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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洋务运动」?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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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让1860年的清朝,开始走向洋务运动的道路上呢?

事情得从顺治年间说起。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普遍现象,再骁勇善战的骑兵只要入主中原,就会迅速腐化,丧失战斗力。比如号称满万不可敌的女真人建立金朝之后,骑兵不复当年之勇,被蒙古骑兵碾压式击败。而号称天下无敌的蒙古骑兵,在元朝建立后也迅速腐化,传说中的精锐怯薛骑兵,也没能保证帝国的长治久安。

所以清朝在顺治年间入主中原之后,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八旗骑兵的腐化不可逆转。清廷如果失去了强大的骑兵团,就坐不住这锦绣江山。所以,保证清国祚绵长的根本,就是保证清朝骑兵团的长盛不衰。

怎么才能保证清帝国骑兵的长盛不衰呢?清朝把东三省划为禁区,不允许随意开荒。然后把北山女真诸部加以整编,训练出了强大的骑兵部队。东北的骑兵以索伦骑兵和锡伯骑兵最为厉害。因索伦骑兵名声更大,所以这些东北的精锐骑兵,统称为索伦骑兵。

索伦骑兵就是清帝国压箱底的利剑,就算中原八旗、绿营全不中用,东北的索伦骑兵也会成为挽救帝国危亡最后底牌。除此之外,成吉思汗的后人依然保持着悍勇的作风。所以在内蒙古,清朝保留了察哈尔骑兵的建制,这也是清朝的秘密武器。

到了乾隆年间,关内的八旗、绿营都没了战斗力。而乾隆帝还肩负着康熙、雍正两代的期许,一定要击败漠西蒙古,把西域纳入版图。所以乾隆开始对准噶尔蒙古动用了压箱底的索伦骑兵,一举歼灭称雄中亚百年的准噶尔汗国。索伦骑兵的战斗力,对中亚的浩罕国和对中亚虎视眈眈的俄国产生了巨大的震慑力。


乾隆时期,清军被缅甸军吊打的时候,是索伦骑兵出马,击败了缅甸。手持廓尔喀弯刀的廓尔喀入侵西藏的时候,福康安带领索伦骑兵翻越喜马拉雅山攻入尼泊尔迫使对方称臣纳贡。


哪怕是道光年间,张格尔入侵新疆,在清朝平定张格尔之乱的战争中,索伦骑兵依然居功至伟。

索伦骑兵作为清朝精锐中的精锐,不到万不得已,清朝是不舍得动用。这支部队的装备和给养要求都很高,每次出动都很烧钱。抠门的道光皇帝,也就是在镇压新疆张格尔之乱的时候,动用了新疆的索伦营。像鸦片战争这样的大型战争,道光帝调了藏兵,都没舍得调索伦骑兵入关作战。


直到有一天,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之乱闹到最凶的时候,林凤祥、李开芳带兵都打到了天津,危在旦夕。咸丰帝才紧急调黑龙江索伦骑兵和内蒙古察哈尔骑兵紧急入关,在僧格林沁的带领下,一举击溃太平天国的北伐军。


清廷上下坚信,有索伦骑兵在,大清就是无敌的。然而,很快英法联军就在大沽口登陆了。不可一世的僧格林沁在塘沽之战中,被阿姆斯塔朗炮打的怀疑人生。在随后的八里桥之战中,僧格林沁用满洲骑兵最勇猛的冲锋方式冲击英法联军的阵地。如果英法联军用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装备,那么在第一轮齐射之后,清军没死的骑兵能冲上来干死洋人。但是时代不同了,联军此时已经普及了带膛线的击发枪,射速超越了僧格林沁的想象。清国赖以依靠的索伦骑兵几乎全军覆没,大清要完,咸丰帝仓皇逃往承德,用女色以“自戕”。

咸丰帝没有想到,清没有完,而保住大清的是曾左李三位的团练武装,这些武装无一例外的装备了洋枪洋炮,采用了西式练兵法和中式管兵法,这些被称为湘军、楚军、淮军的部队比索伦骑兵更值得大清依靠。未来这些部队平了长毛,灭了捻子,肃清了回乱,奇迹般的让清得以续命。

这一次,让清朝的统治阶层产生了思想上有了巨大的转变,骑兵的时代过去了,唯枪炮才是硬道理。因此,大清上下决定改革开放,认识世界,学习世界。他们认为大清哪点不如洋人?不就是武器差吗?要恢复康雍乾时代的荣光,先从武器开始。


于是这场从改变武器开始的清朝自强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了。由于主要是学习西方,所以这场改革开放,被称为洋务运动。

说起洋务运动,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曾左李,可能是恭亲王,甚至是晚一些的张之洞、刘坤一之类的人物。其实要说洋务运动的首创和推动者,那得是瓜尔佳·文祥。文祥的出身一般,是辽宁沈阳的正红旗出身。虽然姓瓜尔佳,但是跟鳌拜没什么关系,所以一出生就输在了起跑线上。但是少年时代的文祥是个上劲的娃,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终于在道光二十五年考中了进士,还成为了北京的公务员,任工部主事。

乍一听,这个官位很唬人。但是主事这个官也主不了什么事,主要是干活,官阶为正六品。在工部干活,前途也就那样吧。文祥一混就是九年,九年,文祥才升了一级,为从五品的工部员外郎。那个年头大兴土木的机会不多了,所以在工部的文祥,本来没机会出将入相。这时候,时势造英雄,文祥迎来了一个机会证明自己不光能从事工程水利方面的工作。

咸丰五年,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打到了天津,京城人心惶惶,很多工匠纷纷出逃。京城没有工匠还像话吗?朝廷设立临时的警察机构,抓捕逃走的工匠。工匠归工部管,工部懒得管这事,就让并不重要的文祥去这个临时警察机构任职。没想到文祥办事得力,加知府衔,为从四品,赏单眼花翎。自此文祥官运亨通,可谓是坐着火箭上升。文祥的仕途前九年只升了一级,而之后的五年里,文祥由一个工部员外郎,在咸丰十年做到了军机大臣,历礼部、吏部、户部、工部侍郎,兼副都统、左翼总兵。可为朝中炙手可热的大人物。可是就在当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逃往承德,僧格林沁八里桥惨败,文祥被委任步兵统领,协助恭亲王留守京城。在这个时候,清国上下都闭嘴了。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连最豪言壮语的僧格林沁都闭嘴了,谁也不敢多说话,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话。

只有文祥,一封封奏疏发往承德,陈述眼前的危局该怎么办。并协助恭亲王稳定北京局势,拘捕前来浑水摸鱼的盗匪,与英法俄三国谈判。搞定北京的烂摊子之后,文祥上书咸丰帝速速回京主持大局。但是信心崩塌的咸丰帝不想再回北京,而当时大清国的各级政府官员当中,只有文祥想要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而且有了成型的方案。


文祥认为,挽救大清,先从跟洋人搞好关系开始。只有搞好关系,才能获得洋人技术上的输入。要不然大清说句话,只有朝鲜觉得说得对,那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文祥联合京中官员,上书咸丰帝,请求设立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全权负责跟洋人的外交和通商。咸丰十年,咸丰帝同意了文祥的奏疏。咸丰十一年,任命文祥为总理衙门大臣。之后,文祥的建议,咸丰帝统统准奏。而洋务运动的序幕,也正是在文祥的奏章中拉开序幕:成立总理衙门、设立翻译馆、改组京城八旗使用西式装备成立神机营。又提拔富明安、沈葆桢等人镇压内乱。看上去文祥是当时大清国唯一可以倚重的对象,而然几个月后咸丰帝驾崩,留下的辅政大臣、军机大臣当中并没有文祥。

这让文祥大为不满,所以文祥成为了辛酉政变的坚决推进者。在扳倒八大臣之后,文祥成为了军机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兵部尚书、正白旗蒙古都统、镶白旗满洲督统,后来又加太子太保衔。


自此,朝廷中枢有了实干派文祥,加上亲贵大臣恭亲王,地方上有曾左李三大总督,洋务运动才得以顺利的开展。

可以说,索伦骑兵的惨败,和湘军、楚军、淮军的节节胜利,是大清决心转变思想搞洋务的基础。而在这个关键时刻,曾左李三位有想法却没话语权,而恭亲王有话语权却没有成熟的办法。唯有瓜尔佳·文祥,既有成熟的想法,又有很大的话语权。推动中国的近代化,文祥是第一功臣。左宗棠收复新疆,没有文祥的力挺也办不成。最难能可贵的是文祥并不像大多数晚清名臣那样搞派系斗争,当“海防”、“塞防”成为湘军和淮军的派系斗争之后,文祥依然做到了向理不向人。该“塞防”的时候,文祥坚决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该“海防”的时候,文祥坚决支持李鸿章组建北洋水师。

这样一个晚清难得的名臣,为什么名气比恭王、曾左李三大总督都小得多呢?文祥能力出众,朝廷不得不用他。而且文祥忠心耿耿、大公无私,朝廷舍不得不用他。但是,朝廷真的不待见他。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大公无私的文祥,在研究洋务之后,得出了宇宙真理。大清之败,西洋的武器不足以让大清重回巅峰。该改的,是大清的制度。钦羡西洋民主共和议会制度的文祥,怎么可能是大清宣传的典型?

英法联军的枪炮,让大清决定搞洋务自强改革,这改革从哪开始呢?奕訢、文祥、桂良联名上奏,清的转身,从成立总理衙门开始。


曾经有专家分析过,说总理衙门的成立,是中国中央机构半殖民化的标志,有利于列强控制中国。这话说得太传统。

奕訢、文祥、桂良为什么要联名奏请成立总理衙门呢?简单倒序一下,其实道理很简单。顾一下清朝前两次对外战争,即两次鸦片战争。

这两次战争可以避免吗?其实是可以的。英、法的诉求就是通商。通商能不能谈?当然能谈。之所以没谈成,酿成了战争,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洋人想谈,跟谁谈?在什么地方谈?

这是个大问题,两次鸦片战争洋人都为这个问题所困扰。原来洋人以为两广总督说了算,结果两广总督不敢做主。后来洋人以为钦差大臣说了算,后来发现钦差说了以后,皇帝还能一票否决。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第一阶段最典型,洋人一路打到天津卫,就是为了找中国的首相谈事。他们怎么知道,1840年的中国正好是废除丞相460周年大庆。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洋人知道了中国只有皇帝说了算,跟怡亲王载垣谈了几次被忽悠之后,一路打到了北京,要跟皇帝谈。

皇帝跑路了,留下来背锅的,就是藏在万寿山不敢露头的恭亲王,真正主持大局的,就是记名步兵统领文祥。文祥官位不够高,请出来皇室至亲恭亲王跟洋人谈判,与英、法、俄三国签订了《北京条约》。签完约文祥就总结,眼下大清国到处都是敌人,但是敌人和敌人可不一样,敌人们的诉求完全不一样。像太平天国的诉求就是裂土分疆,有机会则取而代之。捻子的诉求就是四处抢劫,趁乱发财。俄国的诉求就是逐步分裂、吞并中国。相比之下,英、法的诉求不是不可接受,可以化敌为友,搁置争议共同发财。

不就是通商吗?通商清朝也是要出口商品,收取税赋,怎么说都是赚钱的。不像俄国不交税,还制造事端。所以,文祥决定成立一个部门,专门处理和洋人的外交和通商。一个强大的国家,绝不是整天把别人吓尿,而是天下都是朋友。你跟人是朋友,人家才能对你技术输出。否则的话,只能是各种封锁。英、法愿意看到一个稳定富庶开放的大清,这样大清朝四亿人才能成为有购买力的强大市场,这才符合英、法的国家利益。你说英、法害怕大清强大吗?拉倒吧,你再强大也不能绕地球半圈过去打英、法。就算你有这能力,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就为显示我牛逼?算了吧。贸易是双赢的局面,赚钱才是最重要的,大清朝的统治者是落后,但又不是傻子。这也就是为什么文祥的一生都在致力于与英、法、美等国修好通商,与俄国坚决对抗。

文祥怕自己说话不够分量,好在留京背锅的恭亲王也是个能听懂道理的人,跟那些个食古不化满脑子意识形态的王公大臣不同,于是文祥让恭亲王牵头,由他和大学士桂良联名,奏请成立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与同治元年(1862年)正式成立,全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俗称总署。但是总理衙门不仅仅是个单纯的外交机构,而是清朝洋务运动的发动机。除了负责外交之外,总理们负责通商、新式教育、留学、铁路矿产、海军、邮政电报、国企等事物,由领班军机大臣管理。

总理衙门第一任老大就是领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其下设各类章京满汉各半。那么说恭亲王能全权负责总理衙门的所有事物吗?不能够。总理衙门大臣只能执行皇帝的决策,以及向皇帝汇报总理衙门的情况。也就是说,总理衙门的性质是新式的,但是组织结构却是仿照军机处,还是旧式的。

总署下属的外交机构也很有意思,那个时候德国还不强大,德意志各城邦组成了联盟,领头的是欧陆强国奥地利。所以总署把英国和奥地利归为一股,由英国股负责外交事务。


法国、荷兰、西班牙也是老牌的海上强国,归法国股负责。听闻亚美利加洲有个大国叫巴西,那也归法国股负责外交。


美国是清廷感到看不懂的国家,说强不强,说弱不弱。所以,总署设美国股,负责类似这种有通商诉求的二流国家,包括美国、德国、秘鲁、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时、丹麦、葡萄牙。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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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假设一个镜像问题:

假如美利坚天朝在未来国势衰微,被中国揍的非常惨,还不止被中国欺负(情景假设,不用考虑细节)。

那么,被揍到什么程度的时候?美国会开始反思?被揍到什么程度的时候?会决定全面向中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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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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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评价要做到客观严谨,首先需要的是一种历史态度,要站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所处于的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评价。不能以现在的标准、眼光,来苛求发生于过去的历史事件、人物、事物,要认识到人类社会是一个逐渐完善的永无止境的进步过程。

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

我觉得引用“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或者“种豆得瓜”这两句话来帮助理解,一分为二来看待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作为晚清的一场重大社会变革,身上带着非常鲜明的标签,即“守旧与创新”。正如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谈到的:洋务运动,就其主观动机而言,他们未必有真心打破旧轨,但他们的主张却历史地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作为封建地主阶级自发的一场自救运动,洋务运动的守旧表现在于它的一系列口号、措施(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自强求富的口号,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等等)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这些努力,按照中学历史教材的观点:随着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威海卫战役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

也就是说,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起步到19世纪90年代这段时间所做的努力,最终没能实现富国强兵从而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这一主观目的,这便是前面所说的“有心栽花花不开”。洋务运动的失败更多的是从清王朝自身来考虑的,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开展过程中却客观的、意外的、间接的对整个中国社会起到了社会转型的促进作用,亦即“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这一高度评价的结论。大致分几个角度举例如下:

1.经济上, 洋务运动创办的军事工业(前期)、民用工业(后期),引进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机器大生产)和科技人才,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注意:洋务企业不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它是由财政拨款,归国家所有的,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的带有封建性质的近代工业),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及管理经验。

2.思想上,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虽然在坚持中国旧有的政治、文化制度上带有保守消极的一面,但是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这是与世界接轨的进步表现。

3.教育上, 设立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培养翻译、科技、军事方面的人才,还派遣留学生,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开始。

4. 军事上,创建近代海军(福建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

5. 外交上, 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常设的外交机构总理衙门,加强了清朝同外国的联系,促进外交近代化。这一点深得我的欣赏,因为沉湎于“天朝上国”迷梦的大清帝国,面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不断入侵,不再是趾高气昂而逐渐放低姿态,学会了运用国际惯例和外交准则来和西方列强打交道。这其实也是中国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转型的一个缩影,因为契约精神蕴含其中,国与国之间的国家信用得到一定的体现。当然,中国一直在进步,但真正实现法治的道路任重而道远,我们仍在努力中。

。。。。。。

吃饭了,先这样。最后,浏览了这问题的许多知乎网友的讨论,请允许我用微弱的声音为中学历史教材“伸冤”一下,其实大陆在用的各个版本的历史教材,早已不是一些网友们固化认识的“阶级斗争”、“歌功颂德”、“马克思”、“洗脑”等标签,无论教材还是高考前沿,都在淡化阶级斗争史观,对于洋务运动,给予了较高的正面评价。下面附录一下,关于评价洋务运动的一些常见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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