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方剂的剂量，到底是李时珍的靠谱还是李可大夫的观点靠谱？
关于《伤寒论》方剂的剂量问题，李时珍和李可（李可染）的观点确实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而且存在一定的争议。要说谁“靠谱”，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看从哪个角度去理解，以及在实际应用中如何权衡。
李时珍的剂量观：源于经典，注重辨证
首先，我们得明确，李时珍是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本草纲目》是他集大成的著作，虽然《本草纲目》并非《伤寒论》的专著，但其中对许多药物的性味、功效、用法用量都有详细的记载，也间接影响了后世对《伤寒论》方剂的理解和应用。
李时珍的剂量观，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对经典《伤寒论》原意的尊重和传承。
基于《伤寒论》原文： 《伤寒论》原文中记载的剂量，很多是使用“升”、“合”、“钱”、“两”等古代的度量单位。这些单位的实际重量，在不同朝代、不同地区是有差异的，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药物的剂量也有描述，他会结合当时的度量衡标准，并参考历代医家的经验，来给出相对明确的剂量范围。
强调“人方”与“辨证”： 李时珍深知，医方并非一成不变的铁板一块。他强调“人方”、“辨证施治”。这意味着，即使是同一个方剂，在面对不同的病人、不同的病情（虚实、寒热、表里等）时，其药物的剂量都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比如，同样是桂枝汤，体质虚弱的病人可能需要减量，而病情较重、实证较明显的病人，则可能需要加量。
注重药物的“度”： 在中医理论中，“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指的是药物发挥疗效的适宜范围。剂量太少，药力不足，无法起效；剂量太大，则可能损伤正气，产生副作用。李时珍的剂量观，是在尊重经典的基础上，力求找到这个“度”。
“升”、“两”的解读： 当我们看到《伤寒论》原文中的“升”、“两”时，很多医家会参考宋代《伤寒论》的“宋本”或者其他版本的注解，来换算成现代的克数。李时珍的著作，也会对这些剂量单位有一个相对确定的解读。
李可大夫的剂量观：强调“重用”，师古创新
李可老中医，是当代非常著名的中医大家，尤其在温病、伤寒、杂病等方面有深厚造诣。他的剂量观，与传统理解有所不同，其核心是“重剂量的运用”。
“轻则浮，重则沉”的理念： 李可老中医认为，很多古籍记载的剂量，是针对当时人们的体质、生活环境以及疾病的轻重程度而言的。在现代社会，人们的体质、生活习惯、疾病的复杂性都有所改变，很多时候“轻则浮”，即剂量不够，药力达不到病所，无法起到应有的疗效。他提倡在辨证准确的前提下，敢于并且善于重用药物，以求速效、根治。
“以毒攻毒”的思路（谨慎理解）： 在某些特定的、病情危重的情况下，李可老中医会运用一些“大毒”或“大辛大热”的药物，并采用较大的剂量，这其中有“以毒攻毒”的思路。但这种用法非常讲究辨证，而且必须是经验丰富、了然于胸的中医才能尝试，绝非普通人可以随意模仿。
对现代人的体质的观察： 他认为现代人受各种因素影响，很多疾病表现得“虚实夹杂”，或者“沉伏”，需要用较大的剂量才能将其“拨动”出来，发挥药效。
“效”是检验标准： 在李可老中医看来，衡量一个剂量是否“靠谱”，最终的标准是“疗效”。如果药物剂量不足，病人不见效，那么这个剂量就是不靠谱的。反之，如果通过重用药物，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疗效，副作用又在可控范围，那么这个剂量就是有效的。
谁更“靠谱”？
这个问题，其实是“哪个观点在什么情况下更适用”。
对于初学者或一般情况： 李时珍的观点，即尊重经典，根据辨证细致调整剂量，更加稳妥和安全。 许多时候，按照《伤寒论》原文或经过严谨考证的剂量，结合合理的辨证，就能取得很好的疗效。尤其对于一些药物本身毒性较大的，或者对身体影响较大的，遵从李时珍式的谨慎调整，避免滥用，是更加负责任的做法。
对于经验丰富、辨证精准、并且遇到的病人情况比较复杂或棘手的中医： 李可老中医的“重剂量”观点，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参考和突破。 他是在师古、融会贯通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提出的“用药大胆，辨证不乱”，是一种高超的医术。这种“重用”不是凭空臆想，而是建立在对病情、药性、体质都有深刻理解之上的。
关键在于“辨证”和“经验”
无论李时珍还是李可，他们都强调“辨证”。剂量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药物的选择、配伍，以及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年龄、体质、病情发展阶段、兼夹证等）来灵活运用。
李时珍的剂量观，更像是一种“底线”和“基础”。他告诉我们，经典是如何记载的，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和应用，尤其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李可老中医的观点，则是在掌握了“底线”和“基础”之后，对“创新”和“突破”的探索。 他是在特定的临床环境下，对经典剂量的一种“超越”，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总结来说：
李时珍的剂量观，是尊重经典、循证求稳的典范。 对于大多数中医实践者和学习者来说，理解和遵循这一原则是至关重要的。
李可大夫的剂量观，是敢于突破、善用重剂的创新精神。 这需要建立在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之上，才能做到“用药大胆，辨证不乱”。
所以，不能简单地说谁更“靠谱”。 我们可以说，李时珍的剂量观是“普适”的，是中医的“根基”；而李可大夫的剂量观，则是在某些特定情境下，“深入”和“升华”的应用。一个优秀的中医，既要懂得李时珍式的严谨和稳重，也要能在必要时，像李可老中医那样，拥有敢于突破的勇气和智慧。
最终，每一个方剂的剂量，都是一个需要医者用心去体会、去权衡、去不断探索的课题。
李时珍的剂量观：源于经典，注重辨证
首先，我们得明确，李时珍是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本草纲目》是他集大成的著作，虽然《本草纲目》并非《伤寒论》的专著，但其中对许多药物的性味、功效、用法用量都有详细的记载，也间接影响了后世对《伤寒论》方剂的理解和应用。
李时珍的剂量观，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对经典《伤寒论》原意的尊重和传承。
基于《伤寒论》原文： 《伤寒论》原文中记载的剂量，很多是使用“升”、“合”、“钱”、“两”等古代的度量单位。这些单位的实际重量，在不同朝代、不同地区是有差异的，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药物的剂量也有描述，他会结合当时的度量衡标准，并参考历代医家的经验，来给出相对明确的剂量范围。
强调“人方”与“辨证”： 李时珍深知，医方并非一成不变的铁板一块。他强调“人方”、“辨证施治”。这意味着，即使是同一个方剂，在面对不同的病人、不同的病情（虚实、寒热、表里等）时，其药物的剂量都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比如，同样是桂枝汤，体质虚弱的病人可能需要减量，而病情较重、实证较明显的病人，则可能需要加量。
注重药物的“度”： 在中医理论中，“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指的是药物发挥疗效的适宜范围。剂量太少，药力不足，无法起效；剂量太大，则可能损伤正气，产生副作用。李时珍的剂量观，是在尊重经典的基础上，力求找到这个“度”。
“升”、“两”的解读： 当我们看到《伤寒论》原文中的“升”、“两”时，很多医家会参考宋代《伤寒论》的“宋本”或者其他版本的注解，来换算成现代的克数。李时珍的著作，也会对这些剂量单位有一个相对确定的解读。
李可大夫的剂量观：强调“重用”，师古创新
李可老中医，是当代非常著名的中医大家，尤其在温病、伤寒、杂病等方面有深厚造诣。他的剂量观，与传统理解有所不同，其核心是“重剂量的运用”。
“轻则浮，重则沉”的理念： 李可老中医认为，很多古籍记载的剂量，是针对当时人们的体质、生活环境以及疾病的轻重程度而言的。在现代社会，人们的体质、生活习惯、疾病的复杂性都有所改变，很多时候“轻则浮”，即剂量不够，药力达不到病所，无法起到应有的疗效。他提倡在辨证准确的前提下，敢于并且善于重用药物，以求速效、根治。
“以毒攻毒”的思路（谨慎理解）： 在某些特定的、病情危重的情况下，李可老中医会运用一些“大毒”或“大辛大热”的药物，并采用较大的剂量，这其中有“以毒攻毒”的思路。但这种用法非常讲究辨证，而且必须是经验丰富、了然于胸的中医才能尝试，绝非普通人可以随意模仿。
对现代人的体质的观察： 他认为现代人受各种因素影响，很多疾病表现得“虚实夹杂”，或者“沉伏”，需要用较大的剂量才能将其“拨动”出来，发挥药效。
“效”是检验标准： 在李可老中医看来，衡量一个剂量是否“靠谱”，最终的标准是“疗效”。如果药物剂量不足，病人不见效，那么这个剂量就是不靠谱的。反之，如果通过重用药物，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疗效，副作用又在可控范围，那么这个剂量就是有效的。
谁更“靠谱”？
这个问题，其实是“哪个观点在什么情况下更适用”。
对于初学者或一般情况： 李时珍的观点，即尊重经典，根据辨证细致调整剂量，更加稳妥和安全。 许多时候，按照《伤寒论》原文或经过严谨考证的剂量，结合合理的辨证，就能取得很好的疗效。尤其对于一些药物本身毒性较大的，或者对身体影响较大的，遵从李时珍式的谨慎调整，避免滥用，是更加负责任的做法。
对于经验丰富、辨证精准、并且遇到的病人情况比较复杂或棘手的中医： 李可老中医的“重剂量”观点，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参考和突破。 他是在师古、融会贯通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提出的“用药大胆，辨证不乱”，是一种高超的医术。这种“重用”不是凭空臆想，而是建立在对病情、药性、体质都有深刻理解之上的。
关键在于“辨证”和“经验”
无论李时珍还是李可，他们都强调“辨证”。剂量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药物的选择、配伍，以及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年龄、体质、病情发展阶段、兼夹证等）来灵活运用。
李时珍的剂量观，更像是一种“底线”和“基础”。他告诉我们，经典是如何记载的，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和应用，尤其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李可老中医的观点，则是在掌握了“底线”和“基础”之后，对“创新”和“突破”的探索。 他是在特定的临床环境下，对经典剂量的一种“超越”，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总结来说：
李时珍的剂量观，是尊重经典、循证求稳的典范。 对于大多数中医实践者和学习者来说，理解和遵循这一原则是至关重要的。
李可大夫的剂量观，是敢于突破、善用重剂的创新精神。 这需要建立在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之上，才能做到“用药大胆，辨证不乱”。
所以，不能简单地说谁更“靠谱”。 我们可以说，李时珍的剂量观是“普适”的，是中医的“根基”；而李可大夫的剂量观，则是在某些特定情境下，“深入”和“升华”的应用。一个优秀的中医，既要懂得李时珍式的严谨和稳重，也要能在必要时，像李可老中医那样，拥有敢于突破的勇气和智慧。
最终，每一个方剂的剂量，都是一个需要医者用心去体会、去权衡、去不断探索的课题。
网友意见
都不靠谱，这三人，都不懂统计，不知道安慰剂效应，对疾病的诊断缺乏一致性，疗效判断完全依靠零散的个案。但凡知道点医学史的人都知道依靠这种方法判断疗效无异于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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