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继承了“唐朝遗风”，文学为什么颇有宋朝婉约的感觉呢?
日本在文化上深受中国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说到“唐朝遗风”，许多人会联想到日本奈良时代的庄重、典雅，以及平安时代初期那种模仿唐朝盛世的贵族气象。然而，当我们深入到日本文学，尤其是平安时代中后期乃至之后的文学作品时，常常会感受到一种与中国宋朝文学相似的“婉约”气质。这其中的联系，并非简单的一脉相承，而是历经了漫长的历史演变、文化内化和审美趣味的悄然转变。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从几个层面来细致梳理：
一、 唐朝遗风的基石与宋朝婉约的萌芽
首先，必须承认日本文学的起点，确实是紧紧追随唐朝的脚步。
遣唐使与文化输入： 奈良时代（710794）和平安时代初期（794909），日本派遣了大量遣唐使，将唐朝的政治制度、佛教、汉字、律令、建筑、艺术，以及最重要的——文学，全盘吸收。当时的日本文人，如空海、最澄等，他们学习的是唐朝的诗歌、散文，甚至佛经翻译的文学技巧。
《万叶集》与《古今和歌集》： 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虽然内容庞杂，既有万叶假名书写的本土歌谣，也有汉诗，但其中已开始显露出对自然景物、个人情感的细腻描摹，为后来的发展埋下了伏笔。而平安时代初期编纂的《古今和歌集》，则明确地开始转向“以和歌为正统”的道路，并吸取了汉诗的精炼和对仗，但其核心依然是日本本土的歌谣传统。
汉诗的局限与和歌的兴盛： 尽管日本文人努力模仿唐诗，但毕竟语言、文化背景不同，纯粹的汉诗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形似”而非“神似”。而日本本土的“和歌”（五七五七七的短歌），则更贴近日本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在平安时代，尤其是藤原氏掌握权势后，宫廷文化逐渐以“和”为尊，贵族女性在和歌创作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这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宋朝婉约”的影子开始浮现，尽管“宋朝”的概念尚未完全形成。 这种“婉约”更多地体现在：
细腻的情感表达： 和歌擅长捕捉瞬间的情感，如离愁别绪、思念情人、对季节变化的感悟等，语言含蓄，意境悠远。
女性视角： 随着平安时代女性地位的相对提高（至少在文学领域），大量女性作品涌现，她们的视角和情感体验，天然地带有细腻、感性的特质。
对自然的体悟： 日本的自然环境与中国有所不同，山水清幽，四季分明，这使得日本文学对自然的描绘也带有独特的敏感和柔美。
二、 “唐朝遗风”的变形与“宋朝婉约”的内在契合
到了宋朝（9601279），中国文学迎来了又一个高峰，特别是宋词，以其“婉约”的风格独树一帜。而此时的日本，正处于平安时代中后期，并且与中国的联系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遣唐使的停滞与“国风”的确立： 到了平安时代中期（909年最后一次遣唐使后），日本主动中断了大规模的遣唐使活动。这并非文化上的断绝，而是日本开始更加自主地消化和整合外来文化，形成自己的“国风”文化。这意味着，日本不再是生硬地照搬唐朝的一切，而是将其融入本土的审美体系。
平安朝“国风文学”的成熟： 在此背景下，日本文学迎来了黄金时代，出现了《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一系列杰作。这些作品虽然依然保留了汉字、汉诗的痕迹，但其叙事方式、人物塑造、情感描写，都带有鲜明的日本本土特色。
宋朝婉约与日本“国风”的“巧合”： 关键在于，宋朝文学的“婉约”风格，恰好与日本平安时代“国风文学”中逐渐形成的审美倾向不谋而合。
词与和歌的相似性： 宋词，特别是柳永、李清照等人的作品，以其缠绵悱恻、细腻委婉的情感描写，成为婉约派的代表。其韵律的变化、歌唱性，与日本和歌的结构和意境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两者起源不同，但其表达的“婉约”美学，在精神层面形成了高度的契合。
士大夫阶层的审美： 宋朝士大夫阶层，尤其是南宋，经历了政治动荡，审美上更偏向内敛、含蓄，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和生活情趣的体悟。这与平安时代后期，经历过“武士崛起”前的贵族生活，虽然形式不同，但在对细腻情感的追求上，有相似之处。
生活方式与情感寄托： 平安时代贵族生活，虽然表面上光鲜，但宫廷政治的复杂、人生无常的感悟，也促使他们将情感寄托于文学、艺术。这种对“物哀”（mono no aware）的体悟，即对世事无常、美好事物转瞬即逝的感伤，与宋词中表现的离愁别绪、人生感慨，在哲学层面上有着共通之处。
三、 具体表现上的“宋朝婉约”感
当我们说日本文学“颇有宋朝婉约的感觉”，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细腻入微的情感描绘：
《源氏物语》： 即使是以男性主角为中心，其中描绘的女性角色，如紫式部笔下的众多女性，她们的内心世界、对爱情的渴望、对命运的无奈，都展现出一种极度的细腻与幽微。特别是光源氏与众多女性的情感纠葛，其描写之绵密、情感之曲折，颇有宋词“诉衷肠”的韵味。
和歌： 大量和歌作品，如《小仓百人一首》中的许多作品，都直接抒发男女之情，或对离别的愁绪，或对重逢的期盼，情感表达含蓄而深沉，非常接近宋词的婉约风格。例如：“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李清照）与日本和歌中对秋风、落叶、思念的描写，在营造的意境上相得益彰。
2. 对“物哀”的强调：
“物哀”的日本特质： 日本文学中对“物哀”的强调，是一种对事物短暂、易逝的生命力的敏感，以及由此产生的由衷的感动。这种情感并非简单的悲伤，而是一种融合了喜爱、惋惜、同情等多种复杂情绪的体验。
与宋词的联系： 宋词中，尤其是婉约派，也常常流露出对时光流逝、青春不再、美好事物消逝的伤感。例如：“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李清照）这种对生命无常的感悟，与日本的“物哀”在精神内核上有着高度的相似性，都能够触动人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3. 含蓄蕴藉的语言风格：
“言外之意”： 日本文学，特别是和歌，非常讲究“言外之意”，即通过简练的语言，暗示丰富的情感和意境，让读者自行体会。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与中国宋词“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审美追求不谋而合。
双关、暗示： 日语的特性，以及和歌的结构，使得双关、暗示的用法非常普遍。例如，通过描写某个季节的景物，来影射主人公的心情。这与宋词中通过景物烘托人物心境的手法如出一辙。
4. 女性文学的繁荣：
平安朝女性文学： 如前所述，平安时代是日本女性文学的高峰，紫式部、清少纳言等女性作家，以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宫廷生活、人情世故以及女性的内心世界。
与宋代女词人的对比： 宋代也是中国女性文学，尤其是女词，发展得非常好的时期。李清照的词，以其独有的视角和情感，成为宋词婉约派的代表。两者在题材、情感表达、艺术技巧上，都展现出一种跨越时空的共鸣。
四、 并非照搬，而是相互映照
需要强调的是，日本文学并非是简单地“照搬”宋朝的婉约风格。而是说，在经历了一个主动吸收唐朝文化，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独特“国风”文化的过程中，日本文学的审美趣味，恰好在某些方面与宋朝文学的“婉约”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共鸣和相互映照。
独立的审美体系： 日本文学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独立的叙事结构、人物塑造方式和语言特点。例如，《源氏物语》的庞大结构和多线叙事，是唐诗汉赋所无法比拟的。
文化基因的差异： 日本的民族性、地理环境、宗教信仰（如神道教对自然的崇拜）等，都塑造了其独特的文化基因，使得其文学作品在细节之处，依然保有鲜明的日本特色。
总结来说，日本文学之所以“颇有宋朝婉约的感觉”，是以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唐朝遗风奠定的基础： 日本文学起步时，以唐朝文学为蓝本，学习了其叙事、描写技巧，也吸收了汉字的表达方式。
2. 日本本土文化的孕育： 在吸收唐朝文化后，日本并未停止发展，而是通过“国风化”进程，将外来文化内化，形成独特的审美体系，其中和歌的兴盛和女性文学的繁荣，为“婉约”气质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3. “物哀”美学的发酵： 日本特有的“物哀”哲学，强调对事物瞬间美的感悟和由此产生的感伤，与宋词婉约派对人生无常、离愁别绪的描绘，在情感表达上高度契合。
4. 相似的社会背景下的审美趋向： 虽然具体历史背景不同，但平安时代后期贵族生活和宋朝士大夫的生活，都存在对细腻情感抒发和生活情趣体悟的需求，这使得他们的文学审美趋向产生交集。
5. 语言和形式的巧合： 和歌的结构和含蓄的表达方式，与宋词的婉约风格在艺术表现上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呼应。
因此，与其说日本文学“继承了唐朝遗风”，不如说它在继承唐朝遗风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本土化发展，其内在形成的审美趣味，与中国宋朝文学的“婉约”风格，恰好在精神内涵、情感表达和艺术追求上，产生了深刻的共鸣和相似之处，从而让后人，尤其是熟悉宋朝文学的我们，在品读日本文学时，会不约而同地感受到那份熟悉的“婉约”韵味。 这是一种文化在不同土壤上独立生长，却在某些深层美学上相互映照的奇妙现象。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从几个层面来细致梳理：
一、 唐朝遗风的基石与宋朝婉约的萌芽
首先，必须承认日本文学的起点，确实是紧紧追随唐朝的脚步。
遣唐使与文化输入： 奈良时代（710794）和平安时代初期（794909），日本派遣了大量遣唐使，将唐朝的政治制度、佛教、汉字、律令、建筑、艺术，以及最重要的——文学，全盘吸收。当时的日本文人，如空海、最澄等，他们学习的是唐朝的诗歌、散文，甚至佛经翻译的文学技巧。
《万叶集》与《古今和歌集》： 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虽然内容庞杂，既有万叶假名书写的本土歌谣，也有汉诗，但其中已开始显露出对自然景物、个人情感的细腻描摹，为后来的发展埋下了伏笔。而平安时代初期编纂的《古今和歌集》，则明确地开始转向“以和歌为正统”的道路，并吸取了汉诗的精炼和对仗，但其核心依然是日本本土的歌谣传统。
汉诗的局限与和歌的兴盛： 尽管日本文人努力模仿唐诗，但毕竟语言、文化背景不同，纯粹的汉诗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形似”而非“神似”。而日本本土的“和歌”（五七五七七的短歌），则更贴近日本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在平安时代，尤其是藤原氏掌握权势后，宫廷文化逐渐以“和”为尊，贵族女性在和歌创作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这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宋朝婉约”的影子开始浮现，尽管“宋朝”的概念尚未完全形成。 这种“婉约”更多地体现在：
细腻的情感表达： 和歌擅长捕捉瞬间的情感，如离愁别绪、思念情人、对季节变化的感悟等，语言含蓄，意境悠远。
女性视角： 随着平安时代女性地位的相对提高（至少在文学领域），大量女性作品涌现，她们的视角和情感体验，天然地带有细腻、感性的特质。
对自然的体悟： 日本的自然环境与中国有所不同，山水清幽，四季分明，这使得日本文学对自然的描绘也带有独特的敏感和柔美。
二、 “唐朝遗风”的变形与“宋朝婉约”的内在契合
到了宋朝（9601279），中国文学迎来了又一个高峰，特别是宋词，以其“婉约”的风格独树一帜。而此时的日本，正处于平安时代中后期，并且与中国的联系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遣唐使的停滞与“国风”的确立： 到了平安时代中期（909年最后一次遣唐使后），日本主动中断了大规模的遣唐使活动。这并非文化上的断绝，而是日本开始更加自主地消化和整合外来文化，形成自己的“国风”文化。这意味着，日本不再是生硬地照搬唐朝的一切，而是将其融入本土的审美体系。
平安朝“国风文学”的成熟： 在此背景下，日本文学迎来了黄金时代，出现了《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一系列杰作。这些作品虽然依然保留了汉字、汉诗的痕迹，但其叙事方式、人物塑造、情感描写，都带有鲜明的日本本土特色。
宋朝婉约与日本“国风”的“巧合”： 关键在于，宋朝文学的“婉约”风格，恰好与日本平安时代“国风文学”中逐渐形成的审美倾向不谋而合。
词与和歌的相似性： 宋词，特别是柳永、李清照等人的作品，以其缠绵悱恻、细腻委婉的情感描写，成为婉约派的代表。其韵律的变化、歌唱性，与日本和歌的结构和意境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两者起源不同，但其表达的“婉约”美学，在精神层面形成了高度的契合。
士大夫阶层的审美： 宋朝士大夫阶层，尤其是南宋，经历了政治动荡，审美上更偏向内敛、含蓄，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和生活情趣的体悟。这与平安时代后期，经历过“武士崛起”前的贵族生活，虽然形式不同，但在对细腻情感的追求上，有相似之处。
生活方式与情感寄托： 平安时代贵族生活，虽然表面上光鲜，但宫廷政治的复杂、人生无常的感悟，也促使他们将情感寄托于文学、艺术。这种对“物哀”（mono no aware）的体悟，即对世事无常、美好事物转瞬即逝的感伤，与宋词中表现的离愁别绪、人生感慨，在哲学层面上有着共通之处。
三、 具体表现上的“宋朝婉约”感
当我们说日本文学“颇有宋朝婉约的感觉”，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细腻入微的情感描绘：
《源氏物语》： 即使是以男性主角为中心，其中描绘的女性角色，如紫式部笔下的众多女性，她们的内心世界、对爱情的渴望、对命运的无奈，都展现出一种极度的细腻与幽微。特别是光源氏与众多女性的情感纠葛，其描写之绵密、情感之曲折，颇有宋词“诉衷肠”的韵味。
和歌： 大量和歌作品，如《小仓百人一首》中的许多作品，都直接抒发男女之情，或对离别的愁绪，或对重逢的期盼，情感表达含蓄而深沉，非常接近宋词的婉约风格。例如：“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李清照）与日本和歌中对秋风、落叶、思念的描写，在营造的意境上相得益彰。
2. 对“物哀”的强调：
“物哀”的日本特质： 日本文学中对“物哀”的强调，是一种对事物短暂、易逝的生命力的敏感，以及由此产生的由衷的感动。这种情感并非简单的悲伤，而是一种融合了喜爱、惋惜、同情等多种复杂情绪的体验。
与宋词的联系： 宋词中，尤其是婉约派，也常常流露出对时光流逝、青春不再、美好事物消逝的伤感。例如：“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李清照）这种对生命无常的感悟，与日本的“物哀”在精神内核上有着高度的相似性，都能够触动人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3. 含蓄蕴藉的语言风格：
“言外之意”： 日本文学，特别是和歌，非常讲究“言外之意”，即通过简练的语言，暗示丰富的情感和意境，让读者自行体会。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与中国宋词“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审美追求不谋而合。
双关、暗示： 日语的特性，以及和歌的结构，使得双关、暗示的用法非常普遍。例如，通过描写某个季节的景物，来影射主人公的心情。这与宋词中通过景物烘托人物心境的手法如出一辙。
4. 女性文学的繁荣：
平安朝女性文学： 如前所述，平安时代是日本女性文学的高峰，紫式部、清少纳言等女性作家，以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宫廷生活、人情世故以及女性的内心世界。
与宋代女词人的对比： 宋代也是中国女性文学，尤其是女词，发展得非常好的时期。李清照的词，以其独有的视角和情感，成为宋词婉约派的代表。两者在题材、情感表达、艺术技巧上，都展现出一种跨越时空的共鸣。
四、 并非照搬，而是相互映照
需要强调的是，日本文学并非是简单地“照搬”宋朝的婉约风格。而是说，在经历了一个主动吸收唐朝文化，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独特“国风”文化的过程中，日本文学的审美趣味，恰好在某些方面与宋朝文学的“婉约”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共鸣和相互映照。
独立的审美体系： 日本文学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独立的叙事结构、人物塑造方式和语言特点。例如，《源氏物语》的庞大结构和多线叙事，是唐诗汉赋所无法比拟的。
文化基因的差异： 日本的民族性、地理环境、宗教信仰（如神道教对自然的崇拜）等，都塑造了其独特的文化基因，使得其文学作品在细节之处，依然保有鲜明的日本特色。
总结来说，日本文学之所以“颇有宋朝婉约的感觉”，是以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唐朝遗风奠定的基础： 日本文学起步时，以唐朝文学为蓝本，学习了其叙事、描写技巧，也吸收了汉字的表达方式。
2. 日本本土文化的孕育： 在吸收唐朝文化后，日本并未停止发展，而是通过“国风化”进程，将外来文化内化，形成独特的审美体系，其中和歌的兴盛和女性文学的繁荣，为“婉约”气质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3. “物哀”美学的发酵： 日本特有的“物哀”哲学，强调对事物瞬间美的感悟和由此产生的感伤，与宋词婉约派对人生无常、离愁别绪的描绘，在情感表达上高度契合。
4. 相似的社会背景下的审美趋向： 虽然具体历史背景不同，但平安时代后期贵族生活和宋朝士大夫的生活，都存在对细腻情感抒发和生活情趣体悟的需求，这使得他们的文学审美趋向产生交集。
5. 语言和形式的巧合： 和歌的结构和含蓄的表达方式，与宋词的婉约风格在艺术表现上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呼应。
因此，与其说日本文学“继承了唐朝遗风”，不如说它在继承唐朝遗风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本土化发展，其内在形成的审美趣味，与中国宋朝文学的“婉约”风格，恰好在精神内涵、情感表达和艺术追求上，产生了深刻的共鸣和相似之处，从而让后人，尤其是熟悉宋朝文学的我们，在品读日本文学时，会不约而同地感受到那份熟悉的“婉约”韵味。 这是一种文化在不同土壤上独立生长，却在某些深层美学上相互映照的奇妙现象。
网友意见
日本并没有多少唐朝遗风，制度上照搬却各种不适应，结果唐式律令制最终演变成所谓的“王朝制度”：经济依靠私人庄园大地产、暴力机关依靠贵族阶级下沉形成的武士、官僚机构演变成部族政治和士族政治杂交的世官世学制。
甚至包括建筑礼乐也只是学了个皮毛：建筑的结构逻辑和使用逻辑依然是日本本土的那一套；服色仪制的话，对经学礼学有点了解的一看就知道基本不合经义，何况祭仪完全是日本神道本土仪轨，跟华夏吉礼基本无关；音乐也是非常的那啥，实际上所谓的“雅乐”是林邑（占婆国）燕乐的演化，中夏八声除了萧笛夔鼓一样都看不到（再次声明，尺八不是传统中夏雅乐乐器，这是林邑乐器；琵琶就更不用说了，是波斯正统），中夏雅乐最为核心的四大件里头，夔鼓之外的编钟编磬仲尼琴，我从来也没看到有记录说用过。
假如说真有什么唐朝遗风，那也就天台宗真言宗两脉唐密播迁东国罢了，因为本家被唐武宗给端了。
你要说为什么文学有种婉约的感觉，大概是因为国风文学的扛鼎者要么是深宫里白头说玄宗的宫廷女官，要么是在朝廷上唱和殿阁词的贵族官僚歌人。边塞诗游历诗那就是没有的，有文化的谁想离开京城，菅丞相殷鉴不远啊，出了平安京那可就基本只有荒郊野外等着一撸到底最后成土着武士了，例如明明是学术世家文人雅士辈出，在洛时代中古三十六歌仙里头占了五席（包括著名的和泉式部），结果被撸成国司土着（yeji）化的大江氏（还好子孙争气出了俩特别牛的牛人，一个叫大江广元，另一个叫毛利元就）。
而土着武士的文化水平嘛，伊势平家从纪州熊野山捞出个支流土着的平忠度，对当时日本歌坛都宛如平地惊雷一般，你觉得日本文学能靠这群野人兵痞233
就这个状态，文化人天天呆在京中对着花花草草写歌功颂德的馆阁体，或者写悲春伤秋的闺情诗，还要全体人员无时无刻地念叨着诸行无常万法皆空厌离秽土欣求净土，那肯定只能发展成唐蜀花间词风格的文学吧。
然后就这样国风文化奠定了日本文学的底色。
相比起日本惟重京畿宫廷，唐朝早期武功鼎盛讲出将入相，中唐进入藩镇时代为了加强对要紧顺藩的控制还是讲出将入相，导致了边塞诗和游历诗一直是文学体裁的大宗，而且随着新古文运动的兴起，文坛自觉地开始排斥佛教中厌世避世虚无主义的一面，而更加着眼于儒家事功的思想。到了宋朝，文官出将入相就玩得更溜了，甚至北宋中后期好看的大胜仗都是文官打的，同时新古文运动和儒家复兴运动进入了全盛阶段，于是连曲词这种深闺歌余都开始带了慷慨豪气。
因为日本压根没继承多少唐朝的东西。
我以前回答过此类问题，日本学习唐朝的种种改革后面都相继失败了，因为当时日本低下的生产力与学习过来的先进制度不匹配，即便学过去也用不了。
等到宋朝的时候，日本通过后续种种改革将生产力提高了起来， 此时宋朝的东西(比如文化)才真正意义上被日本学了过去并消化成自己的东西。
举个例子就是：你学习成绩全班倒数第一，即便抄了学霸的作业，老师上课提问到你你也一问三不知。
后来你学习成绩全班中等，此时抄了学霸的作业，老师上课提问到你，你至少还能回答几句出来让老师感觉你似乎有了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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