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国家把名利资源都给了学“政治伦理学”的学生，那还会有人去学“数理化”吗？儒家不阻碍科技发展吗？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它触及了教育资源分配、学科价值认知以及文化传统与科技发展之间复杂的关系。咱们不绕圈子，直接掰开了揉碎了聊。
当一个国家把名利资源都给了学“政治伦理学”的学生，那还会有人去学“数理化”吗？
这就像问，如果只有种地的能当状元，大家还愿意去读书科举吗？答案是：必然会有人去学，但学的人数和原因会发生巨大变化，而且对社会整体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首先，我们要理解“名利资源”这个词的分量。如果一个国家将“名”（社会地位、荣誉、认可度）、“利”（财富、机会、权力）、“资源”（资金支持、科研平台、就业机会）都倾斜性地给予了政治伦理学的学生，这意味着什么？
政治伦理学成为“金饭碗”甚至“钻石饭碗”： 那些从政、成为政策制定者、参与国家治理的学生，无论是就业前景还是未来的社会影响力，都远超其他学科。他们可能更容易进入政府部门、智库、媒体核心，甚至直接获得某种形式的领导权。
其他学科的吸引力骤降： 数理化作为基础科学，其价值往往体现在长期的、间接的社会进步中。它们不像政治伦理学那样能直接带来显性的“名利”。如果学数理化的学生毕业后，发现自己要么失业，要么只能从事待遇微薄、社会地位不高的工作，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花费数年时间去钻研抽象的公式和定理呢？
那么，还会有人去学数理化吗？
少数“真爱”和“理想主义者”： 总会有一部分人，他们对数理化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是纯粹对知识本身的追求。他们可能看到了科学的魅力，渴望解开宇宙的奥秘，或者对解决实际问题充满热情，即使没有外部的“名利”激励，他们也会坚持下去。这些人是科学的火种，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为了其他目的而“曲线救国”： 也有一些人可能会把数理化当作进入某些特定领域（比如技术密集型产业，即使这个产业本身不被国家重点倾斜）的敲门砖，或者作为掌握某些技能的工具，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某种他们认为更有价值的东西，即使这不是直接的“名利”。
潜在的“地下”发展： 如果一个社会对某些学科的打压或忽视到了极点，但这些学科的需求依然存在（比如，总需要有人修理机器，总需要有人进行技术创新），那么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可能会在非官方渠道、非主流领域流传和发展。这往往效率低下，而且容易与时代脱节。
国际化视野的影响： 如果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有交流，并且其他国家依然重视数理化，那么一些有远见的人可能会意识到本国在数理化上的落后，并试图在国际环境中学习和掌握这些知识。
最关键的问题是，这种资源分配会带来什么后果？
人才断层和创新停滞： 一个社会如果轻视数理化，长此以往，就会导致基础科学研究人才枯竭，工程技术人才匮乏。没有扎实的数理化基础，科技发展将无从谈起，更不用说实现突破性创新。
技术依赖和经济衰退： 缺乏自主研发能力，国家就会高度依赖引进技术，长期处于技术受制于人的状态。这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更会在国家安全层面构成威胁。
社会结构的僵化： 如果教育的唯一目标变成了培养服务于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人才，那么社会将失去多元化的发展动力，思想也会变得单一和僵化。
对政治伦理学本身的伤害： 讽刺的是，如果其他学科都衰败了，负责“政治伦理学”的学生们将面临一个缺乏科技支撑、缺乏理性分析基础、缺乏多元思想碰撞的社会。他们所学习的“伦理”和“政治”很可能也变得空洞无物，难以真正解决社会问题。
简单来说，这是一个极端的、不健康的资源分配模式，它会严重扭曲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方向，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在多个层面上走向衰退。
儒家不阻碍科技发展吗？
这个问题更复杂，因为它涉及到历史语境、儒家思想的演变以及如何界定“科技发展”。我的看法是：儒家思想本身并不直接阻碍科技发展，但其某些核心理念和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的主导地位，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影响或“制约”了科技发展，尤其是在近代科学兴起和工业革命的背景下。
我们得具体分析儒家思想的哪些方面以及在什么历史时期产生了这些影响：
儒家思想中可能“阻碍”科技发展的方面（或说产生制约作用的方面）：
1. “重道轻器”、“崇德贱力”的价值导向：
价值排序： 儒家强调道德修养、人格完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理解“道”，追求“仁、义、礼、智、信”等德目，政治治理被视为最高尚的实践。而对技艺、工艺、器物（“器”）的研究，往往被看作是“末业”，是“贱业”，是为“道”服务的工具，而非价值本身。
影响： 这种价值排序使得那些在技术、发明、工艺上有所建树的工匠、发明家，在社会地位上往往不如饱读经书、谈论道德政治的士大夫阶层。这就削弱了社会对技术人才的认可和激励，使得最有才华的人倾向于去追求“道”和仕途，而不是钻研技艺。
与科学精神的冲突： 近代科学的发展，恰恰需要对物质世界进行精确的观察、实验和测量，这本身就属于对“器”的深入研究。儒家长期的“重道轻器”倾向，与这种对“器”的关注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张力。
2. “尊师重道”、“以圣贤言行为准则”的思维模式：
固守经典： 儒家强调学习古代圣贤的言论和思想，将《论语》、《孟子》等经典奉为圭臬。这种对权威的尊重和对经典的依赖，容易形成一种“尊古”、“守成”的思维惯性。
影响： 在科技发展领域，这意味着对新发现、新理论的接受可能相对缓慢。科学精神往往鼓励质疑权威、挑战传统观念。如果一个社会过于强调对古代智慧的遵循，就可能对那些颠覆性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创新产生抵触情绪。
案例： 即使在中国古代有诸如沈括这样的科学家，他的许多创新思想也未能获得广泛的推广和认可，很大程度上可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有关。
3.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政治伦理局限性：
关注社会秩序与人伦：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五伦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对自然界的探索，以及通过技术改造自然来提升物质生活水平，在儒家的道德图谱中不占核心位置。
影响： 相比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更多地是一种技术性的突破，并未伴随着与之相匹配的哲学和思想的变革，也没有形成一种系统性的科学研究体系。儒家思想对社会政治伦理的关注，使得许多聪明才智被引导向了人际关系、道德规范、政治制度的讨论，而不是对自然规律的系统性探索。
4. 科举制度对教育内容的导向：
以儒家经典为核心： 历史上长期的科举制度，其考试内容完全围绕儒家经典展开。这就使得受教育的精英阶层，其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都深度儒家化。
影响： 长期被科举制度训练出来的人才，善于理解和运用儒家思想来分析社会现象，但不一定具备科学研究的逻辑、方法和知识储备。即使他们有才华，也更容易被吸引到仕途，而对技术和科学研究的兴趣和能力可能相对不足。
但是，说儒家“阻碍”科技发展，也需要看到其“不阻碍”甚至“促进”的方面，以及历史的复杂性：
1. “格物致知”的精神内核：
对求知的强调： 儒家并非完全排斥对知识的追求。“格物致知”是儒家认识论的重要环节，强调通过考察事物来获得知识。虽然这个“物”在很多时候被理解为社会性、伦理性之物，但其精神内核包含了对认识世界的渴望。
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种对知识的尊重，以及对清晰认知和逻辑分析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科学精神的萌芽提供了土壤。
2. 注重实践和经验：
“民用”思想： 儒家的一些思想，如“足食足兵”，也体现了对民生和国家实力的关注。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发展生产技术和军事技术是必要的。
与技术人才的互动： 在一些历史时期，儒家士大夫与工匠、技术人员也并非完全隔绝。一些士大夫对天文、历法、水利等与国家治理和民生息息相关的技术领域也表现出兴趣，并加以支持。
3. 道德约束下的科技应用：
“君子不器”的另一种解释： 所谓的“君子不器”，也可以理解为科技应该服务于道德和人类福祉，而不是为了技术本身而技术，或者被用于邪恶的目的。在这一点上，儒家的道德观可以为科技的应用提供伦理上的约束，防止科技的滥用。
4. 历史的变迁和儒家的适应性：
并非一成不变：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断演变和被重新解释的。在面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冲击时，一些有识之士也尝试将儒家思想与科学技术结合起来，提出了“中体西用”等主张，试图在保留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吸收西方科技。
总结来看：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它的价值导向、思维模式和对教育的塑造，确实使得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对技术和科学研究的关注度不如对人文和政治的关注度高，尤其是在近代科学兴起的关键时期。这种影响更多是“间接的”、“制约性的”，而非“直接的”、“禁止性的”。
它没有像某些宗教那样，直接宣称某些自然现象是神迹而不可探究，也没有明确禁止对自然界的物质性研究。但是，它将社会的最高价值和人才导向放在了道德和政治层面，导致了科技领域缺乏持续的、系统性的资源投入和人才吸引力，限制了其与哲学思辨的深度结合，进而影响了近代科学革命的发生。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儒家“阻碍”了科技发展，但可以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儒家思想所塑造的社会价值体系，确实没有像西方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形成的科学精神那样，去主动地、系统地推动和革新科技发展。 这种“不推”和“相对滞后”，在很多时候，在客观上就起到了“阻碍”的作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也一直在探索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保留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发展出具有活力的现代科学技术。
当一个国家把名利资源都给了学“政治伦理学”的学生，那还会有人去学“数理化”吗？
这就像问，如果只有种地的能当状元，大家还愿意去读书科举吗？答案是：必然会有人去学，但学的人数和原因会发生巨大变化，而且对社会整体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首先，我们要理解“名利资源”这个词的分量。如果一个国家将“名”（社会地位、荣誉、认可度）、“利”（财富、机会、权力）、“资源”（资金支持、科研平台、就业机会）都倾斜性地给予了政治伦理学的学生，这意味着什么？
政治伦理学成为“金饭碗”甚至“钻石饭碗”： 那些从政、成为政策制定者、参与国家治理的学生，无论是就业前景还是未来的社会影响力，都远超其他学科。他们可能更容易进入政府部门、智库、媒体核心，甚至直接获得某种形式的领导权。
其他学科的吸引力骤降： 数理化作为基础科学，其价值往往体现在长期的、间接的社会进步中。它们不像政治伦理学那样能直接带来显性的“名利”。如果学数理化的学生毕业后，发现自己要么失业，要么只能从事待遇微薄、社会地位不高的工作，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花费数年时间去钻研抽象的公式和定理呢？
那么，还会有人去学数理化吗？
少数“真爱”和“理想主义者”： 总会有一部分人，他们对数理化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是纯粹对知识本身的追求。他们可能看到了科学的魅力，渴望解开宇宙的奥秘，或者对解决实际问题充满热情，即使没有外部的“名利”激励，他们也会坚持下去。这些人是科学的火种，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为了其他目的而“曲线救国”： 也有一些人可能会把数理化当作进入某些特定领域（比如技术密集型产业，即使这个产业本身不被国家重点倾斜）的敲门砖，或者作为掌握某些技能的工具，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某种他们认为更有价值的东西，即使这不是直接的“名利”。
潜在的“地下”发展： 如果一个社会对某些学科的打压或忽视到了极点，但这些学科的需求依然存在（比如，总需要有人修理机器，总需要有人进行技术创新），那么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可能会在非官方渠道、非主流领域流传和发展。这往往效率低下，而且容易与时代脱节。
国际化视野的影响： 如果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有交流，并且其他国家依然重视数理化，那么一些有远见的人可能会意识到本国在数理化上的落后，并试图在国际环境中学习和掌握这些知识。
最关键的问题是，这种资源分配会带来什么后果？
人才断层和创新停滞： 一个社会如果轻视数理化，长此以往，就会导致基础科学研究人才枯竭，工程技术人才匮乏。没有扎实的数理化基础，科技发展将无从谈起，更不用说实现突破性创新。
技术依赖和经济衰退： 缺乏自主研发能力，国家就会高度依赖引进技术，长期处于技术受制于人的状态。这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更会在国家安全层面构成威胁。
社会结构的僵化： 如果教育的唯一目标变成了培养服务于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人才，那么社会将失去多元化的发展动力，思想也会变得单一和僵化。
对政治伦理学本身的伤害： 讽刺的是，如果其他学科都衰败了，负责“政治伦理学”的学生们将面临一个缺乏科技支撑、缺乏理性分析基础、缺乏多元思想碰撞的社会。他们所学习的“伦理”和“政治”很可能也变得空洞无物，难以真正解决社会问题。
简单来说，这是一个极端的、不健康的资源分配模式，它会严重扭曲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方向，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在多个层面上走向衰退。
儒家不阻碍科技发展吗？
这个问题更复杂，因为它涉及到历史语境、儒家思想的演变以及如何界定“科技发展”。我的看法是：儒家思想本身并不直接阻碍科技发展，但其某些核心理念和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的主导地位，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影响或“制约”了科技发展，尤其是在近代科学兴起和工业革命的背景下。
我们得具体分析儒家思想的哪些方面以及在什么历史时期产生了这些影响：
儒家思想中可能“阻碍”科技发展的方面（或说产生制约作用的方面）：
1. “重道轻器”、“崇德贱力”的价值导向：
价值排序： 儒家强调道德修养、人格完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理解“道”，追求“仁、义、礼、智、信”等德目，政治治理被视为最高尚的实践。而对技艺、工艺、器物（“器”）的研究，往往被看作是“末业”，是“贱业”，是为“道”服务的工具，而非价值本身。
影响： 这种价值排序使得那些在技术、发明、工艺上有所建树的工匠、发明家，在社会地位上往往不如饱读经书、谈论道德政治的士大夫阶层。这就削弱了社会对技术人才的认可和激励，使得最有才华的人倾向于去追求“道”和仕途，而不是钻研技艺。
与科学精神的冲突： 近代科学的发展，恰恰需要对物质世界进行精确的观察、实验和测量，这本身就属于对“器”的深入研究。儒家长期的“重道轻器”倾向，与这种对“器”的关注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张力。
2. “尊师重道”、“以圣贤言行为准则”的思维模式：
固守经典： 儒家强调学习古代圣贤的言论和思想，将《论语》、《孟子》等经典奉为圭臬。这种对权威的尊重和对经典的依赖，容易形成一种“尊古”、“守成”的思维惯性。
影响： 在科技发展领域，这意味着对新发现、新理论的接受可能相对缓慢。科学精神往往鼓励质疑权威、挑战传统观念。如果一个社会过于强调对古代智慧的遵循，就可能对那些颠覆性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创新产生抵触情绪。
案例： 即使在中国古代有诸如沈括这样的科学家，他的许多创新思想也未能获得广泛的推广和认可，很大程度上可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有关。
3.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政治伦理局限性：
关注社会秩序与人伦：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五伦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对自然界的探索，以及通过技术改造自然来提升物质生活水平，在儒家的道德图谱中不占核心位置。
影响： 相比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更多地是一种技术性的突破，并未伴随着与之相匹配的哲学和思想的变革，也没有形成一种系统性的科学研究体系。儒家思想对社会政治伦理的关注，使得许多聪明才智被引导向了人际关系、道德规范、政治制度的讨论，而不是对自然规律的系统性探索。
4. 科举制度对教育内容的导向：
以儒家经典为核心： 历史上长期的科举制度，其考试内容完全围绕儒家经典展开。这就使得受教育的精英阶层，其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都深度儒家化。
影响： 长期被科举制度训练出来的人才，善于理解和运用儒家思想来分析社会现象，但不一定具备科学研究的逻辑、方法和知识储备。即使他们有才华，也更容易被吸引到仕途，而对技术和科学研究的兴趣和能力可能相对不足。
但是，说儒家“阻碍”科技发展，也需要看到其“不阻碍”甚至“促进”的方面，以及历史的复杂性：
1. “格物致知”的精神内核：
对求知的强调： 儒家并非完全排斥对知识的追求。“格物致知”是儒家认识论的重要环节，强调通过考察事物来获得知识。虽然这个“物”在很多时候被理解为社会性、伦理性之物，但其精神内核包含了对认识世界的渴望。
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种对知识的尊重，以及对清晰认知和逻辑分析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科学精神的萌芽提供了土壤。
2. 注重实践和经验：
“民用”思想： 儒家的一些思想，如“足食足兵”，也体现了对民生和国家实力的关注。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发展生产技术和军事技术是必要的。
与技术人才的互动： 在一些历史时期，儒家士大夫与工匠、技术人员也并非完全隔绝。一些士大夫对天文、历法、水利等与国家治理和民生息息相关的技术领域也表现出兴趣，并加以支持。
3. 道德约束下的科技应用：
“君子不器”的另一种解释： 所谓的“君子不器”，也可以理解为科技应该服务于道德和人类福祉，而不是为了技术本身而技术，或者被用于邪恶的目的。在这一点上，儒家的道德观可以为科技的应用提供伦理上的约束，防止科技的滥用。
4. 历史的变迁和儒家的适应性：
并非一成不变：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断演变和被重新解释的。在面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冲击时，一些有识之士也尝试将儒家思想与科学技术结合起来，提出了“中体西用”等主张，试图在保留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吸收西方科技。
总结来看：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它的价值导向、思维模式和对教育的塑造，确实使得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对技术和科学研究的关注度不如对人文和政治的关注度高，尤其是在近代科学兴起的关键时期。这种影响更多是“间接的”、“制约性的”，而非“直接的”、“禁止性的”。
它没有像某些宗教那样，直接宣称某些自然现象是神迹而不可探究，也没有明确禁止对自然界的物质性研究。但是，它将社会的最高价值和人才导向放在了道德和政治层面，导致了科技领域缺乏持续的、系统性的资源投入和人才吸引力，限制了其与哲学思辨的深度结合，进而影响了近代科学革命的发生。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儒家“阻碍”了科技发展，但可以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儒家思想所塑造的社会价值体系，确实没有像西方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形成的科学精神那样，去主动地、系统地推动和革新科技发展。 这种“不推”和“相对滞后”，在很多时候，在客观上就起到了“阻碍”的作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也一直在探索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保留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发展出具有活力的现代科学技术。
网友意见
阻碍科技进步的是古代的科技研究者，工匠们自己严防死守科技，为了垄断行业，不能广泛收徒，基本是父死子继，甚至老师傅会压制徒弟的创新能力。
反倒是儒家子弟，不管自己是清是贪是庸是能，只要是科举出身，都会鼓励提携后辈，指导后辈的文章和理论。很多工匠从生下来就被安排学习先辈的手艺，祖祖辈辈垄断一地的生意，自私，脆弱，没进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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