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明朝不是被满清取代而是另一个汉族政权，中国能避免被西方宰割或减轻被压迫的程度吗？ 第2页

我感觉最多只是减轻被压迫的程度，因为一个吞并了南北美洲和印度的西方已经成为了一个庞然大物了:

比如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全盛时期是这个样子的:

大英是这样的:

不得不说南北美洲被欧洲人占领才是旧大陆秩序的转折点。而中国历史上由农业和冶金带来的优势几乎荡然无存，很多东西包括科学在内说白了就是钱的问题，没有钱自然难以发展科学。

有人会胡扯什么工业革命的问题，但问题在于蒸汽机的原型在希腊化时代就已经被制造出来了:

再比如“安提基特拉机械”:

当然在这方面同时期的中国照样不弱，先不说铸铁和炒钢以及灌钢之类的黑科技，中国的齿轮技术恐怕也相当先进，比如这件西汉时期的齿轮锁，甚至已经用到人字齿轮和斜齿轮:

衡阳出土的东汉人字齿轮，疑似离合器，似乎是大型床弩上的配件:

另外汉代的轮系系统一样很先进，比如下面的瑞轮蓂萊，功能和安提基特拉机械类似:

《晋书·天文志》：“至顺帝时张衡又制浑象……，以漏水转之于殿上室内。星中出没，与天相应。因其关戾，又转瑞轮冥荚于阶下，隋月虚盈，依历开落。”

更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的有些俑也是有机关设施的:

要说公园前东西方谁技术高，实在是有些难分高下了。。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

大清末年被西方宰割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军事上的，没有一支训练有素，装备先进的军队。那么这件事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大清前期太顺利了，打败了四邻几乎所有的强敌，前所未有地统一了包括东北、西北、内外蒙古、西藏、台湾在内的全部领土，以至于四周几乎没有一个强敌。在没有强敌的情况下，又何必更新军事装备呢？又何必操练军事技能呢？结果，威震天下的八旗兵，到了大清中期，就已经是提笼架鸟之辈了。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明朝之后的政权属于什么民族无关紧要，但如果明朝之后的政权控制的中国领土周边还保有强敌，中国必然有军备竞赛的动力，遭遇任人宰割的窘境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只能部分减轻，但历史的大方向不会改变。因为我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制度落后，而想要赶超西方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起码要在宋朝时期下手才有可能，但由于历史唯物主义，那个时候换几个皇帝也不解决问题。

我国高度发达的古代农业导致了社会资源都喜欢集中在土地兼并这个稳赚不赔的产业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让所有社会资源围着皇权转不可能集中投资新产业；人力资源过分廉价导致科技创新需求太低；战略地缘优势太明显导致难以与西方经常性进行文化、技术交流。

但如果李自成胜利或是崇祯突然开窍光复国土中兴大明，我国可能会少受点苦。

如果那个王朝要长久就不得不解决满清，後果就是汉族提前大规模迁往东北，开垦每一寸土地。如果考虑到美洲高产作物的因素，乌苏里江附近也会有大量汉族人口。这在未来必然能更好得遏制沙俄侵略外东北。

以明朝的民族政策，若是活到陕西X乱估计会让我们减少好几个少数民族，造福万代啊。

汉文化不会断代，服饰髪式与民俗能够与时俱进得到保留与发展。

有。

但不是所有的汉族政权都有这个机会。

机会最大的是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然而郑芝龙鼠目寸光，被满清轻易的忽悠了，丧失了大好的机会。

因为郑芝龙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求田问舍的态度，他缺乏一个高屋建瓴从历史高度认识自身地位的能力。与他相比，他儿子郑成功在这一点强得多。

但是郑成功也有缺点，就是内政，外交和军事的能力一般。

如果郑家两代父子，眼光更长远，心胸更宽广，能力和手段更强，他们是很有机会夺取中国政权的。

而海盗出身，海贸立国的郑家王朝，必然会重视海贸带来的大量财富，积极参与东亚的贸易，并在这个过程中与西欧的各国发生一系列的贸易和冲突。这样即使中国在后来英国人入侵之时落后于西方，也不至于会落后的非常多。

而且这种情况下，郑家王朝必然会非常重视东南亚。

网上流行一种论调：无论是哪个中国王朝遇到近代西方列强，其结果都会如清朝，甚至比清朝还要惨。其中经常被提出来假设的对象便是清朝的上一个王朝：明朝。

然而，经过不断的讨论，我发现：这种假设性讨论存在几个巨大的误区陷阱：

首先，从假设对象本身来说。如果假设的意思是“明朝要从1368年一直挺到19世纪”，那么这种讨论就纯粹是为了踩踏明朝而讨论的。
你让一个从1368年一直挺到1840年的王朝，然后再让其遇到英法军队，这还有何可设想？？明朝在1644年就已经不行了，你怎么让他一直挺到1840年？？让清军退出关外，让农民军自己解散，然后让明朝挺到1840年？？难道此时的明朝还能比1644年的明朝好到哪里去吗？？一个王朝走向了衰败，衰败之后的振兴是一次不如一次，社会基础都动摇了，你让他挺到1840年，不管期间有多少次振兴，终归是一次比一次衰。

换句话说，假设是唐朝遇到了近代西方列强，难道是指唐朝从618年一直挺到1840年？假设是宋朝遇到近代西方列强，难道是指宋朝从960年一直挺到1840年？想想也知其逻辑。

所以，如果关于假设近代列强遇到的明朝，不是说从1368年一直挺到1840年的明朝，而是相对的换位思考，明朝整体平移到1840年，所以我们讨论假设时要弄清楚，换位后的明朝方面的具体情况是平移的那个时间段。要真是一直挺到19世纪中叶，我们毫无假设、讨论的必要。

如果假设中1840年的明朝，是一个能够稳健地调用军队以及内地民生还没糟糕、财政还没破败的明朝（平移万历后期以前的明朝）是有能力与之一搏的，而财政已经破败、民生变得糟糕、调用的军队只有几千人可战其余全是垃圾部队，这样的明朝（平移万历末年以后的明朝）肯定还没道光年间的情况好，结果必然很糟糕。
许多误人不浅的人，总是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说万历末年以后的明朝怎么怎么个情况，要真遇到西方列强，肯定是怎么怎么样。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仅仅用万历末年、天启、崇祯这样的糟糕年头来混淆视听，企图让刚进网络论坛的小白们相信不管是哪个王朝，面对近代列强都会比清朝应付的差。

就算用概率来说，也有一半的概率发生在一个财政还没破败、民生还没糟糕、军队还能维持战力的王朝。那又为什么不假设遭遇八国联军的是伪满洲国呢？清朝在危难时刻能出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何不考虑另一个王朝在遭遇同样危难时刻出现了徐阶、高拱、张居正、戚继光呢？

因为我们稍加计算一下就知道1840-1912是清朝最后的72年，那么历代王朝最后的72年分别是哪些段位呢？汉朝的148-220年，唐朝的835-907年，宋朝的1204-1276年，明朝的1572-1644年，各位有兴趣可以查一查历朝到了在这些段位的君主和将相，以及他们对待异族入侵的态度，还有其外交的灵活策略。

其次，从假设对象的敌人来说。有人会把西方侵略者描绘得多么多么强大，完成了工业化，有威力十足的坚船利炮，任何中国王朝在其面前都只能被宰割。其实，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于西方列强在远征力量上的提升并不大，更多的是在国内政治机制和国内工业基础方面起了大的提升。

西方列强在对外征服力量显著跨越式提上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即1870年以后，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力量一下子提升很多的却是当时与中国没打交道的德国和还不愿意大规模军事介入的美国。

在1840-1842年的情况，清朝对英军并无太大的悬殊，即使装备不如，但军队数量、以逸待劳、熟悉地形这些方面都可以将那点优势抵消掉。唯一的不足在于，闭关锁国后，对外界知道的太少，清军面对英军的军舰以及新式火炮都抱有恐惧心理。

敌人在军舰上，你无能为力，但只要他们想讨便宜就必然要登陆，一旦登陆，坚船利炮的优势便没有了。但是那些封疆大吏们却望风而逃，只留下几个老当益壮的爱国将领带着几百人英勇的成为烈士。
晚明刚开始面对葡萄牙的挑恤时，也是很震恐，而他们依靠本土优势和数量优势仍然战胜了少量的葡萄牙殖民者。之后又不断战胜葡萄牙、荷兰等规模不断增加的殖民远征军。对世界有隔绝之感的晚明尚且如此，汉朝、唐朝、宋朝更不用说，与远道而来的殖民军一交火就能认真对待，并不觉得金发碧眼的洋人有啥特别，毕竟咱们在长安、洛阳、临安、广州等地跟这样的人谈笑风生多少年了。

此种误区在于，有人企图把列强的远征军说成是工业革命后整个列强的国家军事力量，用整体国力来代替那几千人的远征军。1840-1842年进攻清朝的难道是工业革命后英国的全部国力？恐怕人家还没这么瞧得起你。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洋务运动后的清朝还是能够击败法国到越南来的远征军，因为那显然只是法国军事力量的一小部分而已（众所周知那时法国与德国才是世仇）。

历史是无数偶然之后的必然，并不是说落后的就一定要在战场上失败。1937-1945的中国和日本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但日本毕竟是小国，而明清面对的西方列强（二次工业革命之前）也毕竟只是远征军。还有19世纪末的埃塞俄比亚，同样将意大利打得惨败，虽然意大利当时还在列强之末，但欧洲与非洲却是很近的，投入军事力量远比在东亚的多。

第三点，从假设中的配置来说。有很多人假设讨论明朝遇到近代列强后，总是拿历史上17世纪以前的明朝装备和战术来说，一遇到列强坚船利炮就怎么怎么样了。

记住，这是在假设，历史上清朝在遭遇列强后，洋务运动难道没有铁甲舰，没有新式火炮？？那为什么假设中，明朝就一直要停滞在16世纪的装备水平呢？？既然是假设，就要根据19世纪洋务运动来假设，不能让假设中的明朝用鸳鸯阵去对抗坚船利炮，用老式的火器去抵抗列强。

更何况要是换做汉朝、唐朝、宋朝，对于洋人佩带的武器，不论是陆上丝路还是海上丝路，咱们也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没准某汉的铁骑早就升级成装甲车战队，某唐的陌刀军也成了导弹特攻队了。

倘若那些去支援朝鲜抗击日倭的明军，穿越到甲午战争，他们使用着洋务运动后的铁甲舰、新式火炮（明朝人搞洋务运动会比清朝的洋务运动差吗？），日军会不会遭遇到三百年前丰臣秀吉时的败退呢？

发生在清朝的洋务运动很显然因为统治阶级害怕汉人强大，又要固守满清地位而不是那么积极，装饰的多实用的少。若发生在汉人的王朝难道会是一样的么？晚明的“西学东渐”证明其对洋务的进取明显超越一心防汉的清朝。

第四点，假设时要考虑历史是互动性和连续性的。没人会认为一个已经落后的专制王朝能够做的特别好，只能说如果是明朝，会比清朝做得好一点。虽然只能好一点，但经过百年累积，一点可以变成一些，一些可以变成比较好，虽然中国的国情决定不可能特别好。

很多时候，我们讨论面对近代列强换成明朝时，只是在讨论一两场遭遇战的胜负，这毫无疑问明朝在最初的一两次交锋中会落下风或者惨败，即使胜也是靠人多和熟悉地形的惨胜。但是既然开了这个假设，就不可能只假设一两场战争，因为从1840-1911毕竟有72年之久，只要每一次交锋做得好一点，经过不断累积就会变成做得好一些。即使也到了70年后明朝无可救药的被推翻了，新建立的政权以及那时的国家实力、经济、文化、科技、民风都会变得不一样。

在假设面对近代列强是明朝时，有一点我们不得不考虑：对清朝的鸦片战争是因为禁烟运动和闭关锁国，阻碍了英法美等国的贸易利益。那么如果是面对开关通商的明朝，情况又或许不同了，利益冲突是肯定的，但变成双方都搞贸易战也是有可能的。

比如，明朝已经开关，但是海上的海盗集团却独立于明朝与列强之间，他们谋取贸易利润，引起明廷和列强都不满，于是双方联合灭海盗，或者列强与海盗一起打明朝，或许明朝与海盗一起抗列强。不管三方如何为贸易而采取何种策略，大家的了解都会不断加深，在了解中取得进步，这可以从历史上晚明时期看出来。

最后一点，善于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但首先得有交流。若是没交流，再聪明的人都会脱离时代发展，所谓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可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在荷兰建立资本主义雏形政权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可能建成资本主义政权。很多时候，人类文明的发展是追随一个突然的新创举，然后大家模仿之，然后整体进入这个新社会。

你只分析明朝或汉朝、唐朝、宋朝之前的基础条件如何差，怎么可能得出他们之后变什么条件的结论呢？人类社会之所以会趋向于那个突然的新创举所指向的方向，就在于交流。明末已然有了西学东渐，所以不能用明朝之前的现实基础来推测未来走向，除非明朝突然又关起国门海禁起来，不再与外界交流，就像清朝前期所做的那样，自我封闭自然就只能沿着之前的基础轨道走下去。实行海禁的明朝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本就尚武开放的朝代。

清朝从1842年被迫开放，到1911年就有了代表资本主义政权的民国建立，那如果是主动开放国门交流的华夏朝代呢？

在路易十四的绝对王权下，没人会看到法国能建设什么资本主义国度，可路易十四死了不到百年就发生了1789年的法国大风暴，因为法国是开放的，他时刻与英、荷等交流着，还在自我思索前进道路。又如俄国，到19世纪末还是个农奴制国家，体制够落后吧，但是人家偏偏就是从17世纪末彼得大帝学习西方那刻开始崛起为列强之一了。

很多人在讨论这个假设问题时，往往说华夏王朝同样深受传统文化影响，要君主专制不可能走虚君立宪，所以跟清朝一样会落后挨打，甚至更惨。可是17-19世纪的法国、俄国恰恰就是这样的君主专制国家，包括后来的德意志帝国，他们对于维护专制所做的努力并不比清朝少，然而他们在君主专制时却依然是列强。

即使爆发内战被敌国攻陷过首都，他们在谈判桌上依然能自保，因为开放学习时奠定的强大国力基础还在。战败了签个条约，过几年再战，这就像春秋战国、汉末三国、南北朝、唐末五代、宋辽金夏等时期一样。尤其唐朝，所谓国都六陷，然而对于周边各国而言，唐朝从来没被摘下帝国主义的帽子，正如英法俄德多次被敌国围都、破都，然而还是列强。

至于晚清，签了条约后只等别国再来打，再签条约，而不是如地方汉臣掀起洋务维新“师夷长技以制夷”。毕竟只是一些各自为政的地方搞洋务，拳头太小，还要时刻被上面的朝廷压榨着，所以这个洋务做得很不顺。

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根本就不成问题，重要的是在于肯交流，认识到别人有好东西，学过来成为自己的有力工具，这样自然就会由有资本主义的国家扩散到没有资本主义的国家，现在的世界不就是这样发展而来的吗，19世纪之前才荷、英、法三个，20世纪中叶已经占世界大多数了。

我们不求中国在1567年重开国门后能有多大成就，但至少发展两百年不会是啥也不知道啥也不会的傻蛋国家吧；我们不求在遭遇第一次列强入侵时能成功，但至少失败了两次后能知耻而后勇真的成为有反击之力的强国吧。

所以，当我们与别人讨论这种假设时，应该理智地跳出这些陷阱和误区。

ps 以上都是大篇分析，其实没卵用，总而言之就是要表达出一个意见：奥地利、沙皇俄国、普鲁士、法兰西，这些都是拥有聪明人士的民族，也具有专制特征，也带了强烈腐朽气息，也同样多次战败、屈辱，甚至亡国，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感觉与对清朝、莫卧儿的感觉一样吗？这就是本土正统王朝与边疆征服王朝的差别！！更何况，华夏人的韧劲和才智，绝不在他们之下！

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直接把明朝的政权平移到清朝的位置上，那不可能。原因无他，时代是不断发展的，用一个两百年前的朝代去填两百年后的坑除非是脑子秀逗了。所以我猜提主真正的意思是，如果架空历史，明朝之后没有满清入关而是中原正常的朝代更迭，那么结果会如何?对此我认为，在前期的开疆拓土时代，二者的孰优孰劣很难比较。但在面对外来侵略时，满清作为征服王朝的弊端劣根性会被充分暴露。这个架空世界的王朝的上限必然要比满清高很多。而从客观认识来说，满清的存在，确实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包括近代化之路，走得更加艰难曲折惨痛。

原因很简单，因为除了满清和蒙元，历史上任何一个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遇到晚清的世界局势，都断不至于像满清那般反动到彻底放弃自己的子民，与侵略者一起共享治下子民的血肉。

来做一个思考，为什么满清之后，中国一系列对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如抗日战争、抗美援朝、中印战争都取得了胜利，而换做满清时期却是屡战屡败?

是装备的原因吗？

事实上，满清拥有的火器装备，虽然在射程和射速上不及英军，但并不存在武器代差，而满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拥有本土作战的优势。按理说应该不至于输得太难看。然而……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死亡69人……大清果断放下武器，签订不平等条约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死亡120——150人不等；果断续签不平等条约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英军阵亡64人，算上日本622人，俄国302人，德国188人，法国50人，美国48人，意大利18人，奥匈帝国8人，合计1300人，清政府果断彻底沦为列强的统治工具。

那么，我们比较一下大英帝国亚非拉征战史：

1824年：英缅战争，英军死亡15000人；

1839年：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英军死亡5062人；

1845年：第一次盎格鲁-锡克战争，英军死亡1989人；

1845年：新西兰土地战争，英军死亡560人；

1848年：第二次盎格鲁-锡克战争，英军死亡2687人；

1856年：盎格鲁-波斯战争，英军死亡1535人（以上）；

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英军死亡11021人；

1878年：第二次英国-阿富汗战争，英军死亡1057人；

1879年：盎格鲁-祖鲁战争，英军死亡1727人；

1880年：第一次布尔战争，英军死亡408人；

1898年：第二次苏丹战争，英军阵亡700人；

额，貌似还在用石器的非洲黑叔叔、用弓箭土铳的东南亚猴子、还有举着狼牙棒的西亚骆驼，他们的战绩都比大清要好得多。这是武器的问题吗？显然不是。

那么是国力整合的问题吗？

不好意思，就拿满清之后的民国来举例吧，按理说在那样的军阀分裂时局里，比起统一的满清应该更难整合国力。然而事实却是，民国可以和日本战斗整整八年。即使被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始终没有屈服于侵略者。最后取得胜利。

反观满清，不到一年便签下辛丑条约，应侵略者要求屠灭了之前抱着朴素爱国主义情怀而支持自己的义和团，同时一口气杀了120多个抗击八国联军的功臣将领，出让中国所有的铁路交通战略要地，宁可彻底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玩偶工具，也要为自己的统治续命。再美其名曰一句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那么是领土面积的问题吗？

更可笑了，新中国的领土面积比满清要小，但是可以在朝鲜击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反观所谓的奠定了中国版图的满清，却被历朝历代视为岛夷的日本一路从朝鲜平推到国内，最后被沦为半殖民地。而在抗美援朝时期，满清曾经的日本diedie已经沦为美国的殖民地了……果然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列强无不怀念我人尽可吸的大清奶牛。

那么满清到底是差在了哪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需要看看后世的中国政权是怎样抵抗外来侵略的——民国面对日本侵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进行全国动员。而新中国面对美国侵略则是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号下进行全国动员。

答案呼之欲出，民族主义啊。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屈辱过后浴火重生，靠的就是民族主义。在那种境遇下也只有民族主义才能号召全国动员，人民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为了保卫和发展祖国而献身。

但是清王朝的问题在于，它的本质是少族统治主体汉民族的政权，这使得它在应对“外夷”的危胁时，还有一种不可宣扬的隐密心理，即绝对不能因“外夷”而放松对汉人的防范。虽然主观上不愿意对外妥协，但因为力量分散不敢发动人民，最终表现必然是软弱无能。满清之所以对外软弱，恰恰在于其内部不稳，统治者担心内部威胁，远大于外部的威胁，因此只能对外妥协，换取对内稳固。

如果换做任何一个汉族朝代，则不存在这种内部民族矛盾的牵制。从而更好地去应对外部民族矛盾。何况事实上中国自古就从来不缺少产生民族主义的土壤，诸如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等。这些因素在客观上都可以作为有利于中国更快速地向现代民族主义国家转型的素材。而满清的政权性质决定了它只要存在，就必然要阻碍中国向民族主义社会转型。这是满清因为自身政权特性，必然要面对内部民族矛盾这样的一个原本不该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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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下面评论区有人说中国的科学技术思想在明朝就开始落后，所以不能把锅甩给满清，而是应该封建王朝一般黑，这里反驳一下，整体上来说，中国科学开始出现落后于西方的趋势是在明中后期，但明朝在追赶，而固步自封成体系的全面落后于西方是在满清建立以后。

明朝亡则亡矣这是封建体制所决定的朝代循环，但明代尤其是明朝末期的开放和思想科技发展程度，虽然还不足以让中国独立产生近代化，但已经使得中国具备了像日本那样在遭遇近代化冲击后催生出近代化变革的条件和思想储备，如果不是满清的奴役统治，中国人民推翻旧统治阶级建立起近代化的国家的阻力会小很多，届时可能就不会出现满清所谓三千年未有大变局了

明末随着弊端的积累好不容易出现一点解体转型的苗头，却又伴随满清入关再次被空前加强且更加的僵化极端，最终形成了一种酱缸文化。到了这一步，中国依靠自身形成现代科学的希望就已经很渺茫了。满清作为一个外来征服王朝，给中国社会的转型升级增加了太多本不必要的阻力。

清朝之前的中国社会，虽然存在各种固化问题，但星星点点的变革转型希望也同样存在，至少还不至于到像满清那种一潭死水的地步。一部分中原传统的士大夫，虽然认为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不可冒犯的，但内心仍然具备着朴素的实事求是原则，认为真理不一定掌握在皇帝手里，而是掌握在道统之中，最终解释权是在文人士大夫手里。

也就是说皇上你做的不对的时候，士大夫根据儒家经义的解释是可以劝阻、劝诫的。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历朝历代都有些许正直的大臣，他们总是直言敢谏，甚至顶撞皇上，因为他们认为，皇上虽然至高无上，是道统所在，但道统的解释权是在士大夫手中的。哪怕是到了皇权已经非常变态的明朝，言官照样冒着被打甚至被打死的危险直言进谏，并且以被打为荣——越是被打，越说明我占着道统的制高点，皇上在道统上胜不了我，只好通过武力。

如果能照此发展下去，西方仍然会先于中国诞生自然科学，但中国被动接受现代科学的历程，大可不必走得像今天这样艰难曲折惨痛。

可惜的是，满清入关以后，言论环境就彻底变了，皇权社会发展到顶峰，皇权已经变态到极点，不允许任何反对皇上的情况发生，主要由于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清入主中原天生的自卑和不安心里。统治者通过强力高压打压一切反对的声音，打压的方式极为简单，就是杀。

为了使这种打压更掩人耳目，统治者把对道统的解释权完全收到了皇帝那里，造成了一个奇葩的既成事实——皇帝就是经学大家，皇帝就是圣人，皇帝就是道统，皇帝是不会犯错的，任何反对皇帝的声音都是错误的，必须得到惩罚。

这时其实中国就变成了中东那种政教合一的国家了，人民在这种统治下，不敢有自己的思想，不敢提反对的意见，只能唯唯诺诺，小心翼翼的服从，生怕哪个地方做错了就被惩罚。至于向皇上提意见甚至公然反对皇上的，几乎就绝迹了。与之伴随的渗透到民间的规模空前绝后的文字狱，让前朝星星点点存在的思想启蒙和人文主义改良的微光，也完全熄灭了。

我们传统总是受到满清固有印象的影响，认为明朝文人和清末完全一样，沉醉于天朝上国之中，认识不到外面的世界，但阅读明末访问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的札记，显然颠覆了这个传统认知。统计显示，利玛窦书籍中提到的有名有姓的明朝人，至少有137个。这是直接提到的，没有提及的或更多。

1592年，利玛窦来到江西之后，立即为江西文人包围,成为争相交往的对象。《利氏致澳门孟三德神父书》记载:在这座城市里，众人都好奇的想见我一面有这么多群众来看望，还有重要的文人与要人(官员),真使我兴奋异常。

那么来访者络绎不绝，会不会只是看一看洋人，俗话叫“看稀奇”?还真不是，因为不少士子要求拜利玛窦为师，请他传授西方学问，以至利玛窦疲于应付。而且当时白鹿洞书院的院长章潢获悉利玛窦在南昌，甚至邀请他到书院讲学。后来，江西藩王乐安王、建安王还曾邀请利玛窦家中作客，询问欧洲一些事宜。

1598年，利玛窦来到南京，引起了更大的旋风，因为南京是明朝文化中心。《利氏致高斯塔神父书》中记载,“中国人来拜访我，有些人好像发了狂，争先恐后，络绎不绝....有的要学数学，有的对伦理科学感兴趣。”显然，明人并没有自恃天朝而盲目自大，明朝文人有好奇心，更有追赶的雄心。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与西方理论科学的交往过程中，明朝人也逐渐认识到了自身体制落后的事实。1629年，徐光启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字字珠现，发人深省。可见，当时不少文人已经意识到了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这是中国认识到自己的落后，渴望追赶的开始。与之伴随出现的是一大批具有近现代人文科学的学识著作:1536年黄衷 (1474年~ 1553年)著《海语》，记录东南亚史地与中国南洋交通情况。1639年，顾炎武开始编著《肇域志》(大型地理类型的书籍)，《天下 郡国利病书》(历史地理类型的大型书籍)，遗憾的是， 在清前期才成书，在清那种高压局势下，没能刊印流传，没有起到应有的知识普及价值。1607年， 李之藻(1565年~ 1630年)撰《浑盖通宪图说》，介绍西方天文观，阐释浑天说。1617年张燮(1574年~ 1640年)著《东西洋考》，这是记载东南亚地区地理和历史的书籍，还记载了海洋气象或潮汐等知识。1629年，崇祯帝批准并下令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修撰新历，并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徐光启在给崇祯帝上奏《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说‘盖凡物有形有质，莫不资与度数故耳”，提出“分曹”料理，即分学科研究的思想，并首次论述数学和其它科学的理论关系，及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认为数学是“从用之基”，提出“度数旁通十事”治历、测量、音律、军事、理财、营建、机械、舆地、医药、计时。在他掌管的“历局”内开展以数学为根本，兼及气象学、水利工程、军事工程技术、建筑、机械力学、大地测量、医学、算学及.音乐等学科的研究工作。历局(类似科学院)有了理论科学研究机构的雏形。崇祯帝对此积极反应和支持，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并分曹料理，该衙知道。”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由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等继续发展。

而与明朝的知耻后勇进取形成的鲜明对比的是清朝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清朝乾隆年间，英国马嘎尔尼使节团出访中国前，曾聘请了两名中国神甫——周保罗、李雅各做翻译。没想到使团刚抵达澳门，翻译周保罗就辞职不干了。按大清律，为外国人工作是要获罪的。幸亏李雅各留下来，他是满人，胆子自然比周保罗大一些。可李神甫并不是一位理想的翻译人选。他少小离国，对中国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汉语甚至不如拉丁语说得好，而且他完全不熟悉清朝官场文书的体裁格式，根本不能胜任翻译照会这么专业的工作。据斯当东回忆，照会是由在华的法国神父请一位中国基督教徒翻译的。这位中国教徒古文造诣高，熟悉官文格式，完全能满足英国人的要求，但是他很怕参与国事得罪官方，更怕笔迹被查出来招来杀身之祸。于是，这份照会先经使团成员赫脱南翻译成拉丁文，然后由李雅各译出汉语大意，再由中国教徒加工润色，使其符合中国官方文件的行文路数和格式，最后由斯当东13岁的儿子、粗通中文的小斯当东誊写一遍，这才成为正式照会。为使中国教徒放心，英国人不得不当着他的面撕毁中文原稿。

然而，相比于整个国家的封闭，乾隆皇帝收藏的西洋玩意儿令马戛尔尼吃惊，八音盒、地球仪、太阳系运行仪、时钟、音乐唱机、高品质艺术品……欧洲最流行的奢侈品，乾隆皇帝竟然都有。与乾隆的收藏品一比，马戛尔尼精心挑选的礼物竟然有点儿相形见绌了。乾隆皇帝喜欢收藏洋玩意儿，而且还让两广总督常年在海外搜罗最先进、精巧的东西，会报时的钟表、“自行狮子”、“机器人”、“望远镜”、西洋乐器……宫里都有。

在万树园游览途中，马戛尔尼曾提出，请大将军福康安观赏一下他带来的欧洲新式火器的威力。福康安颇为冷淡地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什么稀罕。”福康安如果看了英国卫队的火器表演，不知道会作何感想，作为一名能征善战的将军，他会毫无触动吗？还会说：谅来没什么稀罕吗？就是这种道不明的自负，让中国与世界上先进武器失之交臂。如果他知道，40多年后英国人拿着这样的火器将中国军队打得一败涂地，还会这样淡定吗？

​为了彰显天朝武力，乾隆皇帝特意指示沿途军队操演，令其观看军威。可马戛尔尼一眼便看出了大清军队的腐败和落后。清军身着宽衣大袖的军服，既未受过军事教育，所持兵器也大多是刀枪弓矢之类的冷兵器。“有几个士兵的手里除了武器之外，还拿着扇子。”士兵竟然拿着扇子，马戛尔尼大为吃惊，他一眼便窥知了中国军队的虚弱本质。他感叹道：“一旦不幸，洋兵长驱而来，此辈果能抵抗与否？”不幸被他言中，40年后拿着洋枪洋炮，率先攻入中国的不是别人，正是英国军队。

许多读过马戛尔尼访华历史的人，都会为乾隆皇帝的无知、自负、保守、僵化，扼腕叹息。有人说，他对英国使团的拒绝，使中国错过了最后一次追赶世界的机会。乾隆盛世埋下了中国日后衰败的种子。对于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乾隆皇帝难辞其咎。其实，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研读史料就可以发现，乾隆皇帝很关心国际局势和世界问题。通过与耶稣会传教士对谈和清朝自身的秘密情报网络，他了解到很多欧洲各国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治制度方面的信息。他知道俄罗斯正在与土耳其打仗；知道俄罗斯正在学习西方的文化艺术，并建立科学院；知道法国在闹大革命；知道意大利有文艺复兴；知道俄国人倾慕法国文化，俄国贵族都说法语；知道缅甸军队里有欧洲的雇佣兵；通过看地球仪，甚至知道欧洲正在对外扩张，在全世界建立了许多殖民地……乾隆皇帝对世界的了解超出今人的想象。甚至有学者认为，他是18世纪最具国际视野的中国人。乾隆皇帝了解英国武力的强大。马戛尔尼铩羽而归后，他曾明确说出，中国沿海武备松弛，军队缺乏训练，并担心中国军队能否应付英国人可能造成的威胁。事实上，乾隆皇帝已经充分感受到西方从武器科学再到思想制度的先进性，以及自身王朝内部的腐朽落后和外部势力对中国不断冲击的压力。不过，越是感受到这种威胁，他越是选择了一种更加保守、固化、因循祖制的方式将中国与世界相隔离。在他看来，一旦效法西方变革体制，内部汉人就很有可能趁机造乱，这是远比西方更加切实的威胁。所以他宁可选择将国家罩在一个笼子里变成一个安静的大农村，极力割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至于早在中国明朝就绘制了第一幅包含欧洲美洲在内的世界地图“琨舆万国图册”，而到了清朝鸦片战争时期道光皇帝竟然不知道英国在哪。清朝中晚期好不容易出了一本介绍西方历史地理的《海国图志》，居然在清朝无人问津根本就卖不出去，但到了日本之后却能像当年的明朝社会那样引发轰动，几次加版印刷都不够卖，书籍非常热销。最终战争结果说明一切。康熙乾隆这两个所谓的千古一帝，都是自己最喜欢躲在宫里研究数学地理化学，然而面对大臣学士却将其斥为奇技淫巧，却生怕这些知识传到汉人那里，被汉人掌握造满清统治的反。一句话总结，如果说满清之前的朝代体制客观上阻挠了中国主动产生现代科学，那么满清的体制则是主观上阻止了中国被动学习现代科学。直到被掌握现代科学的西方尖船利炮轰开国门，伴随着接踵而至的苦难，我们得以再一次拥抱曾经错过的现代科学文明。而面对被满清扭曲变异的伪传统文化，中国无法像英国那样，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融合点，只能选择最彻底而决绝的革命。这是我们的悲哀，却也是历史的选择，一个充满希望的悲剧。

至于某些满清遗老遗少就是爱搞纵向对比和双重标准，无视时代变化，强行在几百年前的王朝找优越感，而一说到近代屈辱史便又立刻换了副嘴脸，把时代变化放在第一位，丝毫不提这么大的差距是谁造成的。理直气壮默认中国在这几千年里就一直没有发展。把清朝前后所有时代开疆扩土的功劳说成是清朝独有的，把所有朝代用血换来的制度说成是清朝独有的；把所有战败签条约全推脱成时代造成的，把所有的落后推脱为中华文明的落后？这波围华救清玩得属实6，他们不是傻也不是瞎，只是单纯的坏而已。

好大的题目。其实可以用另一个问题代替“如果没有满清的愚昧统治，汉族继任政权是否开启资产阶级革命”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根据西方的历史经验来看，大约有三个步骤，一是思想启蒙运动，二是在技术发展前提下国家逐步开启工业化，三是工业化开启城市化进程并形成资产阶级这一阶层。

首先看，晚明时，中国有没有产生思想启蒙运动，我觉得是有的，王阳明“心学”的诞生，就是一场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启蒙运动。阳明心学虽然流派众多，无论哪一派，中心思想都是“格物致知、知行合一”，这是什么？这是“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明代版啊。心学门人，追求“少空谈，多务实”，其学说在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明代，毫无疑问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之后，明代官员的风格多偏向于务实，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嘉靖年间，这种思潮广泛传播，徐阶、胡宗宪、张居正都是心学门徒。

再看技术发展，明代时，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海上贸易的兴起，东西方交流非常密切，葡萄牙都在澳门呆着了，东西方的技术几乎同步发展的，两边的思想、人文、科技著作大量翻译往来，没有谁比谁强，按这势头，如果汉族政权不灭，双方的交流就不会断，中晚明时期，明朝已事实上开海，江南海商不知凡几，如果不是明朝政府主要精力被后金和李闯等牵扯，正式开海甚至派出国家舰队指日可待，因为，海上有钱赚！！！在这种交流密切的情况下，可以说东西方的科技是完全同步的，以中国的人口基数，难道就不能出现中国的牛顿爷？

那么再看，能不能开启工业化。我们常说的明末“资产阶级萌芽”其实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工业革命萌芽”，当时江南地区的纺织业、小手工业、盐业其实已经高度发达，英国是由什么开启工业革命的？是纺织业！英国与中国纺织业唯一不同的区别，一个是原料是羊毛，一个原料是丝绸。晚明城市化进程也开启了，江南地区遍连各大城市，南京、杭州、苏州等城市高度发达，形成了稳定的市民阶层，各种工商业的兴起，也产生了真正的工人阶级，虽然还是以中小作坊的形式，但是，再经一两百年的发展，难道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工厂？

技术由东西方交流提供，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也不缺，市场更是广阔，江南这种地方，天生就是工业革命开启的温床。

工业化一旦开始，资产阶级就会因此逐步壮大，当资产阶级有更强的力量时，限制皇权、甚至推翻皇权从而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

事实上，中晚明时期，已经有了一些端倪，各位请继续看。

终明一朝，皇权和文官集团的斗争是一条明显的主线。从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开始，到“夺门之变”，朱厚照的明显被黑、嘉靖一朝的大礼仪、万历前十年的张居正秉政、万历中期后的不上朝，包括终万历一朝的“国本”之争，天启崇祯时期的东林党，以及明代特有的特务政治和时常出现宦官秉政，你来我往，无不揭示着一点——皇权与文官集团对政权的争夺。文官们从朱元璋时期想杀就杀，到后期张居正成功登顶、以及后来东林党把持朝政，可见皇权一直在不断被削弱、被限制。

按这样下去，中国式的“光荣革命”或者“人权宣言”难道还远吗？

明代中晚期的文官们，其身份是双重性质的，不仅拥有传统的封建地主阶级这一属性，同样也有着新兴资产阶级这一属性，明代晚期的商业高度发达，但，都是为文官们服务的和为其身后的家族把持的，文官们自己，就是最大的资产阶级啊。

没有满清的入关，新的汉人政权建立，毫无疑问具有双重阶级身份的精英们将继续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之后两百年，必然会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更早。

满清的统治，是以少数民族统治主体民族，封闭、愚昧、退步是其必然选择，否则无法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这就是满清的历史性原罪，今天的某些人，无论怎么洗，也是洗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