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夏帝王画像都那么逼真？而同时期宋朝帝王像反倒是差一些？
首先，我们得承认，现存的西夏帝王画像，尤其是我们熟知的李元昊画像，其逼真度和艺术水准确实令人惊叹。相比之下，宋朝流传下来的帝王画像，虽然也有精品，但整体上似乎在写实程度上稍显逊色，或者说，给人的“像”的感觉不够强烈。这并非否定宋朝绘画的伟大，而是就特定类型、特定目的的肖像画而言，两者呈现出了一些有趣的差异。
西夏画像的逼真性从何而来？
西夏之所以能在帝王肖像画上呈现出如此高的逼真度，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读：
“胡汉融合”的艺术基因与异域风情的影响： 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其文化深受西域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影响。党项族本身在早期并没有深厚的本土绘画传统，但他们却非常善于吸收和融合外来的艺术元素。当时西域地区，尤其是中亚地区，在人物肖像绘画上有着悠久的传统，并且注重写实和人物刻画的深度。我们可以想象，随着西夏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它必然会与西域各国、吐蕃等地区进行密切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带来的绘画风格，很可能就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的。
例证： 虽然关于西夏绘画师承的直接史料不多，但我们可以从出土的西夏壁画、佛画中窥见其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其中一些人物形象，尤其是描绘当地民族风情的场景，往往具有很强的写实性，能够生动地表现人物的面部特征、服饰以及神态。
材料： 现存的西夏帝王画像，如李元昊的画像，其“逼真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细腻的笔触和色彩的运用。虽然我们无法直接接触到原作的绘画材料，但从画面表现力来看，当时的颜料和绘画媒介（可能是绢本、麻布等）应该能够支持精细的晕染和勾勒，从而塑造出立体感和真实感。
政治宣传与统治合法性的需求： 作为新兴的王朝，西夏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尤其是在与强大的宋朝和辽、金等政权并立的情况下。塑造一位强大、英明、具有威严的君主形象，是重要的政治需求。而逼真的帝王肖像，能够最直接地传递这种信息。通过画像，皇帝的形象被固定下来，便于在各种场合（如庆典、祭祀、外交）传播，形成一种“可见的权力”。
与中亚王朝的互动： 西夏与中亚的王朝（如喀喇汗王朝、葛逻禄叶护国等）时有往来，这些王朝的统治者在艺术上往往也表现出对写实肖像的偏爱，这可能也会对西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绘画技法的传承与创新： 虽然西夏统治者推行“胡汉融合”政策，但其统治阶层毕竟也吸纳了大量汉族士人。在绘画领域，从唐朝以来形成的写实肖像传统，特别是唐代阎立本、孙位等画家的技法，很有可能通过某种途径被西夏画家所继承和发展。西夏画家可能在学习汉族绘画技法的基础上，又融入了他们自己民族的审美习惯和西域的绘画元素，从而创造出一种既有传统功底又不失独特风格的肖像画。
细节描绘： 例如李元昊的画像，其服饰、头饰、甚至胡须的细节都描绘得非常到位，这需要画家具备高超的观察力和精湛的笔墨技巧。这种对细节的关注，往往是写实主义的标志。
为什么宋朝帝王像“差一些”？
这里说的“差一些”，并非说宋朝绘画不如西夏，而是指在“帝王画像”这一特定题材上，其侧重点和呈现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宋朝帝王画像的“精神性”追求： 宋朝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高峰，尤其是文人画的兴起，使得绘画不再仅仅是简单的描摹，更强调意境、神韵和气韵。在帝王画像上，宋朝画家可能更注重表现皇帝的“帝王之气”、“文治武功”，以及内在的精神气质，而非单纯的形似。这种对“神似”的追求，有时会使得画像看起来不那么“写实”得令人惊叹，甚至会带有一些理想化和程式化的处理。
文人审美的影响： 宋朝的帝王本身很多也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他们更欣赏的是一种“意境”而非纯粹的“逼真”。皇帝本人或朝廷委托的画师，可能更倾向于创作能够体现皇帝的文采、德行和威严的画像，而不是一张纯粹的“照片”。
注重精神内涵的例子： 许多宋朝帝王画像，如宋太祖、宋太宗等，虽然面部轮廓清晰，但其表情往往显得庄重、肃穆，似乎在传递一种沉静的力量和思考。这是一种更内敛、更具精神性的表现。
绘画材料与技法的侧重： 虽然宋朝在绘画材料和技法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帝王画像作为一种官方的艺术品，其制作可能受到一定的规范和传统的影响。即使是写实技巧非常高超的画家，也可能在创作帝王画像时，会加入一些象征性的元素或程式化的表现手法，以符合“帝王”的身份和期望。
流传下来的宋朝帝王像： 很多宋朝帝王像都是经过后人临摹或根据史料绘制的，这其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失真和风格的改变。而西夏的李元昊画像，相对而言，更可能是直接由当时画家为他本人绘制的，所以更能代表其时代的真实绘画风格。
史料的局限性： 我们今天看到的宋朝帝王画像，可能只是宋代众多肖像画中的一部分，而且很多是流传下来的摹本。真实的宋朝宫廷画师可能也能够创作出极其逼真的画像，但这些作品可能没有流传下来，或者流传下来的版本受到了时代的侵蚀和改变。
“写真”的定义不同：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写真”的含义和标准可能有所不同。西夏画家对“写真”的理解，可能更侧重于外部形态的精准还原，而宋朝画家则可能将“写真”的范畴扩展到对人物精神气质的捕捉。
政治体制的差异： 西夏是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其政治体制和文化表达方式可能更倾向于直观、力量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展现。而宋朝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士大夫政治，其文化表达更注重内敛、含蓄和人文精神的体现。这种深层的文化差异，也会影响到艺术创作的风格。
总结来说：
西夏帝王画像的逼真性，可以归结为“胡汉融合”带来的多元艺术基因、对西域写实绘画技法的吸收、以及作为新兴王朝在政治宣传上的实际需求。而宋朝帝王画像虽然在艺术成就上极其辉煌，但其在肖像画上可能更偏重于精神内涵、意境表达和文人审美，而非单纯的“照片式”写实。同时，我们也不能排除史料流传的局限性。
因此，与其说西夏帝王像“比”宋朝帝王像“好”，不如说它们在表现方式和艺术追求上，展现出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独特风格和侧重点。西夏的逼真，是一种直接而有力的视觉呈现；而宋朝的写意，则是一种含蓄而深刻的精神传达。两者都是那个时代艺术的杰出代表。
网友意见
在宁夏博物馆内陈列着数幅西夏王画像，不同于同时期的宋朝帝王画像，西夏王的画像颜色鲜亮，看起来似乎更加逼真。为什么西夏帝王画像都那么逼真？而同时期宋代帝王像反倒是差一些？
一起来看看这些“帅照”！
其实，博物馆里陈列品不一定就来自古代，有些是为了辅助陈列的现代作品，这些形象逼真、帅气的西夏帝王像正是由现代人绘制的。西夏是以党项人为主建立起的政权，西夏的帝王无论是自身长相、还是服饰自然会带有民族特色。但是与出土的西夏帝王像比照，这些画像还是存在较大的偏差的。
《西夏国王像》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原画已遗失，仅留照片。画面正中的便是西夏王。有学者认为这是李元昊，但是李元昊应该不会穿这么汉化的服饰的。
与宁夏博物馆内的西夏王像进行对比，差别真不是一般的大，这幅照片上的西夏帝王更像是一位宋代的帝王。头戴高冠，身穿长袍，脚着靴，呈坐姿，除了头顶上的帽式为高耸的尖耳状。难道这才是历史上西夏王的真正面貌吗？先别急着下定论。
再看一幅《西夏译经图》，出土于宁夏灵武市，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在图上有注文“子明盛皇帝（右下角的那位）”，即西夏第三代皇帝惠宗李秉常。这或许是唯一一幅可以确定身份就是西夏王的画像了。
图上的惠宗李秉常头戴尖顶金冠，冠上刻花纹，冠后有圆光，内穿圆领内衣，中穿交领宽袖右衽长袍，腰系大带、革带，外披有团花纹饰的大衣。与宋朝帝王的法服相比，服饰差别不大，所戴的冠差别明显。宋代帝王戴冕冠，而西夏帝王戴的是尖顶金冠，很是华丽。“尖顶镂冠”的样式与博物馆内的西夏帝王画像基本一致。在这幅图的后排左右各有一排头戴这种“尖顶镂冠”的西夏人像，可见，这种冠在西夏应该是很常见的一种。
《官员（西夏王）和侍从》由于这幅画上的主要人物服饰上的带有团龙纹纹样，断定这可能也是一位西夏皇帝，但这位西夏皇帝的着装中也带有浓厚的中原味。
三幅不同的西夏帝王图上的西夏王仿佛有三张面孔。相比较而言，只有《西夏译经图》中的惠宗李秉常与博物馆陈列的西夏帝王像最为接近。
其实，西夏在唐朝时就已经逐渐崛起，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就连他们的姓“李”也是唐朝皇帝所赐，唐朝灭亡之后，西夏虽与宋对峙，但也或多或少收到了宋王朝的影响，这个影响是多方面的，不单单只表现在服饰上。所以，他们的画像也多多少少收到了宋代的画风影响。但是西夏帝王中也有少数秉持坚持不易俗的政策，于是，反反复复中西夏的本族服饰也有点四不像的感觉了。但是有一点还是可以确定的，西夏为党项人，他们有髡发的习俗。摘了帽子就比较好分辩了。
博物馆内以较有特色的《西夏译经图》中的西夏王，也是唯一一个可以非常明确是西夏王的图像为蓝本，为西夏历代帝王绘制画像，我觉得没毛病，这幅画确实是最佳选择了。
画像党被博物馆的想象作品忽悠了呗。
这一系列的西夏帝王画像，都是宁夏的博物馆，让现代画家尽量按照党项羌的衣着习惯画的。然而前几代西夏皇帝戴这种帽子倒也罢了，后几代西夏皇帝，汉化地连姥姥都不认识了，是否还是这种衣冠，真就不得而知了。
宋朝帝王像都是当时人画的，但很可惜的是西夏没有留下类似宋朝帝王像那样的画像，只有少数人物画能看出西夏帝王的长相，譬如这个画像，是俄国藏黑水城艺术品，是不是和宋代帝王画像一样“不逼真”了？但这究竟是哪个西夏皇帝，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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