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 第1页

原来还有这个问题，碰巧我本科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关于这个的，试答一下。

先说结论，安乐死「应该」合法化，这是大势所趋，但目前看来在我国实现安乐死的条件并不具备。在当下，比较合理的处理方法是根据具体情况，通过非罪化、轻判（比如判缓刑）等来处理。

下面是具体论证，我尽可能不照搬论文，说的通俗点

先下概念，我觉得《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这个概念基本是最精确的:“对于现代医学不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

1.为什么安乐死合法化是大势所趋：

1.1 民意支持：在几个进行过调查的发达国家里，民调里普遍显示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数较多、已过半数；即使在中国，在北京上海也有过调查，其中也是支持占多数。

1.2学术界支持，中国早在1988年就举行了安乐死研讨会，迄今为止仍然举行，虽然扯皮不断，但还是达成了一定共识，承认安乐死是大势所趋。

1.3法律发展趋势，现代法律的发展，其趋势是对个人自由干涉越来越低、社会危害程度低的行为受到刑罚也越来越轻，安乐死符合这一发展趋势。

1.4立法努力，几乎每年都有相关提案。

2.为什么实行安乐死条件并不具备：

2.1从社保情况来看，我国城乡医疗水平差异极大，安乐死的判定是无法治愈的绝症，但是这东西 要由谁来判断？大医院可以，但医疗费要有谁来承担？都是切实的问题；另一方面，因为看病贵等问题，很难判断要求安乐死者是因为痛苦无法忍受还是无法承担医疗费用，如果后者，是和安乐死本意相违背的；另一方面以我国社保水平之低，根本达不到所要求临终关怀的程度，更与安乐死本意相悖。

2.2制度问题，德国格丁根大学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该校的研究人员对荷兰7000起安乐死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虽然荷兰规定在病人自愿的情况下进行安乐死，但在安乐死病人当中，仍然有不少人并非出于自愿，而是由医生和家属配合，背着病人作出了对其实施安乐死的决定。而根据调查结果，这种「非自愿安乐死」比例高达41%。（《环球时报》2002年02月11日第六版《荷兰老人出国躲避安乐死》）而这一现象，导致了荷兰每年有近万老人病危后出走他国防止被安乐死。荷兰如此，中国更不好说。

2.3违背伦理，孝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百善孝为先「等传统观念一直在中国人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安乐死适用对象往往一般是长辈如父母等。在父母病重的情况下，不是选择治病而是选择给父母实行安乐死，这显然和传统孝文化严重违背，对于子女同样都是个冲击，北京八所医院曾经联合进行过一次调查，发现虽然大多数患者都同意安乐死，但只有不到20%的人同意对自己的亲人使用安乐死

3.当下比较合理的处理手段是非罪化、包括轻判判缓刑等。

我国目前真正几起安乐死案件，绝大部分都是轻判甚至无罪释放的，比如

我国第一个安乐死案件最终就是被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为由」判决两被告无罪。此外在2011年，被当地人称为「孝子」的邓明健给瘫痪了20多年的母亲买来农药并助其服下，其母留下一句「谢谢」后与世长辞，经过一年的审判，邓明健被判故意杀人罪，最终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上，既有判决认为不构成犯罪的，也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还有按照故意杀人罪进行判决但实际上予以轻判的。

就我个人看来，这样的处理，也是兼顾了人性和法律公正的处理，最适合当前我国国情。

第一次提出安乐死时，傅达仁的妻子郑贻根本不想理他，只回斥了一句，“你这什么馊主意。”

彼时，傅达仁已八十出头，每多活一年，他身体里就少一些东西。他做过胃部切除手术，失去了一半的胃，左眼有黄斑病变，视力降到0.1，肌肉也萎缩了，像一个被掏空了的麻袋。

2016年6月，他下腹剧痛，突发高烧，去医院照X光，诊断是胆管堵塞。医生说，胆汁把胆管塞住了，要在胆管里放支架，支架每次只能撑半年，每隔半年，都要再次开刀换支架，如此循环。

那个时候，他常常受肠绞痛困扰，每天睁开眼来，只能躺着，没办法做事，也没有办法好好吃东西。他是一个很爱吃的人，做体育主播时，自创了许多解说术语，都与食物有关：因为爱吃火锅，他把篮球盖帽称为“盖火锅”；他还将一种棒球全垒打命名为“阳春全垒打”，这是他吃阳春面时想到的。

“吃”是人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如果连这个东西都被剥夺走了，他不愿意面对这样的人生。他想到了去瑞士安乐死。

家属当然舍不得。妻子劝，儿子也劝，“我们就跟他说，你这个只是胆管而已，胆嘛，很多人拿掉胆也可以活很久啊，你再多陪我们一下嘛。”他的儿子傅俊豪说。

家人想尽办法拖延，整天问他“你不是要写自传吗”，用这个办法拖了他半年时间。自传一写完，他又很坚决地要去瑞士，家人又说，“你再学油画，要多画一些，才可以开画展”，又拖了半年。

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第二次换胆管支架时，傅达仁被查出患有胰脏癌，胰脏里有一个超过3公分的肿瘤，每公分有超过10万个癌细胞。医生解释，胰脏是一个很脆弱的器官，像一块豆腐，藏在胃、肠子的后面，胰脏癌很难治愈，如果开刀加化疗，他存活两年的几率是50%。

家人也慌了，不停鼓励他，“得了癌症，你要抗争，要化疗啊。你如果走不动，我们可以推你。”

这位曾经的篮球运动员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从原本的160斤，一路瘦下去，到最后只剩下98斤。他爱体面，总是穿着西装出门，西装撑不起来了，他用围巾遮住自己嶙峋的脖颈，在外面他总是中气十足地说话，人家说他，“很有气力，不像要死的人。”

只有家人能看到他脆弱的样子。他回到家，把衣服脱下来，把假发拿掉，把假牙拿掉，躺在床上，变回一个病人。止痛药一颗两颗三颗四颗变成吗啡，吗啡一颗两颗三颗最后变成喝——两天喝一瓶，一瓶375毫升。家人不忍心，听他说自己每天痛，一觉睡起来就痛，“像是有人在一直捶我的肚子。”

他实在是太不快乐了，偷偷向儿子诉苦，“每次进手术房，冰冷的床，一堆人排队等着进去，每个人都这样子。”好几次，傅俊豪半夜突然听到“kong”的一声，冲到父亲房间，有的时候是遥控器掉了，有的时候是杯子掉了，爸爸倒在地上起不来。

父与子，傅达仁与傅俊豪的合影。图 / 受访者提供

最严重的一次，傅达仁高烧入院，点滴一插上去，整个人开始抽搐，从下午3点开始，躺下，坐起来，躺下，坐起来，三秒钟一次，整个人一直抖，翻白眼，没有意识。“想死死不掉，想活又活不了”，医生说，那是濒死期。

这一次，家人终于决定，支持他去瑞士安乐死。临出发前一个礼拜，他的左手不小心碰到床头柜，因为皮肤老化，“脆了，整个裂开，一整道全是血”，伤口要缝12针。他终于可以任性起来，“反正要去瑞士了”，就用人工皮贴着，再不愿挨针。

2

这一天终于来了。

2018年6月7日，一切都按傅达仁的安排进行着。他早早醒来，和家人吃了面包、一点点火腿，还有鸡蛋。十一点左右，他到达“尊严屋”，他将在这里喝下结束生命的药水，“三分钟睡着，很平静很平静地走。”

半年前，他来过一次瑞士，搭乘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经过两次医疗和心理评估，拿到了瑞士安乐死机构的“绿灯通行证”。在这个全世界唯一一个可以为外籍人士执行安乐死的国家，年满18岁、被诊断出罹患绝症、只剩下3到6个月生命的人，都可以申请安乐善终。

2018年6月6日，傅达仁执行安乐善终的前一日在瑞士留影。图 / 受访者提供

在离开世界前的最后两小时，傅达仁签署了一些文件，证明自己意识清醒、自愿前来，签完字后，他没忘记交代儿子傅俊豪自己的骨灰去处，“要把我带回去，一起回台湾去。”

他们还开了一个小小的party。他吃了家人为他准备的巧克力蛋糕，还吃了一个水煮蛋，在房间的一角，蜡烛被摆成了一个大大的爱心形状，美丽又温馨，他很满意，“巧克力蛋糕真好吃。”

正式开始了，傅达仁喝下了一小杯止吐剂。按计划，休息25分钟后，他将喝下一杯药，含有剧毒，能让人在3分钟内死亡。

回忆起等待间隙的那25分钟，儿子傅俊豪形容，就像每一个吃完晚餐后的25分钟那样，一家人坐在一起聊天，“他在这个时候还没忘记回人家的line（台湾的一个聊天软件）。”家人哄着他，要不要表演几段体育播报，他提气，张口就来，语调铿锵幽默，还配上肢体动作——

“坏坏坏，连三坏，空中抓飞鸟，右边45度角，上篮，擦板，得分”；“姚明在三楼投篮，小个子够不到望球兴叹啊”；“XX队领先一分，九局下半，最后一球，投出去了，哎哟我的妈，再进三分XX队赢啦，耶！”

播报了几段，他有些累了，腰杆不再笔直，斜靠在儿子的怀里，像一株倒伏的麦穗。他挥挥手，那是再见的手势，“亲爱的朋友，我没劲儿啦。”

在人生最后几分钟里，家人按照他的意思，陪他一起唱了他最爱的歌曲《Amazing Grace》，用的是他改编的词，“家人相聚，如此遥远，都是上帝恩典”。在头一天晚上，这个85岁的老头儿还爬起来改写歌词，被家人发现，“明天要走了，这么晚还在滑手机。”

一口，两口，三口，他喝完了药，含了一块巧克力糖果，送了一口水，躺在儿子的身上，“先是睡着，那个时候还有他的呼吸，慢慢慢慢地离开，慢慢慢慢呼吸就停止了。”

三分钟，无痛，傅达仁在歌声之中含着一块糖，睡去了。

他在家人的歌声和怀抱中离去，离去时没有哭天抢地，人们在他陷入沉睡后，小声地啜泣。妻子郑贻还在忍着，她告诉自己，“现在还不要哭，他还可以听得到。”

如今谈到父亲时，傅俊豪声音总是哑哑的，他没有恸哭，说到父亲生前趣事甚至会笑出来。他常常梦到父亲，都是光鲜亮丽的形象，“好像是他在让我们知道他过得很好。”最近一次，他梦到和父亲在游泳池边玩水，先是一个很瘦弱很瘦弱的老人，是病的形象，慢慢走下水，当他出水那一刹那，整个身体又慢慢地回到以前充满肌肉风采的样子。

安乐善终前，傅达仁打了营养针去参加儿子的婚礼。图 / 受访者提供

过去9个月来，许多人通过各种途径前来询问傅达仁前往瑞士安乐善终的过程，傅俊豪说了很多遍，“发现讲完之后，大家还是不太了解，”他心理建设许久，决定公布那段用来留念的视频。

他想用这种方式感谢父亲，感谢他用这么勇敢的方式，教会自己面对死亡。在亚洲社会，其实是避谈死亡的，只要一讲死，“我们都说呸、呸、呸，你不要咒我。”但父亲的想法不一样，在生命已经留不住时，傅达仁说，“安乐死是快车，可以坐快车我为什么要坐慢车，反正都是要到那个终点啊。”

电话的最后，傅俊豪给记者讲述了一个故事。在傅达仁安乐善终前一天，他接到了好友莫索尔的电话，那是他儿时的同学，一位摩梭人，因患有肺结核受到孤立，只有傅达仁拿东西给他吃，他们成了至交。

莫索尔在西班牙做记者，他们在那通最后的电话里聊到死亡，就像聊春游和天气一样稀松平常：

“你要去安乐死啊？”

“我本来订到明天，但他们明天排满了，就安排在后天了。”

“那你走得很坦然。”

“是啊，无憾，I love you.我的家人都在我四周，我们在好漂亮的公园。”

“你平安好走。”

“好。”

以上文字和图片来源于每日人物：他在最后的电话里聊到死亡，就像聊春游和天气一样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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