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民国短短二三十年却能出现大批大师级人物？
民国时期（19121949）虽然仅持续约37年，却涌现出大量在文学、艺术、科学、政治、哲学等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师级人物”。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多重历史、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下从多个维度进行详细分析：
一、思想解放与文化启蒙的浪潮
1. 新文化运动（19151923）
思想解放的催化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彻底打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缚。《新青年》杂志成为思想启蒙的先锋，推动了“德先生”（Democracy）与“赛先生”（Science）的传播。
文学革命的爆发：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以白话文打破文言文的桎梏，徐志摩、冰心等人的诗歌创作推动了新文学的繁荣。
DEALINGS
社会观念的变革：女性解放（如林徽因、萧红）、婚姻自由、反传统思想等成为时代主题，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自由表达的空间。
2. 五四运动（1919）
民族意识的觉醒：巴黎和会中中国外交的失败，激发了青年学生对民族命运的思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如李大钊、陈独秀）。
知识分子的集体觉醒：从“救国”到“改造社会”的思想转向，使知识分子意识到必须通过思想启蒙推动社会变革。
二、教育体系的革新与人才储备
1. 新式教育体系的建立
大学教育的兴起：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1920年改名北京大学）成为新式大学的典范，蔡元培担任校长时推行“兼容并包”理念，吸引了鲁迅、胡适等学者。
留学潮的推动：清末“科举废除”后，大量青年赴美、日、欧留学（如梁启超、李泽厚、钱钟书等），接触西方思想与科学，回国后成为文化巨擘。
教育理念的西化：中学课程中引入西方科学与哲学，培养了大批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
2. 学术研究的繁荣
学术机构的建立：如中央研究院（1928年成立）成为国内最高学术机构，汇聚了竺可桢、李约瑟等科学家；《国学季刊》等学术刊物推动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学科体系的构建：历史学（如顾颉刚）、语言学（如王力）、考古学（如李济）等学科在民国时期得到系统发展。
三、社会动荡与变革的“压力锅”效应
1. 政治动荡激发创造力
军阀混战与思想碰撞：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的军阀割据，使得知识分子在混乱中更关注思想与文化的建设。
革命思潮的冲击：国共合作（19241927）与革命运动（如五卅运动）促使知识分子反思社会结构，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
文化冲突与融合：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碰撞，催生了“新文化”与“新艺术”的探索。
2. 社会变革的“试炼场”
女性地位的提升：女性在文学（如张爱玲、丁玲）、艺术（如林徽因）、教育等领域崭露头角，打破了旧社会的性别壁垒。
社会阶层的流动：科举制度废除后，寒门学子通过教育进入上层社会，形成了新的精英阶层。
四、国际交流与文化输入的加速
1. 西方思想的本土化
哲学与心理学：杜威的“实用主义”被引入中国，影响了胡适、冯友兰等哲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被引入，推动了心理学发展。
艺术与美学：西方油画、雕塑、建筑风格被引入中国，徐悲鸿、林风眠等艺术家融合中西技法，开创了“新国风”。
科学与技术：张衡、李约瑟等学者推动了中西科学的对话，推动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2. 国际视野的拓展
留学与归国：大量留学生在欧美接受现代教育，回国后成为文化、政治、经济领域的中坚力量（如钱钟书、吴玉章、李大钊）。
国际文化交流：民国时期中国与日本、美国、欧洲的学术与艺术交流频繁，促进了文化多元化。
五、“大师级人物”的共性与时代特质
1. 思想的先锋性
大师们往往站在时代潮头，如鲁迅以“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笔锋批判国民性，胡适以“整理国故”推动文化革新，徐志摩以浪漫主义诗歌回应现代性困境。
2. 跨界融合的创新精神
许多大师兼具学术、艺术、政治多重身份，如蔡元培（教育家、哲学家）、李泽厚（哲学家、美学家）、徐悲鸿（画家、教育家）。
3. 对传统与现代的辩证思考
他们既批判旧文化，又试图在传统中寻找新出路，如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林徽因的建筑与文学结合。
六、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大师效应”
1. 政治动荡与文化自由
从袁世凯称帝到北伐成功，政治动荡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自由表达的空间，避免了“铁屋中的呐喊”被压抑。
国共合作时期（19241927）的革命理想，使知识分子将个人追求与民族救亡结合。
2. 经济与社会的“试炼”
民国时期中国虽处于战乱与贫困中，但知识分子通过文化、教育、艺术等方式，为社会提供了精神支撑，形成了“文化救国”的集体意识。
结语：民国大师的“时代密码”
民国大师的涌现，本质上是思想解放、教育革新、社会动荡与国际交流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不仅是时代的产物，更以思想、艺术、科学的创新，重塑了中国现代文化的精神坐标。这一时期的文化遗产，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
网友意见
为什么民国短短二三十年却能出现大批大师级人物？
关键词：民国、二三十年、大批大师。
有什么名耀千古的诗篇吗？
有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功绩吗？
有什么科学突破独领风骚吗？
没有。只有几千年如一日的一堆圈子里的人围着互吹自嗨。
就如同几千年里一堆酸丁腐儒围在一起，蝇营狗苟的取暖。你吹一个江南表率，我吹一个卧龙之才。
底下的那些泥腿子听着完全听不懂的话，觉得真是文曲星下凡。
减个租子就是青天大老爷了。
然后看到外敌入侵，再来个水太凉，头皮痒。
刚烈的几百个人就事到临头一死报君王。
民国的时候中国需要什么？几个学过西方哲学的文人鼓吹新词？
他们有普及教育让更多的国人懂理报国吗？
他们有为国家设计制造机械吗？
他们有生产一门大炮吗？
没有。什么都没有。
实干的人为国家隐姓埋名低头干活，耍口活的人混成了大师。
真所谓：实无英雄，竟使竖子成名。
更有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民国算上大师的不到十人。何来很多？剩下的大多是蝇营狗苟的腐儒罢了。
PS：在下从未挑斗文理之争。在我心中。民国从未有所谓的大师辈出。
只有无尽的苦难和前仆后继的烈士和国士。为了民族和国家。拼死走出一条路。
烈士远远不是岁月静好的大师。他们只是通缉令上的一个头像。军统中统军阀鬼子手下的一个名字。
国士没空混那个圈子拿虚名。他们在为了国家的未来而奔走奋斗。
或是在报纸杂志上为开民智为社会公平而怒吼。
从来不是那一堆围在一起写些酸丁文章互相吹捧就自号大师的人。
有些人总是幻想敌人多文明、多有礼貌、多理客中，真是可笑，当年印第安人、玛雅人、阿兹特克人，还有无数个被灭觉得民族都是这么想的。
上次我在一个关于中国支援非洲的问题下看到一个回答，说一个中国专家对他的非洲徒弟说：“好好学习，等我回国了，你就是你们国家这个行业的奠基人了”
我高中同桌，现在就在加蓬做培训，教一些基础的工程学知识，当然也做一些管理工作。那边也还有一些中国过去的技能型老师傅教实操，电焊啊机械加工之类的。
他们第一批懵懵懂懂的徒弟就是加蓬的民国大师，技术肯定好不到哪里去，但是毕竟是从无到有的进步。我同桌四舍五入就是普罗米修斯级别的苏联老专家，住“专家别墅”，虽然他在国内就一穷屌丝，跟他媳妇俩人结婚两年了还租鸽子笼住。
主要也是他媳妇瘾大，非要在北京。在大庆其实也是住独栋大豪斯的家庭。
有一说一，民国确实出现了不少顶级大师，说千年一遇都不为过，比如下面，堪称全明星阵容，真正让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什么比特币刚推出的时候，当时的矿工拿着笔记本电脑随便跑跑，就能挖出几百万比特币，
而现在的矿工拿着最先进的专业矿机，耗费巨大却只能挖出几个比特币？
为什么呢？
这批所谓的“大师”，如果你真的去深究他们的人品和学问，有很多人是非常不堪的。
例如黄侃，一贯乱搞女学生，十年换九个老婆，个个都是他的学生。
再比如沈从文，每天寄情书骚扰一个漂亮的女学生。那个女生不堪其扰找到胡适，胡适居然劝她嫁给沈从文。女生后来没办法，嫁了，然后沈从文婚后四个月就出轨。
类似这样的“民国大师”不知凡几。
还有胡适、周作人等一大批徘徊在当汉奸卖国贼边缘的所谓大师，更别提张东荪这种实锤了的卖国贼。还有吴稚晖这种疯狂迫害进步人士的刽子手也被很多无耻文人尊为“大师”。
所谓的大师，没有提出一条能进教科书的科学定理，没有造出一架飞机、一门大炮、一支步枪、一发子弹。没有光复哪怕一座村寨，没有打死一个侵略者，没有除掉一个汉奸。在祖国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只会写一些无病呻吟的小说，编一些“差点得了诺贝尔奖”的昏话。他们在中华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历程中所起的作用可以用四个字完美概括 —— 屁用没有！
这种狗屁大师，也只有民国这种奇葩朝代能培养出来。到了新中国，个个都得夹着尾巴做人！
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庄子·杂篇·则阳
咱这么说，民国所有的大师，有一个算一个，全加一起，抵得过一个于敏吗？
抵得过一个钱学森吗？
抵得过一个袁隆平吗？
抵得过一个邓稼先吗？
抵得过一个钱三强吗？
多数都是酒瓤饭袋！
我们自古以来就不缺舞文弄墨的人。
上面的这些都是理工科人才。理工科人的成功，平台很重要。你民国出不了理工大师只能怪你民国酒瓤饭袋。
不过你会把他们在49年前出生就都归为民国大师，对不？
那清朝就4亿人口了，你民国怎么就没把一个清朝人锤炼成理工大师？
为毛民国出生的人到了我共和国就一个个战天斗地？
为毛清朝出生的人到了你民国就都是渣？
甚至清朝人到了我共和国也是战天斗地啊！
说来说去还是你民烂啊！
最近有一篇叫做“民国给新中国的真的是一穷二白？”（以下简称《一穷二白》）的旧文又被微博某什么作家翻了出来，夸赞不已。该文罗列了一些旧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奋斗成就，对于所谓旧中国“洋火”，“洋钉”的“传闻”大加鞭笞。
实际上，笔者从十来年前开始就不断见到有人从大清开始翻各种边角料证明旧中国之光辉成就。自然，即使在旧中国，也有不少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凭借个人的努力和爱国群众友商的支持，做出了一些成就，让旧中国“一穷二白”的纯白底色上，书写了几行文字，点上了几抹亮色。
不幸的《一穷二白》没有清楚：这些工商业者大多碰到了命中的克星，那就是“正统”的国民政府。正是因为国民政府大员对民族主义一贯采取巧取豪夺，敲骨吸髓的手段，甚至不能落在自己手里便宁可将其拆光毁光，旧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截至解放前夕几乎凋零殆尽。那几行文字和几抹亮色又变成了惨白。
如果说，在军阀混战派系林立，国民政府权威不振的抗战之前，民族工商业尚可以在乱世之中挣扎出一点生存的空间，那么在抗战之后，国民政府的爪子伸到到了全国大部分地区，仅存的民族工商业也就随之迎来了末日。
旧中国采矿、重工、棉纺等重要产业在大清北洋到民国的不懈努力下，几度沦落为外国资本控制。按照《一穷二白》的逻辑，难不成黄四郎老爷用凉粉害死小六子，把卖凉粉的孙守义一枪打死，然后连孙守义的家当带孩子都抢了去，这鹅城凉粉就成了黄老爷留下来的了？
民族资本家之死
当然，笔者说民族工商业在解放前夕凋零殆尽也不完全确切，《一穷二白》的一位主人公的经历便足够说明事实并不完整，他就是中国化工业先驱范旭东先生——他本人在1945年10月就被国民政府逼压而死，此时解放战争刚刚爆发，离“解放前夕”还有三年。
1929年，范旭东创办的永利制碱公司，打算以侯德榜的新式制碱法挑战英商卜内门洋碱公司对中国硫酸铵的垄断。但是永利在资本上完全不是卜内门的对手，因此打算采用缓兵之计，向卜内门提出合资经营，只要永利还拥有侯德榜，早晚能依靠商业手段变成独资。
然而这个时候，我们关心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国民政府出手了：
1930年，宋子文一边否决了合资计划，一边亲自宣布向永利公司加入官股。然而承诺了之后，官方的资金迟迟不到。到1933年，范旭东亲自去见了宋子文。刚过完39岁生日，春风得意的宋子文提出了要求：宋子文私人拥有的中国建设银行承担全部投资，宋子文自己出任永利制碱公司的董事长。
咽不下这口气的范旭东以永利全部资产做担保，发行200万公司债券，在中国实业界各大私营银行的协助下背水一战，在价格战里打败了卜内门，铸就了永利的辉煌，也结下了跟宋子文的梁子。
1943年，范旭东先生已经开始着手抗战胜利后的“化工救国”计划。范先生规划在抗战胜利后修复原本的塘沽永利碱厂，南京卸甲甸铵厂，完成五通桥合成铵厂工程等，统称十大厂工程。
当时中国产业百废待兴。这一系列宏伟工程需要贷款1600万美元以上，在民间筹集和政府筹集都是困难。但是范旭东先生有信心，他相信抗战胜利之后必然是民族的崛起和民族工业的腾飞。
从1944年9月开始，范旭东先生就着手准备筹集贷款，他连续飞美国、巴西等多个地方筹措款项，奔波了一年多。1945年6月，范旭东从美国银行贷到了这笔款子，民族化工业似乎即将从抗击侵略的焦土上腾飞了。
当时国内贷款必须要经国民政府行政院点头，无论是院长蒋介石，副院长孔祥熙，还是具体经办跨国贷款的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无论哪一位一句话都能解决问题，结果，三个月时间，渺无音讯。
三个月之后，宋子文派人捎话来了：如果让宋子文出任永利董事长，贷款马上就到，否则贷款就不可能通过。意思明明白白，一文钱不拿，直接要强行夺走范旭东耗尽一生创建的永利。这副嘴脸跟12年前一模一样。
范旭东愤于其人的无耻，断然拒绝，但是他此时已经没有背水一战的能力了。
行政院的回答很简单：对借款担保不予批准。范旭东的宏伟蓝图灰飞烟灭。
1945年10月4日下午2时，中国化学工业先驱范旭东因黄疸病与脑血管病同时发作病逝。
他办厂30年，用“纯碱”取代了“洋碱”，打垮了资本雄厚的外商，扛住了日本人的威逼，最后却被国民政府搞掉了。
范旭东生命中的最后三个月是与国民政府扯皮的三个月，也是不断在国内寻求支持的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他见到了自己的一位投资人，叫毛泽东。
当时正值毛泽东和蒋介石举行重庆谈判，在百忙之中，毛泽东拜访了范旭东，这是他们首次见面。但他们的合作关系却可以追溯到一年前。
1944年范旭东经人介绍认识了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龚饮冰。龚饮冰知道了范先生战后的十大厂计划之后，非常为之鼓舞。组织研究后认为，哪怕赔钱也要支持范先生的事业。
1944年6月，龚饮冰以个人名义成立了建业银行，中共为之投入资本1000万法币，以此银行为途径投资范先生的事业。
然而有件事情让龚饮冰也没想到。范旭东先生的永利久大集团在精盐业和制碱业上打败了外国人，在爱国群众和实业家之间名声非常之好。冲着范旭东先生的名声，建业银行的业务也非常之好。本来预计会赔钱的业务反而赚了钱。
毛泽东与范旭东寒暄之后，对他说，“等国内实现和平后，欢迎您到解放区办工厂。”
范旭东先生办厂30年，遇到过的有军阀的绑架，盐商的威胁，北洋官府的强行摊派，国民政府财政部的拖延和巧取豪夺。没想到这样一个据说是“杀富济贫”的“泥腿子党”愿意挤出钱来支持他，愿意帮他办厂。范先生感到了难得的温暖，他跟身边的人说：
“中国的未来，看来只有靠中国共产党才有希望。”
只可惜，这一见是两人之间的永诀。范旭东与毛泽东会见的时候，毛泽东刚到重庆来，范旭东逝世的时候，毛泽东还没走。
1945年10月21日下午3点，重庆召开范旭东追悼会，毛泽东亲自前往，手书“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幛，悬挂在范先生遗像对面。
毛泽东去了，蒋介石也跟着去了，他也写了挽联。
其实他大可不必去：只需要他大笔一勾，放过永利的1600万美元贷款，范旭东的宏图大志得以伸张，就算死不是也能含笑九泉了吗？
范旭东逝世后，他的合作伙伴侯德榜万念俱灰，“悲恸三日，足不出户”。追悼会之后，永利首席协理、天津和南京两处分厂厂长侯德榜恳辞总经理的职位，最后因为众心所向，不得不履职。
他当时大概没想到，自己还有当上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和中国科协副主席的一天。
他也没能料到，自己一直处在构想和作坊生产状态的“联合制碱法”，在1964年投产的大连化工厂终于得以实现。
颇有些人为范旭东在大陆的“籍籍无名”鸣冤叫屈——不肖子孙从来都是在老人生前想方设法谋取财产，老人死后则崽卖爷田心不疼，不过在别人面前提起老人的时候，他们哭嚎的最大声。
世代豪商怎样成了红色资本家
国民政府的关怀不止是范旭东先生承受过。中国最著名的红色资本家荣氏家族也差点被收拾了。
其实荣家比共产党资格还老多了，他门在晚清已经是大商家，那时候还没共产党。1933年荣宗敬六十大寿时，荣家已经是面粉业和纺织业的超级巨头。老爷子不无自豪地说：“如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荣家“面粉大王”、“棉纺大王”的称号早已传遍大江南北，而当时的共产党还在钻山沟，当“山大王”。
不过，这两伙“大王”倒有一个共同点，都在遭受国民政府的围追堵截。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陷入困境，荣家的申新纺织公司也遭遇资金危机。
荣德生向南京政府求援，希望允许申新发行500万元的公司特别债券，由政府保息。 时任实业部长陈公博提出了条件，政府给300万银元债券获得申新所有权，鲸吞申新9000万资产。荣家自然不能接受这个条件。
然而情况已经十分危急：荣家无力偿还英国汇丰银行的200万元到期借款，汇丰也不含糊，直接将抵押物——拥有5.6万纱锭、3000多工人的申新七厂公开拍卖。
1935年3月26日，申新七厂被日本丰田纱厂以225万元竞得，当时抵制日企风潮此起彼伏，此事一经披露后群情激奋。申新工人跑到南京政府请愿，还用高压水龙冲跑了前来接收的汇丰和日企代表。加上全国实业界集体支持荣家，最后拍卖被解除，汇丰将这笔贷款延期到1940年底再还清。
荣宗敬没办法，想起了故交宋子文。
1935年4月荣家向宋子文求助。五个月之后，宋子文答复：要求中国银行将申新九家纱厂全部并购，并自派总经理，然后发行公司债券，以新债还旧债，荣家欠银行及钱庄利息全部可由1分减半至5厘。
这手比陈公博狠多了，陈公博最多是想要申新纱厂，宋子文这一手干脆要让荣家倾家荡产。
1936年2月12日，宋子文图穷匕见，在家中召集申新三大债权人开会，就吞并申新最后摊牌。
债权人之一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老板陈光甫看不下去了，他派代表否决宋子文的各项提议，荣家死里逃生，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1936年秋天棉花丰收，价格终于回落。市场日渐兴旺起来，申新各厂陆续复工。荣家在时年10月1日与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订立“委托经营签约书”，总算保住所有权。到底还是家大业大，没被逼死。
度过了抗战之后，荣家的心思又活动了，打算借着抗战胜利的东风让老朋友帮忙扩大产业。1945年10月，荣德生次子荣尔仁向行政院递交一份接收日商纱厂名单，建议将其分配给战时受损失并在后方作出贡献的工厂。
此时宋子文正忙于筹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对此置若罔闻。一个月之后，宋子文就宣布敌伪纱厂全部收归国营，荣家在战时被日本人强占的申新一厂、四厂、八厂被并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福新三厂、六厂倒是还给荣家，可粮食部特派员却提前将仓库卖掉，只留下两座空厂房。
被老朋友捅了一刀还不算完事，1946年4月24日上午，荣德生居然遭人绑架，此案轰动一时，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在被关押的34天里，绑匪并未虐待荣德生，只图财而不害命，最初开价勒索百万美元，他宁死不从，后来减半至50万美元仍不动摇，他甚至立下遗嘱：“如果拿出赎金将影响企业生产，宁可牺牲个人来保全事业”。
后来才知道这起绑架案根本就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策划的。荣德生被释放后，荣家先后给上海警备司令部送过60多万美元，由申新各厂分摊支出。经此一难，荣德生身形消瘦，精神不振，在家静养。
1948年，蒋经国上海打老虎，9月4日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拘捕荣宗敬长子荣鸿元，荣家前后花费约50万美元才将荣鸿元“捞出来”，但还是被羁押77天，直到11月18日正式宣判：“判刑6个月，缓期2年”。
牢狱之灾令荣鸿元灰心丧气，不久便远走香港，荣家长房的资产几乎随之全数转移。
就在荣鸿元被判刑的半个月之前，蒋经国的“打老虎”行动查到表弟、孔祥熙长子孔令侃头上就戛然而止，“清算豪门”失败，建丰同志于11月2日狼狈离沪。
噩运至此并未完结。1949年4月，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因“侵占公有财物、不计调换折扣的耗损侵蚀利己”等罪名被监察院起诉。
荣家自1946年11月开始为国民政府政府储军粮并运往北方战场，运输途中各路官员轮番调包掺假，以次充好，优质米面到士兵手中已发霉变质。国民政府便指责荣家输送霉烂面粉，造成东北战场失败。
5月25日，“军粉霉烂案”正式开庭，可是东北战场的责任还没厘清，沪宁杭战场的形势也糜烂了——恰好在这一天，解放军攻入上海，“军粉霉烂案”不了了之，荣家幸运脱困。
感谢百万雄师摧枯拉朽，不然荣毅仁怕是要把命赔上。
世代豪富的大商家为什么会跟世交的宋氏家族决裂，反而跟“泥腿子”混在一起？——知道了这些，还不明白吗？
“一穷二白”的中国真相
被国民政府这么对待的民族资本家可不是一个两个，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上海永安纺织印染公司都遭遇过。在近代主权残破的中国，民族资本不但要应对外来的虎狼之师，还要应对背后的刀子。
为了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有不少实业家，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人都付出了艰辛，也取得了些成就。然而他们大多和范旭东，荣德生一样，错判了形势，把抗战的胜利当成了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契机。
其实这却是灾难的开始。
日本投降后，天津沙船鞋厂的经理刘景荣很想大干一番，他特地从北京邀来做男女皮鞋的师傅三十多人，扩大业务。这时，每天已可生产皮鞋六，七十双，基本产销平衡，营业尚好。可是半年过后，进入一九四六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业务显著下降。一九四七年，情况更坏，多数正当的工厂、商店明盈(钞票多了)暗亏(货物少了)，摇摇欲坠，沙船鞋厂也不例外，皮鞋日产量由八十双减到四十双。
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发行金元券，同时限制物价。有一天，国民党经济警察在沙船鞋厂门市部查获一双涨价五角(金元券)的皮鞋，立即把沙船查封，传讯经理，指控破坏限价政策，并下令强迫沙船把当时库存的四千多双皮鞋，按限价的价格，在三天之内拍卖一光。卖鞋所得货款，沙船不敢存放，拟买皮革却无货源，只好买了煤炭，大米、面粉，小米等囤积起来。这些东西合计不过值一千袋面粉钱，可是四千双皮鞋应值一万二千袋面粉，由于物价飞涨，转手之间，一万一千袋面粉不翼而飞，把厂子的积累赔进百分之九十。从此，沙船鞋厂一蹶不振。
不久，天津警备司令部又把沙船鞋厂经理刘景荣叫去，命令他给军官们定做进口皮的皮鞋。刘景荣说鞋厂一张皮子也没有了，他们不信，查帐查仓库，证明经理的话是真实的，这才作罢。
从抗战胜利开始，国府治下的工厂就开始纷纷倒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天津市共有工人58.5万余人，至当年底就有22.9万人失业，占工人总数的39％。
抗战结束时时上海原有工厂4050家，到1946年底，已经倒闭了3160家，青岛 700余家民营工厂全部歇业，广东400家工厂剩下不足100家，沈阳3000余商号倒闭2000多家。
1946年上海、南京、北平三地有失业人员和无业人员260万。到1947年，仅上海一地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就超过了200万，连公教人员和学生都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在1946年，仅上海一地有记载的罢工和劳资纠纷争议就达1716起；到1947年，该一数字更加上升到到2538起。
最为神奇的是，原本应该在日本投降后长江航道打通中收益的西南工业，他们挺住了日寇的肆虐还是没顶住国府的祸害。国营重庆钢铁厂在日本人投降之前还能生产，在日本人投降后不到一个半月，9月底停炉中断生产。
在湖北棉花丰收的同时，10万担棉花被作为敌产扣押在仓库里面。四川棉纺织业在日本人占据湖北的时候还能搞到原料，在“光复”后却因为国内棉花不得调运而停产崩溃……
1946年2月，昆明工业企业停产关闭90%。
把皮鞋工厂搞的没有皮子，把螺丝钉工厂搞的不能产螺丝，火柴工厂搞的没法生产火柴也是不在话下的。
如果说旧中国1840年以来中国还不到一穷二白的地步，不过在1946-1949经过国府三年时间的努力，确实不剩什么了。
抗战前，1914年前后，上海大隆机器厂开始仿制美国的单级离心泵。
1934年上海华通电业机器厂（现上海华通开关厂）生产出国内第一台电冰箱。
抗战后，1949年解放军进上海前夕，上海通用机械制造产业基本只余修理能力。
抗战前，至1924年，上海有11家机器厂制造机床。1936年，明精机器厂（现上海第二机床厂）开始仿制天轴传动皮带车床和牛头刨床，因做工讲究，质量好，销路很畅。“明精机床”成为当时的名牌产品。。
抗战后，1949年，上海全市1000多家机器工厂中能够修机床的只有42家
抗战时，1940年前后内迁的庆茂昌五金螺丝厂（现上海远东标准件厂）生产的螺钉还远销印度、缅甸、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及南洋群岛。
抗战后1949年能够生产螺丝钉和紧固件的生产厂家基本破产，连工人都没有了。
抗战前，1936年，天津卷烟产量154092箱。
抗战后，1949年，天津烟草公司基本停工，工人基本解雇。在职的也发不出工资，改由积存的纸烟代替，市面抢购美国与上海烟。临近解放时，因为交通受阻美国纸烟绝迹，上海纸烟也无法运来，这就给天津各烟厂一个复活的机会，可是没有烟叶原料，各烟厂还是无法恢复生产，只有等死。
国民政府的神奇操作
那么国府究竟干了什么能做到这等效果呢？其实也不复杂：
首先是复数批次的接收大员来回扫荡。在上海至少有十多个机构在贴条查封敌产，分属海军司令部，驻防第三集团军，战区总司令部，国防部办事处，经济部办事处，粮食部办事处等等等等……
基本上是有枪的直接冲过去抢仓库甚至互相大打出手，没枪的就争车倒运。上海闸北警察局长亲自带着一群警察，从一座仓库里面抢走50袋白糖倒卖了，基本上能卖出钱来的什么都没放过。
在抢夺完成之后自然就是销赃，由于各种工业原料和生产原料都抢完了，基本上抢来的机器都无法开工，最后这些机器就化整为零甚至重新回炉回收，最终出现在各地的修理铺或者五金店里面。湖南公路局报告称从战时运输管理局接收1000辆日伪汽车“拆的失去了汽车的本来模样”。最后只有六七十辆汽车能开。
而东北地区作为当时中国重工业最发达地区，虽然经历了日本人战争末期破坏，又被苏联人拆走了部分设施。但是经过清点，抚顺煤矿百分之八十的设施未遭破坏。鞍山昭和铁厂留下的设备每月能造3辆火车头和100个车厢，炼钢设备原封未动，锦西工业区原封未动。辽阳各个棉纺厂也具备生产能力。水力发电设备基本完好。
然后这些设施和工业区在国府统治下不到一年就全部成了废铁。这个能力绝对是叹为观止。
光国府自己的官员的破坏力就如此之强大，加上美国货物对中国市场的冲击，和货币光速等级的贬值速度。工业萧条商业破败的结果也就不出意外了。
“一穷二白”下的起死回生
国府为了把中国搞成“一穷二白”的贡献简直罄竹难书。遗憾的是解放军当年打的不够快，让这群祸害带着搜刮来的227万两黄金还有其他珍宝拍屁股去了台湾。
而新中国这里，据《广州地方志》，广州市1950年合计收兑到的，纯金不足万两（9580.774两）、纯银不足7万两（65034.13两）、甲、乙类银元共487658枚。整个广州省统计加在一起收兑的黄金不超过14吨。整个中国1950年的外汇储备不过1.57亿美元，不够国府带走的黄金价值的六分之一。真的是一穷二白。
唯一的好处也就是国府滚蛋了，共产党虽然没有某些谣言里面变出200多吨大金矿的能耐，至少是正常人。
国府用不到三年时间祸害个遍的工商业，在3年经济恢复状态普遍产值增长3倍以上，产能增加5倍以上。单机床产量从理论上的年产690台提升到3789台。
一旦政府发挥正常的调配职能，提供所需的社会服务。而不是像旧中国专注于吃拿卡要和抢劫，民族实业也就能飞速的发展起来。
正如荣毅仁的回忆中提到：
“谁来建设独立强盛的国家呢，当时我们并没有想到是共产党。解放前夕，我们一家对于共产党的到来是感到惶恐的。我们几个兄弟中，有的跑到泰国去办工厂，有的躲到香港去了。我的父亲因为恨透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坚决不愿意离开祖国，我也不愿做白华，和他一道留了下来。我们企业的流动资金当时已经枯竭，解放以后又受到美国和国民党的封锁和轰炸。这个时期申新能够维持生产，全部依靠爱护民族工商业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贷款，加工和收购，依靠职工群众的团结和积极生产。政府帮助我们建立了总管理处，统一领导过去分散 经营的各个工厂，并且指导我们逐步改进经营管理。生产因此得到发展，纱锭的生产率提高了 40% 以上，1951年起盈利逐年增加，1953年的盈利就达到了资本总额的 1/4 以上。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就使我们的企业完全摆脱了解放初期的窘迫局面，而我们的弟弟在泰国办的工厂却破产了。”
不管荣毅仁到底有什么想法，他对比一下解放前和解放后的情况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
从晚清开始，民族资产阶级就被封建行商帮会，北洋军阀官僚，国府买办银行，洋行外商汉奸这么转圈折腾。拿着草纸一样飞速跌价的金圆券还时不时被抢劫。
到建国后，见识了共产党才知道，政府除了收税是不能随便要钱的，警察除了保护是不能进来放火的，工人积极生产是不会被莫名其妙的外来人打死的。中央银行给贷款是用不着送股份的。金融市场不是用来破家打劫的。
将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解释为是“抢劫资本家”的人，恐怕没法理解民族实业家们对改造的支持：因为这些人是见识过国民政府真正的抢劫。
老电视剧大宅门里面，白七爷看见共产党的干部来给自己送驴的表情，很能体现所有民族实业家的想法
中华民族从来不缺少仁人志士，他们为了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付出了无数的艰苦的努力，这其中就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然而他们的理想在惨白的底色上一再地遭到挫败和践踏。
最后证明：只有底色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才能改变，在红色的底色上，民族资产阶级也化成了一颗金黄色的星星。
网友评论：
现时代民族资本家还愿意化为红底黄星嘛？不会了，因为他们没见识过“国府”和四大家族的手段，毛主席说过：不知道过去的苦，就不知道现在的甜，还会把甜误认为苦。
那篇烂文又有人翻出来了？当年在超大就评论过：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的成就是事实，建国初的一穷二白、洋钉洋火也是事实，这两个事实间发生的事情，是问题的关键。
文史资料文集里有关于永利，包括国府时代国民资源委员会的回忆材料，以及其他各方材料，读完就一个感觉…蒋的国府抗战后飞速失掉各界民心倒台…一点不冤…
谁让旧中国这么穷？我是重庆人，州县下面的，民国时期，我大爷爷二爷爷那时都是土匪强盗头子，到处抢劫。关键在于我祖祖还是县里当差的头儿，我很难理解那时当警察的老子，几个儿子却都是土匪的社会。我爷爷说那时地方政府都是假的，什么也管不了，人们的生存环境就是谁强谁有理。那时根本不是个国家，地方上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人死如草芥，没人管得了。不过到我爷爷就好了，他说他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
我只真诚地希望在这里替民国辩护的评论者，你（们）家上3代是大地主、大资本家或者官僚。否则，就像王绍光说的：民国好不好，和你一毛钱关系都没。因为如果不是推倒民国，压根就可能没有你，即使有，你也没能力、没资格、没机会在这儿敲键盘。
去一个90%文盲的国家做大师和一个成年人去幼儿园里当班长的区别在哪里？
这让我想起当年我带的实习生，现在一大堆都是县级融媒中心的主任（事业编），他们都觉得干得挺没意思。
和什么国没关系，就是时间节点到了。
近些年，沈卫荣老师出席了很多关于陈寅恪的讲座，当中有一个例子特好。沈老师说，“如果仅中文材料来说，清代钱大昕那批人的学问已经很大，几乎到顶了。“ 沈老师这话什么意思呢，我简单解释一下，在与西方广泛交流前，中国的学术有个问题，也可以说是特性，就是学者喜欢和故纸堆打交道。先收集，然后不停校勘编撰，但几乎不从问题入手，也不专注解决问题，所以著作虽然繁杂，但实际推进很小。与钱大昕同时代的，王鸣盛，章学诚，段玉裁。比钱大昕早的惠栋，戴震，阎若璩，比钱大昕晚的俞樾，孙诒让，都存在这种局限。思想的局限是其一。
再说其二，其二是能力，但这个能力无关个人水平，主要是时代的局限。就像我们无法要求民国人是计算机编程专家一样，我们同样无法要求清代人是外语专家。但问题是，人类的历史发展与文化记录，确实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同时完成的。如果只懂汉语汉文字，不懂虏学（中国周边国家地区语言文字文化），其实很多研究是无法深入推进的。而民国人之所以看上去开天辟地那么厉害，因为他们恰好站在了这个时间节点上。就像陈寅恪，先后学了梵文，巴利文，波斯语，突厥语，西夏文，蒙古文，法文，德文。这里面有的语言和学问中国曾经有，但中断了很久，有的就是完完全全新引进来的。这样一比较，他们的能力自然是卓越的，贡献自然是伟大的。沈老师多年来致力破除陈寅恪神话，因为陈涉及的每个领域，他都没有非常深入，也谈不上什么学术影响力。但不能否认，是他把许多中国之前不重视不了解的东西介绍了回来。这个特质，就是那代人普遍具有存在的。他们的大，不大在能力多强，而大在他们让我们知道了过去不知道的东西。这也是他们那个历史节点担负的责任。
至于问题下写什么;
“PS：诸位勿忘标题是：为什么民国短短二三十年却能出现大批大师级人物？
民国算上大师的不到十人。何来很多？剩下的大多是蝇营狗苟的腐儒罢了PS：在下从未挑斗文理之争。在我心中。民国从未有所谓的大师辈出。只有无尽的苦难和前仆后继的烈士和国士。为了民族和国家。拼死走出一条路。烈士远远不是岁月静好的大师。他们只是通缉令上的一个头像。军统中统军阀鬼子手下的一个名字.......“
也是让人无语。历麟似不是大师？李方桂不是？李济不是？郭宝钧？董作宾？罗常培? 梁思永？侯德榜？鲁迅？黄宾虹？陈半丁？你家人都是幼儿园毕业直接升初中？对了，说起来吴昌硕也是清末民国人，你现在把王镛，韩天衡，孙慰祖，周慧君，孙晓云拧成一个人，你看看他/她能不能及吴昌硕十分之一。
没觉得这些人是大师，没必要人云亦云。
清末民初，中国一切学科都按照西方引进的现代化范式在变革，那一辈学人是从旧学功底深厚的体系中选拔出来的，又在年纪轻轻的时候获得了比较完整的西式教育，成为学科领军人物后，即便简单地翻译教材，都是开山鼻祖，他们中西合璧的知识结构与历练，确实很容易出成果，但开创性成就及国际影响微不足道，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是当代科学爆发式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的科学家正在手忙脚乱地草创，各方面条件都给不了，赶不了世界水平，他们谈不上具备大师的水平，非常荒废他们的天资，可惜可叹，大师也就顶多关起门来说说而已。
没有。民国没有大师。书生误国说的就是他们。所谓的民国大师都做了什么值得纪念的事？还不如青年学生组织的五四运动值得铭记。
民国饿殍满地，没见大师们为他们讲一句公道话，大师们眼里只有12岁的小妾和街上丁香一样的姑娘。大师们文学造诣拉胯，没有留下什么传世之作。民国国弱民穷，没见哪个大师痛心疾首改革除弊，也没见有人研究武器让中国人挺一挺脊梁。民国大师们不懂科技，也不想建立中国自己的工业，他们觉得科技和工业与他们无关。民国大师们不懂经济，买办治国，四大家族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惜出卖国家的利益，农民多收了三五斗却还是要挨饿，村里的孩子从会走路就要自己到处找吃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城里的孩子长到八九岁就要去工厂打工，每天工作10小时全年无休那种，挣的微薄薪资不够吃饱肚子，土生土长的民族企业抵不住发达国家的倾销，成批的倒闭，民族资本家走投无路生活难以为继。大师们却还在悠闲的互相吹捧，也顺便拍一拍民国的马屁，其实吹捧的只是他们享有的特权，街边饿殍不会懂得他们嘴里的风花雪月，流浪的小三毛们不会欣赏他们笔下的浪漫。人民只是默默的死去，历史上没有他们的名字，文人墨客民国大师的笔下也不会有他们的身影。
写一篇丁香一样的姑娘，画一副裸体女人的画，哼个《小冤家》之类的淫词小调，浪漫是浪漫，但于国何益？？何况这帮人的艺术才华又不咋地，啥传世之作都没留下，白白浪费笔墨纸砚。民国大师们的文学造诣远远比不上唐代的诗人们，也比不上宋代的词人们，民国大师们几乎不曾留下任何经典传世之作，也没有提出过任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建议，不曾做过什么突出贡献，也没有足够名垂青史的功绩，唯有靠互相吹捧才能混个“大师”的名头，借此拿天价高薪，跟如今的公知很像，都是精致利己主义者。
真正的大师，不应该是屈原、李白、苏轼那种吗？真正的大师，不应该是钱学森、于敏那种吗？真正的大师，不应该是林巧稚、詹天佑那种吗？可惜，钱学森于敏林巧稚詹天佑这类人都不在民国“大师”之列。民国大师一般指的是徐志摩梁启超胡适这类精致利己的公知，我只觉得古人云“百无一用是书生”说的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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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位果粉就不要再在这个问题下面混淆视听了，为了杠民国大师值得尊敬，把革命者都拉进来充数，你们忘了李大钊是谁杀害的吗？瞿秋白、澎湃、邓中夏、赵世炎、陈延年、汪寿华、萧楚女、熊雄、李启汉都是被民国的统治者杀害的，他们是大师不假，但他们是新中国人民心里的大师，不是民国大师，在民国，没有给他们应有的尊敬，反而各种残害。这些革命者跟民国有啥关系？就因为人家出生在民国，所以都算到民国去了？？你不怕空一格的棺材板压不住？？
现在也有大批“大师级”人物，不过他们的名字不叫大师，叫院士、一级教授、二级教授、研究员、博导……这些人放到民国基本上个顶个大师，只不过大家现在习以为常了，不会把他们和大师联系起来。
过去看大师，就像站在平地上看泰山，须仰视才见，我靠，大师！现在看教授博导，就像站在6000米的高原上看珠穆朗玛峰，好像也就那么回事。
那为什么我们知道民国大师的名字，不知道院士、一级教授的名字？
很简单，你知道民国大师的名字也是从书本上段子里知道的，你知道他们具体干啥不？因为民国大师一共才那么几个，当然容易被知道。民国大师基本上都是人文学科，大家更容易理解。
现在院士一级教授研究员什么的太多了，大家当然不觉得他们是大师了，不知道名字很正常。尤其是理工农医领域的，论文专著名字看都看不懂，当然不会有兴趣了解。
蔡京日常拍宋徽宗马屁：“陛下登基二十余年，天下有赵明诚、朱敦儒、汪藻、叶梦得、李清照、陈与义、黄庭坚、米芾等大家不胜枚举。文章、书法、金石、字画皆冠绝古今，真乃我中华第一大盛世。”
宋徽宗还是有点儿脑子的，他说：“文学昌盛确是不假，可内有四大寇，外有辽国西夏，愁煞寡人也！”
蔡京说：“战阵争锋不值一哂，一武夫可平。唯有书法字画方是流芳百世之根本，如今大师遍布朝野皆陛下之德！”
宋徽宗的脸色这才好了一点：“爱卿所言极是，但这园林也是艺术，不可偏废。”
蔡京说：“陛下学贯古今，艮岳为千年未有之壮举，高太尉已令天下兵马为花石纲开河运输，必能不负陛下重托。”
0.一言以蔽之，开创之功。
1.民国是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转捩点，当时知识分子的任务是：搭建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学术体系框架，找到处理传统和近现代关系的方法。这个历史任务决定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历史重要性，所谓时势造英雄。
2.其实，对社会再造人才积累，起自清末，比如庚款生，比如留美幼童，比如其他形式出洋的留学生。只不过教育作用于社会比较缓慢，清末种下的种子，到了民国才开始结果。
3.当然，“大师”作为一个荣誉称号，是后人构建和赋予的。但是这种构建和赋予的过程，则并不是社会普遍参与的。所以，分析一下，是哪个群体给民国的哪些学人授予的大师称号，也有利于我们站在现在来反思“大师”的形成过程。
4.但是，却不可因为某些因素过于贬损大师的作用。毕竟人饿急了之后吃了六个馒头感觉到饱，却不能因为吃到第六个饱了就认为第一个馒头可有可无。
第一个是用来救命的。
大师并没有扎堆，不然中国为什么打不过日本？
我们的大师都不行吗？
落后就是落后，大师只是因为全民90%文盲，而有了报纸和媒体。
这些大师可以广而告之。
任何时代都有文化人，只是过去他们不直接出现在大众眼中。
只有最出类拔萃的，比如欧阳修，苏轼，元稹，白居易，蔡京，严嵩等等才会以戏曲故事的形式流传下来。
很多有趣有料有能耐的人，不被大众所知而已。
民国大师和现在的选秀偶像一样不值钱。
因为任何时代，对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也不可能超过四五个人。
中国当代，可能也就一个刘慈欣了，你找不到能和他比肩的了。
这就是人类的规律，能拔尖中再拔尖的，永远是极少数。
民国大师真的火起来，是一群公知带路党，要找皇考。
找建国后的知识分子觉得委屈了自己。
找太远的，又怕反华的工作不够深入人心。
那么国民党时期的所谓自由就可以好好吹一吹。
什么大师遍地，因为国民党不管。
我拉个仙人啊，真是不要脸至极~~~~~
资本主义国家，报社都是资本家的，国家算个屁。
就好像没有国家管了，这群资本家操纵的所谓媒体真的能给你好果子吃一样。
CNN,BBC,FOX都是什么双标的玩意？
自己还互相掐架呢。
这些人也不是不懂，就是坏。
找个靶子让你崇拜。
却不想想，那么多大事，为啥一个北大图书馆管理员却成了国家领袖，带领全国人民站起来，强起来。
因为那些所谓大师，真材实料没多少，念过两年洋文，忽悠欺骗同胞的本事却是大大的。
汪伪政权里，留样派可是主力。
三大战役里被活捉进功德林的留过学的将官那也是如过江之鲫。
人的本事不是吹的，是看真刀真枪干出来的。
大师吹可以休矣。
看到所谓的“民国出大师”我就想笑。有句谚语叫“在瞎子的世界里，独眼龙就是国王”。民国时期，中国有95%的人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现在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穿越回到民国，都已经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了，要是他再做出点什么成绩来，比方说写得几篇好文章，修条路修个桥，都已经算得上是大师了。你看看，詹天佑，修了条京张铁路，就被称为铁路大师。可你看看，如今比京张铁路更先进的铁路多的是，四纵四横（将来要扩展到八纵八横）的高铁连接全国大部分城市，从广州到北京六七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按照民国时代的标准，修建这些铁路的工程师绝对称得上大师，但你见现在有人用大师来称呼他们吗？没有。因为这样的工程师太多了。就像我在读书的时候，每个年级都分为尖子班、普通班和差班的。在差班考个70分，绝对是奇迹，能称得上是优秀学生，在班里排前三名没问题。但将他放到尖子班，你不考个90分以上都没脸见人，更不要自称什么优秀学生了。
现在有些人，津津乐道说什么民国出大师，可问题是，民国短短的38年间，共经历过三次大规模内战，一次几乎亡国灭种的外敌入侵，两次帝制复辟以及无数次大小军阀混战。老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平均寿命只有35岁，婴儿死亡率高达20%，经济崩溃、官场腐败、社会百业凋谢……，反正你能想到的最坏的形容词都可以加在它身上，而且是名副其实。如果民国真的是大师辈出的年代，为什么会把国家搞得这么烂呢？难道这些大师都是吃干饭的？
要我说啊，咱们新中国才是大师辈出的时代。只不过咱们新中国是个尖子班，大师变得非常平常了，让人觉察不到他们的存在。
现在看到大师，要问下是“民国大师”那种大师，
还是，爱因斯坦，麦克斯韦，牛顿，这样的大师
还是是不是互联网时代，乔教主这样的大师？
这三类大师，虽然都叫大师，但是是有本质的不同的。我们的时代，需要的，爱因斯坦牛顿这样的大师，乔教主这样的大师也很需要，民国大师么………………呵呵呵呵，谷歌翻译难道不好用吗?
哪怕就是民国风最津津乐道的文学领域，也是建国之后的作家不管从数量和质量，还是作品的传播认可度上远超民国呀，只是建国后的作家有自知之明，只认为自己是知名作家，最多著名作家。哪敢称”大师“呀
看了下这个问题是2021年，呵呵都2021年，
我只好从哲学和方法论思想史的发展上拔下某些书读的太少，拿着民国大师吹的文青的皮了
吹民国大师的，好好看看日历，都2021年了。不是1921年
2021年是一个什么年代，一个深刻体现现代性就是不断解构现代性的年代，不是古典哲学静态的相信先验论，形而上统治一切的年代
所以现代性里没有大师，因为前面的大师会时代的发展不断解构。这叫做“范式转换”。“范式转换的具体例子就是iphon取代诺基亚的功能机。
”范式转换“这个概念是《科学革命的结构》在1962年提出的
”范式转换“这个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塞缪尔·库恩在1962年首次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本书是20世纪学术史上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的学者们不可不读的基本文献。它引导了科学哲学界的一场认识论的大变革，成为科学哲学史上一道重要的分水岭。其影响不仅在于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而且延伸到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学史、艺术史、政治 史、宗教史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在社会公众领域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可以讲二战之后的社会、科技、观念发展就是在不断印证”范式转换“。
而这本书，我国1980年翻译引进过，如果按照民国大师的标准，翻译者应该是大师咯！民国大师粉看过这本书，知道这位大师是谁吗？
在提下现代行为艺术或者说，生活就是艺术的概念又是谁提出的呢？
美国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尔文．艾德门教授（Irwin Edman）:，以「经验」来阐释「艺术」﹕「艺术即经验的强度化、广度化、阐释化、统一化。艺术是理解自身生活状态并将其转化成最有趣最绝妙的东西的智慧过程
Irwin Edman | The Core Curriculum
西方整个思想史的发展非常快，尤其是二战后，在90年代进入信息化时代后更是如此，心理科学认知科学等等技术手段的进步，极大的拓展了人类认识自我，了解世界的能力。很多影响人观念，让人能够更更深刻更简洁认识世界的观念和著作都是西方人写的，比如最近很火的《人类简史三部曲》
所以，在西方的这种发展面前，这些方面中国根本没有什么大师，都是拾人牙慧的翻译者，大什么师呀？翻译下就是大师，那么创立这些观念理念的西方人恐怕是上师、巨师，天师咯
更何况这些民国大师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二战都结束35年了以后才被港台资本炒作起来的，整一堆西方20世纪之前近代的著作，落后西方思想史发展近一个世纪的东西到处吹！，一堆文青还当作偶像，这是多不了解西方思想史的发展和成果呀.装什么装呀！
西方发达国家的实例在那放着，去亲自看下实例呀，翻100年前二道贩子用旧式文人的认知解读西方，同时夹带私货的故纸堆干嘛。
我要的是西方怎么发达繁荣的秘密，不要大师
直接去实地考察，不要听二道贩子夹带私货。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因果关系。
是有了公认的重大成果才能称为大师？这是现代科学的实践标准
还是有了大师，然后大师的只言片语，都是微言大义的重大成果？背熟了就 可以当官！这是旧式文人树碑立传的标准
爱因斯坦是大师，所以相对论才那么牛。还是因为相对论很牛，所以爱因斯坦是大师。
某些玩民国大师的，完全是吧“民国大师”的只言片语截出来，当作微言大义膜拜……这种你还不如被背下高中物理公式呢！
要做出举世公认的重大成果需要什么样的基础和土壤？是打造出重大成果的基础和土壤，还是自己整一堆大师！
说不好听点，现在国家再各种学术成果上设置各种条条框框，繁琐的不得了。和过去的大师玩的太HIGH有密切关系！
还有人“民国大师”，对世界的变化和发展的感知，迟钝和麻木是树懒级别呀！某件堪称历史转折点的事情都过去13年了，如果说当时发生的时候，看不清，那么13年后足以看清，还民国大师！
要有世界认可卓越的成果，才能成为大师。而不是自封一个民国大师。这种大师要来何用？
问题是你没有基础教育和工业水平，你如何有世界认可的卓越成果。自然科学的成果不是天上掉下来是要有基础的。
题主的问题根本不对。
正确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1985年至2010年短短的二三十年中间，涌现了那么多民国大师。
民国大师根本不是在民国时间涌现的。而是在1985~2010年这二三十年中间涌现的。
那段时间还涌现了不少优秀脍炙人口贝勒和格格还有皇阿玛。估计题主会问为什么满清短短的200多年涌现了那么多优秀的格格和贝勒，以及皇阿玛。
某些人 看了一堆1985年至2010年间，关于民国大师的地摊文还看出优越感了，就看不起同时代的歌颂贝勒、格格、皇阿玛的文艺作品了！这种自大的傲慢不知道哪里来的？在1985~2010年间同时代优秀的格格贝勒哪里比民国大师差了？
估计某些读了点民国大师地摊文人，看不懂我为啥强调“在1985~2010年间”，我就直说吧
民国大师是“1985~2010年间”兴起的概念，之前国内并没有这种说法。本质原因是那个时期，出版文化传播领域被港台资本大规模进入，而国有资本大规模退出，于是港台资本就推出了一大堆“民国大师”。
谁出钱自然为谁说话，那个时期吹民国大师的东西，和同时代，皇阿玛、贝勒、格格的东西没啥本质区别。如果说10年前看不清情有可原。而今接触西方学术界第一首资料如此轻而易举的时代，还不清楚民国大师干货多少，水分多少！也只能讲就民国大师、皇阿玛、贝勒、格格的水平了！
国际上谁认你民国大师呀，国内港台资本造出来的概念而已。在当时那个时代，起到一些沟通东西方作用，但是这个大师的水平估计也是民国大师的标准，远远不是，同时代国际承认的标准。
当年那种渠道，印成铅字出版的读物，确实可以让很多人觉得还有一定的有权威性。现在为什么会有人开始怀疑“民国大师”就是因为获取信息方便了，某些人不能靠垄断信息，骗吃骗喝了。当然哪怕是在信息时代，具备搜索和辨别信息的能力的人，也是少数。
所以还有不少人，接受别人包装的“民国大师”概念的灌输！
很多人为什么觉得““在1985~2010年间”那些包装的民国大师高明
1、西方真的是高明，问题这和你中间当翻译的民国大师没关系呀，而且民国大师到底把人家东西翻译过来多少，夹带了多少私货，现在看来还是个很大的问题！而且翻译这个事情，建国后到现在一直在做呀。如果翻译进来就是大师，也是建国 后大师多的多多得多呀
2、和国内那套不一样，有新鲜感
3、不满现实，所以别说民国大师，印度和索马里、不丹……都可以精神上粉下的！
4.最重要的原因，当时出国很困难，大部分人没法亲自去看一看西方世界。要现在推民国大师，脸都被打肿
为什么民国短短二三十年却能出现大批大师级人物？
关键词：民国、二三十年、大批大师。
有什么名耀千古的诗篇吗？
有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功绩吗？
有什么科学突破独领风骚吗？
没有。只有几千年如一日的一堆圈子里的人围着互吹自嗨。
就如同几千年里一堆酸丁腐儒围在一起，蝇营狗苟的取暖。你吹一个江南表率，我吹一个卧龙之才。
底下的那些泥腿子佃农，全家光着身子缩在茅草堆里，听着完全听不懂的话，觉得真真是文曲星下凡。
减个租子就是青天大老爷了。
然后看到外敌入侵，再来个水太凉，头皮痒。变幻王旗拜新王。
刚烈的几百个人就事到临头一死报君王。
民国的时候中国需要什么？几个学过西方哲学的文人鼓吹新词？
他们有普及教育让更多的国人懂理报国吗？
他们有为国家设计制造机械吗？
他们有生产一门大炮吗？
没有。什么都没有。
实干的人为国家隐姓埋名低头干活，耍口活的人混成了大师。
真所谓：实无英雄，竟使竖子成名。
更有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在我心中。民国从未有所谓的大师辈出。
满打满算，算上大师的不到十人。何来很多？剩下的大多是蝇营狗苟的腐儒罢了。
只有无尽的苦难和前仆后继的烈士和国士。为了民族和国家。拼死走出一条路。
烈士远远不是岁月静好的大师。他们只是通缉令上的一个头像。军统中统军阀鬼子手下的一个名字。
国士没空混那个圈子拿虚名。他们在为了国家的未来而奔走奋斗。培育人才。
或是在报纸杂志上为开民智为社会公平而怒吼。
从来不是那一堆围在一起写些酸丁文章互相吹捧就自号大师的人。
何谓大师？继往开来、开启民智、教书育人、科技兴邦、为国为民。
现在才是大师辈出的年代。民国。呵呵
PS
我十年前是愤青，五年前是理客中，现在是皇汉。
西方在严格控制舆论，大搞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在对华进行舆论战。
我们在干嘛？大搞理客中还在谈论建国后无大师，民国黄金十年、二十年大师辈出。
中国人总是幻想敌人多文明、多有礼貌、多理客中，真是可笑。
当年印第安人、玛雅人、阿兹特克人，还有无数个被灭绝的民族，死亡之前、被剥掉人皮做成靴子之前。也是理客中的想法吗？
对只剩下五万的印第安人谈谈理客中？对澳大利亚土著和加拿大原住民谈谈理客中？
“盲人之乡，独眼称王”。
刚离世的史学家何兆武先生说了，就两个字：自由
当然，他们的水平肯定比不上贵乎上的一干大师了。
因为那是个“辞旧迎新”的“觉醒年代”啊。
一方面“西学东渐”，各种各样的西方知识和观念传播进来；另一方面，传统文化随着封建时代的完结，也逐渐开始总结和进一步发展。
所以各种各样“开创性”的思想汉化组，和各种“总结性”的老国粹学究，就都涌现了出来。
就像那个刘文典、陈寅恪和沈从文的段子中的灵魂质问：“沈从文你跑什么跑？”
因为在那个经济落后，普遍识字率不高（文盲率八成左右），且内忧外患战火连年，人均寿命极短的时代，近现代化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和文化传承组织很难建立起来，以至于“民国四名校”或“国立五名校”既是那个时代中国教育最高水平的代表，却也几乎是当时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全部了。
因为实打实的工业时代科技创新和基础理论研究、新文艺探索，是不可能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土壤上的，因为既无受众，也缺乏财力。
所以当时的新旧知识传播，基本就只能集中于某些当时相对富裕的书香门第与新兴资产阶级家庭，或者某些前朝名门的后人，因为只有他们有条件在那个年代继续做学问，当时的各种“名流”“名士”“才子佳人”大多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可知识思想的传播和创造本不该仅仅如此。
于是我们同时还能看到，很多家境贫寒的有志青年，也因为生计和求知，开始了修行之路，最后青史留名，甚至被后世国人记住的更多的，是来自于这个更广大的群体。
在上边这些或出身豪富或家境贫寒的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史学家、军事家、战略家和政治家里，虽然水平参差不齐，有很多也确实“言过其实”“名不符实”甚至“自私自利”，有才无德到“可耻”和“卖国求荣”的程度。但这一批人的存在，客观上也确实传承和发展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为中国的近现代化出过一份力，如果没有这些人，中华“文明传承”确实也无法实现。
这么说，并不是要把鲁迅和胡适并列，也不是要把陈赓和杜聿明等同。但现实是，如果没有这一批人的存在，那么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出来的华夏，很难走出这条新中国的道路。
现实中大量即便民族独立后也在国际舞台上无所作为，并缺乏科技文化贡献，甚至持续沦为附属国的亚非拉新兴国家，正是因为它们连“民国大师”这样的人物也缺乏甚至于没有。
“民国大师”虽然很多单独看知识水平，只不过是当时西方知识思想的引进者和“埋首故纸堆”“寻章摘句”的传承人，并无太多“创新”可言，破除一些个“封建礼教”“封建思想”在当时就能传为“佳话”，似乎让这种“成名”“成家”显得过于简单和名不符实。
但正是这一点一滴的“破旧立新”，逐渐指引并和亿万普通人的努力一起，形成了“中国历史”的方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一代人也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而在有了更好社会文化基础的新时代，尊重过去那些或光鲜或黯淡的历史人物，开创新的未来，就是现代国人的责任吧。
应该是学术禁忌比较少。
比如研究历史，你说谁坏都没问题。不会搞出一个“明史案”，人头滚滚。甚至，吕思勉在抗战时，质疑岳飞，很多人骂他，但是也没有被抓，也没人砸他们家玻璃。
西洋派，在大学里讲全盘西化，觉得汉字、旗装，都是造不出机器的原因。而老夫子在大学里讲，废弃传统教育，导致道德沦丧，社会秩序混乱。而主管教育的蔡元培、陈立夫，从未站过队，定过性。这叫学术XX。
如果一个国家，经济不行，科技不行，军事不行，民生不行，地主横行，乡绅横行，官僚横行，外敌横行，那么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可吹捧的？
当然就是包装出几个国学大师，读读圣贤书，用阿Q精神鄙视一下四方蛮夷，让这些大师买几个学位，当一当翼赞人，维护国民党统治，以便拉回些面子，避免太丢人。
要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文盲，现在的一个初中生穿越过去都可以当个饱学之士了。
民国大师，大部分都是依附资产阶级反动派，占着天时地利人和，才搞到些虚名。当然也有真正学识渊博的，但是大部分都是些水货。
另外提一句，我发现很多人连我的回答都没仔细看(或者是因为没有基本阅读理解能力)就开始骂我。
我说的是初中生都能在那个遍地文盲的时代当个饱学之士，我可没说初中生就能当大师，用初中生来举例子是用来说明那个年代成为大师的标准较低。
这种没看完或者理解力不足的朋友，请了解明白再发言！
《新周刊》邀请了当代中国10位学院派专家和10位民间高手，每人推荐10本最值得阅读的历史书，从历史事实、研究方法、观察角度三方面切入，足以让你摆脱曾经遮蔽过双眼的历史教科书。
当时在学术水平上与欧美发达国家相差太大。
好点的欧美大学留学回来，基本都是大师。
1945以前，能造飞百来公里的导弹，准不准无所谓，已是国际级大师。
如今要把1吨多重的东西送到火星软着陆成功才算顶级团队，还是集体功。个人只能按排名顺序分功劳。难度万倍以上。
我在民国，我也是大师。
各位能写比较长的，条理清晰的文章的键盘侠们到民国各各都是大师。
只要不怕死，只要阴阳怪气的说一些流行短语，一样是大师。
民国并无大师，在书画和诗歌上，民国乏善可陈，相对于清朝是大倒退，科技更是无甚可称道处。民国大师在国内大红大紫，在国际上毫无建树。之所以你认为民国明星璀璨，大师很多，那是因为民国的文人以西方知识为图腾，传销式发展无知拥趸，形成知识神教，他们自立为教主，独握神权，传销迷信崇拜，神化西方知识，强迫其他知识俯首听命，以此垄断知识集权。哪有全国大学，所有叫兽都出名的？只有民国。民国教育部名单就是一张封神榜。崇拜民国大师的人，不是向往真理，而是跪神权。
民国的知识分子无不迷信“日式民主”（留日学生泛滥故），凡日本的，都是好的，其实日本最后走向法西斯主义。仅对日本这一误判，民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水平和内心质量可见一斑。民国知识分子污蔑老百姓是愚民。其实老百姓不是思想家，他们不懂日式民主那一套东西很正常，他们交税上去，就是为了养思想家，获得免于哲思的福利。否则农民白天要种地，晚上要纺织，还要思考哲学，日子也不要过了。而民国文人居然污蔑老百姓污蔑到抹黑人种的程度（他们皆深受二战时期希特勒人种论影响深重。希特勒的邪恶套路是，先给某人种定罪，然后到该人种的历史事件和传统文化中罗织罪证，这种套路，法律上称之为有罪推定，本身是违法的。但民国文人对希特勒人种论精熟至极，推广至极。）：污蔑华人都是愚民、帮凶、吃人……其实任何人种，从其历史事件和传统文化中，都能找出很多愚暗的罪恶来，又何止华人？
二战后，全球全面反思法西斯主义的人种论，上个世纪末，联合国宣称：“人种不是价值体系，严禁对人种实行任何形式的价值判断。”民国残留的希特勒人种论，这个尾巴才算开始割了。若非联合国发言，民国文人的这种倒行逆施，真的会蒙蔽更多中国人，好在这几年国家教育部积极响应联合国，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定。
民国的文人到了这种程度，不仅比不上唐宋，更比不上明清。民国以前的文人讲究：“行事不可辱先，立身足以垂后”，注重自我修养。从民国开始，知识分子掌握知识神权，丢弃自我修养，开始迫害老百姓：污蔑人种，侮辱人种和传统习俗。
民国文人们穷其一生反传统文化，最后绝大多数自掘坟墓，死于其中。为什么？因为传统文化不是几本书，几件文物，而是人种特征。他们居然这么简单的道理不明白…最后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另外，民国废除科举，复辟门阀制，也是日后深重的历史忧患。。。
西方文明几百年扩张史一再证明：灭尽传统文化之后的文明空白地，首先生长起来的绝对不是西方文明，而是原始野蛮。因为原始野蛮的生命力，比西方文明的生命力强太多，何止万倍。民国文人，连这个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导致民国老百姓不得不依靠土匪和地痞流氓来保护自己的生产秩序。
民国有个屁大师，新中国要搞工业时候，请教了苏联专家。人家直接说中国搞不起来全工业，只能先从轻工业搞起。原因很简单，就是得有几万理科生，最起码得懂原理。
就是最简单的，有专家把解题思路和方法告诉你，你得自己也能算。当时中国凑了凑人数，发现就能达到这水平的，人数都不到2万人。就是基础的工业摊子都铺不开。
没办法，中国就学习苏联，改变学制，出现专科生等等办法。到了55年培养了能够达到工程师水平的学生就数万人。
这还是不够的，我们都知道原子弹是打算盘算出来的，仅仅计算这方面我们就几千人，这还是不。后来把不太机密的一些放到大学去搞，学生一边学一边算。
我们今天看到两弹一星就只看到那几个著名科学家。就是看不到那好几万知识分子的的参与。如果没有他们，原子弹，氢弹还是理论，根本不会成武器。
这就是民国时期，钱学森回来什么都干不了的原因。全身是铁打几个钉子？工业需要庞大的知识分子支撑。
如果没有新中国大规模的教育改革，那些民国大师最多也就是当个老师，研究下理论。要不然只能去外国，才能搞尖端的科学研究。
新中国才是大师的土壤，才能让大师开出花。
跟着去台湾的大师也不少，研究出啥了？
不然为什么说北大清华是美国人才基地呢。
很大原因是培养的人才我们用不上。民国时候，钱老是回来过的，也是怀着滚烫的爱国心。可回来啥都干不了，官倒是许的不小。
还有很多爱国学者，扎根学校，为欧美送上大批优秀人才。他们的心当然是非常好的，可只注重精英教育，没有足够的理工科人才数量。致使大批精英在民国啥都搞不成，连基础的工业摊子都凑不起来。
他们废寝忘食的研究，最终只是让先进的国家利用他们的研究造福了国家和人民，反过来又欺压和剥削了我们的国家。
整个民国时期一直在这样的恶性循环里挣扎。
就文学来说，是因为教育改变了，不再以写作教育为主，以科学知识教育为主，这是有利国家发展的，但近现代作家的文字功底的确比民国那批人差，也是显而易见的……
而且不能写的题材太多，
作为网文作者，我一定要说一句，如果中国顶尖文人什么题材都能写，不受限制，怎么会有文学爱好者级别的网文出现，并且兴盛……
其他方面，不懂，没法说……
ps：文字功底，有个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查自己写的文章，一共用了多少个不重复的汉字。我的小说虽然篇幅过百万，但每一本实际使用汉字不过四千上下……
这个法子当然不完全准确，但胜在简单……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应作者写作水准。
按照用字率，给自己的小说排名，真就是用字高的水准稍微好一丢丢。
《天鹏纵横》总计汉字：396239，不重复汉字：3503，用字率：0.008840623966848291。
《天地战魂》总计汉字：307316，不重复汉字：3470，用字率：0.011291309271238725。
《大猿王》总计汉字：813557，不重复汉字：3822，用字率：0.004697888408556499。
《蜀山》总计汉字：993516，不重复汉字：3908，用字率：0.003933504845417688。
《仙葫》总计汉字：2273090，不重复汉字：4114，用字率：0.0018098711445653274。
民国真正的世界级大师只有一位：教员。
以封建儒家的三立标准来衡量。虽然这个标准不能概括于万一，可是我实在不知道这个大师的标准到底是啥，只有拿这个标准了。
立德：人民万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几起几浮，初心不改。满门忠烈，六位烈士。去世后没有留下任何私人遗产，一生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立功：推翻三座大山，赶走日本侵略者，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一代人吃三代人的苦，为中华打下重工业最深厚的根基。
立言；煌煌巨著，影响历久弥新。就在今天，中国人民抵御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攻击最有力的武器还是他老人家指出的。
再说几个其他所谓大师们津津乐道的方面。
字：教员的大字写的大气磅礴。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武汉长江大桥，人民日报，这些题字我是百看不厌。
词：《忆秦娥娄山关》《沁园春长沙》《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这几首词个人认为在中国诗词发展史上都有一席之地的。
文章：《反对党八股》《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等等，对文字的精炼通俗，立意之深刻，方法之可行。我是百读不厌。
哲学；矛盾论，实践论。教员的哲学研究之深邃，阐述之透彻。后人写民国哲学史，教员当仁不让。
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引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和方法；农村保卫城市，走出了不同于苏联的第二条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三个世界理论，至今依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的法宝。
一、
90年代，我去大城市，学了几个很新潮的词，比如酷之类的
回到十八线小县城后
大家都觉得好厉害啊，当时我的地位和学校里几个风云人物差不多
但是等到这几个词用完了
我就泯然众人了，风云人物还是风云人物
也就是说，除了少数真有本事的，大部分都是我这样的搬运工。
30年代用海关抵押的庚子赔款的退款用完以后，加上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垄断，大部分人都没钱了，又没了奖学金，出国人数大量减少，造成去欧美的少了，大部分都是去便宜的日本······
然后大家就发现
怎么30年代以后，“大师”们的出产就少了呢·····
因为我会的那几个词用完了，又去不成大城市，只能去隔壁小县城了啊！！
注：庚子赔款是用海关税抵押的，每年给洋人交钱，后来几个国家发现收多了，就每年进行退款，这笔钱当时就用在留学上了，30年代以后，不用给洋人交钱了，按理说这样我们钱更多，出国的更多了啊？然而钱到了四大家族手里，你还能拿的出来吗？比如当时抗战捐飞机，很多有钱人都直接捐飞机的，因为你捐钱，那就不知道钱去哪里了·····
二、
我们国家有很多非洲留学生，可以说成绩一般，比如非洲学生张三，回回60分考过，但是他们回国，就能在本国最好的大学当老师当教授，而比他们成绩好的中国学生李四或者美国留学生王五，回回考试70多分80多分，但是他们就很难甚至不可能在自己国家的大学任教。
换算一下，以前我们大学连美帝肄业的、专科的甚至克莱登大学的，都能当教授
如果这个非洲国家，也出了毛、周、朱等等伟人，把这个国家也独立自主了，发达了，那么只能用这些载中国留学的时候成绩不好的学生来当老师
再过几十年，这个非洲国家的几十上百万博士硕士都能算是这些留学生教出来的
那么，他们算不算大师？
用东方朔的话说。就是用就是龙。不用就是虫
普通的企业家的孩子，中人之姿都能培养出来，何况是倾国之力？
这就是后续的，全国的资源的培养
对比下就是去台湾的和去大陆的人差不多，但是很明显，大陆的成绩就非常高。
因为大陆方面资源多，砸出来了。
台湾的资源么··嗯···
三、
你要横向对比，
自然、科学，这种顶尖国际期刊，所谓的“大师”们，发表过几篇论文啊？一篇都没有啊··········唯一一篇还是清朝徐寿发表的，用中国古代的记载的现象验证了一个声学原理。
除了少数真的很优秀的人，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学会了那个“酷”字的我
就是搬运工罢了
学到大学都得出国留学了，还不是国内教不了啊
对比下印度的拉曼，30年代就拿了诺贝尔物理奖了，他就没出国，印度本国培养的
这就是我在二里说的，毛、周、朱等等伟人把国家拉起来，
后人的高度决定前人的高度
后人强大了，前人才厉害
非洲几十年来留学生一代一代
谁还记得前边的是谁啊
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和非洲一样，那所谓的“大师”也和非洲国家几十年来源源不断的留学生们一样，没啥区别，谁还记得前边的是谁啊
日本发达以后，村长打架都能吹成世界名将，我们现在发达了，民国大师们就算大部分很水，但是怎么也比村长强吧？
注：
1、辜鸿铭还是谁，反对简化字的时候，当时支持的人说简化了学习快，对大众好，然后他说：你们现在这么高的地位，就是靠90%的文盲带来的·········
2、现代虽然科技刊物和杂志多了，但是现在能发表论文的人也多了啊。民国时候大学生一年就几千个，现在一年700多万，世界上科技刊物的数量没增加几千倍吧？而且顶尖的刊物不还是那些吗···
因为：
“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跻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己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
而在中国西北部的一个地区，一个新的孕育却产生了一种现象——这个婴儿不但要同“愚昧的大众”共享知识，而且要把大众理想化。
一、人生五十始！
他说，“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以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
文盲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
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
你知道吗，陕北和甘肃的人竟相信水对他们是有害的！这里的人平均一生只洗两次澡——一次在出生的时候，一次在结婚的时候。
他们不愿洗脚，洗手，洗脸，不愿剪指甲，剃头发。这里留辫子的人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但是所有这一切，还有许多其他偏见，都是由于无知愚味所造成的，我的任务就是改变他们的这种思想状态。
这样的人民，同江西相比，的确非常落后。江西的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但是文化水平高得多，我们在那里工作的物质条件也较好，合格教师也多得多。
在我们的模范县兴国，我们有三百多所小学，约八百名教师这与我们这里全部红区的小学和教师数目相等。
我们从兴国撤出时，文盲已减低到全部人口百分这二十以下！
“这里的工作的进展慢得多。我们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们的物质资源非常有限。
甚至我们的印刷机也被破坏了，我们现在什么东西都只能用油印和石刻来印刷。
由于封锁，我们不能进口足够的纸张。我们已开始自己造纸，但质量太差。但是别去管这些困难吧。我们已经能够取得一些成就。
如果有时间，我们在这里能够做到使全中国震惊的事情。
我们现在从群众中间正在训练几十名教师，党也在培养。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要担任群众文化学校的义务教员。
我们的成绩表明，这里的农民只要给他们机会是极愿意学习的。
“而且他们也不笨。他们学得很快，只要把道理对他们说清楚，他们就改变了习惯。
在这里的老苏区，你看不到姑娘缠足，你会看到许多年轻妇女剪短发。
男人现在慢慢在剪掉辫子了，许多人在共青团和少先队那里学读书写字。”
应该说明：在紧急状态下，苏区教育制度分三个部分：学校、军队、社会。
第一部分多少都是苏维埃办的，第二部分是红军办的，第三部分是共产党各组织办的。
重点都主要在政治方面——甚至最小的儿童初识字时也是通过简单的革命口号来学的。
接着读红军和国民党、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等等冲突的故事，尽是共青团和红军战士的英勇事迹和将来苏维埃政权下人间乐园的描绘。
在学校教育方面，共产党自称已经办了约二百所小学，为小学教师办了一所师范，还办了一所农业学校、一所纺织学校、一所五个年级的工会学校、一所有四百学员的党校。所有技术学校的课程为期都只有六个月。
重点当然放在军事教育上面，两年来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尽管这个遭到四面包围的小国有种种困难。
有红军大学、骑兵学校、步兵学校，上文已提到。还有一所无线电学校、一所医科学校，后者实际上只训练护士。
有一所工程学校，学员所受的实际上是当学徒工的基本训练。象整个苏维埃组织一样，一切都是十分临时性的，主要是当作一种加强红军后方的活动，为红军供应干部。
许多教员连中学毕业生都不是，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他们把什么知识都共同分享。
这些学校是地地道道共产主义的，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如此，而且在利用他们所能搜刮的技术知识，“提高文化水平”方面也是如此。
甚至在社会教育方面，苏区的目标也主要是政治方面的。
根本没有时间或者机会教授农民欣赏文学或者花卉布置。
共产党是讲实际的人。他们向列宁俱乐部、共青团、游击队、村苏维埃送插图简单粗糙的识字课本，帮助群众团体组织自学小组，以一个共产党员或者识字的人担任组长。
年轻人，有时甚至是上了年纪的农民一天始朗读短句，就在认字的同时吸收了其中的思想。例如，你一进到山区这种小“社会教育站”，你就会听到这些人在这样高声问答：
“这是什么？”
“这是红旗。”
“这是谁？”
“这是一个穷人。”
“什么是红旗？”
“红旗是红军的旗。”
“什么是红军？”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
如此等等，一直到如果这个青年走在别人前面，第一个学会五、六百字，就可以拿奖，不是红旗，就是铅笔，或者别的奖品。
当然，这是粗糙的宣传。但是农民和他们的子女读完这本书以后，他们不但有生以来第一次能读书识字，而且知道是谁教给他们的和为什么教他们。
他们掌握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基本战斗思想。
而且，反正，我认为这比教人们用学“这是一只猫，那是一只老鼠，猫在干什么，猫在捉老鼠”来识字的方法有趣。
为什么要教现实主义者学寓言呢?
为了要有一个更快地在群众中间扫除文盲的手段，共产党开始在有限范围内使用汉语拉丁化拼音。
他们用二十八个字母，据说可以发出几乎所有的汉语语音，并且编了一本袖珍小字典，把最常见的汉语辞句译成多音节的容易认读的辞汇。
《红色中华》有一部分篇幅是用拉丁化拼音出版的，老徐在保安挑选了一个班学生在进行试验。
他相信繁复的汉字将来在大规模教育中终究要放弃不用，他对他的这个方法已做了多年工作，提出许多赞成的理由。
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吹嘘他的拉丁化或其他教育工作上的成绩，他说：“这里的文化水平实在低得不能再低，所以我们自然获得了一些好成绩。”至于将来，他只需要时间。
二、红军剧社的传播与发展。
演剧团体最初是在一九三一年在江西组织起来的。
据危女士说，在那里，在瑞金的著名的高尔基学校里，从苏区各地招来了一千多名学员，红军训练了大约六十个剧团。
他们在各个村子里和在前线巡回演出。每个剧团都收到各村苏维埃要求去演戏的邀请。
农民们由于文化生活贫乏，对于任何娱乐都是很欢迎的，他们自动安排交通、吃饭、住宿的问题。
危女士在南方时任副社长，到了西北以后负责全部戏剧工作。
她在江西参加长征，是几十个经历长征而仍活下来的妇女之一。
在南方的军队到西北之前，陕西苏区就已有了剧社，但在江西的演员到达以后，戏剧艺术显然有了新的生命。
危女士告诉我，现在一共约有三十个这样的巡回剧社，甘肃也有一些。我以后旅行时还会碰到。
危女士继续说：“每个军都有自己的剧团，几乎每个县也都有。演员几乎都是在当地招来的。我们从南方来的有经验的演员现在都已成了导演了。”
我遇到好几个少年先锋队员，他们还只有十几岁，可是已经过长征，现在负责组织和训练各个村子里的儿童剧社。
“农民们老远来看我们红军演出，”危女士自豪地告诉我，“有时，我们临近白区边界，国民党士兵偷偷地带信来要求我们的演员到边界的集市上去。我们去后，红军和白军都不带武器前来集市看我们表演。但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如果知道了是决不答应的，因为国民党士兵一旦看了我们演出后就不愿再打红军了!”
这些剧团使我奇怪的不是他们向世界提供什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他们显然没有，而是他们设备这么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
他们的道具和服装都很少，但就是能够用这种原始的材料演出逼真的戏剧。
演员们除了伙食和衣着之外，所得生活津贴极微，但是他们像所有共产党员一样天天学习，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工作。
他们到哪儿就睡在哪儿，给他们吃什么就愉快地吃什么，从一个村子长途跋涉走到另一个村子。
从物质享受来说，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报酬最可怜的演员，然而我没有见过比他们更愉快的演员了。
红军的剧本和歌曲都是自己写作的。有些是多才多艺的干部给他们写的，但是大多数是宣传部门的作家和艺术家写的。
有些短剧是成仿吾写的，他是一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三年前参加红军，另外一些是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丁玲最近写的，她现在也参加了红军。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
由于不断地改换节目，几乎每天变更活报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农民是不易轻信的，许多怀疑和问题就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
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
例如，在最近红军东征山西时，成百上千的农民听说随军来了红军剧社，都成群结队来看他们演出，自愿接受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的戏剧进行的宣传。
总的来说，这是把“艺术搞成宣传”到了极端的程度，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把艺术扯了进去”？
但从广义来说，这就是艺术，因为它为观众带来了生活的幻觉，如果说这是一种简单的艺术的话，那是因为它所根据的活的材料和它作为对象的活的人在对待人生的问题上也是简单的。
对中国的人民大众来说，艺术和宣传是划不清界限的。唯一的不同在于：什么是人生经验中可以理解的，什么是不能理解的。
你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把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看成是一个盛大的巡回宣传演出，与其说是为了保卫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不如说是为了保卫这种思想的存在权利。
我现在也很难说，但是这很可能是红军最有永久价值的贡献，即使他们最终遭到失败和打垮。
已有千百万年轻的农民听到了这些嘴上无毛的青年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福音，即使这些青年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如今已经牺牲了，对这些农民来说，中国古旧文化的禁忌束缚是决不会再那样有效了。
不论命运使这些红军颠沛流离到什么想象不到的地方，他们都有力地要求进行深入的社会改革——对此，农民是不可能用其他方法知道的——而且他们给穷人和受压迫者带来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信念。
不论他们有时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不论他们的过火偏向造成了多大的悲剧，不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或那个问题上的强调或重视有多么夸大，但是他们真诚的迫切的宣传目标始终是要震撼、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同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做斗争，教育他们，说服他们，而且没有疑问，有的时候也缠住他们，强迫他们起来为“人民当家做主”——这是中国农村中的新气象——而斗争，为共产党心目中的具有正义、平等、自由、人类尊严的生活而斗争。
农民阶级经过两千年的沉睡以后在觉醒的状态下逐渐站起来，由此而产生的这种越来越大的压力，较之南京方面所通过的一切口头上十分虔诚而实际上毫无意义的决议，更加能够迫使在中国实现巨大的变化。
这种“共产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由于突然得到大量的科学知识，引起了伟大的梦想，开始“回到民间去”，到他们国家的基层乡土中去，把他们新获得的知识“启示”，给知识上贫乏的农村，给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争取他们的联盟，一起来建设一种“比较富裕的生活”。
一个更好的世界是能够创造的，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信念的鼓舞下，他们把实行的方案——公社的理想——带到人民中去，征求他们的认可和支持。
他们赢得的支持似乎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
他们通过宣传和具体行动使亿万人民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概念。
最后插几张立足于陕北的主席等人的彩色照片，他们穿着补丁打补丁的衣服，丝毫不觉“口体之味不若人也”。
一、
难得一见的五帅同框，他们每一位都战功赫赫、功勋卓著。
从左至右分别是彭老总、朱老总、叶帅、聂帅、陈老总。
二、
主席在高级技术干部会上讲话，主席的讲话一贯幽默。
三、
1942年，主席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们集体合影。
贫困的延安，成了许多爱国人士的向往之地，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各个不同的城市。
四、
能撑起半边天的妇女们，彭总的妻子浦安修同志，周公的妻子邓颖超大姐，老总的妻子康克清大姐。
这里插一下，剔除浦安修同志。邓大姐和康大姐加上主席的夫人贺子珍大姐、洛甫的夫人刘英大姐和蔡畅大姐都是长征中同甘共苦过来的，患难见真情。
其中，主席的夫人贺子珍大姐在长征途中为掩护伤员，头、背、肺部被炸入弹片，且终生没有取出。
而朱老总的夫人跟随朱老总带领红军三过草地，历尽艰辛，无怨无悔，在朱老总被张国焘扣押作人质时不离不弃，支持朱老总同分裂红军的张国焘作斗争。
她们几位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
五、
1943年11月，曾任三八六旅旅长的陈赓离开太岳区来到延安学习，与莫文骅、陈郁合影。
六、
自遵义会议主席崛起之后，苏维埃的四巨头。
七、
“我最喜欢听得，就是人家叫我毛先生。”
八、
朱老总、主席、少奇同志、林总等人。
九、
1938年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的合影。
左起：康生、毛主席、王稼祥、朱老总、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秦邦宪 （博古） 、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十、
主席和朱瑞。
十一、
1944年11月1日，毛主席和朱老总在王震的陪同下，在延安东关机场检阅即将南下的部队。战士们都穿着崭新的灰色棉军装，挂着新的子弹袋，背着新被子和新毛毯，歪把子机枪和三八式步枪。
十二、
从右到左依次是：肖劲光、杨尚昆、罗瑞卿、关向应、萧克、罗荣桓、谢觉哉、贺龙、徐海东、王震。
十三、
1944年6月，主席、朱老总、周公等人领导在延安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参观团中的大多数人是第一次来延安，他们看到了一个和重庆完全不同的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四、
“天塌下来，还有罗长子顶着呢。”
十五、
主席在延安。
十六、
主席笑的好开心。
十七、
主席在讲话。
十八、
主席在抗大，大家看右边是那位元帅。
十九、
主席在教小朋友写字。
二十、
主席和李讷在延安的机场。
二十一、
彭总和夫人浦安修同志。
二十二、
图为1936年，朱老总率领剩余的红军队伍到达陕北和主席的合影。
二十三、
主席和林总。
二十四、
主席在延安。
二十五、
主席休闲时打会儿乒乓球。
二十六、
1944年的主席。
二十七、
1944年的周公。
二十八、
1944年的朱老总。
二十九、
彭老总。
三十、
贺老总。
三十一、
陈老总。
三十二、
聂帅。
三十三、
1938年的周公。
三十四、
1938年的聂帅。
三十五、
萧克。
三十六、
徐海东大将。
三十七、
1938年的罗瑞卿。
最后再插几张战士们的彩色照片。
因为大清的底子厚实。
在传统封建王朝里，它在朝代尾声阶段没有出现财政奔溃，已经属于极少数。
很多大师小时候是私塾出来的，出国留学的基本要靠政府公派或者家族保举。
而社会文化大乱斗之时，传承派也必然有一席之地，而又由于传统的教育体系崩溃，这个时期的头部人员，基本也就属于收宫之作，走一个就少一个，一般来说，供给少于需求就会出现价高。
“民国大师”这概念有些错位。不能真实反映民国时期的社会面貌。
真要排座次的话，当时的等级次序大致是：
1.大腿。就是帝国主义主子。谁抱上了就算出人头地。
2.大帅。基本都是大腿捧出来的。
3.大人。就是官贵。
4.大户。财主大族。
5.大佬。黄金荣，杜月笙之类的。之所以排在大户后面，主要还是因为名声不如大户好听，基本属于社会不安定因素（人家自己都承认是夜壶）。
6.大师。是的，你没看错，排到这儿才轮得上大师。
虽说不排除少数大师的地位比较高（比如胡适自己算是“大人”，跟“大腿”也有关系）。但大多数是没那么高贵的。
说不好听点儿，有些像是现在的“大V”（尤其是人文艺术类的）。有人气，有粉丝，有热度，有些时候也有机会分一杯羹。但总归还是差一些。
如果只是看作“大V”，那二三十年涌现出一批不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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