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为什么把河湟地区卖给西夏?
首先，司马光本人并没有在生前“卖”过河湟地区给西夏。河湟地区（大致指今天青海的湟水流域及其周边地区，属于吐蕃故地）是在北宋时期，由于与西夏的长期军事对峙和战略考量，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和军事博弈，最终落入西夏之手。而司马光虽然是北宋重要的政治家、史学家，但他并非当时直接处理边疆事宜的最高决策者，他的影响力更多体现在他作为宰相时的政治主张和对国家战略的思考上。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会把河湟地区的丧失与司马光联系在一起，甚至产生“卖”的误解呢？这主要源于当时朝廷内部关于如何处理与西夏关系的争论，以及司马光在其中的立场，尤其是在他主导宋朝政策的一段时间内，河湟地区的确与西夏发生了关系。
要详细说明，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河湟地区的战略价值与归属变迁
战略要冲： 河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中原与西部的重要通道，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的前沿。它不仅是农业和牧业的宝地，更是控制青藏高原、钳制西夏、辐射西域的关键地理节点。对于宋朝而言，拥有河湟地区，可以进一步巩固边防，甚至从战略上压制西夏。
吐蕃的故地： 在宋朝之前，河湟地区曾长期由吐蕃统治。唐朝末年，吐蕃王朝衰落后，河湟地区成为多个吐蕃地方政权争夺的对象，局势一度混乱。
北宋的收复尝试： 北宋建立后，对河湟地区一直抱有收复的意图。特别是宋仁宗时期，名将狄青曾率军大败西夏，收复了部分失地，但河湟的核心地带并未完全纳入宋朝版图。宋神宗时期，宰相王安石推行变法，也曾计划通过军事手段夺取河湟。
二、西夏的扩张与对河湟地区的觊觎
崛起的新兴势力： 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建立于1038年，很快便成为宋朝的强大对手。西夏的军事力量强大，尤其擅长骑兵作战，对宋朝的边境构成了严重威胁。
扩张的野心： 西夏的立国之本在于其强悍的军事力量和对资源的渴求。河湟地区丰富的牧场和农业资源，以及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对西夏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西夏不断向河湟地区扩张，并与当地的吐蕃部族建立联系。
三、宋朝内部关于河湟地区政策的分歧
在宋朝，围绕如何对待西夏以及如何经营边疆，一直存在着“主战派”和“主和派”（或者说“劝农派”、“守边派”）的根本分歧。
主战派（如王安石、韩琦等）： 倾向于积极进攻，收复失地，彻底解决边患。他们认为河湟地区是宋朝的固有领土，必须夺回，否则西夏会不断蚕食。
主和派/劝农派/守边派（如司马光、富弼等）： 倾向于保守防御，稳定边境，发展经济。他们认为穷兵黩武，耗费巨大，且未必能取得决定性胜利。他们更注重内部的稳定和建设，不希望因为穷兵而加剧国内矛盾。
四、司马光在河湟问题上的立场与政策
司马光属于典型的“守边派”代表人物。他历来反对穷兵黩武，认为宋朝国力虽强，但军事上难以与西夏匹敌，过度的军事行动只会消耗国力，得不偿失。
反对王安石的河湟计划： 当王安石提出要“收复河湟”时，司马光是坚决反对的。他认为收复河湟将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而且当地民心不附，难以长久经营。他更倾向于加强边防，通过与西夏进行战略性的“扯皮”来维持现状，或者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
“守定州，不逼西夏”的战略： 司马光主张将军事力量集中在定州、雄州等重点区域，巩固已有防线，并且不主动去逼迫西夏。他认为，强行进攻西夏，反而会激怒对方，导致更大的冲突。
“姑息”西夏的批评： 然而，正因为司马光主张“不逼西夏”，并且在其担任宰相期间，宋朝对西夏的攻势有所收敛，一些激进派的官员和后世史家便将河湟地区的最终失守归咎于司马光的“姑息”政策。他们认为，正是因为宋朝没有抓住机会（比如在有战事优势时）收复河湟，才让西夏最终巩固了对该地区的控制。
五、河湟地区最终落入西夏之手的原因
河湟地区最终成为西夏的一部分，是一个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并非由某一个人或某一个事件直接决定“卖”或“赠”：
1. 宋朝内部的政策摇摆： 北宋皇帝和朝廷在对待西夏和河湟问题上，政策并不统一。有时倾向于强硬，有时又偏向保守。这种不稳定性使得宋朝无法形成一个长期有效的边疆政策。
2. 军事上的失利： 尽管宋朝在整体国力上优于西夏，但在军事上，尤其是在对阵西夏骑兵时，宋军也曾遭遇过不少挫折。这使得一些强硬的收复计划难以付诸实施。
3. 对当地民心的判断： 河湟地区历史上曾是吐蕃人的聚居地，后来也受到西夏的影响。宋朝对于如何争取当地民心，以及如何在收复后有效治理，也缺乏成熟的策略。
4. 西夏的经营与巩固： 西夏政权对河湟地区进行了长期的经营和控制，不断加强军事存在，并逐渐将该地区纳入其统治体系。
5. 战略上的权衡：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宋朝的最高统治者可能也认为，在付出巨大代价却难以确保长久控制的情况下，不如暂时放弃对河湟的收复，将精力放在巩固国内和已有边疆上。
总结来说，司马光并没有“卖”河湟地区给西夏。 事实上，他坚决反对当时朝廷提出的收复河湟的激进计划，主张更加稳健的防御策略。后世将河湟地区的丧失归咎于司马光，更多的是源于对他“守边”政策的批评，认为他的“不逼西夏”导致了战略上的机会错失。
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涉及北宋与西夏之间长期的军事、政治博弈，以及宋朝内部关于国家战略的激烈争论。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将当时的时代背景、各方势力、战略考量以及历史人物的真实立场都考虑进去，才能避免简单化的误读。用“卖”这个词来形容，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过于简化了那个时代的复杂政治运作。
网友意见
近些年司马光在互联网上可谓是一片喊打之声，现在已经是伪君子的代名词了。我简单网上搜了一下对他的批判，除了新法这个众说纷纭的千年公案，根本说不清楚之外（新法这个东西，网上的人讨论时，站队的多，真正分析的少），还有两点：1.阿云案；2.元祐弃地。关于阿云案我有专门的回答分析，这里就不多说了，今天来说说“元祐弃地”吧。
在互联网上的很多描述中，“元祐弃地”被认为是司马光的重要“罪行”，几乎只要一提到司马光准有这个。在很多人的描述中：司马光是一个因私废公，睚眦必报的大汉奸、伪君子，因为反对新法，仇视王安石，所以不惜将熙丰以来开拓的几千里西北边地全部割让给了西夏，堪称超级卖国贼。事实真是如此吗？且看下文。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段史料：
元祐初，司马光将弃河、湟，邢恕谓光曰：‘此非细事，当访之边人，孙路在彼四年，其行止足信，可问也。’光亟召问，路挟舆地图示光曰：‘自通远至熙州才通一径，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关辟土百八十里，濒大河，城兰州，然后可以捍蔽。若捐以予敌，一道危矣。’光幡然曰：‘赖以访君，不然几误国事。’议遂止。
这段《宋史·孙路传》的记载，详细的写出了司马光对于西北边事的态度是“国事”而非“私事”，以司马光几可与王安石媲美的执拗，却也可以在这件事情上承认错误，足见他在这件事情上还是能做到实事求是的。那么网络上“因私废公”、“挟私报复”，也就不成立了。
那么为什么司马光主张“弃地”？还是要放到当时的宋夏关系中去具体考量，才是正理。
我一直以来都认为，外交是军事和政治的延续。这一观点放在元祐元年的宋夏和议中，也是成立的。
首先来聊一聊元祐元年宋夏之间的军事政治背景。
宋神宗继位之后，有意开拓，用王安石变法理财。到元丰四年，他感觉时机成熟，遂起五路伐夏的大战，但因为种种原因，最终失败。元丰五年，又有永乐城战役的惨败。据《长编》记载：“李秬、种谔、沈括奏：‘永乐城陷，蕃汉官二百三十人、兵万二千三百余人皆没。’（神宗）及闻城陷，涕泣悲愤，为之不食。早朝，对辅臣恸哭。”“自是之后，上始知边臣不可信，亦厌兵事，无意西伐矣。”
元丰四五年的这两场大战的失利，对北宋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它不仅使精兵强将、历年积蓄损耗一空，也使得宋夏之间攻守易势。由于“五路伐夏”虽然失败，但仍取得了一定战果，也就是鄜延一线的几个堡寨与熙河北边的重镇兰州。因此引来了西夏的疯狂军事报复，意图收复失地。打开《宋史·夏国传》，便能看到元丰六年到元丰八年间，西夏数次猛攻兰州，宋军虽然击败了来犯之敌，但自身损失也很惨重。
“六年二月，夏人大举围兰州，已夺西关门，钤辖王文郁集死士七百，夜缒城而下，持短兵突营，遂拔去。五月，复来，围九日，大战，侍禁韦禁死之，乃解去。七年正月，围兰州，李宪战却之。六月，攻德顺军，巡检王友战死。九月，围定西城，烧龛谷族帐，遂以十月至静边，钤辖彭孙败之。十二月攻清远，队将白玉、李贵死之。八年三月，神宗崩，赐以遗留物。夏人攻葭芦，供奉王英战死。”
而更为严重的是，从王韶河湟开边以来十几年间，西北大规模的战争不断，整个陕西被战争拖垮，民不聊生。如果对夏的作战能够取得胜利，那么还可以缓和矛盾，但是战败了，那就是雪上加霜。元丰六年名相富弼在弥留之际给神宗的《陈时政之失书》中就严厉批评了西北战事所带来的巨大反噬：“窃思去岁朝廷纳边臣妄议，大举戈甲，以讨西戎，事出仓卒，人情汹惧，忧在不测，卒致师徒溃败，两路骚然。今闻边兵寡弱，村落萧条，士无斗志，难复为用，久戍未解，粮饷不时，东兵在行者或归或留，不无怅望，但虑再有征发，其心易摇，而百姓畏恐穷困，前日继有调发，已不从命，度此事势，可不深虑哉！是岂讳过取败，不思救祸之时乎？前日国家罄竭公私之力，以事诛讨，曾不伤西人之一二也。彼其得我叛卒，取我兵械，取我金帛、粮食，不可赀数。彼将以其所获，贻遗邻国，借兵求援，以为边患，是反足以增强捍也。臣未知朝廷所以待之之策，万一贼犯边境，官兵既不足用，民兵又不可发，则将何以御之？关陕之忧，岂有涯涘！关陕震荡，则关东摇动，州郡例无兵备，人情易为惊扰，则所当虑者又亦深矣。臣闻陕西州郡连岁薄稔，大兵之后，公私虚耗，粒食踊贵，兵无见粮，逃溃之卒与阻饥之民，渐成髃党。今年秋种分数不多，民间旧食既已空竭，夏麦总使丰熟，为日尚遥，民心朝夕不及。今流散之民累累道路，莫可胜数，不止陕西空虚，一有边警，惧难枝梧。况其甚者，老弱穷困，不能远去，则转死沟壑，丁壮流亡者，但亦妄意所之，无有定所。臣谓前日西师之举，秦、晋之民肝脑涂地，毒亦甚矣！乡村保聚，哭声相闻。穷困之民日望安息，朝廷所当厚加存□，霑以德泽，而旷日累月，未有一语及之，使其怨气充塞，谓朝廷无保之之意。伏望陛下悼前谋之失，下哀痛之诏，以慰安民心。”
如果说富弼的奏疏还只是停留在表面的话，那么长期在西北范纯仁的奏疏就涉及到实际问题。他在《乞朝廷讲议陕西钱物取计之术奏》中说：“自军兴后，须用名数十倍常日，而刍粮价直所在增贵。且如震会定日，将粮草约以中价，米斗六十五文足。今来沿边诸路，如帅臣所在，米斗犹不下一百六十文足，草束不下六十文足，他皆称是，其外城堡砦又非此比，方之会定所约之价，相远如此。兼契勘本路利源所入，全藉酒课，而比年米面价贵，本重利轻；况会定之日，除比岁内实收应副实支外，尚有四十四万余贯不足年计，奉圣旨只令本司那融应副。今岁入不加于前日，而岁费倍多于昔时，又籴入贵贱如此之不同，则大计盈虚，于此可见。臣殚思竭虑，恨无长画，以致丰富，惟戾觽敛怨，百计爱省，庶有小补。若但以目前会较，即幸可枝梧，惟虑疆场缓急，别有大段添屯军马，或年岁之间，重兵未解，则事力匮竭，计无从出。”
而事情到了元丰八年有了转机，在这一年宋夏两国的掌权者宋神宗以及梁太后双双去世，这使得宋夏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缓和。
军事政治背景介绍完了，那么来聊一聊元祐弃地的具体内容吧。
北宋在军事上的失利，延伸到外交上，就说明北宋必须要作出一定的让步，才能达成和议。事实上宋朝的历年和议，不论是宋辽、宋夏还是之后的宋金都是这样的。
事实上从元丰八年神宗去世之后开始，息兵、和西戎的论调就已经成为主流了，而“弃地之论”也不是司马光最先提出来的。在元丰八年韩维就有上书，提出了“兵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弃者有五。”
司马光在元祐元年二月上书，提出了应对西夏的两策：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
他的奏疏详细收录在《长编》中，字数太多，我就不贴出来了。此后在一个月里，又上过两次奏疏，重申了他的观点。
是年九月，司马光去世，十月，“诏自元丰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归我陷执民，当画以给还。”（《宋史·夏国传》）虽然其时司马光已经去世，不过这个结果当然是有司马光的意志在里面的，但这仍然是“两府集议”的结果。
这个诏书达成的前提，是西夏归还永乐城之战被俘虏的军民，主动权在西夏手里，因此最终并没有被执行。为什么？我猜测是因为西夏的主要目标是兰州而非鄜延一线的堡寨，在得不到兰州的情况下是不会同意这份诏书的。
真正意义上归还四寨给西夏的，是元祐四年，据《会要》记载:“元祐四年六月八日，枢密院言：‘拟答夏国诏，交割永乐陷没人口，计口支与赏绢，仍将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寨给赐夏国。’从之。”这是经过双方妥协之后的结果，西夏不再追求兰州，而北宋也减少了归还永乐城被俘军民的数量。
综上所述，得出几个观点
第一，司马光提出归还侵地的观点，是当时的主流观点，并非是他因公废私，范纯仁、韩维、苏辙都是此观点的拥趸。
第二，弃地并非数千里，也不是神宗以来新获得的全部土地，而是米脂四寨。
第三，直到元祐四年，即司马光死后三年，弃地才真正执行。
总的来说，元祐初年的宋夏和议，本质上是北宋在元丰年间两次大败之后导致的军事被动，引发的政治、外交被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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