，只要它有明确的阶级划分和制度规范，它也会“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除非整个时代的科技和文化都在飞速发展期（像十九世纪末、二战后到冷战结束前），（在科技和文化发展放缓，甚至近乎停滞的）通常情况下，上下阶层之间的利益基本是内部竞争所得（分蛋糕抢蛋糕）大于共同利益扩张（蛋糕不断扩大带来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

制度本身无法完全与时俱进（完全与时代需求、外部环境变化相符），有时会滞后，有时会超前，但每一点滞后和超前都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如果一个国家内部阶级间话语权差距过大，则这种浪费损失大部分会被转移到普通百姓身上。

很大程度上，一个国家的生命力，就在于其基础（根本）制度自我修复和完善的能力，自我修复和完善能力越强的国家，其普通百姓的生活会更稳定，幸福感通常也会高一些。

但作为“一系列竞争性制度总和”的国家，其存在时间长短（注意，仅仅是时间长短，而不是指生命力）却并不往往由其自身的先进性和滞后性决定，而是一个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结果。

像大航海时代起就已经开始落后了的明清，和近代的土耳其与奥地利，尽管其制度已经滞后于时代，但仍然可以是长寿的王朝，因为其面临的外部竞争不强烈，制度虽然滞后却也比较成熟完整，所以通过自身的小修小补仍可以维持。而拿破仑帝国和巴黎公社尽管有其制度上的先进性，本质上相对旧制度都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却都短命，因为其外部条件过于恶劣，且自身也有很大缺陷，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自我调整）。

绕了一圈，回归主题。

“百姓”，或者说“普通民众”，作为国家最大的资源，在一个（制度层面的）国家新生、自我调整和消亡时，都会成为一个朝代（制度层面的国家）里的制度、调整改革或一个国家（此处指民族国家，不是制度层面的国家）里朝代更迭过程中被消耗掉的“人力成本”。

因为普通民众的自保能力很有限，通常需要国家维持社会稳定运转，所以普通民众如果要抵御国家层面的制度变革，往往会在一段时间内极大提高其生活成本（或日常生活难度）。

所以，当国家“亡”的时候，不论在这个“亡”以后，其社会是进入上升期（像从民国到共和国），还是继续走向低谷（像从苏联到俄罗斯），都会经历相当一段时间的阵痛（物价飞涨、物资短缺、频繁的战争和兵役、税负增加，家人的非自然死亡，日常生活安全性大大降低等等），总结起来就是“亡，百姓苦。”

而在国家“兴”的时候，往往是指一个国家新生（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或进行大幅扩张（资本或军事扩张）与改革时，这时，在整个国家制度里“议价能力”最差的普通百姓，尤其是普通农民和普通工人，往往牺牲也是最大的，被迫承担更高的税负、工作强度增加，或被迫离开原有的生产岗位，作为“人力资源”参与到国家的各种原始积累和对外扩张中去，像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日本明治维新和苏联早期那样，总结起来就是“兴，百姓苦。”

但因为在“兴”的时候，国家毕竟总体处在上升期或者说繁荣期，这种“治世”“盛世”时的“苦”，总体上是可以接受的，也会被“大国尊严”和民族自豪感“中和”掉不少。

如果整个国家正好处在世界利益链的顶端，或者制度上阶级对立不十分明显，没有太大的外部威胁，国家总体比较稳定的话，像现在的一些高福利国家那样，总体上普通民众的生存发展会有保障，因此生活体验会比“兴”和“亡”时都要好，甚至很幸福。

此外，国家本身性质的转换（往往是在改革，尤其是调整生产关系后），也往往会造成其普通百姓的阶级地位下滑，即：所属的阶级没变，但社会地位下降了，在制度中的话语权减小了。

改革所带来的蛋糕扩大（如果有的话），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下降带来的“痛感”，科技和文化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一定的“温水煮青蛙”麻醉作用，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让普通民众不感觉痛。

可如果改革并没有带来蛋糕扩大，却只是国家内部的利益转移，则可能会直接进入“亡”的恶性循环……

但作为国家自身的机能和适应内外部发展的需要，改革本身无法避免。所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存在“国家”这个框架的前提下，就无法从根本上避免。

当然是中国独有的历史规律。

如果想要“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首要一条就是亡了之后还有百姓。

西方国家亡了之后一般就没有百姓了，谈不上苦不苦。

比如最近关注度很高的亚美尼亚，100年前奥斯曼搞的亚美尼亚大屠杀，差点把亚美尼亚杀灭族了。这场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在150万左右，而亚美尼亚现在也才只有300万人口。

题目中举出的罗马帝国也是如此，当年罗马人打赢了布匿战争，然后把迦太基彻底夷为平地，大部分人被屠杀，少部分被卖为奴隶，传说中大火烧了N天，灰烬积了几米，然后罗马人还在废墟上撒上盐，不管这些传说是不是真的，至少迦太基确实成了历史名词。

当然罗马人的下场也好不到哪去，现在要找罗马正统，得在莫斯科、华盛顿、张家口里选一个。

百姓本身就在一个金字塔社会结构中较低的层次，被上层压迫

但还是有解的，就是引入更大的金字塔结构

比如有的人在本国是个底层，但跑到其他弱势国家却能享受大爷待遇，这样他就从原本小金字塔的底层，变成大金字塔的中层了

西方的殖民史就是这个小金字塔变成大金字塔的过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的作者张养浩是元朝前中期人，而元朝是个伪装成盛世的乱世

是中国独有的。

外国就不存在兴和亡的说法，都是异族统治，然后异族慢慢衰弱，更强的异族来统治。

本地的原住民杀了一波又一波，原来土地上是什么人早就不可考了，哪里来的百姓。

你就告诉我，全世界除了东亚哪个国家还居住着当年的“百姓”？

@臧大为 知乎已经堕落到要靠这种暴论吸引流量了吗？

中国文化不把人当人看？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没学过？

基督文明把人当人看？是不是屠了耶路撒冷的都不算基督徒啊？

伊斯兰文明信教的都是兄弟？什叶派和逊尼派杀得你死我活少了？

我还奇怪为什么总有人说“封杀公知”。但凡有别有用心的人把你的回答给正常人看，都会对所谓“公知”心生厌恶啊！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公知才会这么快被污名化啊！

背景是元朝啊！

潼关汉人的地位也就比牲口和南人强。（元朝，我应该算南人）

换个朝代，你说西周的百姓苦不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