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一朝都是三十税一，那它是怎样保证财政开支的？
一、 理解“三十税一”的真正含义及其局限性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三十税一”并不是西汉唯一或最主要的税收来源。它指的是一种农业税，具体来说，是针对亩产征收的赋税。
“三十税一”的演变与实际执行： 这个税率并非一成不变，也并非覆盖所有农业收入。在汉初，由于国家经济凋敝，为了鼓励生产，实行了更低的税率，如“十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到汉武帝时期，为了应对匈奴战争等巨额开支，虽然名义上保持三十税一，但实际征收过程中，通过各种名目和变相的加税，使得实际负担可能高于三十税一。更重要的是，三十税一更多是针对国家直接控制的土地和部分自由民的收入。
局限性： 仅凭三十税一，确实难以支撑一个庞大的帝国。其局限性在于：
税基受限： 主要针对农业产出，未完全覆盖其他经济活动。
税率波动： 实际执行中可能存在浮动，并且并非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
社会阶层差异： 贵族、官僚、奴隶主等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的阶层，可能通过各种特权规避部分税负。
二、 西汉多层次的财政收入来源
为了弥补三十税一的不足，西汉政府构建了一套更为多元化的财政收入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劳役与兵役（更重要的财政负担）：
徭役： 西汉时期，国家征发徭役是重要的“无形”财政收入。农民需要定期为国家服劳役，如修筑道路、水利工程、宫殿、长城等。这种劳役可以看作是一种非货币化的税收，其背后是人力资源的投入。
兵役： 国家的军事开支是巨大的，征兵和养兵的成本很高。通过征发青壮年服兵役，并由国家供给粮草装备，也是一种重要的财政支出，但同时也意味着国家可以调动大量人力资源。
“更”与“卒”制度： 这种制度将全国划分为区域，并规定了每区应承担的劳役和兵役数量。这是一种将人力转化为国家力量的有效方式。
2. 口赋（人头税）：
“口赋”和“算赋”： 除了农业税，西汉还征收针对成年男子的口赋（也称为算赋）。这是按人口数量征收的税赋，是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农民，除了土地税外，还要缴纳人头税。
轮台令的变相加重： 汉武帝时期为了应对战争财政压力，曾下令减轻算赋，但又推出了其他名目，例如对拥有财产和收入的低龄儿童也征收算赋，实际上加重了财政负担。
3. 盐铁官营（国家专营收入）：
划时代的创举： 汉武帝时期最重要的财政改革之一就是推行盐铁官营。国家垄断了盐的生产和销售，以及铁器的铸造和销售。
巨额利润： 盐和铁是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需求量巨大且利润丰厚。通过官营，国家可以直接从这些商品的生产和销售中获取巨额利润，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这笔收入甚至可以与农业税相媲美，甚至在某些时期超过农业税。
控制经济命脉： 盐铁官营不仅带来经济效益，还加强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限制了地方豪强的经济力量。
4. 均输与平准（商品流通管理与税收）：
均输： 国家在各地设立均输官，负责收购各地剩余的物资，运往有需求的地区销售。这既可以平抑物价，又可以利用差价获得利润。
平准： 平准官则负责在物价低廉时收购，物价高昂时抛售，以稳定市场价格。同时，平准也成为国家筹集资金的一种手段，通过低买高卖来增加财政收入。
5. 杂税与特别税：
关税： 在重要的交通要道和港口征收的关税也是国家收入的一部分。
市廛税： 对市场上交易的商品征收的税。
渔猎税、园林税： 对国家园林、渔猎等资源的使用征收的税。
车船税： 对使用车辆和船只的征收的税。
酎金： 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税收，也是汉代财政的一大特色。每年冬至，诸侯王和列侯都要向朝廷进献黄金，如果黄金不足，就会被削减封地。这是一种带有政治和经济双重目的的进贡，实质上也是一种税收，并且对维护中央集权具有重要意义。
6. 国有资产的利用（直接经济活动）：
牧官： 国家拥有大量的牧场，养殖牛羊，为军队提供军需，也用于贸易。
矿产资源： 国家控制铜矿等矿产资源，铸造钱币，并从矿产开采中获得收益。
7. 罚没收入与官营手工业：
罚没： 对于触犯法律的官员和民众，其财产会被没收，成为国家收入的一部分。
官营手工业： 国家还经营一些大型手工业作坊，生产武器、农具、丝织品等，并通过销售获得利润。
三、 汉武帝时期的财政改革与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三十税一的制度贯穿西汉，但真正意义上“保证财政开支”，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面对大规模战争时，是通过上述其他多种税收和收入来源的叠加和强化实现的。
战争的巨大消耗： 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争、对西南夷的征伐等都耗费了巨额的财政资源。为了支撑这些战争，汉武帝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
盐铁官营： 如前所述，这是最关键的改革。
均输平准法的推行： 加强了对商品流通的控制和税收。
货币改革： 统一货币并加强对铸币权的控制，增加了国家财政的调控能力。
“告缗”： 鼓励民众告发隐匿财产者，并分享部分财产作为奖励，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豪强隐匿财富的行为。
财政收入的多元化与国家力量的增强： 这些改革虽然增加了民众的负担，但也极大地充实了国库，使得汉朝能够维持庞大的军队，支撑对外战争，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总结：
西汉的财政收入并非仅仅依赖于“三十税一”的农业税。它是一个集农业税、人头税、劳役、兵役、国家专营收入（盐铁）、商品流通管理（均输平准）、杂税、罚没以及国有资产利用等多种形式于一体的复杂体系。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通过大力推行盐铁官营等改革，国家财政收入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从而保证了其对外战争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可以说，“三十税一”更多的是一种“基础税”或“农业税的象征性税率”，而国家实际的财政运作，则是一个更加精细化、多元化和带有一定国家干预的经济模式。
网友意见
文景之治与“三十税一”。
关于二者的关系，常见表述是：
“汉文帝和汉景帝注重农业生产，提倡以农为本，要求各级官吏关心农桑，并进一步减轻赋税和徭役，把田赋降到了三十税一。文帝和景帝时期，重视‘以德化民’，废除了一些严刑峻法……这一时期的统治局面，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
这类表述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三十税一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百姓们在文景时代可以过上较为轻松的生活。
这是一种误解。
♦ 宋人《却坐图》中的汉文帝形象
当然了，“三十税一”确实是一个历史事实。《汉书・文帝纪》里记载，文帝曾下诏“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汉初的田赋是十五税一，减为一半就是三十税一。《汉书・食货志》里也记载，汉景帝曾“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可见三十税一这项政策，在文帝和景帝时代确曾实施过一段时间。
之所以说“三十税一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是个误解，是因为在文景时代，真正构成百姓负担主体的，不是田亩税，而是人头税。
这里的田亩税与人头税，皆取广义。前者主要指的是田赋，按政府估算的田亩产出来征，“三十税一”便是指这一块。后者则包括口赋（针对未成年人）、算赋（针对成年人）、徭役、兵役等，皆是按户口人头征税。
学者高树林以粮价折算的方式，测算过汉代百姓每户每年的田亩税和人头税，其结论是：人头税占到了汉代百姓负担的九成以上，田亩税只占了不到一成。具体数据见下表：
这张表里的汉代家庭，指的是一个五口之家，大体可以理解为夫妻二人加上三个子女。之所以用五口之家来测算，是因为《汉书・食货志》里，晁错曾对汉文帝说过，“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这等于提供了一项数据：五口之家耕足100亩田地，每年最多能收100石粮食（这个耕种面积和收入总量是个极限值，实际上多数家庭做不到），按三十税一，交给朝廷的田赋便是三石三斗。
人头税方面，针对未成年人的口钱是每丁23钱，针对成年的算赋是每丁120钱（实际当然不止，因为朝廷常常重复征收口钱与算赋）。徭役、兵役的折算，也按朝廷规定的时间和折钱标准来算，如兵役的“践更”标准是每月二千钱（实际上也不止，因为朝廷常常临时征发劳役和兵役）。
♦ 汉代陶制女立俑，引自故宫博物院官网
如此，再按汉代的粮食价格，将田亩税与人头税全部折算为钱，便能得出汉代百姓的田亩税负担与人头税负担的比例。表中使用了多个价格，是因为汉代历史漫长，不同时代的粮食价格有差别。最后一项人头税减半，则是针对可能出现的“人头税测算过高”的质疑，而采取的一种“退而言之”。诚然，上述测算不可能百分百精准，但已足以直观地说明：仅仅将田赋从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对减轻汉帝国百姓的负担而言，是几乎没有什么作用的。
这也是为什么晁错在向汉文帝讲述百姓生存境况很惨时，会将重点落在人头税上面。他说：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
五口之家中，至少有两名成年劳动力需要经常去服劳役，因“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而一年四季不得休息，指的都是人头税负担。晁错说，这些沉重的常规人头税，再加上非常规的水旱灾害、急暴之政与额外赋敛，共同造就了百姓们卖掉田宅、卖掉子孙来活命的现象。
同时代的贾谊也留下了相似的论述。他告诉汉文帝，淮南之地的郡县百姓之所以纷纷抛弃家园，逃亡到诸侯王的地盘，不是因为田赋太重，而是徭役太重：“其吏民繇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饯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往来长安的徭役将这些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他们不想做郡县百姓了，都想去做王国的百姓。
既然文帝与景帝的“三十税一”，解决不了人头税负担沉重的问题，汉帝国的百姓们便只好自寻出路。
这个出路，就是抛弃土地逃跑，不做编户齐民。晁错在给文帝的奏疏里对比了做农民和做商人的不同命运：农民要承担沉重的人头税，许多人落到“卖田宅鬻子孙”的地步；商人所要承担的“算赋”（人头税之一）虽然是农民的两倍，但他们通过贸易赚到的钱足以负担这些税赋，还可以过上“衣必文采，食必梁肉”的好日子。所以，现实是“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最后的结果就是农民纷纷把土地贱卖，然后成为流亡者。
针对这种现象，晁错给文帝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提高粮食的市场价格。具体操作方式是将粮食作为赏罚的工具，百姓只要向官府奉献粮食，就可以获得爵位或免除罪罚。如此，富人们为了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会拿钱到市场上去买粮食；买的人多了，粮价就会上涨；粮价上涨，农户种地的收入就会增多。种地收入增多了，农夫们就会更愿意留在土地上做编户齐民，而不是逃走。（附带一提：文帝实施三十税一，其实只是为了配合晁错这套办法）
♦ 汉阳陵出土断臂裸俑。引自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官网
晁错此策可以给农民带来一些利益，但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毕竟，人头税负担并未减轻，农民固然可以在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粮食，获得更多的金钱收入，但仍要面对“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等劳役征发——这些征发要占据时间，要占据劳动力，与鼓励农夫努力耕作其实是冲突的。更何况，朝廷也不可能一直卖爵位卖赎罪名额，人为抬升的粮价，最终还是会按市场规律回落。
所以，西汉虽然时常推行三十税一的惠政，但农民们脱离编户齐民，将自己荫庇到有地位有权势的“豪民”门下的现象，始终没有得到好转。做“豪民”的荫庇人口，好处是可以逃避徭役、兵役等种种人头税，坏处是要向豪民缴纳远高于十五税一、三十税一的田租。用王莽的话来总结就是：
“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
意即，在人头税负担无法减轻的前提下，田赋降为三十税一远不足以将百姓留在编户齐民之中，他们纷纷拔腿逃亡，连人带田地荫庇到豪民门下。拥有这些田地的豪民，给朝廷缴纳的田赋是三十分之一；耕种这些田地的百姓，给豪民缴纳的田租，则是十分之五。
简言之，只有理解了西汉的人头税负担远大于田亩税负担，才能理解当时的百姓们为何宁愿忍受“豪民”的十税五，也不愿做三十税一的编户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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