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松奇谈》中高晓松评价张学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智不勇不care」，是否有道理？
关于高晓松在《晓松奇谈》中对张学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智不勇不care”的评价，这无疑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论断，也因此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要评价这句话是否有道理，需要我们深入剖析张学良一生中的几个关键节点，并从不同的历史视角去审视。
首先，让我们逐一拆解高晓松的“六不”评价，并尝试找出其依据和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1. 不忠：
对国家（民国）： “不忠”最直接的指向就是西安事变。1936年，张学良联合杨虎城，以武力“劝谏”蒋介石联共抗日。从当时国民政府的立场来看，这无疑是“兵谏”，是对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武装劫持，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属于叛乱行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虽然最终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张学良因此也被软禁。从维护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的角度，西安事变的行为确实可以被视为“不忠”。
对父亲（张作霖）： “不忠”在这里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解读。张学良继承了父亲的“东北王”之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其政治遗产。然而，他后来主动将东北军交给共产党，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共产党视为“联共抗日”的先驱。这种“交权”的行为，在一些亲国民党或传统观念的人看来，可能被解读为对父亲遗志的一种背离，认为父亲的江山社稷最终拱手让人。但从历史发展的大势和张学良个人的抗日决心来看，这种解读又显得过于狭隘。
2. 不孝：
对父亲（张作霖）： “不孝”这点，在高晓松的评价中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或者是一种对张学良个人生活作风的批评，比如他早年的一些“纨绔子弟”的行为，与父亲的期望可能存在偏差。但从政治层面来说，他继承父业，并试图将东北发展壮大，这本身就是一种“孝”。然而，西安事变后，他长期被软禁，与家人分离，无法尽“孝”，也无法处理家事，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不孝”。但这种“不孝”更多的是被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斗争所迫，而非主动为之。
3. 不仁：
对东北人民： “不仁”可能指的是他在某些事件中的决策，例如“皇姑屯事件”后，他为了保存实力，采取了一些似乎“不仁”的措施，或者未能有效阻止日军对东北的侵略，导致东北三省沦陷。“不抵抗政策”至今仍是历史上的争议点，虽然学界普遍认为这并非张学良一人之过，而是当时复杂政治局势下的无奈选择，但在普通民众看来，这种“不抵抗”无疑是“不仁”的，是对保护家园的责任的放弃。
对部下：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部下也因此受到了牵连，一部分人被国民党政府处置，另一部分人则经历了漫长的动荡。张学良作为领导者，他的决策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的下属，这其中也可能存在“不仁”的成分。
4. 不义：
对国家（民国）： “不义”与“不忠”相近，指其行为违背了当时的政治道义和法律。以“兵谏”为名，劫持最高领导人，这在法理上和道义上都站不住脚。
对蒋介石： 张学良与蒋介石曾有过一段复杂的合作关系，但最终以“兵谏”收场，这本身就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即便其动机是为了抗日，但其手段仍然可以被视为“不义”。
5. 不智：
西安事变的时机和方式： 尽管西安事变最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但张学良选择的“兵谏”时机和方式，很多人认为过于鲁莽和缺乏周全的考虑。事变后，他本人和他的部队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如果当时有更巧妙、更少代价的方式，是否能达到同样的目的？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政治策略的局限性： 张学良在政治上的长远规划和策略，可能也存在“不智”之处。他过于依赖个人魅力和个人关系，而未能建立起稳固的政治基础，这使得他在动荡的时局中容易陷入被动。
6. 不勇：
“不抵抗”与“勇”的矛盾： “不抵抗”的政策，在许多人看来与“勇”是完全相悖的。一个勇者，应该挺身而出，捍卫国土。张学良未能阻止日军的入侵，导致东北沦陷，这在“勇”的层面上是站不住脚的。
事后被软禁： 虽然他主张抗日，但在事变之后，他选择随蒋介石去南京，并接受软禁，这在一些人看来，也是一种“不勇”的表现，未能为自己的行动承担更直接的后果，或者说未能继续以更强硬的姿态去争取。
7. 不care（不在乎）：
个人享乐与国家危难： 高晓松提到“不care”，可能是在批评张学良早年沉迷于声色犬马，对国家民族的危机似乎“不在乎”的态度。他的个人生活作风，与当时许多慷慨激昂、为国捐躯的仁人志士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不在乎”的印象。
对后果的漠视： 尽管他后来投身抗日，但西安事变后，他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以及他个人和部下的命运，他是否真正“care”这些后果，或者说是否预想到了这些后果？这也可以从“不care”的角度来解读。
高晓松评价的局限性与历史观照：
尽管高晓松的评价尖锐且具有一定的冲击力，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其可能的局限性：
历史的复杂性与单一化解读： 历史人物的评价，绝不能简单地用“是”或“否”、“忠”或“不忠”来概括。张学良的一生，是在一个极为动荡、充满矛盾的时代中度过的。他的很多行为，都是在极端复杂的政治博弈和民族危机下做出的选择，简单地用“六不”来评判，可能过于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未能充分考虑到他所处的环境和时代的局限。
个人风格与节目效果： 高晓松作为一位主持人，其言论风格本身就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喜欢使用极具煽动性和个人化的语言来吸引观众。这种评价方式，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节目效果，而非严谨的历史学术分析。
“黑历史”与“正史”的权衡： 历史评价往往存在“谁写史”的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对同一事件的解读会截然不同。高晓松的评价，可能更多地倾向于批评性视角，而忽视了张学良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事后诸葛亮”的视角： 从后人的角度审视历史人物的行为，往往容易陷入“事后诸葛亮”的窠臼。我们今天站在和平年代，用现代的道德标准去审视一个身处战乱年代的复杂人物，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不公平性。
更深层次的思考：
张学良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他出身显赫，却被卷入时代的洪流，身不由己。他渴望救国救民，却屡屡遭遇政治的阴谋和背叛。
“不抵抗”的锅： 关于“不抵抗”，事实上，张学良接手东北时，国家积贫积弱，军队装备落后，而且东北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日军蓄谋已久。虽然“不抵抗”的命令来自南京，但张学良作为地方实力派，其执行的犹豫和后续的应对，确实存在被批评的空间。但将所有责任都归咎于他，也并不公允。
西安事变的功过： 西安事变无疑是张学良人生中最具争议的一笔。他以身犯险，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实现了“联共抗日”。这一举动，在当时虽然引起轩然大波，但事后证明，它是抗日战争能够顺利展开的重要前提。从这个角度看，他是有功的。然而，他的手段，却留下了“不义”的争议。
长期的软禁与沉默： 张学良被软禁了半个多世纪，他的人生被剥夺了自由，也失去了参与国家建设的机会。他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承受着命运的安排。在这种情况下，用“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智不勇不care”来评价他，是否过于苛刻？
总结：
高晓松对张学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智不勇不care”的评价，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其道理非常有限，并且带有极强的片面性和情绪化色彩。
有道理的地方： 从某些特定角度、特定事件，特别是从国民党政府的立场，或者从一些传统道德观念来看，张学良的某些行为确实可以被解读为“不忠”、“不义”、“不智”，甚至“不care”早年的生活作风。
缺乏道理的地方： 这种评价 过于简化了历史，忽视了时代的复杂性、张学良所处的困境以及他后期为抗日所做的努力。 尤其是在“不仁”、“不勇”等评价上，与他为抗日事业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承受的长期磨难，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将他塑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六不”之人，是对历史的粗暴解读，也未能体现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面性。
可以说，高晓松的这句话，更多的是一种具有争议性和话题性的论断，是为了激发讨论，而非对张学良一生进行严谨、全面、客观的评价。 评价历史人物，需要我们拥有更宏观的历史视野、更细致的史料考证，以及更包容的历史同情心，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首先，让我们逐一拆解高晓松的“六不”评价，并尝试找出其依据和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1. 不忠：
对国家（民国）： “不忠”最直接的指向就是西安事变。1936年，张学良联合杨虎城，以武力“劝谏”蒋介石联共抗日。从当时国民政府的立场来看，这无疑是“兵谏”，是对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武装劫持，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属于叛乱行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虽然最终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张学良因此也被软禁。从维护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的角度，西安事变的行为确实可以被视为“不忠”。
对父亲（张作霖）： “不忠”在这里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解读。张学良继承了父亲的“东北王”之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其政治遗产。然而，他后来主动将东北军交给共产党，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共产党视为“联共抗日”的先驱。这种“交权”的行为，在一些亲国民党或传统观念的人看来，可能被解读为对父亲遗志的一种背离，认为父亲的江山社稷最终拱手让人。但从历史发展的大势和张学良个人的抗日决心来看，这种解读又显得过于狭隘。
2. 不孝：
对父亲（张作霖）： “不孝”这点，在高晓松的评价中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或者是一种对张学良个人生活作风的批评，比如他早年的一些“纨绔子弟”的行为，与父亲的期望可能存在偏差。但从政治层面来说，他继承父业，并试图将东北发展壮大，这本身就是一种“孝”。然而，西安事变后，他长期被软禁，与家人分离，无法尽“孝”，也无法处理家事，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不孝”。但这种“不孝”更多的是被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斗争所迫，而非主动为之。
3. 不仁：
对东北人民： “不仁”可能指的是他在某些事件中的决策，例如“皇姑屯事件”后，他为了保存实力，采取了一些似乎“不仁”的措施，或者未能有效阻止日军对东北的侵略，导致东北三省沦陷。“不抵抗政策”至今仍是历史上的争议点，虽然学界普遍认为这并非张学良一人之过，而是当时复杂政治局势下的无奈选择，但在普通民众看来，这种“不抵抗”无疑是“不仁”的，是对保护家园的责任的放弃。
对部下：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部下也因此受到了牵连，一部分人被国民党政府处置，另一部分人则经历了漫长的动荡。张学良作为领导者，他的决策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的下属，这其中也可能存在“不仁”的成分。
4. 不义：
对国家（民国）： “不义”与“不忠”相近，指其行为违背了当时的政治道义和法律。以“兵谏”为名，劫持最高领导人，这在法理上和道义上都站不住脚。
对蒋介石： 张学良与蒋介石曾有过一段复杂的合作关系，但最终以“兵谏”收场，这本身就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即便其动机是为了抗日，但其手段仍然可以被视为“不义”。
5. 不智：
西安事变的时机和方式： 尽管西安事变最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但张学良选择的“兵谏”时机和方式，很多人认为过于鲁莽和缺乏周全的考虑。事变后，他本人和他的部队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如果当时有更巧妙、更少代价的方式，是否能达到同样的目的？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政治策略的局限性： 张学良在政治上的长远规划和策略，可能也存在“不智”之处。他过于依赖个人魅力和个人关系，而未能建立起稳固的政治基础，这使得他在动荡的时局中容易陷入被动。
6. 不勇：
“不抵抗”与“勇”的矛盾： “不抵抗”的政策，在许多人看来与“勇”是完全相悖的。一个勇者，应该挺身而出，捍卫国土。张学良未能阻止日军的入侵，导致东北沦陷，这在“勇”的层面上是站不住脚的。
事后被软禁： 虽然他主张抗日，但在事变之后，他选择随蒋介石去南京，并接受软禁，这在一些人看来，也是一种“不勇”的表现，未能为自己的行动承担更直接的后果，或者说未能继续以更强硬的姿态去争取。
7. 不care（不在乎）：
个人享乐与国家危难： 高晓松提到“不care”，可能是在批评张学良早年沉迷于声色犬马，对国家民族的危机似乎“不在乎”的态度。他的个人生活作风，与当时许多慷慨激昂、为国捐躯的仁人志士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不在乎”的印象。
对后果的漠视： 尽管他后来投身抗日，但西安事变后，他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以及他个人和部下的命运，他是否真正“care”这些后果，或者说是否预想到了这些后果？这也可以从“不care”的角度来解读。
高晓松评价的局限性与历史观照：
尽管高晓松的评价尖锐且具有一定的冲击力，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其可能的局限性：
历史的复杂性与单一化解读： 历史人物的评价，绝不能简单地用“是”或“否”、“忠”或“不忠”来概括。张学良的一生，是在一个极为动荡、充满矛盾的时代中度过的。他的很多行为，都是在极端复杂的政治博弈和民族危机下做出的选择，简单地用“六不”来评判，可能过于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未能充分考虑到他所处的环境和时代的局限。
个人风格与节目效果： 高晓松作为一位主持人，其言论风格本身就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喜欢使用极具煽动性和个人化的语言来吸引观众。这种评价方式，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节目效果，而非严谨的历史学术分析。
“黑历史”与“正史”的权衡： 历史评价往往存在“谁写史”的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对同一事件的解读会截然不同。高晓松的评价，可能更多地倾向于批评性视角，而忽视了张学良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事后诸葛亮”的视角： 从后人的角度审视历史人物的行为，往往容易陷入“事后诸葛亮”的窠臼。我们今天站在和平年代，用现代的道德标准去审视一个身处战乱年代的复杂人物，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不公平性。
更深层次的思考：
张学良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他出身显赫，却被卷入时代的洪流，身不由己。他渴望救国救民，却屡屡遭遇政治的阴谋和背叛。
“不抵抗”的锅： 关于“不抵抗”，事实上，张学良接手东北时，国家积贫积弱，军队装备落后，而且东北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日军蓄谋已久。虽然“不抵抗”的命令来自南京，但张学良作为地方实力派，其执行的犹豫和后续的应对，确实存在被批评的空间。但将所有责任都归咎于他，也并不公允。
西安事变的功过： 西安事变无疑是张学良人生中最具争议的一笔。他以身犯险，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实现了“联共抗日”。这一举动，在当时虽然引起轩然大波，但事后证明，它是抗日战争能够顺利展开的重要前提。从这个角度看，他是有功的。然而，他的手段，却留下了“不义”的争议。
长期的软禁与沉默： 张学良被软禁了半个多世纪，他的人生被剥夺了自由，也失去了参与国家建设的机会。他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承受着命运的安排。在这种情况下，用“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智不勇不care”来评价他，是否过于苛刻？
总结：
高晓松对张学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智不勇不care”的评价，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其道理非常有限，并且带有极强的片面性和情绪化色彩。
有道理的地方： 从某些特定角度、特定事件，特别是从国民党政府的立场，或者从一些传统道德观念来看，张学良的某些行为确实可以被解读为“不忠”、“不义”、“不智”，甚至“不care”早年的生活作风。
缺乏道理的地方： 这种评价 过于简化了历史，忽视了时代的复杂性、张学良所处的困境以及他后期为抗日所做的努力。 尤其是在“不仁”、“不勇”等评价上，与他为抗日事业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承受的长期磨难，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将他塑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六不”之人，是对历史的粗暴解读，也未能体现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面性。
可以说，高晓松的这句话，更多的是一种具有争议性和话题性的论断，是为了激发讨论，而非对张学良一生进行严谨、全面、客观的评价。 评价历史人物，需要我们拥有更宏观的历史视野、更细致的史料考证，以及更包容的历史同情心，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网友意见
在这黑张学良本质上就是想黑TG。小张和老蒋从一开始确定的对日方针就是不给日本以任何开战进攻的借口，所以从东北易帜以来，日本人在不断的制造小摩擦，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等，一直在奉行打不还口骂不还手一切交于国联裁决的政策。日本人小打小闹不见成果这才动了大规模搞事的心思。918当晚不抵抗的命令是小张下的没错，这个他自己承认过。但是这个当晚的不抵抗命令来源于一直以来所奉行的不抵抗战略。老蒋作为一国军政首脑，让小张来背锅，实在是太垃圾。有人说小张不鸟老蒋，纯属扯淡，小张一直对老蒋比较敬佩，但是中东路事件的时候，老蒋让小张当炮灰去打毛子，事先讲好的支援一个子儿都没落实，还不允许他单方面和谈。东北军主力消耗数个精锐旅，松花江舰队也打光了，老蒋一颗子弹都没给，摆明了戳傻狗上墙，让东北军去跟别人消耗老蒋坐收渔利。这也是老蒋终其一生的一贯作风。东北军自此对国民政府开始寒了心，对老蒋充分的不信任。也算初步看明白了老蒋表面歌名实际上就是个新军阀。高晓松后来讲的锦州保卫战和热河抗战小张说老蒋不给钱他就不出手，其本质就是这么来的。高晓松不提前因后果，光在那说张学良光要钱否则不出兵，搞得好多不明真相的小娃娃真的以为张学良是不仁不义不智不勇，跟着一起忽悠更多的人。历史的事件要放在历史的条件下去分析，抛开当时的环境讨论问题都是键盘侠。
关于不守锦州的事儿，还有一个国际环境：
1931年12月5日前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顾维钧和日方和谈，将锦州列为”非交战区“，东北军主力随后陆续撤出锦州，此即”张学良不战而放弃锦州“的由来。
关于高晓松说张学良要钱不给钱就不出兵的事儿，还有一个国内环境：
实际上是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辞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长，宣布下野；1932年1月1日，孙科政府成立。孙科政府成立前，由蒋介石下野由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也跟着下野，并将部中主要人员发送数月薪水要求与其一起下野。因此孙科政府上台后就发现财政无着落，且上海银行界不看好孙科政府，拒绝支持（购买国债），以此孙科政府财政紧张到一度只能支持四天的日常支付。而蒋介石策动何应钦和张学良等军人以战事需要不停要援助索饷，孙科政府一直处于焦头烂额状态。
以私德去评论郑智人物，本身就很可笑。踩小张等于踩TG，从而质疑合法性，这才是高晓松这些人的根本目的。也许有人说我温格思维看谁都有阴谋，其实你们只是让人忽悠跟着摇旗呐喊而已。历史的真相真如高晓松所说么？你们想过么？高晓松自己又是个什么人呢？
还有那些吵吵一二八抗战的时候彭打赣州的，你们去看看热河抗战的时候，老蒋在干些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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