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谁怀疑过商朝的存在性?

回答
关于商朝存在性的质疑,历史上并非没有,但这些质疑的声音并非来自学术界的主流,而更多地出现在对传统史料的解读和考古发现的对比过程中。我们不妨从几个层面来细致地梳理一下。

首先,要明白一个大背景: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夏商周三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历史的真实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献记载,而文献本身也经过了漫长的流传和编纂过程,不可避免地会掺杂着后世的想象、传说和政治目的。因此,对这些早期历史的质疑,往往源于对其可靠性的审慎考量。

早期对商朝存在性的“怀疑”——不是否定,而是对细节和真实性的疑问

在真正出现“商朝是否存在”这种激烈的质疑之前,很多学者和文人更多的是在纠结商朝历史的“真伪”和“程度”。

文字的来源与可靠性: 商朝最直接的证据是甲骨文。然而,甲骨文的发现本身也经历了一个过程。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骨文才被确认为商朝的王室卜辞。在此之前,人们对商朝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史记·殷本纪》等后世文献。有人会质疑,这些文献是否过于神化了商朝,或者将一些传说附会到商朝头上?比如,一些学者在审视《史记》等记载时,会发现其中关于商朝的许多细节,如帝王世系、具体事件,是否能够得到独立证据的佐证?

文献与考古的“断层”: 真正让一些人产生“怀疑”苗头,或者说对商朝真实性提出更高要求,是考古学兴起之后。当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等地发掘出殷墟,并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等实物证据时,这极大地增强了商朝存在的“物理”证据。但在此之前,如果没有殷墟的发现,仅仅依靠《史记》等文献,其说服力可能会受到更多质疑。

想象一下,在殷墟被发现之前,历史学家们阅读《史记》中描述的宏伟宫殿、繁盛的商都、复杂的祭祀体系,他们会将其与当时已知的考古发现进行对比。如果缺乏足够的考古印证,自然会有人认为这些记载可能夸大了事实,甚至是后人的想象。

“怀疑派”的代表人物与主要观点(虽然人数不多,但其思路值得关注)

虽然没有像“哥本哈根学派”那种明确的、大规模的“怀疑商朝存在”的阵营,但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些重要的思想倾向和代表人物(尽管他们的质疑更多是针对商朝历史的“细节”而非“完全不存在”):

顾炎武: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他提倡“实事求是”,强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对史料的考辨极为严谨。在谈论历史时,他倾向于寻找确凿的证据。虽然顾炎武并未明确否定商朝的存在,但他对史料的批判性态度,为后人审视商朝历史的真实性奠定了基础。他的治学方法,强调“经学即人论”,是将个人道德修养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这种“求真”的精神,也会自然地引导人们去审视那些模糊不清的历史记载。

王国维: 王国维是20世纪初的著名学者,他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尤其是对甲骨文和殷墟的解读上,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即“以纸上之材料,辅以地下之材料”,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科学性。

然而,正是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也促使他去对比文献记载与地下发现。他在研究商朝历史时,会仔细核对《史记》等文献中关于商王世系、都城变迁等记载,并与甲骨文上的信息进行比对。这种比对过程,有时会暴露出文献记载的不足之处,或者与考古发现存在差异。

举个例子, 比如《史记》记载了商朝的一些重要事件,但甲骨文中可能没有直接的证据来支持这些事件,或者甲骨文提供的世系与后世文献有出入。王国维对此的认识是,地下材料(如甲骨文)是更直接、更可靠的证据,而纸上材料(如文献)则需要经过检验。

所以,如果说有“怀疑”,那更多的是对文献记载的“存疑”,而不是对商朝这个朝代“完全不存在”的否定。王国维通过殷墟的发掘和甲骨文的研究,反而极大地“坐实”了商朝的存在,但他对文献的审慎态度,也让后人意识到,不能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所有古代文献的记载。

“疑古思潮”的影响: 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股“疑古思潮”,以顾颉刚为代表。这股思潮强调对古代文献进行批判性审视,认为许多古代传说和记载是层层累积、不断演变而成的,并非原始记载。

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开始用更审慎的眼光看待包括商朝在内的中国早期历史。他们可能会质疑《尚书》中的部分篇章是否为后人伪托,或者《史记》中关于商朝的某些记载是否受到了后世观念的影响。

举个具体的例子, 顾颉刚在研究《尚书》时,发现其内容复杂,成书时间可能晚于其声称的年代。虽然这主要针对的是《尚书》的可靠性,但这种对早期文献的质疑,也会自然地延伸到所有依赖这些文献来重建历史的领域,包括商朝。

这股思潮并非要彻底否定商朝,而是要剔除那些不可靠的成分,去寻找更具实证性的证据。

现代学术界的共识与“怀疑”的性质

到了今天,经过大规模的殷墟考古发掘,以及对甲骨文、金文等文献的深入研究,商朝的存在性已经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殷墟遗址的规模、出土的大量文物,如司母戊鼎(现称后母戊鼎)、甲骨文中的王室卜辞,都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

可以说,在现代学术界,已经很难找到真正“怀疑”商朝“存在”的学者了。现在讨论的焦点更多的是:

商朝的历史细节: 比如商朝的具体疆域、社会结构、经济模式、文化发展等,这些细节的还原仍然依赖于不断发掘和解读。
商朝与其他时期(如夏朝)的联系: 对于夏朝的存在性,学术界仍有争议,而商朝的兴衰与夏朝的传说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这也需要持续的探讨。
文献与考古的相互印证和修正: 如何更有效地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更全面、准确地理解商朝历史,是研究的核心。

总结来说,

历史上并非有大规模的“怀疑商朝存在”的运动,但确实有一些学者,尤其是受“实事求是”和“疑古思潮”影响的学者,对商朝历史的文献记载持审慎甚至批判的态度。
这种“怀疑”更多的是对文献记载的可靠性、细节的真实性的质疑,而不是否定商朝作为一个朝代的存在。
顾炎武强调实证,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以及“疑古思潮”的思辨精神,都促使人们在研究商朝时,更加注重考古证据和文献的批判性解读。
随着殷墟考古的深入和甲骨文研究的进展,商朝的存在性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如今的研究侧重于历史细节的考证和与其他时期历史的联系。

因此,与其说“怀疑过商朝的存在性”,不如说“有学者在对构成商朝历史的文献材料进行审慎的考证和质疑”。这种质疑精神,恰恰是推动学术进步、确保历史研究更加严谨科学的重要动力。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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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的真实性问题

王国维曾经在《古史新证·总论》中阐述过治学过程中的困惑,

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在中国古代已注意此事,孔子曰“信而好古”,又曰“君子于其不知,盖阙如也”。故于夏殷之礼,曰“吾能言之。杞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于不足信者曰“好事者为之”。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取孔子所传《五帝德》及《帝系姓》,而斥不雅训之百家言;于《三代世表》,取《世本》而斥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之《谍记》。其术至为谨慎。然好事之徒,世多有之,故《尚书》于今古文外,在汉有张霸之百两篇,在魏晋有伪孔安国之书百两。虽斥于汉,而伪孔书则六朝以降行用迄于今日。又汲冢所出《竹书纪年》,自夏以来皆有年数,亦《谍记》之流亚。皇甫谧作《帝王世纪》,亦为五帝三王尽加年数,后人乃复取以补《太史公书》,此信古之过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

总而言之,王国维发现了古代典籍对三代历史的记载,是有问题的。而清末民国时期西方学术范式逐渐被中国知识分子所了解,发现传统学术在上古史领域,传说和真实是混杂的,所以对古史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较为集中的矛盾,是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古史是层累的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从而诞生了“古史辩派”。对商代历史的疑问,并不起源于古史辩派。

甲骨从商品到学术体系

19世纪末,甲骨被古董商带到北京销售,这才引起了1898年王懿荣的发现和关注,但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认可了甲骨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是基本上将其当做收藏材料,直到1903年刘鹗编成著录《铁云藏龟》,甲骨才从收藏材料开始向学术材料转变。1904年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著成《契文举例》,才开始出现根据学术材料初步研究形成的研究成果,开始对甲骨文字进行辨认。这本书1913年才被王国维发现,1917年才出版。而通过甲骨文字内容来证实殷商历史则始于1910年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 1914年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释》中才初步判定了甲骨文与殷商王系年号的关系。直到1917年,王国维作《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以及《续考》, 大体上证实、订正了《殷本纪》的商王世系,,开始利用甲骨文并结合传世文献去考证商代礼制、政治制度及都邑迁徙这才开创了开创了甲骨学与殷商史研究的学术领域。而在1928年以前,对甲骨的发现多为私掘,科学考古始于1928年史语所对殷墟的发掘,科学考古确保了甲骨发现的科学性问题,值此才算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学术体系。

所以,从发现甲骨,到确认甲骨文的意义,再到考释甲骨文的内容,然后利用甲骨文的内容去和古籍对照研究商代历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发现甲骨就能直接使大家认知商代的历史。而且,甲骨文作为一种占卜使用文字,对社会全貌的记载是有限的,甲骨文研究也并不是万能的。对商代历史的重建过程就更漫长了,指导最近能够较为完整的介绍商代各个方面的《中国商代史》才出版完成,而还有很多问题至今还有待研究。

怀疑?否认?

“否认(怀疑)某朝的存在”可能是学术场域问题被转译到大众场域之后的曲解,或者是极端学术观点的放大。五十年代,考古学家徐旭生是这么记载学术争论的

近几十年虽说一部分的疑古派学者对于夏禹个人的人格问题发出过若干疑问,可是对于夏代的存在问题并没有人怀疑过。

所谓“疑古”,着眼点在“疑”,而手段则不是“否认”而是“重建”。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不同的态度,按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所分析批判的内容主要是夏禹及之前的内容。二十年代初胡适给顾颉刚的信中,是这么说的:

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等到将来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之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

这一段话,基本上把古史怀疑的范围、重建的方式,大致都说明白了。对于上古史,其实不是存在不存在这种二元简单叙事,而是怎么样、如何辨析和认知材料、如何定性之类的问题,是学术范式迭代之后对历史的重新认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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