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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大幅升值,其原因究竟是日本大藏省自身的失误,还是美国人逼的?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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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统计上名义汇率回复到实际汇率水平的半衰期大概是2-6年,而日本经济下滑是从91年开始的。也就是说,名义汇率真正对经济损坏最严重的时期日本经济不错,名义汇率回归真实汇率时期经济反而衰退了,所以仅仅用汇率解释日本经济衰落就错的没边了。

2、一方面名义汇率的半衰期受很多因素影响,最主要的就是各种要素市场流动性,包括资本和人力两方面;另一方面汇率甚至本身对经济的打击,相对于资本和人力资本要素市场的管制影响力很小,比如2002年后欧元曾经两年增幅30%以上,近几年人民币按bis数据也升值了30%以上,可无论当年的欧元区还是中国经济下滑都没有日本那么大且持久。因此即便是汇率影响这么大,角度应该也是为什么日本的汇率收入弹性那么大。

3、货币升值导致的应该是通货紧缩,而日本当年放宽了货币政策,结果是经济泡沫。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来说,通货膨胀的锅让货币升值被莫名其妙。可实际上由于一个国家大部分人力资源国际流动性很差,贸易部门会通过降价、转移生产地和生产率提到消化货币升值,比如丰田等汽车厂商,因此货币升值会造成非贸易部门升值太快,进而造成泡沫,其中房地产是代表。同时日本不合理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比如法定工作时间降低、退休和辞退门槛太高,造成非贸易部门雇佣菜单成本太高。中国近几年也有类似问题。

4、非贸易部门泡沫并不是经济长期衰退因,这是短期经济波动,且货币升值不一定会造成这么严重的经济泡沫,比如广场协议另一个升值方——德国。问题的核心就是前面提到的汇率传递性差背后的资本市场问题,日本经济的核心问题就是金融结构太差,银行倾向于房地产之类的重资产行业,加剧了泡沫,且不利于创新与经济增长。前者造成日本经济泡沫比德国严重,后者造成日本经济长期低迷。

5、货币升值到底谁主动很难说,中国这几年也有类似情况,因为货币升值有利于国内以金融也为代表的服务业,而金融业在中日两国都有很大的政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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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邀请。

广场协议以及之后的变化,用句当年很流行的话,日本是“猜到了故事的开头,却没有猜到故事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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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日本是“猜到了开头”呢?首先先来看看《广场协议》是怎么形成的,:

1. 里根政权上任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以“政策失误”而著名的卡特总统所遗留的高通胀。为了打压通胀,里根采取的是相当强硬的金融紧缩措施,将利率提高到了2位数(!),这在美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2. 利率提高的结果是货币流动性迅速缩小,大量流入银行,使民间资本的投机行为大量减少。同时高利率也使海外热钱大量融入美国市场,将美元越推越高:81年年初美元兑日元为210日元,82年10月竟达到了270日元。这样就直接导致了美国出口额的下降和进口额的上升,也即是贸易逆差。

3. 高通胀影响和贸易逆差的结果,导致了美国在80年代前期,出现了“双料赤字Double Deficit”: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双料赤字将直接导致政府的赤字迅速扩大,对长期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由于双料赤字现象在代表了保守势力的共和党政权下,是不太常见的,里根政权很可能因此而被舆论所质疑,影响下一届选举。

4. 于是美国将不得不寻找摆脱这“双料赤字”的方法:在财政赤字不易削减的情况下,首先就是要将美国的贸易逆差降低,甚至是转为顺差。换言之,就是要使美元贬值。

而使本国货币贬值的方法有许许多多,但无外乎两大类:

a. 市场调节:

增发货币买入国债,也就是所谓的 量化宽松 QE

降低本国利息,使本国货币需求下降

b. 动用外汇储备,大量买入对应国货币,使美元反

c. 国际间协议调节:通过与主要利害国的协商,来人为制定一强制汇率或汇率调整目标。

在美国当时的环境下,进行a. 市场调节无疑会使通胀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同时也会让财政赤字继续扩大。而b.的方法,仅对某一国的汇率突然下降有应对作用,而无法防御本国货币的主动上升。因此里根用了狠招c.,“新一年要有新气象,大家来开个会吧。”

5. 会议之初,美国便抛出了杀手锏“美元危机”。由于牙买加体系后,各国的外汇储备仍以美元为主,一旦美元再次陷入暴跌状况,各国的外汇账户将出现明显的亏损。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黄金和美元的兑换关系已经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而结束,因此各国甚至无法将美元兑换为黄金来避险。一句话,各国只能选择两条路:要么让美元自由落体,要么选择一个可以接受的贬值程度。

里根的“挟美元以令诸侯”的做法,虽然貌似卑鄙无耻,但对于美国来说无疑是件好事。而这一提案,也并非完全将各国置于刀俎之间:各国相应的货币升值,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反而是好事。

6. 说这是好事,是由于在70年代越战的刺激下,很多国家的制造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但到80年代初已接近于饱和。寻找海外市场的拓展机会,正是这些以产品制造为主业的国家的需求。这些国家包括日本、德国、法国、韩国等等。原本在70年代只能寻求海外合资机会的企业,由于本币升值,出现了很多独资或者是并购海外企业的机会。

日本、德国的很多品牌,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海外扩张,便是《广场协议》的结果之一。

所以说,日本所看中的,并不是本国外储贬值,而是本币升值所带来的进入海外市场投资的机会。他猜到了这个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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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本为什么没有猜到“故事的结局”呢?

1. 话还是从日本的“小算盘”谈起。

二战后,美国打了两次局部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次战争帮助日本成为了经济大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日本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原本是被侵略对象的韩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都积极地开始与日本进行经济往来。日本虽然用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养肥了自己,但是面对东亚和东南亚这些肥沃的市场,却一直没有大举进入的好机会:一来是市场虽广大,但购买力不足;二来是缺乏资本在海外建厂。

而美国方面,由于本国的大量的贸易赤字来自于日本,因此美国也希望日本能够摆脱这种依附于美国市场的经济模式,建立自己的强势产业。因此在宣布美元贬值来削减对日赤字的同时,也对日本的高科技产业表示出扶植的态度。80年代初期,日本的半导体技术、核电技术、汽车制造技术都在美国的帮助下得到了迅速的成长。在这些领域的进步,使得日本政府判断,日元的升值将不会动摇日本的经济命脉,反而会增强日本的市场并购力。当时的财政大臣竹下登甚至“豪迈”地说,“日元即使升值到190元兑1美元也无所谓啊!” 而那时的汇率基本在240元左右,也就是大约20%的升值,可见日本政府的乐观程度。

既取悦了美国,从美国拿到先进技术,又可以把本国市场拓展到亚洲乃至是全世界,从对美国的高度贸易依赖中脱离出来,何乐而不为?

2. 但如果真是这样发展下去,今天的中国也不会追上日本,成为GDP世界第二。那么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a. 日本接受了《广场协议》,随后就是“按照计划”地升值。而为了防止由于本币升值,导致发生像美国一样的金融紧缩,日本主动调低了本国利率。这是日本悲剧的开始。

b. 利率调低后,之前需要大量融资才可以参与的资产炒作便开始了动作,这是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无法回避的现象。大量的游资开始炒楼,而股市也一片繁荣----和中国06年的情况一样-----总之,没有人愿意把钱留在银行里发霉,而欣欣向荣的投资市场成为了摇钱树。每个人突然都有花不完的钱,每个人都买得起奢侈品,想去海外旅行仅仅需要一周的工资,这看似喜剧的阶段,正是悲剧的序章。

c. 日本人不知道一点,市场是不理性的,它是一头疯马,而不是一辆跑车,它不会在红灯前站住,也不会在悬崖边止步。

85年9月底,《广场协议》签署,日元开始升值,初值是240元。到竹下登的“目标价”190元,是86年2月,中间仅用了5个月。之后日元继续上行,86年9月份涨到150元,已经超出目标价26%。

87年5月,140元。

88年1月,120元。

而这时正是歌舞升平,群情激动的“泡沫经济”最顶峰。每个人在街上都用1万元的纸币(大约800元人民币)毫不在乎地拦出租车:停车这钱就不用找了。在六本木的街角,相邻仅500m的舞厅和拉面店,竟然没有人愿意步行前往,都在路口急切地等出租。

夜店里的见面礼是金表,卡座里用来擦汗的是现钞。

高尔夫迅速平民化,高档跑车在街上成群结队。

毕业生没毕业就有企业成群结队来招聘,甚至打出了预付半年工资的条件。

......

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中老年人,想起“泡沫时代”,便是一脸的美好。

而另一面,土地炒作引发了住房价格的高企。为了尽早开工,房地产企业开始雇佣“拆迁队”,对“钉子户”进行恐吓甚至是“强拆”。尽管如此,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这是个和谐的好时代。

直到有一天,泡沫碰到了钉子。

d. 90年年初,海湾战争开战,石油暴涨。日本制造企业成本上升,需要大量资金贷款来弥补现金漏洞。但由于大量的社会资本和银行资本套在房地产和其他投资品上,供应的贷款远远无法满足供应。

由于日元的暴涨,使得日本制造型企业的产品在海外销量骤减。而就算卖回国内的话,早已饱和的国内消费市场也没有能力容纳逆输入的产品。

日本制造企业开始由小至大,成批倒闭,而由此造成大量的泡沫期招工被迫辞退。制造企业和其雇工的贷款成为大量不良贷款。

房地产价格由于背后的不良贷款压力,开始跳水。

股市从38000多点的顶峰迅速滑落。

新员工雇佣数量急剧下降。

疯马冲下悬崖了。

3. 所以最后看起来,日本人败在哪一点?

败在了最初的一点上:认为短期利益可以掩盖长期利益。

日本的长期利益在于,第一步利用美国的贸易顺差来逐渐丰富自己的本国实力,第二步用产品出口来渗透进其他市场。而《广场协议》的签署,将这两步走的长期利益完全破坏。于是日本退而求其次,认为改变策略,把坚持出口改为“走出去”,也可以带来相应的收益。

然而这种类似于“抱佛脚”的策略,却没能考虑到深层次的风险:货币升值的速度将远超当局想象,而所带来的市场冲击将在本币迅速升值之后,持续酝酿。一旦“黑天鹅”出现,铡刀落下,成因复杂且来势凶猛的冲击会把短期利益完全消耗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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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得太远了,回到我们的问题,日元升值,究竟是日本人“自己嘬的”,还是美国人“逼的”:

美国人逼的紧,日本人嘬得深。

纵有黄金万两,不敌里应外合。

前有东瀛催泡沫,后有天朝软着陆。

十年之后回头看,才知今日在险途。

我擦我今天肯定是膝盖中了一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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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人们从未停止对广场协议的讨论。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场高端打劫,也是日本超常膨胀、其后骤然衰退的起点。有些流行观点相当简单粗暴,例如“日本签署《广场协议》是大错特错”,还有些甚至有点阴谋论的味道,例如“美国故意设计广场协议搞崩日本经济”“日本经济实力下降是因为日本屈服于美国的压力”。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


广场协议是如何诞生的?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广场协议是如何诞生的。正如担心会被中国超越一样,上世纪80年代,美国也曾同样担心会被日本超越。曾经强大的美国制造业逐渐失去竞争力,这引起了美国政商界许多人的注意。衰落从上世纪60年代的纺织业开始,然后在70年代蔓延到钢铁。到了80年代,汽车和半导体行业成为热点。到1989年,尽管日本名义GDP仅是美国的54%,但从增长趋势推断,日本GDP超越美国已经并不遥远。彼时,日本企业大举收购美国企业,最有争议的收购是三菱不动产对洛克菲勒中心的收购和索尼对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收购,这也引发了一些负面情绪。

日本经常账户的盈余不断增加,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以上,这往往被美国解读为不公平贸易的反映。争端不仅仅限于贸易,还蔓延到其他许多领域,包括国内金融市场、外来直接投资、政府采购等。美国强力施压,于是日本不得不采取各种妥协措施。

在贸易方面,日本采取了“自愿出口限制”。在个别商品和服务市场上,美国要求采取多种措施,以增加美国企业在日本市场的参与度。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1985年9月,纽约的广场酒店召开了一场由美国、联邦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5个国家的财政部长和日本银行行长参加的会议,决定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兑主要货币有序地下跌,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这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


时任美国财长 James Baker于1985年9月22日在纽约时代广场酒店向记者发表讲话

日本签订《广场协议》仅因美国施压?

有很多人认为,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是因为美国的威压。不过,日本央行原行长白川方明认为,将日本签订广场协议仅仅归咎于美国的施压既不准确,也不诚实。他总结了当时日本接受《广场协议》四大主要原因:第一,显然是美国的压力。第二是对做出这种承诺的经济后果认识不足。第三是出口行业要求防止日元升值的强烈呼声。政府认为,要防止日元升值,就需要进行国际政策协调。第四是缺少通货膨胀的威胁。日本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当时低于1%。政客、企业管理者、经济学家、媒体和国际组织都反对货币紧缩,部分原因是通货膨胀率处于低位。也就是说,广场协议并不是日本实行长期宽松货币政策的唯一原因,要实行长期的货币宽松在某种程度上是日本自身造成的,况且当时只有日本央行支持货币紧缩,其他声音都反对货币紧缩。

白川方明

签订《广场协议》后,日本经济发生了什么变化?

广场协议规定了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协调,推动美元贬值10-12%。日本签订《广场协议》后,由于担心日元升值提高日本产品的成本和价格,最后可能导致经济衰退,于是日本政府应西方国家的要求制定了提升内需的经济增长政策,日本央行开始降息,货币宽松政策得到延长。当然日元也确实升值了,只是之后的情况很快失去了控制,日本央行最初设定的日元升值目标是200日元兑1美元。到卢浮宫协议时期,日元已经升值到150日元兑1美元。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之后,日元升值到120日元兑1美元。也就是说,在签订《广场协议》后不到三年时间里,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近100%,日本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比以前贵了一倍,日本的出口大受打击。

此外,日本政府解除了对资本市场的管控,所以各公司自行发行债券要比从银行借款更加容易。因此,银行不得不选择其他投资方式来盘活其吸纳的存款。这样一来,银行就会把钱借给进行房地产和股市投机的人。最后,日本没能像20世纪80年代中期担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说的那样成功地实现由出口大国向“进口大国”的转型。这是因为,战后经济体系的核心就是生产和出口,转向消费导向型经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要实现这一转变,首先必须搞定各种既得利益群体,其次还要对完全服务于大企业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让它开始关注普通人的需求。

日本银行采取了各种措施降低资金获取的门槛,给投资热潮加了把火。很多人感觉这样的投资几乎稳赚不赔,纷纷从银行借款投资到收益可观的股票和不动产中。之后,日本股市大幅上涨,房地产市场快速膨胀。而日本银行在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已经超出其掌控范围之后,希望能够给这场狂欢降温,于是它提高利率,捅破泡沫。

容易被忽视的卢浮宫协议

国内在研究国外经验时往往只关注到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而忽略了此后的卢浮宫协议。其实,这份协议的重要性不在广场协议之下。二战后,原西德马克和日元相继国际化,都先后经过大幅升值的时期,当时均未对本国经济产生太大冲击。但至1980年代后期,两国在是否采取扩张性国内货币政策上,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结果是日本经济泡沫愈发严重,陷入衰退,但西德经济状况则好得多。尽管两国虽然都签署了《广场协议》,但在卢浮宫协议的签署上,当时的西德央行正是坚持了自己的独立性,才避免了日本式的泡沫和泡沫破灭后长期萧条。那么,卢浮宫协议是怎么一回事?

广场协议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情况发生了奇妙的逆转。由于美国政府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自身财政状况,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恶化。美国贸易收支状况恶化和外债的急剧增加,影响了外资向美国的流入,市场对美元信心下降。对于美国来说,在这种情况下让美元继续贬值弊大于利。

于是,为了遏制美元继续贬值,1987年2月,西方七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巴黎的卢浮宫召开会议,一致同意G7国家要在国内宏观政策和外汇市场干预两方面加强“协调合作”,保持美元汇率在当时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此次会议签署了“卢浮宫协议”。

本来美国是可以选择抬高本国利率来稳定美元汇率,但当时美国刚刚走出衰退,不愿意这么做,于是向西德和日本施压要求他们降息,以此抬高美元汇率。日本和西德的不同态度此时展示得淋漓尽致。西德央行展示出自己强烈的独立性,坚持国内货币政策独立自主,强调国内的经济形势决定了不能降息,最后选择了加息来抑制国内通胀;而日本对美国的要求言听计从,采取了降息的政策,长期维持了低利率,最后泡沫越吹越大。

在《日美货币谈判:内幕20年》一书中,作者泷田洋一记录了卢浮宫协议谈判期间的一些细节:“

美国自身有义务维持美元的价值,这是卢浮宫协议中的阿克琉斯之踵。如果对这个义务穷追到底,那么整个自由汇率制度都站不住脚。

而在日方提出资产清偿(asset settlement)的相关问题时,美方回答的是“噢?日本的意思是要我们用阿拉斯加做担保吗?”拿出整个阿拉斯加做担保资产,这是美国人最大的幽默。

在这里,美国直截了当表达出“美国不能像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那样承担义务”的意思。就这样,卢浮宫协议草草收场了,1987年3月以后,日元升值美元贬值持续加速。

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老师认为,日本与西德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一国在其货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尤应警惕本币升值后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他表示,西德在处理汇率问题上的做法值得中国借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西德允许马克汇率逐渐升值,并实行了浮动汇率制。而事实证明,实行浮动汇率制,最终并没有对其经济造成太大冲击。”

1989年版本德国马克二战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西德马克与美元实行固定汇率。随着战后西德经济奇迹的出现,到1960年代已经能够持续保持连年顺差。为了维持固定汇率,西德货币当局将巨额贸易盈余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同时产生了巨额的马克投放。这逐渐在德国国内引起流动性泛滥,威胁到物价稳定,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和工人薪资等也面临巨大的上涨压力。

西德国内就汇率改革展开了激烈争论,要求让马克同美元脱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1973年3月,西德决定马克对美元自由浮动,德国进入了浮动汇率时代。在持续贸易顺差的推动下,马克也开始了漫长的“主动渐进”升值过程。从1970年代的马克兑美元4:1,到1990年代逐渐升值到1.5:1,升值幅度达2.7倍。马克的大幅升值并没有给德国出口造成致命打击,贸易顺差依然连年扩大。

广场协议对中国有什么借鉴意义?

关于日本奇怪的经济环境,曾经只有日本专家和学术型经济学家会研究,但如今却不再是这样。日本的经济问题似乎成为了全球性的样本。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克鲁格曼曾经在一系列关于后泡沫时代日本经济之病的文章中写道:“日本的现状不可原谅、骇人听闻,简直是耻辱。”而不久之后,美国和欧洲也遇到经济危机和停滞不前的问题,克鲁格曼的论调也随之发生逆转,开始将日本作为平稳度过经济风暴的典范。

对于中国来说,日本曾经走过的弯路显然不能忽视。尽管在文化上中国和日本存在诸多差异,但二者经济体量相似,可以放在一起做国别比较。不过,我国的一些官员和学者误读了日本的教训,认为日本之所以会出现“失去的十年”,是因为“广场协议”之后的日元大幅升值,最终酿成泡沫经济。但其实,日本的错误不在于让日元升值,而在于因为过分担心日元升值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在于“广场协议”之后采取了极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是日本政界和学术界公认的看法,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此外,白川方明则认为,泡沫形成的机制相当复杂,广场协议后日本开始长期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并非是唯一的原因。尽管没有长期的货币宽松,日本如此大规模的泡沫也确实不会形成。

他认为,日本最大的错误在于,政府以“国际政策协调”的名义,承诺通过扩大内需来减少经常账户盈余。这是一种错误的经济学,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经常账户盈余会因国内外周期性条件的差异而出现波动,但其基本趋势是由充分就业时的储蓄和投资之间的落差决定,这取决于结构性因素,特别是人口变化阶段。在日本的80年代末是日本人口红利期,也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时期,这意味着人们会为退休进行储蓄,这时经常账户盈余是最高的。日本为何要在日元升值同时降息?白川表示,这是因为政府做出扩大内需减少经常账户盈余的承诺,日本央行就必须继续实行货币宽松政策,而这也的确成为了现实。日本泡沫的规模在现代经济史上前所未有,泡沫破裂和金融危机的后果极为严重。白川还指出,从当时直到今天,决策者和学者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金融失衡的积聚有可能最终破坏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是在通胀率保持稳定的情况下也不例外。

参考来源:

1. 戴维·皮林《日本:生存的艺术》

2. 野口悠纪雄《战后日本经济史》

3. 泷田洋一《日美货币谈判:内幕20年》

4. 白川方明《回顾1980年代日美贸易纠纷》

5. 金辉《余永定:警惕本币升值后扩张性货币政策带来的风险》

6. 辜朝明《大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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