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在《晓松奇谈》谈到一战前期的德国和现在的中国很像，如何理解？
高晓松在《晓松奇谈》中，将一战前期的德国与当下中国进行类比，这个说法确实颇具启发性，也容易引起一些讨论。理解他这种“像”的点，需要我们深入分析一下当时德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以及当前中国的一些发展特征，然后找出其中的共鸣之处。
一、 当时德国的“像”在哪里？
高晓松提到“像”，通常不是指完全复制，而是指在某些关键特质、发展逻辑或者面临的挑战上有相似性。我认为他可能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快速崛起的工业强国，伴随而来的民族自豪感和焦虑感：
德国：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经历了惊人的工业化和经济腾飞，从一个分裂的邦国联合体，迅速崛起为欧洲最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力量之一。俾斯麦统一德国后，德国的钢铁产量、煤炭产量、海军建设等都突飞猛进，挑战了英法等传统列强的地位。这种快速崛起带来了巨大的民族自豪感，德国人普遍觉得自己是“后发先至”的优等生，理应获得与其工业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
中国：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同样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制造业、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种成就感同样激发了强大的民族自豪感，许多国人认为中国已经“站起来了”，并且正在走向“富强”。
共鸣点： 这种“后发先至”的崛起，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我这么厉害，为什么还要看别人脸色？”的疑问。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被低估”的焦虑，以及渴望被国际社会平等对待、尊重甚至膜拜的心理。德国当时觉得自己的工业实力世界顶尖，但却在殖民地、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如英国、法国“体面”，这种落差感是显而易见的。而中国现在也在努力争取更大的国际话语权，希望在规则制定中拥有更多发言权，这和德国当时的心态有某种相似。
2. 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民族主义情绪：
德国： 统一后的德国，国家凝聚力非常强，国家机器的动员能力极高。通过教育、军事、媒体等多种途径，民族主义情绪被广泛传播，强调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和历史使命。这为后来的扩张政策奠定了民意基础。
中国： 现代中国同样拥有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民族主义方面，尤其是在面对外部压力或国际争议时，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被激发和凝聚，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
共鸣点： 当一个国家通过强大的力量和集体意志实现快速发展时，很容易将这种成功归功于民族的特殊性和国家的制度优势，从而进一步强化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既是凝聚力的来源，也可能成为对外政策上的某种冲动。
3. 对既有国际秩序的不满和挑战意愿：
德国： 德国认为，在一战前夕，世界已经被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瓜分殆尽，自己作为后来者，没有获得与其国力相匹配的“阳光下的地盘”。德国渴望打破这种“不公正”的国际秩序，通过战争来重新划分世界利益，争取殖民地和海外市场。
中国： 当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也一直在强调“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呼吁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国希望在现有的国际规则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和公平待遇，也对一些被认为不平等的条约和规则提出质疑。
共鸣点： 这种对现有秩序的不满，以及希望通过自身实力去改变规则的诉求，是两者之间一个非常显著的相似之处。德国当时认为“胳膊肘子往里拐”是不对的，就应该把“胳膊肘子往外拐”，去争取海外利益。中国同样在强调“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的智慧和力量。
4. 社会内部的张力与潜在的冲突：
德国： 快速发展也伴随着社会内部的结构性问题。例如，普鲁士的军事贵族阶层仍然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保守势力与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之间存在张力。社会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等问题也开始显现。
中国： 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环境污染、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一系列内部挑战。如何处理好这些“发展中的问题”，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课题。
共鸣点： 任何一个国家的快速转型期，都难免伴随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德国当时在快速崛起的同时，也埋下了不少社会和政治的“雷”。中国现在也同样在努力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
二、 高晓松的“类比”可能隐藏的深层含义
高晓松作为知识分子，他的类比往往不止于表面。他或许在提醒我们：
历史的相似性并非偶然，而是发展逻辑的体现： 快速崛起的国家，在追求国际地位、处理国内矛盾、与既有体系互动时，往往会遇到一些共性的困境和挑战。
警惕“命运共同体”与“零和博弈”的思维： 德国当时那种“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思维，将国际关系视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最终导致了毁灭性的战争。高晓松可能是在暗示，中国在与世界互动时，也要警惕这种思维，而是要更多地考虑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性与克制的重要性： 德国在一战前的种种表现，很多是源于一种“年轻气盛”和“急于求成”的心态，加上国内保守势力的影响，导致战略上犯了错误。高晓松可能是在提醒，中国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中，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被民族主义情绪过度裹挟，做出不理智的决策。
三、 为什么说“很像”，而不是“一样”？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
时代背景不同： 一战前的欧洲是民族国家林立、殖民主义盛行、列强争霸的时代。而当今中国所处的时代，是全球化深入发展、意识形态多元、大国竞争但整体和平稳定的时代。
国际规则不同： 尽管中国希望改革现有规则，但联合国、WTO等国际组织的存在，以及大国之间的相互制约，使得直接诉诸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尽管局部冲突仍有可能）。
中国自身的定位和战略选择： 中国官方一直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德国当时以军事力量为核心的扩张战略有本质区别。
总结来说， 高晓松的类比，并非简单地说中国就是“第二个德国”，而是指出在“崛起”这个共同特征下，两国在心理状态、民族情感、对国际秩序的态度以及社会内部张力等方面，存在着值得我们深思的相似性。他通过这种类比，可能是在提醒我们在享受发展带来的荣耀与自信的同时，也要看到其中潜藏的风险，并在与世界的互动中，保持一份理性的智慧与克制，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理解他的观点，需要我们跳出简单的“赞美”或“批评”的二元对立，去审视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挑战。
一、 当时德国的“像”在哪里？
高晓松提到“像”，通常不是指完全复制，而是指在某些关键特质、发展逻辑或者面临的挑战上有相似性。我认为他可能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快速崛起的工业强国，伴随而来的民族自豪感和焦虑感：
德国：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经历了惊人的工业化和经济腾飞，从一个分裂的邦国联合体，迅速崛起为欧洲最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力量之一。俾斯麦统一德国后，德国的钢铁产量、煤炭产量、海军建设等都突飞猛进，挑战了英法等传统列强的地位。这种快速崛起带来了巨大的民族自豪感，德国人普遍觉得自己是“后发先至”的优等生，理应获得与其工业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
中国：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同样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制造业、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种成就感同样激发了强大的民族自豪感，许多国人认为中国已经“站起来了”，并且正在走向“富强”。
共鸣点： 这种“后发先至”的崛起，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我这么厉害，为什么还要看别人脸色？”的疑问。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被低估”的焦虑，以及渴望被国际社会平等对待、尊重甚至膜拜的心理。德国当时觉得自己的工业实力世界顶尖，但却在殖民地、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如英国、法国“体面”，这种落差感是显而易见的。而中国现在也在努力争取更大的国际话语权，希望在规则制定中拥有更多发言权，这和德国当时的心态有某种相似。
2. 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民族主义情绪：
德国： 统一后的德国，国家凝聚力非常强，国家机器的动员能力极高。通过教育、军事、媒体等多种途径，民族主义情绪被广泛传播，强调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和历史使命。这为后来的扩张政策奠定了民意基础。
中国： 现代中国同样拥有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民族主义方面，尤其是在面对外部压力或国际争议时，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被激发和凝聚，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
共鸣点： 当一个国家通过强大的力量和集体意志实现快速发展时，很容易将这种成功归功于民族的特殊性和国家的制度优势，从而进一步强化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既是凝聚力的来源，也可能成为对外政策上的某种冲动。
3. 对既有国际秩序的不满和挑战意愿：
德国： 德国认为，在一战前夕，世界已经被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瓜分殆尽，自己作为后来者，没有获得与其国力相匹配的“阳光下的地盘”。德国渴望打破这种“不公正”的国际秩序，通过战争来重新划分世界利益，争取殖民地和海外市场。
中国： 当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也一直在强调“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呼吁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国希望在现有的国际规则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和公平待遇，也对一些被认为不平等的条约和规则提出质疑。
共鸣点： 这种对现有秩序的不满，以及希望通过自身实力去改变规则的诉求，是两者之间一个非常显著的相似之处。德国当时认为“胳膊肘子往里拐”是不对的，就应该把“胳膊肘子往外拐”，去争取海外利益。中国同样在强调“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的智慧和力量。
4. 社会内部的张力与潜在的冲突：
德国： 快速发展也伴随着社会内部的结构性问题。例如，普鲁士的军事贵族阶层仍然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保守势力与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之间存在张力。社会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等问题也开始显现。
中国： 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环境污染、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一系列内部挑战。如何处理好这些“发展中的问题”，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课题。
共鸣点： 任何一个国家的快速转型期，都难免伴随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德国当时在快速崛起的同时，也埋下了不少社会和政治的“雷”。中国现在也同样在努力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
二、 高晓松的“类比”可能隐藏的深层含义
高晓松作为知识分子，他的类比往往不止于表面。他或许在提醒我们：
历史的相似性并非偶然，而是发展逻辑的体现： 快速崛起的国家，在追求国际地位、处理国内矛盾、与既有体系互动时，往往会遇到一些共性的困境和挑战。
警惕“命运共同体”与“零和博弈”的思维： 德国当时那种“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思维，将国际关系视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最终导致了毁灭性的战争。高晓松可能是在暗示，中国在与世界互动时，也要警惕这种思维，而是要更多地考虑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性与克制的重要性： 德国在一战前的种种表现，很多是源于一种“年轻气盛”和“急于求成”的心态，加上国内保守势力的影响，导致战略上犯了错误。高晓松可能是在提醒，中国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中，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被民族主义情绪过度裹挟，做出不理智的决策。
三、 为什么说“很像”，而不是“一样”？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
时代背景不同： 一战前的欧洲是民族国家林立、殖民主义盛行、列强争霸的时代。而当今中国所处的时代，是全球化深入发展、意识形态多元、大国竞争但整体和平稳定的时代。
国际规则不同： 尽管中国希望改革现有规则，但联合国、WTO等国际组织的存在，以及大国之间的相互制约，使得直接诉诸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尽管局部冲突仍有可能）。
中国自身的定位和战略选择： 中国官方一直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德国当时以军事力量为核心的扩张战略有本质区别。
总结来说， 高晓松的类比，并非简单地说中国就是“第二个德国”，而是指出在“崛起”这个共同特征下，两国在心理状态、民族情感、对国际秩序的态度以及社会内部张力等方面，存在着值得我们深思的相似性。他通过这种类比，可能是在提醒我们在享受发展带来的荣耀与自信的同时，也要看到其中潜藏的风险，并在与世界的互动中，保持一份理性的智慧与克制，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理解他的观点，需要我们跳出简单的“赞美”或“批评”的二元对立，去审视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挑战。
网友意见
说现在的中国就像一战前的德国，经济飞速发展，实力激增，和世界老大对抗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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