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莆田医院把人治死了，大家都指责百度，滴滴司机杀人了，大家都指责司机？
这事儿说起来，得从几个层面掰扯。为啥莆田系医院出了事儿大家骂百度，而滴滴司机出事儿大家骂司机？这背后反映了咱们社会对不同角色、不同性质问题的认知和责任划分的差异。
先说莆田系医院和百度的事儿。
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点。
信息平台与服务提供者： 百度作为信息搜索引擎和推广平台，它提供的是信息展示和导流服务。莆田系医院是医疗服务提供者。当莆田系医院出现医疗事故，导致病人死亡时，直接的过错方无疑是医院本身，是那些医生、护士、以及医院的管理层。
谁是“主谋”？谁是“帮凶”？ 问题的核心在于，很多时候，患者在生病时，信息闭塞，对医疗机构的选择高度依赖于外部信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搜索引擎在内的网络平台，是许多人获取医疗信息和推荐的首要途径。莆田系医院正是抓住了这一点，通过各种方式在搜索引擎上占据了显眼位置，甚至买了很多关键词，让急于寻医问药的患者在搜索时，第一眼看到的往往是它们。
从这个角度看，莆田系医院是直接的施害者，但百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很多人认为是“帮凶”或者说“助推者”。为什么这么说？
利益驱动： 百度靠广告收入盈利，它将搜索结果的排名和展示与金钱挂钩。这就意味着，只要有钱，医院就可以获得更好的展示位置，无论其资质和口碑如何。当医疗这种关乎生命的大事也陷入“价高者得”的逻辑时，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
信息不对称的放大： 患者本就处于信息弱势地位，而百度作为信息中介，本应扮演一个相对中立和权威的角色，帮助用户筛选出可靠的信息。但如果它因为商业利益，将劣质甚至虚假的信息推到前台，而且这些信息往往包装得非常“专业”和“权威”，那么它就加剧了信息不对称，将患者引向了危险之中。
责任的模糊： 很多人觉得，莆田系医院的“莆田系”标签本身就带有一种负面色彩，暗示着其背后可能存在的某些不正规操作或利益链条。而百度作为推广平台，如果明知其推广内容存在问题，却依然大肆推广，那么它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责任可能不是直接的医疗责任，而是信息传播的责任，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责任。
所以，当莆田系医院被曝光出问题时，大家的怒火不仅指向医院本身，也指向了那个为这些“问题医院”提供曝光平台、并从中获利的百度。大家认为，百度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这些医院能够更容易地“欺骗”到患者。从某种程度上说，百度被指责，是因为它被认为是在“卖信息”或者“卖流量”，而这些信息和流量最终引导了患者走向了可能不安全的地方。 这种指责，更多的是一种对平台责任的追问，是“你明明知道，为什么还这么做？”的诘问。
再说滴滴司机杀人事件。
这事儿就相对直接很多了。
直接行为人： 滴滴司机是一名服务提供者，他直接接触并服务于乘客。当司机对乘客实施了犯罪行为，尤其是恶性的暴力犯罪，如杀人时，直接的过错方就是这个司机本人。他的行为是独立的、恶性的犯罪行为。
平台责任的讨论： 滴滴作为平台，当然也有责任。这种责任主要体现在：
准入和审核： 滴滴作为网约车平台，有责任对司机进行严格的背景审查，包括是否有犯罪记录、精神状态是否正常等等，以确保乘客的安全。
安全保障措施： 平台应该建立完善的安全保障机制，例如行程录音录像、紧急呼叫功能、以及事后的快速响应和处理机制。
管理和监管： 平台对司机群体的日常管理和监管也是其责任范围。
但为什么大家更直接地指责司机？
犯罪的性质不同： 莆田系医院的事件，很多时候被看作是一种“欺骗”或“不当医疗”，是服务质量的严重问题，甚至是医疗行业的体系性问题。而滴滴司机杀人，这是赤裸裸的个人犯罪行为，是突破了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恶行。这种个人犯罪的指向性非常明确，就是那个司机。
责任的直接性与间接性： 司机的杀人行为是直接的、由他个人意志主导的。而百度虽然在其中有责任，但它的责任更多的是一种“间接责任”，是其商业模式和运营策略导致了不良后果的扩大化。大家对直接行为人的惩罚和谴责的指向性更强。
社会心理的反应： 当发生恶性犯罪时，社会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和对施暴者的谴责。平台责任的讨论，往往是在事后，是对平台管理和监管的追问，是希望通过追责平台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但直接的愤怒和仇恨，往往首先指向了那个直接动手的人。
总结一下，核心区别在于：
1. 责任的直接性与间接性： 滴滴司机是直接的犯罪者，其行为是个人意志的直接体现。莆田系医院是服务提供者，其问题可能涉及经营模式、医疗水平等，而百度则是信息传播平台，其责任更多是间接的助推或放大作用。
2. 问题的性质： 滴滴司机事件是严重的个人犯罪，而莆田系医院事件更多被看作是医疗行业的乱象、信息不对称下的欺骗以及平台监管的失职。
3. 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和解决方式： 找医院往往需要依赖信息平台，信息不对称的后果是误诊或不当治疗。打车则相对直接，司机是可见可感的个体，其不当行为更容易被归咎于个体本身。
所以，当我们说“莆田医院把人治死了，大家都指责百度”时，实际上是在追问信息平台的责任边界和商业伦理问题。 而当我们说“滴滴司机杀人了，大家都指责司机”时，则是在直接谴责和惩罚一个触犯法律和道德底线的个体。 这两种情况的指向不同，反映了社会在不同情境下对责任划分和道德判断的侧重点。
先说莆田系医院和百度的事儿。
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点。
信息平台与服务提供者： 百度作为信息搜索引擎和推广平台，它提供的是信息展示和导流服务。莆田系医院是医疗服务提供者。当莆田系医院出现医疗事故，导致病人死亡时，直接的过错方无疑是医院本身，是那些医生、护士、以及医院的管理层。
谁是“主谋”？谁是“帮凶”？ 问题的核心在于，很多时候，患者在生病时，信息闭塞，对医疗机构的选择高度依赖于外部信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搜索引擎在内的网络平台，是许多人获取医疗信息和推荐的首要途径。莆田系医院正是抓住了这一点，通过各种方式在搜索引擎上占据了显眼位置，甚至买了很多关键词，让急于寻医问药的患者在搜索时，第一眼看到的往往是它们。
从这个角度看，莆田系医院是直接的施害者，但百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很多人认为是“帮凶”或者说“助推者”。为什么这么说？
利益驱动： 百度靠广告收入盈利，它将搜索结果的排名和展示与金钱挂钩。这就意味着，只要有钱，医院就可以获得更好的展示位置，无论其资质和口碑如何。当医疗这种关乎生命的大事也陷入“价高者得”的逻辑时，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
信息不对称的放大： 患者本就处于信息弱势地位，而百度作为信息中介，本应扮演一个相对中立和权威的角色，帮助用户筛选出可靠的信息。但如果它因为商业利益，将劣质甚至虚假的信息推到前台，而且这些信息往往包装得非常“专业”和“权威”，那么它就加剧了信息不对称，将患者引向了危险之中。
责任的模糊： 很多人觉得，莆田系医院的“莆田系”标签本身就带有一种负面色彩，暗示着其背后可能存在的某些不正规操作或利益链条。而百度作为推广平台，如果明知其推广内容存在问题，却依然大肆推广，那么它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责任可能不是直接的医疗责任，而是信息传播的责任，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责任。
所以，当莆田系医院被曝光出问题时，大家的怒火不仅指向医院本身，也指向了那个为这些“问题医院”提供曝光平台、并从中获利的百度。大家认为，百度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这些医院能够更容易地“欺骗”到患者。从某种程度上说，百度被指责，是因为它被认为是在“卖信息”或者“卖流量”，而这些信息和流量最终引导了患者走向了可能不安全的地方。 这种指责，更多的是一种对平台责任的追问，是“你明明知道，为什么还这么做？”的诘问。
再说滴滴司机杀人事件。
这事儿就相对直接很多了。
直接行为人： 滴滴司机是一名服务提供者，他直接接触并服务于乘客。当司机对乘客实施了犯罪行为，尤其是恶性的暴力犯罪，如杀人时，直接的过错方就是这个司机本人。他的行为是独立的、恶性的犯罪行为。
平台责任的讨论： 滴滴作为平台，当然也有责任。这种责任主要体现在：
准入和审核： 滴滴作为网约车平台，有责任对司机进行严格的背景审查，包括是否有犯罪记录、精神状态是否正常等等，以确保乘客的安全。
安全保障措施： 平台应该建立完善的安全保障机制，例如行程录音录像、紧急呼叫功能、以及事后的快速响应和处理机制。
管理和监管： 平台对司机群体的日常管理和监管也是其责任范围。
但为什么大家更直接地指责司机？
犯罪的性质不同： 莆田系医院的事件，很多时候被看作是一种“欺骗”或“不当医疗”，是服务质量的严重问题，甚至是医疗行业的体系性问题。而滴滴司机杀人，这是赤裸裸的个人犯罪行为，是突破了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恶行。这种个人犯罪的指向性非常明确，就是那个司机。
责任的直接性与间接性： 司机的杀人行为是直接的、由他个人意志主导的。而百度虽然在其中有责任，但它的责任更多的是一种“间接责任”，是其商业模式和运营策略导致了不良后果的扩大化。大家对直接行为人的惩罚和谴责的指向性更强。
社会心理的反应： 当发生恶性犯罪时，社会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和对施暴者的谴责。平台责任的讨论，往往是在事后，是对平台管理和监管的追问，是希望通过追责平台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但直接的愤怒和仇恨，往往首先指向了那个直接动手的人。
总结一下，核心区别在于：
1. 责任的直接性与间接性： 滴滴司机是直接的犯罪者，其行为是个人意志的直接体现。莆田系医院是服务提供者，其问题可能涉及经营模式、医疗水平等，而百度则是信息传播平台，其责任更多是间接的助推或放大作用。
2. 问题的性质： 滴滴司机事件是严重的个人犯罪，而莆田系医院事件更多被看作是医疗行业的乱象、信息不对称下的欺骗以及平台监管的失职。
3. 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和解决方式： 找医院往往需要依赖信息平台，信息不对称的后果是误诊或不当治疗。打车则相对直接，司机是可见可感的个体，其不当行为更容易被归咎于个体本身。
所以，当我们说“莆田医院把人治死了，大家都指责百度”时，实际上是在追问信息平台的责任边界和商业伦理问题。 而当我们说“滴滴司机杀人了，大家都指责司机”时，则是在直接谴责和惩罚一个触犯法律和道德底线的个体。 这两种情况的指向不同，反映了社会在不同情境下对责任划分和道德判断的侧重点。
网友意见
如题吧，其他没啥想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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