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大陆公元前四千年左右始，有几个区域性的土著文化互相连锁形成一个更大的文化圈，他就是华夏文化圈吗？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得先摆脱一个“从天而降”或者“一蹴而就”的刻板印象。实际上，任何伟大的文化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一个漫长、曲折、充满了互动和融合的过程。在公元前四千年前后，东亚大陆上，尤其是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已经孕育出了一些相当有特色、有根基的早期文明。
比如，在黄河中下游，像仰韶文化，特别是其晚期的庙底沟类型，就展现出了相当高的制陶水平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那些彩陶上流畅的图案，比如“花瓣纹”、“鸟纹”，不仅仅是装饰，它们很可能承载着早期信仰、审美观念，甚至是社会结构的信息。而更往西边，比如在甘肃、青海一带，马家窑文化更是以其精美绝伦的彩陶闻名，那种螺旋纹、舞蹈纹，充满了动感和生命力，展现了当地人的生活情趣和技艺高峰。
同时，在长江流域，也不遑多销。比如，在长江下游，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的演进，更是代表了一个令人惊叹的进步。良渚的玉器，尤其是玉琮、玉璧，工艺精湛得让人难以置信，上面还刻有神秘的兽面纹，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宗教祭祀体系和强大的统治阶层。而在长江中游，像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也都在发展自己的特色，陶器、玉器、甚至初步的城址都显示出文明的曙光。
那么，这些分散在不同地理区域的早期文化，是怎么“互相连锁”形成一个更大文化圈的呢？这背后其实是一系列复杂的互动机制：
1. 物产的交流与贸易： 这是最直接也最根本的联系。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资源禀赋。比如，黄河流域可能盛产粟等旱地作物，而长江流域则以稻米为主。但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随着交流的深入，农作物种子、饲料等也会在不同区域间传播。更重要的是，一些稀缺的、具有特殊价值的物品会成为早期贸易的“硬通货”。比如，良渚文化那些精美的玉器，它们不只是生活用品，更像是权力、地位和宗教权威的象征，这些昂贵的物品自然会在精英阶层之间流通，将相隔千里的地区联系起来。反过来，黄河流域的某些优质陶器，或者某些矿产资源，也可能被送到南方交换。
2. 技术的传播与学习： 制陶技术、农业耕作技术、甚至是一些早期的金属冶炼技术，都不是孤立发展的。当一个区域在某方面取得了突破，这种技术很可能会通过人群的迁徙、货物的交换等方式传播出去。例如，仰韶文化的彩陶技术后来影响了许多周边文化，而良渚文化的高超制玉工艺也肯定会在一定范围内引起关注和模仿，哪怕无法达到同样的高度。这种技术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3. 观念与信仰的渗透： 随着物品和技术的流动，伴随而来的还有人们的思想、信仰和审美观念。比如，那些在良渚文化玉器上看到的神秘纹饰，以及在马家窑文化彩陶上出现的图案，它们背后可能代表着一些共同的宇宙观、祖先崇拜或者祭祀仪式。当这些物品跨越地域传播时，它们所承载的意义和价值也可能随之扩散，影响到不同地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一些特定的符号或图腾，甚至可能成为跨区域的认同标志。
4. 人群的迁徙与融合： 人们不是静止不动的。为了寻找更肥沃的土地、更丰富的资源，或者因为战争、气候变化等原因，人群的迁徙是常态。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相遇，他们会在新的环境中彼此学习、融合，甚至通婚。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是文化交流最生动、最活跃的载体。
那么，这种“互相连锁”最终形成的，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华夏文化圈”呢？ 坦率地说，在那个遥远的时代，还不能直接称之为“华夏文化圈”，至少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那个高度统一、有明确政治实体支撑的“华夏”。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别。
我们现在谈论的“华夏文化圈”，更多的是指从夏、商、周（尤其是周代）开始，以中原地区为核心，逐渐向周边辐射，形成一种在语言、文字、政治制度、思想观念、礼仪风俗等方面具有高度同质性的文化区域。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并且经历了非常多的融合、冲突与再塑造。
在公元前四千年左右，我们看到的更像是一种“文化互动网络”或者“早期文化共同体”的雏形。那个时候的“连锁”是：
松散的联系： 交流主要是通过贸易和零星的人群迁徙，不像后来的王朝那样有系统的官方联系。
区域的特色依然鲜明： 仰韶、马家窑、良渚、崧泽等，它们各自都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发展路径。我们不能因为它们之间有联系就说它们已经融为一体。
“华夏”概念尚未形成： 当时的人们可能并没有“华夏”这个整体的自我认同。他们更多的是以部落、氏族或者地域群体来界定自己。
但是，正是这些早期文化之间的“互相连锁”，为后来真正意义上的“华夏文明”奠定了基础。这些交流和融合，为后来中原地区文化的整合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技术和观念资源。可以这么理解：
它提供了“原料”： 不同区域的先进技术、丰富物产、独特观念，都成了后来“华夏文明”这个大熔炉可以吸收的养分。
它塑造了“基础框架”： 比如，对稻作和粟作的认识和利用，对某些祭祀活动的理解，这些早期奠定的基础，在后来的文明演进中得以继承和发展。
它预示了“整合趋势”： 一些考古证据表明，在某些时期，比如仰韶文化的晚期，某些文化因素的扩散范围相当广，这暗示了一种整合的可能，一种从分散走向集中的趋势。
所以，更准确地说，公元前四千年左右的东亚大陆，是一系列区域性土著文化在相互交流、学习、融合中，形成了一个广义的文化互动区域。 这个区域的存在，为后来以黄河文明为代表的、并吸收了长江文明等诸多元素的新型文明——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华夏文明”——的最终形成，铺设了重要的基石。它不是“华夏文化圈”的完成形态，而是“华夏文化圈”孕育和形成过程中一个极其关键的早期阶段，一个充满活力和潜力的“前史”。
从这个角度看，这些早期文化就像是散落在不同河流入海口的溪流和支流，它们各自独立奔腾，但又在广阔的平原上相互渗透、汇合，最终汇聚成一条奔腾向前的壮丽大河。这条大河的源头，就包括了那些在公元前四千年左右闪耀着智慧光芒的区域性文化。
网友意见
虽然邀请我了，其实我不太想回答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两层涵义：
1、上面提到的良渚、大汶口等等文化是否包含在这个华夏文化圈中。
2、良渚、大汶口等文化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个是埋的暗坑，如果只回答了上面那个问题而不考虑下面这个问题，那么就会产生一个这些文化和我们无关的错觉。
可以说，提问者这个问题非常鸡贼。
既然来了还是回答一个吧：
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华夏文化圈”。
直接抄百度“文化圈”的概念：文化圈cultural circle 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描述文化分布的概念之一。它涉及的地域范围比文化区和文化区域更为广泛。文化圈概念是由文化人类学家莱奥·弗罗贝纽斯首先提出的。弗里兹·格雷布内尔在1911年出版的《民族学方法论》一书中使用文化圈概念作为研究民族学的方法论。他认为，文化圈是一个空间范围，在这个空间内分布着一些彼此相关的文化丛或文化群。
奥地利学者W.施密特主张，文化圈不仅限于一个地理空间范围，它在地理上不一定是连成一片的。世界各地可以同属一个文化圈，一个文化圈可以包括许多部族和民族，是一个民族群。在一个文化丛相关的不同地带，只要有一部分文化元素是相符的，它们就同属一个文化圈，如东亚文化圈、北美文化圈等。文化圈是独立持久的,也可以向外迁移。一个文化圈之内的整个文化,包括人类生活所需要的各个部分，如器物、经济、社会、宗教等。向外迁移的不仅是整体文化的个别部分，也可能是整个文化模式。
注意，上面定义中文化圈是一个“空间范围”，它比文化区更广泛。其次文化圈可以“包含许多部族和民族，是一个民族群”。最后“一个文化丛相关的不同地带，只要有一部分文化元素是相符的，它们就同属一个文化圈”
上面三点可以看出，文化圈特点：可以不是一个民族的，可以不是一个地域，需要有一部分文化元素相符，也可以不是一个文化区。
那么以这个标准看可作性就多了，比如用“玉”这个文化因素，那么玉文化圈就可以包含上面仰韶、大汶口、屈家岭、良渚、红山等文化。
但是，提问者这里给文化圈的限定词为“华夏”。这就有大问题了，因为“华夏”是民族概念，不是简单的文化因素。也就是说文化圈至少要承认属于“华夏族”。
我们看看什么是华夏的概念吧，懒得打字直接截图了：
从上面也可以看出几点：
1、华夏的名词出现得很晚，周代才见于文献。当然这里并不代表华夏这个概念出现得晚，但是也可以看到这个概念现在还并不能判断在仰韶时期是否已经出现了。
2、华夏作为一个概念在西周尚且并没有完全融合，华是渭河平原的部族，夏是河洛地区的部族。
3、华夏这个概念是在不断扩大的，到了东周就已经泛指中原诸国了，后来还有所谓的华夷之辨：夷狄而华夏者,则华夏之;华夏而夷狄者,则夷狄之。
那么具体到良渚等文化，良渚文化目前是不能判断为华夏族的（良渚灭亡时华夏族的概念还未必形成），那么仅仅以这一点来看，似乎良渚是不能归入“华夏文化圈”的（这不是我最终答案，要知道最终答案可以先看最后）。
但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华夏文化圈”是怎样形成的，它的特征是什么？
我们不能直接说良渚时代华夏族是什么样子的（目前谁也不知道），关于华夏文化特征只能从后世分析。
衣：华夏自古为“丝国”，与西方亚麻作衣服相比，丝绸绝对算华夏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
食：排除后世出现的各种传入的东西和八大菜系等，华夏文化圈北方主要食粟，南方主要食水稻，而西亚欧洲吃小麦，美洲玉米。这里其实一直在改变，但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住：与西亚欧洲比较大的区别在于中国建筑木制、榫卯、夯土等。而西亚是泥砖、欧洲是蛮石、印度是烧砖。
行：这个没啥特殊能比较的，不提。
礼器：中国是玉（玉牙璋-玉玺）、青铜酒器等，埃及是权杖（黄金），西亚欧洲是青铜剑等
从上面我们可以大致看到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区别。
我们再对比良渚：
衣：这是良渚文化发现的丝绸
食：吃大米的
住：夯土就不用说了，莫角山夯土堆约有阿旁宫前殿夯土堆一半大。下面的图是良渚榫卯，良渚莫角山宫殿建筑分布和紫禁城平面图，这里我专门把故宫的地图拿来，观者可以对比一下二者型制上的联系（我已经把莫角山的区划以及中轴线画出来了）。
礼器：看这幅图就知道玉器在中国的联系和玉文化的形成了。
看完这些，不知道会不会还有人一口咬定良渚和后来的华夏文化没有关系呢？上面都是华夏文化的核心特征。
那么这里是否又和上面不是“华夏文化圈”相矛盾呢？也不矛盾，因为上面提到的“华夏”仅仅是作为血缘民族关系的提法，而前面也说了，“华夏”的概念是变化的，而华夷之辨也明确可以看出“华夏”是文化概念（也许有人不认同，不过华夏文化圈本身就是文化概念，内指的是文化上的华夏化），良渚既然有华夏的主要特征，那么说是“华夏文化圈”也没问题。不过，此时“华夏”的概念可能尚未形成，自然也就不能简单的这样说。
这里就需要修改一下提问中“华夏文化圈”的概念了。
王巍提出中华文明“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步、六千年加速、五千年进入、四千年过渡、三千年巩固、两千年转型”等七个阶段。虽然各地区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存在不平衡性——时间有早有晚、进程有快有慢、结果有盛有衰，最终推动形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那么以此可见，良渚文化是后来“华夏文化”的重要来源与组成部分（前面衣食住行分析过）。那么套用这个时间表，我们可以看到“华夏文化”的主要因素在5000年就形成了，不过此时是分别属于多个不同的社会（如石家河的凤、红山的龙），而到了4000年前“华夏”这一概念形成的时候，整合了包括良渚、红山在内多种文化因素，最终形成的我们的华夏文化主干。
也就是我们可以用“初始期华夏文化圈”和“成熟期华夏文化圈”分别指代“华夏”概念形成前后的情况。（中间从夏-东周为形成期，东周关于夷夏问题思辨标志着华夏文化概念的成熟）
在“初始期华夏文化圈”概念中，良渚、红山、石家河、陶寺等等毫无疑问都是这一文化圈的。
至于良渚人是否认同，他们可能不认同“华夏”（概念形成太晚了，你去找商代人提中国，商人可能都不知道中国是啥，但并不是说商人就不是这一系统，命名是后人根据文化特征总结的，特别是像这种明显有时间错位的定义），而良渚却一定会认同“丝绸”、“榫卯”、“玉器”这些文化特征的。
以上就是我的答案。良渚属于广义上的“华夏文化圈”（广义包括初始期、形成期、成熟期等，良渚红山等为初始期）。
不属于狭义的“华夏文化”（特指华夏概念已经形成之后，即形成期（夏-东周）和成熟期（秦-清）的华夏文化）
https://www. zhihu.com/question/4943 6405/answer/156258156国外考古学为什么不承认夏朝
https://www. zhihu.com/question/5738 0636/answer/156839344中国最早的文明以及文明的定义
之前的回答多少让提问者发明的华夏文化圈带歪了，因为张光直的原文说得很清楚，是 “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有土著起源和自己特色的几个区域性的文化相互相连锁成为一个更大的文化相互作用圈(sphere of interaction)”。 其他问题描述（除了最后一段关于夏文化的）也都是引述张氏著作，唯独换了一个词
划这个圈不是因为圈内文化有足够大的共性可以从客位上认为是一个文化圈（一般这样的划分用的是文化、类型等概念，而不是文化圈；或者说那种划大圈的思维早已过时），更不是因为圈内人群存在主观上的同一文化认同，而是因为圈内诸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大于圈内和圈外之间。
这个圈为什么不是提问者所言的“华夏文化圈”，木木老师的回答讲得很明白。
那么假定周代确实存在一个华夏文化圈的话，张光直所谓相互作用圈和后来的华夏文化圈有什么关系呢？张光直自己的说法是：
“这个在公元前4000年前开始形成，范围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自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我们应当如何指称？我们也可以选一个完全中立的名词而称之为x，可是我们也不妨便径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中国以前相互作用圈——因为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所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相互作用圈的建构色彩非常强烈，这是现代科学研究加给古人的。当时人不会意识到他们的行为、信仰乃至与其他人群的交流等等——和后来的中国有什么关系。甚至于，假使我们穿越回一个仰韶文化的村落，当地人人是否认为自己和外村仰韶人、和红山人、和大汶口人的关系就一定比某些圈外人群（比如某些边缘地区尚未定居的狩猎采集者）更密切？这恐怕也不见得。
但这是不是说现代研究就没用呢？当然不是。
我们追溯中国或华夏文明、或某个具体人群的起源，一般是把它当成客观存在的问题，先找一个基点，比如文献中最早最可靠的中国或华夏是什么，或者其特征是什么，然后我们根据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生物人类学、历史语言学等多方面的证据，去追溯这个人群或其文化更早的来源。而类似华夏这种认同观念在历史书写中毫无疑问是有主观性的，当时的人不是根据DNA或考古这种现代标准来区分自己人和他者，他们对自己祖先的起源肯定也有一套想法（在未被文献记录并流传下来的情况下基本是不为人知的）。
所以，一旦我们找到现代的“科学复原”和古人的真实观念之间的偏差，个人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发现。比方说，东周人已经对周边的狄戎蛮夷产生了文化歧视，认为四裔人群非我族类。然而，现代考古学发现，不仅当时的狄戎蛮夷有一定的文明程度，而且这些土著各自的祖先，多多少少在文化上对周人的祖先（或祖先的祖先）有一定影响，不排除有时候这种“影响”可能构成了周文化或人群的主要来源。也就是说，在张光直所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苏秉琦所说的六大区系之内的文化，实际上都对后来中国的历史文明形成有所贡献，但是这种客观上的贡献被历代主流的历史话语所遮蔽了。当然，这里所谓“客观”也是站在现代研究的立场上——我们认为自己足够客观。中国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被塑造成华夏一元且不断向外扩张同化非华夏人群的模式，现在我们可以肯定这不代表全部历史真实，至少新石器时代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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