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曾巩、韩琦、富弼、文彦博都反对王安石变法？

老规矩之一，回答问题前先说结论：题主提到的大部分人物对于自己无法从王安石所推动的官僚阶层内部改革中获得红利而感到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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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规矩之二，放点无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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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得文武艺，卖于帝王家”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过，但是好像这题下的很多答主都没有好好考虑过这句话的含义：作为官僚阶层，在没有确实可见的利益推动下是不会给统治阶级卖命的！

这就像欧洲国王们让他的封建领主们向他效忠时会允诺领主所辖领地的支配权一样，没有三分利，谁替你卖命？中国这边的官僚情况是相似的，可能只是吃相稍微好一点而已。你不能指望人人都像岳飞一样不图财不图色，天天思考“我怎么变强”，这种人百里无一。

那么对于官僚而言，什么才是他们的胡萝卜？

没错，就是更快地升迁。通过立下不世之功来攫取更大的权柄这是每个官僚都会自觉去做的事。所以仁宗年间，韩琦会在西北选拔能将、会在河北训练士卒、会在河东和契丹严正交涉；富弼会与辽主讨价还价、会在灾荒时节赈济灾民。

他们做这些，往好了说是为国为民，说实在点也是为了自己。

任用王安石的道理也一样，支持王安石新学成为官学的“一道德”就是棍子上的胡萝卜。王安石作为一代宗师，当然希望自己所学的学派能够流传千古，顺便自己学派的成员也会继续维持新法的推行，这种双赢局面老王和神宗哪里会拒绝？

回到题主的问题，题主所举的人物主要有两类：

第一是如韩琦、韩维、富弼、文彦博、欧阳修这些或多或少参与过庆历新政的政客。

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在熙丰年间，他们的地位几乎算得上“位极人臣”了。

对他们而言，参加王安石的变法没有太大的好处。比如韩琦，"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他的能力不需要一场改革再来证明，他的地位其实也不需要新的政绩来巩固，他这个级别的臣子，按照当时的宋朝官场游戏规则，哪怕是在岗位上屁事不干，皇帝都不会拿他怎么样。所以，当宋神宗即位以后向富弼问政，富弼来一句“愿陛下三十年不言兵”不是单纯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路线，而是在暗示“我的出场费，陛下你出不起。”

讲道理，宋神宗也的确没办法拿出这些大佬们满意的出场费。哪怕后来他们集体反对新法，得到的待遇依然只是在洛阳或老家安度晚年，逢年过节皇帝还各种发福利送温暖，死后给个国公称号，封妻荫子。要是他们当时积极支持新法，神宗还能拿什么奖励他们？生前封国公吗？神宗倒是敢给他们敢要吗？

所以这帮老狐狸，出于“养望”的目的也好，出于“高瞻远瞩对宋神宗的真实目的有所警惕也好”，都决定了他们在熙丰年间必然要摆出一副公知范儿。什么新政策都要哔哔两句，什么朝廷时政都要投反对票或者弃权票。既能显示自己存在，又不会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处罚，万一改革派真的捅了大篓子他们作为发对派还能立刻上位，何乐而不为？

第二是如苏轼、苏辙等熙丰年间这样的中间派和旧党。

这些人的特点是，比较年轻，才名很高但是没有很多地方治理的经验。和楼上很多人所误认为的“王安石的新法不接地气”的论调相反，这些反对者才是真正的缺乏对当时社会矛盾的认识。

比如苏轼，苏轼早年反对新法是出于一种典型的官僚思维。他反对免役法的理由：

自古役人之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厨傅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

然后看他反对科举改革：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况于学校贡举乎？……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必有道，何必由学乎？

一言以蔽之：“陛下非与百姓治天下，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老子才是替你皇帝老儿干活的，快好好把咱伺候爽了。

这样的官僚，一句话就是欠收拾。果然后来把苏轼往地方上一丢，人家三观立马变了。赈灾筑堤各种正能量，甚至对新法的态度都转变了。人毕竟还是有一点自我实现之类的愿景的，但是这毕竟不能当饭吃。

最后说一句，变法这种事和造反一样，都是you can you up 的活计，庆历新政推行没多久就失败了，法度基本没有留存下多少；元祐年间旧党上台的表演，可以看这里知道一二（

），相比之下，王安石变法的很多法度虽然中间多有反复，但是的确有执行到南宋甚至南宋末年的例子。哪个更行？不用我多说吧？所以不要什么锅都推新法头上。

题主若真心想细细了解。
《宋史十讲》、《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两本书读完基本上就完全明白了。读完这两本邓广铭先生的书，基本上局势你就一清二楚了。

但题主诚心问，我就说说我个人的一点见解：
其实大宋的形势早在熙宁变法前的几十年就已经很不好了，要不然范仲淹也不会弄出个“庆历新政”来。
当时官僚机构里但凡有识之士都知道要改，大家都知道要变。
韩琦几十年前上过陈事八条、司马光也设计过类似“免役法”的变革，苏辙也在各地考察过，知道全国农田荒芜情况十分严重，更不用说军队这个谁都知道的老大难问题。
但为何，王安石的变法全是针对这些问题来的，他们还要反对？
在我看来，归根结底，在于王安石这个人。
王荆公这个人，用现在的话说，叫做：“特别新想法新思维的年轻人。”他的思维太过超前。市易法不就是宏观调控的意思吗。何况，他还真有“天变不足畏”的念头……
在当时的儒家体系里，他是很难被完全接纳的，也就只有宋神宗这位年轻敢闯的皇帝才敢用他。
所以很多成名人士背后指摘，说他是“借名高以压人”、“习申商刑名之术，而文之以六经”，“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等等，先不说那些政策，连思想都不能接纳，遑论支持？
当年王荆公的《淮南杂说》甫一问世，便被人称为：“愿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可谓于孟轲相上下”的奇书，可见当时名声。奇怪的是，可这本书在南宋就失传了？注意，是在雕版印刷发达，私人印刻繁荣的大宋哦……因为打压。
政治是政治，思想是思想，哪怕你真的能扭转乾坤，化腐朽为神奇，但你扭过来的乾坤、化过来的神奇到头来不属于我们老派儒家、老派士大夫了，那可是万万不行的。

五年后再看的想法：

各位的点赞让我看到了自己五年前的回答，看后实在羞愧，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这篇回答里有很多偏颇的地方，总体来说论点和论据都很幼稚，希望大家不要被我误导，但还是感谢大家的点赞。后面写我五年后的愚见。

为什么这些耆旧功勋都反对王安石呢？反对熙丰变法呢？那还得从熙丰变法的起源说起。

先说大背景：

1.仁宗无后，致使帝王世系改变。英宗自己身体太差，在位四年里一大半时间无法理政，政务基本是曹太后和韩琦富弼来主导的，等于英宗实际上没有掌握大宋帝国。之后又是突然去世，韩琦短短几年时间“相三帝扶二主”，进一步导致神宗当政早期不免出现主弱臣强的现实局面。当然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当时，韩琦富弼曾公亮们在历史上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但在当时那个时代环境下，帝王心术很重的神宗的担心是很正常的，毕竟皇权富贵险中求，没人能担保什么。所以神宗他需要变化，不管是政策也好，人事也好，都需要一场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还要有相当的成绩，让他能够在庙堂之上威重九重。

2.大宋帝国政治建设、经济体制、国内外环境确实出了问题。三冗、西北二虏、土地兼并等等，问题一个个冒出来，虽然都不会马上动摇帝国根基，但确实也踏进了温水煮青蛙的局面，改革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3.神宗本身是一个极具帝王心术且锐意进取，心比天高，想有大作为的皇帝。面对国力舒缓的局面，他内心深处那种一统中原的理想实在是收不住了。但他确实又优柔寡断、心胸狭窄、急功近利且身体欠佳。

4.王安石本人是一个水平极高的宰相。文学、经术、人品、施政俱佳，而且是在地方从政多年的实战派，他不是司马光那种走台谏官上位的路线，他太清楚底下的人是怎么做的了，也太清楚大宋帝国的问题根源在哪里。他不在位就算了，既然在位他必然要奋力一博。而且他总结了范仲淹的失败，明白不能太早对吏治下手，要集中精力改变经济，待中央财政和地方民众经济好转之后，再开始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最终统一国家意识形态：一道德。

以上四点是我个人认为变法发动的最主要原因，大背景基本说完，开始说过程。

第一阶段：变法的预备跑。

神宗即位后，通过相关手段挤走了扶他上位的韩琦（王陶事件），紧接着又一石二鸟的找回了富弼来做首相，既稳住了朝堂，也敲打了韩琦。但是韩琦也好，富弼也好，曾公亮也好，都是很老成持旧的臣子。

神宗曾问富弼如何施政，富弼曰：愿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在富弼看来这是对的，陛下未及弱冠，富于春秋，你等的起。前面几位又确实太折腾了，也必须等。可在心急的神宗看来这可不行，但放眼望去，朝中无人啊。

只好另辟蹊径。于是乎，神宗想到了一个人，一个远在江左，十几年不复出的人。早在神宗做太子的时候，韩维就像他推荐过王安石，说他经术致用，品行高洁，神宗于是马上召回了他以备大用。两人一见面，真如汤武偶相逢，变法大幕拉开。

第二阶段：变法的进行时。

王安石就位后开始着手改革，发现了和神宗一样的问题：朝中无人啊！

没人就没办法实施改革，于是乎找人。这一时期，吕惠卿、曾布、章惇、邓绾、蔡确等等新法骨干纷纷上线，提拔极快且都身居要职，但新法也确实因此快速的铺开了。

这时候耆旧开始真正发难了，手段一般的直接从政策下手，说地方民众苦不堪言、新法推进过速，一法未经验证第二法又接踵而至等等；手段老辣一点的从人事下手，说如今朝中执政、要职都是南人、闽人，提醒神宗要异论相搅。

而神宗本身又确实优柔寡断，疑心病极重，异论相搅不需提醒，曾公亮去了后，吕公弼文彦博哪一个不是变法的对立面，哪怕王安石最为得宠的时候，神宗也一直想让司马光备位政府。而政策上面，神宗也是疑心重重以至于后面变法时有反复，再加上王安石制定的政策提拔的官员也确实在很多方面存在问题，底下看风色的地方官们当然也执行的不伦不类，极左极右的现象层出不穷，初衷与实际相背离，以至于民意沸腾。

比如青苗法的本意是为了缓解地方底层民众经济压力，结果变相摊派下，成了政府敛财的工具。

还有市易法直接就是与民争利，保甲法甚至出现自残避保甲的情况。

而更重要的是，政治上新法骨干提拔过速，吸引了很大一批投机分子，借机上位，导致侥幸之门大开，权发遣就是那时候走上政治舞台的；财政上，成立置制三司条例司分权三司，很多新法收上来的财税直接收归条例司，神宗可以直接使用。在当时看来，这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新法，无可厚非。可很多人就指出，若是换个败家子只怕以后财政要出大问题，果然徽宗时期就出现了挥霍无度的情况最终导致北宋经济出现大问题，最终覆灭。

第三阶段：罢相之后。

神宗熙宁九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之后整整八年多的时间里虽然新法一直在进行，甚至在元丰年间还发动了元丰改制这样关于吏治的改革，神宗都没有复召过王安石来震慑朝堂。这时候很多人都看清了，就变法而言，王安石或许是发起人，但就这个帝国而言，王安石其实也不过是神宗的棋子，变法也不过是神宗加强集权的手段。与其说反对王安石，实际上还是反对宋神宗，反对自己的权利被削弱，但是他们也不能明说啊，还是只能反对王安石。

最后说个总结：王安石在熙丰变法时期的很多政策确实太过于超前，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不可避免会出现走样，变成政府敛财的工具。而他为了开展变法又过速提拔了太多人，导致侥幸之门大开，最终对北宋的政治体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当时韩琦、富弼文彦博们明显也发现了这点，反对变法也是自然了。

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桑弘羊甚至商鞅这类本质上都差不多，大幅度压榨平民暴增中央财税及增强军事实力。

宋常年被辽，西夏两国同时虎视，中前期还要与唃厮啰之类的吐蕃势力交战，所谓冗员冗费冗兵，其实大部分财政支出都给了军队，边境有着大量的常备兵，冗员冗费对比冗兵只是小巫见大巫。同时宋神宗志向远大，典型想要有一番“作为”的皇帝，这类皇帝基本上都是大幅度收拢权利，增强皇权，削弱士大夫制衡能力，使得达到一个“独裁专制”的局面以提高自身施策效率。

欧阳修，富弼这类人以前都是庆历新政的拥护者，为了鼓吹王安石变法把他们想象为保守派属实不妥。事实上这些人是一些传统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士大夫，除了富国强兵外，民生是他们更看重的事，就像庆历新政的主要改革对象是官僚，而不是从民间攫取财富，所以保守派官僚都聚集在吕夷简的旗下反对对自身利益的改革。而王安石变法是想要从民间搜刮财富用来加强国家财政，军事力量，作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文正公的迷弟欧阳修成为反对者是必然的，范仲淹一生都在为民生奔波，欧阳修寻着自己偶像的路必然会反对王安石变法对民间的压榨。而神宗当时一系列的集权改革，甚至成为了徽宗朝猝死的一大原因，因为士大夫失去了制衡皇权的能力同时又遇到了轻佻不可君天下的端王。

当今网络的人鼓吹王安石变法只是因为受了时代，教育之类的影响，基本上都是武皇流风格，民生如何无所谓，民族尊严，扩张第一，集权，集权，爆兵爆兵，打打打，扩核扩核，本质上喜欢的都是军国主义，fxs，就像你看如今经常会评价这个，黑谁，吹谁政治正确很明确的百度历史吧，主要受众可都是当初二战吧暴毙后流窜过去的那些自五工业党fxs，fxs能怎么评价历朝历代还需要多说吗？nazi德国做智商测试的一个题目竟然是考有关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知识。

他们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因为他们认为王安石变法的根本宗旨就是错的

一个政治措施，包括发起的宗旨，也就是要达到什么目标；路线，也就是为实现目标而规划的指导原则；政策，也就是按原则制定的具体办法；执行，通过实际工作把政策落实下去；结果，也即是目标是否完成

现在讨论王安石变法，现在一些人总是在政策、执行层面讨论是非，也就是政策是好的，执行被扭曲了，背离政策的初衷，所以遭到反对，才失败

但是，根本原因，是前者对王安石变法的宗旨就不认同；前者主张的是“民富国强”，而王安石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也就是，民，在王安石变法要做到的目标里，是摆在很朝后的考虑，甚至，是可以牺牲的利益相关方；这与前者把民富做根本的追求，是基本原则对立

而两者对立如何在具体措施里体现呢？说司马光上台后所谓尽费新法，其实是不正确的，现在有人（郑峰）把司马光的改动与新法的措施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国策的区别来了：

1.青苗法，彻底废除；这中间也有反复，元祐元年二月废除青苗法后，不久范纯仁又提出类似的政策，开始司马光同意了，理由是范纯仁的办法反对抑配（摊派），是所谓与司马光对立的苏轼跑到司马光家里，苦口婆心让司马光认识到，只要新法还考核利息收入，青苗法一定会抑配而走上害民的路，这是以商业牟利搞高利贷一定会有的真需要的因为高风险而不贷、没风险的不需要贷款而被强制贷款缴纳利息；除非像现在搞政策扶贫贷款，不考核生息而考核脱贫，不怕折本，不然青苗法一定只会是害民；最后明白过来的司马光带病上朝，把范纯仁骂了一顿，彻底废掉了青苗法

2.免役法：司马光废免役法，但是并不是直接恢复成差役法，他废除免役法后的措施包括以下几个：

免役法里对衙前役的办法保留继续实施免役法，但是明确承担衙前役时首先选派地方官府里的吏胥服役，理由是他们常在官府走动，对官府的行为方式熟悉，能减少损失，他们是内行，而且不容易被官府压榨；另外就是有钱，出事可以找他们赔偿

其他乡役则废除收免役钱，恢复差役法，而理由呢，因为现实里自从实施保甲法后，地方官府把乡役转嫁给保甲免费负担，省下来的钱都当财政收入了；这种现象熙宁七年神宗就问过王安石：现在乡役都由保甲负担还不给人家支付劳务费，这与当初实施免役法的说辞不符，该不会失信与天下吧；结果还是继续，免役钱收着，差役还继续出；司马光就干脆，钱那就别收了

合法化代役，代役是老百姓请人代替自己服差役，本来是私下的操作，司马光给他阳光化了，百姓不愿意出差役可以自行找人代自己去服役，价格自己去谈，只要有人去把差当了，不限制一定是本人；而这个政策的发展的结果，就是南宋时乡村出现义役，啥意思呢？就是乡里几十户人家一起凑钱，安排一个专门去服差役的去官府当差，其他人安心在家从事生产；这种安排里与王安石免役法的区别，是把选择权交给了老百姓自己，而雇役的价格，也是老百姓自己定，免去了贪官污吏中间过一边手

因为服役是按户等负担不同的差役，所以重新核实财产等级，为了避免官吏把穷人户等升高增加负担，引入行政复议制度，老百姓觉得自己划等不对，可以提出重新划等的要求，一起查实财产，确定应负的差役等级

从司马光的改动看的出来，司马光的改革宗旨，核心就是赋权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参与决定自己出差役的方式和参与决定自己差役水平的过程

3.保甲法：废除团操（不论农闲农忙，每五天一次训练），实施每年冬天一个月的训练；这不能叫废除，只能说是调整；

4.保马法：恢复官府养马，延长保马法农户的交马时间，减轻养马户的负担；这实际上也不是废除，而只是改良

5.将兵法：开始准备废除，但是经与兵部讨论，将兵法继续，恢复了更戍法，反而把旧法里那些军职给废除了；这里体现司马光对将兵法改革只是对造成官僚体系肿大不满，至于瘦身，只要减少官吏，对于采用那种制度他并不固执；

6.农田水利法：保持，继续推进

这是司马光对新法的态度，我们看实际上司马光并不是对新法的具体措施不满，改的是针对害民的部分进行调整，实际除了青苗法外，其他都没搞一刀切，而是按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整，而原则，是扩大百姓的自主权，搞官退民进

再如苏轼在元祐任杭州刺史期间，按阶级分析法对免疫法和差役法在民间进行了利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杭州百姓中间，富裕地区拥护免役法，贫困地区支持差役法，而同一地区，富户和贫户支持差役法，中等户支持免役法；等等，最后得出结论，是：免役法伤害的是富户和贫户，得利的是中等户；而差役法相反；经济原因是：富户有利承担差役，免役法让他们同等的差役支付更多的免役钱，而贫户差役法不负担差役，免役法收助役钱是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但是中等户基本前后负担差异不大，而省下时间可以自主安排生产，有好处；苏轼的调查，也说明，司马光他们说的为民，并不是现在人所谓民是富人，差役法除了方便了富户外，差役法也确实是受贫困户、困难户欢迎的

作为行政经验丰富、对历史兴衰教训铭记在心的前者那些名臣们，当然知道，老百姓过不下去是要造反的，这种过不下去，不是所有人过不下去，而是只要一部分最穷的人过不下去，就要出事；任何政策的制定，他要能保底；看着王安石变法在增加那些底层贫困人口的负担，他们当然会反对：你富国强兵，不要在外战没搞出什么名堂的同时，再把内部搞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