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明朝不是被满清取代而是另一个汉族政权，中国能避免被西方宰割或减轻被压迫的程度吗？ 第1页

我认为是能够避免这段屈辱史的，且听我一一道来。

1，为什么工业革命最早发生于英国？

时间上，从1300年代意大利手工业繁荣，到175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欧洲在长达450年的时间里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全面战争。这个时期，欧洲大陆上，只有法国，西班牙本土发生了对外族的复国战争，北欧发生了俄国和瑞典的争霸战争，但是意大利、荷兰和英国本土都相对和平，也成为了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地区。

（朋友们，你们就不要吐槽说欧洲战乱多了，你们说的所有的战乱都是局部战争，并没有产生足以毁灭文明的全局性影响，同时都是发生在欧洲大陆中心地区，离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地方十万八千里。）

和平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只有这样，技术积累才能得到传承，经商者的财富才能得到累积，投资规模才能不断扩大，社会分工才能不断实现专业化，实现从手工业向工厂制度的转变。

战争，杀戮，蛮族入侵，对一个地区经济的伤害和文明中断的影响，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说明一下的是：蛮族入侵，这是一个历史名词，并不是我的发明，也不是我要歧视少数民族朋友，我对现在的满族朋友没有恶意的。之所以要用蛮族入侵，而不用异族入侵，因为在历史上，落后民族对先进文明的征服，与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殖民入侵，所带来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有阿拉伯人的入侵，就不会导致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的中断。

没有北欧蛮族的入侵，就不会导致古罗马文明的中断，欧洲陷入中世纪长达一千年的黑暗时代。

没有中亚蛮族雅利安人的入侵，就不会导致远古印度文明的中断，并且引发禁锢千年的枷锁-种姓制度。

没有五胡十六国的蛮族入侵，就不会导致汉文明在晋之后三百年的黑暗和中原地区的从此衰落。

没有两次世界大战，就不会导致欧洲的衰落，让美国得以乘机崛起为新的世界文明中心。

没有苏联的入侵，就不会导致欧洲分裂为西欧与东欧两个经济水平迥异的经济体，让西欧工业化向东欧的传播戛然而止。

自有人类文明以来，战争和入侵，导致了多少先进文明的衰落甚至中断。而那些位居文明大陆的边缘，既相对独立，能够免受战争伤害，又能够得到文明知识的传播的地区，无疑是十分幸运的。

英国，美国，日本，就是这样的幸运儿。

地理上，英国位于欧洲和美洲大西洋航线的必经之路，自从新大陆发现以后，就取代了地中海的意大利，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这使得英国的商品交易和知识交流频繁，成为了当时世界经济水平最高的地区。

自古以来，文明的进步，就是得益于技术的交流，商品的交易，由此进一步出现工商业的社会分工专业化和社会思想文化的开放。

因此，商业贸易中心，从来就是地区文明的最高水平的所在。古今中外，开封洛阳，扬州苏州，纽约香港，新加坡迪拜，古希腊今荷兰，莫不如是。

在经济水平，社会分工和技术积累达到临界点的情况下，工业革命就爆发了。

这是一个看似必然，实则偶然的结果。

——工业革命并不是多么伟大的科技突变，无论是瓦特改良蒸汽机，还是珍妮纺纱机的发明，都仅仅是针对原有手工业技术的微创新，仅仅凭借工匠的经验积累即可。即使没有瓦特，也会有另外一个工匠去完成这项改良。

——如果没有新大陆的发现，工业革命在技术积累成熟的情况下，同样会发生，只不过就是在东西方贸易主通道的南欧地区了。

——如果欧洲在这段历史中间遭遇了蛮族入侵，文明再一次遭到毁灭性打击，工业革命的诞生必将大大推迟，或者就被别的地区抢先了。

——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变量：那就是16世纪的伊丽莎白女王一世上台执政（1559-1603）。

伊丽莎白女王一世被普遍认为是英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帝王。在她当政的45年期间，英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日益转变为新兴的大西洋贸易强国，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奠定了社会基础。

伊丽莎白做了哪些事情？

第一，确立圣公教为英国国教，解决了尖锐的宗教矛盾，使得全国上下凝聚在女王为核心的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大力推动改革开放。

第二，大力发展海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为英国日益发展的海上贸易保驾护航。

第三，大力支持非洲-美洲的奴隶贸易，这项不道德的贸易使得英国的海外利润急剧增加，渐渐成为欧洲商业贸易中心。

第四，推动社会宽容和开放，涌现出培根、莎士比亚这样的早期思想家、艺术家，为后来的资本主义思想大解放、科技大繁荣奠定基础。

可以说，没有伊丽莎白女王对英国的工商业的大力支持，就没有后来的工业革命、光荣革命等一系列事件在英国的最早发生，也没有英国殖民者在美洲的移民，和美国迅速成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的历史。

一只蝴蝶震动的翅膀彻底改变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那么，作为一个封建砖制君主，为什么伊丽莎白一世要对工商业支持呢？

因为，这些政策的推动，能为他的家族增加财富。

人类从来就是利益的动物，只要有利益，今日你我可以是敌人，明日就可以握手言和结为伙伴。

因为利益，朱元璋可以从无铲阶级转变为地主阶级的代表，袁世凯可以从资产阶级的敌人转变为推翻帝制的共和总统，佛朗哥可以从法西斯分子转变为西班牙工业革命的推动者，蒋惊国可以从一个独财者转变为砖制的掘墓人，戈尔巴巧妇可以从一个共铲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民煮拥护者，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观念，只有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眼光与战略抉择，在不断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封建统治阶层的王室相信国民财富的增加，并不会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反而可以增强国家竞争实力，增加国库收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种信任感，是异族统治的清朝不会有的。

2，为什么工业革命能够在法国传播开来？

英国工业革命爆发后，很快纺织业和蒸汽机技术就传播到了海峡对岸的法国。

这个时候的法国是个小农经济的中央砖制集权国家，传播速度并不快。直到旧王朝被推翻，新王朝拿破仑皇帝当政时期，工业革命才在法国展开。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法国的不愿改革的封建砖制王朝很容易就被推翻了？第二，拿破仑同样是砖制政权，为什么又大力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呢？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法国的腐朽砖制王朝——波旁王朝。

波旁王朝在1589-1792年期间统治法国，统治时间约200年，这个王朝的建立并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婚姻、继承等手段，从一个地区小公国逐步继承为法国统治王朝的。这种婚姻继承手段，使得其家族一度统治了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诸多国家，但是统治很不稳定，时断时续。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是欧洲历史的一个普遍现象。

原因我们不去考究，但结果却是：欧洲统治阶层对下层民众的政治和军事控制，没有经过大规模人民起义的考验和制度改进，是相对松懈的。下层民众对统治阶层的不满，很容易就通过造反获得成功。大革命时期攻占巴士底狱1天就成功了，俄国二月革命也是1天就成功了。

在历史上，有一个基本规律。

王朝开创者得到权力越容易，统治就越开明，得到权力越艰难，统治就越保守严密。

比如，晋、隋、唐、宋这四个王朝的建立，都是相对容易的，开创者都是来自世家望族，见识较广，或者通过夺权，或者通过短短几年的用兵，就很快统一了国家。因此统治家族普遍充满自信，较为尊重知识分子，对工商业的发展相对支持。

秦、汉、明这三个王朝的建立，开创者曾经地位低下，历经艰辛和战火的洗礼，才最终统一国家。因此，开国者的不安全感较强，为了家族的长治久安，在早期都发生过对功臣的杀戮，国家制度上，军事化程度明显，对民众的控制也是较为严密的。但在统治后期，随着新一代皇帝的王位继承，不安全感明显下降，社会一步步走向开放。（秦亡的快，那是过犹不及。）

元、清这两个王朝，开创者都是处于文明边缘的蛮族，由于对汉人的强烈不信任感，和人数巨大差距上造成的强烈不安全感，使得其统治期间，制定了十分严苛的种族歧视政策和思想、政治、经济的严密控制手段。这些政策是长期存在的，并不会因为统治者的王位变更而发生改变。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欧洲大陆在面临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转折关头，法国的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旧王朝，由于其对内统治力的孱弱，很快就被时代所摧毁了，而中国的清朝却仍然坚挺的延续了大半个世纪。

第二个问题，拿破仑是砖制皇帝，为什么要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呢？

拿破仑确实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在位期间，他一举扭转了法国的文明进程，将法国带进现代资本主义强国之路。

他干了哪些事呢？

第一，创办法兰西银行，大力推动金融业的发展；

第二，颁布《民法典》等一系列法典，确立资本主义社会的立法规范；

第三，建立公立中学和法兰西大学，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教育，实践科教立国的战略。

但是，所有这些作为，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拿破仑是一个砖制皇帝，一人独大，好战分子，并且和历史上的开国君主，行为模式上没有什么不同。

他仅仅只是因为身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关头，本人又有征服欧洲的雄心，于是很自然的就选择了这条能够快速富国强兵的道路：大力支持工商业的发展。

纵观历史，你会发现，所有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工业强国，基本都是在开明砖制统治下发展起来的。

如上文所提到的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法国的拿破仑。

还有德国的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1740-1786）、俄国的彼得大帝统治时期（1682年—1725年）、意大利的伊曼纽尔二世统治时期（1849-1861），西班牙的佛朗哥统治时期（1936-1975），日本的明治天皇、韩国的朴正熙等。（美国没有这样的砖制统治者，因为他是英国的殖民地，开国之前就已经发展起来了资本主义）

这些具有历史偶然性的，具有眼光和雄心的统治者，他们站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审时度势，大力推动本朝工商业的发展，这是资本主义能够在一个小农经济地区得到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假设，唐太宗，宋太祖这些具有战略眼光的开国君主，位处这样的时代，是否会作出同样的选择呢？

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历史虽然充满偶然性，但具有战略眼光的，乱世中崛起的英雄，总是那些能够适应于历史规律的变革者。

历史，往往是英雄创造的，而英雄出现的前提是，社会的宽容和开放，没有禁锢才有创新。

3，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其他地区快速传播开来，以致被西方宰割？

地理上，工业革命的传播是从中心英国向四周扩散的，那些距离英国较近的西欧国家当然率先受益。不管原先的农业经济多么封闭，不管原先的文化、制度差异有多么大，欧洲大陆国家离英国越近，工业发展速度越快。

由于工业革命的传播，临近的国家很快就富强起来，实力与英国的差距并不大，自然也不会受到英国的欺负。

当离英国工业革命地理距离比较远的国家，相对于英国自然发展缓慢。经过一个世纪的文明差距拉大，英国相对于亚非拉的实力差距已经十分遥远，于是对他们实行军事征服，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军事征服，本质上是实力对比问题，让先进者有机可乘。

举例来说，

西班牙征服印加帝国，几十号人就征服了几百万人的帝国，完全是文明差距在千年以上的原因。

英国征服印度，因为印度恰好旧帝国崩溃，新帝国还没有建立，让英国有机可乘。

英国征服非洲，北美，地广人稀，几乎没有像样的文明，自然很容易就占领了。

但是，英国在18世纪虽然工业革命率先发展，然而深度不广，实力并没有大幅超越法国，到19世纪，法国的工业革命也已经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英国想宰割法国也有心无力了。

当英国经过二战，实力受损，被统治的殖民地经过几十年工业化的传播，实力上升，差距缩小，英国就无力统治，无奈的选择让殖民地纷纷独立了。

现在我们转入亚洲。

4，为什么日本在亚洲第一个进入工业革命？

——时间上，日本在唐朝文化传入后，历经了长达一千多年的和平独立发展（期间有150年左右的短暂战国时期），没有受到蛮族入侵，知识积累得到传承，到清朝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追上亚洲文明中心的中国，文化自信，更愿意接受外来技术和文明成果。

——地理上，和英国一样，日本也是一个海岛国家，对外贸易交流频繁，西方知识和技术的传播相对比较容易；作为亚洲最东方的国家，离美国地理最近，容易受到美国的经济和技术传播影响（美国在美洲之外第一个欺负的国家就是日本）。

——制度上，本土民族政权，幕府统治相对没那么严密，由下而上的反抗比较容易获得成功。

结果就是，离西方地理更近，本土经济和平发展时间较长的日本地方势力坐大，幕府统治控制力相对较弱，实力接近的情况下，更了解西方技术的地方势力打败了中央派，成为新的统治力量，并且和新天皇明治结成利益同盟，全力推动工商业的发展。

日本虽然是亚洲的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但是其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和欧洲各国的转变路径是一致的，并不具有特殊性。

和亚洲文明其他地区相比，仅仅是其离西方文明（美国）更近的地理位置和交流历史所致。如果非要扯到文化上，只能说是海洋国家，贸易为本，保持了相对开放与交流的社会风气，但这些仍然是地理位置所培育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是日本成为亚洲工业化的领先者，而不是亚洲最西端的接近欧洲的土耳其和中东地区呢？

答案和中国是一样的，因为蛮族入侵。在整个近代史，因为沙漠阿拉伯人的崛起，中亚奥斯曼土耳其的铁蹄摧毁，曾经辉煌的领先于人类几千年历史的新月谷地文明，就像被恶魔下了诅咒一般，从此暗淡无光，陷入黑暗之中。

5，为什么清朝的洋务运动失败了，而天朝的改革开放成功了？

都是砖制统治，都是面临内忧外患之下的被迫推动。决定性的区别是——

——推动洋务运动的是清朝地方实力派，中央并不支持。

——推动改革开放的是天朝的中央务实派，并强烈打压保守派系。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

正如前文的分析，因为清朝的中央实际统治者，是满族人，他们唯一在乎的是维持自己的统治，对地方汉族人存在深深的不信任感。正是这种不信任感，甚至是恐惧感，使得满清统治的三百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控制最严密，文字狱频繁，文化暗淡，与世界隔绝，工商业难以得到发展的三百年。

即使是所谓的满清的鼎盛时期，康熙雍正乾隆的百年盛世，也仅仅是农业的平稳发展，帝国疆土的大幅扩张。而资本主义的根本，工商业和科技文化的发展，是受到严厉打压的。三百年的文明史，留给后世可堪阅读的只有一部红楼梦，这是何等的黑暗。

在满清所有的禁锢中，又以对工商业的抑制政策最为根本。毕竟现代文明的基础是工商业，没有工商业的繁荣滋养，一切科技和文化的发展都是无源之木，无水之鱼。满清到底给工商业施了哪些魔咒呢？

第一，除了有限的几个国营矿场，禁止民间矿业开采。

第二，盐场、渔场、手工作坊，只要是劳动者聚集之地，莫不严加防范，禁止做大。

第三，开设官办织造局、铸钱局、御窑厂等，用各种手段，将私营业者挤压出市场，杜绝发展空间。

第四，禁止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杜绝与外国的一切交流。

所有这些政策措施，着眼点都是为了限制人口的聚集，形成反清复明的民变力量。这些政策，就如一根绳索牢牢的绑住了工商业发展的七寸要害，将中华文明推向无边黑暗的深渊。

天朝的开国之初，和汉朝的刘邦，明朝的朱元璋一样，都是屌丝逆袭，历经千难万险，因此开国者具有深深的不安全感，大杀功臣，强化对社会的控制。

但是，随着第一代统治者的逝去，第二代统治者的接任，这种不信任感很快就过去了。

所以，正是由于清朝是异族统治者，而天朝是汉族统治者，导致了洋务运动和改革开放不一样的结果。

6，如果是一个汉族人统治的王朝呢？

理论上来说，如果没有蒙元和满清的异族入侵，汉文明从宋朝之后能够得到延续下来的话。情况一切都会改观，我们分别分析一下。

第一种情况。

最理想的情况下，宋朝能够延续至今。

早在公元1000年前后，宋朝的社会开放就已经孕育了世界上最辉煌的文明，无论是经济，科技，文化，都达到了中世纪文明的顶峰。

经济上，出现了开封、临安、大名府、应天府等人口百万的大城市，发明了纸币，金融业，造纸业，丝织业，陶瓷业，造船业发达，泉州和广州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贸易港口，向亚洲沿海各国大量出口纺织品，茶叶和糖等食品，瓷器和五金制品。

科技上，四大发明里的其中三样，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都是发明于宋朝，黄道婆对纺织技术的革新发生于宋末。数学上的成就尤其让人瞩目，贾宪和秦九韶的高次方程体系和沈括的高阶等差数列研究都要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这样的成就，彻底打破了传统认识中，中国文明不善于理性推理的偏见。

文化上，诗词散文（苏轼、欧阳修、辛弃疾、李清照等），绘画书法（张择端、宋徽宗、米芾等），哲学思想（朱熹、二程、周敦颐、陆九渊等），书院教育（ 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等），百花齐放。

从整体经济，科技，文化发展水平来看，宋朝（960-1279）的文明水平已经达到了和意大利手工业繁荣，文艺复兴时期（1300-1600）的程度。也就是说，宋朝的文明水平比欧洲领先了足足300年。

宋朝的文明开放，我们要感谢宋太祖赵匡胤（927-976）。

这位伟大的帝王，出生于洛阳世家，从小饱读诗书，有胆有识，起于五代战乱之时，以军功晋升至王国军队的统领，却厌倦了战争杀戮对文明的摧残，陈桥兵变不杀害前朝皇帝，统一诸侯善待各国君主，杯酒释兵权和平解决功臣权重问题，尊重知识分子，立下不杀士人的石碑。这是中国三千年文明史上最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皇帝。

只有在这样的王朝，才会出现像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这样能谱写出一手文采华章的高文化素养的政治家群体。

如果宋朝不是被蒙元干掉了，保持这样的发展水平，再过200年，到1500年前后，很有可能，率先进入工业革命的就将是中国。只可惜，这样的美好前程，在蛮族入侵下一手摧毁，生生中断了100-200年。（元朝100年，明朝经历战乱统一之后恢复经济又花了100年。）

第二种情况。

历史上，没有长盛不衰的王朝。

因此，我们假设，没有蒙元满清的入侵，宋朝自行崩溃，由另外的汉人王朝代替。

假设宋朝在300年的统治后自然衰落，新兴的王朝经过短暂战争，再度统一了国家。经我们前面的分析，即使第一代君主的统治较为严酷，但是50年后一般就会走向开放。

明朝就是这样的例子。

明朝中后期之后，皇帝已经基本不理朝政，由大学士主持政局。事实上，这相当于一种知识分子的专业治国，结果当然要比平庸的皇帝亲政要好得多。所以我们看到，明朝中后期的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萌芽，文化繁荣，都是历史上仅次于宋朝的。

在1600年前后，徐阶、高拱、张居正等内阁大学士当政治理帝国时期，明朝的文明发展重新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个时期的西方，正是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两者比较，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仍然是世界第一流的。

经济上。

明朝在制铁、造船、纺织、瓷器、印刷等工商业方面，产量占全世界的2/3，民间手工业不断壮大，在市场上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而官营却不断萎缩。中国民间私营经济的力量远比同期西方强大，当英国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算巨富时，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数千万两白银，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在商业都市的发展规模、人口城市化状况和市场化程度方面，16世纪的欧洲城市规模较小，1519年至1558年时期，拥有2万至3万人口即可称为“大城市”。从城市规模和人口比例看，晚明中国的城市化程度更高。据曹树基的估计，1630年时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8%，南京、北京、苏州、杭州、扬州、开封、西安、广州、成都，都是当时人口几十万的大城市。

很明显，与清朝相比，明朝的政策，是重农而不抑商的，与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英国相比，除了海上贸易有所不及，其余方面几乎秒杀。

值得说明的是，明朝早期曾经有过海禁和抑商政策，但在中后期已经基本放开。这和清朝持续300年的禁锢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要混为一谈。

科技上。

郑和下西洋，造船技术上是世界一流水平的。

火药开矿、制造火炮、地雷等军事武器，日益先进。

程大位发明了珠算数学体系，已可实现开平方和立方的珠算记法。

宋应星提出了声音通过空气震动来传播的现代物理学理念，方以智做了小孔成像实验，提出光的“气光波动学说”，将近代物理学进一步丰富。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科学著作，对铅、铜、汞、硫等化学物质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化学元素的概念。

吴游性完成《瘟疫论》，是中国首部研究急性传染病的著作。

建成了中国第一部天文望远镜和官方天文台，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西方的哥白尼学说，将几何学和世界地理学引入中国。

所有这些近代科学技术，在1600年前后，明朝都是处于世界一流位置的，即使是有所缺失的部分，比如几何学、地理学和天文学，在明朝礼部尚书徐光启将大量西方著作翻译进来以后，很快也得到了完善。

如果不是满清的蛮族入侵，中华文明与西方的科技交流不会就此中断，甚至被束之高阁，列为禁书，全部扼杀。明亡43年之后的1687年，牛顿发表《自然原理》，提出了力学三大定律和数学微积分，将科学史带入现代文明的轨道。

文化上。

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四大名著为代表的小说艺术达到了近代历史的最高成就。汤显祖的《牡丹亭》戏曲可与莎士比亚戏曲媲美。唐伯虎、徐文长为代表的画家放浪形骸，自由奔放。

这个时期在文学水平和思想价值上，能够与西游记、金瓶梅这样的长篇自由主义小说媲美的欧洲作品，也仅有《唐吉可德》一部而已。

思想上。

王阳明提出“心学”之说，强调人的主动性地位，李贽进一步肯定“人欲”的价值，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提倡男女平等、君臣平等的人类平等观念，倡导“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政治主张。

到晚明之时，更涌现出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一批启蒙思想家，要求提高商人地位，“工商皆本”，反对君主砖制，以“众治”取代“独治”，主张通过学校和实行法治来监督君权，设立类似于议会的代议机构，“政有缺失，公其是非”。

这些思想家的学说，是伴随着近代工商业发展的需求而形成的，与17世纪英国的资本主义思想家弥尔顿倡导言论自由的观点基本相同，如果得以继续发展下去，一套现代政治理论体系的建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是，1644年，大明王朝崩溃，满清入侵，中华文明的近代资本主义思想就此中断，再无香火传承。而西方的英国，45年之后的1689年，洛克发表《政府论》，提出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和三权分立思想。伏尔泰将洛克的思想翻译到法国，引爆欧洲的大革命运动，世界历史从此逆转。

如果没有蒙元的蛮族入侵，中国的文明发展在近代将领先欧洲至少100年，到底是西方、还是东方，哪个文明更早进入工业革命，实在是一个未知之数。

而在满清的入侵之后，中国的社会发展基本陷入停滞状态，工商业受到抑制，科技文化发展受到严密控制，万马齐喑，知识分子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研究考古，可悲可叹。

第三种情况，这是问题假设的重点——

【明朝崩溃后，由另外一个汉人王朝代替】

这里要探究的，就不是谁先进入工业革命，而是在日本先进入资本主义发展后，汉人王朝能否迅速适应的问题。

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如果中国在明朝后，仍然是一个汉人王朝，将会出现这么一个结果：

1，不管开国者的经历如何，在第二任统治者之后，国家一般都将走向开放，工商业得到繁荣，与西方有流畅的知识交流，科技和文化在社会分工专业化的情况下走向新的高峰。因此，即使中国并没有出现工业革命，与西方文明的发展也将同步保持，至少不会有那么大的差距落下。

2，即使日本先一步走向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的没落的汉人王朝、不思进取的统治者也将更容易被下层民众推翻，实现改朝换代。

3，新一任的王朝建立者，通常都具有杰出的才能，站在历史转折的关头，能够适时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4，由于及时的改朝换代，完成制度更新，中国与日本的文明差距相对没有那么大，日本就不可能敢于冒险发动侵华战争，导致中国的经济崩溃，民粹发酵，引发后来的一系列事件，进一步拖延了中国的文明发展进程。

总结：如果没有满清的蛮族入侵，中国这么幅员广阔的国土，庞大的人口和市场，文明的发展起码可以进步一百年，遭遇西方宰割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PS：

1，有朋友说，看完全球通史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可是，要说对我历史观的影响，没有任何一部历史著作对我的影响比全球通史更大。这本著作，我看过不下5遍，如今仍然放在案头。

2，所谓的第二代后的统治者会走向开放，并不是说第二任统治者就一定会开放，可能是第二任，也可能是第三、四任，但总是会经历这么一个过程。因为对于汉族统治者来说，开放比封闭的收益更高，这是一个明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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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无论明清，最终结果都一样的朋友们，请你看清楚一个事实：自汉朝沟通中外以来，无论唐宋明还是今朝，只要是汉族统治者，哪个最终不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

归根结底，这不是一个砖制与民煮的问题，而是一个产权制度问题。

私营企业：产权是我的，因此我要把它做大，给子孙留下更多的财富。

国营企业：产权不是我的，我只有经营权，因此我要占住这个位子，能混一天是一天。

不同的产权归属和激励机制，导致了两者的不一样发展方向和成长速度。 1978年天朝的私营经济占比为零，仅仅30年，2008年私营经济占天朝非农就业人口的85%，全国税收的60%以上。

这就是区别。

最后，我想说的一点是，对于“另一个汉族政权”的历史假设，其实并不用争执，今日之天朝，在过去的60年所面临的世界环境和选择的发展道路，就是答案。

中国从宋代到民国有个很奇特的现象。

为什么只要是皇帝成为汉人，整个国家的形象是积贫积弱，萎靡不堪。而那些大臣也总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各种讨论，比如应不应该给皇帝佩戴的玉佩罩一个罩子，朝臣是互相各种攻讦，给人感觉这帮大臣闲的蛋疼没事干。

比较特殊的是朱元璋和朱棣，他们两个行事非常务实，颇有汉唐遗风。

相反倒是元清两朝，整个国家充满了好斗性，做事也非常的积极和务实。

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宋明还有民国，这三个政权绝大部分的时间选择的都是对汉族地主采取妥协态度，在政治上对其进行无底线的优待，甚至是公开鼓励汉族地主兼并土地，放高利贷。

比如宋代从一开始就公开鼓励汉族地主对汉人自耕农进行土地兼并和放高利贷。

在宋代的汉族地主疯狂到什么地步？通过强买强卖，栽赃陷害，依仗权势圈占，伪造地契等手段占土地能以百里计。就是占有的土地范围能达到几百里。被兼并了土地的汉族自耕农，只能租这些地主的地才能生活。为了能租到土地，他们要忍受极其高昂的租金，一般来说是五成，高的地方有七成的。并且要无偿给地主服役干活，很多地方的佃户还要把自己的妻女献给地主玩弄。这些佃户的遭遇比秦汉时期的奴隶还惨，他们干着秦汉时期奴隶一样的活，享受奴隶一样的待遇，但是地主却不用为这些佃户付任何责任。秦汉时期的奴隶起码还是奴隶主管饭，管婚配，给国家缴纳奴隶的税款。到了宋代这些成本被全部转让给了佃户自己。

王安石变法中，为了阻止汉族地主对汉人自耕农的高利贷盘剥，把高利贷利率降到了20%左右。王安石的变法遭到了整个汉族地主阶级的反对。因为这些人放高利贷的利率都是在200%左右，王安石的变法挡了他们的财路。

对了，这些汉族地主还特别喜欢偷税漏税，连那么一点税钱都不放过。

这些汉族地主的行为，最大的代价就是让国家可动员的优质兵员急剧下滑。宋明民国，绝大部分时间，其兵员素质都极其低下，尤其是优秀的基层军官和士兵极其缺乏，在战争中的表现就是，能守不能攻，能聚不能散。

在元清两朝，女真和蒙古贵族与汉族地主是有矛盾的。这样就让汉族地主不敢太放肆。

民国时期有个叫钱穆的文人，写过一本书叫国史大纲，里面对元清评价那是相当的低。但是他在里面写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原文是：“清代统治中国的传统政策，一面钳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他后面就痛批清朝统治者讨好民众这一行为，虚伪啊什么的一大堆。

所以元清两朝的军事动员能力以及财政能力要比宋明民国强的多，能干的事也更多。

回答问题。

前言，阻挡中国发展的是士绅集团，以及在政府压制下的由一部分士绅发展起来帝国主义买办集团，这些人主导的中国不需要科学技术，也不需要强大的国家。这些会严重阻碍他们通过垄断土地，人口，贸易获取利益。

第一明清时期，对外贸易其实是朝贡贸易体系。

而实际上，在明代之前几千年间，中国是以市舶司贸易为主。

也就是官督商办，以官商为贸易主体。

具体是以市舶司为主要贸易机构。

市舶司中有一个主官，由朝廷委任，数个副手，分别由外国商人担任。这些商人其实就是中国的买办以自己文化优势为中国政府服务。

各地是以驿站为物流管理机构。在贸易中，充当物流公司角色。

具有政府发放执照的商人，可以利用驿站，马匹，仓库进行物资转运。

这是自汉代到唐代普遍使用的方法。

如果是新王朝建立，需要绕过士绅阶层对于财富的垄断。

他们只能从旧有的制度中寻找方法。

而这种方法的建立，有效解决商税的问题。

国家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商品的生产与流通，然后通过行政手段控制终端。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各州府的通判所兼的差事，监烟酒茶税。

如果是以这样的经济流通方式，遇到19世纪的西方国家。

我觉得战争一定不会怎么快到来。

第一所有对外贸易由市舶司掌控，而具体经办人却是外国商人，也就是所谓的中国的买办经手，以商人的手段，贸易是最主要的。出现贸易纠纷，也会用商人手法来加以平衡。

国内也不会有八旗这样没事抽大烟的群体，那么鸦片战争也不会发生。

第二，因为有北方边境的冲突，这时候俄罗斯也扩张到北方，在东北地区与中国产生矛盾。因为战争的需求，对于科技需要也会促进中国自身科技发展。因为是国家通过执照控制制造业与商业，那么如果国家想通过技术领先，压倒北方敌人，中国的技术发展也是最快的。

第三很重要，中国商人绝大多数都是有官方背景的，面对国外贸易问题，更多是依靠政府解决。比如汉代时期汉武帝要改善战马问题，商人就能找到大宛的汗血宝马，结果大宛禁止贸易，大汉就有从民间转为官方索取，大宛还是决绝，结果就有了李广利二征大宛最后迫使大宛献出宝马。这其实就是发生在两千年前的鸦片战争。

也就是说，不是通过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而是以你们都没有见过，但是历史上确实发生的中国资本扩张来发展本国经济。

想想一个场景，与欧洲商人谈判的却是穿着中国官服的欧洲人，他们站在中国立场上维护中国利益。去谈买卖。

一旦有利可图，中国政府通过市舶司颁发执照方式在民间大量扩充生产工场，在通过驿站运输到港口市舶司销售获得暴利。

而西方的商品则依然通过市舶司，通过驿站，在官府颁发执照的商行定点销售。

中国的生产规模，可以瞬间压垮欧洲同行，在欧洲倾向商品，导致欧洲人在世界掠夺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同样的中国人需要的原料欧洲人在全世界掠夺而来买给中国。

形成以中国为制造中心，欧洲人为上游配送商。送到中国原材料以及白银，再从中国运商品到欧洲贩卖。

随着贸易开展越来越多商人，持有中国执照到外邦设立贸易商行，为了就是贩卖中国商品，然后收集原料运回国内

如果发生贸易摩擦，商人受到不公正对待，中国官方就会干涉，不成就会发生战争。而其目的，就是在当地建立由中国主导的贸易转运枢纽。

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就会诏安周围海域的海盗，为中国所用，同时建立强大的海军，震慑这些海盗。以及各外邦小国。

同时也会依据各国恭顺程度，以及地理位置，再次建立地域战区——都护府，用来保护中国人在当地权利。

战争是促使技术发展的最好的原动力，开放的宗教政策，以及富足生活，会让大量的西方技术专家，科学家，定居中国。

而这些人到来所带来的科技，以及他们为了生存必然是以传授自己技术为主开办学校，所形成的科学基础。也会让中国认识到，技术传播的重要。

而这些人在中国没有依仗，只能依靠政府，所以他们的学科就会成为官学。由政府推广

而政府推广目的也是因为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以及世界最大的物流公司，各行业发展迅速，只有更高级的人才，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而与西方的战争也会因为，中国快速发展而发生

原因就是，争夺殖民地。

中国人需要土地安置更多的中国人，而西方人为了利益，就不会让中国人在他们控制的殖民地生根，所以屠杀中国移民情况就会发生，而中国反应也会最强烈的。

最近的都护府，就会联合当地国家军队，去惩罚西方殖民地政府，以打垮他们拯救当地中国人为目标。而中国人最后必然是通过战争，通婚，授官获得当地的统治权

为了合法让都护府保护自己，当地中国人就会上书朝廷，称臣纳贡。以藩属自居。只要被批准称海外诸候国

中国人对这个也不陌生，这不就是九服吗？不过就是距离有些远。

有些藩属由于某些原因，愿意奉中国皇家宗室子为王，这些宗室子就可以合法到当地封疆建国。此为海外诸王国。

有些藩属愿意，中国在当地设立州县内服中国。王室去京师做逍遥勋贵。这就是带土内归这也不稀奇，汉代南越不就是如此。

再到后来，朝廷因为腐败而更替 他的所有，海外诸侯国，诸王国，诸藩属，海外州县，愿意承认新王朝的，依然还是中国海外领。

不愿意的也会被新王朝统一，这就是海外统一战争。

不会因为旧王朝的覆灭，而把整个贸易体系，贸易线路毁掉，毕竟在大陆还有世界规模最大的制造工场，在海外，还有都护府，还有强大的海军，数以千万的中国人。等着这些商品获取利益。

我觉得这就是传统中国的正常发展。

而这个发展，在唐代中期出现转折。

安史之乱，让中国人不相信胡人

之后就是宋，辽，金三百年对峙，加深南北分裂

有明一代，虽然弥补裂痕，但是却过于民主，失去了国家对于经济掌控。

执照这个东西很早了，西周就有。也有文物出土，是一个行船货运执照，铜牌子。

在明代之前，所有民间工坊，商人运货，都需要执照。有执照的可以使用驿站，而且有执照的工场产品是官府许可生产的。

古代中国人商业生产都是在政府管理之下进行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城内，而工场工人，商人，伙计，也就是城中最主要的居民。古代怎么做的原因就是好收税，都在城里圈着，不怕你逃税。而且周边人要购物，买卖，就需要进城，而这个过程就可以收税。

大概率不会，因为首先“汉族政权单一民族阻力小”这就不成立了。因为“汉族”本来就并不是一个文化高度统一的，血统高度统一的民族概念。大范围有北方汉人和南方汉人，小范围那就不一概而论了。哪怕拿到当今中文互联网上，地域攻击也是高过民族攻击的。这个没有办法，本身地理结构复杂的大陆。必然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

封建时代维系这种大一统局面的，也就是靠封建王朝的行政体系了。然而单论封建王朝行政体系而言，清朝算是做到极致了。耗献归公，摊丁入亩确保财政体系的稳定。降等世袭制确保不白养大量贵族拖垮财政。以及通过军机处，奏折制强化中央政权权威尽可能皇权下县，作为一个封建王朝来说这套行政体系已经做到极限了。已经有点现代国体的雏形了，但是还是封建王朝，生产力也就这个样了。换个“汉人王朝”来？那不还是封建王朝吗，行政体系就算做到清朝这严密极致。那不还是封建王朝吗？生产力低下情况下一样逃不脱近代被人吊打的命运，然而所谓“吊打”靠严密的行政体系，至少确保了所谓的“宰割”没真被割成七块吧。想想奥斯曼帝国，想想现代土耳其。至少，中国还在不是？

晚清对外军事战争的失败，不如说其一是继承自宋（宋-元-明）军户世兵制缺乏流动性最终后期军事人才体系的整个僵化导致后期整个军事体制丧失了战斗力。但是这套体系是从宋代一直延续下来的，换个“汉人王朝”来就不延续了？因为这套体系算是封建王朝防武将造反，总结出来的最佳维稳体系了。其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技术更新渠道”的断绝。这个没有办法，自元明以来军事技术更新就是靠东南亚的荷兰，葡萄牙殖民者，或者经由日本二道贩子获得荷兰葡萄牙殖民者那里带来的技术。或者俄罗斯，奥斯曼二道贩子那里获得西欧的技术。然后到了清朝中期开始那个时间点上，沙俄，奥斯曼都进入了一样腐朽的状态。日本幕府也在闭关锁国，荷兰葡萄牙也陷入了衰落。这个技术很难获得啊，技术输液管从外面断了啊。

封建王朝体系发展到极致，然后走不通了。再去选择探索。最后还是要“解放人民，解放生产力”。于是最后“解放人民，解放生产力”的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还是一样走到中国历史的台前。

不懂什么叫历史周期律，这就是历史周期律。主席当年讲“打破历史周期律”，不是说跳出历史周期律，而是遵循历史周期律，顺势而动，“走在时代的前列”。因为倒行逆施者，亡！

当然能。

文明不等于血统、也不等于种族，关键在于是否接受文明的生活方式。

华夏文明核心：「华入夷则夷,夷入华则华。」匈奴人原本是夏禹后人，但他们茹毛饮血当野人，就是野蛮落后的象征、华夏文明的敌人。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史记》
赫连勃勃：【“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祖宗重晖，常与汉、魏为敌国。中世不竞，受制于人。逮朕不肖，不能绍隆先构，国破家亡，流离漂虏。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卿以为何如？”】——《晋书》

满清王朝之所以必须否定，并非因为他们自称仙女食朱果所生，而否认自己的炎黄后裔身份，

而就在于他们窃取华夏政权后，一系列倒行逆施、固步自封的举措，让华夏文明失去近代化与工业化良机，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数百年。

其一，清王朝的集权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化

4000年来的人类历史，其实真正最有意义的事情只有一件：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gdp一直在低水平循环。

而工业革命恰恰是统治技术薄弱的社会才会出现的小概率事件。

欧洲的领主自治传统，是建立在罗马帝国突然崩溃，蛮族根本没统治能力的情况下。这正是地理决定制度的小概率事件。

因为强有利的统治者天生有掌控一切的欲望，而市场经济恰恰是超出人力所能掌控的存在。

一个如康熙乾隆那般崇尚集权的封建君主绝不会欢迎市场经济，而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社会分工的细化，就根本不会自发性产生工业革命。 英国式的工业化能够成功，正是如此水到渠成。

同时对比中国，唐朝、宋朝的集权程度，其实都很一般，明朝前期却是一大成，清朝则是登峰造极了。

到了明朝后期，其实比宋后期的局面更好， 因为南宋是类似于国家资本主义，课以重税搞出来的经济繁荣；相似的例子如欧洲路易十四那伙封建君主的重商主义；

而明朝从万历帝起，以政府的崩溃化与不作为为前提，江南一带完全是类似于荷兰式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天下了。

明朝后期的工商业官僚是完全掌握国家中枢命脉的利益集团，在与皇权的百年斗争中不断取得优势，这过程中当然有反复（如就魏公公和他的《东林点将录》），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若无满清入关强行打断此历史进程，则内阁首辅变为不列颠式的实权首相，以“圣天子垂拱、士大夫独治天下”实现虚君实相式的君主立宪，实为必然。

因为这是从欧阳修文彦博一直到叶向高，宋明文官士大夫集团的无数杰出人士，为之奋斗终身的信念和目标。

而认为文官士大夫应该无条件效忠君主，本身就是清朝近300年愚民奴化统治造成的错误印象。

「其实有一些集权崇拜者倒是非常认同清朝对士大夫集团的打击，打心底里崇拜胤禛这种从早到晚批折子的工作狂人，就恨我大明不学满清皇帝的那些手段，岂不知大明朝若学这一套，虽存亦亡，不过是个不留辫子的满清罢了。

就像杨威利说的：如果是独裁者杨威利和罗严克拉姆皇帝的战争，那还不如大家都干脆都投降帝国皇帝算了。 」

满清将东方式帝王术与君主集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便是他们对华夏文明犯下的最大罪行，甚至比“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剃发易服”更加可恶，彻底毁灭了明末那一簇新生文明曙光，断绝了华夏文明自发实现工业革命的可能。

而统治期间所竭力推行的“君臣主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那套谬论，不但完全背离华夏文明“君有道臣之、君无道逐之”的儒家传统，更是遗毒至今，至今仍停留在许多人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其二，清朝的异族征服王朝实质，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

华夏王朝和异族征服王朝的根本差别，从来不在于皇帝是什么血统什么民族，而在于执政当局用什么心态来治理国家，来对待自己国家的主体民族。

唐太宗说：【君王如舟，百姓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康熙说：【一入汉习，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设使皇太子入于汉习，皇太子不能尽为子之孝，朕亦不能尽为父之慈矣。】
慈禧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溥仪说：【我不管日本人在东北杀多少人，运走多少粮食和煤，只要不让我当大清的皇帝我就不会心甘。】

——这就是本质差别。

所以当王朝面临危机时，异族征服王朝如满清，一定会尽可能竭力压制和愚化主体民族，这是其以小族凌大国的本能反应。

而绝不会努力去开启民智、激发民气，自我革新，生怕这些变革是“中国不保大清”，并赤裸裸地以此为罪名，去镇压杀戮体制内的革新势力，如戊戌六君子等，也就顺理成章。

刚毅「他他拉氏」：（反对戊戌变法）【我家之产业，宁可赠之于朋友，而不必畀诸家奴。】即【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原始出处。
文悌「瓜尔佳氏」：（诋毁维新派）【名为保国，实为乱国】【徒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即【保中国不保大清】的原始出处。

当近代化时代来临时，要赶上国际浪潮，只有将王朝战争为全民参与的总体战，骑士冲锋变成排枪枪毙，用满山遍野的血肉去填战壕，才不至于在激烈的国际争端中沦为任人宰割的鱼肉。

所以一个成功近代化国家的领导阶层就必须是主体民族，就必须具有主体民族意识，如此才能实现普遍征兵制，释放出民族主义大杀器，和举国总动员这一撒手锏。

以1871年普法战争为例，3600万人口的法国坐拥60万大军，尚且被3100万人口的以普鲁士为首北德联邦在不到一个月动员超过100万大军击败；法军28万人伤亡，47万人被俘，而北德联军仅伤亡10万人；

而彼时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号称4亿人口，十余倍于普鲁士，其动员力又是多少？不算那几十万彻底废掉不堪用、只存在于账面的的八旗与绿营兵的话，勉强可用的湘淮军尚不足二十万人。

其财政又能支持多少近代化军队持续作战？他们敢和德英法美那样开启民智，敢和列强那样去对本国国民宣扬民族主义和爱国热情么？绝无任何可能。

只因此物一出，持续二百余年的满蒙八旗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歧视压迫，就将大白于世人，而主体民族的民气一旦激发，八旗贵族集团的统治注定土崩瓦解。

是以，异族征服王朝没有任何能自我进化改革的可能，在近代化和工业化时代注定失败；哪怕慈禧光绪鬼子六荣禄这些顶层精英都换上穿越人脑子一样白搭，因为他们面临的是无解难题。

可叹李少荃国士之才，若能敢为天下先，斩首满清中枢，割据直隶，哪怕提前群雄逐鹿、诸侯混战几十年，总能打出个结果，也好过如历史那般半死不活当裱糊匠，拖着整个民族一起沉沦，致有甲午与庚子之耻。

而如换了是汉人王朝的明君英主，真要在近代化的大背景下，当然会随机应变与时俱进，可不会和历史上的满清朝廷一样，不敢变革生怕激发了主体民族的民智民气。

就不用举日本明治时代诸精英的表现了，看看暹罗朱拉隆功、埃塞俄比亚孟利尼克这种例子吧，这就是正常有为的封建民族国家君主，在面临近代化大潮和西欧殖民者入侵时做出的正常反应。

以抗日战争为例，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作为当时五大最强帝国主义之一，有当世前五的陆军和前三的海军，是个有1亿多接受近代教育人口、800万参战军力的工业化强国，

太平洋战争开局第一年，独战包括美帝和大英的环洋十七国，一路势如破竹攻取了整个东南亚和西太平洋诸岛的接近七百万平方公里土地，

香港一战迫降英军万人，新加坡之战迫降英军十万，菲律宾之战迫降美军七万，别看国府如何丧土失地，那些高大上的白种精英们面对日寇刺刀的表现，又能强上多少？

四年太平洋战争，日军总共令美帝阵亡12万、伤亡43万，总战损超过美帝立国200年任何一场外战。日本最终败北，根源是工业产量远不及全民动员后的美帝这样巨无霸（年产680万吨钢和年产7500万吨钢的悬殊差别），但比之接收满清烂摊子、四分五裂长年内战，连工业化都完全谈不上的民国，各方面实力可以说是压倒性胜出，亦是华夏民族几千年来从未遇到过的强大敌人，以实力比而论，远胜蒙古之于南宋。

而彼时民国，距离满清只不过过去短短二三十年，各项工业指标还远未达标，可是国府再无能再昏聩再腐败，强拉上千万壮丁去填战壕的组织力动员力也完爆满清任何一朝。

一个丢失了华北江南武汉广州在内的几乎所有核心都市和全部精华领土的政权，一个充斥贪官墨吏、军阀私兵林立的政权为什么居然能坚持苦战八年不去妥协投降，莫只看到国际援助的一面，岂不知天助自助者？

如果没有中国四年抗战坚持，如果没有中日战场上对日本的巨大消耗，而令其所得远少于所失，迫使日本国内严重通货膨胀、军费大量超支、国家财政面临崩溃、外汇储备所剩无几、战略储备物资耗损严重，而胜利之日却遥遥无期、欲胜不可、欲退不得，骑虎难下，日寇又怎么狗急跳墙到去招惹美帝这样的巨无霸，妄想去孤注一掷一赌国运，重复甲午和日俄小国搏大邦得胜的美梦？

没人不承认抗战是惨胜，但再惨也是胜利，是几乎次次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满清当局在近代的任何一场外战所不能及。

所以我们可以作为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战胜国国民之一员为之骄傲和纪念，去年还为此以国家名义隆重进行了规格不低于国庆庆典的大阅兵。这就是主体民族国家和异族征服王朝的天壤之别了。

从奴隶制发端的满清王朝的落后，绝不能代表华夏文明的真正落后。推翻满清后不过百年，天朝便成为国力世界第二、工业产值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

让华夏文明如汉唐宋一般重新回到世界文明的先进水平，是近代以来所有先进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共同理想，也就是我们现时代的共同事业：华夏民族伟大复兴事业。

回答这个问题只是为了下午的工作热身

首先，这个问题要回到明清交际的历史现场看，当时存在的几个汉人政权能否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的问题，让社会继续“向前”发展。朱明就勿论了，几代明史学者，从顾颉刚到黄仁宇都已经说明了明代的国家政治已经失去了自新能力，根本不可能跟得上当时经济、思想和政治的发展。那么大顺和大西可以吗，至少从今天我们看得到的史料，他们没有体现多少建立一个国家的素质，大西几乎就是一场摇滚游戏，而大顺虽然有所设想，但实践能力很差，很多制度设计干脆回到宋代以前，甚至设置了大量“节度使”这种早就被证明有害无益的东西，至于“西方”最重要的重商、民法的独立化，地方自治等等，更是无从谈起。

而以南明几个政权而言，他们除了终于意识到西方和日本的存在，开始主动为了救亡而接触以外，相比于朱明同样不存在明显改善。朱明极不重外交，从朝鲜之战和谈部分已可知，实际上中日从洪武开始，朱明就一直让各路海商，地方大名糊弄，完全没想着去搞明白这个最近的邻居实际政治生态到底如何，这种态度哪怕在郑和下西洋这种外交大巡期间，也没有太多改变，甚至对绵延两百年的对手蒙古察部，朱明方面的记载也是各种糊涂账，大明直到灭亡，真正知夷务的高级官员之寥寥，实在令人吃惊。相比之下，南明中只有明郑本就起家于荷兰人，算是朱明阵营的一大例外，此外么，一如既往的井底之蛙，永历皇帝即使老妈老婆都已经是天主教徒了，但对于世界的了解，恐怕还是寥寥，相比之下，大清则从顺治到宣统，都有外籍宫廷侍从，而且由于内亚本位使然，对中亚和东北亚的了解更是独一份的，在外务上，比大明高明不止一点。

南明唯一的努力之处是在战争压力之下，致力于改善文人政府和军人之间的关系，但无论是鲁王还是隆武，到最后都变成了军阀挟持政府，甚至连割据也做不到。朱明的政治架构根本无力处理文武关系这一困扰了他们一百多年的问题，从此可见一斑（这一问题一直困扰到最后一个以大明为旗号的政权（明郑）灭亡为止）。

而在制度自新能力上，上面的帖子已经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例子，赋役改革上，张居正没做到的事情，难得多的版本却被雍正做到了，这已经说明大清相比于大明的优势所在了（当然了，这种优势说白了其实是大清的制度更加粗放，好办事，并非有所谓的“先进性”，但一定要说张居正改革比雍正牛逼得多，那我也没办法，要知道，张阁老的税制改革是完败的，万历初年的财政改善其实靠的是巡盐，你不能用后来历史评价上的优劣，来否定历史上实践本身的成败）。

题主和评论都提到了资本主义萌芽，所以说有时候不能随便引用学术术语，不然很容易被其表面意义蒙骗，民科就是这么诞生的，其一，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社会史概念，和大明国朝廷基本没有关系，不是大明朝有了资本主义萌芽，而是大明社会的一些地区有了可以与西欧典型资本主义相比较的社会和经济现象（它和资本主义社会无关，更和下面所谓资本主义思想屁关系没有，把心学之类当做资本主义思想，我也只能呵呵加呵呵了，不过还是那句话，您觉得开心就好，这是个大众网站）。

第二，说明代有资本主义萌芽，并不是说清代就没有了，实际上由于雍正的税赋改革，以及更加有效的海关制度（对，就是很多人骂的一口通商），清代社会类似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经济水准远高于明代，而大明国本身无论是从财政、金融还是其他方面，都是这种经济发展的阻碍者，除了黄宗羲、顾炎武等少数人，也没有其他思想和文化上配合这种东西的环境。资本主义的西欧的正式起步，在于现代金融业与金融思想的勃兴，这也是荷兰为何在欧洲资本主义历史上如此重要的原因，而与荷兰现代金融业相类似的中国金融业则要等到清后期的票号了（这玩意的诞生和快速发展又和清末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密切接触密不可分），可见在明末清初谈资本主义，只能用“萌芽”这样一个进化论味道十足的词。而且说到底，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很大程度上是由明代中后期的南美银潮所驱动的，而大明后期的财政崩溃，以及整个知识阶层的无从应对已经说明，当时的大明朝廷本身从任何方面都没有将其转化为真正资本主义的能力。

其次，那么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比朱明好，也比金清好的汉人政权呢。政权好与否，是以其政治理念为基础的，尽管汉人中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这样超前的政治思想家，但纵观整个清代，反清的汉人组织中显然没有任何一个是以他们的理念为出发的，如果你问天地会也好，其他也好的反抗力量，他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比当时的满清更好，很明显他们回答不出来。显然，至少以史上可见，17世纪以后的诸多汉人反清力量而言，他们都不具备题主所说的能力。

最后，满清是中国被西方宰割的罪魁么。当然不是，以满清的能力而言，可以说已经在西方压力面前取得了最大的自尊和自保（而且在辛亥之前，应当说还是相对理性的，尤其是中法战争，整体而言，总理衙门的工作十分出色，割地赔款是国力使然，外交已尽全力）。参考李氏朝鲜和阮福氏越南，他们的制度都是对朱明制度的模仿，假如比较这两国的抗外历史可见，如果不是满清制度特殊（扯皮较少），中国在殖民势力面前的全面崩溃显然比清末来得容易。梁启超说大清末年是千年未有之变局，确实如此，西方殖民势力显然绝不是中国历史上经历过的任何外敌可比的，至于内敌，太平天国的牛叉也绝不是历史上任何造反能比的。可以说，大清在经历1860年代的一系列冲击之后，还又活了四十年，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也是自身能力的体现（其实其中最可怕的冲击是满蒙一体架构的彻底失效，1860年代为界，大清国可以说已经是两个根子里不同的国家了）。

比如在最后，大清接受了地方督抚自治对国家的作用。虽然督抚多为汉人，但督抚政治本身与满汉无关，而是因为督抚起于南方地区的团练，而团练以乡党为根基，北方满人影响大的地区经济贫弱，地方乡党能力匮乏，根本无力支撑这种发展模式。这一点直到朱明覆灭，也未能醒悟过来，虽然军阀到最后都是毒药，但是大明在处理军阀问题上，较同光两朝的慈禧等妖人，差了何止一个身位。

当然，大清再牛逼，也只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政权，明治维新告诉我们，东亚的古典政治制度如果不从根本上扬弃，是不可能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显然，满清没做到，但明清两代的历史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任何汉人政权都更加做不到，要知道清末阻碍洋务、维新的主要力量，其实与满汉并无关系，只不过新一代政治人物大多出于地方团练政治，由此南人众多而已。

至于上面高赞贴说的，其实完全不值一驳，因为~~~没逻辑，脑补太多。

看到下面的评论，再做一点补充。

其实最大的问题在哪？那就是对“西方”的认知。

什么是“西方”》赛义德说“东方”是西方人的一个迷思，其实“西方”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文化里，何尝不是一个迷思。谁是西方？假如以所谓的“工业化”来衡量，到了19世纪后半叶所谓“被西方宰割”的年代，我们面对的说到底就是两个国家，英国和法国，它们代表西欧两个相对共通的国家-社会发展模式，尤其是英国，这是我们建立“西方”印象的直接对象，也就是大工业化，商贸+殖民。

但是，即使有西班牙+葡萄牙这种老的殖民帝国相处的经验（和这两位，其实东亚三国从16世纪就开始打交代了，完全没有‘被宰割’一说，而且可以说，德川和大清的存在，本身就是东亚在存在这两个殖民势力之后才出现的结果，安土桃山时代，南蛮出现对于日本社会的冲击，以及明末白银潮对于朱明的冲击都是此后社会发生内在变化，形成新形态国家的重要因素，虽然未必是主要因素），当19世纪初东亚三国开始面对英法，尤其是英国的时候，其实面对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对手。因为这种工业资本+殖民本身就是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由西欧三国，也就是荷英法所独创的一种社会-经济模式，之前的欧洲经济是由意大利金融业+西葡殖民事业所驱动的，而如韦伯所见，新教精神+新的资本主义+西北欧特殊的封建社会底层所塑造出的国家价值取向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前者是在面对奥斯曼土耳其和欧洲内陆神罗的时代成长起来的，而后者则是在大航海后期，一种更为宽松的时代形成的，前者到东方寻找的东西，其实和中世纪的拜占庭人差别并不大，而后者才真正将东方作为资本经营的对象。

所以，不是我们赶不上，除了英法，当然还有北欧诸国，全世界都没有真正在19世纪初赶上这种发展模式，它的独创性不是换某个政权就能够抵消的，这就是所谓的工业革命，所谓的现代西方。一个文明只能在它自身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发展，在东亚，无论是满清还是德川，都只能在即有条件下做到最好，而不可能对抗超出其文明范畴的东西，所以设想“中国为何没有工业革命”，其实是将“工业革命”给普遍化了。这玩意并不是“手工业”时代，或者“资本主义萌芽”必然的结果，它需要更多更复杂的因素作为驱动（事实上在我们所认为的‘工业革命’时代，英法荷当时人也没有像后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样主动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本身就是一个特例。所以，说中国落后于世界，其实下意识是将中国作为“世界”的对比对象，这真是太把中国当盘菜了。理智一点想，不是我们落后于世界，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本身就既不是奥林匹克运动会，没有奖牌榜，也不是某个游戏，有一条人人都能走的科技树，努力走一定会向着某个既定目标前进。有个帖子有一点说的对，其实19世纪末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创造”出自己的“工业革命”，而是是否接受英法，后来是普鲁士、美国所形成的这种新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从这一点上，还是梁启超所说的，中国面对英法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从或不从，就是死或不死，对于这一点，还是日本人看得清楚，主动自我扬弃，只能说是一种船小好掉头的幸运吧，但其中无法扬弃的部分（他们无法摆脱东亚传统的集权政治观念，最终还是选择了普鲁士这种中间方案）还是在20世纪发酵，促成了大日本帝国的灭亡，又不能不说是一种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