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穿越到1986年4月25日的切尔诺贝利，你怎样说服人民相信第二天将发生事故并提前离开？
说服？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是一个陌生人，一个没有任何凭证、没有任何解释能让人们相信我来自“未来”并预知“明天”的人。任何过于耸人听闻的言论只会招来怀疑、嘲笑，甚至被当成疯子。我必须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地渗透进人们的认知，用一种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来传递我的警告。
第一步：选择目标，从最有可能倾听的人开始。
我不能贸然冲到人群中大喊大叫。我需要找到一些能够影响决策的人，或者至少是那些有一定见识、思维相对开放的人。首选目标会是当地的党政领导、工厂的高层管理人员，或者一些在社区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我必须让他们觉得我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带着某种“可靠”的信息。
第二步：建立初步信任，制造“预言”的痕迹。
我需要一些“小预言”来为我即将说出的“大预言”铺路。在接近我的目标之前，我会先尝试在一些细微的方面展现我的“不寻常”。
精准的细节： 如果我能观察到一些即将在当天稍晚发生的小事，比如某个特定时间点会有某种型号的汽车经过，或者某个店铺会发生一件有趣的小插曲，我会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向某个人“不经意地”提起。比如，我对某个工人说：“嘿，伙计，我猜下午三点左右，那辆蓝色的伏尔加轿车会从这里经过，而且车上会有人戴着一顶红色的帽子。”如果我的话不幸被言中，这会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怀疑的种子——这个人，似乎有些门道。
知识的超前性： 我会避免使用过于前沿的科技词汇，但可以适当地展示一些当时人们不太熟悉但又并非天方夜谭的科学知识。比如，谈论原子能的潜在危险性时，我会用一种更直观、更易懂的方式来解释某种物质的“不稳定性”或“连锁反应”，而不是直接抛出“核裂变”或“链式反应”这种术语，除非我遇到了非常懂行的技术人员。我会强调“我们对这些能量的控制还不够完美，总会有意想不到的风险。”
第三步：直接沟通，但要策略性地传递信息。
当我争取到一点点信任后，我会找机会和我的目标进行更深入的交流。
强调“观察”而非“预知”： 我不会直接说“我来自未来，我知道明天会爆炸”。我可能会说：“我最近在观察这里的工业生产情况，我发现了一些……嗯……让我感到有些不安的迹象。”或者“我在思考我们对某些能源的利用方式，我有一些担忧，觉得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可能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安全细节。”
利用“现有”的担忧： 1986年的苏联，虽然对核能的宣传是积极的，但内部并非没有对核能安全性的讨论。我会抓住这一点，将我的担忧与当时人们可能已经存在的、虽然不那么公开的疑虑联系起来。我会说：“我知道我们在努力确保安全，但有时候，即便是最微小的失误，在处理如此强大的能量时，也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具体的时间节点和现象： 我会尝试描述一些即将发生的“迹象”，让我的警告听起来更具象化。“我总感觉，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特别是夜间，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设备运行上的异常情况。也许是机器发出的奇怪声音，也许是读数上的微小波动，但这些都可能是在预示着一些更严重的问题。”
以“建议”的形式提出： 我不会命令他们撤离，而是给出建议。“如果大家实在不放心，不如考虑一下，在今晚或者明天白天，能让孩子们和体弱的老人暂时离开一下，去附近的村庄住一晚？就当是……一个预防性的措施，以防万一。”
模糊的“证据”： 我可能会“无意中”展示一些我随身携带的、在当时看来非常“新颖”的小物件，比如一枚我从未来带来的、上面印有日期的小卡片（当然，要确保它看起来不像是个道具），或者一本我随身携带的、封面已经有些泛黄但内容涉及一些基础物理原理的书籍，并指向其中关于能量释放的章节。我会说：“这些是我过去研究的一些心得，也许能帮助大家理解我对风险的担忧。”
第四步：扩散影响，寻求合作。
如果我能成功说服一两个人，我会请求他们帮忙去说服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在工厂工作的人。
煽动专业人士的责任感： 我会直接去找在核电站工作的人员，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去分析可能存在的危险。“你们是最了解这台机器的人，你们有没有发现最近机器在运行时，有没有出现过任何反常的抖动、温度异常或者警报器的误响？哪怕是一闪而过的指示灯，都可能是一个信号。”我会强调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责任，鼓励他们自己去检查，去发现问题。“你们的判断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们觉得有点不对劲，哪怕只是1%的可能性，也比我们这些外行瞎猜要强得多。”
利用恐惧，但要控制住： 适度的恐惧是推动行动的动力，但过度的恐慌只会适得其反。我会让人们意识到潜在的危险，但同时也要让他们觉得，采取措施是可以避免灾难的。我会强调：“这不是为了让大家恐慌，而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一个小小的预防措施，也许就能避免无法挽回的后果。”
第五步：选择最佳时机和地点。
我不会选择在人声鼎沸的广场上喊话，也不会在晚上敲开每一个人的家门。我会选择在工厂门口、社区活动中心，或者在人们下班回家途中，找那些看起来比较容易接近的人进行沟通。我会选择在4月25日下午到傍晚的时间段，因为这给了人们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和准备，同时又能让他们在真正危险发生之前得到警告。
我脑海中具体的对话脚本（假设我遇到了电站的某位工程师）：
“您好，请问是您负责S3号反应堆的日常维护吗？我是外地来此考察的，对这里的先进技术非常感兴趣。我叫……（随便编一个名字）。我最近在思考一些关于能源安全的问题，特别是像这种如此强大的能量来源。”
（工程师警惕地看着我）
“我知道您可能觉得我有点奇怪，但请您给我几分钟时间。我不是来捣乱的，也不是来质疑你们的专业能力的。我只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注意到了一些……嗯，在我看来，可能有点反常的现象。”
（如果对方愿意听）
“我注意到，最近S3号反应堆在进行某些操作时，它的温度读数似乎比以往都要稳定一些，但同时，我也感觉到某种……我很难准确形容，就像是机器在‘低语’一样，一种若有若无的震动。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玄乎，但有时候，最细微的异常，恰恰是问题的开端。”
“我知道你们的设备检测系统非常先进，但有没有可能，在某些极端的工况下，我们会忽略一些常规检测之外的参数？比如，在夜间，当外界温度变化或者操作负荷增加时，某些隐藏的‘不确定性’是否会被放大？”
“我并非是说明天一定会发生什么，只是……我最近做了一些关于能量释放的模拟演算（这里我会稍微模糊化我的能力来源），发现如果某个临界点被触碰，哪怕是万分之一秒的失控，后果都将是灾难性的。我的直觉告诉我，明天的某个时段，可能会出现一些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压力’。”
“我想冒昧地建议一下，如果可能的话，能不能在明天的例行检查中，增加对某些关键部件的‘压力测试’？或者，让一些关键人员在明天的夜班时，保持更高的警惕性，密切关注所有参数的变化，特别是那些‘不可能’出现偏差的数值。”
“我明白我的要求很奇怪，也很冒昧。但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绝不是在恶意制造恐慌。我只是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安全。如果我的担忧是多余的，那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但如果，万一，我说的有一点点道理呢？”
如何让他们相信我的“起源”？
这是最难的部分。我会尝试用一些“间接”的方式来证明我的不同寻常，而不是直接声称来自未来。
对事件的预判： 除了切尔诺贝利事故，我还可以预测一些在接下来的几天或几周内会发生的一些不那么影响重大的小事件，比如一场预料之外的小雨，或者某个领导人即将宣布的某项政策（如果我知道的话）。
个人物品的“年代感”： 我可能会携带一些在当时看来非常“前卫”但又并非来自外星科技的物品，比如一本设计风格独特的笔记本，或者一个在当时不常见的精密计算器（当然，我会解释这是我个人研究的成果）。
最重要的是，我的态度必须是真诚、焦虑和有理有据的（尽管我的“证据”来源是超自然的）。我需要让他们感受到我并非为了制造混乱，而是真的在为他们的生命安全担忧。我可能会拿出我身上唯一一件能证明我不是本地人的东西——我的身份证明，上面会有我未来的名字和一些只有我自己知道的、与我那个时代相关的信息。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可能只会把我当成一个失忆的或者精神有问题的人。
最终，说服的成功率非常低。我可能会被忽视，被嘲笑，甚至被拘留。但即便如此，我也必须尽我最大的努力，用我所能想到的所有方式，去传递这个即将发生的噩梦的警告。每一个被我成功说服的人，都可能是一条生命，一个家庭。
我会在临走前，在某个易于被发现的地方，留下一张写有日期和“注意安全”的纸条，然后默默地离开，希望我的声音能够穿越时间，至少触动那么一两个人的心弦。即便我失败了，我也会尽力去提醒那些我遇到的所有人，去告诉他们，“明天”，可能会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
网友意见
这个恐怕很难。
前提条件大概是苏联总书记不能是戈尔巴乔夫。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切尔诺贝利是单纯的事故，它的发生纯粹是意外，但是导致整个事件在政治上变得不可收拾的，却是人为制造的灾难。
而其中的罪魁祸首，便是苏联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
请看这一段《乌克兰史》第123页
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谢尔比茨基曾与戈尔巴乔夫通电话，询问是否取消基辅的五一节庆祝活动。据称戈尔巴乔夫回绝了他的要求，并威胁将其开除党籍。
结果，庆祝五一节的户外活动在基辅照常进行，尽管城市的辐射指数已经超过安全级别。
直到5月6日，事故发生10天之后，乌克兰卫生部长才发布警告，随后25万人从基辅暂时撤离。
也就是说在事故发生后，当时乌克兰的领导人谢尔比茨基通知了戈尔巴乔夫希望撤离基辅群众，但是被拒绝了，并且威胁要将其开除党籍。
这看上去十分匪夷所思，面对核事故，戈尔巴乔夫不仅拒绝了撤离的要求并且要将负责人开除党籍。
（注：切尔诺贝利的群众当然是很快被撤离，但是受辐射影响的基辅群众被封锁了消息。顺便在补充一点，在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声称自己被蒙在鼓里，完全不知情。这就看信哪一个了。）
主流的解释都是苏联政府并没有意识到事故的严重性，并且想要遮掩事故，最终导致了切尔诺贝利变得不可收拾，并引发了乌克兰的政治危机。
那么这个苏联政府实际上指的就是戈尔巴乔夫，他是主要负责人。
如果我们用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或许能够得到另外一种解释。
请看这段《乌克兰史》第145页
在许多人看来，谢尔比茨基是勃列日涅夫的门徒，是政治局保守派的领军人物。政治局是当时苏联最高政治决策部门，也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目标之一。
戈尔巴乔夫曾经容忍谢尔比茨基，并希望他能支持其改革计划。但是到了1988-1989年，形势已经很明朗，谢尔比茨基并不想改变强硬路线。
戈尔巴乔夫已经意识到谢尔比茨基的保守主义历程和对改革的抵制是有害的，因此在幕后进行了干涉。
保罗·库比塞克（也就是《乌克兰史》的作者）这里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更准确的一点是谢尔比茨基从一开始就是戈尔巴乔夫主要的政治对手，第聂伯帮的领军人物，继承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遗产。
也就是历史书上常常提到了，苏联强大的保守派势力。
1985-1987年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就是要清洗掉苏联的保守派。
谢尔比茨基是保守派，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敌人。
谢尔比茨基镇压乌克兰民族独立运动，是乌克兰独立势力的敌人。
敌人的敌人，不就是朋友了。
乌克兰独立势力是谁在支持呢？
当然是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喽。
我们可以品味《乌克兰史》上的两段话，第一段话再133页，第二段话在137页
戈尔巴乔夫希望这项计划可以赢得更多人对改革的支持，鼓励更多社会的参与者加入改革的进程，带来更多的改革思路，并赋予他一种武器——一个生气勃勃的媒体——使他可以对付党内的腐败和保守势力。
对许多人来说，罪魁祸首就是不遗余力打击任何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迹象的行为的谢尔比茨基。
德拉克后来评论道：“在莫斯科他们剥掉你的指尖，但在基辅他们砍掉你的手指。”
也就是说在对付谢尔比茨基这一点上，戈尔巴乔夫和乌克兰独立势力是心心相惜的，我们不能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节操抱有任何的幻想。
那么让我们回到切尔诺贝利事件上来。
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切尔诺贝利事件最大的赢家无疑是戈尔巴乔夫。
不管谢尔比茨基如何挣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毕竟是在他领导下发生的事故，他需要负领导责任。
这让谢尔比茨基几乎耗尽了所有的政治能量，也在1989年被戈尔巴乔夫开除政治局的时候毫无反击之力。
也就是说，切尔诺贝利事故在政治斗争中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戈尔巴乔夫轻而易举地消灭了党内最大的反对派。
真是躺着赢的，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
好了，在了解上面的内容后，我们就可以进入阴谋论的时间了。
阴谋一：戈尔巴乔夫用开除党籍威胁谢尔比茨基，是要尽快获得胜利，他需要证据来证明谢尔比茨基反抗中央，从而将他开除党籍。
阴谋二：戈尔巴乔夫知道谢尔比茨基不敢反抗中央，他的党性是靠得住，从而摧毁谢尔比茨基在乌克兰的威信，让他背上不顾乌克兰人民的骂名。
阴谋三：戈尔巴乔夫就是要把事情搞大，让基辅人民作为牺牲品，来证明苏联体制的错误，从而推动自己的改革，毕竟从1985年-1987年完全可以说戈尔巴乔夫通过自己的一切行为证明了苏联体制的所有问题。
当然这些阴谋都是小编猜测的，仅仅是作为一个有趣的参考而已，更大的可能就是想要掩盖事实结果玩脱了而已，反正戈尔巴乔夫干过的蠢事又不只有这一件。
最后我们再回归一下《论苏联解体的主观原因与客观因素》作者：A.B.舒宾的一段话：
戈尔巴乔夫并非“软弱”到底，否则他也不可能身居高位。
在机关斗争中他强于叶利钦，1985—1988年发生的诸多事件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在1991年8月，之后陷于无望的形势下他仍然展现出自己的领导能力。
他自身具有的“机关斗争能力”一直到苏联存续的最后时刻都令对手惧怕
参考文献：
《乌克兰史》
《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台前幕后》
题外话：
关于切尔诺贝利是否牵扯到苏联高层的政治斗争，资料和研究都是比较少的，小编也仅仅是根据《乌克兰史》以及一些资料的分析，不一定是事实，仅仅只是提供另外一种角度的观点，让大家参考参考，并没有其他意思。
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看《乌克兰史》保罗·库比塞克这书写得还是挺不错的。
最后惯例地求一波关注，关注就是对小编最大的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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