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对历史上各地区GDP情况的估计？
安格斯·麦迪逊爵士对历史上各地区GDP情况的估计，无疑是经济史研究领域一个极为宏大且极具影响力的工作。他穷尽毕生精力，试图量化并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漫长历史时期的经济表现，为我们理解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各种社会经济变革的深层原因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框架。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这项工作的开创性。在麦迪逊之前，如此系统、跨越千年、覆盖全球范围的经济总量估计是难以想象的。他不仅仅是简单地将现代的GDP概念套用到古代，而是深入研究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考古发现、人口普查记录、税收档案、贸易数据等等，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严谨的估算方法。他清晰地认识到，要进行跨时空的比较，必须解决货币单位、购买力、经济结构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因此，他不得不进行大量的“估算中的估算”，比如通过估算人口、人均产出（基于劳动生产率、农业产出等）来反推GDP总量。这是一种在信息极度稀缺情况下，利用现有零散证据进行的“重建”工作，其难度和价值不言而喻。
麦迪逊的估算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那就是全球经济的“中心”在漫长的历史中曾经发生过巨大的转移。长期以来，我们可能习惯于认为西方工业革命后，欧洲及其后裔（如北美）才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者。但麦迪逊的研究则展示了一个更为复杂和动态的历史图景。例如，他的数据表明，在公元1000年左右，甚至更晚的时期，中国和印度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远高于许多欧洲国家。这挑战了许多关于“西方崛起”的简单叙事，提醒我们，在工业革命之前，亚洲的经济体量和复杂程度是相当可观的，它们曾经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
当然，任何对如此漫长历史时期的估算都必然伴随着争议和局限性。这是这项工作的本质，也是它不断被讨论和完善的根源。
首先是数据和方法的局限。历史记录的碎片化和不完整性是无法回避的挑战。尤其是在古代，许多地区的经济活动并没有被详细记录，或者记录质量不高。麦迪逊不得不依赖于一系列假设和推断。例如，对人均产出的估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农业产出的判断，而农业产出的准确估算本身就充满挑战。此外，不同地区在计算GDP时，其经济结构的侧重点也可能不同，比如非商品化经济（如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如何纳入估算，就是一个持续讨论的议题。
其次是“GDP”概念本身的适用性。GDP作为衡量现代市场经济产出的工具，在应用于前现代社会时，其概念的边界需要被审慎对待。例如，古代经济中，家庭内部生产、社区互助、非市场交易等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些如何完全纳入GDP的范畴，以及如何保持跨区域的同质性，是很难做到完美的。麦迪逊的估算更多的是一种“经济规模”的近似，而非完全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GDP。
再者，不同学者的研究方法和侧重点可能导致不同的估算结果。虽然麦迪逊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基准，但后来的学者们在运用新史料、改进估算模型后，也会对某些时期或地区的GDP数据提出修正意见。这并非否定麦迪逊的贡献，而是学术研究不断深化的体现。例如，关于中国明清时期的经济规模，不同研究者基于对农业、手工业、商业等不同领域的侧重，可能会得出略有差异的结论。
尽管存在这些争议和局限，安格斯·麦迪逊爵士的工作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宏观历史”的框架，让我们能够在一个长时段、跨区域的视角下，审视人类经济发展的轨迹。他的数据让我们看到了工业革命是如何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扮演了一个“断裂性”的角色，以及之前的世界经济又是如何运作的。他的研究激发了无数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的进一步探索，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前世界的经济不平等是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步形成的。总而言之，麦迪逊的估算是一项伟大的、即便不完美也极为宝贵的智力遗产，它为我们理解全球经济史打开了一扇前所未有的窗口。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这项工作的开创性。在麦迪逊之前，如此系统、跨越千年、覆盖全球范围的经济总量估计是难以想象的。他不仅仅是简单地将现代的GDP概念套用到古代，而是深入研究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考古发现、人口普查记录、税收档案、贸易数据等等，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严谨的估算方法。他清晰地认识到，要进行跨时空的比较，必须解决货币单位、购买力、经济结构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因此，他不得不进行大量的“估算中的估算”，比如通过估算人口、人均产出（基于劳动生产率、农业产出等）来反推GDP总量。这是一种在信息极度稀缺情况下，利用现有零散证据进行的“重建”工作，其难度和价值不言而喻。
麦迪逊的估算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那就是全球经济的“中心”在漫长的历史中曾经发生过巨大的转移。长期以来，我们可能习惯于认为西方工业革命后，欧洲及其后裔（如北美）才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者。但麦迪逊的研究则展示了一个更为复杂和动态的历史图景。例如，他的数据表明，在公元1000年左右，甚至更晚的时期，中国和印度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远高于许多欧洲国家。这挑战了许多关于“西方崛起”的简单叙事，提醒我们，在工业革命之前，亚洲的经济体量和复杂程度是相当可观的，它们曾经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
当然，任何对如此漫长历史时期的估算都必然伴随着争议和局限性。这是这项工作的本质，也是它不断被讨论和完善的根源。
首先是数据和方法的局限。历史记录的碎片化和不完整性是无法回避的挑战。尤其是在古代，许多地区的经济活动并没有被详细记录，或者记录质量不高。麦迪逊不得不依赖于一系列假设和推断。例如，对人均产出的估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农业产出的判断，而农业产出的准确估算本身就充满挑战。此外，不同地区在计算GDP时，其经济结构的侧重点也可能不同，比如非商品化经济（如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如何纳入估算，就是一个持续讨论的议题。
其次是“GDP”概念本身的适用性。GDP作为衡量现代市场经济产出的工具，在应用于前现代社会时，其概念的边界需要被审慎对待。例如，古代经济中，家庭内部生产、社区互助、非市场交易等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些如何完全纳入GDP的范畴，以及如何保持跨区域的同质性，是很难做到完美的。麦迪逊的估算更多的是一种“经济规模”的近似，而非完全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GDP。
再者，不同学者的研究方法和侧重点可能导致不同的估算结果。虽然麦迪逊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基准，但后来的学者们在运用新史料、改进估算模型后，也会对某些时期或地区的GDP数据提出修正意见。这并非否定麦迪逊的贡献，而是学术研究不断深化的体现。例如，关于中国明清时期的经济规模，不同研究者基于对农业、手工业、商业等不同领域的侧重，可能会得出略有差异的结论。
尽管存在这些争议和局限，安格斯·麦迪逊爵士的工作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宏观历史”的框架，让我们能够在一个长时段、跨区域的视角下，审视人类经济发展的轨迹。他的数据让我们看到了工业革命是如何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扮演了一个“断裂性”的角色，以及之前的世界经济又是如何运作的。他的研究激发了无数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的进一步探索，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前世界的经济不平等是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步形成的。总而言之，麦迪逊的估算是一项伟大的、即便不完美也极为宝贵的智力遗产，它为我们理解全球经济史打开了一扇前所未有的窗口。
网友意见
这个贴伪科普一下。首先，GDP这个词1930年代才出现，古代不可能有统计的，现在市面上的历史GDP数据都是通过对古籍中人口数据、粮食产量、贸易额、财政收入、工业产值（工业革命期间）等有记载的东西，综合起来进行估计，没有准确答案的。
而麦迪森的估计方法，以现在的角度看还是比较粗糙的，简单得吓人。他首先是将农业和粮食产量做个中西对比，然后据此对古代中国做个人均GDP的估计（以1990年国际元为标杆）。
而且这个估计，其实也就分了三个时期：1300年以前中国人均GDP为450国际元，1300-1820年中国人均GDP为600国际元（精元狂喜？不过估计他的本意大概是南宋的水田技术有了较大进步，使得人均粮产提升不少，而这种技术进步到元明清基本停滞了），晚清人均GDP为530国际元。然后再根据这个标准乘以人口数字，以得出GDP的总量。
老实说，以这个方法，我也可以算出中国历朝历代的GDP变化，就看人口数量采用哪个数字而已。
麦迪森对中国历代人口的估计其实也是可以商榷的，汉朝主要采用《汉书》里的原始户籍人口，宋以后的人口则采用现代学者估计。
这里可以解答一下很多人比较关心的两个问题，一个宋一个清。
宋朝GDP在书中是占世界22%，并非网上流传的50-70%，因为该书采的时间点是1000年。其一，真宗初年的宋朝显然远未达到人口巅峰，其次该书采用的该年中国人口（5900万）也算不上非常多，人均也是采用的450元的较低标准，所以乘上去以后总量并不是很高，比该年的印度低70亿国际元左右。
当然，如果按照该书的标准，可能倒的确可以得出北宋GDP直到灭亡都在不断增长的结论，因为《宋史》里宋朝口数巅峰是在徽宗时（笑）。
清朝的数据涉及很多人问的问题，那就是麦迪森有没有高估了古代天朝的生产力，其实没有，无论是450还是600，在该书中都算不上很高的数目。例如，罗马帝国（意大利本土）人均GDP估计为809国际元，文艺复兴意大利更达1100国际元，工业革命前英国为1706国际元，而书中传统社会巅峰是1700年的荷兰（2130国际元）。
可以看出，作者对文艺复兴后西方人均GDP的“设定”其实确实是高过大清不少的，但是因为传统社会都是农业为本，高不到哪里去，最后还是架不住大清人多（书中的英国GDP仅包括不列颠范围，不算印度）。于是最终总量算出来，清朝还是占世界三分之一左右（书中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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