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传统上认为的北宋名臣如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人在很多历史小说里都成了丑角？
这确实是许多历史爱好者和读者经常会感到困惑的地方——那些在正史中赫赫有名、德高望重的大臣，怎么到了小说里就变得面目全非，甚至沦为“丑角”？这背后其实牵涉到历史叙事、文学创作、读者期待以及时代变迁等多个层面的复杂原因。
一、 文学创作的“戏剧化”需要：忠实历史vs.好看故事
首先，最根本的一点是，历史小说毕竟是小说，它的首要任务是“好看”，是能吸引读者、引人入胜。历史本身有时是枯燥的、漫长的，如果完全照搬史书的记载，即便人物再伟大，读起来也可能索然无味。
制造冲突与戏剧张力： 戏剧冲突是吸引读者的关键。将原本正直、圆滑的政治家塑造成迂腐、固执，甚至是贪婪、奸诈的形象，能够立刻制造出尖锐的矛盾。比如，司马光被描绘成顽固保守，反对王安石变法，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对立性。如果将这种对立放大，甚至将他的保守描绘成阻碍国家进步的“绊脚石”，那故事的可看性就大大提升了。
塑造鲜明的人物对比： 为了衬托某些“正面”或“反面”的形象，作者往往需要设置一些鲜明的对比。如果小说主角是改革者（如王安石），那么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如司马光）就很容易被塑造成阻挠进步的负面角色。反之亦然。这种“非黑即白”的人物设定，虽然不符合史实，但却能让读者的观感更直接、更强烈。
简化复杂的人性： 历史人物，尤其是身居高位的大臣，其人生轨迹和政治立场往往是复杂而多面的。在有限的篇幅里，要详细解释人物的动机、权谋、时代的局限性，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为了让读者快速理解人物的“功能”，小说作者常常会选择简化人物的性格，将他们脸谱化。司马光的“保守”，文彦博的“圆滑”，苏轼的“恃才傲物”或“不谙世事”，这些标签化的特质，比 nuanced 的描写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和记住。
二、 历史叙事的“角度”问题：谁在讲述历史？
历史本身就带有叙事者的立场和偏见。而历史小说，更是将这种“角度”放大到了极致。
“同情之理解”的缺失： 史书的撰写，尤其是正史，往往有着自己的褒贬尺度。但即使是正史，也尽量在有限的范围内展示人物的全面性。而历史小说，尤其是很多民间流传的故事，其视角可能更倾向于某个群体、某个党派，甚至是某种世俗的价值判断。
“文人相轻”的民间演绎： 历史上的文人集团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党派之争、观点分歧。这些矛盾在民间故事或小说中，往往会被放大、曲解，甚至是被赋予了更强烈的个人恩怨色彩。例如，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在历史上就存在巨大的争议。小说可能会更加偏向某一方，并将另一方的代表人物描绘得更加负面。
“造神”与“贬神”的循环： 历史人物的评价，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也在变化。有时候，为了突出某个时期的“主流”价值，就会对一些历史人物进行“神化”或“妖魔化”。例如，在某些批判封建保守的时代，司马光这样的保守派代表人物自然容易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三、 读者期待的“猎奇”心理：从“帝王将相”到“凡人悲喜”
近些年来，读者对历史的阅读口味也发生了变化。
从宏大叙事到个人命运： 早期的小说可能更侧重于讲述王朝的兴衰、朝堂的斗争，这些宏大叙事容易将人物塑造成符合其政治身份的“符号”。但现代的读者，更倾向于关注人物的个人命运、情感纠葛、内心的挣扎。将这些大名鼎鼎的大臣“拉下神坛”，让他们展现出普通人的七情六欲，甚至是缺点和错误，反而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反英雄”的吸引力： 完美无瑕的人物往往缺乏吸引力。那些有缺点、有软肋、经历过失败和痛苦的人物，反而更容易让读者产生代入感。将司马光描绘成一个虽然有才华但过于固执的“老古板”，将苏轼塑造成一个虽然风流才子但常常惹祸的“浪子”，这样的“反英雄”形象，反而比“圣人”形象更具魅力。
迎合大众的“朴素正义观”： 很多时候，小说的价值观是基于大众的朴素正义观。如果一个人物在历史上的行为，在现代人看来似乎“不那么对”，比如司马光在某些事件中的决策，或者苏轼因政治问题被贬谪，小说作者可能会抓住这些点，放大其“负面”或“可笑”的成分，以满足读者对“好人有好报，坏人受惩罚”的期待。
四、 具体人物的“小说化”演绎：
我们以你提到的几位为例，看看他们是如何被“丑角化”的：
司马光：
“守旧派”的代表： 在关于王安石变法的描写中，司马光往往被塑造成顽固不化、反对一切改革的代表。小说可能会夸大他“砸缸”时的“愚蠢”表现（虽然“砸缸”只是一个幼年的故事，与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关系不大），将其放大为他整个政治生涯的写照，暗示他缺乏远见和创新精神。
“迂腐”与“不近人情”： 他的严谨、一丝不苟，在小说中可能被描绘成迂腐、不近人情，不懂得变通。比如，他对礼仪的坚持，对规矩的看重，在需要灵活应变的场合，就容易变成一种“缺点”。
“保守”的工具化： 为了衬托改革者的英明神武，司马光的“保守”就被无限放大，甚至被描绘成阻碍国家发展的罪魁祸首。
文彦博：
“老狐狸”与“政治投机者”： 文彦博在北宋后期，经历了多位皇帝和政治派系的更迭，他能够左右逢源，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全身而退，甚至能获得高位。这种能力，在小说中很容易被解读为“圆滑”、“世故”，甚至是“投机取巧”。
“墙头草”与“ Opportunist ”： 他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游走，有时支持这个，有时支持那个，这种“机会主义”的色彩，在小说叙事中，往往会被简化为“墙头草”，为了个人利益而改变立场。
“滑头”与“世故”的负面化： 他的老练、他对政治局势的精准判断，在小说中可能被包装成一种“算计”，一种不真诚的表现，让人觉得他不值得信赖。
苏轼：
“恃才傲物”的典型： 苏轼才华横溢，但他的诗词歌赋也常常带有“狂放不羁”的色彩。在小说中，这种“狂放”可能被放大为“恃才傲物”，认为他不把朝廷、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不谙世事”的“闯祸精”： 苏轼一生多次被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诗文触犯了朝廷的敏感神经，被解读为“讽刺朝政”。在小说中，这很容易被描绘成他不顾后果，因为“文笔不好”而自讨苦吃，变成一个“不谙世事”的“纨绔子弟”或“问题少年”。
“风流”与“浪荡”的过度解读： 苏轼的生活虽然不算极端节俭，但也并非“浪荡”。然而，小说为了增加人物的“色彩”，可能会将他一些生活化的描写，例如他的饮酒、交友，过度解读为“风流”、“浪荡”，甚至与“不务正业”联系起来。
总结来说， 传统北宋名臣在很多历史小说中沦为“丑角”，并非是因为他们真的“丑”，而是文学创作为了追求戏剧效果、塑造鲜明人物、满足读者期待而进行的一种“再创作”。这种创作往往会放大人物的某个特质，简化其复杂性，并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来审视和评判他们。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历史小说都是如此。优秀的“历史小说”会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更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和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但对于很多商业化运作的、以吸引眼球为目的的网络小说或通俗历史读物来说，将这些历史人物“脸谱化”、“漫画化”，无疑是更快捷、更有效的方式。
我们作为读者，在欣赏这些作品时，也要保持一份清醒的头脑，理解小说与史实的区别，将小说当成一种娱乐，而不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一、 文学创作的“戏剧化”需要：忠实历史vs.好看故事
首先，最根本的一点是，历史小说毕竟是小说，它的首要任务是“好看”，是能吸引读者、引人入胜。历史本身有时是枯燥的、漫长的，如果完全照搬史书的记载，即便人物再伟大，读起来也可能索然无味。
制造冲突与戏剧张力： 戏剧冲突是吸引读者的关键。将原本正直、圆滑的政治家塑造成迂腐、固执，甚至是贪婪、奸诈的形象，能够立刻制造出尖锐的矛盾。比如，司马光被描绘成顽固保守，反对王安石变法，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对立性。如果将这种对立放大，甚至将他的保守描绘成阻碍国家进步的“绊脚石”，那故事的可看性就大大提升了。
塑造鲜明的人物对比： 为了衬托某些“正面”或“反面”的形象，作者往往需要设置一些鲜明的对比。如果小说主角是改革者（如王安石），那么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如司马光）就很容易被塑造成阻挠进步的负面角色。反之亦然。这种“非黑即白”的人物设定，虽然不符合史实，但却能让读者的观感更直接、更强烈。
简化复杂的人性： 历史人物，尤其是身居高位的大臣，其人生轨迹和政治立场往往是复杂而多面的。在有限的篇幅里，要详细解释人物的动机、权谋、时代的局限性，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为了让读者快速理解人物的“功能”，小说作者常常会选择简化人物的性格，将他们脸谱化。司马光的“保守”，文彦博的“圆滑”，苏轼的“恃才傲物”或“不谙世事”，这些标签化的特质，比 nuanced 的描写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和记住。
二、 历史叙事的“角度”问题：谁在讲述历史？
历史本身就带有叙事者的立场和偏见。而历史小说，更是将这种“角度”放大到了极致。
“同情之理解”的缺失： 史书的撰写，尤其是正史，往往有着自己的褒贬尺度。但即使是正史，也尽量在有限的范围内展示人物的全面性。而历史小说，尤其是很多民间流传的故事，其视角可能更倾向于某个群体、某个党派，甚至是某种世俗的价值判断。
“文人相轻”的民间演绎： 历史上的文人集团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党派之争、观点分歧。这些矛盾在民间故事或小说中，往往会被放大、曲解，甚至是被赋予了更强烈的个人恩怨色彩。例如，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在历史上就存在巨大的争议。小说可能会更加偏向某一方，并将另一方的代表人物描绘得更加负面。
“造神”与“贬神”的循环： 历史人物的评价，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也在变化。有时候，为了突出某个时期的“主流”价值，就会对一些历史人物进行“神化”或“妖魔化”。例如，在某些批判封建保守的时代，司马光这样的保守派代表人物自然容易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三、 读者期待的“猎奇”心理：从“帝王将相”到“凡人悲喜”
近些年来，读者对历史的阅读口味也发生了变化。
从宏大叙事到个人命运： 早期的小说可能更侧重于讲述王朝的兴衰、朝堂的斗争，这些宏大叙事容易将人物塑造成符合其政治身份的“符号”。但现代的读者，更倾向于关注人物的个人命运、情感纠葛、内心的挣扎。将这些大名鼎鼎的大臣“拉下神坛”，让他们展现出普通人的七情六欲，甚至是缺点和错误，反而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反英雄”的吸引力： 完美无瑕的人物往往缺乏吸引力。那些有缺点、有软肋、经历过失败和痛苦的人物，反而更容易让读者产生代入感。将司马光描绘成一个虽然有才华但过于固执的“老古板”，将苏轼塑造成一个虽然风流才子但常常惹祸的“浪子”，这样的“反英雄”形象，反而比“圣人”形象更具魅力。
迎合大众的“朴素正义观”： 很多时候，小说的价值观是基于大众的朴素正义观。如果一个人物在历史上的行为，在现代人看来似乎“不那么对”，比如司马光在某些事件中的决策，或者苏轼因政治问题被贬谪，小说作者可能会抓住这些点，放大其“负面”或“可笑”的成分，以满足读者对“好人有好报，坏人受惩罚”的期待。
四、 具体人物的“小说化”演绎：
我们以你提到的几位为例，看看他们是如何被“丑角化”的：
司马光：
“守旧派”的代表： 在关于王安石变法的描写中，司马光往往被塑造成顽固不化、反对一切改革的代表。小说可能会夸大他“砸缸”时的“愚蠢”表现（虽然“砸缸”只是一个幼年的故事，与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关系不大），将其放大为他整个政治生涯的写照，暗示他缺乏远见和创新精神。
“迂腐”与“不近人情”： 他的严谨、一丝不苟，在小说中可能被描绘成迂腐、不近人情，不懂得变通。比如，他对礼仪的坚持，对规矩的看重，在需要灵活应变的场合，就容易变成一种“缺点”。
“保守”的工具化： 为了衬托改革者的英明神武，司马光的“保守”就被无限放大，甚至被描绘成阻碍国家发展的罪魁祸首。
文彦博：
“老狐狸”与“政治投机者”： 文彦博在北宋后期，经历了多位皇帝和政治派系的更迭，他能够左右逢源，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全身而退，甚至能获得高位。这种能力，在小说中很容易被解读为“圆滑”、“世故”，甚至是“投机取巧”。
“墙头草”与“ Opportunist ”： 他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游走，有时支持这个，有时支持那个，这种“机会主义”的色彩，在小说叙事中，往往会被简化为“墙头草”，为了个人利益而改变立场。
“滑头”与“世故”的负面化： 他的老练、他对政治局势的精准判断，在小说中可能被包装成一种“算计”，一种不真诚的表现，让人觉得他不值得信赖。
苏轼：
“恃才傲物”的典型： 苏轼才华横溢，但他的诗词歌赋也常常带有“狂放不羁”的色彩。在小说中，这种“狂放”可能被放大为“恃才傲物”，认为他不把朝廷、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不谙世事”的“闯祸精”： 苏轼一生多次被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诗文触犯了朝廷的敏感神经，被解读为“讽刺朝政”。在小说中，这很容易被描绘成他不顾后果，因为“文笔不好”而自讨苦吃，变成一个“不谙世事”的“纨绔子弟”或“问题少年”。
“风流”与“浪荡”的过度解读： 苏轼的生活虽然不算极端节俭，但也并非“浪荡”。然而，小说为了增加人物的“色彩”，可能会将他一些生活化的描写，例如他的饮酒、交友，过度解读为“风流”、“浪荡”，甚至与“不务正业”联系起来。
总结来说， 传统北宋名臣在很多历史小说中沦为“丑角”，并非是因为他们真的“丑”，而是文学创作为了追求戏剧效果、塑造鲜明人物、满足读者期待而进行的一种“再创作”。这种创作往往会放大人物的某个特质，简化其复杂性，并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来审视和评判他们。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历史小说都是如此。优秀的“历史小说”会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更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和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但对于很多商业化运作的、以吸引眼球为目的的网络小说或通俗历史读物来说，将这些历史人物“脸谱化”、“漫画化”，无疑是更快捷、更有效的方式。
我们作为读者，在欣赏这些作品时，也要保持一份清醒的头脑，理解小说与史实的区别，将小说当成一种娱乐，而不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网友意见
看《宰执天下》有感。到底应该如何评价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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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许多历史爱好者和读者经常会感到困惑的地方——那些在正史中赫赫有名、德高望重的大臣，怎么到了小说里就变得面目全非，甚至沦为“丑角”？这背后其实牵涉到历史叙事、文学创作、读者期待以及时代变迁等多个层面的复杂原因。一、 文学创作的“戏剧化”需要：忠实历史vs.好看故事首先，最根本的一点是，历史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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