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早在夏商就能出现天下共主？
一、 “天下共主”概念的早期演变：从部落联盟到国家雏形
夏商时期，中国正处于从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过渡的关键阶段。社会结构正在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逐步演变为以地缘和政治关系为基础的方国。
部落联盟的雏形： 夏朝的建立，普遍被认为是第一个王朝，它的出现标志着一个以夏族为中心的部落联盟逐渐形成。禹征伐三苗，整合了黄河流域及周边的一些强大部落，并“执玉帛者万国”，显示了其在不同部落中的威望和整合能力。这种整合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统一，而是通过盟约、征伐、赏赐等方式，将众多独立的部族纳入以夏王为核心的政治网络。
“天下”的早期认知： 在那个时代，“天下”的概念远没有后来的广阔。它主要指代黄河流域以及周边一些拥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部族区域。夏王作为这个“天下”中最为强大和有号召力的存在，自然成为了一个相对意义上的“共主”。
“共主”的含义： 这里的“共主”更像是一个首领、盟主，而非绝对的统治者。夏王拥有较高的威望，能够调动一部分力量进行战争（如征伐），能够召集重要的部落首领举行会议（如涂山之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分配资源和土地。但是，夏朝的统治范围相对有限，其统治的有效性更多地依赖于夏王本人的德行、军事实力以及与各方国的政治联盟。
二、 夏商时期“天下共主”出现的社会与政治基础
为何在夏商这个早期阶段就能出现这样的“共主”？这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基础：
1. 军事整合与联盟的需要：
应对外部威胁： 当时，黄河流域及周边存在着许多不同的部族和方国，它们之间既有合作，也存在冲突。例如，夏朝早期面临三苗的威胁，需要强大的力量来抵御。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共主”，能够组织起更广泛的军事力量，共同应对外敌。
内部资源的调配：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落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例如，在治水、农业生产等方面，需要跨部落的协调和资源的调配。一个居于核心地位的“共主”，能够更有效地协调这些活动。
2. 早期国家形成的动力：
权力中心的出现： 禹的继位，以及夏朝的建立，标志着权力开始由分散的部落首领向一个集中的中心转移。这种权力中心的出现，是早期国家形成的必然产物。
政治制度的萌芽： 虽然夏商的政治制度还很原始，但已经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特征，如世袭制（夏禹传启）、分封制（夏王分封诸侯）、朝贡制度（方国向夏王进贡）。这些制度的出现，构成了“天下共主”能够维持其地位的基础。
3. 礼乐制度与象征意义：
等级秩序的确立： 随着社会分化和政治整合的深入，一套维护等级秩序的礼乐制度开始形成。夏商时期可能已经有了初步的礼仪、祭祀等活动，这些活动是用来确立和强化“天下共主”的权威地位的。通过这些仪式，大家共同承认夏王是“天下”的最高代表。
象征性权威： “天下共主”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强大，更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威。它代表着一个秩序、一种文化、一种认同。即使某些方国名义上臣服，实际上的自主性也很高，但只要在关键时刻能够响应“共主”的号召，或者接受“共主”的某种调解，那么“共主”的地位就得以维系。
4. 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分工：
农业的进步： 夏商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也为社会分工提供了基础。一部分人可以脱离农业生产，从事政治、军事、宗教等活动。这使得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组织（王朝）的出现成为可能。
青铜器文明： 青铜器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体现在军事技术上，也体现在礼器上。制作精美的青铜礼器，往往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也是“天下共主”与其臣属之间进行政治交流和展示权威的重要载体。
三、 夏商时期“天下共主”的具体表现（以夏朝为例）
禹的整合： 禹时期，通过对三苗的征服，整合了包括九夷、东夷、西戎、北狄等在内的不同部族。涂山之会，各方国首领前来朝觐，进贡，“执玉帛者万国”，这便是“天下共主”雏形的重要体现。
启的继承与发展： 禹死后，其子启通过“公天下”变“家天下”的斗争，巩固了夏朝的统治。虽然有“防风氏之国”被“烹”的记载，显示了夏王对不听从命令的方国的惩罚能力，但也反映了夏朝统治的局限性——依然需要依靠武力来维护权威，并且其统治范围和直接控制力有限。
商朝的传承与强化： 商朝取代夏朝，继续继承和发展了“天下共主”的模式。商朝的统治更具侵略性和扩张性，通过征伐，将商邑的统治范围向外扩展，并确立了对周边方国的宗主地位。商朝的甲骨文记载了大量与方国之间的战争、朝贡、以及祭祀的信息，这些都说明了商王作为“共主”的角色。
总结来看：
中国早在夏商时期就能出现“天下共主”，并非是指出现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对全国拥有绝对统治权的中央集权国家。而是说，在那个以部落联盟和方国林立为主要特征的早期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以最强大的部族（夏族、商族）为核心，通过军事、政治联盟、礼乐制度等方式，对周边其他部族和方国具有一定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最高领袖。这位“共主”的地位，是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为了应对生存挑战、整合资源、维护秩序的必然产物。这种“共主”地位的出现，为后来中国统一王朝的出现奠定了历史基础和观念基础。
网友意见
其实我认为还是一个认知问题。
因为不同文明的“天下”是不同的。
我们看古代史似乎总是喜欢代入现代的观念。这里我尝试用自己的话语来解释这些问题。
一、方国（城邦）
对古人来说，也许天下并没有那么大。
对今人来说，却容易把中国=埃及。实际上二者有本质区别。
如下图传统认为的古埃及，是尼罗河两岸狭长的国家，面积其实很小，一般不大于5万平方公里，不到河南省的三分之一大。
然而在这狭小的区域内，其实是有很多国家的，埃及文献中有三四十个“诺姆”国家，考古中也发现了不同的国家，这些城邦国家都不大，一般就是一个小城加周边几百平方公里土地。这些同一文化的城邦国家各不统属，合纵连横，也会产生霸主之类的。
中国：公元前3000多年前的屈家岭文明，公元前2400年左右的良渚文明，公元前2100年的中原文明。
二、王国（区域大一统）
公元前31世纪埃及的统一指的也是对这些小城邦的统一。可能对于现代中国来说，这些小国不值一提，但是对于一个文明来说却意义重大。
它代表了这个文明第一次实现了整个文明的政治经济整合，也就是我们常用的“大一统”。这种大一统的范围规模无法和秦汉大一统相比。但它确实实现了对埃及人眼中“天下”的统一。（当然，古埃及肯定也知道隔壁还有个苏美尔文明，但中国古代也知道西域、日本等等，这并不妨碍中国人眼中的天下一统）。
中国：
良渚王国：公元前3000年左右统一了长江下游区域的良渚王国。面积也在四五万平方公里，和埃及年代规模接近。晚期分裂为方国。
石家河王国：公元前2600年左右统一了长江中游区域的石家河王国（是否统一还有疑问，刘辉的文章认为石家河文明是由石家河控制下的四级聚落体系的国家，可以理解为区域统一了）。
陶寺王国：公元前2300年左右统一陶寺文化区域的陶寺王国（城邦还是方国尚可讨论），晚期分裂为方国。
三、分封制帝国（跨地域、文化的影响力）
公元前24世纪，苏美尔人从城邦状态，统一了整个文化区（卢伽尔扎西吉），并且在与另一个文化区（阿卡德）的战争中由阿卡德实现了统一，这就出现了一个跨越多个文化区的帝国～阿卡德帝国。
阿卡德帝国实际上包含了多个区域，包括苏美尔区域、阿卡德区域、亚述区域、黎凡特区域。各区域文化是有差异的。
埃及：公元前18世纪，在被喜克索斯人入侵之后，埃及也开始不断突破自己的文化区，建立了跨地域文化的帝国（实际上在公元前3000年埃及就在尝试向南北方向不同文化区拓展了）
中国：公元前18世纪的二里头国家，实际上已经跨越了不同的地域。许宏称其为国上之国。
另外，公元前2300年的石峁可能也是一个跨越了多个地域和文化区的帝国。
公元前1500左右，二里岗文化的强势扩张也是延续了二里头以来中国的帝国形态。直到东周帝国分裂。
四、集权制帝国（跨地域、文化的实际控制）
从东周开始，中国进入到新的阶段，各国开始地方政治开始向中央集权化，而秦汉则是这一集权化的最后的产物～集权帝国。
这种情况下，帝国主要通过郡县制对各地区实现了实际控制。
以上就是我梳理的国家发展阶段。
可以看到，国家都不是一天就形成了，是经历过很长时间演变发展。我们很多时候以后世的目光看待古代。
事实上古埃及早期和中国发展阶段是相似的，都经历过城邦割据，王国并立的阶段，但并没有发展出如秦汉一样的帝国。
此后地中海文化圈也出现过如罗马、阿巴斯之类的帝国。但是并没有如中国一样持久。
更重要的是现代没有维持住这种统一的态势，造成这片区域多个主流文化并行。
中国现在的记忆实际上是经历了几千年统一后的记忆，而早期城邦和其他区域王国的记忆早就消失了。所以会给人早就是天下共主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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