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二百多年都未能彻底降服蒙古，清朝几十年就解决了？ 第1页

先上结论，尽管明清政府都曾经击溃蒙古高原的政权，但只有清朝建立起了有效的统治。因为清朝做出了制度创新，构建出了针对牧区的直接统治体系（盟旗制），将战术胜利的成果以制度形式巩固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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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政府在建立之初，曾重创蒙古草原政权，基本过程如下。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七月，明将徐达等率军攻占大都（北京），惠宗北奔上都（锡林郭勒盟）。

至正二十九年（1369年）常遇春、李文忠攻占上都，惠宗北走应昌（今赤峰附近）。左副将军李文忠等率东路出居庸关，直克应昌，惠宗之孙及后妃、诸王、官吏等多人被俘，解往京师。时元惠宗已卒，太子仅以数十骑败走和林（近蒙古杭爱山），在和林即皇帝位，年号宣光，以明年为宣光元年。

宣光元年（1371年），明军十五万兵分三路，出击漠北。中路与东路为北元所败，此后战局陷入胶着。

宣光八年（1378年），北元汗死去，庙号昭宗。其子继任为元朝皇帝，称乌萨哈尔汗，年号天元（1379-1388）。

天元十年（1388年）三月，蓝玉率师十五万北进。四月，到捕鱼儿海（今贝尔湖），奔袭北元汗帐。北元惨败，乌萨哈尔汗带着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等数十人逃往和林方向，行至土剌河一带，为其部将也速迭儿所缢杀。捏怯来、失烈门南下，投降明朝。 经此一役，乌萨哈尔汗的次子地保奴、嫔妃公主一百二十三人、官员三千余、人口七万七千多，为明军俘获。

至此，黄金家族对蒙古高原的统治已经暂时告一段落，明朝成功实现了对草原的去中心化。但同时，明朝也陷入了前代中原王朝的相同困境，如何在已经破碎化的草原建立有效统治？

首先，绝对不能放任不管。在内亚语境下，牧区的权力真空不会持续太久，总会自发生成新的权力中心，这在前代已经有所体现。如汉灭匈奴，而鲜卑兴；唐亡突厥，则回鹘起。即使能铲除一个游牧政权，很可能不到十年又会出现新对手。

其次，明又无力针对牧区进行直接统治。

直接统治的核心在于控制人口和土地，而在牧区，这已经超出了明政府的能力圈（或者说知识储备）。在农耕区，只要在交通要道建立城池，编户齐民，统计耕地，就可建立起基层税收、团练体系。但在牧区，各部落逐水草而迁徙，即使能被禁锢一时，但人可以逃亡，反正牧场到处都是。

最后，明代试图采取了一种间接统治的策略。

①修长城，戍九边。

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长城的目的有二，一是军事防御，二是贸易控制。允许对明称臣的部族定期互市，并对敌对部族贸易封锁。这点相当成功，不少部族为了取得贸易权，形式上向明朝称臣，实现了和平共处。

②广封王，众建以分其势。

极力避免草原出现统一的权力中心，力争在牧区形成多中心的均势体系。

明代的这一策略其实成败参半。明代确实能通过贸易控制，在大多数时间实现了与蒙古（鞑靼、瓦剌）的边境安宁。另一方面，至达延汗（其实就是大元汗的意思）在1506年统一漠南蒙古（鞑靼）后，蒙古高原还是重新形成了统一的权力中心。

至明末，达延汗重建的蒙古汗国传承至林丹汗。林丹汗直辖察哈尔部，又是整个东蒙古（鞑靼）的总汗。

后金（清）兴起后，其征服蒙古（卫拉特部除外，明又称瓦剌）的流程如下：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林丹汗与明朝结盟，联手遏制后金

天命四年（1619年），后金在辽河大败喀尔喀蒙古军，俘获喀尔喀、扎鲁特的多位头领。

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攻克明军驻守的沈阳，进而攻打辽阳。喀尔喀部乘机偷袭沈阳，但被后金击败。不久，喀尔喀部台吉古尔布什、莽古勒等率六百户投奔後金，努尔哈赤将其女嫁予古尔布什。此后，对林丹汗心怀不满的一部分喀尔喀、扎鲁特台吉投靠努尔哈赤。

天命九年（1624年），科尔沁部首领奥巴向努尔哈赤称臣，首先归附后金。次年，林丹汗发兵讨伐科尔沁部，努尔哈赤命莽古尔泰、皇太极等前往救援，林丹汗被迫退兵。

天命十一年（1626年），后金征巴林部、扎鲁特部，掠其人口、牲畜而归。

天聪元年（1627年），柰曼、敖汉二部归附后金。次年，喀喇沁部归附，皇太极发兵征察哈尔。之后，扎鲁特部归附后金。

天聪四年（1630年），四子部落、阿噜科尔沁部归附。

天聪六年（1632年）翁牛特部归附。四月，皇太极再征察哈尔，令喀喇沁、扎鲁特、敖汉、柰曼、翁牛特、巴林、科尔沁等部前来会师。但蒙古各部多不愿与察哈尔交战。五月，后金进军至归化城，林丹汗南渡黄河，逃往鄂尔多斯。后金俘获察哈尔数千人。次年，茂明安部、乌喇特部归附。

天聪八年（1634年），林丹汗病死于大草滩，察哈尔、克什克腾部众相继归降。

次年（1635年）四月，林丹汗之子额哲出降，献元代传国玺“制诰之寳”，察哈尔部灭亡。鄂尔多斯部、归化城土默特一并归降。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漠南蒙古各部王公台吉来盛京朝觐，奉皇太极为蒙古大汗。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大清谐音“代青”，蒙语可解“勇士”）。

类似于唐帝对草原地区自称天可汗，清主在汉地称帝的同时，也同时声称继承了蒙古的汗位，并得到了蒙古诸部的背书承认。但李唐对于草原地区就是简单册封部落首领官职，并对部落冠以州名，最后再加以外交制衡，避免出现独大。其效果甚至不如明代的经济制衡，突厥、薛延陀、回鹘、黠戛斯、契丹诸部竞相崛起，唐在漠北获得了一次次的战术胜利，却总是换来新的草原之主。清代另辟蹊径，构建出了一套针对牧区的地方行政体系（盟旗制），将游牧部落齐民编户，禁锢在各自的小片土地上。实质上，是将前代的众建分其势的治理原则，予以制度化。

清廷采取了直接统治的策略，具体如下。

①称蒙古大汗，宣称直接继承了蒙古帝国法统；

②奉黄教，笼络蒙古各部的宗教势力（据现有史料记载，雍正、乾隆两帝似乎不信教，对萨满、佛教、基督均视作迷信，但政治上采取实用主义）；

③对战略要点建城并驻军，由各路将军统辖。

④对蒙古基层采取盟旗制，离散部落、齐民编户。

盟旗制大体如下

清对归附的蒙古部众，按盟旗原则重新安置归附的蒙古诸部，直至全蒙古部众悉数被纳入盟旗体制。

其中，旗是清廷设在蒙古地区的基层行政单位，在法理上是清朝皇帝（也就是蒙古大汗）赐给旗主的世袭领地。旗经过编织佐领，安置属民，分给牧地，划定旗界，通过任命札萨克（执政官）而形成。

盟为旗的会盟组织，合数旗而成。每盟设正副盟长各一人，由清帝派人兼摄。盟长的主要任务是充当三年一次的会盟召集人，履行比丁、练兵、清查钱谷、审理重大刑名案件、监督属下各旗等职责，但无发兵权。

同时，清代严格限制各旗属民越旗游牧、耕种、往来、婚嫁。

盟旗制下，蒙古诸部的经济基础实质上已从游牧制转变成畜牧制，实现了人口土地紧密结合，方便清廷统治。

至此，蒙古旧地被分割成内属、外藩共计262旗。其中外藩蒙古各旗主的权柄已形同西南土司，而内属蒙古甚至已经实现“改土归流”，由清帝直接派遣旗主。有清一代，牧区再也无法自发形成新的权力中心，或者说，清廷成功把自己打造成了蒙古高原的新核心。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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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州女真对蒙古的统治有其独特的优势，是传统的中原政权无法模仿的。简单的说就是下层变游牧为畜牧，用「盟旗制度」来限制人员流通；中上层用宗教笼络，打造共同的文化认同，贵族则直接互相和亲，达到满蒙共治的效果，

这种联系是如此的紧密，最终在清朝灭亡之后，汉八旗、满八旗和蒙八旗形成了超越原始民族的新的强文化认同，统称为「旗人」。

这三条，没有任何一个中原王朝愿意做，也确实做不到。

首先，实力只是基础，单纯靠实力，是几乎不可能真的去同化和自己差异很大的草原民族的。就现代的例子：前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山等等这些地方都不大，也都统一在南斯拉夫下几十年了。但是当压力减轻之后，这些小国还是纷纷独立了。文化不同，宗教各异，这不因为塞尔维亚具有优势，就意味着其他的几个小国就会心甘情愿的聚集在塞尔维亚周围报团取暖。

在清朝之前，中原王朝对草原的政策不外乎三种：

1. 拉一派打一派，保持平衡，隋唐前期等中原王朝强盛的时候都是如此。
2. 有限的低烈度战争，在边境搞缓冲区，通过军事威慑和经济贸易来控制对方。宋朝和明朝后期都是如此。
3. 穷天下之物力，毕其功于一役。打出几十年的和平。汉武帝、隋炀帝都是这么想的。

问题在于这三策，都需要中原王朝能镇得住场面。就算是最不堪的南宋，也在稳住阵脚之后，和金朝取得了战略上的相持地位。

唐朝在太宗和高宗时期，对草原的控制力也是非常强大，突厥、突骑施、薛延陀……草原的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谁冒尖就打谁，但是又如何呢？草原上的人口源源不绝，不断的在互相的迁徙、仇杀中养蛊，打掉一波又养出来一波，唐朝的镰刀再快，也有割钝的时候，等到武则天上位，清洗了一大波名将之后，突厥果然就死灰复燃了。

因为这三策，都依然还是区分「敌我」的。以术驭人，必然是貌合神离。拳头大能压服一时，不能压服一世。如果做不到把原住民彻底赶走，那么想要真正的降服，那么就需要模糊「敌我」的概念，让双方能够存在除了「我打不过你，暂时拜拜你讨点好处」的想法，还能有思想文化上的认同。

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就经常号召「满蒙一家」，以满洲与蒙古族相近文化、宗教习俗来达到拉拢临近蒙古部落。而蒙古确实和建州毗邻，如果建州兵要入关打秋风——或者说要生存，就一定要和蒙古搞好关系。

对中原的皇帝而言，蒙古归根结底只是边患，而对后金来说，这关系着生死存亡。所以后金的皇帝更愿意下本钱来拉拢蒙古，而本来后金和蒙古确实相对比较接近，早期设计满文的时候，就借鉴了很多蒙古文的写法。

到了康熙朝，就有了「兴黄教以安蒙古」的说法。蒙古贵族和牧民对黄教喇嘛的尊崇是天然的，而清朝的皇帝也确实就能把黄教的喇嘛请到宫廷里面来讲经，包括自己都可以皈依灌顶。在实际行动上，清朝皇帝也给了喇嘛超然的政治和经济的地位，牢牢的把蒙古人都信奉的宗教，和自己捆绑在了一起。

在血缘同化上，满蒙和亲的力度远超汉唐。汉朝和唐朝的和亲是单向的，无非是定期送一些公主给草原的头领，中原的皇帝当一个挂名的岳父，仅此而已。而当中原强盛的时候，很多草原头领也愿意娶公主，当了皇帝的女婿，统治的合法性就强了一些。当中原弱势的时候，送公主就不那么有用了——因为你送了，人家继续来抢，也没什么办法啊。

满蒙的和亲则是互相的。皇帝会娶蒙古人做皇后，皇后的孩子可以做下一任皇帝，而蒙古贵族王公也能讨到清朝的格格做福晋，生的孩子同样继承家业。几代人下来，蒙古上层和满清上层通通都是亲戚，是真正的从制度到血缘上的「满蒙一家」。而满蒙又都人少，作为占据高层的少数族裔，都面临着共同的压力，所以蒙古没有和满清内讧的动机。

事实上，蒙古对满清的忠诚，确实贯彻了清朝的始终。

有了文化认同，有了血缘羁绊，接下来就是盟旗制度了。

草原的活力在于迁徙，在于人口不断大规模流动中的残酷冲突，在血与火之间诞生出的强者，也获得了和中原王朝掰手腕的能力。盟旗制度恰恰就是限制了牧民的游牧范围，改游牧为畜牧。同时这种固定范围放牧，有稳定据点的政策，也让叠床架屋的官僚体系成为了可能。那么这意味着草原民族独特的粗放式管理优势也没有了，草原上本来就不多的资源，又要分出去来供养盟旗的官僚，而这些官僚的权力，来自于中央。这样就把中原和草原之间的地域矛盾，变成了盟旗内部的阶级矛盾。

盟旗制度虽然是最实质性的，但是没有前面说的蒙古中上层和满清在文化和血缘上的认同，是执行不下去的。因为底层的牧民没有头领，归根结底是需要贵族带着他们和中原王朝干。而清朝狠的地方，就在于真的能够放的下去身段来进行宗教、文化和血缘上的融合。

这一点上，不得不承认清朝统治者是有一些「外邦人优势」的。很多事情是清朝的皇帝可以做，但是宋明的皇帝不能做的。比如尊崇儒学，如果是清朝皇帝来做，儒臣们就会感恩戴德，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尊重；但是如果是明朝、宋朝的皇帝做，儒臣们会觉得理所当然，并且还可能挑刺。在尊崇喇嘛教这个事情上，如果是明朝的皇帝天天请喇嘛给自己讲经，还要自己皈依黄教灌顶，儒臣们估计要纷纷谏言了，但是在清朝这就是理所当然的。

儒学对唐宋明的皇帝来说，是双刃剑，一方面创造了皇帝继位合法性的来源，同时皇帝也受到儒学意识形态，比如夷夏之辩的桎梏；但是儒学对清朝的皇帝而言，则更加彻底的工具化——儒学的好处一个不拉，有的皇帝还能自认自己是「天生圣人，为君为师」；但是在具体做事的时候，又可以以自己「异族皇帝」的身份相当程度上摆脱儒学的影响。

当年王莽做了皇帝之后，要征伐匈奴，大司马严尤有一段名言：

臣闻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当周宣王时，猃狁内侵，至於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蚊虻之螫，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馀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於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

道理已经说尽了，中原王朝能做到的最好的状态，就是保持相安无事，在自己国力允许的范围内维持一下秩序。明朝没有做的更好，也没有做的更差。

民族政策问题。

我要说一个大家不爱听的话：中国历史上成功实现大一统的只有唐元清三朝(或者汉唐一起算)，汉族蒙古族满族分别代表了中原农耕民族、草原游牧民族和森林渔猎民族。这也是东亚历史上三个核心民族，基本上我们历史上所有出现过的民族，最终都归属到了这三大民族中去。比如突厥匈奴女真契丹高句丽等等。

唐朝是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翻翻唐朝名人和文臣武将的名单，里面有多少少数民族？唐朝的军队中也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军队。唐朝这次融合失败了，失败后各族分裂，再进行各自内部的融合，此后的宋金辽就是唐朝分裂后几个势力之间的斗争，分别代表了中原、草原和东北三大板块。大家都从唐朝继承了科技军事和文化，都以正统自居。就如同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各国以罗马正统自居。

分裂的宋金辽西夏等，最终被蒙古族统一，这是唐朝分裂后的再次统一，顺便把曾经辉煌过的藏族也包含了进来。但是元朝的民族政策还不如唐朝，于是元朝再次分裂，东亚再次回归到中原明朝、草原的北元和东北的满族三个势力分裂状态。

清朝再次把中原、草原、东北三大板块统一，满族的民族政策明显吸取了唐朝元朝的教训，成功的对这三大民族进行了整合，可以说如果没有满清的成功，清朝灭亡后，中国只能剩下中原汉族传统区域。

民族平等，相互包容，扶持弱者，共同发展，这是基本原则，唐以后得宋朝未能完成大一统，为了自身政权的稳定和正义性，大力宣传中华和蛮夷之分，割裂各族之间的共同历史，以邻为壑，最终导致大家越行越远。

明朝在民族政策上做的确实远不如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