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性别因素和私人关系，主要依靠他人力量进行学术发表，是否属于学术不端行为，如何界定？

利用性别因素和私人关系，主要依靠他人力量进行学术发表，这确实触及了学术诚信的红线，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界定为学术不端行为。为了更清晰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来剖析。

首先，我们来解析一下“依靠他人力量进行学术发表”本身。学术研究和发表的根本在于研究者个人的思考、探索、实验、分析和写作能力。一个独立完成的学术成果，是研究者在特定领域内知识积累、逻辑推理和表达能力的集中体现。当“依靠他人力量”成为主导，就意味着研究者本人在研究过程中的核心贡献被削弱，甚至被掏空。

那么，这个“他人力量”具体可能有哪些表现形式，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构成不端？

代写/代劳（Ghostwriting/Ghostworking）：这是最直接也是最严重的一种形式。如果一篇论文的核心内容，包括实验设计、数据分析、甚至大部分的文字表达，完全是由他人（如导师、同事、朋友，甚至是付费的服务）完成，而署名者（也就是你）仅仅是挂名，那这无疑是严重的学术欺诈。你的贡献变成了“签下名字”和“提供人脉”。
过度指导与包办（Oversupervision and Doing the Work）：即使是导师，其职责也是指导、启发和提供学术建议，而不是替学生完成研究。如果导师（或其他有影响力的人）几乎包办了研究的关键环节，例如设计实验、收集和分析数据，撰写论文的大部分内容，而学生只是被动接受，那么发表出来的成果实际上并不属于学生。这种“贡献”是被“提供”的，而非学生自身“创造”的。
“论文工厂”模式（“Paper Mill” Model）：一些机构或个人以营利为目的，提供“全套服务”，即从选题、研究到发表一手包办，然后卖给需要“成果”但无力或无意亲自完成研究的人。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学术造假和交易。

接下来，我们重点分析“性别因素”和“私人关系”在这类学术不端行为中的作用，以及它们如何影响界定。

一、性别因素的角色与界定

在学术界，利用性别因素进行不端发表，通常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1. 基于性别的不当“关照”（Genderbased Favors）：
“男性特权”或“女性特权”的滥用：某些情况下，可能存在一种基于性别“关照”的潜规则。例如，某个领域由某一性别主导，而存在性别偏见，可能更容易“照顾”或“提拔”特定性别的研究者，即使其研究成果并非最突出。或者，在某些文化背景下，可能存在对某一性别（例如，过去可能是男性）的“导师特权”，而对另一性别（例如，过去可能是女性）的研究者施加不平等的压力或要求。
利用性别吸引力或关系（Leveraging Gender for Personal Relationships）：这是最容易引起争议且难以界定的部分。如果某个研究者（无论男女）利用自己（或对方）的性别吸引力，或者建立起超越学术指导的私人亲密关系（例如，婚外情、不正当恋情等），并以此来换取对方（如导师、合作者、审稿人、编辑）的“帮助”——这种“帮助”可能体现在优先发表、修改润色、给予好评、甚至是直接代写代劳——那么这就构成了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学术利益。

2. 如何界定与性别因素相关的不端？
核心在于“贡献”的真实性与独立性：性别本身是中性的，不是判断学术不端的标准。关键在于，因为性别而获得的“帮助”是否取代了研究者本应付出的核心劳动和思考。如果一个研究者因为其性别而获得了不公正的“便利”，并且这种便利直接导致了其论文的大部分工作被他人代劳，那么这属于学术不端。
是否存在“交易”：如果存在明显的“交易”关系，即“以性别为筹码换取学术资源”，无论这种交易是明示还是暗示，都应被视为学术不端。例如，某位学生为了获得导师的“特殊关照”（如代写论文、加速发表），主动迎合导师的个人情感需求，并建立超越师生关系的密切联系。
“指导”与“包办”的界限：正常的学术指导是基于学术能力的评估和提升，而利用性别因素导致的“关照”则往往超出了正常的学术范畴，变成了人情或情感的交换，其结果是“指导”变成了“包办”。

二、私人关系的角色与界定

私人关系，包括同学、朋友、亲戚、师生（在更广义或非正式的意义上）、甚至是情侣、配偶等，在学术合作中几乎不可避免。但当私人关系被滥用，成为获取学术发表的“捷径”时，就可能构成不端：

1. 私人关系导致的“友情帮助”与“交易”：
“互相代笔”或“互相加名”：朋友之间互相代写论文，或者在对方的论文中挂名，虽然是朋友，但如果没有任何实质性贡献，就属于学术造假。
利用亲戚关系：父母、亲戚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例如，作为大学领导、审稿人、期刊编辑）为亲属“铺路”发表，或者直接代写、代审，这种利用亲缘关系谋取学术利益，也是一种权力滥用和学术不端。
情侣/配偶间的“合作”：如果伴侣之间“分工”写论文，但其中一方的贡献远大于另一方，而后者仅仅因为关系而获得署名权，尤其当这种“合作”是为了满足绩效要求或获取资源时，也存在不端嫌疑。

2. 如何界定与私人关系相关的不端？
贡献的独立性与原创性：核心判断标准始终不变：发表的成果是否是署名者本人独立完成的核心研究和写作？如果大部分工作是通过私人关系“获得”的，而不是本人“付出”的，那就是不端。
“交易”性质的判断：私人关系是否被用来进行“交易”？例如，是否以“承诺未来回报”（如人情、资源分享）为条件，换取他人的代写、代审、或优先发表。
“人情”与“学术评价”的混淆：当学术评价（如论文质量、创新性、贡献度）被私人关系所干扰，导致不应发表的论文被发表，或者应获得更高评价的成果被低估，这本身就破坏了学术的公正性。
挂名（Authorship Misrepresentation）：如果某人因为私人关系而获得论文的署名权，但实际上对研究没有任何实质性贡献（如实验设计、数据分析、文章撰写），这就构成了不当署名，是学术不端的一种。

总结界定标准：

总而言之，无论是以性别因素还是私人关系为纽带，只要其核心行为是“主要依靠他人力量完成学术研究和发表，并隐瞒自身实质性贡献的缺失，以及他人代劳的事实”，都属于学术不端行为。

具体的界定可以围绕以下几个关键点进行：

1. 贡献度评估：论文的哪些部分是由署名者本人完成的？哪些部分是由他人代劳的？他人代劳的部分是否构成了研究和写作的核心？
2. 知情与同意：代劳者是否知情？是否同意署名者以这种方式发表？（虽然即使同意，也改变不了这是不端的性质，但有助于说明问题的复杂性）。
3. 意图：行为的出发点是否是为了规避自身能力不足，或者为了快速获取学术资源和头衔，而非真诚的学术追求？
4. 是否构成“交易”：是否存在以性别、人情、关系等作为“筹码”，换取学术发表的“便利”？
5. 是否违反了学术共同体的基本准则：学术发表是研究者个人能力和贡献的体现，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原创性”、“诚实性”和“贡献公正性”的原则。

性别因素和私人关系作为“催化剂”和“隐形工具”：

性别因素和私人关系往往不是学术不端的直接原因，但它们可以成为“催化剂”或“隐形工具”，使得不端行为更容易发生，也更难被察觉。当这些因素被用来打破正常学术评价和同行评议的屏障，从而实现“靠关系发表”时，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良好的人际互动”变成了“学术腐败”。

因此，界定这种行为的关键在于剥离那些非学术性的因素，回归到“研究贡献”的本质。如果这些非学术性因素的介入，导致了研究的实质性内容被他人替代，并且这种替代行为被隐瞒，那么它就构成了严重的学术不端。

网友意见

谢邀，本文不涉及到任何价值判断和界定问题，就事论事，只回答「学术界如何看待这种利用性吸引力或者感情因素」。

凭借性别因素或者私人关系做事业——不局限于发科研论文，都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因为这不是一个一锤子钱货两清的买卖，而是需要强势的一方提供比较持久的支持。这个时候，俩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做是一个隐性的契约。所以要用契约理论来分析。

尽管本题的灵感是来自于一位女士凭借和一位男士的亲密关系发了论文，但是一般性的表述下我们最好排除掉性别因素，下面我采用信息经济学契约理论通行的定义，称呼那个试图制定一些规则来引导对方给自己提供帮助的人——也就是主动提出契约的人为「委托人」(Principal)，而那个可能采取行动提供帮助的大佬为「代理人」(Agent)。

首先，代理人之所以愿意付出一些努力，帮助明显比自己弱的委托人，是因为代理人认为目前自己大概率处在一个重复博弈的环境中，从而期待在未来这个人可以给自己带来更高的价值。这个价值可以是物质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情感上的。人们往往只把眼睛盯着几个靠「关系」上位的成功者，其实这些人的背后何尝不也是白骨累累？有多少不成功的委托人代价也付了，名声也臭了，然后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报酬。那么失败者为什么会失败呢？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期望管理出现了问题。

在这段委托-代理关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权衡：发送信号（sending a positive signal）和期望管理（expectation management）。发送信号就是委托人做一些事情，向代理人证明自己确实可以给对方提供一些其他方面有用的价值，最简单的例子，写一篇文章XX万。而期望管理就是委托人要坚固代理人的信心，让代理人觉得继续合作下去是值得的。举个例子：如果委托人对代理人来说，价值主要在于征服和支配，那么当该心理在某些行为发生之后可能就已经获得满足，故而对代理人来说，委托人在将来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在短期内，委托人可能会因为代理人的「公平心理」(faireness concern)而确实可以获得一些补偿，但是指望代理人为一个没什么期望的前景而持续的努力是不太可能的，这也是经济学中「动态道德风险」所研究的内容。这方面的经典文献包括DeMarzo and Sannikov(2006)^[1], Biais, Mariotti, Plantin and Rochet(2007)^[2]和 Sannikov (2008)^[3]。尤其是最后一篇，Yuily的文章非常的经典，可以说他拿到克拉克奖的很大程度上就是提供了这个动态道德风险分析的框架。

所以委托人如果想要维持和代理人持久的关系——我们可以把这种关系的目标定义为一个项目，大的项目比如拿到终身教职，小的项目比如发一个顶刊等等。就一定要让代理人相信，在整个的流程中持续不断的支持自己，是可以比中途断掉收获到更大回报的。也就是说委托人能够给为代理人提供持续的「价值流」(value flow)。我们可以广义的理解「价值」这个词，比如对心灵的抚慰，对生活周到的照顾……总之，任何代理人看重的方面，其实都可以构成价值流的一部分。

而给代理人提供价值流，显然对于委托人来说是有代价的。这个成本可以是金钱上的，可以是耐心上的，可以是生理上强忍的不适，也可能是以未来提供价值的降低为代价的（比如打破了神秘感）。而委托人很多时候并没有能力去真的「惩罚」代理人，代理人真的占了便宜之后觉得不想继续了想赖账，自己经常无可奈何，只能通过自己提供的价值流来给对方激励。这个时候的核心权衡就是激励和有限责任的风险。Bias et al.(2010)^[4]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其中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如果没有上述的委托代理问题（也就是人自身就很强，不需要其他人帮助），项目是可以无限制的做下去的；但是因为存在动态道德风险，所以委托人很多时候不得不终止这个项目。这也可以反映出，很多利用「关系」来做事业的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搭配，最后往往会因为一些事情反目——事实上题主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我猜就是因为被前段时间一个反目的例子所激发的。

分析到这个地步，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考虑到。那就是如何来设计这个激励机制。这方面提出最可行化方案的，是Edmans et al. (2012)^[5]我觉得这篇文章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讲述如何利用「关系」来做事业的教科书。

文章的名字虽然是「动态CEO薪酬」，但是CEO和股东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本题中所说的利用关系——委托人给予代理人其它方面作为补偿来让代理人做事情的关系。因为股东不会管理公司，而CEO有管理技能，但是会偷懒会自利。怎么做呢？首先就是要一定程度上是「苛刻」的。比如说，委托人给的目标是综合顶刊，然而代理人只发了一个领域顶刊，这个时候表现出过度的宽容是有害的，因为过度的宽容意味着代理人在下一次合作中就更有动机偷懒了——反正发个领域顶刊委托人也挺满足不是么？这往往就成为偷懒的开始，所以，要点：不要去奖励一个人的失败。

举个例子，现实中很多CEO的薪酬恰恰是在奖励失败。比如公司的股票价格下跌，然后企业这个时候一般会重新给期权定价，然后用一部分来交付给CEO做薪酬。然而股票价格下跌之后的重新定价，对CEO来说恰恰就是行权成本的下降——本来我把股价推高到30块，我只能赚20%，现在重新定价之后，我就可以赚60%了。这个时候CEO通过自己的失败（让股价下跌）而获得了实质性的好处（行权成本下降）。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激励的时候，就要在降低行权成本的同时，减少CEO能够获得的现金报酬。

其次，逐步兑现承诺和好处。只「苛刻」显然就一拍两散了。所以委托人还要提供一些价值。而价值的提供每一阶段只能提供一部分。有三个因素决定了这么做是最优的：

让代理人对价值的享受保持平稳，没有大起大落；
让代理人保持对未来的期待；
因为代理人意识到委托人还能给自己很多的价值，所以代理人更少的采取某些短视的、一锤子买卖等伤害委托人长期利益的行为；

这也是俗称的「力气不可使尽，好话不能说尽」。

上面说的这个模型，对于任何非互补的合作都是有意义的。互补的合作比如两个人一个人擅长文字，一个人擅长数据处理；或者一方有资源，另外一方有人力。这些都属于专业分工动机而产生的合作，x相对来说道德风险问题较轻，因为每个人都是在为自己工作；理想的情况下，这也是学术界所推崇的合作方式。而非互补的合作意味着，委托人需要代理人替自己去做一个完整的项目，而委托人通过其他的方面来进行补偿。能够把这种关系长期维持下去委托人，对上述权衡的理解和执行都一定是深刻的。

参考

^ DeMarzo, Peter M., and Yuliy Sannikov. "Optimal security design and dynamic capital structure in a continuous‐time agency model." The Journal of Finance 61.6 (2006): 2681-2724.
^ Biais, Bruno, et al. "Dynamic security design: Convergence to continuous time and asset pricing implication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4.2 (2007): 345-390.
^ Sannikov, Yuliy. "A continuous-time version of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5.3 (2008): 957-984.
^ Bruno Biais, Thomas Mariotti, Jean-Charles Rochet, and Stéphane Villeneuve, “Large Risks, Limited Liability, and Dynamic Moral Hazard”, Econometrica, vol. 78, n. 1, January 2010, pp. 73–118.
^ Edmans, Alex, et al. "Dynamic CEO compensation."The Journal of Finance67.5 (2012): 1603-1647.

属于学术不端，参考今年出台的《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1]，这是不当署名。

目前无法界定不当署名，除非当事人主动爆出。只要有署名，就默认有贡献，要证明作者没有贡献难以取证。

这种现象会长期存在，除非对于学术活动全过程和科研参与者的贡献有了可靠的追踪评价手段。或许未来区块链技术可用于解决这个问题？

参考

^ http://jw.beijing.gov.cn/kyc/zlxz/201907/W02019071842694578198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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