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王东迁，宗周老百姓留给了秦国，后来秦国人被视为夷狄，曾经是文明中心宗周的遗民百姓怎么看待这件事？ 第1页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

首先，在西周晚期的考古学证据证明西周受到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

解放以来，在丰镐地区、宝鸡、扶风等西周王畿核心地区发现大量青铜器窖藏，与过去在墓葬中发现的规整青铜器窖藏不同，这些青铜器窖藏既不成套，也没有明显的摆放规律， 还有多代青铜器掩埋于一坑的现象。

我们知道，西周时期青铜礼器大多用于祭祀祖先，是周人宗庙中最为宝贵的器物，要遗弃这些青铜礼器，必然是连宗庙都已经无法保护了的。这说明这些青铜窖藏是被匆忙掩埋的，器主将贵重但是搬运困难的大型青铜礼器掩埋在黄土之中，匆忙离开，显然是面临了巨大的危机。

另一个例子是西汉时期，汉武帝在长安郊外挖掘皇家池苑——昆明湖，结果挖出了厚厚的黑土，问东方朔这是怎么回事，东方朔答不上来，后来有胡人说这是烧焦的木炭。在近年来的发掘中，我们也知道了西汉的昆明湖是打破了西周镐京的地层的。

也就是说，赫赫宗周所在的镐京在西周末年的动荡中是被付之一炬了的，到西汉时期，人们已经忘记了镐京准确的地点。

在戎人的逼迫和王室的分裂双重打击下，周平王迁都成周，关中沦陷于戎人大潮之中。在春秋时期，秦人由甘肃礼县迁入关中，历经数代才站稳脚跟，开始扩大；

平王東遷，止于成周，秦仲焉東居周地，以守周之墳墓，秦以始大。——清华简·系年

在这段时间里，西周原王畿区域的考古学面貌为之大变，由过去整齐划一的西周风格转变为三股文化势力的融合：

1.出现大量具有戎人风格的器物，如铜鍑、短剑、带有动物纹饰风格的器物；出现大量此前属于戎人传统的屈肢葬葬式。这显示关中区域突然出现大量戎人。

2.早已淡出的商式传统大量出现，主要表现在商式陶器如侈口深腹瘪裆绳纹鬲等商式风格浓郁的陶器、腰坑殉狗等商式葬俗、突然增加的墓葬殉人。而这些商式传统的来源并非东方，而是周地以西的甘肃礼县一代，没错，这些就是秦人的传统：

成【13】王屎（纂？纘？）伐商邑，殺[宀录]子耿，飛廉東逃于商蓋氏，成王伐商蓋，殺飛廉，西遷商【14】蓋之民于朱圉，以御奴虘之戎，是秦之先——清华简·系年

这些就是在从东方西迁之后，秦人遗留的殷商古风。

3.另一方面，西周式传统仍然存在，周式陶器依然出土较多。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时期，春秋各国的青铜器都出现了纹样、式样上的变化，新的青铜器纹样和组合在东部诸国出现，而秦地的青铜器风格则显得尤为另类——呈现出古朴、庄重的西周风格，在各国中变化速度是最慢的；同时，秦地金文铭文字形也保持着西周的传统

这样的考古学面貌为我们还原了一个西周末年到春秋中期的周王朝旧王畿的面貌：

戎人入侵，摧陵故国。周人的天子远遁，未及逃跑或是留恋故土的周人平民仍然在戎人潮水中顽强抵抗着。带着殷商特点的秦人由甘肃礼县东迁至西周故土，驱逐戎人，成为西周遗民的保护者，遗留下来的西周工匠和官吏开始服务于秦人建立的新国，最终，三股势力在秦穆公之后基本完成了融合，一个崭新的秦文化在西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至于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嘛，青铜器、铭文等证据表目大量周人服务于秦国宫廷，显然这样的合作还是比较和谐的，我倒是对秦武王在成周耀武扬威的时候秦军中的周人是什么样的心情挺感兴趣的。

谢邀。

1、需要知道的是，西周时期（包括春秋前期）的国家形态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国家是完全不同的，简而言之，那时的国家更加像是城邦国家，也就是其文化影响、行政权力基本上局限于一个城市之中，在城市之外的广袤区域内，国家是无力干涉的。

那时的国家组织形式，是一种被称作“国野”制度的模式，“国”，就是城市，靠近城市的区域被称作“郊”，居住在城市和“郊”中的人，被统称为“国人”，国人的身份，类似于古希腊的自由公民，他们用于一定的财产，有相当大的政治权利，国家有重大事件时，国君会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有权利对政局进行批评（比如著名的“子产不毁乡校”的事件，乡校就是国人议论朝政的地方）。当他们对政治不满时，也会采用激烈的手段进行抗议（比如西周时期著名的“国人暴动”，国人起来推翻周厉王。类似的时间在春秋时也发生过很多次）。国人对国家主要担负兵役、力役等义务，是国家军事力量的基础。

而在郊以外的地方，被称作“野”，野，也就是田野，主要是耕地。居住在“野”中的人，就叫做“野人”，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也没有资格参加军队，主要工作是在田地中进行耕种，为国家提供粮食。有的学者认为他们就是奴隶，也有的人认为他们也是自由民，但身份显然低于国人。

无论国人还是野人，他们都是以宗族的形式聚居在一起，没有人能脱离宗族而单独存在，那样的人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是无法生存的。

国、郊、野这三块，就是国家力量所能覆盖的地方，——其实是很小很小的区域。在此之外，就是国家力所不能及的地方了，在这广袤的区域内，大多数地方是了无人迹的旷野。

所以，西周（包括春秋前期），所谓的国家基本就是一个一个点状的城市，虽然一个国家可以有多个城市，但城市和城市之间是孤立的点状分布，并没有今天领土的概念。

2、那时的国家既然是点状的城邦国家，那在这些城邦之间，就是大片的区脱，这其中大多数是无人的荒野，但也有很多地方聚居着很多蛮族。——换言之，那时的华夏国家和戎狄是交错而居。

举个例子，鲁隐公七年（公元前716年，周桓王四年），周天子派一位叫“凡伯”的大夫去鲁国访问，结果这位凡伯走到楚丘这个地方，被一群戎人给劫持了。楚丘在什么地方呢？它就在今天山东省成武县西南、曹县东南30里的地方，这可是中原腹地，但依旧居住着戎人，并且能劫持天子使节。

就说宗周之地，也是戎人遍布，譬如大荔戎，其居住地在大荔，今天陕西仍有大荔县，距西安不过一百余公里。又有陆浑戎，原居瓜州，后被秦国所逼迫，为晋惠公所诱，迁徙到伊洛一带（即今河南省洛阳伊川县附近）。其原居地瓜州，古人以为是敦煌，实则大谬，后来顾颉刚考证，即为凤翔一带，距离西安也是近在咫尺。

《国语》记载“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这是说周宣王和姜氏戎在千亩大战，结果战败。所谓千亩，即周之籍田，必然就是镐京城外，则姜氏戎所居地，也必然距离镐京不远。

关于戎人之分布，《后汉书·西羌传》有如下记载：“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扬、拒、泉皋之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自陇山以东至于伊洛，恰是宗周至成周之间，是周朝统治的核心区域，但戎人依旧如此错杂期间。

3、如第一条所说，当时的国家其实是点状的城邦，所以周王室东迁至成周，不仅仅是迁都，而更是迁国。

所谓迁国，就是把整个国家的人全部迁走，而不仅仅是移动政府机构和贵族公务员。关于西周时代的迁国，举一个例子：郑国始封地在今陕西省华县，故此华县古称郑县。然而郑国的第一代国君郑桓公敏锐地觉察出宗周形势的危机，于是事先把整个郑国东迁到洛阳移动，在那里重新修建城市，是以称“新郑”。这次迁徙的时间在周室东迁稍早时，《史记》记载“东徙其民雒东”，可知是将全国人民一起搬走的。

第一条中也说了，当时的中原，地广人稀，到处都是未开辟的荒原，所以对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就是人。所以郑国迁徙到新郑之后，《左传》记载“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这是后世子产回忆其先祖开辟之艰难时说的话，可知郑人新迁之时筚路蓝缕之不易。在这种情况下，倘若郑国不迁其民而只迁其官，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周王室的迁移，也是如此，不可能仅仅是政府官员的搬迁，在这个迁徙过程中，除了各大贵族之外，国人、野人必然也是一同迁徙的。在那个人口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这么大量的资源周王室是不可能抛弃的。

春秋时期，有过许多次迁国或迁邑的事例，每次迁徙都是尽迁其民，由此可知周室东迁，也应如此。

至于有没有留下了的人，这个得分情况来说。诚如第一条所言，当时不管国人还是野人，都是以宗族为纽带聚居在一起，搬迁时，倘若整个宗族都迁走，那宗族内成员几乎一定是要追随的，在当时的那个生产力之下，离开了宗族，个人是无法存活的。倘若宗族要留下来呢？如果宗族足够强大，那倒是有可能保持自己的文化和传统。这里有个例子，是西虢（在今宝鸡附近）东迁时，在原地又留下了一个国家，史称“小虢”，有学者认为这就是西虢搬迁后遗留在当地的虢人遗族（当然也有人认为小虢是西虢东迁后，占领了原虢地的戎人）。

倘若留下的宗族不够强大，那只能是丢弃自己的传统和文化，靠近戎则成为戎人，靠近秦则成为秦人，如此而已。据说平王东迁时，有个大夫叫辛有的，路过伊川（今河南洛阳伊川县附近），见有人披散了头发，在野地里进行祭祀，他就非常感慨，说“这地方过不了一百年，就要变成戎人的地方了吧。”后来陆浑戎果然迁徙到这地方。从而留下了“披发伊川”的典故。——这其实就是华夏人民戎化的一个例子吧。

4、至于秦人，他们当然不是戎狄，从秦人发展的轨迹来看，周室还是基本把他们视作诸夏的，举个很简单的证据，周平王册封秦襄公为诸侯，爵位为伯爵，而非蛮夷所用的子爵，由此可知在天子眼中，秦和戎狄蛮夷是不同的。何况秦赵同祖，倘若秦为蛮夷，那赵氏又是什么？

所谓“秦国人被视为蛮夷”，这话出自《史记·秦本纪》：“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说实话，我严重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这是说的秦孝公时的情况，但只要读过左传就知道，整个春秋时期，秦国虽地处西陲，但其力量却是中原争霸中的重要一环，秦晋之间的种种恩怨也就不说了，就说伍子胥灭楚那次，是谁救的楚国？这样的一流强国，可不能用“僻在雍州”四字所能解释的。

至于说“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这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数数春秋中秦国参与的会盟还少吗？

历史上骂秦国骂得最狠的一次，那当然就是著名的吕相绝秦了，吕相代表晋国到秦国去，和秦国绝交，那洋洋洒洒一篇雄文，历数秦穆公到秦桓公百余年间秦晋之间的交往，把秦国骂了个狗血喷头，但其中却没有一丝一毫视其为夷狄的地方。——如果当时诸侯真的视秦为夷狄，吕相是没有理由放过这个喷点的。

《秦本纪》中的“夷狄遇之”这句话，除了《史记》再无别的出处，我严重怀疑这是司马迁的创作，是司马迁为了突出秦孝公变法的光辉形象，而特意虚构了变法之前秦国受尽委屈的形象。

退一步讲，就算这句话是真的，当时秦国真的被“夷狄遇之”，那也不过是地域歧视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像我们今天说“河南人都是骗子”（郑重声明：我严重的认为这句话是不对的），河南人听到这话心里肯定会不舒服，但要说他们真的会在乎这事吗？我看不见得。

所以，综上所述，是题主你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