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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训是个怎样的人?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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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修改一下:

抛开武训本人不谈,《武训传》要表达意思换算到现在就是:

武训是一个老农民,老婆被乡贤抢回去睡了家里地被抢了,房子也被拆了,家产都是别人的了,都被乡贤给抢了····在工地上出了三年力,被老板随便使个坏就拿不到一分钱的农民工······

他没有上访、没有告状,没有找政府一点麻烦,也没有自己去报仇,坚决不给政府和高富帅找麻烦。

而是出去要饭,然后下跪求放高利贷的帮忙把他的钱一起放高利贷

然后挣了点钱,开了一个《弟子规》《二十四孝》培训学校

教育大家一定不能找上边的麻烦,不能找官员、富商、地主的麻烦

要自己自觉的当一个顺民··要像孝顺父母一样孝顺那些贵族大爷····


你说当官的能不喜欢?官僚群体能不雇佣一堆人来吹捧他?

这就是他们宣传的,他们希望的,这一部电影,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吹捧,

大家都希望这样,多好?忽悠的下边的屌丝们也这样,更好···


唯独老毛当年看到这个那叫一个气啊!


当然现在又都平反了,因为大家觉得下边都是武训,多好啊···不用费脑子就能很稳固的统治了


评论里居然有把武训这货类比 白芳礼 老爷子的

呵呵···

我就这么说一句,白老爷子资助的学生,和武训教出来的奴才,

谁是为社会做贡献的,谁是专门拉社会后腿的!



白方礼生于1913年,祖辈贫寒,13岁起就给人打短工。他从小没念过书,1944年,因日子过不下去逃难到天津,流浪几年后当上了三轮车夫

靠起早贪黑蹬三轮车糊口度日,经常挨打受骂,让人欺负,再加上苛捐杂税,终日食不饱腹。解放后的白方礼,靠自己的两条腿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劳动模范,也靠两条腿拉扯大了自己的4个孩子,其中3个上了大学。同时,他还供养着20岁就守寡的姐姐,并支援侄子上了大学。一个不识字的老人,对自己能用三轮车碾出一条汗水之路,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感到无比欣慰。老人的儿子回忆说,父亲虽然没文化,但就喜欢知识,特别喜欢有知识的人,从小就教导他们好好学习,谁要学习不好,他就不高兴。

1974年白方礼从天津市河北运输场退休后,曾在一家油漆厂补差。1982年,老人开始从事个体三轮客运。每日里早出晚归、辛劳奔波,攒下了一些钱。1987年,已经74岁的他决定做一件大事,那就是靠自己蹬三轮的收入帮助贫困的孩子实现上学的梦想。这一蹬就是十多年,直到他92岁逝世。


白老爷子解放前受罪,那些给他罪受的人,就是欺负武训的那些人,而那些帮凶,就是武训培养出来的奴才!

解放后,白老爷子正规单位退休,一个单位的普通工人,养出来四个孩子上大学!

改开后,老爷子挣钱供养贫困孩子上大学!


我就问了,武训这种人也配和白老爷子比?

人家培养的是社会需要的人才

武训培养的,是那些压榨人的混蛋的帮凶和包衣奴才啊!


-------------------------------分割线,后边的大家有兴趣就看------------------


不是宣传的,是真正的,实际上的,官僚们宣传的,希望的,就是武训传里的武训,而实际上的武训呢?


在武训死后,在鲁西及别地出现了一批吃武训饭的人。其中一人是临清的号称“武训第二”的王丕显,是一个借兴学发财的学棍,这里不来详说。另一人是堂邑的武金栋。武金栋,堂邑武庄人,是武训的疏族,现年七十八岁,他就是现存的一个活武训。他在武训死后一意学武训,见有钱人就磕头,低眉顺眼,出口成词,到处募捐,很积了一笔钱。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到过南京,为国民党所赏识,捧为法宝。他和我们见面,还是口中念念有词。他对群众的态度很坏,当地群众很不满意他,在土地改革时把他当作了斗争的对象。我们找他谈话,柳林镇的群众很感诧异。他从街上走过的时候,群众指着说:“为啥这家伙又来了!”

这些土地,大都是被武训乘人之危从农民手里零星地夺取去的。每张文约上的地亩数,大都只有一、二亩,或二、三亩。我们见到的七十四张文约内,有三十八张,都是三亩以下的数字;十亩以上的,只有五张。武训每次置地的数目如此细小,足证大都是贫苦农民,遇了危急情况,不能生活下去,不得已才把土地卖给武训。武训之成为大地主,是在二十九年内(从他三十岁算起),用各种残酷的方法,逐步地积累起来的。

现年八十一岁的老秀才倪瞻云对我们说:郭春煦外号郭糊涂,本来因事就要丢官了,忽然发现了武训,赶忙上禀,因此有功,保住了纱帽。 (这个和什么最美教师,嫁给大山的女人何其相似,官僚集团真是万古如一)



1951年调查:

我们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先后进行了二十几天的工作,调查了五部分材料: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二、武训的为人;三、武训学校的性质;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五、武训的土地剥削。
被我们直接或间接访问过的当地各阶层的人们共有一百六十多位。那些亲自见过武训的老年人(多数),或者是确知武训某些情况的壮年人(少数),是我们直接访问的对象。
我们在堂邑亲自访问了下列诸人:武克科(武庄人,七十八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武玠(武庄人,七十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武金池(武庄人,七十二岁,过去是贫农兼木匠和油漆匠,现在是中农),武克亮(武庄人,七十八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武金兴(武庄人,武训的曾侄孙,四十五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武金兴之妻(四十三岁),武金栋(武庄人,七十八岁,青年时候当过雇工,后来学武训,不务正业,到处以“义学”名义磕头募捐,讹诈劳动人民,搜括了不少的钱,土地改革时,农民坚持要斗他,分了他一些土地,他现在是个中农),陈福临(武庄人,七十九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武明之妻(武庄人,八十四岁,武训的族弟妇),赵维汉(柳林镇人,七十二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郭缙武(柳林镇人,七十八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郭继武(柳林镇人,七十九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新中农),郭金鉴(柳林镇人,八十七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韩祝龄(柳林镇人,七十二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穆仲山(柳林镇人,六十六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杨光汉(柳林镇人,七十岁,杨树坊之孙,过去是恶霸地主,现在是中农,被判了徒刑),郭培先(柳林镇人,七十五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杨光炬(柳林镇人,六十六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杨鉴远(柳林镇人,七十五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赵朝熙(柳林镇人,六十七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赵棣(柳林镇人,六十五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石东海(夫人砦人,七十四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李四德(夫人砦人,七十七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杜汝真(夫人砦人,七十七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张洪鲁(夫人砦人,八十六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萧振如(萧集人,七十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萧泗汉(萧集人,七十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萧桂树(萧集人,六十四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萧洪飞(萧集人,七十一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萧怀祥(萧集人,七十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唐勤习(连二砦人,七十五岁,武训的外孙,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张春华(连二砦人,八十二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张铸(连二砦人,八十二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梁老梦(连二砦人,八十二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林雪亭(乔庄人,六十九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范昌期(乔庄人,八十一岁,秀才,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倪瞻云(倪屯人,八十一岁,秀才,过去是破落地主,现在是中农),路思铎(东路堂人,七十二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梁亭桂(万庄人,七十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路兆平(万庄人,八十四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路延林(后路堂人,一百零三岁,过去是由佃户变成的地主,现在是中农),路文显(后路堂人,七十一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潘耕申(王二砦人,七十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潘耕历(王二砦人,七十八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王立成(小刘贯庄人,八十一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宋克义(赵郎砦人,五十一岁,黑旗军领袖宋景诗的堂兄弟的孙子,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王维修(王樊庄人,七十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崔金如(崔庄人,七十五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王汤传(崔庄人,七十五岁,过去是富裕中农,现在是中农),张玉池(中布砦人,二十九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我们在临清亲自访问了下列诸人:魏浚哲(临清镇吉士口街人,七十三岁,过去充当过衙役、商人,现在是城市贫民),冀熙亭(临清镇东夹道人,七十三岁,过去做过钱庄的领东掌柜,现在是贫农),赵名选(临清镇锅市街人,八十五岁,过去是富商,现在是富裕中农兼杂货店经理),孔昭文(临清镇车营街人,六十五岁,过去和现在都是搬运工人),陈茂林(临清镇后关街人,六十五岁,过去是店员、经纪,现在是城市贫民),郭宗周(临清镇吉士口街人,六十七岁,开小茶馆),于明轩(临清镇锅市街人,七十岁,秀才,过去是自由职业者,现在是中农),赵镜波(临清镇大寺街人,七十六岁,过去和现在都是富商),郭华亭(临清镇后关街人,三十八岁,过去是中农,现在是自由职业者),朱镜波(临清镇大寺西街人,七十八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医),张紫绶(临清镇锅市街人,七十岁,过去是银楼资本家,现在是中农),李汉邦(临清镇东关街人,八十六岁,过去是衙役,现在是城市贫民),张琴轩(临清镇南场街人,七十三岁,过去和现在都是城市贫民),李玉岭(临清镇吉士口街人,六十九岁,过去是衙役,现在是小摊贩),刘季重(临清镇人,六十二岁,贫民)。
我们在馆陶亲自访问了下列诸人:丁发训(西二庄人,七十九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侯士太(西二庄人,六十七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李文兰(西二庄人,七十九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李俊(西二庄人,七十四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侯子廷(西二庄人,七十一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王保西(西二庄人,七十九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汪宪章(杨二庄人,七十八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汪景东(杨二庄人,四十九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汪毓芳(杨二庄人,三十九岁,中农),刘继先(杨二庄人,七十二岁,贫农),徐兰田(庄科人,八十三岁,中农),马朝臣(庄科人,七十四岁,中农),张晓峰(薛店人,七十四岁,贫农),陈雨亭(薛店人,七十九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李周氏(薛店人,七十六岁,中农),牟世英之妻(薛店人,八十二岁,贫农),李协元(薛店人,七十四岁,中农),李四(薛店人,七十二岁,中农),夏连全(塔头人,六十八岁,中农),王永成(塔头人,八十八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以上堂邑县五十人,临清镇十五人,馆陶县二十人,共计八十五人,都是我们在二十几天中分别地直接访问过的。
此外,我们还收集了临清、馆陶、聊城、冠县等《县志》、《山东通志》、《山东军兴纪略》、《兴学始未记》和《兴学创闻》等清末或民初的著作和一九三四年国民党人郭金堂等出版的《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除《兴学创闻》无甚可取外,其余都是很重要的材料。可惜没有找到清末的《堂邑县志》,我们在堂邑、临清、聊城、馆陶、冠县等县及北京、济南两处的图书馆,都没有找到这部书,有人说是因集稿未刊被火灾损失了。


武训正式行乞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将近二十岁的青年。按照社会鄙视不劳而食的习惯,象他那样年轻力壮的人,要饭是不会得到同情的,也不会有多少人给他。因此,为了达到不劳而食的目的,他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装疯卖傻。八十六岁的张洪鲁(堂邑夫人寨人,中农)说:“豆沫壮着哪!”他还用手比划着说:“脸有这么宽,腰象案板那么粗!”我们问:这样壮实的人要饭,人家为什么肯给呢?张洪鲁说:“他疯迷了呀!”但是另外的人却说:“疯迷了,他对钱财可不糊涂。”这就是说,人们懂得他是装疯,上当的人不多。
装疯既不能长期骗人,到后来他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打起“兴义学”的招牌来了。但“义学”决不是他的发明,更不是装神弄怪什么“大梦三天”以后想出来的。“义学”在武训之前便有了。据“临清县志”说:“义学之设,始于清初,由城及乡,逐渐扩充”(第三册第十一页)。这种“义学”,绝大多数是满清王朝办的。从康熙到乾隆年间临清有九个“义学”,其中只有三个是私立(绅士捐建),其余都是“官立”,由知州创办。到了光绪年间,临清“义学”增至二十五处。可见越到后来,满清专制统治者越爱“兴义学”,“义学”在那一带越是发展。在堂邑、馆陶也是如此,在武训常跑的村庄萧集、杨林和千户集,就都在武训之前有了“义学”。武训行乞,到处跑,又接触封建上层分子,便悟出了打起“兴义学”招牌必然对他有利的道理。果然,这块招牌一打,就得到地主阶级的赏识,馆陶县娄塔头的武进士娄峻岭马上看重了他。当地群众说,娄进士谁都不夸奖,却说:“武七能成大事。”
武训装疯卖傻骗钱的方法是很多的,但是他有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他对地主的态度和对劳动人民的态度不同。他对地主阶级是到处磕头,满口“老爷爷”、“老奶奶”,或“爷爷”、“奶奶”。对地主的子女一律叫“小叔叔”、“小姑姑”。堂邑、馆陶的地主们说武训的“嘴甜着哪!”“脾气好,怎么耍他也不恼。”对劳动人民呢?武训的外孙唐勤习(连二寨人,七十五岁,新中农)说,有一回武训拿了几个杏子到他家,给了唐勤习兄弟们,唐勤习他们以为是舅爷爷送的,就吃了。刚吃完,武训就伸手要钱。张洪鲁说:“就别让豆沫撂下东西,他撂下什么涨什么。他撂在俺家二升红高粱,第二天来拿就要涨。”七十四岁的贫农石东海说:“谁沾着他,谁被害。”“放钱七百算一吊。”
自从武训正式要饭以后,是否如武训宣传者们所说他干过出粪、铡草、拉砘子、轧棉花、纺线、推磨等项工作呢?据我们调查,除了铡草、推磨之外,其余都没有。而铡草、推磨也不过是在要饭时候所表演的节目,目的是好伸手要钱或要干粮。我们问过几十位老人,只有两人说见过他推磨。其中之一说他推磨带上“驴遮眼”,当许多孩子围着他看的时候,他又学起驴叫来了。连二寨一百零三岁的老人路延林说:“光听他喊推磨,没见他真推过。”当我们向该村的张春华(八十三岁,中农)访问武训当年的劳动情况时,刚一提到铡草,他便说:“铡草铡草,没人来找。”这是劳动人民对武训的评语,应该说是很恰当的。连武训本家的武克科(七十八岁,中农),武玠(七十岁,中农)等人也说:“要饭是正事,干活稀松。”
武训一边嚷着“兴学”,一边装做疯傻,用尽各种哄骗讹诈的办法,从劳动人民身上搜括血汗。他把第一笔钱(据馆陶的群众说有四、五十吊),交给馆陶武进士娄峻岭替他放债,利息三分。武训明白了放债“涨”得快,就回家闹着要卖地。堂邑县官郭春煦的“义学正碑文”说:“同治初年,将前分业地三亩,变卖得价京钱一百二十千。”事实上,武庄的人们和武金兴都说卖地是真,但并未分家,卖的也不是三亩。武金兴说:“俺家宁死不出地,他一卖就是五亩七。”武训三兄弟共有十二亩地,他的份地是四亩,怎么能卖五亩七呢?据说他所持理由是没有娶妻,但是武金兴说更重要的是怕他凶,只得依他。武训把卖地的钱加上放债所得利息,又经过大恶霸杨树坊等人帮他放债,他的财产就越积越多了。他把整注的找娄峻岭和杨树坊等人替他经营,零碎的自己放。张洪鲁说:“豆沫五百钱也不肯存在身上,隔一天就看涨。”不使他的就下跪,还不起的他就说是“坑”(即赖债的意思)了他的“义学”钱。武训就这样经过高利贷的道路,很快又变成一个地主。有的农民还不起他的高利贷,把土地给了他;有的农民交不起租子,也把土地抵押给他。这样他的土地和高利贷数目便逐渐增加,到最后共达一万七千吊(“临清县志”第十二册第九十页至九十一页)。武训终于如愿以偿,打着“兴学”的招牌,披着乞丐的衣裳,爬进了剥削阶级的行列。
武训柳林“义塾”的基地是一个小地主郭芬捐的。郭芬为什么肯捐这块地呢?郭芬的本家郭培先(七十三岁,新中农)告诉我们这样一段故事:郭芬不相信武豆沫真办学,有一天碰上豆沫就问:“豆沫,你老喊兴学,为啥几十年不兴?”武训说:“没地盖房子。”郭芬说:“没地好办,东门外有我的地。”武训没得话说,磕了个头就走了。后来杨树坊和武训谈了话,武训不得不答应,这才“刘备招亲,弄假成真”,在杨树坊等人的命令之下,在武训五十一岁的那一年,也就是从他二十一岁打“兴学”招牌起正满三十个年头的那一年,他才和杨树坊合办了柳林镇的“崇贤义塾”。
自从这个学校办成之后,武训就不仅是流氓的首领,地主家的熟客,又成了官府的上宾。堂邑县官郭春煦请他吃饭,山东巡抚张曜召见了他。武训在郭春煦的宴席上得意地唱道:“摘摘帽,出出火,修义学的就是我。”郭春煦为什么要结识武训呢?柳林“义塾”的学生,现年八十一岁的老秀才倪瞻云对我们说:郭春煦外号郭糊涂,本来因事就要丢官了,忽然发现了武训,赶忙上禀,因此有功,保住了纱帽。
继柳林“义塾”之后,武训又办了馆陶县杨二庄“义塾”,但武训出钱较少,主要是用的了证和尚的庙产。说到了证和尚,也是一个和武训颇为相象的人物。他同样是穷苦出身,但当了和尚以后,就到北京活动过。回到馆陶,陆续掌管了三个庙的庙产。仅其中西刘庄一个庙,便有土地一百七十亩。除土地外,了证也放了四千余吊钱的高利贷。虽则是一个大地主和大债主,他也和武训一样,实行苦肉计,故意“一条棉裤穿九年”。对自己的穷本家,则是“一升半碗都不借”。据群众说,武训在三十岁左右就拜了证为师,是为了想在钱上打了证的主意,而了证则是利用武训勾结官厅

对于武训学校,在堂邑、馆陶、临清等县,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地主阶级说是“义学”;劳动人民则说是不义之学。例如穆仲山(堂邑柳林镇人,地主,一九一三年任过“崇贤义塾”的校董,六十六岁)的意见,即代表地主阶级对武训学校的看法。他认为武训学校是“义学”,他说武训曾经说过:“我穷,念不起书,我要穷人念书。”当我们问是否他自己听见过,他说他听见过,并且补充说:“我那时已经十三、四岁了!”其实武训死的那年他才十一岁。最妙的是他为了和我们谈话,陡然长了四岁年纪,对我们说他是七十岁。我们经过其他方面的调查,知道他只有六十六岁。可是,劳动人民萧振禄(堂邑县萧集村人,七十岁,过去是贫农,现为新中农)却抗议地对我们说:“武豆沫的学校穷人上不起,怎么能叫义学?现在的学校才是义学,穷人都能上学了。”他的这个意见,代表了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一般劳动人民对武训学校的看法。
为了彻底查清武训学校的内幕,我们访问了不少的老年人。其中记忆得最清楚、讲说得最详细的,是堂邑县倪屯村的倪瞻云。他崇拜武训,称赞“义学”,可是他肯说老实话,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的就不说。他出身于地主家庭,现年八十一岁,在“崇贤义塾”读书达七年之久(一八九○年——一八九六年,即光绪十六年至光绪二十二年),并且是个秀才。这位记忆力很好、精神颇佳的老人,还笑迷迷地对我们说:“武训还做过我的媒人哪!”他告诉我们,

崇贤义塾”在头七年(一八八八年——一八九四年),根本没有蒙班,只有经班。而经班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好户”(地主),其余也是富农或商人,没有一个中农,更不要说贫雇农了。学生中,有一些是跟着老师来念书的秀才。读的是诗、书、易、礼、春秋、左传等书。能够做“满篇”八股文章的人,才有入学的资格。

后来压力太大,开设了蒙班,但是仅一年就取消啦···


现在大家看到的武训学校,是拿国家的钱修的学校改名叫武训学校的·······然后里边出来的学生不感谢国家感谢武训,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肉食者鄙么?


-------------当然上边这些调查我认为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用-------------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百度百科上的说法,这个调查啊,臭名昭著,负责调查的人呢,是坏人,所以这一切都不可信。

【武训研究资料/转】吴迪:有罪推定--《武训历史调查记》的逻辑(光明网) - 应学俊【语文·教育·研究】 - 历史瞬间 - 历史钩沉

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

《调查记》评论说:“同时同地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向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投降,一个对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进行革命;一个被当时和以后的反动统治阶级所一贯地加以培养、粉饰和歌颂,一个被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所诬蔑、镇压和剿杀;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轻视和鄙恶,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拥护和敬爱。前一个就是武训,后一个就是宋景诗。”可惜的是,它可以欺骗某些人于永久,可以欺骗所有的人于一时,但是,它不可能永久地欺骗所有的人。

----------------------------------------------------------我不是很相信这个,因为这个怎么看怎么是知音读者青年文摘的煽情文,就是找不到详细资料,不能互相映证,但是大量的煽情··-----------


最后就是,政府失职不能确保义务教育,只好鼓吹希望工程和武训····也真是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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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很有意思。

假设有一位现代武训,乞讨三十年帮助三百名穷孩子上了大学,“改变了命运”。

那么把这位现代武训拿掉,那三百名穷孩子没有得到资助,进厂打工去了。

我想问的是,是不是那三百个本科学籍也和这位当代武训一样被我拿掉了?

武训资助的不是三百个孩子,而是三百个本科录取资格?

没有这三百个穷孩子,自然还有另外三百个孩子来上这个大学。

凭什么这三百个穷孩子你们觉得励志,那三百个没考上的被你们骂无心向学、你穷是因为你懒呢?

难道那三百个没考上的仅仅因为家里拿得起高中学费就要被你们仇富吗?

高考是一个零和博弈,有价值的本科,这边上去一个,那边就掉下来一个。

给这种事实上的互害机制添砖加瓦,值得这么跪么?


不零和虽然也可以,但是当年本科出来就是国家干部,扩招它就贬值。

问题存在于社会,也自当从社会求解。

支持武训、支持“教育改变命运”的人,其实支持的无外乎人吃人天公地道,人不吃人是通向奴役之路,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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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努力工作,年收入突破百万。我楼下小卖部老板眼红了。

他说他每天7点开店,晚上10点关店,工作时间比我长,收入却比我低,这不公平。为此,他甚至发展出了一套小卖部老板人权理论,要求将卖给我的可乐从一瓶2块钱涨到100块钱。

他说之前他受太多委屈了,等他觉得委屈弥补回来了,他会把价钱降到一瓶4块钱的。但想像原来一样2块钱一瓶那是永远不可能的。

我默默想了一下,走多一百米,用2块钱在另一家店买了一瓶可乐。

这件事被小卖部老板知道了,他生气了,他跑去骂另一家小卖部老板,骂他不尊重小卖部老板人权理论,并且在我家楼下贴大字报隐晦地骂我。

你说我为啥讨厌他?

我不只讨厌他,我甚至想报警呢。可惜警察说这事他们管不了。

……

这件事还有后续。

后来,小卖部老板人权组织找到了我,跟我说我楼下的小卖部老板的小卖部老板人权理论不是正宗的,他们才是正宗的。

我说,那你们的是怎么样的?

他们说,我们卖3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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