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化、城镇化时代，乡贤自治很可怕吗？和土地流转有关系吗？
乡贤自治：是“治”还是“霸”？
我们先来聊聊“乡贤自治”。说起来，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古代，乡村的很多事务，比如调解邻里纠纷、组织公益活动、甚至一些简单的基层管理，都是由地方上有德行、有声望的老人或家族代表来处理的。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持乡村秩序、化解矛盾的作用。
放到今天，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了农村人口的迁徙，许多村庄面临着青壮年劳动力外流、村庄组织力量相对薄弱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挖掘和发挥乡贤的作用，被一些人视为一种“回归”和“补充”。乡贤们可能出资出力，组织村民参与环境整治、建设公共设施，或者在一些具体事务上协调各方意见。
那么，为什么有人会觉得“乡贤自治”可怕呢？这就像一把双刃剑，关键在于“自治”的边界和方式。
潜在的权力滥用和人治色彩： 如果乡贤的“自治”脱离了法治的轨道，过度依赖个人威望和人情关系，就容易出现“人治”大于“法治”的情况。乡贤可能会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干预村庄事务，甚至将个人好恶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例如，在征地拆迁、村务管理、甚至土地使用等方面，可能会出现不公平对待，或者为自己及亲友谋取私利。这种情况下，普通村民如果没有乡贤那样的“靠山”或“话语权”，就可能成为被摆布的对象，甚至遭受不公正待遇。
阻碍改革和创新： 乡贤的观念可能相对传统，他们习惯于用过去的方式解决问题。在需要打破旧有格局、引入新模式、尝试新技术的关键时刻，一些乡贤的保守思想可能会成为阻力，甚至扼杀掉一些有潜力的发展机会。例如，在一些需要较大规模土地流转、引进新型农业合作社或企业的情况下，如果乡贤们固守过去的土地承包关系或者对外部力量持抵触态度，就可能延缓或阻碍乡村经济的发展。
利益集团的形成： 少数强势乡贤可能形成一个事实上的利益小集团，利用其影响力来掌控村庄的资源分配。村民们可能会因为害怕得罪乡贤，或者因为自身力量薄弱，而不得不顺从，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乡霸”或“村官”的变种。这种自治，更像是少数人的“自肥”，而非全体村民的“自治”。
边界不清与法律冲突： 乡贤自治的很多行为，如果与国家法律法规发生冲突，就存在法律风险。例如，一些乡贤可能会以“习惯法”的名义，做出超越法律权限的决定，这对现代法治社会来说是危险的。
乡贤自治与土地流转：利益的交织点
再来看“土地流转”。工业化和城镇化最直接的影响之一，就是农村土地的价值被重新审视。大量人口进城，耕地撂荒，但同时，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以及资本对农业的投资，又催生了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需求。
土地流转，就是指农民将其承包的土地经营权，通过租赁、转让、互换、入股等方式，流转给其他组织或个人。这背后，牵扯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农民的根本利益。
那么，乡贤自治和土地流转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乡贤成为土地流转的“关键人物”： 在很多乡村，土地流转的程序、定价、合同的签订，往往需要村民大会的同意，或者由村两委（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来主导。而乡贤，由于其在村庄的地位和影响力，很可能就是村两委成员，或者能够影响村两委的决策。
积极方面： 有些乡贤可能对土地流转有清晰的认识，能够帮助村民争取到更好的流转价格和合同条款，引进有实力的企业，促进农业现代化。他们可能利用自己的资源和人脉，为村民的土地找到靠谱的流转对象，并监督流转过程的规范化。
消极方面： 但反过来，如果乡贤的自治带有私心，他们可能会利用自己在土地流转中的话语权，为自己亲近的人谋取土地，或者以较低的价格将土地流转给与自己有利益往来的对象，从而从中渔利。他们也可能为了维护自己家族或派别的利益，阻碍正常的土地流转，或者只允许特定的人参与流转。
2. 乡贤的观念影响土地流转的模式： 乡贤的土地观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土地流转的方向。
保守派乡贤： 可能更倾向于维持传统的家庭承包经营模式，对规模化、企业化经营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会破坏农村的传统和农民的土地权利，从而阻碍大规模的土地流转。
改革派乡贤： 可能更愿意接受新的经营模式，认识到规模化经营的优势，积极推动土地流转，引入新技术、新理念，带领村民致富。
3. 乡贤自治可能成为阻碍土地流转的“内在因素”： 在一些村庄，由于乡贤自治的权力运作不透明，或者乡贤本身就掌握着村庄的土地资源，他们可能会利用这种影响力，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设置障碍，比如抬高租金、限制流转对象、甚至直接将土地“内部消化”，从而阻碍更有效率的土地利用。
4. 土地流转的收益分配可能加剧乡贤的影响力： 土地流转如果带来了可观的收益，而这些收益的分配又掌握在乡贤手中，或者乡贤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协调角色，那么他们的影响力会进一步巩固。这种情况下，村民为了获得土地流转的收益，或者为了在收益分配中占据优势，可能会更加依赖和顺从乡贤。
总结来说，乡贤自治“可怕”与否，核心在于其“自治”的性质和实践方式。
如果乡贤自治是以法治为基础，以公共利益为导向，能够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弥补基层组织的不足，促进乡村发展，那么它就可能是一种积极的力量。 比如，有乡贤积极组织村民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带领大家发展特色农产品，这当然是好事。
但如果乡贤自治蜕变为人治、权力寻租、利益集团的温床，甚至阻碍改革，那么它就可能成为一种“可怕”的存在。 特别是在土地流转这样涉及巨大利益和农民根本权利的领域，如果乡贤的自治带有偏私，就会让农民的土地“流”向了不该去的地方，或者“流”得极不公平。
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挑战是客观存在的，乡村治理的难题也亟待解决。在探索新的乡村治理模式时，我们既要看到乡贤可能带来的积极作用，也要警惕其中潜在的风险，并确保任何形式的“自治”都不能脱离法治的框架，最终是为了维护和发展全体村民的根本利益。土地流转作为乡村经济改革的重要环节，与乡贤自治的互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乡村发展的方向和农民的福祉。
网友意见
今天上午，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7宗罪，山西古交原首富耿建平一审获刑25年，大儿子耿威龙被判二十年，儿媳寇静瑶另案处理。
耿建平本是贫农出身的黑煤窑老板，通过金钱买通不法官员、暴力征服违逆群众，抢占煤矿、私挖滥采、垄断运输，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今天上午，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耿建平、耿威龙等人涉黑案一审公开宣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耿建平通过经营矿产、非法采矿等方式积累资金，攫取了巨额财产，于2005年8月成立古交市四心煤焦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12月当选耿家庄村村民委员会主任，2008年10月购买大巴车开始经营古交到太原之间的公路客运。
耿建平、耿威龙等人以其控制经营的公司和耿家庄村两委为依托，采用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实施强迫交易、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占用农用地、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逐渐形成了以黑社会性质组织。
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对古交往返太原的客运经营行业形成非法控制，获取了巨额经济利益，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法院依法判决：耿建平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非法采矿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故意伤害罪、重婚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耿威龙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其余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十二年六个月到一年二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耿建平，男，汉族，1968年6月30日出生，身高178厘米左右，重大涉黑有组织犯罪人员。
但不满足于现状的他，借助古交是全国焦煤重要生产基地之一的地理位置，在国家煤炭事业起步之际，窥得先机，在当地私开煤窑，以挖取煤炭来获得高额利润，此后因此而发家致富。

利用强硬后台，一步登天
但之后因私开煤窑、逃税漏税3000万，并打死一名童工而被警方抓捕。其后通过疏通关系，成功取保候审，最后逃脱法律制裁。此后，耿建平意识到“走后门”的重要性，并开始与山西前首富张新明交好。
此后有了强硬后台的支撑，再加上其圆滑的处世方式，耿建平摇身一变，成为古交市人大代表同时身兼河口镇耿家庄村支书，从此开启了他一步登天的权势生活。“身居高位”后，耿建平愈加张狂，每到村支书换届选举，若有不选他之人，便以暴力方式解决。

欲望膨胀，组建犯罪团伙，鱼肉百姓
从此后，耿建平利用手中权势，在村中横征暴敛，利用煤矿敛财。经过十几年的“暴力经营”，其名下已有7家公司，并成立了一个以儿子、亲戚为主要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有钱之后，耿建平变得愈加膨胀，不仅在当地建立了豪华私人别墅，还在山顶修建豪华私人游泳池，总计占用300余亩土地。而这些都是其手下之人横征暴敛从当地农民手里抢夺而来，若有人胆敢稍有不顺，便会以暴力镇压。

不仅如此，耿建平还利用职务之便，对祖坟大兴土木，捣毁200余亩林地，砍倒4万棵林木用作改造祖坟。并垄断从古交往返太原的大巴以及面包车生意，当地人怨声载道，却被迫忍受其危害。
巨额豪华婚礼，轰动全国，获新成员加入
于2007年，儿子耿威龙结婚，奢华的婚礼轰动全国。十里红妆，12辆悍马加持，160桌流水宴，并邀请阿宝、蒋大为等著名演唱家到场表演庆贺，此次婚礼价值千万。后又出资助儿子成立公司，还将公司财务交到儿媳手中。
耿建平为尽快抱上孙子，勒令一年之内育有一子，奖励儿媳200万，若是孙女，奖励100万。其后耿威龙夫妇共育有4个孩子，而儿媳寇静瑶也一度“母凭子贵”，获得公公赏识，而加入黑社会组织，成为其中一员。

为虎作伥，终有一劫
但好景不长，鱼肉百姓的富贵生活并没有维持很久，被2009年的一场关于焦煤领域的反腐行动伤及根基。而耿建平引以为傲的强硬后台张新成在此次活动中倒台，于2010年因涉嫌伪造护照、37次非法越境而被警方通缉。
2011年，张新明自首，三年后又因涉嫌洗钱被警方抓获，这意味着耿建平为虎作伥的日子到头了。而耿建平也因此遭受殃及，在张新明被捕后，他也曾被警方控制，但不久又被释放。

善恶终有时，难逃法网
耿建平原以为自己十分幸运，会因此逃过一劫，但令他没想到的是，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整治活动随之而来。于同年9月，以耿建平为首的黑恶势力被警方抓捕，查封其9处房产。于次年7月24日，将其儿媳寇静瑶在榆次某居民楼成功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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