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为什么要抑商，他们不知道把土地分给三分之一的人，其他人从事工商业这样对国家好处更大吗? 第1页

古代的商业，放到今天就是金融和贸易这两大行业；古代的农业，放到今天就是农业和工业。

金融、贸易行业的特点是利润高，如果不加限制甚至鼓励，就很容易造成经济脱实向虚。这个跟今天没有任何区别。而农业不稳，国家的粮食安全就不能保障；工业不稳，国家就没有稳定的经济运行能力，普通人的生活水准也会有很大的下降。

当然，你肯定会说“瞎扯，美国的金融业那么发达，他们活得不是好好的”？

其实，美国在发达的金融业之下，仍然能够让国家维持强大，根本上说是美国一直在吃二战和冷战的红利。与此同时，二战以来依靠核武器形成的核平衡也保障了世界范围内不会发生大的战争。否则，如果没有原子弹，现在的中美两国早就兵戎相见了。

事实上，稍微理性一点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么多年美国去工业化对于美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是有害的。如果不是这样，特朗普也不会上台。而如果看一看英国的话，就会明白英国就是美国的前车之鉴——英国同样也是一个由工业国家转型为金融国家的样本。而今天英国的工业实力如何，似乎也不需要多说了。

而过度依靠商业的危害，在历史上的教训也比比皆是。就拿齐国自己来说，齐国国相管仲就是个打经济战的高手。《管子》中记载说：

桓公曰：“鲁粱之于齐也，千榖也，蜂螫也，齿之有唇也。今吾欲下鲁梁，何行而可？”管子对曰：“鲁粱之民俗为绨。公服绨，令左右服之，民从而眼之。公因令齐勿敢为，必仰于鲁梁，则是鲁梁释其农事而作绨矣。”桓公曰：“诺。”即为服于泰山之阳，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鲁梁之贾人曰：“子为我致绨千匹，赐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则是鲁梁不赋于民，财用足也。鲁梁之君闻之，则教其民为绨。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鲁梁，鲁梁郭中之民道路扬尘，十步不相见，绁繑而踵相随，车毂齺，骑连伍而行。管子曰：“鲁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对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绨。闭关，毋与鲁粱通使。”公曰：“诺。”后十月，管子令人之鲁梁，鲁梁之民饿馁相及，应声之正无以给上。鲁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绨修农。谷不可以三月而得，鲁梁之人籴十百，齐粜十钱。二十四月，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六；三年，鲁梁之君请服。

把这段话翻译为白话文就是：

桓公说：“鲁国、梁国对于我们齐国，就象田边上的庄稼，蜂身上的尾螫，牙外面的嘴唇一样。现在我想攻占鲁梁两国，怎样进行才好？”管仲回答说：“鲁、梁两国的百姓，从来以织绨为业。您就带头穿绵绨的衣服，令左右近臣也穿，百姓也就会跟着穿。您还要下令齐国不准织绨，必须仰给于鲁、梁二国。这样，鲁梁二国就将放弃农业而去织绨了。”桓公说：“可以。”就在泰山之南做起绨服。十天做好就穿上了。管仲还对鲁、梁二国的商人说：“你们给我贩来绨一千正，我给你们三百斤金；贩来万正，给三千斤。”这样，鲁、梁二国即使不向百姓征税，财用也充足了。鲁、梁二国国君听到这个消息，就要求他们的百姓织绨。十三个月以后，管仲派人到鲁、梁探听。两国城市人口之多使路上尘土飞扬，十步内都互相看不清楚，走路的足不举睡，坐车的车轮相碰，骑马的列队而行。管仲说：“可以拿下鲁、梁二国了。”桓公说：“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您应当改穿帛料衣服。带领百姓不再穿绨。还要封闭关卡，与鲁、梁断绝经济往来。”桓公说：“可以。”十个月后，管仲又派人探听，看到鲁梁的百姓都在不断地陷于饥饿，连朝廷‘一说即得’的正常赋税都交不起。两国国君命令百姓停止织绨而务农，但粮食却不能仅在三个月内就生产出来，鲁、梁的百姓买粮每石要花上千钱，齐国粮价才每石十钱。两年后，鲁、梁的百姓有十分之六投奔齐国。三年后，鲁、梁的国君也都归顺齐国了。

管仲的打法毫不稀奇，就是让鲁梁两国的百姓放弃农业，转向利润更高的商业。之后，再以经济手段让这两国的老百姓没粮食吃。这样两国自然就不攻自溃了。

有意思的是，齐国作为玩经济战的高手，到最后自己也受到了商业的反噬。虽然齐国是春秋五霸之一，但到了战国中后期，齐国却慢慢成为了一个经济大国，齐国的首都临淄更是成为当时的中国第一大城市。然而，到战国后期大家提到齐国，首先想到的不是兵威之盛，而是“鱼盐之利甲天下”。反倒是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之后，以耕战为国本，重农而抑商，最后一统天下。

同样的道理，大宋富甲天下。然而，一个靖康之耻，就分分钟被人教做人了……

当然，除了战争方面的策略之外，还要明白管仲的策略之所以能奏效，是因为古代的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以小麦为例，按照今天学者的考证，民国时期华北平原最肥沃的土地小麦亩产是150斤~180斤左右，普通地方的优质土地亩产是100斤左右，中下等的土地也就是六七十斤左右。假设民国时期每一户人家平均4~5口人，每人每年须吃粮食300斤，按照民国时期小麦出粉率70%（实际上低于此）计算，则每户人家每年必须生产出1600~2000斤小麦。再以优质土地亩产100斤计算，则每户人家平均许耕种16~20亩土地。

现在知乎上的很多人应该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不知道16~20亩地是什么概念。我可以这么说，就算是在今天，在没有实现机械化的地方，十几亩地基本上是一户普通人家可以耕种的上限。

还有一点，不要忘了中国古代的土地是私有的，很多农民并没有自己的土地，而是需要靠租种地主的土地来生活。假设每个农民需要给地主交的租子是收成的一半，那么他要耕种的土地还要翻倍。再加上农民日常还需要买一些生活用品，他也必须有多余的粮食去交换。

当然了，刚刚够吃也是不行的。有些地方可能会有天灾，粮食会减产甚至绝收，朝廷还得拨粮赈济。有时候，朝廷还要发动大规模战争，算上士兵和民夫，至少也得有保证几百万壮劳力吃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粮食（而且这些壮劳力本身还不生产粮食）。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被牢牢捆在了土地上，也没有多余的粮食用来到市场上去卖。如果你选择去做生意，那就意味着没粮食吃，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一夫不耕，有受其饥，一妇不织，有受其寒”。当然，事情无绝对，如果某些地方的物产非常丰富，那么这些地方就可以有多余的粮食来供养商人。古代江浙地区的商业非常发达，也跟这一地区粮食产量高有关。所谓“苏湖熟，天下足”，就是这个意思。

总的来说，二战以后大多数人过了七十多年的太平日子，似乎都已经忘了世界上还有“灭国战”这回事了。而在灭国战的逻辑之下，最有价值的东西不是钞票，而是粮食和钢铁。你有足够的粮食和钢铁，最后你一定会有钱，但假如你只有钱，那你最后就什么也没有……

回答这个问题有个现实的社会实验室可以参考：海地。

海地全民皆是小商贩，每人每天都在买入卖出，这并不能增加社会总供给，所以结果是海地依然贫穷落后，没有秩序。

另一个参考是北洋民国时期，外国产品倾销，买办商人收集社会财富。这些财富置换为外国产品，适用这些产品的并不是生产财富的农民，而是买办商人。所以农民越来越穷，国家越来越弱。

在古代，所谓的游商就会成为一个地区的买办商人，抽干一个地区的财富，农民会越来越穷，社会会越来越不稳定。

还有一个例子是全民传销的阿尔巴尼亚。

中国现代为什么要鼓励实业抑制金融？他们不知道把工厂分给三分之一的人，其他人从事金融服务业这样对国家好处更大吗？

其实现在的美国就是这么干的，如果将来中国变成金融割韭菜国家，或者干脆ai大发展，工厂不需要人了，全民炒股玩，到时候的人大概也会这么批判现在的政策。。。

因为收不到税啊。

别的原因，如生产力低下、1/3的根本供养不了另外2/3的人之类的，别的回答都提到了。

但根本原因还有一个：很难收到商人的税。

如果因为商贩行为导致流动人口增多，而官方又收不到足够的税，供养不起足够的公职人员对流动人口进行有效管理，那么对国家稳定来说，就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别说商人了，就是老实巴交的佃户、农民的税，都需要仰仗乡绅、地主这些人来代收。

乡绅、地主不但不用交税，而且要拔一层毛，称之为：火耗。

电视里演的雍正，终其一生，就是想把 火耗归公，再一个：官绅一体纳粮。就是想让这些乡绅、地主都按照拥有土地的面积来交税，而不是按人头来交税（因为丫鬟用人之类的都不算人头，大户隐匿人口是常态）。

所以说，土地作为不动产，收税都不是一件容易作到的事情。向移动的商贩收税，更是难上加难。

还是那个道理：你收税，就要派人去实施，这些人也要吃粮，而古代供养不起那么多光吃粮不种粮的人。

像美国那样的税务稽查？不可能的事。

（即使在现代的美国，各种逃税、避税也是常态啊！）

古代商贩做生意，别说 发票 这种东西了，连收据也不给的，好吧，纸很贵的。

甚至 钱 都不是纸的，要用金银铜。所以，一天下来，一个商贩一天到底赚了多少钱，除了他自己，没有任何人知道。

有的固定店铺，规模较大的，会记一个帐，有帐本，这算是一部分可以收税的依据。但是规模也很有限，无非是少量的客栈、饭馆、药店、米店之类的，数量极其有限。而且经常有阴阳帐本，官方根本无法查验。

既使在工商业相对较发达的明朝，也只有在魏忠贤掌权的那段时间，出动东厂去江南手工厂、矿场收税，那段时间反而成了明军军饷较为充足、战斗力较强的时期。但那种情况下收税，暗箱操作，中饱私禳，收得到的使劲搜刮，收不到的听之任之，无公平可言，民间对此举怨声载道。

宋朝商业相对发达，是因为宋朝偏安于较为富庶的江浙一带，能够空出的流动人口相对多一些，朝庭的办事人员比例相对较高，有余力进行一定的税收活动。

基本，古代税收的大项都是：盐和丝绸。

因为人人要吃盐，官方把盐一控制，就能赚到钱。再一个是丝绸，所谓织造局（李卫当官），卖给有钱人，赚差价。

另外还有一个茶马贸易，把内地茶叶卖给塞外胡人，换回马匹，再把马匹卖给有需要的，赚取暴利。这个时候长城的经济作用就突显出来了。由于长城的存在，边塞交易被限定在少数几个据点，朝庭可以很轻易地进行控制，赚钱、收税都相对容易很多。

总之，古代收税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无论是商鞅还是贾谊，都提倡重农抑商。

这不是因为俩天才想不明白商业活动对人类的好处，恰恰是他们想得太明白了。

农业是整个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一如近现代的工业和农业。如果不是那持续许久的饥荒、瘟疫，贾谊们不会坐下来，冷静地思考农业和商业谁是根本的问题，也不会因为太多人“背本驱末”而产生深深的忧虑，他们没有必要非要跟“好处更大”的商业较劲，之所以较劲，还是多数人根本没捞着什么好处。

在松散无组织的情况下，“奇巧末技商贩游食之民”太多了。富庶起来的商人，首先想到的并不是鼓励生产，良性竞争，而是诡诈频出，逼良为贱。做这一切的前提就是钱权勾结，他们“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他们衣着华贵，履丝曳缟，不遗余力地鄙夷从事劳动、辛苦工作的人。为了进一步吞噬劳作者的利益，他们开始“兼并农人”，以至农人大规模流亡。

资本本来就是这样的，它起初是甜的，等成长起来，就会露出他可怖的面孔。贾谊们思考遏制这种势头的办法，得出来的结论，无非就是“踏踏实实发展农业”“将商业掌控在朝廷手中”“逼迫游商回归农业”。

说白了，那时的“重农抑商”，与现今的“房住不炒，发展实业”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无非决定性生产部门从第一产业变成了当今的第一、二产业。

当一个国家的人民辛勤工作三十年，结果得到的还不如花两年时间炒一套房多，全社会自然会形成一种极度务虚的风气。

社会上诞生了一大批成功学大师——饰知巧以相诈利者为知士。

有把百姓当铁憨憨的币圈大拿——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

形成了一大批官商勾结欺上瞒下的官绅——敢犯法禁昧大奸者为识理。

民间出现了大量被消费主义洗脑者，明明没那收入却天天买名牌的借贷者——世以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于俗愿，其所未至，以相竞高。

务虚要有人接盘。

当没有接盘侠，或者遭遇大灾时，又该如何呢？看似发达的商业，把水分一挤，竟然啥都不剩，连饭都快吃不上了——“即遇凶旱，必先困穷迫身，则苦饥甚焉”。

灾荒和瘟疫，检验了国家的根基。

贾谊们不得不反思，到底哪个才是国家的根本。

为什么要抑制商业？

根本原因就是国家和绝大多数百姓，没办法享受商业带来的好处，却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以当时朝廷和地方的构架和办事能力，似乎并没有别的更妥帖更无流弊的办法。统治者当然知道，商品是不能不交换的，可又绝对不可以放下去不管，使重权移于豪强之手，出现尾大不掉甚至反制之势。只能将经商大权统归官手，顺带让百姓各安本业，以保障帝国根本性的稳固。

朝廷取利，运用管仲操纵市场的理论，人民的贫富予夺，皆在君上（朝廷）至手，则“民之戴上如日月，视君若父母”。

当然，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么办的害处也不小。人未免也太轻视商业，太重看“务本”。以至于为了务本而务本，明明可以提高生产力，却不肯提高。譬如新型织布机提高数倍产能，太后第一反应不是欣慰，而是“女人闲下来，岂不是会生事？”在农业方面，一些方便耕作的机械甚至会遭到其他农人的嘲笑，被视为“奇技淫巧”。本来提高生产力，保证了根本的情况下，可以解放多出的人手做其他事，但却为了让人务本，就偏不解放。

相反的，题主这观点就是另外一个极端，不顾现实，为了场面而场面。自媒体大神月入十万，全国人民三分之一从事工商业，剩下三分之二都去当自媒体大神，咱还不瞬间进入超级发达国家行列？想什么呢？

中国古代历史不得不重农抑商的一个可能性是金属货币流通量不足，我还没考证好呢，这是个长期通缩的问题，也是个货币本位问题，我再仔细想想，再告诉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