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杂牌战斗实力如何？ 第1页

鉴于某人在其回答里点了我的答案并不断狡辩，我特地写了文回复。为了不影响大家的观感，相关论述放在文章最后，大家点击目录最后一行即可跳转。

讨论军事问题的时候其实忌讳单纯拿交换比特别是特定战斗的交换比说事。因为影响交换比的因素实在太多了：武器装备、阵地构筑、情报是否确实、友军包括空军的支援等等，甚至还有敌军送人头这样的的极端因素。1940年5月21日枣宜会战期间，日军步兵第233联队在没有充分做好侦察的情况下强渡白河，结果在河中洲遭到地方部队湖北保安团的阻击，联队长神崎哲次郎以下300余人被当场击毙，而湖北保安团损失极其轻微，只有数十人。这个交换比是中央军从来没有打出来过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说湖北保安团的战斗力远胜于中央军？

我这篇答案将以杂牌军的军级单位为主分析其表现。原因是：

第一，我这里说的杂牌军仅指有正规军编号的部队，上文的湖北保安团等地方部队也都不计入。因为要扩大范围把这些地方部队收入进来的话，那么更多的非正规武装也都应该一一列举，我也没这么多精力。

第二，国民党杂牌军在抗战后，军以上除了传统的“路军”以外，还依次有军团—集团军—兵团等花样繁多的番号，但除了集团军以外，几乎都是临时编组的单位，后来国军取消战区以下军级以上除集团军以外的番号，规定军为战略单位（之前为师）。所以杂牌军的军级单位比较固定，方便介绍。

第三、如前所述，军级单位比较固定，而且其下的部队通常都是某一派系一直掌控的，不像集团军那样可能管辖了不同派系的部队，所以也方便介绍杂牌军的派系。

一、桂军

抗战前后的桂军通常指李宗仁、白崇禧为主的新桂系的军队，与旧桂系不同。桂军的主要特征有：

一、内部团结。桂军与其他地方实力派最大的不同是它一开始就是国民政府的“股东”而不是后来加入的，所以与封建势力和传统浓厚的旧军队不同，桂系可以运用一些先进的思想和手段来掌控部队，避免内部分裂。桂系仅有的一次大分裂是在1929年讨蒋失败后，李、白被部下威逼离桂，后来李明瑞投共，因为新桂系产生不了新的领袖，李、白得以重新回到广西。此后李、白以太平天国为历史借鉴加强团结，白崇禧说“广西人事业做的最大的乃是洪秀全、杨秀清，而洪杨之败，非败于曾左，而是败于洪杨自身。我们今日势力远不如洪杨，就欲效洪杨自相残杀乎?”因此桂系内部较为稳定，使惯于从内部攻破堡垒的 蒋公无从下手。而桂军下层官兵也因为地域观念而保持着团结，如陈毅在《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对桂军的总结：“两广军队是很顽强的，是蒋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硬不缴枪，真是蛮子蛮打，非打死不缴枪。伤兵还拿枪打你，伙夫挑起担子逃跑还骂‘丢他妈’。你捉他，他放下担子就用扁担打。”“他们都是老兵,有些营连长还是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学生。他们把我们看作‘异民族’,他们封建团结很厉害。”。

二、训练较好。国军的部队大多没有科学的征兵制度，征来的兵员很多身体素质并不合格。而征兵之后又不注意训练，使得新兵战斗技能普遍较低。而李、白则提出了较为科学的民团制度，实现了“三自三寓”（三自即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即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在这套制度下，广西全省的适龄青壮年在民团中就接受一定程度的军事训练，然后分别编入常备队、预备队和后备队（后来撤销预备队与常备队，保留后备队），必要时便编入正规军作战。民团制度使桂军拥有较其他省份素质更高的兵员，极大地提升了战斗力，广西也因此得到了“模范省”的美誉。

三、本钱很小。桂军虽然拥有一支能战的精兵，但广西在解放前毕竟并不发达，无力供养规模庞大的军队，这就限制了桂军的规模。抗战期间桂军仅编有两个（固定编制的）集团军，而只剩下晋西南一隅的晋绥军都有四个集团军。这就使桂军无力应对时间长、烈度大的苦战。后来四野南下时中央的指示是“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至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决战”，可谓抓住了桂军的要害。

抗战爆发后，桂军中的精锐—21集团军下辖的第7军和第48军立刻赶往淞沪会战战场支援。在大场反击战中，桂军48军的4个师因为武器差距大和作战路线错误，遭到重大损失。白崇禧因此向 蒋公提议以运动战代替阵地战，做有计划的撤退，但遭到 蒋公的拒绝^[1]。淞沪会战后期，桂军所在的左翼军承担了掩护友军撤退的任务，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作战，而以吴兴阻击战最为出名。

桂军在淞沪会战后事实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李宗仁为长官的第五战区，该部桂军为21集团军的第7军和第48军，也是桂军的精锐主力。此外，第五战区的桂系部队还曾经辖有11集团军及其下的84军（后均遭裁撤）。第五战区的桂军先后参加了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等重大战役，抗战后期桂军常驻大别山区游击作战，安徽省主席也由桂系将领担任。在游击作战期间，桂军声称击毙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中将（追晋大将）。

桂军的另一部分就是留省的第16集团军，下辖第31军和46军，均为抗战后编成，其战斗力较出省桂军为差，留省桂军事实上由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控制和指挥。留省桂军参与了桂南会战和桂柳会战两次重大战役。桂南战役中，两支新编成的桂军表现不错，虽然武器差距很大，但也让日军付出了较大代价：南宁保卫战日军被击毙145人，龙州追击战被击毙105人。^[2]但由于桂军本钱小，无力阻挡日军。因此白崇禧急忙请求将第五战区的桂军调回广西作战。 蒋公正欲染指广西，不予同意，改派中央军第5军等部前往广西，这才击退了日军。

1944年的桂柳会战，由于之前的长衡会战失败，广西除了要对付广东方向的东路日军外，还要对付湖南方向的北路日军。两路日军加起来差不多有16万兵力。留省桂军区区两个军的兵力显然扛不住这16万日寇。白崇禧依据桂南会战的前例紧急要求 蒋公派兵支援，结果 蒋公除了拨出一个93军进入桂北，并且把湖南的几支残军撤入广西以外，再无动作。因此桂柳会战是以14万国军对16万日军，本来无论如何都打不赢。然而某高赞答案却出现了一些片面指责桂军的奇谈怪论：^[3]

这个答案居然认为只要在桂平反击战（也就是他所说的蒙墟之战）歼灭了23旅团就可以“颓势为之扭转”，实在是纸上谈兵的巅峰之作。事实上当时的日寇第六方面军共有三个军（11、23、34军）；十二个师团（3、13、34、37、58、40、22、104、39、27、64、68师团）；四个独立混成旅团（22、23、19、17独立混成旅团）；六个独立步兵旅团（8、13、5、7、11、12独立步兵旅团）。虽然日军只出动了11军和23军，但34军也可以视情况进行支援。独立混成23旅团也只是23军的先遣队，后面还有两个师团和一个独立混成旅团。而某答案却认为只要歼灭了这些兵力中的一个独立混成旅团就可以扭转广西战局，适足以令人喷饭。

说桂军在桂柳会战中没有尽全力可以理解，但说广西的惨剧完全是桂军酿成的我就无法理解了。前面都说了 蒋公在桂柳会战前派出了中央军93军来支援。而93军据守的又是桂林的北大门：重要的物资储备基地全州。93军原计划调往缅甸，所以是美械化部队，装备精良。 蒋公也明确命令93军要坚守全州3个月。结果日军发起进攻后不到3天93军就跑路了，导致大量装备弹药被紧急销毁，而且桂林门户完全洞开，这影响可比蒙墟失败严重多了，所以93军的军长陈牧农事后被枪决。事后日军也表示了对中央军放弃阵地的鄙视：

黄沙铺对岸和大结以南高地上的阵地，构筑极为坚固，是以坑道、碉堡为中心组成的纵深达4公里的阵地。此外，在塞前岭(全县以北9.5公里)、江家村(全县以北6公里)、五里村(全县东北2公里)以南高地一线，还有尚未竣工的纵深达3公里的阵地。重庆军放弃如此坚固阵地竟然退却，其意图何在，实难理解。^[4]

某答案对坚守桂林11天，大部牺牲的桂军大张挞伐，称其为保存实力。而对守全州不到3天，几乎不战而逃的中央军却不置一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我暂且是蒙在鼓里，希望各位点醒。

更可笑的是，这篇答案还大肆贬低日寇11军的战斗力，以此来“踩”桂军。

我就暂且相信他说的是真的：日寇这个时候已经弱鸡得无以复加了，就是因为桂军不想打才把他们放进广西了的。然后我就要使用归谬法了：既然日寇的战斗力如此乐色，那为何中央军一个美械的生力军连3天都扛不下来？既然说桂军可以“大有可为”，那么中央军又有何作为？肆意裁剪史料，最后就不免自相矛盾。

当然，我不是单纯为桂军开脱，有问题还是要实事求是地指出的：抗战后期的桂军由于很多列原因也使其战斗力急速下滑：首先是桂军赖以自豪的民团制度的破坏，由于抗战损失太大和内政日趋衰落，桂军已经无法完全按民团制度来补充兵员了。所以广西这样的模范省也出现了抓壮丁的现象

到了抗战后期，甚至出现了暴力“抓壮丁”服役的现象，抓不住人就抓其父母做人质，抓不到家属就查封家产。^[5]

其次就是桂军首领如李、白毕竟也是新军阀，所以他们实际上也是脱离基层官兵和群众的。最典型的就是1944年桂柳会战前，在基层官兵还过着苦日子时，白崇禧却在桂林大操大办其母90岁寿宴。所以桂军也很难成为一支真正的新型军队。

抗战后，桂军被取消31军的编制，所辖部队分为第7、46、48三个军（整编师），并全部调往北方战场，整46师在后来的莱芜战役中被全歼。虽然桂军部队与解放军交战多年，但此时并没有受白崇禧直接指挥。等到白崇禧重掌兵权的时候，其主要对手又是大别山区负责牵制的解放军偏师。由于白崇禧始终没有指挥桂军主力与解放军主力硬碰硬较量过，他难免会对桂军的战斗力有不切实际的看法。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后，白崇禧终于开始与解放军正面对决，他麾下的桂军除第7、48军和重建后的46军以外，还新增了56、125、126三个军。此时的桂军在纸面数据上达到了其历史巅峰，而新增的部队实际战斗力则值得怀疑。青树坪战役中，白崇禧出动主力军第7军在内的桂系部队围攻四野一个师，取得小胜。还没等他高兴完，四野主力呼啸而来，在衡宝战役中全歼第7军在内的桂系主力。小诸葛几乎亏光老本，狼狈窜回广西。

此时广东方面兵力空虚，余汉谋等粤系将领有意请桂军入粤协防。白崇禧也认为广西经济困难，有意弃桂入粤。两广合流历来是 蒋公的大忌，他闻讯后使出浑身解数拼命反对。还没等白崇禧拿定主意，解放军已经率先发动广东战役，使白崇禧退入广东的想法彻底落空。随后解放军开始分路总攻广西，桂军的最后时刻终于到来了。

国军的历史有一条规律：无论一支部队以前多么能打，如果已经被歼灭过一次。那么即使用残存的力量重建了这支部队，其战斗力也会大打折扣。而桂军的头牌主力第7军就算是一个例外，重建后的第7军仍具有相当的战斗力。第15军作战处长崔星曾说：

那个第7军比黄维的部队还能打。我们15军打了那么多仗，包括后来打上甘岭那样震惊世界的大仗，也没死过团长、政委，就是在广西跟第7军打，损失了我们的一个优秀团政委，他叫田耕。^[6]

然而大局已定，一个主力军再怎么强悍也翻不了天了。解放军实行小诸葛前所未见的大迂回战略，让其好好地开了眼：一部从桂西迂回截断其西逃滇黔的道路，另一部兵出粤西，掐断其从海上逃跑的通道。被截断退路的桂军乱作一团，几乎完全失去抵抗力。桂军125军甚至被四野的120师追的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只好缴械投降。除黄杰带领一部分桂军逃到越南以外，所有桂军几乎全被歼灭。桂系的历史也宣告落幕。

二、晋绥军

抗战前后的晋绥军主要是指当时直属或依附于山西统治者阎锡山的一个军事集团，其历史相当久远，自清末即开始形成。晋绥军的主要特点有：

一、武器充足。阎锡山主政的山西虽然在经济上并不如沿海富裕，但其高度重视与军事相关的重工业，经过苦心经营，使山西的军事工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这不能不说是阎锡山眼光高于同时代其他军阀的表现。得益于山西兵工的发展，晋绥军的武器装备有很大改善，以炮兵为例，晋绥军拥有多个炮兵团，装备了晋造山炮、榴弹炮，其中很多还是大口径的重炮。虽然这些火炮的性能未必是最先进的，但能够自己生产，不必依赖进口，这对支持长期的战争无疑有重大意义。

二、善于防守。晋绥军在历史上以擅长防御著称：北伐战争期间，傅作义坚守涿州，让奉军久攻不下，成为全国闻名的守城战范例。中原大战期间，晋军徐永昌部刚进抵豫东的考城前线，便迅速构筑工事，只用十天多时间便修筑起南北绵延百里，东西纵深十几里的防线。后来中央军在此地段大吃苦头，教导2师的3个团都被打残，师长张治中被 蒋公骂哭。抗日战争期间，晋军坚守原平镇，也让日军付出了惨重代价。即便到了解放战争期间，虽然晋军野战能力远不如解放军，但在临汾、太原、运城、大同凭城固守的时候，也能坚持较长时间。太原战役更是解放战争中最艰难的城市攻坚战。

三、训练不足。晋绥军虽然在物质条件上有其优越之处，但军事训练和兵员素质却是其最大短板。抗战前期失败后，阎锡山自己也在日记里承认：“军队编制不完全，教练不精熟，作战无狠法”^[7]。解放战争期间，阎锡山派出其精锐“亲训师”参加晋中战役，结果被解放军迅速歼灭。亲训师是阎锡山最为重视和训练最好的一个师，由日本教官进行战术训练，实际表现也不过如此，当时其余的晋军部队当然就更等而下之了。

四、内耗严重。晋绥军内部派系林立，大致可分为：

1.嫡系。阎锡山是五台人，他在用人方面，比较偏爱晋北特别是五台地区出身的人物。由此形成了以杨爱源为首的晋绥军“嫡系”。这部分的著名将领还有王靖国、赵承绶以及出身晋南但得到阎锡山特别信任的孙楚。2.傅作义派。傅作义是晋南人，虽然和阎锡山同为山西老乡，但在阎老西眼里还是内外有别。由于傅作义善于作战特别是守城，在涿州之战中打响了名声，由此仕途顺利。中原大战结束后傅部被改编为35军，傅作义派系即以35军为核心。其知名将领尚有董其武、孙兰峰等人。3.商震派。商震原为陕西都督陆建章手下的团长，并非阎锡山的嫡系，也是靠军功升迁的。作为阎锡山的手下，商震一度被任命为河北省主席。在此期间他企图扩张个人实力，引起了阎锡山的不满和警惕。中原大战失败后，阎锡山逃亡大连。商震部改编为32军，他本人被张学良委任山西善后，由于其在职期间大力排挤阎锡山的嫡系，引起了阎锡山及山西本土势力的敌对。商震既不安于位，又恰逢石友三起兵反对张学良，便以援张为名率部离开山西，脱离了晋军。其知名将领有黄光华、宋肯堂等。4.徐永昌。徐永昌也属于晋军中的旁系客军，原属孙岳的国民三军序列。由于徐永昌是山西人，与阎锡山靠的比较近。后来更是率部入晋，归于阎锡山麾下，然而徐永昌部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不完全是阎锡山的部属。后来徐永昌自解兵权，出任文职，担当了阎锡山的智囊。抗战爆发后，徐永昌任军令部长，离开了山西。

阎锡山鉴于其他军阀被 蒋公从内部搞垮的教训，在其统治后期日益偏向嫡系，在晋军内部大搞“三三铁血团”之类的秘密组织，排挤他认为不可靠的将领，引起了很多有才干的将领的不满，纷纷离去。抗战之前，商震便拉出队伍脱离晋军。抗战初期徐永昌与阎锡山和平分手（徐永昌与阎锡山私人关系较好），傅作义和35军也在随后脱离晋军。抗战中期阎锡山又排挤走了陈长捷。解放战争初期楚溪春也离开晋军投奔傅作义。离开晋军的将领大多有一定才干，而最后留下的晋军将领除赵承绶等少数人还算差强人意外，几乎都是平庸之辈，由此形成了庸将统弱兵的局面，使解放战争后期的晋军水平沦落到平均线以下。

阎锡山集团

抗日战争初期，晋绥军在晋北和晋东阻击日军，参加了天镇阳高、平型关、忻口、娘子关等战役，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原平一战更使日军上万精锐7日7夜不得前进，伤亡惨重。而晋军的短板也暴露无遗。晋军赖以自豪的炮兵在实战中表现并不是很好，傅作义评价道：“我军炮兵劣势而又使用无计划，战斗无指导，步炮协同亦差池，与敌野战重炮行炮战，徒见其消耗弹药，未能收得协助步兵之效果。”^[8]而阎锡山喜欢指责增援山西的友军纪律不好，是“土匪军队”，但他的晋绥军在溃退时同样也祸害乡亲不浅：“自大同退却后，沿途多三五成群，奸淫掳掠，任意开枪寻事”^[9]当时的友军对晋军为主的第二战区部队评价是“该作战区经屡次背进，士气颓丧，一处失利，即全线动摇，常此深恐影响大局，请特加注意。”^[10]

面对晋军的颓势，阎锡山一开始还颇有些知耻而后勇的气概，决定大力支持山西新军的发展，同时整顿旧军。但随着新军实力的壮大加之新军实行政治委员制度，阎老西又开始疑惧，于1939年12月发动了解决新军的晋西事变（十二月事变），结果遭到新军部分部队和八路军120师的猛烈还击，晋军被完全逐出晋西北，晋西南也几乎不保，阎老西不得不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这起事变。

此战之后，阎锡山进行了扩军，将部队扩充为4个集团军：第6集团军、第7集团军、第8集团军、第13集团军，共8个军（第19军、23军、33军、34军、43军、61军、第83军、骑1军）。从纸面数据看，晋军此时还有八军之众，但实际上空额太多，名不副实。加之晋军的整军进程被打断，整体战力实际上是日趋衰落的。

抗战中后期，山西除八路军和晋军以外，还存在一些中央军和外省客军。1941年，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晋南的根据地被摧毁。1943年，日军又发动对以陵川县为中心的太（行山）南根据地的“肃正”作战，该处根据地又被摧毁。这两战过后，在山西的中央军和外省杂牌军全部撤离山西。除晋西南由晋军所抗击的日军以外，大部分在山西的日军都由八路军抗击。阎锡山部局限于晋西南一隅之地，处境十分困难，阎锡山为此多次与日军进行谈判，希望日军能缓解对他的攻势，保住仅剩的地盘，日军出于政治诱降的考虑，也作出过一些让步。不过阎锡山终究还是坚持到了抗战胜利，没有真正降敌。

抗战结束后，晋军的八个军缩编为五个军（第19军、33军、34军、43军、61军）。由于抗战期间晋军缺额太多，番号调整后又进行了充实人员的行动，结果晋军实力反而还比抗战期间要强大。然而晋军的战斗力此时已经十分低落，抗战刚一结束，阎老西便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上党战役，结果挨了当头一棒，被歼灭3.5万人。抗战期间苦心重建的军事力量遭到了严重削弱。此后阎老西又在临浮战役、汾孝战役、吕梁战役、运城战役和临汾战役中迭遭惨败，无论攻防都是一败涂地。气急败坏的阎老西决定孤注一掷，用三个军组成“闪击兵团”，伺机主动出击和解放军决一死战。结果在晋中战役之中，13万晋军又被6万解放军打得惨败。晋军由此龟缩回太原和大同两座孤城，不敢再战。

当然，晋军实力之弱阎锡山自己也是心中有数，所以他有两步棋：一是和陕西的胡宗南加强联系，企图借助胡宗南的力量牵制山西的解放军。还有一步棋便是留用在山西的旧日本军人。也就是将山西境内的日军留下一部分，挂上晋军的招牌协同作战。这部分日本军队的称号几经变化，最后确定为“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兵力九千余人，其中日本残留军人2447人。然而日军相对于中国军队最大的优势在于后勤特别是武器弹药的供应上。日本投降后，残留日军失去了这个优势，战斗力迅速跌落到了一般国军部队的水准。整个解放战争期间，第十总队毫无建树，反而处处被山西解放军痛打。第十总队指挥官，原侵华日军独立步兵十四旅团旅团长元泉馨在晋中战役被打成重伤，留下“城陷败走高粱田，翘首苍穹乱云翻”的绝命诗后毙命。太原解放后，包括皇姑屯事件主犯河本大作在内的残余日军全部被捕，关进了战犯管理所。

1948年，解放军将太原重重包围，阎锡山环顾手下的晋军，此时竟无一支可用的部队了，在他的多方求告下， 蒋公慷他人之慨，将原属西北军系统的30军空运进太原协防。30军在解放战争中前期已经受到严重削弱，而现在却成了太原最有战斗力的部队。阎老西兴高采烈，对30军尽其所能进行拉拢。而30军军长黄樵松已经看出来蒋、阎都已经是兔子尾巴，不愿意自己的部队陪着送死，有意起义，遭到部下告密而失败。此事过后，阎老西也自知太原难守，只好抛下自己最疼爱的妹妹阎慧卿以稳定军心，自己挥泪飞往南方。在此之后，太原和大同相继解放，与民国同始同终的晋系军阀历史也就此告终。

傅作义集团

前文说到傅作义脱离了晋军，与晋军中另外两派商震和徐永昌不同，傅作义脱离晋军后发展出了自己的一支独立军系，故单独再做介绍。

傅作义部在中原大战后被改编为35军，并受封绥远一省，这使他中立于阎锡山与商震及其背后的张学良的矛盾之外，得以独立发展自己的力量。抗战初期山西面临日军的攻击，傅作义为保护桑梓，同时他也毕竟还算是阎锡山的部下，便率领35军入晋参战，任第7集团军司令，率领本部及晋军、中央军和西北军刘汝明等部协同作战，由于实力差距过大和各军系之间配合很差，未能将日军阻挡于山西之外。日军入晋后，傅作义又转战于忻口、太原，并担任太原守备司令。就在傅作义入晋之后，日军乘势攻陷绥远的归绥、包头等要地。随着山西局面转入僵持战，傅作义又率领35军重返绥远，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由此正式脱离了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序列。

傅作义久经战阵，长于治军，是晋军中最优秀的将领。他自立后积极扩军整军，将所部扩为3个军（35军、暂3军、骑4军），而且严加训练。1945年，美国魏德迈将军以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参谋的身份，到中国战区检查国民党军队。他先到陕西，后到绥远。当时胡宗南拥兵40万，武器和粮饷后勤都受到优先供应，堪称蒋军部队中的精税。但魏德迈观看了傅部的军事演习后，魏德迈兴奋的对参加演习的官兵讲话:“你们练得真好，是少见的。中国有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确实是这样的，你们的人员队伍人强马壮，技术精良，可与世界强国的军队相比”。魏德迈回到重庆后，在他的报告中，对胡宗南部并无好评，对傅作义部队精良的军事技术，高昂的战斗精神，却大加赞扬。他认为傅部除了装备太差以外，官兵战技体能完全可与世界强国的军队相媲美。 ^[11]魏德迈所见不差，傅作义部在战争中确实表现出了远超中央军胡宗南部的战斗力。

傅作义部在抗战中表现最出彩的是五原战役，1939年12月，为配合内地的冬季攻势。傅作义部向包头发动奇袭，重创日军。日寇驻蒙军宣称要“膺惩傅作义”，派兵攻陷五原。但由于补给线过长，日军不能久驻五原。驻蒙军司令冈部直三郎欲全军撤离，而其参谋长田中新一却坚持要留下象征性的部队，以确保“战果”。最后日军决定以伪军为主组成留守部队，并抽调日本警察组成“绥西警备军”协防。等日军主力一撤，傅作义立刻反攻。结果仅日本警察就被击毙174人，五原光复。1940年4月7日，冈部直三郎前往北京的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为“使X那军队扬名”的“五原悲剧”的发生及未能“歼敌主力”而谢罪。并就自己的进退等待上级裁决。^[12]

抗日战争后，傅作义率军与华北的解放军作战，并深受 蒋公的信任，第35军被改为美械军。同时傅作义积极扩军，将暂3军改为104军，新编101军、105军。此时傅作义已有4个军，实力与老东家阎锡山不相上下，若论战斗力只怕还要远远超出。也正是凭着实力，傅作义当上了华北“剿总”司令，在杂牌军中仅次于桂军，稳坐第二。

平津战役前，傅作义深知东北一丢华北必不能保，但又不愿把部队拉向南方寄人篱下。于是摆出了一字长蛇阵。自己的四个军放在北平及北平以西的张家口等地，中央军和粤军放在北平以东。这样一打起来，中央军和粤军可以从海路往南跑，自己的部队可以往西逃往绥远，各回各家。

结果东北解放军秘密入关，华北解放军包围张家口。傅作义不明就里，为了确保西逃的道路通畅，派出35军去驰援张家口。后来等他发现东北解放军已经入关的时候为时已晚，35军已经被包围于新保安，傅作义又让104军去救援35军，结果中了围点打援之计，两军几乎都被歼灭。而张家口的105军等部5万人又在突围中被全歼。至此傅作义直属部队仅剩绥远新编的111军和北平的101军，及重建的35军和104军，实力大减，且逃路已被切断，要逃往南方也只能当光杆司令了。经过审时度势，傅作义决定在北平接受和平改编，绥远的111军也随后接受和平改编，脱胎于晋绥军的傅作义集团的历史宣告终结。

三、西北军

我们通常所说的西北军其实是指以冯玉祥的直系军阀第16混成旅而发展起来的一个军事集团，并不是西北地区的军阀统称（当然有不少西北地区的军阀曾依附过西北军）。中原大战后，西北军事实上已经瓦解，除宋哲元和韩复榘还保留了一定的独立性以外，大多数西北军的残余力量都依附于中央军或其余派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部队（孙殿英、庞炳勋）并不属于西北军嫡系，只是暂时性服从于冯玉祥，他们不像同样附属于西北军的陕军和马家军那样后来又独立成军，同时又与其他西北军旧部有一定联系，故通常也被人视为西北军余部。

西北军的特点有两个，我就先说好话，再说坏话。

一、训练有素。西北军训练有方是全国闻名的。当年总理在给冯玉祥贺寿时就明确说过：“先生善练兵，至今谈兵的人多推崇先生”。这并非过誉之词。冯玉祥在练兵时吸取了一项旧军队的传统，那就是把教育内容谱写成军歌，让士兵在唱歌时接受教育。战术训练有《射击军纪歌》、《战斗动作歌》、《利用地形歌》。鼓舞士气有《军人争气歌》、《战斗精神歌》、《大中华志气歌》。日常纪律有《爱民歌》、《爱商家歌》、《善待夫役歌》。革命教育有《三民主义歌》、《总理纪念歌》、《真正革命歌》。部队驻地歌声朗朗。后来出身西北军的将领在训练自己部属时，也大体沿用了这种办法。同时西北军对战斗技能也抓得很紧，除西北军最擅长的大刀战术外，射击训练也有声有色。仅以孙连仲练兵为例：

实施士兵训练时，将不能闭眼睛和胆小怕放枪的士兵，另行编组教育，既可节省时间，又可收到实效”；对射击军纪、节省弹药、利用地形、卫兵勤务、哨兵守则等，则编成简而易学的军歌，按照新兵的地域编成小组，由同地域资历较深的士兵，用熟悉的乡音和农民惯用的语汇来讲解教导，新兵极易领悟。^[13]

所以出身西北军的部队，大多为战技精熟的雄师劲旅。

二、封建落后。虽然冯玉祥推崇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后来在大革命时期也从南方请来很多先进分子改造西北军。但受时代和个人局限，他没有也不可能放弃旧时代的带兵思想和方法，这就使西北军成为一支封建传统极其浓厚的军队。冯玉祥自己带兵对将领就很严苛，宋哲元上课迟到，被打军棍。韩复榘、 孙良诚等虽官至上将， 但只要稍有怫逆，亦须在众人面前， 轻则面壁而跪，重则褫衣受杖。 在电话里都要勒令下跪， 且要追问： 跪下没有？ 等那边回答跪下了， 才肯甘休。^[14]当时的人认为“受杖、罚跪、面斥，皆冯军记功之默示，其处罚愈多者，迁擢亦益速。然气节之士，未有不望望然去之者矣”。上行下效，西北军将领对自己部属也是不服就打就骂，西北军士兵有谚语道：“张（自忠）扒皮、梁（冠英）扁担，嘴臭不过石友三”、“石友三的杠子韩复榘的绳，梁冠英的扁担赛如龙”。陆大分了30个毕业生来冯军工作，跑了26个，没跑的4个人叫张克侠、何基沣、董振堂、李兴中，其中三个当了共产党。^[15]

冯玉祥这套视自己为家长，责大将如训小儿的治军办法，表面上做到了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实际上危害很大。高级将领对冯大多畏威而不怀德，貌恭而不心服。所以后来 蒋公用内部分化的办法对付西北军时，便出现了降将如潮的局面，使西北军彻底瓦解。这种局面固然也是因为冯玉祥不能识人，误用了石友三、韩复榘这种“不讲武德”的人。然而究其本质，还是因为冯玉祥的治军思想已经不符合历史潮流了。

抗战前后，西北军的大致情况为：

1.宋哲元部

中原大战后，西北军留在河南的部队不是依附中央军，就是被缴械。不愿意走这两条路的，都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统合成为西北军最后一支自主的部队。这支部队中最有实力的将领是张自忠，但他威望尚不足以服众，于是这支部队领导者的人选便是宋哲元、孙良诚两位老将。冯玉祥本人更青睐孙良诚，但宋哲元技高一筹。当时替孙良诚在张学良方面奔走的是郑道儒；替宋哲元奔走的，是萧振瀛。

萧先从张自忠处取得拥宋的初步同意后，就来到北平走张学良的门子。他利用关外同乡的关系，找到了从前就认识的一个张学良的承启官（传达事务的人）。萧对他大加拉拢并送了他一千元钱，请求他让自己尽先见到张学良，而对于孙良诚的代表郑道儒，则希望他托词阻挡，不让郑先见张。
……
萧很快见到了张学良，收到了先入为主的效果。张学良允准宋哲元负责改编晋南的西北军为一个军，辖两个师。等到孙良诚的代表进见张学良时，宋哲元担任军长的命令早已下达，成为事实了。^[16]

宋哲元依靠萧振瀛的公关，成功被张学良任命为西北军最后一支部队的首领，即29军军长。随着时局的变化，29军在后来离开山西，进入察哈尔，又进入平津，最后发展成割据冀察的军事集团。抗战前，二十九军下辖四个步兵师（师长分别是冯治安、张自忠、赵登禹、刘汝明）、一个骑兵师（师长郑大章）、两个直属军部的独立旅［旅长阮玄武、刘汝明（兼）］、以及冀北保安队（司令石友三）和冀南保安队（司令孙殿英）。

抗战前期，29军英勇作战，但仍不敌日军，从平津败退。 蒋公将29军扩充为3个军（59军、68军、77军），组成第1集团军。宋哲元虽升任集团军司令，却难以抵挡日军的攻势。不久冯玉祥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宋哲元部受其节制。宋哲元因为冯玉祥支持过孙良诚，对老领导不免有怨言，避而不见。其他将领也不愿受冯玉祥指挥，冯玉祥只好黯然离去。而宋哲元终究也不能胜任职务，步老领导后尘宣告下野。此后宋哲元部转移到了第五战区，由在临沂阻击战中大放异彩的张自忠担任59军军长兼33集团军总司令，此时68军刘汝明部已经独立，而冯治安的77军也隶属于33集团军。张自忠成为西北军正统部队的第三任掌门人。

1940年枣宜会战中，张自忠将军力战殉国。77军军长冯治安接任33集团军总司令，成为西北军正统部队的第四任掌门人。比起自己的三位前任，冯治安显得有些能力平庸，但他在军事上知人善任，重用何基沣等将才。同时又明哲保身，尽量不得罪任何一方势力。因此也顺利熬过了抗战。

抗战结束后，冯治安的部队损失已经极为严重，冯治安刚出任集团军司令时，33集团军有两个军，每军三个师，还有一个骑兵师。1944年缩编为每军两个师，骑兵师也取消了。整个集团军只有四个师12个团，相当于半个整编军的力量。冯部将士都很气愤，感到部队越打越弱，越编越少，前途暗淡。冯治安本人不愿继续打仗， 蒋公却强行把他的部队改编为第三绥靖区，调往徐州前线打仗。结果冯治安部在费城战役中遭到沉重打击。此时的冯治安部官兵对 蒋公已经是忍无可忍，淮海战役时该部官兵在何基沣、张克侠的指挥下举行起义。冯治安只身前往南京后转往台湾。西北军正统部队的历史终结。

2.刘汝明部

刘汝明是抗战爆发后开始逐渐从29军独立的，其基本部队是68军。早年的刘汝明治军严格，战斗力强，所部常冲锋陷阵，锐不可当。中原大战虽然失败，但刘汝明部却给中央军将领刘峙留下了深刻印象，刘峙称：

是役看到对方刘汝明部，于石花街之役，败退之余，犹能极力抵抗。无论战况如何惨烈，精神如何疲困，还能以手榴弹大刀肉搏，沉着应战，若非平时训练有素，阖能臻此？^[17]

后来的长城抗战期间，刘汝明部更是勇战日寇，战绩突出，并出任了察哈尔主席。然而长城抗战也就是刘汝明的巅峰了，此后刘汝明的表现一路下滑。抗战初期南口战役的失败，很多史料都归罪于刘汝明，称其不愿意让中央军过境，耽误了布防时间。打起仗来又让汤恩伯顶在南口，自己守卫相对安全的张家口，结果张家口受到敌袭，反而比南口先失陷。当时的舆论也纷纷指责刘汝明，甚至有骂他是汉奸的。刘汝明自己回忆时也发牢骚称：

我在张家口打了一个星期，一个师长受了伤，一个旅长阵亡，一个旅长受伤，一个团长(刘田)阵亡。刘田是你们湘乡人，是我最好的团长，你能了解清楚的!我还有7个营长阵亡，好几个受伤。还说我“一枪未放”，“汉奸”!难道这些人都是自杀的！自己打伤的吗！^[18]

后来刘汝明在第五战区时，表现有所起色，和老兄弟冯治安一样，算是熬过了抗战。抗战后期，第3集团军司令兼12军军长孙桐萱被 蒋公扣押，所属的部分部队不愿被汤恩伯吞并，由贺粹之率领，趁着豫湘桂战役造成的混乱，从第一战区跑到第五战区。由于该部同属西北军余部，便被李宗仁划拨给刘汝明，刘汝明的实力大为增强。

抗战结束后， 蒋公把刘汝明驱赶上了内战战场，解放战争中的刘汝明屡战屡败，被讥讽为“逃跑将军”。淮海战役爆发后， 蒋公命令刘汝明的第8兵团救援黄维，他龟缩于蚌埠一带，停留不前。淮海战役结束后， 刘汝明不顾让其防守淮河的命令，转身向南猛跑，一直渡过长江跑到皖南。渡江战役爆发后，刘汝明故技重施，从皖南前线拔脚就跑，跑前还关闭电台，拒绝接受一切命令。一直跑到福建才收住脚。一段时间后解放军发起漳厦战役，矛头直指刘汝明部。此时的刘汝明前有追兵，后有大海，退无可退，被迫与解放军决战。结果刘汝明部几乎全被歼灭，只有小部分军队撤往台湾。刘汝明也就此丢掉了兵权，在台湾赋闲终老。

3.韩复榘部

韩复榘部原本为西北军主力之一，从“甘棠事变”开始脱离西北军。韩复榘在投靠 蒋公后，如愿获封山东一省。然而 蒋公却同时扶植了胶东王刘珍年在韩复榘背后作为牵制，并且堵死了韩复榘从胶东进口军火的通道。韩复榘因此和 蒋公有很大矛盾，几乎每次反蒋事件他都要暗中使坏。

抗战爆发前，韩复榘的基本部队为12军，抗战爆发后，新增55军和56军，所部扩编为第3集团军，韩复榘被枪决后，56军也在徐州会战后被撤编，番号改为川军使用。

第12军由孙桐萱指挥。在抗战初期，韩复榘部尚能坚持抗战，但后来 蒋公将支援韩复榘部的重炮调走，韩复榘即以此为由擅自放弃大片防区，致使日军长驱直入。 蒋公也以此为由，将与他早已有矛盾的韩复榘枪决。在此期间孙桐萱积极走冯玉祥等人的门路营救韩复榘，并计划陈兵黄河威逼 蒋公放韩。此举并无用处，反而让 蒋公对孙桐萱也颇为疑惧。韩复榘死后，孙桐萱以12军军长继任第3集团军司令。作为韩复榘的基本部队，12军在此后参加了徐州会战的济宁、汶上反击战，摧毁了日军的飞机场，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12军也参加了武汉会战。

抗战后期，12军在郑州承担黄河的河防任务，并两次奇袭开封。1943年， 蒋公以通敌为由将孙桐萱扣押，其部队遭到中央军汤恩伯的吞并。豫湘桂战役期间，不甘被中央军吞并的部分部队由贺粹之率领逃入第五战区，归于刘汝明旗下。韩复榘的基本部队12军也就此瓦解。

第55军军长是韩复榘另一员大将曹福林，韩复榘死后该部脱离了韩复榘的继承人孙桐萱。因为和 蒋公的关系较好，曹福林免遭孙桐萱的命运，得以长期掌握部队。抗战期间该军长期隶属于第五战区，抗战结束后又与另一路西北军刘汝明部合伙。淮海战役结束后，该部随同刘汝明一起狂奔至福建，并在漳厦战役中大部被歼灭，余部乘船逃往台湾。

此外韩复榘的手枪旅旅长吴化文在韩死后拒绝和孙、曹二人离开山东，而要留在故乡打游击。该部战斗力较强，一度是山东国军的主力之一。但吴化文始终害怕 蒋公会像对付韩复榘一样对付他，又没经受住敌后游击战艰苦环境的考验，最终投敌，并一转而为伪军的主力，八路军的顽敌。抗战结束后吴化文投入 蒋公麾下，并因其战斗力较强被老乡王耀武看中，保举他为整编96军军长，协防济南。而吴化文终究害怕遭到老上司的下场，在济南举行起义，所部与鲁中南军区合编为解放军35军，并在此后参加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

4.孙连仲部

@简爱 ，不要被误导了，孙连仲是河北雄县人，冯玉祥的嫡系，什么时候变成陕西人了？抗日战争时期孙连仲的部下30军很多是吉鸿昌从甘肃带出来的兵，并不单是陕西人，下面有详述。当然原西北军各部肯定也补充了很多陕西兵员，但谈不上是陕西部队。陕军我的答案单独列了一个专题在下面。某些人在网上摘抄的东西以外说的话都不必当真。

孙连仲部也是西北军主力之一，中原大战后被 蒋公改编为26路军，随后被调往江西参加“围剿”。孙部官兵对 蒋公极为不服，便在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的率领下举行宁都起义，改编为红五军团。孙连仲一次就丧失了1.7万人的精锐部队，险些一蹶不振。

不过这个时候，另一支西北军引起了孙连仲的注意，这就是吉鸿昌的30军。由于吉鸿昌被怀疑通共，遭到 蒋公解职。孙连仲乘机软硬兼施，鸠占鹊巢，将30军吞并为自己的部队。由于吉鸿昌、孙连仲都善于治军，30军的战斗力很强，也就变成了孙连仲的基本部队。

抗战爆发后，26路军在平汉路方向抵抗日军进攻，不敌败退，又被调往娘子关进行防御作战。虽然两次战役都失败了，但孙部官兵表现出的战斗力都得到友军的认可，娘子关战役中孙部更被公认为国军表现最好的部队，孙部也遭到重大损失，全路可战之兵加起来仅有六千。

娘子关战役结束后，恢复了一点元气的孙部又参加了台儿庄战役，顶住了濑谷支队的猛扑，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日军战史称：

研究敌二十七师第八〇旅自昨日以来之战斗精神，其决死勇战的气概，无愧于蒋介石的极大信任。凭借散兵壕，全部守兵顽强抵抗到最后。宜哉，此敌于此狭窄的散兵壕内，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将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尸山血河，非独日军所特有。^[19]

台儿庄战役之前，孙连仲任第2集团军司令。但后来由于原26路军的42军后来被裁撤（其下仅有一个27师），孙连仲手下反倒只剩下了一个30军。后来虽然孙连仲继续升官，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和第六战区的司令长官，但除了其基本部队30军以外，都有一定的独立性，他无法控制。

抗战结束后，孙连仲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并在北京接受日军投降。此时的孙连仲部下除30军外，又增加了李振清的40军和高树勋的新8军这两支颇具战斗力的部队，原晋军商震派的32军也受其节制，成了真正的方面诸侯。还没等孙连仲高兴完，他派出北上的部队就在邯郸战役中与晋冀鲁豫的八路军展开了大战。高树勋阵前起义，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大惊失色，带领30军、40军突围，中途被八路军截击，两军皆损失惨重，马法五被俘。孙连仲在邯郸战役不但损失了新接手的新8军全部和40军大部，连自己的老本30军都赔进去了。这一战甚至比当年宁都起义还要亏得多。此战后孙连仲一蹶不振，再也无法翻盘。他在华北的地位也被实力更强的傅作义取代，本人下野归隐。

而孙连仲的基本部队30军后来被调往陕西，归胡宗南指挥。太原战役前， 蒋公将30军空运到太原防守，成为城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军长黄樵松不愿为阎老西陪葬，决意起义，遭到部下戴炳南告密失败，被押到南京处决。戴炳南继任30军军长。太原战役中30军被歼灭，戴炳南被捕获后枪决。这一支西北军余部的历史就此结束。

5.石友三部

石友三是西北军中最善变，最不讲武德的一个将领，也是结局最不好的一个。在民间，石友三最出名的事是火烧少林寺，电影《新少林寺》中谢霆锋饰演的军阀原型就是石友三。而在军人中，石友三则以反复无常闻名。石友三本是冯玉祥的护兵出身，积功至军长。冯蒋反目后，他冯败则附蒋，阎盛则反蒋，还顺手炮轰过南京。中原大战后期石友三投靠张学良，割据冀南，借机收集反蒋军败兵，实力上升到五六万人，石友三借机接受粤方委任，想联络韩复榘和东北军于学忠部共同反张，结果两人均未支援，张学良将东北军主力调入关内击溃石友三，石友三本人下野，残部多被韩复榘收编。

张学良虽然击败石友三，但自己的老家也被日本人抄了，因此无力追查石友三，石友三借机多方活动，企图东山再起，还投靠过日本人。宋哲元入主平津后，看在昔日同袍份上将石友三收编为冀北保安司令。抗战爆发后，石友三即凭借手里的保安部队两个正规团（团长分别为陈光然、樊仑山）和收编的土匪冯寿彭一个团起家，收编土匪，招兵买马，在高树勋的冀南保安队编入其部后，更被 蒋公改编为69军，活动于冀鲁豫边一带。后石友三出任39集团军司令、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察哈尔主席，成为国军在敌后战场的一支重要力量。

石友三虽然名义上有一个集团军，然而其直属部下只有1.2万人，又多为溃兵土匪组成，战斗力很差。高树勋虽曾为其部下，实则采取观望态度。石友三最初与八路军合作，但在 蒋公的收买下利令智昏，与中央军朱怀冰部合作攻击八路军。八路军随即发动卫西战役（冀南反顽战役）和卫东讨石战役，将其部消灭大半。石友三经此之役实力大损，和高树勋逃往鲁西曹县、定陶等地喘息。石友三既不敢再与八路军大打，又忌恨 蒋公催逼他夺回冀鲁豫边，便阴谋降日。当时石友三与日本联络准备投降，在华北已经是路人皆知了。

石友三降日的企图遭到高树勋的坚决反对，高树勋本为西北军战将，后随同孙连仲南下“围剿”红军时因惨败丢了兵权，抗战后以冀南保安部队东山再起。高树勋一开始只有一个新6师（原暂9师），并且是石友三的部下。但后来其部扩充为新8军，实际上独立于石友三。由于高树勋反对石友三降日，二人关系非常紧张，互相都想解决对方。然而此时石友三的69军实力已经不如高树勋的新8军，真要火并的话极可能被高树勋反杀。于是石友三经过一番权衡，还是决定暂时和高树勋和解，并请与两人关系都很好的西北军宿将孙良诚从中斡旋。1940年11月，石友三由孙良诚陪同，到高树勋的驻地访问，石友三认为有孙良诚作保，高树勋不至于翻脸。不料高树勋做事决绝，派人当着孙良诚的面将石友三带走解决。后来高树勋又解决了石友三的弟弟石友信，兼并了69军，并得到卫立煌的认可，继任39集团军总司令。

抗战中期，随着国军敌后部队在河北的溃败，高树勋也转移到黄河以南。至此河北（字面意义上的河北，包括豫北）的日军完全由八路军抗击。1944年豫湘桂战役，河南的国军大溃败，高树勋部又转移到伏牛山区打游击。在高树勋到河南的这段时间，汤恩伯挖走了69军， 蒋公又派胡伯翰当新8军军长，企图架空高树勋。高树勋虽借着豫湘桂战役胡伯翰表现太差的机会将其撵走，重掌新8军，但从此更加警惕 蒋公。

抗战胜利后， 蒋公将新8军划归孙连仲的第十一战区，成为国军“接收”河北省的第一梯队，并随即北上。邯郸战役中，高树勋的新8军早已和八路军有联系，遂采取观望态度，高树勋观察战况后果断在火线举行起义，为邯郸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6.孙良诚部

孙良诚是西北军旧将，最初孙良诚在西北军中年资虽高，但也并不算出类拔萃。1926年，孙良诚任援陕军总指挥，率军救援被河南军阀包围的西安城。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军中的苏联顾问建议撤兵。孙良诚写好命令后突然省悟，意识到自己一退将严重影响士气，破坏国民军东进的大局，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将命令撕毁，下决心坚持，不久援军赶到，孙良诚大破围城的镇嵩军，西安解围。冯玉祥闻讯极为欣喜，后来他表示：“故北伐中，孙良诚功勋实居第一”。此后孙良诚在冯玉祥心目中的地位直线上升，1928年孙良诚出任西北军中地位最重要的山东省主席一职，其地位已与宋哲元、刘郁芬等西北军老将并驾齐驱。

然而孙良诚地位的升高也带来了麻烦。山东省主席本来是韩复榘眼红的职位，冯玉祥任命孙良诚担任此职后他大为不满，冯玉祥只得将自己兼任的河南省主席让出安抚他。宋哲元和孙良诚的关系也不融洽，蒋冯战争中孙良诚从山东西撤，向蒋军诈降求和。宋哲元闻讯后即刻撤兵远离孙良诚，孙良诚遭到蒋军突袭，又无支援，惨遭失败。此后孙良诚攻击宋哲元见死不救，宋哲元告发孙良诚背叛团体，冯玉祥无可奈何，只得自己揽下责任打圆场。所以冯玉祥偏爱孙良诚，也付出了令韩复榘、宋哲元不满的沉重代价。

中原大战冯军失败后，冯玉祥原意是让孙良诚出面将晋南的西北军统合成一支部队，但宋哲元通过公关手段从张学良处得到了任命。孙良诚在29军中无容身之地，只得到天津闲居。此后直到抗战爆发，孙良诚除了在老领导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中短暂出山之外，再也没有统兵的经历。

抗战爆发后，失意军人纷纷出山扯旗抗日。当时国军在敌后有一支游击队由赵云祥统领，他在孙良诚手下当过团长，又担心受到石友三的吞并，便邀请孙良诚出山，愿服从其指挥。孙良诚出山后被鹿钟麟委任冀察战区游击指挥官，虽然重获兵权，但其所属部队不过四五千人，事实上依附于石友三和高树勋部。后来石友三保举孙良诚为鲁西行署主任，他便在鲁西扩兵安居。石友三与高树勋不睦，孙良诚从中调解，不料高树勋当着其面将石友三解决，孙良诚因此对高树勋恐惧莫名，脱离高树勋部移驻定陶。石友三死后，其参谋长王清翰、团长宋荣鑫、段海洲带领一部分部队投奔孙良诚。孙良诚由此扩编为一师一旅，其头衔也改成了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

其后孙良诚粮饷困难，其鲁西行署主任的职务又被汤恩伯委任的韩多峰取代。孙良诚意识到中央军迟早会对其下手，大有日暮途穷之感。王清翰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向高树勋靠拢，言归于好。中策是投靠八路军。下策是降日。按照历史上的一贯套路，主事者一般都会选下策，孙良诚也不例外。他降日之后，编为汪伪第二方面军，并兼任开封绥靖主任，总兵力3万人。其亲信傅二虞、团长段海洲等人拉出队伍脱离了孙良诚。后来汪伪看到苏北新四军声势浩大，便决定将伪军中实力最强的孙良诚部调到苏北稳定局面。孙良诚在伪军中实力最强，但在新四军眼里就是一盘菜。此后的阜宁战役、睢宁战役等诸次战役中，孙良诚被新四军轮番暴打，狼狈不堪。

抗战结束后孙良诚在苏北就地接受 蒋公改编，最后被改编为暂25师，共有4个团。淮海战役爆发后， 蒋公为了拉拢孙良诚，将其部扩编为107军，归黄百韬指挥。结果孙良诚部随黄百韬兵团一起被包围，孙良诚投降，并与王清翰一起去劝老战友刘汝明起义。刘汝明拒绝起义，将王清翰杀害，孙良诚送南京。孙良诚获释后在上海居住，上海解放后又被解放军逮捕，病死于狱中。孙良诚是冯玉祥最看重的人，最后也是让冯玉祥最失望的人。

7.庞炳勋部

庞炳勋并不是西北军的嫡系。他属于孙岳的国民三军序列，孙岳去世后依附于冯玉祥。庞炳勋腿部有旧伤，人称“庞瘸子”。冯玉祥一直没把他真正当成自己人，但韩复榘叛离冯玉祥时，庞炳勋还是出兵拦击，让韩复榘吃了大亏。

中原大战后，西北军瓦解，庞炳勋改投中央军。到抗战爆发，庞炳勋被任命为第3军团的军团长，但第3军团下面只有一个40军,40军只有一个39师，全军团加起来才1.3万人。不过庞炳勋部队的武器装备相对较好，有轻重迫击炮60余门、轻重机枪660挺、掷弹筒200个、山炮4门、战马300匹^[20]。加之庞炳勋治军严格，指挥有度，还是具备和日军一拼高下的能力。

1938年日军分两路进击台儿庄，庞炳勋阻击的是从青岛登陆的东路日军板垣师团。板垣师团一向以精锐著称，但在临沂却遭到庞炳勋的杂牌部队坚决抗击，难以前进。庞炳勋因兵力单薄，紧急求援。张自忠的59军随后也加入临沂战场。此后一直到台儿庄战役结束，板垣师团被张、庞两部缠住，无法支援西路日军。

临沂阻击战使庞炳勋声名鹊起，其治军才能也受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赞扬：

庞氏有其特长，能与士兵共甘苦，廉洁爱民，为时人所称道。所以他实力虽小，所部却是一支子弟兵，有生死与共的风尚，将士在战火中被冲散，被敌所俘，或被友军收编的，一有机会，他们都潜返归队。^[21]

徐州会战后，庞炳勋率部转移到河北，进行敌后游击战。随着国军敌后战场的逐步瓦解，庞炳勋及其40军最后转移至以陵川为中心的太南根据地，与中央军27军和孙殿英的新5军靠拢坚持抗战。1943年日军对太南根据地发起“肃正”作战，中央军渡河南逃，孙殿英投敌。庞炳勋的40军一部在马法五、李振清的率领下转移到了河南，而庞炳勋本人则未能逃脱，躲藏在山区里面。孙殿英与庞炳勋关系较好，他设法诱降了庞炳勋。庞炳勋交友不慎，沦为汉奸，此后他与孙殿英逐渐疏远，而与孙良诚、张岚峰靠拢，在日汪蒋之间左右逢源。

抗战结束后，庞炳勋短暂出任过先遣军第一路总司令，随后便不再过问战事，而他的基本部队40军则已由马法五、李振清接手。渡河之后的40军仍然保有强大战力，在豫湘桂战役中表现不凡，国军的总结称：

又孙蔚如、刘茂恩、李家钰、高树勋等部，装备皆较差，平日均以杂牌军自居，但此次刘部十五军及马法五所属四十军战绩均佳。甚望今后能平均予以装备并补充，消除此种地方中央之界限，以求一心一德，共负时艰。^[22]

抗战结束后，40军编入孙连仲麾下，北上“接收”河北省，结果在邯郸战役中遭到歼灭性打击。此战后的40军在李振清指挥下勉强坚持到1949年。当时平津战役和太原战役先后结束，淮河以北只剩下40军驻守的安阳、新乡仍在固守。而40军军长李振清见势不妙，乘飞机南逃，后到澎湖任职。1949年5月，四野将安阳攻破，另派新乡守军40军副军长李辰熙的亲属入城劝降。李辰熙接受和平改编，40军的历史也宣告结束。

8.孙殿英部

孙殿英和庞炳勋一样，也是依附于西北军的其他派系，属于“杂牌中的杂牌”。在民间，孙殿英以东陵盗宝案广为人知。而在中原大战中，他在反蒋军原西北军将领石友三的第四方面军序列中，任第五路军总指挥，率部坚守亳州，威胁蒋军侧后。

当时蒋军在正面战线受到反蒋军的强大压力，但依旧不得不分兵八九万人围困亳州。 蒋公派张钫等游说孙殿英投降，孙殿英讲究江湖义气，予以拒绝。后来孙连仲率部接应孙殿英突围。亳州之战是中原大战一大转折点，尔后蒋军得以将兵力全部专用于正面，使战局进入对反蒋军极为不利的消耗战阶段。

中原大战失败后，孙殿英被张学良收编，其部编为41军。1932年日军进犯热河，孙殿英被张学良任命为第九军团总指挥，出兵抗战。经此一战，孙殿英声名大振，又收编了溃退中的汤玉麟一部，实力扩张到六万人。随后 蒋公将孙殿英任命为青海屯垦督办，孙殿英不知利害，认为不管如何总归是有块地盘。贸贸然率军西去赴任，结果被西北诸马联合起来一顿痛打，其部瓦解星散，孙殿英只身逃回。

抗战爆发前，宋哲元任命孙殿英为察北保安司令，经过两年多的敌后游击战，孙殿英部被改编为新5军，与中央军27军、40军合编为24集团军，由40军军长庞炳勋任集团军总司令。孙、庞二人同属杂牌军，难兄难弟，关系较好。1943年24集团军被日军打散，孙殿英见势不妙，有意降敌，据他后来的说法，事前他还向重庆请示了一番。不管事实如何，总之孙殿英最后还是投敌当了汉奸，顺便把好兄弟庞炳勋也拉下了水。

抗战结束后，孙殿英接受了 蒋公的改编。不久以后，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率领新8军、30军和40军三个军在孙殿英的接应下通过其防区豫北，浩浩荡荡地北上而去。随即就传来了邯郸战役马法五惨遭失败，几乎只马不回的消息、1947年解放军攻破孙殿英防守的汤阴，孙殿英成了阶下囚，又羞又气又悔，一病不起，最终因病去世。

四、陕军

陕军主要是指陕西的地方部队发展出的一支军系，狭义上的陕军仅指杨虎城发展出来的17路军各部，广义的陕军还包括了陕北部队改编的22军。

杨虎城原属陕西地方部队靖国军，后加入国民三军，1926年他与李虎臣坚守西安，吸引了北洋军的大量兵力，为冯玉祥东进陕豫以及北伐战争的胜利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北伐战争胜利后杨虎城一度依附于冯玉祥，但杨部在西北军中属于旁系，备受冷遇。杨虎城便借着去山东执行任务的机会和 蒋公搭上线，脱离了西北军。中原大战后期杨虎城杀回陕西，断绝了西北军西撤的道路，迫使西北军残部北渡黄河进入晋南。

中原大战后，杨虎城主政陕西，其部属也被称为西北军。不过和冯玉祥的西北军不同，杨虎城的部队仅限于陕西一省，故也称“小西北军”。西安事变前，杨虎城的17路军共有两个军（第7军、38军）。西安事变后，杨部的第7军冯钦哉部和38军17师王劲哉旅脱离17路军投向南京。抗战爆发后的杨部缩编为38军，共4万人。

1.陕军正统部队38军

1937年陕军东渡黄河，后在晋南中条山根据地进行游击战，此时的陕军编为以孙蔚如为总司令的第4集团军，下辖陕军系的部队为38军和96军（陕西警备旅扩编）。该部在中条山坚持抗战3年多，与日军大小血战百余次，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被卫立煌誉为“中条山的铁柱子”。其中第17师师长耿志介更因“地处险境，接连收复数座县城”而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前，第4集团军调离中条山，担任黄河洛阳至郑州间河防的任务。1944年该部参加豫湘桂战役，先后在虎牢关和洛宁作战。

抗战胜利前后， 蒋公罢去孙蔚如的兵权，撤销96军的编制，并任命黄埔系将领张耀明任38军军长，图谋吞并陕军。结果导致陕军纷纷起义。1945年7月17日，第17师50、51团及第49团1个营，在团长张复振、刘威诚率领下起义。1946年5月，由38军改编的整编第38师副师长孔从洲率整55旅起义。1946年9月，起义的陕军部队编成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孔从洲任军长，全军共2师4团另1个教导团，并随陈赓兵团南渡黄河，参与打垮了中央军李铁军、谢辅三部的战役，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留在国军序列中的38军部队在西北战场作战，最后撤往四川，1950年1月，38军军长李振西在四川茂县起义。

2.冯钦哉部改编的98军

冯钦哉将第7军及下属的42师拉出陕军后，改编为27路军，参加了娘子关阻击日寇的战役，颇有战功。后该部改编为98军，冯钦哉离开部队后武士敏任军长。该部后随同其余部队驻于中条山根据地。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后，中央军及其余各系军队纷纷撤离晋南，98军仍在中条山坚持战斗。1941年9月，98军在沁水遭遇日军扫荡全军覆没，武士敏殉国。

3.王劲哉部改编的128师

王劲哉旅脱离陕军后最初改编为新35师，与另一支脱离陕军的杨渠统167师合编为50军，杨渠统任军长。后 蒋公将杨渠统免职，50军番号取消，167师被中央军吞并。王劲哉的新35师改番号为128师，他从此认清了 蒋公的为人。

武汉会战结束后，王劲哉不听调令，率128师割据于今湖北省仙桃市一带，他将部队扩编为6个旅，大修碉堡工事，在自己占领的6个县形成了独立王国，不听 蒋公的号令。日军多次围攻王劲哉，均无功而返，王劲哉成为名噪一时的抗日英雄。1943年，日军为彻底解决128师这一个杂牌师，竟动用了4个师团（第13、34、40、58师团），以所谓“牛刀杀鸡”的战术分路合击王劲哉，发动了“江北歼灭战”。

在此战中，王劲哉所修筑的碉堡发挥了巨大作用，日军一开始被打的狼狈不堪：

大队于22日早晨遇到罗家桥敌人狙击，第一中队长大井义隆中尉以下四人战死。随后大队于十点左右攻击易家集堡垒。这个堡垒没有覆盖席子，最初由第一中队担任攻击，见习士兵官以下七人战死，攻击未成功。接着从各中队选拔士兵，从十五点开始攻击，持续一个小时也不成功。^[23]

然而王劲哉最后还是抵抗不住日军的猛攻，128师全军覆没，王劲哉被俘后没有经受住生死考验，投降日寇，以致前功尽弃，最后声名不彰。日军在此战中也付出了被击毙254人，负伤890人的沉重代价。

五、东北军

东北军是指原张学良统辖的东北边防军系统的部队，在西安事变前，虽然东北军内部派系矛盾已经开始显现，但大体上都还是服从张学良的统一指挥。西安事变后，万福麟的53军与其他一部分东北军脱离张学良，而张学良在被 蒋公拘押后，内部又发生了“二二事变”。此后的东北军四分五裂，不复为一个统一整体。

二二事变后，东北军被 蒋公东调至安徽整编。 蒋公乘机大肆削弱东北军实力：原本东北军的军一般下属四个师，在 蒋公的“整编”后，东北军一个军最多不过两个师，被砍掉了一半。经过“整编”至抗战爆发后的东北军共有第49军、51军、53军、57军、67军、骑2军6个军。此外冯占海的63军撤编，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不属于正规编制。

东北军各部已经在关内漂泊多年，无坚实的后勤保障，又被“整编”排挤走了大批先进分子，部队大多受封建传统影响，编制也遭到了削弱，战斗力和关外时期相比较已经大为不如。然而东北军的武器装备比较优良，官兵经受过一定程度的训练和实战检验，加之对日本侵略军非常仇恨，士气高昂，因而在抗战时期还是具有较高程度的战斗力。

抗战时期的东北军表现如下：

1.刘多荃的49军

刘多荃本为东北军105师师长，“二二事变”中与刘多荃关系好的东北军元老王以哲遭杀害，他兴兵讨罪，杀害和放逐了大批东北军中的少壮派与进步分子，为东北军东调接受改编立了大功。 蒋公为了酬功，将其部扩编为49军。

在淞沪会战中，49军的109师被打光了，刘多荃四处找门路，要来一个没有武器的预5师作为补充，后经过刘多荃的活动，拉来了张学良的库存进行武装。预5师全部装备完毕后，一式捷克式步枪，每连6挺捷克式轻机枪，营有重机枪连，团有迫击炮连，仍称109师，刘多荃的嫡系赵毅任师长。为时不久，109师调住徐州前线，不料4个团长全部告长假，部队开不动， 蒋公不处理不听调动的团长们，却把赵毅的师长职务撤掉了，改由 蒋公嫡系李树德任师长，原东北军军官全部撤换，部队开往开封，归第一战区刘峙指挥，另调预9师归49军。刘多荃为刘峙做了嫁衣裳，109师至此不属于49军序列。^[24]1939年南昌保卫战，49军在修水失利后，蒋公大做文章，将刘多荃降为上校军长，105师师长王铁汉撤职留任，戴罪图功，副军长高鹏云，参谋长秦靖宇相继调职，由罗卓英另派中央嫡系林耀堂和凌振苍分别继任。至此49军完全被中央军控制，不再属于东北军系统了。

2.于学忠的51军

于学忠的51军是东北军中的老牌部队，该部最初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末的毅军，从建军到覆灭共83年历史，民国各军系均无法望其项背。于学忠虽不是张学良的嫡系而是后来投入东北军的，但其部久经战阵，战斗力较强，于学忠也受到张学良的信用。1937年8月，第51军被调往山东，负责海防守备，于学忠任第3集团军副司令兼第51军军长。1938年1月升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又改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1月，日军调遣16个师团共计23万兵力，沿津浦铁路分南北两路夹击徐州。于学忠和51军在淮河畔的蚌埠和临淮关阻击日军南路主力，将其牢牢牵制住。淮河阻击战使东北军军闻名中外，《论持久战》中特别提到：“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时，北段不动；北段打台儿庄时，南段不动。两处都触了霉头之后,于是陆军大臣来巡视了,参谋总长来指挥了。”对东北军在南路的战功做出了高度评价。

武汉会战后，于学忠被任命为鲁苏战区总司令，指挥东北军系统的51军、57军到鲁南山区打游击。此间他不再兼任51军军长职务，114师师长牟中珩升任军长。从1939年到1943年，东北军在山东坚持抗战，付出了重大牺牲。后来 蒋公认为东北军在山东通共，将东北军调出山东，山东的日军完全由八路军抗击。抗战末期，于学忠、牟中珩相继被罢去军权，由周毓英继任第51军军长。此后51军的活跃程度便大不如前了。

3.万福麟的53军

万福麟属于东北军中的黑龙江派系，原上司是吴俊升，他本人并不是张学良的嫡系，因而有一定的独立性。西安事变中，万福麟倒向南京与张学良切割。抗日战争初期，万福麟率部在河北参与抗战，并随着被日军击败的国军各部仓皇南撤。这个时候，53军下属的691团团长吕正操率部脱离53军，回师北上坚持抗日。在滚滚南逃的国军洪流中，691团成为了当地的最美逆行者。此后691团在冀中平原坚持抗战，后改编为八路军，成为华北抗日的一支重要力量。

而万福麟的53军此后又辗转各地继续参加抗战，武汉会战后万福麟升任他职，由周福成任军长，最后53军进入云南参加反攻滇缅的战役。此时的53军当中还保有大量老兵：

如东北军系统的第五十三军，自七七事变开始，至缅北畹丁与驻印军会师，直至1947年调至东北“剿X”时，尚有半数以上是老兵，在当时是罕见的情形。^[25]

在国军中，老兵越多的部队一般战斗力也越强，所以53军也在反攻滇缅战役中表现出了较强的战斗力。

4.缪澄流的57军

57军也是东北军的老牌部队，于1933年成立，原军长为东北军宿将何柱国，下辖三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1935年改为四个步兵师，1937年“整编”时期改为两个师（111、112师），缪澄流任军长。

57军是东北军最早与红军作战的部队，1934年3月该军南下豫鄂参与“围剿”，被红25军击破，团以下被俘虏3700人，该军115师师长姚东藩被撤职。1935年11月，该军109师在陕北直罗镇被红军全歼，师长牛元峰自杀。这两次惨败使东北军对红军的战斗力有了充分认识，同时 蒋公将109师撤编和拒发阵亡官兵的抚恤更成为西安事变的起因之一。

抗战爆发后，57军的两个师全部南下参战，其中112师的部分部队更是过江直接参加南京保卫战，几乎全部损失。此后57军进行过连云港保卫战，后与于学忠的51军共同开进山东进行敌后抗战。1940年9月，该军内部发生“九二二锄奸”事件，军长缪澄流被赶走。事件发生后57军的番号撤销，111师和112师直属于于学忠的鲁苏战区指挥。

1942年8月3日，111师师长常恩多与万毅、郭维城共同发动起义，并率领部队开往八路军滨海根据地，改编为新111师，1944年改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成为山东八路军的主力之一。1945年抗战胜利后，滨海支队渡海回到东北故乡，改编为东北1纵3师，也就是后来的“万岁军”38军114师。当时解放军内部对1纵3师的评价是“该师作战基础好，能担任防御战斗任务”^[26]解放战争时期该师在1纵序列内多次痛打中央军。111师起义后的经历充分说明：不是东北军不能打，而是 蒋公不能用。

没有跟随常恩多起义的111师残部后来与112师合编为暂8军，后改为暂9军，112师师长霍守义任军长。抗战末期，因为韩复榘的基本部队12军已经在之前瓦解并被撤编， 蒋公便把12军的番号给了霍守义，57军的残部在解放战争时期也就改番号为12军了。

5.吴克仁的67军

67军也是东北军的老牌部队，由张学良的嫡系第7旅发展而来，军长为东北军元老王以哲。九一八事变后第7旅从沈阳北大营突围撤往关内，全军将士皆视为奇耻大辱，盼望早日打回东北去。

1937年“二二事变”中，王以哲被东北军少壮派杀害，军长由吴克仁接任。抗战爆发后67军在河北参与抗战。何应钦指示当时河北的军事负责人刘峙:“依最近所定战斗序列，旧东北军系以各军为单位，分割使用。^[27]”中央军此举实际上把67军与其他东北军分割开来，彼此不能配合作战。67军在缺乏友军配合的情况下苦战，实力消耗很大。

后来在吴克仁的请求下，67军前往淞沪战场。11月，67军与川军43军共同防守松江掩护大部队撤退。东北军和川军精诚团结，共同抗战，因为43军此前拼的只剩几百人，实力才一个营，所以松江基本上是东北军在发挥作用。在完成死守三天的任务后，吴克仁掩护川军先行撤退，而自己却在撤退时中伏殉国。 蒋公随后以吴克仁涉嫌降敌为由将67军撤编，余部划归中央军。张学良的这支嫡系部队就此消失。

6.何柱国的骑2军

何柱国任军长的骑2军原为1935年成立的东北军骑兵军，下属5个骑兵师（骑3、4、6、7、10师），整编为骑2军后下辖3个骑兵师（骑3、4、6师）。抗战后骑2军先后驰援晋北战场和中原战场，均取得了战功。

抗日战争结束后，原东北军系统的部队已基本失去独立性。除67军已在抗战中撤编外，骑2军也因抗战后仅剩一个骑3师而被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改编，就此消失。解放战争中的东北军余部仅有四个军：49军、51军、53军、12军（即原57军）。

解放战争中东北军余部最终结局如下：

49军在抗战后团长以上均为中央军嫡系军官担任，事实上已为中央军控制。解放战争初期该军改编为整编49师参与苏中战役，于宋家桥、杨花桥地区遭新四军重创，师部和第26旅被歼灭，军长王铁汉侥幸身免，带了几个卫兵逃脱。后陈诚为扭转东北战局，将原属东北军的49军调到辽西驻守。在辽沈战役中，49军由廖耀湘的西进兵团指挥，在辽西全军覆没，军长郑庭笈被俘。

51军在抗战后被调往山东战场，1947年的鲁南战役中，51军改编的整编51师在枣庄遭全歼，师长周毓英被俘。此役后，长达83年的51军历史宣告结束。而国军随后又重建了一支番号相同的51军，渡江战役中，该军在军长刘昌义率领下起义。

53军则是抗战后实力最强的东北军余部，抗战后由美军军舰从广州运往秦皇岛，先在华北地区作战，后调往东北战场，1948年辽沈战役中，该军驻守沈阳，军长周福成兼任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廖耀湘兵团被歼后，除军长周福成外，全军士气崩溃，在解放军攻入沈阳时争先投降。周福成坐困愁城，一筹莫展，最后也只得投诚。

12军在解放战争时一直在华东战场作战，后被改编为整12军，下属整编12师、73师。1948年6月，73师被困于济南。整12军军长兼整编12师师长霍守义率领两个旅与第10绥靖区司令李玉堂防守兖州。兖州战役中，整12军及整编12师遭全歼，霍守义率部投诚。

六、粤军

1.抗战前

粤军是广东省的一个军事集团，其历史开始于1917年孙中山先生从桂系手中争取到的20营人马组建的援闽粤军。后几经分化、波折，改组为建国粤军。北伐战争前，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成为国民革命军主力之一。

1927年以后，粤军又产生了极大的分化和改变。当时的粤军共分为四大派系，首领分别为张发奎、陈铭枢、徐景唐、李济深。其中除张发奎以外，其他粤军都服从于李济深的8路军。

张发奎及第二方面军的核心力量是第4军，自视为粤军的正统，人称旧四军系。南昌起义后，张发奎以追击起义军的名义进入广东，发动了“张黄事变”，赶走了李济深。不料随后广州起义发生，其余粤军也以此为由将张发奎赶出广东。张发奎此后在鄂西暂住。后张发奎见 蒋公将要图己，南下与桂军组成张桂联军，企图杀回广东，结果与陈济棠交战失败。中原大战时，张桂联军攻入湖南响应反蒋。后来陈济棠攻下衡阳切了张桂联军后路，由于联军思乡心切，没有采纳薛岳不要后方，拼尽全力攻下江西、浙江的建议，而是匆忙回师救援广西，结果被陈济棠杀的大败亏输。中原大战结束后，张发奎离开部队，第4军及其主要将领薛岳、欧震、吴奇伟转投中央军，另一部分将领缪培南、李汉魂、邓龙光则回广东投靠陈济棠。

陈铭枢的核心力量是从第4军分化出来的11军及19路军，陈铭枢在李济深被 蒋公扣留后支持陈济棠服从中央，但最后仍被陈济棠挤出广东，到赣南“围剿”红军。后19路军调防上海，在一二八事变中奋起抵抗日军，迫使日军三易其帅。19路军后被调往福建，发动“福建事变”反蒋，因无外援惨遭失败。19路军各部被收编，主要将领中，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均被迫出走，其余范汉杰、毛维寿、沈光汉、区寿年、张炎等转投中央军。

徐景唐的核心力量是第5军，李济深被扣后，他出头准备用武力逼迫 蒋公释放李济深，结果第5军被陈铭枢和陈济棠联合起来一顿痛打，遭彻底击溃和收编，徐景唐此后便再也没有直属部队了。

李济深是粤军的大佬，北伐战争后将广东的部队统一改组为8路军。李济深原为广西人，所以和桂系走得很近，在其任内事实上形成了粤桂联盟。 蒋公对此很是忌惮，便将李济深扣留在南京，并用政治手段对付粤军，任命李济深的部下陈济棠为广东编遣区特派员。陈济棠为得到 蒋公支持巩固地位，便积极响应 蒋公，拆散了粤桂联盟。此后陈济棠又挤走陈铭枢，打败张桂联军，最终成为广东说一不二的“南天王”，其部改为第1集团军。

陈济棠时期粤军有两个特点，一是财大气粗，依靠广东的经济实力，陈济棠在1935年6月派人到欧洲向德、意订购战斗机二百四十架。7月用港币一千万元订购四千吨级驱逐舰两艘。8月又指示赴欧考察的林时清、黄质文用港币一百五十万元订购机枪、新式加农炮、山炮、高射炮等武器。^[28]这些大手笔在当时杂牌军中可谓绝无仅有（也许只有九一八之前的东北军还可以与之相比）。二是内部矛盾开始显现。陈济棠是联合 蒋公把老大赶走上位的，所以他也很怕部下如此对付他，在第一次和桂军交战时他就将部将余汉谋扣留起来，差点闹出余汉谋部下的兵变。此后陈济棠又收揽了旧四军系的缪培南、李汉魂、邓龙光并加以重用，企图分化部下互相牵制，结果惹起了原本嫡系人马的不满。

陈济棠虽然和桂军多次交手并接连击败桂军，但他意识到 蒋公不会容忍他长期独立，于是中原大战后，他迅速转变态度，向桂系示好，形成了西南实力派联合的局面。同时邀请汪精卫、胡汉民等元老南下，另起炉灶与 蒋公分庭抗礼，这就是所谓的“宁粤对峙”。此时北方的反蒋势力除石友三一度起事外，大多偃旗息鼓，陈济棠成了唯一能和 蒋公唱对台戏的势力。由于 蒋公忙于“围剿”苏区，又加之九一八事变发生，所以宁粤并未兵戎相见。1936年胡汉民病逝，红军转入陕北， 蒋公乘机派居正来广东“吊唁”，并明示陈济棠可以滚蛋了。陈济棠当然不肯轻易就范，于是在当年6月正式和桂军联合反蒋，发动了“两广事变”。然而陈济棠玩政治根本玩不过 蒋公， 蒋公故技重施，派人策反陈济棠的大将余汉谋，并用重金将陈济棠最倚重的空军全部拉走。陈济棠“失机”以后，自知难以立足，急忙从省银行提取白银二千六百万元乘英舰逃往香港。余汉谋接管了广东，将部队改组为第4路军。第二次粤桂联盟同样也被 蒋公拆散。

2.抗战中

抗战爆发前，余汉谋将陈济棠第1集团军下辖的三个军全部撤销，改编为4路军下辖的10个师。抗战爆发后，余汉谋部改编为12集团军（广州沦陷前余汉谋部仍用旧4路军番号），下辖5个军：62军、63军、64军、65军、66军，后又新编83军。这六个军就是粤军在抗战期间的基本军事力量。

由于当时京沪战事吃紧，经过改编后的粤军将大量兵力调往长江流域参战，至1938年计有64、66和83军。参战的粤军损耗极大，1938年9月9日 蒋公电告余汉谋曰：“前方官兵死伤重大，叶肇部之补充更急。请兄再拨老兵四团，专为叶部补充之用。务希于十日内运到南昌，千祈勿误”。9月24日又指令道：“务请吾兄速抽调精良部队两师，至少亦须一师一旅，于本月底起运来汉，千祈勿误”。^[29]就在 蒋公从广东大量抽兵的同时，余汉谋也忽视了海防，结果日军21军于当年10月轻易攻陷广州，粤军及广东省政府主要机关转移到粤北。 蒋公在武汉失陷后将粤军各部调回广东阻止日军继续深入，此后粤军的主战场便转移回省了。

抗战时期广东属于第四战区，最初由何应钦名义兼任司令长官，1939年改由粤军宿将张发奎任战区司令长官，战区包括广西、广东两省。张发奎早就解除军职，没有直属部队，再加上他与余汉谋本不属于同一派系，所以他虽名义上总管两广，实则在广西指挥不动桂军，在广东节制不了粤军，处境非常尴尬。后来 蒋公便把广东单独划为第七战区，由余汉谋负责。张发奎的第四战区只管广西，和他的老朋友桂系诸将去打交道了。

同时粤军分属第9、第12、第35、第37四个集团军。第9集团军在抗战初期由旧四军的吴奇伟负责，下属已是中央军旁系的第4军和粤军的64、66军，算是和粤军勉强有点关系。1939年，第9集团军将下属65军归还粤军，从此便和粤军无关了。第12集团军即由余汉谋的4路军改编而来，是抗战时期粤军的主力。35集团军则是由粤军内部派系矛盾分化出来的：这个集团军主要力量为旧四军的李汉魂、邓龙光及64军组成，后来又加上了广东地方部队改编的暂2军，属于旧四军系的基本力量。第37集团军是桂南会战时粤军临时编组派往广西支援的部队，下属66军，桂南会战后追究失利责任，37集团军和66军都被撤编。

粤军的军级单位及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62军。属余汉谋的“亲信部队”，在粤军中机动力较大，战斗力较强，抗战时期主要在广东参加抗战。在两次粤北会战中，62军表现不错，尤其是第一次粤北会战中，62军军长黄涛指挥157师攻占牛脊背阵地，切断日军补给线，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1944年6月，62军开赴湖南省衡阳县，策应第10军方先觉部作战。由于日军已部署强大兵力阻援，62军经过47天苦战，伤亡惨重，仍无法完成救援衡阳的任务。事后时任62军157师副师长侯梅认为“蒋介石不顾地理形势，不管敌众我寡，不问伤亡惨重，不理粮弹补给，以马不停蹄地三次迫令攻击，实欲借此消灭62军。”^[30]62军在衡阳沦陷后撤往广西参加桂柳会战。抗战胜利后先被调往台湾进行接收，后被调往华北战场。1948年该军奉命参加辽沈战役，攻击解放军塔山阵地，无功而还，继续承担防守天津的任务。平津战役中，62军在天津被全歼。

二、63军。在抗战中也主要在广东作战，参加了三次粤北会战。在第二次粤北会战中，63军152师坚守石榴花顶阵地，挡住了日军北进部队，为战役胜利立下了功勋。抗战胜利后，63军被调往华东战场。淮海战役中，该军随黄百韬兵团行动，赶到运河东岸的窑湾镇才发现西岸阵地被解放军控制，无法渡河。结果63军被华野1纵全部歼灭于窑湾镇。

三、64军。由李汉魂的独立第3师发展而成，是粤军的一支精锐部队，也是是粤军“旧四军系”的基本部队。该军的首脑人物李汉魂、邓龙光虽然和张发奎同属旧四军成员，但独立第3师是李汉魂于1932年出任广东西北区绥靖委员时发展的，是货真价实的陈济棠的部队，而不是有人说的是“张发奎的嫡系”。64军战斗力虽强，但由于李汉魂和余汉谋不属于同一派系，实际遭到余汉谋的猜忌与防范。1941年邓龙光率64军回广东后，余汉谋对其驻防地域、军队人数处处设限，有意割裂。^[31]因此旧四军系的35集团军及其基本部队64军长期驻扎在广西，不愿伺候余汉谋。64军在抗战初期出省作战，分别在罗王砦、万家岭立有战功，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桂柳会战中更是在桂平让日军独立23旅团大吃苦头。抗战结束后，64军被调往华东战场。淮海战役中，该军与另一支粤军部队63军同属于黄百韬兵团，并在转移中被解放军包围于碾庄。与63军相比，64军的抵抗要顽强的多，该军“利用村落十个，构成蛛网阵地，村与村之间都以工事联系起来，枪眼都是从平地射出的，并且都是侧面的，很难在较远处发现。村内则布置层层火网，突破一层又有一层，突破一角又有一角，使解放军进入火网后难以躲避，进入村落后难以扩张战果”。^[32]然而64军毕竟抵抗不了解放军的猛攻，最后被全歼于碾庄。

四、65军。在抗战时期主要在广东参与抗战，全程参与了三次粤北战役及赣南战役，同友军配合给日军以不小的打击。第一次粤北会战中，该军配合62军发动反攻，其158师攻占要地银盏坳，对会战胜利立有战功。1945年第七战区主力转移到江西“三南”（龙南、全南、定南）地区后，该军担任守备任务。抗战结束后该军在惠州接受老对手104师团的投降。解放战争中，65军先后被调往华东和西北战场，并随同胡宗南集团撤往四川。在西南战役中，该军大部分被歼灭，余部于1949年12月在军长兼18兵团司令李振的率领下起义。

五、66军。其首任军长叶肇属余汉谋的嫡系，1937年该部率先北上参与南京保卫战，战役末期该军从太平门突围到达安徽宁国集中。由于该部在突围中计划周密，措施有力，是南京各部队中损失最小的。然而该军的损失仍然很大，连军长叶肇于突围中，也被敌人俘获，只得伪扮伙伕，帮敌人运输弹药，然后伺机逃脱，潜入上海某外国租界，以后乘轮返香港。该军副师长罗策群在突围中用广东话激励部下：“几大就几大，唔好做衰仔呀！”（死就死，不要丢脸呀）遭敌人射击壮烈牺牲。后该军返回广东作战，1939年桂南会战，以该军为基础编成37集团军，开往广西作战。由于集团军司令叶肇判断失误，未及时按照军令巩固永淳防线，结果全军被从此处突破的日军击溃。当时军心惶慌，秩序紊乱，部队纷纷向武鸣、忻城溃退，沿途受到敌军追击和敌机空袭，损失惨重。战后 蒋公震怒，叶肇撤职扣留解办。66军军长陈骥、160师师长宋士台作战不力，均撤职查办。第37集团军总部、66军军部，均撤销番号。66军就此解体。^[33]

六、83军，由粤军内部调整部队编组新建的一个军。最初由64军抽调156师和63军抽调154师组成。邓龙光任军长，北上参与抗战。后余汉谋企图排挤属旧四军系的邓龙光，经过一番斗争，双方各自让步，确定由余汉谋嫡系莫希德任军长，但旧四军系依旧掌握156师。1938年10月该军负责广州防务，由于粤军防备松弛，根本未对日军进攻有所提防。当守军发现海面出现日本军舰时，该军151师才打电话到广州和香港，通知正在那里玩耍的军官赶快回防。当地各电影院的银幕上突然出现 “一五一师官兵迅即归队”的字幕，弄得人们莫名其妙。^[34]结果不出所料，广州迅速沦陷，此事也传为笑柄。由于151师属于余汉谋的嫡系，导致他本人也受到恶评，广东民间流行民谣：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离甫，对其进行讽刺。事后余汉谋将83军军长兼151师师长莫希德作为替罪羊治罪，83军也被撤编。

七、暂2军。是由广东省保安部队编组的一个军，由于旧四军系的李汉魂后来出任广东省主席，该军也受李汉魂管辖，后来被编入35集团军，成为旧四军系的基本力量之一。然而余汉谋同时也在争夺该军的指挥权，把暂2军的预6师调往潮汕，不归35集团军指挥，该军下属的暂7师又调了一个旅去四会。导致该军军长邹洪只能指挥一师一旅的部队。^[35]抗战后期该军在第七战区指挥下参加了长衡会战和湘粤赣边区作战，并在抗战后撤编。

3.抗战后

抗战结束后， 蒋公一方面要“削藩”，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北方战场的军力。于是在其的操作下，余汉谋被调任为衢州绥靖主任，后又“升任”陆军总司令，实际上已无多少兵权。另一方面，12集团军被裁撤，粤军部队除抗战胜利前后被撤编的三个军外，其他四个军被全部北调，并如前所述，分别覆没于各个战场。广东本省反而没有多少粤军的正规部队了。

蒋公这种操作的后果之一就是使广东的游击部队迅速发展起来。本来按照协议，广东解放区已经被让给国军，广东解放区的主力两广纵队也已经北撤，广东的国军趁机反攻倒算，大搞白色恐怖。但后来粤军主力全部北调，留在广东的正规军只有69师三个旅、152旅一个团、青年军205师两个团，再加上各路宪、特、保部队，总兵力才4.6万人，仅能控制广东的大中城市。趁此机会，华南游击纵队迅速发展，在两广地区共有粤赣湘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桂滇黔边纵队、粤中纵队、粤桂边纵队、琼崖纵队等游击部队，从重新恢复武装斗争初期的1940人（不含琼崖纵队）发展到1949年上半年的8万人，^[36]声势浩大。搞得 蒋公后方不稳，焦头烂额。

蒋公本着他一贯的“举贤不避亲”的传统，再加上此时已经被北方的连战连败搞昏了头，竟然在1947年10月任命毫无军事经验的国舅宋子文出任广东省主席和广州行辕主任，统辖留省部队及一部分撤回补充的粤军，对广东游击队发动了两期“清剿”。结果可想而知：国舅爷被一群“土共”连番暴打，仅第二期清剿失败，便损失一千五百人，被缴获八二迫击炮、六零迫击炮八门，轻重机枪三十三挺、步枪、手枪七百余枝，子弹二十万余发，电台两部。^[37]这两次清剿的失败，固然是因为将帅所任非人，但留省粤军战斗力的低下的因素也不可忽视。

到了1949年， 蒋公下野，没了后台的国舅爷也只得灰溜溜地走人，余汉谋和薛岳回广东分别出任绥靖主任和省主席，他们倡导“广东人大团结”，并推荐张发奎出任陆军总司令。在大厦将倾的局面下，余汉谋和张发奎终于尽弃前嫌，提出 “团结广东”、“继续第一师精神”、“四、七、九战区合作”等口号，号召所有粤系的元老、名流、宿将回粤效力。李汉魂、吴奇伟、莫雄等人自不必提，就连已经坐了多年冷板凳的陈济棠都捞到了海南特区行政长官的职位重新出山。虽然看起来此时的粤军“群贤毕至”，然而却是“有将无兵”。在向胡宗南请求调65军回广东无果后，余汉谋只得依靠第4编练司令部新编的109军和重建的62、63、64军作为其军事支柱。经过一番折腾，粤军在广东名义上拥有了四个军的力量，但重建后的粤军战斗力极为低下，连对广东解放区进行“清剿”时都无法组织“重点进攻”，只能进行团以下的搜索战。^[38]

由于此时的粤军战斗力太弱，在桂系的老朋友张发奎的奔走下，薛岳和余汉谋都同意建立第三次粤桂联盟，想要借助桂军的力量保住广东。 蒋公闻讯后血压飙升，本着生命不息搞事不止的精神，拼尽全力拆台。1949年7月， 蒋公以总裁身份成立以自己为主席的中非会（中央非常委员会），架空了代总统李宗仁的实权，同时也限制了桂系的行动。李宗仁想要入粤，要求“退往广东，不得已再退海南岛”，桂军46军谭何易已经抵达韶关一带。但由于撤往广东的中央军刘安琪兵团在韶关充当拦路虎，桂军无法进入广东。^[39]当时两广的国民党将领都一致认为，广东的防卫必须以白崇禧部入粤为先决条件。李宗仁也认为，只有任命白崇禧为国防部长，白才有权调动军队入粤。但白崇禧入主国防部的提案再次被中非会主席 蒋公所否决。^[40]

桂军既然无法入粤，粤军就只能自求多福了。当时广东的三个兵团（司令长官分别为刘安琪、沈发藻、胡琏）都是中央军撤下来的部队，余汉谋能掌握的只有62、63、64、109四个军。广东战役发起后，粤军各部遭重创，纷纷逃入海南岛苟延残喘。吴奇伟则在粤东起义，脱离了粤军。1950年海南岛战役中，残存粤军除部分部队撤往台湾外，全军覆没，粤军的历史也正式终结。

七、川军

川军即四川军阀的统称，自民国建立以来，四川地区（含今日重庆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局面，长期处于混战和分裂之中。1927年四川的主要军阀接受国民政府的番号，形式上听从国民政府，实际上仍各行其是。

此后四川又经历了一系列激烈的内部混战，主要战役计有下川东之战、上川东之战、北道之战、省门之战和二刘之战。经过长期和激烈的战争，赖心辉的22军、刘成勋的23军被其他军阀消灭；刘存厚的后23军被红军消灭；杨森的20军、邓锡侯的28军和田颂尧的29军虽然保存了下来，但也在军阀混战和与红军的战争中大伤元气；刘文辉的24军，即原“省军”在二刘之战中一败涂地，退往川边喘息。刘湘的21军则在 蒋公的支持下，成为四川军阀混战中最后的赢家。

四川军阀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形成固定的派系，有人曾按军阀首领毕业的军校，将川军分为“保定系”、“速成系”、“军官系”。然而这种划分并不合理，正如时人分析：“但我们从实际上考察起来，他们纯然以利害关系（即以争地盘和权位的共通利害）为前提，而造成相互的合作与敌对形式，并无所谓派系。更具体地说，他们每一个军阀相互间都是矛盾的。例如杨森和刘湘，虽同为速成系，而在过去新、旧二军之分裂，以及民十七年下东的大战，他们的关系已撕得粉碎。刘文辉与邓、田本同为保定系，然而田颂尧因王思忠部之曾被刘文辉勾结叛变，邓锡侯的陈鸿文等之被刘文辉的收编，又造成了他们底深刻的矛盾”。^[41]

因此，川军各部首领之间虽然因为同学关系而有一定的联系，但真正决定他们亲疏敌友关系的，还是现实利益，说得更具体就是部队和地盘。由于四川长期没有统一，形成了一种特有的“防区制”。各军阀以县为单位划分防区（甚至有把一县给分割开的例子），在 自己的“防区”内横征暴敛，供应军需。由于开支浩大，正常征税难以满足军阀的胃口，各个军阀纷纷采取“预征”的手段，也就是打破一年一征的规矩，将若干年后田赋提前征取。1934年的28军，在新繁和灌县预征了民国80年（即1991年）的田赋。在川陕军（刘存厚部）防区内，甚至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后（即2011年以后）。^[42]在竭泽而渔的同时，军阀们为了争夺更多的防区，不断发动战争。黄炎培先生赋诗曰：“刀兵二十二年多，蜀乱从头数岂讹。战役四百七十九，伤心父老泪滂沱。”

由于防区制的存在，川军在四川省内形成了微缩版的军阀割据局面。而最后“统一”四川的刘湘，当然也就是低配版的 蒋公了。刘湘在川军中本身没有压倒性实力，是通过联合其他中小军阀打败自己的“幺爸”的，所以他无法采取强硬手段来消灭其他军阀，只能采取像 蒋公一样的手段，通过政治手腕拉拢各个军阀，同时尽量扩充自己嫡系的实力。因此川军在刘湘“统一”后仍无法形成一个真正的共同团体，依旧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就在刘湘绞尽脑汁地稳固自己的地位的同时，红四方面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进入四川，建立了川陕苏区，极大地冲击和震撼了川军的原有势力。紧接着中央军入川、川康整军会议的召开及抗日战争的爆发，这一切新形势的迅猛发展，无不预示着刘湘和其他川军首领苦心经营起来的江山已经难保了。

1.刘湘系川军

抗战期间，川军是杂牌军中番号最多、兵员最多、参战最多的部队。而作为抗战前川军中实力最强的刘湘“甫系”部队又是川军中当仁不让的主力。在二刘之战前，刘湘的21军拥有六个师，即第一师（师长唐式遵）、第二师（师长王缵绪）、第三师（师长王陵基）、第四师（师长范绍增）、教导师（师长潘文华）、模范师（刘湘自兼师长）。其中除模范师由刘湘自兼和第四师师长范绍增脱离刘湘外，剩下的四个师长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王陵基就是刘湘的四大干将，日后由甫系部队发展而来的四个集团军即分别以他们四人任总司令。

刘湘，字甫澄，外号“刘莽子”，川军宿将，在二刘之战后成为四川军阀的领头羊。刘湘在发迹过程中得到过 蒋公的支持，但红军长征过程中， 蒋公开始插手四川，先是派出“参谋团”作为先头部队入川，后是推动“川政统一”，瓦解防区制，剥夺川军各派的人事权和财政权。在逐步站稳脚跟后 蒋公开始对川军的军权下手，借助“整军”的名义准备将川军“中央化”，刘湘与 蒋公的矛盾也随之逐步公开化，激烈化。

在“整军”的同时， 蒋公设法拉拢刘湘的部下如唐式遵、王缵绪等人，以达到瓦解甫系的目的。这一下打到了刘湘的痛处，刘湘毕竟是低配版 蒋公，蒋公无论如何，总归是对自己的嫡系长期保持了很强的掌控力，而刘湘即便是自己的嫡系如唐式遵、郭勋祺等人，也免不了和 蒋公眉来眼去。刘湘集团的内部既然如此缺乏凝聚力，也就无怪乎他本人虽然竭力和 蒋公斗智，最后还是输的一干二净。但刘湘虽然不是千年的狐狸，毕竟也有几十年的道行，他通过一些对应措施，还是有限度地化解了 蒋公的攻势。 如 蒋公拉拢甫系的高级将领，刘湘就设法更换部下的中层军官，对有输诚 蒋公嫌疑的将领形成了牵制。同时刘湘也听取西北军出身的高级顾问的意见，仿照 蒋公、阎老西的前例，在军队中成立“武德励进会”这一秘密组织，会长由刘湘自兼，军官入会需两名会员担保和刘湘本人批准，并且必须宣誓“以至诚拥护会长”。这保证了刘湘对部队的控制。

虽然 蒋公步步压制刘湘，然而刘湘对21军有较强的掌控力，只要他一天还活着，和他有很深封建关系的部下就一天无法真正“中央化”。 因此 蒋公对刘湘极为愤懑，在日记里说：“川刘顽梗，非死自倒，何足计较，应沉着应之”。^[43]正因如此，刘湘死讯传来后，蒋公先是掉了两滴鳄鱼眼泪，说什么“甫澄逝世，私情可痛”，然后就真清流露，兴高采烈地说：“未始非国家之福”^[44]这种态度也折射了中央军对川军的真实看法。

由于刘湘的21军编制过大，拥兵十余万，与北方的29军可并称为两个“超级大军”， 蒋公在整军时便把21军扩充为3个军（21军、23军、44军）。同时压迫刘湘按全国统一编制裁减团的数量，企图把刘湘的实力削弱三分之一以上。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刘湘任主任的川康绥靖公署直属部队拥有3个军、2个独立师（144师、161师）、7个独立旅（独立11、12、13、14、15、16、17旅），再加上刘湘控制的四川保安部队，实际上刘湘的实力损失并不大

但刘湘的部下此时已经有较强的的离心倾向了：王缵绪半公开地投靠 蒋公，唐式遵极不可靠，王陵基也有不稳的倾向，四大干将中唯一死心塌地追随刘湘的只剩潘文华一人。刘湘去世后， 蒋公通过几年的拉锯战，最终彻底解决了“甫系”，将刘湘系川军大部分吞并。

唐式遵的23集团军

抗战爆发后，川康整军会议匆匆结束，川军出川抗战成了当务之急。经与 蒋公协商，第一批出川部队编为第二路预备军，由刘湘任司令官。刘湘的嫡系21军、23军出川后编为23集团军，同样由刘湘兼任总司令。但 蒋公乘着刘湘病重的机会，虽然名义上授予其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的头衔，实际却把川军分割开来，分别调往第 一、二战区作战，交予其他人指挥。刘湘也只好强撑病体，亲自出川应付。正如他对心腹邓汉祥所言：“过去打了若干年的内战，报不出账来，今天有了抗战的机会，不能不尽力报国，争取个人在历史上的篇幅。而且我这次调出去的军队，约占全部半数以上，如果我不亲自去指挥，不到半年就会被蒋介石分化或消灭了。”^[45]但由于刘湘病情日益加重，所以23集团军的实权还是落到了集团军副总司令兼21军军长唐式遵的手里。

唐式遵，字子晋，外号“唐二瘟”。长期跟随刘湘征战，属甫系的亲信骨干将领。因此刘湘的21军被拆分后，他顺理成章地担任了21军军长一职。抗战初期的23集团军由他实际负责，先转往第一战区作战，然后又紧急转往南京方向堵截日军的攻势。结果风尘仆仆兼程而来的川军在广德、泗安一带迎面撞上凶焰正盛的日军，虽经激战仍无法阻挡日寇，自身反而损失惨重，21军145师师长饶国华自杀殉国。

然而在整体暗淡的战局下，川军也有一些亮眼的表现，21军146师多次组织对日军的袭击，并成功歼灭日军的一个兵站汽车小队，烧毁20多辆汽车。虽然日军后来只承认此战死亡9人，但向南京猛扑的日军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大有天下无敌的嚣张气焰，这次被武器落后的川军来了迎头一记杀威棒，可谓印象深刻。以至于不少日寇的回忆和记录里都专门记有此战。如第十军参谋山崎正男少佐日记记录：

广德以东8－12公里处的路边，散落着大约23辆被烧毁的汽车。几天前，兵站汽车小队向国崎支队运输补充弹药后，返回途中，在此遭到数百名敌军残兵的狙击，包括小队长在内悉数被歼。这里到处插着“某某奋勇战死之处”的灵牌，真让人悲哀。满洲事变时，曾经发生过松尾运输护送队遭全歼的悲惨事件。看到没有抵抗能力的孤立队伍遭遇如此惨事，真是痛心疾首。^[46]

1937年12月12日中央军大佬陈诚专程赶到谭家头对川军团长以上军官“训话”，对此明显不善的来者，唐式遵只好低声下气地来对付，称自己手下的部队“连内战与剿匪的本事均未发挥，出起即溃退，请处分”。陈诚并不体谅川军的困难与牺牲，抓住唐式遵的话大做文章，在日记里说什么“此实川军不能用之自供也”。^[47]然而中央军口是心非，嘴上说川军不能用，实际上从没有把川军送回四川，而是把他们一直留在前线打仗。

虽然陈诚极为蔑视唐式遵，然而 蒋公却对唐式遵青眼有加，这是因为唐式遵在甫系中地位特殊，拉拢了唐式遵就解决了一大半刘湘系部队的实力。因此 蒋公不吝封赏，将刘湘23集团军总司令的头衔转给唐式遵。刘湘在武汉的病榻上和宾客谈话，突然由武昌行营送来一个《日日命令》，称：“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刘湘所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一职，无庸再兼，遗缺由集团军副总司令唐式遵升充。”刘湘事先没有得到任何风声，闻讯错愕不已，很难过地说：“子晋要干，说一声嘛，由我们报上去多好。”^[48]不久以后刘湘病逝。唐式遵转正之后对 蒋公俯首帖耳，但他这一改换门庭之举也给川军同袍留下了恶劣印象。

唐式遵升任23集团军总司令后，陈万仞接任21军军长，23军调出该集团军序列，另由川军144师和新7师合编的50军（使用原陕军杨渠统50军撤编后的番号，郭勋祺任军长）补充。此后的大部分时间唐式遵及23集团军都在皖南参与抗日。即抵抗过日军，也参与过皖南事变。抗战末期50军及23集团军撤编，21军也由原郭汝栋系川军的刘雨卿接任军长。上海战役中21军被歼灭，军长王克俊回四川用残部重建21军，并于西南战役中宣布起义。

唐式遵则在抗战结束后就被解除兵权，到了解放战争末期，已无一兵一卒的唐式遵逃到西昌，由于其“忠心”的表现得到贺国光赏识，经过贺国光的努力，胡宗南为唐式遵争取了四川省主席这一徒有虚名的空衔。唐式遵就职后大有舍我其谁的气概，立刻带领一支数百人的队伍从西昌出发，准备到川南打游击，途中遭到少数民族武装的袭击，这只小队伍顷刻瓦解，唐式遵也葬身于此。

潘文华的28集团军

潘文华，字仲三，外号“潘鹞子”。他的人生经历与唐式遵多有相似之处：都与刘湘同为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出身；都是早年从军并曾经入藏；都在早期投奔刘湘并屡立战功；都被视为“甫系”的嫡系干部。然而与唐式遵不同，潘文华一直对刘湘忠心不二，由此深孚众望，在刘湘逝世后被推举为武德励进会第二任会长，成为甫系的正牌接班人。随之而来的，就是 蒋公对潘的防范与打击。

抗战初期，潘文华任23军军长，编入刘湘兼任总司令的23集团军，参加了南京外围的战斗。潘文华靠前指挥，同日军苦战。23军的主力144师（即原潘文华任师长的教导师）在夹浦镇与日军秋山支队激战，有效阻挡了日军推进。然而该师师长郭勋祺不久后被日军击伤，144师战斗力大为衰退，被迫撤退。因此广德之战23军的表现并不如21军出色。

广德之战后，川军内部矛盾浮现。 蒋公偏袒唐式遵，潘文华被撤职留任。1938年1月刘湘去世后，潘文华于同月底回川，并得到大部分留川甫系军官的支持。 蒋公见潘文华难以急除，便决定徐徐图之。于是 蒋公开复潘文华的处分，并任命其为28集团军的总司令。28集团军除潘文华原有的23军外，还有一个56军（使用韩复榘部56军撤编后的番号），下辖163师、164师和独立旅。潘文华原以为 蒋公已经回心转意，没想到 蒋公随即任命其为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后又改任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把他绑定在了四川附近，无法直接指挥远在前线的23军部队。潘文华既然无法出川，23军当然就由其他人指挥了，不久以后23军撤编，所属部队分属唐式遵23集团军的的21军和50军。23军这个番号先后被刘成勋、刘存厚、潘文华三支川军部队使用过，每一支部队都是以被他人吞并而告终，堪称谁用谁死的祥瑞番号。潘文华丢掉23军这一支主力部队后，其28集团军只剩下56军这个新编成的部队，其实力大打折扣。

抗战结束后， 蒋公迫不及待地对潘文华下手，撤销28集团军及56军（已改为整编56师）的番号，把他手下所有部队分别调到不同的战场。潘文华成了光杆司令，徒呼奈何。后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为加强襄樊守军实力，把原56军163师、164师改编的163旅、164旅调来襄樊，并请来原属潘文华亲信将领的郭勋祺协助指挥以稳定军心。1948年7月，解放军在襄樊战役中以伤亡26人的代价歼灭163旅487团1800人，紧接着又歼灭了163旅辎重营，并对守襄阳的164旅发动进攻 ^[49]原潘文华部的163旅和164旅在此战中大部被歼，残部逃回后由潘文华拼凑成一个团，再加上绥署的直属队，建立了一个235师，其下只有一个490团，一个警卫营，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兵营、通信兵营各一个。由其子潘清洲任师长，成为潘文华最后的本钱。原本川军中实力最强的甫系集团，其正牌接班人潘文华最后只有一个独立师的兵力，即便在川军中都沦为末流水平。潘文华遭到这种程度的打击后，反蒋意志更加坚定。1949年，潘文华联合邓锡侯、刘文辉在彭县起义，断了 蒋公退往西康的后路，使其嫡系胡宗南部几乎全军覆没，总算是对 蒋公回以了颜色。

王缵绪的29集团军

王缵绪，字治易，外号“王老乱”。虽然王缵绪也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出身并且是刘湘手下的干将，但他算不上甫系的嫡系。王缵绪起初在杨森手下任职，为杨森主力第一师师长，但他对杨森处事不公极为不满。1925年杨森“十万雄师出简阳”，发动统一四川的战争，正在志得意满的时候，王缵绪接受刘湘的拉拢发表通电，要“武装调停，听候甫公命令”。杨森闻讯后气急败坏，在军事会议上吁叹道：“王治易都变了，我还打什么？不打了，不打了！”^[50]杨森失败后王缵绪就投靠了刘湘，并成为甫系集团的重要将领。

在川康整军会议过程中，王缵绪见刘湘不是 蒋公的对手，积极想要与 蒋公搭上关系。21军被拆分后，王缵绪任44军军长，抗战初期，刘湘把44军留在四川，也许也有防止王缵绪借机拉出队伍投靠 蒋公的考虑。刘湘病死后 蒋公迫不及待地任命中央系的张群任四川省主席，遭到四川军人群起抵制。经过商议，川军众将认为王缵绪虽然投靠了 蒋公，但正因如此 蒋公并不会反对他当四川省主席。况且王缵绪再怎么也算是甫系干将，料他也不至于背叛四川军人的利益。于是川军推举王缵绪为省主席， 蒋公勉强予以批准。王缵绪就职后，刘文辉、邓锡侯拉拢他参加川康滇的秘密同盟互保协定，结果他参加后马上对 蒋公做了详细报告，再加上王缵绪有排斥刘湘嫡系的行为，导致四川本土派势力对其恨之入骨。在刘文辉、邓锡侯的策划下，川军七个师长彭焕章、陈兰亭、刘树成、周成虎、谢德堪、杨晒轩、刘元瑭联名发出倒王通电，并在成都周围集结部队，准备如果王缵绪不想体面就帮他体面。 蒋公见众怒难犯，为了稳定四川形势，便“劝说”王缵绪辞职领兵出川，同时 蒋公自己兼任了省主席。

王缵绪的部队编为29集团军，其基本部队除了原本的44军，还有一个新编成的67军（使用东北军67军撤编后的番号），许绍宗任军长。王缵绪率领部队在鄂北大洪山一带与日军展开拉锯战，有效阻止了日军对此地的进犯，赢得了“大洪山老王推磨”的赞誉。抗战后期经王缵绪本人要求，29集团军和67军撤编，王缵绪部仍以44军为基本部队，军长为王缵绪之子王泽浚。1944年日军27师团进攻防守茶陵的44军，据该师团士兵藤原彰回忆：

他们的装备优良，士气高昂。跟我们在华北地区担任警备任务时的作战对手八路军相比，跟我们在许昌、郾城地区与之作战的中国第一战区的部队相比，中国的第四十四军的装备要好得多了。特别是第四十四军的迫击炮对日军的威胁最大，当他们对我们在高地上的阵地射击时，炮弹往往从我们正上方落下，简直是无处躲避。此外，尤其令我们吃惊的是，他们士气旺盛，斗志昂扬，作战意志相当强烈。^[51]

1945年2月，日军对江西南部遂川、莲花等地发动进攻，意图摧毁这些地区的机场，27师团步兵驻屯第2联队（樱庭子郎任联队长）负责穿越井冈山进攻遂川，策应师团主力行动。结果樱庭联队被44军161师牢牢牵制在茶陵县东南的严塘地区，不得前进，最后被迫撤出战场绕道前进。由于“该联队这次作战一直表现无力”，樱庭子郎大佐被免职，由井上进大佐代替。^[52]

抗战结束后，44军作为和中央军关系很深的川军部队，积极配合中央军进攻解放军。1948年 蒋公把44军划归黄百韬兵团，结果黄百韬兵团为了等44军停留了一段时间，被解放军全部包围。44军在碾庄包围圈被全歼，军长王泽浚被俘，1974年于狱中去世。王缵绪则在战后任闲职，1949年被 蒋公派去劝说刘、邓、潘不要起义，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蒋公逃跑后王缵绪在成都成立“治总”宣布起义，等待解放军前来接收。因对解放军始终有疑虑，他于1957年企图出逃香港，在深圳被边防部队抓获押回成都监禁，1960年去世。

王陵基的30集团军

王陵基，字方舟，外号“王灵官”。曾留学于日本，回国后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任副官，而刘湘等甫系重要将领很多都在该学堂读书，所以不较真地说他算是刘湘等人的老师。后王陵基投靠刘湘，当了第3师师长，成为“甫系”重要骨干。

二刘之战结束后，刘湘马上忙于对付红四方面军，为了让老师立功，他任命王陵基为“六路围攻”的第五路总指挥。六路中的其他五路都是外系川军，而以21军第3师为主力的王陵基部则是刘湘的嫡系部队。该部“实力较强，装备较好”^[53]，又是刘湘恩师亲自带队，大有一口吞掉川陕苏区的气势。然而王陵基学艺不精，在第一期“总攻”的时候，红军在1934年春节期间突袭第3师师部及其第7旅，正在师部的第9旅旅长张邦本被红军活捉，第7旅司令部和两个团全部歼灭，警备第二路副司令郝耀庭被当场击毙。再加上之前攻坚战阶段的伤亡，王陵基部可谓损失惨重。红军在宽约二十公里的正面上向前推进三十余公里，使在主要方向上实施进攻之敌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而这时候的王陵基却早已擅自离队，在万县陪家人过年，好不快活。刘湘闻讯后气急败坏，将王陵基就地免职。

川康整军会议上，甫系其他三大干将都当了军长，只有在围攻苏区时闹得灰头土脸的王陵基没有份。尽管这样，刘湘还是把四川省的保安部队交给王陵基负责，总算没有沦落为光杆司令。刘湘去世后， 蒋公派张群接任四川省主席，遭川军群起抵制，王陵基表现尤为积极，出力甚多。但后来他发觉自己在甫系中的地位竞争不过潘文华，又受到 蒋公拉拢，便改变态度向 蒋公靠拢。此后王陵基将刘湘留川的4个独立旅及自己控制的8个保安团改编为30集团军，辖72、78两个军，出川抗战。王陵基积极向 蒋公输诚，他“电请蒋介石派陆军大学毕业学员至三十集团军，协助整顿部队。于是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遂派晏子风、江涛、淳于扬诗、赵家卓等四名陆大将官学员前来，总部参谋长宋相成又介绍王靖华等人来。王陵基一律欢迎，委以副师长和师参谋长职。如此，加速了川军的中央化，王陵基更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54]

抗战初期，由于王陵基的指挥能力在四大干将中敬陪末座，30集团军的部队又主要是由训练不佳、战斗力较差的保安部队改编而来的，所以其部一度表现得比较拉胯。在瑞昌鲤鱼山之战，30集团军被日军迅速击溃，遭陈诚抓典型痛批，陈诚还密电 蒋公，要“严惩在南浔当会战中溃退影响全局的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及该部新十五师某旅旅长韩任民”，^[55]搞得王灵官满脸仙气。但 蒋公考虑到王陵基在川军中有一定影响力，而且三十集团军出发匆忙，1938年7月在湖南领取军用物资未达到规定数量就上了前线，再加之川军对中央军的歧视意见很大，贴出了“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的小标语，有不稳倾向，因此没有深谴王陵基。王陵基部也逐步提高了战斗力，在武宁之战和长衡会战中均有较好的表现。

抗战末期，王陵基仿照王缵绪的例子，请求撤销78军的番号，保留72军。抗战结束后72军改编为整编72师，由中央军的杨文瑔任师长。泰蒙战役中，整72师被包围于泰安。由于整72师是杂牌出身，不受重视，因此杨文瑔喊破喉咙也没叫来援军，全军覆没。 蒋公又重建了一个72军，在淮海战役中覆没。1949年 蒋公又在四川重建72军，由才能出众深受其信任的郭汝瑰任22兵团司令官兼该军军长，不料郭汝瑰是卧底，西南战役中郭汝瑰率该军起义。

战后王陵基先在江西当省主席，后在1948年回四川当省主席，并重操旧业负责四川的保安部队。刘、邓、潘起义后，他率领保安部队配合胡宗南部进攻起义军。眼见大势已去，王陵基颇有自知之明，没有学唐式遵去打游击，而是跑回成都等飞机去台湾，结果没有等到飞机，他只好化装成平民只身潜逃，结果途中被抓获，进了功德林，后在特赦中被释放。

2.杨森系川军

杨森，原名杨淑泽，字子惠。红军给他取了个“羊子”的外号。杨森早年在滇军任职，后倒戈进入川军，历经大小战事，1925年任四川军务善后督办，达到了其军事生涯的巅峰。得意忘形的杨森随即发动统一全川之战，当时四川其他大小军阀见势不妙，推举刘湘为盟主，抵抗杨森。刘湘先是拉拢黔军首领袁祖铭为外援，建立川黔联军，后是策反杨森部下的大将王缵绪。经这两管齐下，杨森惨败，部队全部丢光，只身逃到汉口投奔吴佩孚。后来刘湘为了驱逐袁祖铭独占重庆，又邀请杨森回川。杨森回四川后重招旧部，虽然也占据了一些地盘，但实力再也没有恢复到统一之战前的水平，在军阀斗争中始终被刘湘压一头。

在红军长征时，杨森觉得投靠 蒋公更有前途，于是成为第一个向 蒋公输诚的川军将领。1936年1月，杨森的20军直接受重庆行营指挥，成为第一支“中央化”的川军。1937年20军从贵州出发增援淞沪战场，在顿悟寺之战中，该军向传义团的营长只剩彭焕文一人，连长非死即伤，无一幸免，排长只剩四人，士兵仅余一百二十人，向传义因功升少将军衔。淞沪战役期间20军将阵地移交给桂军，回后方整补。 蒋公因为20军是川军中第一个输诚中央的，便给20军大量武器补充。20军的步枪大部换为捷克式、，每营增一个重机枪连，每团增一个迫击炮连，特别是充实了通讯部队，使部队指挥较前灵活。^[56]

抗战中期以后杨森任27集团军总司令，但其只有20军一个军的基本部队，其余受27集团军管辖的部队都是临时受其指挥的。27集团军及20军长期在第九战区作战，由于其武器装备在川军中比较优良，常能给日军以较大打击。第三次长沙会战时，20军拥有步骑枪6823枝，轻机枪472挺，重机枪124挺，步兵炮40门。^[57]其火力水平相当强悍。在影珠山之战20军即发扬火力优势，“集中全连手榴弹、掷弹筒，连续投掷，扑灭敌重机枪火力。同时，我轻机枪、冲锋枪发挥了旺盛之火力，从早到晚，战火激烈。”^[58]此战将日军大队长击毙，重创日军。在1944年长衡会战中，杨森及20军在抵抗日军失败后撤往广西参加桂柳会战，并于次年追击撤退的日军。

然而杨森治军只注重物质战力，不注意军纪。1927年杨森率军沿长江东下配合夏斗寅叛军进攻武汉，被叶挺、唐生智部击溃。溃军从陆路奔回四川，沿途劫掠，望屋而食，形同土匪。湖北老百姓到处张贴“打倒四川匪首杨森”的标语^[59]，杨森又羞又惧，把责任全推给部下，并枪毙第9师35团团长张剑初以塞责。与中央军合流之后，杨森部有恃无恐，纪律更加败坏。南昌会战期间，第12军团军团长樊崧甫在赶路时听到前面枪声紧密，不明就里。有四个老人向他解释：“那杨森的部队纪律太坏，我们民兵和他打仗，不愿意和你误会，所以派我们在此守候,你要先派军官和我们同去接洽，他们会退后十五里外，让你过去”。杨森部纪律之差，甚至逼得当地民兵和他们“打仗”。^[60]

抗战结束后，杨森到贵州主政。其基本部队20军在渡江战役中被全歼，军长杨干才自杀。后来杨森在四川重建20军，由其子杨汉烈任军长。虽然杨森也接到了起义的邀请，但抗战期间他在湖南发动过“平江惨案”，估计自己过不了关，于是乘飞机逃往台湾。杨汉烈则没有乃父那样的包袱，很痛快地就同意了起义，1949年12月，20军在金堂县全部起义。

3.邓锡侯系川军

邓锡侯，字晋康，外号“水晶猴子”。邓锡侯在川军中以处事圆滑闻名。他常在其他一些军阀争斗时坐观成败，等到双方两败俱伤时再出来“调停”，名利双收。因此邓锡侯在军阀战争中损失较小，长期屹立不倒。时人作诗讽刺他：“君侯不愧号水晶，半用调停半用兵。刀打豆腐光两面，输也吃糖何况赢。”虽然邓锡侯这种做法有点讨人厌，但也让他与任何一派军阀都没有深仇大恨，为其在刘湘去世后成为川军领袖积累了人脉。

邓锡侯部原本的番号是28军，在川康整军时因与原湘军28军使用相同番号，调整番号为45军。抗战时邓锡侯任22集团军总司令，除基本部队45军外，还编有田颂尧系川军的41军（军长已改为孙震）和李家钰系川军的47军。除47军留在第一战区外，22集团军全部赶往第二战区即山西战场，因情况紧急，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接管川军部队，直接指挥川军以师、旅、团甚至营为单位投入娘子关战场。川军武器差，不熟悉地形，编制又被打乱，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迎击日军，结果伤亡惨重。根据参战的张宣武说法：

第二十二集团军是这样地被黄绍竑指挥得七零八落，部队建制被分割得支离破碎，逐次使用，分批送礼，各个击破，无一完整。黄绍竑的指挥系统是：集团军总司令未到，他就直接指挥军长，军长未到，他就直接指挥师长，师长未到，他就直接指挥旅长，旅长未到，他就直接指挥团长，团长未到，他就直接指挥营长。结果：在战场上，营长找不到团长，团长找不到旅长，旅长找不到师长，师长找不到军长。一个军形成了大大小小若干条无头之蛇。当我们的师长到达前线时，第一二二师已被打烂了，当我们的军长孙震到达前方时，第四十一军已被打得不成形了，当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到达太原时，第二十二集团军已经集不成团了。他赴前方已经不是指挥作战而是收容去了。^[61]

邓锡侯和孙震见自己的部队被阎老西和黄绍竑坑的这么惨，憋了一肚子火。邓锡侯向阎老西申请物资补充，阎老西只给山西造的冲锋枪十余枝^[62]，更是火上加油。邓锡侯闷闷不乐地上了前线，走到一个叫南盘村的地方，带着军部侍卫连亲自骑马探路，侦察兵报告村内有日军在射击。邓锡侯不信，以为是汉奸扰乱发生误会，结果一进村就被日军机枪小炮集火攻击。邓锡侯回马加鞭向南狂奔，差点变成第一个殉国的集团军总司令。幸好遇上其他部队阻挡住了追击的日军，邓锡侯才得以脱险，不过也情急坠马，挫伤一股。不久以后传出风声，因为川军擅自打开山西的军用仓库补充，阎老西指责川军是土匪，要撵川军走。随后邓锡侯带领22集团军离开了山西，转入李宗仁的第五战区继续抗战。

在出川之前，邓锡侯在四川留了一个师。刘湘病逝后，他返回四川接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并把45军留守部队扩充为95军。由于出川的45军已由新任22集团军总司令孙震指挥，95军就成了邓锡侯在四川的唯一后盾。虽然潘文华是甫系的接班人，但他的资历比不上邓锡侯，因此邓锡侯才是事实上的川军领袖，他竭力团结四川本土势力，提防被 蒋公吃干抹尽。 蒋公对邓锡侯当然极为不满，但又怕贸然对他下手会引发四川不稳，所以也就隐忍不发。

出川的45军一直在孙震的指挥下作战，1945年，日军骑兵第4旅团在旅团长藤田茂的指挥下猛扑第五战区司令部老河口。骑兵第4旅团的机动力非常强悍，豫中会战时该部协同战车第3师团深入汤恩伯集团的后方形成包围态势，导致汤恩伯部大败。不过该旅团的攻坚能力薄弱，并不适合攻城。而藤田茂在破坏老河口机场后信心膨胀，在3月31日强攻45军125师防守的老河口城，结果被迎头痛击。骑兵第25联队的第2中队长夏目秀夫大尉先被打伤，接受军医治疗时又被川军扔来的手榴弹将两人同时炸碎。部队炮中队长锻冶嘉平太大尉携带仅剩有12发炮弹步兵炮入城支援战斗，被一阵机枪子弹全部射入胸膛毙命。中岛曹长带领一个机枪小队攀登城墙，被猛烈的迫击炮和机枪火力攻击，全员战死。当天该联队死军官5人，下士官5人，士兵36人，伤150人。骑兵25联队的攻势被打退后125师还发动反攻，联队长古泽末俊害怕会被歼灭，急忙下令烧毁密码本。骑兵26联队也在南门被阻击，第4中队中队长战死。中午时分日军即停止攻击返回出发地，后来骑兵第4旅团将阵地移交给115师团并撤退。骑兵第25联队的4个中队由于本日和之前的战斗中伤亡过大，缩编成一个临时集成中队，整个旅团哭着（同伴战死太多）、哼着（伤员太多）回到了小黄营、孟家楼和张营^[63]。

抗战结束后，45军与原李家钰系川军47军合并，同时使用47军的番号，45军番号撤销。解放战争中，47军在淮海战役中被歼灭。而邓锡侯亲自掌握的95军则一直留在四川，未受损失。由于其他各系川军纷纷被调出四川并被歼灭，邓锡侯的实力在川军中一时还成了佼佼者。不过好景不长，随着胡宗南在西北战场败退，几十万中央军蜂拥入川，他那点实力马上又变得不值一提了。后来被动员起义时，邓锡侯深有顾虑地说：“我那几杆破枪是遭不住一击的哟！^[64]”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局面的明朗化，邓锡侯最后下定了起义的决心。1949年，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赶到95军控制的彭县，正式宣布起义，脱离了 蒋公。

4.田颂尧系川军

田颂尧，原名田光祥，字颂尧，外号“田冬瓜”。他与刘文辉、邓锡侯同为保定军校同学，因此原本关系较好，结成同盟，三军在成都设有共同办事处，还曾共同在“北道之战”中对阵李家钰、罗泽洲和杨森。然而刘文辉为人爱占小便宜，经常挖邓、田二人的墙角。邓、田大怒，于是和刘湘暗中勾结。刘文辉在二刘之战中为解除后顾之忧，与田颂尧在省城开战，并猛攻田颂尧部干将王铭章据守的煤山。后经邓锡侯“调停”，田颂尧退出成都，但刘文辉也失去了战机，最后被刘湘击败。就在田颂尧参加围攻刘文辉时，红四方面军攻克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切了他的后路。田颂尧还没等彻底打败刘文辉就匆忙回师，以38个团近4万人的兵力对红军发动“三路围攻”，结果田冬瓜被红军砍瓜切菜，打得落花流水。“六路围攻”中，田颂尧的29军出兵2万人，担负第二路的进攻任务，结果其曾起戎 、胡开莹两个旅大部被歼，曾起戎化装潜逃。田颂尧龟缩回自己防区，以为可以关起门来过太平日子。不料1935年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全军西进，田颂尧部首当其冲，在嘉陵江战役中被打得一泻数百里，溃不成军。 蒋公见田颂尧三战三败，太不中用，下令将田颂尧撤职查办，其29军军长职务被副军长孙震取代。

孙震，字德操，其侄子为中央军将领孙元良。孙震取代田颂尧后对 蒋公感恩戴德，成为川军继杨森后第二个对 蒋公输诚的主将。后在川康整军会议上，29军番号与宋哲元部29军重复，改为41军。抗战初期，41军与邓锡侯45军、李家钰47军合编为22集团军出川抗战。当时41军有一支西北军出身的部队364旅，其前身是西北军留驻汉中的王志远旅，因中原大战后受杨虎城排挤，遂逃入四川投靠田颂尧。该部官兵重新出川时，武器已十分简陋，据张宣武回忆：

第三六四旅的武器主要是步枪，全都是四川土造，射击距离很近，准确程度极差，而且极易发生故障，连续打个十来枪，就会拉不开枪机，或者退不出弹壳。全旅总共有两挺轻机枪，还是胡宗南为了拉拢、分化而以“私情”相赠的。步枪上的刺刀不足十分之一(不是丢失了，而是没有制造配发)，而由旅修械所自制一种古代兵器大砍刀，每兵配给一把来弥补刺刀之不足，用来作为白刃战的武器。使用大刀是西北军的一种传统风气，第三六四旅是西北军旧底子的一部分。就这样，我们以步枪大刀来抵御敌人的飞机大炮。^[65]

在东回村战斗中，开战还不到一个小时，364旅仅有的两挺轻机枪就被日军打坏了一挺，364旅官兵只好先作隐蔽，等日军冲上来再挥舞被敌人称为“青龙刀”的大刀展开肉搏战。经此一战，川军伤亡惨重。川军在山西是在外省作战，后勤无保障，撤退时伤兵往往被抛弃。

第 41军虽然参加了平定附近的几次战斗，但各师、旅、团都没有配属战时卫生部 队。战斗中负伤的官兵，轻者多半鲜血淋淋地自个儿往后方走，重者多遗弃于阵地， 任敌杀戮。如第 372旅在平定西郊作战时，先将辎重放于平定城内，负伤官兵都送入 城。撤退时匆匆忙忙，无人接运，数百重伤官兵，见被遗弃，大声呼喊：“弟兄们，我们是来打鬼子的哟！带了伤就没人管了吗？”“天呀！打国战就是这样打的吗！”泪随声下，甚为凄惨，其中也有恐落入敌手而寻了自尽的。^[66]

如前所述，黄绍竑对川军的失败负有一定责任，所以他在总结娘子关战役时说话较为委婉，称：“川军械劣力薄，致敌皆入侧后”。而其他派系的将领则把责任全推到川军头上，说川军战斗力太差。阎老西本来就不愿补充川军的装备，借机送客。41军随22集团军转入第五战区，不久川军122师师长王铭章就接到了防守滕县的任务，当时滕县只有师部、旅部人员和少数能作战的营级单位。而王铭章和川军极力抗战三天，王师长最后殉国，日军称“遭到意外的顽强抵抗”^[67]滕县之战受到广泛赞誉，李宗仁称：“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

台儿庄之战后，41军长期在第五战区抗战，军长孙震后接替邓锡侯为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枣宜会战中，41军122师收复襄阳。抗战结束后41军投入对解放军的进攻，最后配属于孙元良兵团，于淮海战役中被全歼，兵团司令孙元良则化装逃脱。后41军在四川重建，军长又是孙震的侄儿孙元良。西南战役的时候，41军将领准备起义，孙元良指挥作战没人听他的命令。孙元良见势不妙，再次发挥特长只身脱逃，而孙震则也已逃到台湾。41军的创始人田颂尧被 蒋公撤职后闲居成都，听说老同学刘、邓要起义，二话不说就联名起义。川军的保定系三巨头这回总算是真正一条心做事了。

5.李家钰系川军

李家钰，字其相，外号“李矮子”。是川军“军官系”的首领，然而这个称号只能拿来自娱自乐。由于实力弱小，李家钰先是附庸于邓锡侯，脱离邓锡侯独立后又事实上依附于刘湘，在川军中影响力很低。六路围攻时李家钰部和军官系另一个首领罗泽洲合编为第三路，在此战中损失惨重。罗泽洲与红军作战时部队基本被打光，无奈之下只好到李家钰军中混饭吃，李家钰的部队也就成了“军官系”唯一的代表。

第一次川康整军会议上，由于李家钰实力太弱，结果连军长都没当上，只当了一个104师的师长。不过随后李家钰积极向 蒋公靠拢，所部在第二次整军会议上被扩编为47军，总算是有了一个军的编制。后来开会时，他发言炮轰刘湘，称：“我在前线同红军作战，刘总司令就在后方收编我的军队，我想不通这是什么道理？”^[68]何应钦担心激怒刘湘，马上发言让李家钰不要再说了，但从此 蒋公更加器重李家钰。

抗战爆发后，李家钰的47军和邓锡侯45军、孙震41军合编为22集团军，出川抗战。李家钰部被第一战区程潜要去，事实上脱离了22集团军，不过也因此躲过了惨烈无比的娘子关战役。后47军被调到晋东南，在东阳关、长治与日军作战，表现良好，随后退往中条山地区游击作战。李家钰此后升任36集团军总司令，但与杨森27集团军、邓锡侯22集团军情况类似，36集团军属于李家钰基本部队的仅有他兼任军长的47军（后由李宗昉任军长）。中条山战役前，李家钰及36集团军调到河南，担任河防任务。

1944年豫中战役时，河南国军陷入总崩溃局面，李家钰率部向豫西山区转移，结果集团军总部在途中遇伏，李家钰中弹牺牲，成为抗战中第二位殉国的集团军总司令。47军随后和胡宗南一起投入灵陕之战。日军堀毛少将的笔记记载战况道：

据后来调查，李家钰麾下的部队，均佩戴丧徽头缠白布，以复仇的决心誓死反攻。原以为第 1战区部队已经打垮，对该部队战斗力恢复之快，令人惊叹。^[69]

虽然灵陕之战结果不尽人意，但47军的表现还是得到敌我双方的认可。后36集团军番号撤销，47军再次回归22集团军。抗战结束后，邓锡侯系的45军与47军合并，并使用47军番号。李家钰系川军与邓锡侯系川军分离多年后，再次合而为一。解放战争中，47军中李家钰系的老底子整编104旅（原104师）被调到襄樊和潘文华部的163、164旅共同承担守城任务，由大特务康泽指挥。此战104旅被全歼，李家钰系川军的历史也宣告结束。

6.刘文辉部川军

刘文辉，字自乾，外号“多宝道人”，按辈分讲是刘湘的幺爸（小叔叔）。由于有刘湘的照应，刘文辉在前期发展的相当快，后来其部队编为24军，据有省城成都和四川最大的财源自贡盐井，成为四川最大的实力派之一。当时刘文辉本与同为保定系的邓锡侯、田颂尧是同盟关系，但他喜欢占便宜，挖走了邓锡侯手下的陈鼎勋（字书农）师，又拉走了田颂尧兵工厂督办王思忠的部队，顺便把兵工厂的枪械弹药也搬空了，邓、田二人大怒，于是转而与刘湘结盟。刘文辉虽拥兵十余万，但很多是兼并自其他军阀的部队，凝聚力差。又与几乎所有军阀结怨，遭到正义的群殴，最后被刘湘打得惨败，退守雅安。联军穷追不舍，刘文辉放弃这最后一块称得上富裕的地盘，逃到汉源县，要是再打下去他就只有退到康区了。最后还是刘湘手下留情，给幺爸留了雅安、荥经、天全、芦山、宝兴、名山、洪雅等数县容身。

刘文辉虽然在四川内地只有几个县，但他还掌握川边特区这一块地盘，也就是今日雅安以西到金沙江的地区，又称康区。二刘之战前的1932年，藏军曾经和川军在此地冲突并演变成一场内战，结果刘文辉部击溃藏军，收复1918年就被藏军占领的德格、白玉、邓柯、石渠四县，同时马步芳的部队也驱逐了在青海南部玉树一带的藏军。川青两军大有联合进攻昌都之势，英国见状急忙出来调停（jiaoshi），蒋公致电刘文辉称：“如所请别无作用，则我方为怀柔边服起见，不妨严阵戒备，相机暂停进攻”。^[70]刘文辉的主要精力本来就不在康区，于是同意停止军事行动，与藏军隔金沙江对峙。此后刘文辉的地盘除红军长征时短暂在此停留外，未有大规模战争，他也开始忙于西康建省，巩固自己已有的地盘。

抗战爆发后，刘文辉虽然在财政上支援抗战，但并不直接派兵。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正式成立，除传统意义上的康区外，还包括刘文辉占据的雅安地区和宁属地区（今凉山州的西昌等八个县的地区）。此外西康省在地图上还包括金沙江以西的昌都等地区，然而刘文辉事实上无法控制这些地方。西康省成立后，刘文辉任省主席，从此在行政关系上脱离了四川省，不过刘文辉本人和24军仍被看成是川军的组成部分。

抗战期间，刘文辉非常重视排斥 蒋公势力的渗透，1939年 蒋公委任曾鲁为雅安团管区司令，进入雅安招兵买马，到了1941年凑成两个团。刘文辉趁这两个团还没领到武器，以曾鲁违反兵役法收编土匪为名将其包围，迫令解散，来了个先斩后奏， 蒋公也只好哑巴吃黄连，把曾鲁调走了。^[71]同时刘文辉加强川康滇之间的互助与互保，防止被 蒋公消灭。 蒋公始终奈何不了刘文辉，只好从内部下手削弱刘文辉的实力。1939年到1940年，刘文辉部24军137师师长刘元塘（刘文辉之侄）拉走部队投奔 蒋公，被 蒋公任命为新12军军长，后来刘元塘被调去中央军36军，部队就被 蒋公笑纳了。刘文辉经此损失，更是对 蒋公百般警惕，紧抓部队和地盘不放。

抗战结束后，刘文辉的实力相比 蒋公来说极为弱小，但因为 蒋公在西康无一兵一卒，无法效仿解决龙云的先例对他来个斩首行动。为了避免生事，还是暂时放过了刘文辉。而刘文辉则积极联系潘文华、邓锡侯，准备在合适的时机起义。彭县起义后，胡宗南鉴于刘文辉的西昌地盘是其必夺之地，彼此之间没有余地可留，所以集中主要力量打击刘文辉的24军，对邓锡侯的95军则只是令其退出成都。胡宗南先进攻驻于武侯祠的24军办事处，把这个历史遗迹用大炮炸的一塌糊涂，然后洗劫了刘文辉在成都的公馆，最后集队向西昌、成雅公路的24军部队猛扑。24军放弃西昌，沿成雅公路节节抗击胡宗南部。胡宗南部发觉解放军追击部队已经逼近，最后放弃攻占雅安的打算溃逃。24军的战斗力薄弱，刘文辉也承认在西南战役中只起到了“微不足道”的作用，对付的只是中央军的“残破之师或漏网之鱼”^[72]。尽管如此，24军最后还是配合解放军成功消灭了川西地区的中央军，从而为川军的历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7.范绍增系川军

范绍增，字海廷，外号“范哈儿”（哈儿即傻儿之意）。由于影视剧的关系，范绍增的外号在川军将领中是知名度最高的。范绍增年轻时当了袍哥（四川人对哥老会的称呼） ，此后投在当地袍哥大爷张作霖（与东北那位同名异人）的部下发展实力，时而受抚为官，时而重操旧业。最后受到杨森的赏识，开始了稳定的军旅生涯。范绍增最初与杨森关系极好，杨森在统一四川之战中被打得落花流水，几乎丢光部队的时候，范绍增还带兵始终跟着他，一直到当杨森决定下野只身离开四川时为止。然而杨森重新回川后，因为对王缵绪反水有了心理阴影，不再信任部属，扣留并枪毙了魏甫臣、杨春芳等部将。后杨森把范绍增从长寿召到万县，逼他同自己一起去讨伐郭汝栋，范绍增心不自安，偷偷问杨森的亲信第9师20旅旅长夏炯：“你看军长会不会扣留我？”夏炯在范绍增手下当过团长，跪下说：“师长，这个我无把握！”^[73]范哈儿闻言连夜跑路，和郭汝栋、赖心辉等人联合讨伐杨森，邓锡侯派兵援助杨森击败了联军，范绍增兵败后径直投靠了刘湘。

范绍增是袍哥出身，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然而他参了几十年的野狐禅，还是自己摸索总结出一套带兵打仗的办法，尤其是极其善于奔跑，是杂牌军中少数擅长机动作战的将领。范绍增在杨森部队里实力就比较强，到了刘湘这边也当上了师长。但与同样从杨森系部队投靠到刘湘军中就任师长的王缵绪不同，范绍增在刘湘心目中地位并不高，纯粹是因实力而受一定的重视。其原因大致有三：第一王缵绪与刘湘是速成系同学，范绍增没有这层关系。第二王缵绪是刘湘主动拉拢过来扭转战局的关键人物，范绍增则是兵败后势穷来投。第三范绍增不是正规军人出身，难免受人白眼。当时刘湘非常相信一个称号为刘神仙的道士，其部将为讨其欢心也对刘神仙即为恭敬。范绍增虽然也去入道，但因每次去刘神仙那里敬神都要跪拜超过一个小时，对其极为不满。一次敬神时他就跪在地上心里默念：“我X你的娘”，出来后就对别人说：“我暗骂他一点多钟他都不晓得，够得上称神仙吗？”从此不再去敬神。^[74]范绍增如此桀骜不驯，再加上前述的几点原因，刘湘自然对他不喜，只是考虑到范绍增实力较强可为己用，才勉强容忍。

刘湘六路围攻川陕苏区的时候，范绍增也带兵参加，在战役最后的反攻阶段，徐向前与张国焘就反攻路线是“左旋”还是“右旋”发生了争论，左旋可以包围刘湘的1、2、3师三个师，右旋只能打范绍增的第4师。徐向前认为不能放过良机，必须左旋以全歼刘湘的主力。张国焘却认为范绍增是软柿子， 非要打范绍增不可，最后红军只好先采取右旋的方案去打范绍增，结果是：

范绍增是土匪出身，滑头得很，跑起来比兔子还快。没等我们旋下去，他已带着队伍从喜神滩掉头鼠窜，五昼夜窜了四百余里，后卫筑起工事，凭险固守。右旋没有旋成，我们只好转回来左旋，但左边的敌人早已退了下去。部队追着敌人的屁股打，没能消灭多少。^[75]

因为这一仗先去打范绍增，导致两边都没打痛敌人，徐帅几十年后回忆，仍然引以为憾。

川康整军会议上，范绍增的部队改编为146师，成为21军的主力部队之一，但刘湘不信任范绍增，剥夺他的师长头衔，改任21军副军长，明升暗降解去兵权。范绍增一怒之下，正式投靠 蒋公，并监视刘湘，密报刘湘与韩复榘的往来。 蒋公自然也对范绍增极为赏识，后来便批给范绍增一个军的编制。范绍增回乡利用袍哥的帮会关系招兵买马，凑齐了四个团的兵员，但有兵无枪。又经过他自掏腰包和四处疏通关系，筹集到了一批装备。最后范绍增拉起的队伍编成一个88军，但这个军下面只有一个新21师。范绍增随即带兵出川，主要活动于苏浙一带。

范绍增的88军武器差，训练程度也不高，他便发挥自己特长，大打游击战。后范绍增的88军因功扩大编制，将新30师(师长贾广文)和新32师(师长黄权）调归88军。然而范绍增同时却被调任第10集团军副总司令，军长职务被何应钦侄儿何绍周代替。范绍增见 蒋公的吃相比刘湘还难看，一气之下回乡去了。此后的88军基本上中央化，只有范绍增留下的老底子新21师在一段时期内仍由他的好友罗君彤任师长。范绍增走后不久，88军就参加了浙赣会战，新21师在金华一带正面抗击日军后转入游击战。日军史料称：“杂牌军在我后方，特别是富春江航线上开展的游击活动逐渐活跃”。^[76]后新21师在方山岭战役中给日军一定程度的打击。当然，此战88军最大的成果是其布设的地雷炸死了日军15师团中将师团长酒井直次。根据老战士黄士伟的回忆，酒井系被21军146师（即原范绍增师改编的部队）布设的地雷炸毙。^[77]而据时任中央军100军63师188团第2营营长韩正礼的说法，酒井系被临时配属于88军的63师布设的地雷炸毙^[78]，暂且二说并存。抗战后期，新21师还在温州莲花心阻击日军，表现良好。

抗战结束后，88军的编制被分割，原川军系统的新21师改编成新21旅，最后调归区寿年的第7兵团直辖。睢杞战役中第7兵团全军覆没，新21旅旅长李文密起义。此战后88军就和川军彻底没有关系了，渡江战役中88军被全歼。直到这种狼狈时刻， 蒋公才总算又想起范绍增，委任他为川东挺进军总指挥，企图凭借他的江湖关系再拉起一支部队来。范绍增刚把队伍拉起来，解放军就兵临渠县，他随即以川东挺进军总指挥的名义宣布起义。

8.郭汝栋系川军

郭汝栋，字松云，外号“涪陵王”。早年参加同盟会，在川军中又最早响应国民革命，“当时是川军中比较能接受革命思想的人”。^[79]当时郭汝栋是杨森的部下，实力较大（有二师一旅），其与杨森的关系也不和睦。

1928年1月7日， 蒋公以杨森包庇北洋军阀头目吴佩孚为由，下令免去杨森20军军长的职务，改由郭汝栋充任此职。郭汝栋实力不如杨森，一时不敢从命。杨森则不断向郭汝栋施压，要他来万县“开会”，郭汝栋百般推脱，就是不来。杨森见郭汝栋不肯就范，密派杀手杨荣章潜赴涪陵刺杀郭汝栋，并收买郭汝栋部下胡膺，准备突袭郭的师部。^[80]郭汝栋破获这些行动后，立刻对杨森布防，并正式出任20军军长，双方决裂。杨森又把范绍增叫到万县，准备逼迫范绍增和他一起去打郭汝栋，结果范绍增也被逼反，形成了郭、范、赖（心辉）三方联合讨杨的局面。最后联军失败，郭汝栋怨恨刘湘没有如约支援联军，反过来又与杨森联合倒刘。但在战局的关键时刻，郭汝栋被刘湘说动，乘杨森和刘湘酣战之时突然阵前倒戈，强行军三天三夜夺回了涪陵，又继续东下，连克酆都、忠州、万县，端了杨森的老窝。这一战杨森丢光地盘，跑到罗泽洲防区内苟延残喘。郭汝栋则由于倒戈有功，地盘扩张为八个县，部队也扩张为三个师。

1930年中原大战之时，因此前驻守的张发奎第4军被 蒋公逼反南下，鄂西空虚。 蒋公便让郭汝栋驻守鄂西，郭汝栋把带到湖北的人马编成三个混成旅和一个独立旅。留在四川的陈兰亭和廖海涛两个师则编入刘湘的部队，刘湘又白得了这两个师。 1934年，因杨森事实上依旧控制着20军并得到其他军阀承认， 蒋公便把郭汝栋的20军番号改为43军，以免出现两个20军并存的局面。

抗战爆发后，郭汝栋的43军开赴淞沪会战前线，此时的43军仅编有26师一个师（师长刘雨卿）。虽然人数少，武器差，但26师在淞沪会战仍表现出色，被评为淞沪战绩最佳的五个师之一。从前线撤下的26师最后仅余600人，退守松江。由于43军此时实力极为虚弱，实际上保卫松江的主力是东北军67军，最后43军也在67军的掩护下撤离松江。此后43军又在武汉会战的马当战役中损失惨重，番号被撤销，26师由军委会直属。郭汝栋改任闲职。

郭汝栋的堂弟郭汝瑰此前在他的军中任职，郭汝栋出川后受 蒋公压力，便建议有通共嫌疑的堂弟到日本留学。郭汝瑰学成回国后在陆军大学任研究员和教官，因表现出色，逐渐升迁，解放战争升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三大战役结束后，郭汝瑰本想借着战败引咎辞职跑路到解放区，但根据上级指示，他申请出任一个军的军长，准备在此后的西南战局中有所作为。看重郭汝瑰的胡琏闻讯后为做人情积极帮忙活动，郭汝瑰被任命为重建的18军军长。18军属嫡系部队，受 蒋公控制的程度很深，很难组织起义，郭汝瑰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81]但不久以后 蒋公认为郭汝瑰是参谋出身缺乏历练，便收回成命，让郭汝瑰改任重建的72军军长。郭汝瑰随后在西南战役中带领72军起义。

八、滇军

1927年唐继尧手下的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使联合“兵谏”倒唐。其后，滇军编为两个军，即龙云的38军和胡若愚的39军，另有张汝骥的独立20师。不久，四镇守使之间又相互混战，胡若愚和张汝骥联合袭击龙云并将其囚禁，在此过程中龙云左眼受伤失明。龙云的38军则在胡瑛、卢汉等人的率领下退出昆明，集结于滇西进行反攻。一个月后38军反攻昆明得手，龙云获释并成为云南最高统治者。此后龙云的部队改编为13路军，又经过三年混战，将胡若愚和张汝骥余部彻底消灭，云南宣告统一。

由于云南解放前经济较为落后，故而滇军此前一直向四川方向发展。然而川军虽然质量上不如滇军，论数量则远胜于滇军，故而经过长期战争，滇军始终无法在四川站稳脚跟。龙云统一云南后，决定改变战略方向。1930年爆发中原大战，张桂联军与蒋粤联军交战失利，广西空虚。龙云乘机将部队改组为“讨逆军第10路军”，并由前敌总指挥卢汉率领3个师2万人的兵力入桂乘火打劫。不料滇军在南宁之战中遭到桂军反杀，狼狈逃回云南。此次失败严重动摇了龙云的威信，1931年3月，龙云手下的四个师长卢汉、朱旭、张凤春、张冲在宜良开会“清君侧”，将龙云亲信参谋长孙渡等人驱逐，龙云以回昭通老家扫墓为名离开了昆明。不过四师长的目的并不是要推翻龙云，所以后来见无法稳定形势，又请龙云重新出山。龙云虽然借机撤销了师的编制，改为六个旅，加强了对部队的控制，但此后就再也不敢出省扩张了，而是安心在云南发展。此后正规滇军的规模长期控制在三四万人左右，直到抗战时期才有改变。

抗日战争时期

1.60军

抗战爆发后，龙云响应抗战的号召，将云南的正规部队六个旅改编为三个师（182、183、184师），组成60军，成为抗战时期滇军的主力部队。滇军出滇抗战每个步兵团配有：九个步兵连，每连配比利时造七九步枪六十支，捷克造轻机枪六挺；三个重机枪连，每连配捷克造重机抢四挺；一个迫击炮连，配法造八二迫击炮两门，法造六零小炮二门；一个高射机枪连，配法造十三点二毫米高射机枪二挺。滇军出滇抗战，“各方均认为滇军素质优良，装备完全，具有相当训练”。^[82]杜聿明说:“当时我曾在湘潭附近遇到龙云的部队，觉得‘中央军’同这支‘云南军’比起来,军容上似有逊色。”^[83]60军到达武汉时，蒋公命60军绕闹市一周，以示尚有如此训练有素的军队可投入战斗，借此安定民心。

不久滇军即赶往鲁南前线，在禹王山一带阻击日军长濑支队，日军战史称：“支队逐次击败强大之敌的抵抗和反击，于24日进入肖汪附近，26日占领胡山，27日占领禹王山。但由于敌人对胡山、禹王山方面以及支队的后侧频繁反击，直至5月12日仍在激战，到26日支队伤亡约一千五百名”。^[84]滇军的苦战受到时人赞扬， 蒋公电：“台儿庄卢军长：贵部英勇奋斗，嘉慰良深。查敌之苦困缺乏，较我尤甚。盼鼓舞所部，继续努力，压倒倭寇，以示国威”。直接指挥六十军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亦电卢汉：“贵军此次在台儿庄附近集中之际，仓卒遭遇敌之主力于大平原中，以血肉之躯，与敌机械化部队艰苦奋战，前仆后继，鏖战八昼夜，初不以伤亡惨重稍形气馁，不惟使台儿庄固如磐石，仰且使抗战大局转危为安。忠勇奋发，是资楷模！”^[85]60军在此役中牺牲13869人，182、183两师余部缩编为一个团归184师，另在云南重建182、183师^[86]。

60军后来参加武汉会战，在会战后期与滇军新编成的58军、新3军组成30军团联合作战，但在崇阳之战中，由于指挥层意见分歧，协调很差，再加之滇军在此战中除184师外全是新兵，战斗力已大打折扣，故而被日军击败，并遭到 蒋公严厉申斥和处分，不过60军在排市一战中还是表现不错，给滇军挽回了一些颜面。此战后30军团改编为第1集团军，60军又参加了南昌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此后由于东南亚形势紧张，60军大部调回云南，主要负责滇南的守卫。1945年又以第1集团军的60军为基础编成第一方面军，辖1、9两个集团军，卢汉任方面军司令。当年7月，60军出动182师一部向越南北部小规模出击，以配合滇西反攻，攻占据点20余处。不久日军投降，60军进入越南受降。

2.58军

60军出征后，龙云又开始新编第二支出滇抗战的部队，1938年正式新编一个军，番号定为58军，军长孙渡（后为鲁道源），下辖新10、新11、新12师三个师。58军的编制和60军一样，属甲种军。但兵员大部分属于新兵，战斗力是不如60军的。1938年8月，58军北上参与武汉会战，在崇阳战役中失利。后60军返回云南，第1集团军的58军和新3军仍留于长江流域参与抗战，后转入第九战区。58军参与了第二、三次长沙会战，并在此期间于影珠山和川军20军联合重创日军。1943年常德会战中，58军在常德沦陷后奉命反攻并收复常德，成为其军史的高光时刻。

1944年，58军在长衡会战中损失三分之一的力量，被迫转入湘南、赣南，利用地形牵制日军进攻。1945年1月，日军为摧毁赣南的空军基地，向赣南进攻。此战中58军表现不尽如人意，日军27师团虽受到抗击一度受挫，但最终突破58军等部的阻击，破坏了遂川机场。^[87]1945年7月，日军为收缩战线，命令广东的27、40师团撤退到赣州，与当地的131师团汇合后一起撤退至南昌。由于江西大部分地区并未被日军占领，故日军名为“撤退”，实为进攻。国军在赣南部署的兵力较为薄弱，大部分部队不敢打阻击战，只敢在日军后方尾随追击，结果赣南大片国土沦陷，许多民众惨遭杀戮。而58军在这次战役中表现出众，承担了在吉安阻击日军的任务，并在美国空中力量的支援下成功防守住了吉安，日军被迫绕道前进。吉安阻击战这是本次战役中少数亮点之一，58军也受到表彰。此后日本投降，58军开赴南昌受降。

3.新3军

60军、58军出滇后，为壮大滇军声势，60军和58军各抽调一个师，组成新3军，下辖新12师、183师，军长张冲。新3军的番号有向老滇军致敬的含义。因为此时中央军的第3军就是由朱培德部滇军改编的，该部从云南出发到广东支援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被命名为建国滇军，后番号改为第3军，也称为“老3军”。新3军的番号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老3军的历史。

崇阳战役中，新3军属刚编组的部队，磨合较差，战斗力较弱。由于58军和新3军配合协调很差，滇军阵地被日军突破，张冲被迫率领新3军沿山区撤退。这次失败后，蒋公追究滇军责任，第58军军长孙渡以督率不力，记大过一次；新编11师代师长马釜以弃守阵地，撤职查办，并曾一度取消该师番号；新3军军长张冲以指挥失当，撤职留任^[88]。后高荫槐、杨宏光先后接替新3军军长。新3军此后参加了第三次长沙会战，并长期在赣北前线坚持防守。日本投降后，新3军前往九江受降。1945年底新3军撤编。

解放战争时期

在抗战时期，龙云与 蒋公的矛盾就逐步升级。龙云对 蒋公歧视杂牌军可谓心知肚明。抗战初期就要求60军军长卢汉观察“在前方川、桂军官兵如何待遇，是否如何敬之当日在京所说，后来有无改善？” ^[89]私下防范 蒋公。 蒋公也在私下贬称龙云为“猡猡”，并寻机解决龙云。

抗战结束后，新3军撤编，60军进入越南受降。由于此前中央军93军在桂柳会战中表现不好，军纪荡然，遭包围缴械。事后中央军93军被撤编， 蒋公把93军番号转给滇军新编组的部队使用。93军军长为卢浚泉，并随同60军入越。然而 蒋公安排滇军两个军入越却是不怀好意，1945年10月3日，等到滇军主力离开云南，他命令杜聿明率第5军在昆明解决龙云。龙云仓猝间逃入五华山省府固守待援，还指望滇军返回救驾，重演1927年大逆转的奇迹。然而 蒋公非胡若愚和张汝骥可比，事先已经进行了周密策划，利用中央军52军和粤军62军在越南牵制滇军的行动，驻越滇军的总司令卢汉因此不敢轻举妄动。最后经过交涉，龙云离开省府前往重庆，“体面”下台。事后龙云对 蒋公恨之入骨，声称：“哪里料到抗战一胜利，这个龟儿竟用卑鄙无耻小偷式的流氓手段对付我”^[90]。滇军内部也极为愤恨，私下流传：“不报十月三号的仇是丫头养的”^[91]。

蒋公对滇军的不满情绪心知肚明，便把滇军派往东北，一是让滇军不能返回云南，调虎离山，任人宰割。二是顺便加强东北战场的军力，一举两得。1946年，在击退企图强行登陆海防的法军后，60军搭乘美军军舰前往东北。当时的情况是：

美军对海上运兵监督限制很严。登船前，所有官兵都脱掉衣服，打开行李，由美军卫生人员用滴滴涕粉剂往人们头上喷洒，弄得官兵不象人样。士兵登船后被关进统舱，不得随意出来。南海天气炎热，统舱空气不流通，士兵透不过气来，加上饮水不足，吃不惯美制的发霉罐头，船上颠簸，许多人晕船呕吐，狼狈不堪。暂编第21师一名患病的士兵上吐下泻，在未确诊为霍乱前，便被美军卫生人员活活地扔进了大海。^[92]

60军历尽艰辛到达东北的同时，93军也被调往东北。而留在内地的58军则改编为整编第58师，调属徐州绥靖公署，事实上已脱离滇军中央化。至此，抗战后的滇军正规部队被 蒋公全部投入了与解放军作战的战场。

滇军60军抵达东北后，编制被分割：182师归新1军指挥，驻防铁岭、开原。184师归新6军指挥，驻防鞍山、海城。暂21师由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直接指挥，驻防抚顺。60军军长曾泽生几乎成了光杆司令。1946年5月，南满的民主联军突袭184师，发动了鞍海战役，鞍山的184师551团几乎被全歼，海城的184师师部随后也被包围。184师师长潘朔端决定“走高树勋的道路”，率师部和552团起义，拒绝起义的550团则在大石桥被歼灭。此时距184师抵达东北才一个多月。海城起义极大地震撼了东北国军的士气，也给曾泽生提供了榜样。此后60军主力在今吉林省一带与解放军作战，屡战屡败，中央军也不再像抗战初期那样重视滇军，而是讥讽其为“六十熊”。1948年3月60军放弃吉林市退守长春，在困守长春期间，60军与中央军嫡系新7军的矛盾不断激化。经过讨与部下的讨论，曾泽生率60军官兵2.6万人起义，起义部队经过整编及补充进一批新的兵员（以翻身农民为主）后，改编为解放军50军。

93军抵达东北后，长期在辽西担任守备任务。1948年卢浚泉升任锦州警备司令及第6兵团司令官，盛家兴接任军长。由于东北“剿总”副司令长官范汉杰布置失误，将其从山东带过来的战斗力较强的54军放在葫芦岛一带，结果辽沈战役开始后，54军及其他部队与锦州之间的联系被迅速隔断。93军因战斗力保存较为完整，便成了范汉杰唯一能依靠的部队。然而93军的实力远不及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经过31个小时的总攻，将锦州攻克。范汉杰、卢浚泉、盛家兴均被俘。

鲁道源的58军在脱离滇军后主要在中原战场与解放军作战，1949年年初鲁道源出任武汉防守司令官，58军也成为华中国军里面较强的一支部队，受到白崇禧的重视。武汉解放后鲁道源任第11兵团司令官，辖58军和桂系125军。衡宝战役后鲁道源兵团仓促逃往广西，被四野入桂部队合围，全军覆没，鲁道源只身脱逃。

滇军出省部队损失之后， 蒋公为确保西南地区，笼络已为云南实力派首领的卢汉，将其统领的云南保安部队改编为两个正规军。由于60军部队两次起义， 蒋公恨之入骨，不容许再用这个番号，只保留了93军的番号。同时为了表示对卢汉的重视， 蒋公决定将原属中央军王牌部队的74军番号转给滇军使用。卢汉虽有了74、93两个军，然而这两个军的战力如何可想而知。卢汉对与解放军作战早已丧失信心，又对中央军压迫滇军极为不满，再加之老领导龙云的劝说和动员，遂定下了起义的决心。1949年12月9日卢汉宣布起义，扣押了在昆明的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和中央军8军军长李弥、26军军长余程万。后因8军和26军进逼昆明，卢汉被迫释放李弥和余程万等人（张群此前已被释放），并率领起义部队和滇桂黔边纵队共同进行昆明保卫战。中央军因为不能得手，退往滇南，后被入滇的解放军歼灭，余部逃出国境。滇军起义部队陆续接受改编，其历史宣告结束。

九、西北诸马

西北诸马是一个清末民国时期盘踞在西北的军阀集团。以前对这个集团还有“西北三马”、“西北四马”、“西北五马”的称呼，实际上这些称呼都是根据军阀首领来命名的，而西北诸马的发展历史较长，军阀首领众多，无论是那一个称呼都无法加以全面概括，故称之为西北诸马其实更为妥当。

西北诸马都发源于甘肃河州（今临夏），在甘肃省被一分为三以后，西北诸马便以其割据的地域，分为“甘马”、“青马”、“宁马”三大派别了。

1.甘马

甘马的始祖为清末的马占鳌，马占鳌虽组织过反清队伍并于太子寺之战中重创左宗棠的西征湘军，但他审时度势，意识到自己无法与左宗棠长期抗衡，便向左宗棠请降。左宗棠对马占鳌倒戈来降表示欢迎，将其长子赐名为马安良，并将其部改编为清军的一部分。八国联军侵华时，原本镇守甘肃的董福祥甘军损失较大，又因得罪洋人而被裁撤，马安良则因到西安接驾受到慈禧赏识，其部被改编为“西军”，逐步发展为清廷在西北地区的军事支柱之一。马安良一系的军事实力在诸马中最强，再加之其父在诸马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最强，遂成为西北诸马的主体和“正统”力量。马安良死后，其地位被其三儿子凉州镇守使马廷勷继承，民间称之为“马三少”或“三少君”。

冯玉祥的西北军入甘后，西北诸马与西北军的矛盾逐渐增长。冯玉祥委派的甘肃省主席刘郁芬不断压制诸马的势力，并任赵席聘为河州镇守使，占据了诸马的老窝。青马一系的马仲英率先发难，组织“黑虎吸冯军”三围河州，是为“河湟事变”。马廷勷最开始没有参与河湟事变，而西北军则认为马廷勷是马仲英的后台，在凉州买马的国民军教导团团长刘志远率兵百余人突袭马廷勷。马廷勷不知底细，以为是西北军大部队来袭，仓皇逃跑，其十几年的积蓄都被西北军缴获运往兰州。事后马廷勷咬牙切齿，率领其由西军改编而来的暂27师在青马的暗中支持下全力反扑凉州，破城后进行屠杀，这就是“凉州事变”。西北军高树勋部随即出兵永登、古浪、凉州，消灭了甘马的主要军事力量，马廷勷从甘南逃往成都。后来马廷勷又只身投靠冯玉祥，被冯玉祥带去参加中原大战。中原大战末期，西北军在从河南撤退前夕，将马廷勷杀死。

马廷勷的四弟马廷贤在河湟事变初期就率兵哗变和马仲英合流，最后被西北军解决。中原大战期间马廷贤潜回西北策动旧部，占据甘南，被 蒋公改编为为陇南绥靖军，其间该部在礼县屠杀民众。川军邓锡侯部出兵天水，将马廷贤驱逐，其部分别被川军、青马和宁马收编，此后马廷贤就再也没有军事力量了。至此，作为西北诸马“正统”的马占鳌一系消亡，解放后马廷贤被枪决。

2.青马

青马的始祖是马占鳌的表弟马海晏，也是太子寺之战中的主将。八国联军侵华时，马海晏为甘军的中旗旗官，因劳累过度去世，其长子马麒继承其地位，成为“西军”的主要力量之一。后马安良保举马麒为循化营参将，使马麒得以在青海循化独立发展力量。民国成立前后，马麒当上了西宁镇总兵和甘边宁海镇守使，成为了割据青海的独立力量。其军队也从西军中分离出来，改称“宁海军”。

冯玉祥进军甘肃后，马麒的部队被改编为暂26师，也丢掉了青海的实权，但他老奸巨猾，隐忍不动。马麒的族侄马步英时年16岁，改名为马仲英首先举兵发难，号称“尕（小）司令”，得到马麒的暗中支持，马麒手下大量部队以“哗变”的名义参加马仲英变兵。但后来马仲英被西北军击败，青海建省，孙连仲任省主席。马麒见势不妙，急忙向孙连仲示好。由于宁海军参与兵变的部队不少，实际上已经解体，孙连仲就将剩余的部队改为国民军独立第九混成旅，后又改为青海陆军暂编第一师，均由马麒之子马步芳任旅长、师长。此后马步芳便成为青马的主要首领。

中原大战期间，西北军除留下少量兵力镇守陕甘以外，扫数出关入豫参战。青马趁机向甘肃发展势力：马麒之弟马麟在兰州出任甘肃保安司令，并建立甘肃骑兵暂编第一师。而马步芳也出兵河州、凉州，兼并了原甘马的势力范围，控制了河西走廊。后来马仲英跑到离凉州不远的甘州，企图在此发展实力。马步芳不容马仲英染指河西走廊，出兵攻击马仲英，占据甘州、肃州，马仲英无奈之下跑到酒泉，后退入新疆。此后马仲英与新疆军阀盛世才交战失败，只身逃入苏联，就此失踪。马步芳挤走马仲英后，向其父马麒汇报，马麒认为这是“骨肉相残”，当场发病昏厥，不久身故。马步芳继承其父的地位，部队改编为新9师。马步芳之兄马步青不久后也接掌叔父的暂骑1师，由此形成了青海二马（马步芳、马步青）的局面。

后来 蒋公委任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率41军入青。孙殿英入青必然侵夺青海二马的利益，他们自然不肯就范，而孙殿英入青要途经宁夏，宁夏二马（马鸿宾、马鸿逵）也疑惧孙殿英会在途中搂草打兔子，便私下与青海二马联合，形成了“四马拒孙”的局面。经过激战，西北诸马击败孙殿英，孙殿英几乎只身逃回，此战后青海二马割据的局面就稳固了下来。

抗战爆发后马步芳的部队改编为82军，辖100师。马步青的部队则改编为骑5军。后来又成立40集团军，辖82军和骑5军，马步芳、马步青分别任正、副总司令。后 蒋公为出兵新疆，将原驻河西走廊的马步青骑5军调往青海，改由中央军进驻。马步青回青海后被马步芳用计排挤，其骑5军军长一职被马呈祥取代，本人也丢掉官职，回河州养老。抗战末期，马步青系的骑5军被调往新疆，成为国军在疆的重要力量。马步青走后，青马一系便只剩下马步芳独大，西北三马（马步芳、马鸿宾、马鸿逵）的局面也最终形成。

青马的部队在杂牌军中也是封建性和闭塞性最强的部队，其武器装备较差，训练也很落后，长期沿用清末绿营的练兵办法。后马步芳见识到西北军的军事素质，便派邵仕琦、刘呈德、汪澂川、马寿昌、马静波等二十余人到兰州向西北军取经，此后才在全军普及西北军的军事教育。尽管如此，青马还是拥有两大特点：一是军阀首领利用封建关系能严密控制部队，并能用宗教鼓动士兵。故青马部队战斗意志较一般军阀部队为强，常常能实施别的军阀部队不敢效仿的拼死突击战术。二是青马部队多为骑兵，机动性和冲击力较强。所以青马部队若占据“主场”优势，还是能给对手造成不小的麻烦。河湟事变时，派去平叛的西北军虽然在武器和训练上远胜于青马和甘马部队，但也在作战时遭到重大损失，如孙连仲的14军入甘时有2万人，平叛后只剩下不足1万人。^[93]孙殿英的41军在热河抗战有声有色，与西北四马对阵则马失前蹄，几乎全军覆没。1937年青马围攻红军西路军，也是拼力猛攻，使弹尽粮绝的西路军大部牺牲。经过长期混战，马步芳虽保存了青海的地盘，但损失也颇大，他只得采取“门兵”（挨户征兵）的办法进行补充。青海人口本来不多，而马步芳统治时期军队人数却发展到十万人，青海农业区每两户就有一人在营正式当兵，甚至有一家兄弟两三人同时当兵。群众一经当兵，不能退伍改业，即便残废衰老，也只能被拨给官僚的牧场和工厂做工，永无止期，^[94]军队中的矛盾在不断增长。因此青马部队在抗战胜利后发展到“极盛”之时，也就盛极而衰，时日无多了。

抗战时期， 蒋公准备调青马部队参加抗战。马步芳老奸巨猾，将原属马步青的骑5军第二旅马禄部和第二团马秉忠部抽调了一部分部队，又在青南边区警备司令部警1旅、警2旅和各地民团中征集了一部分兵员。而马步芳的基本部队100师只出了一部分淘汰的老弱士兵。编成一个八千人的骑兵暂1师，马步芳族叔马彪任师长。由于骑暂1师的武器过于简陋，军政部和第八战区为其配发了66挺捷克转盘式机枪、16挺马克沁重机枪、1000支中正式步枪和300支捷克式步枪。^[95]在抗战中东调的青马部队后来改编为骑8师，主要活动于皖北一带，用游击战术袭击日军，表现较好，旅长马秉忠在抗战中牺牲。但青马部队也配合中央军袭击过新四军，1944年，暂1军军长王毓文指挥骑8师等部进攻新四军，遭迎头痛击，骑8师被新四军第4师骑兵团穷追猛打，官兵在泅渡涡河逃命时遭火力杀伤，损失惨重。抗战结束后骑8师不愿也不敢再参加内战，返回西北休养生息。

抗战结束后，青马成为西北地区国军的主力之一， 蒋公也在武器上给青马部队比抗战时期更多的扶持。解放战争中的82军编制了炮兵营，从原来12门山炮发展到57毫米、75毫米和105毫米等各型火炮20余门，师部编制了重火器营，配备了重机枪6挺，迫击炮12门。团编迫击炮连，配备60迫击炮12门。营编机枪连，配备重机枪轻机枪各4挺。步兵连配轻机枪6-9挺。82军最精锐的特务营士兵每人装备步马枪1支、驳壳枪1支和大刀1把。^[96]解放战争中青马部队即凭借大大改善的武器装备积极参与对西北野战军的围攻。1949年，胡宗南在西北败局已定。马步芳利令智昏，企图乘机取代胡宗南西北王的地位，狂言能帮 蒋公夺回西安， 蒋公也就委任马步芳为西北长官公署代理长官。马步芳的部队编为青海兵团，辖82军和新编的129军，直扑西安。结果马步芳之子马继援率领的82军在咸阳被一野痛打，损失惨重。扶眉战役前，中央鉴于青马善于主场作战的特点，决定先打胡宗南，并指示：

杨兵团应立即向西开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

而青马部队则改编为陇东兵团，除82军、129军外，还新编了一个非正规番号的骑兵军，准备死守兰州。一野随后发起兰州战役，将青马主力基本解决。马步芳马继援父子先后从西宁乘飞机仓皇逃窜。解放军于9月进军青海，留守青海的青马主要将领马元海、赵遂、马文鼎、谭呈祥、韩有禄等均投诚。

马步青一系的骑5军在被调入新疆后，一直未能返回青海。在得知解放军接近新疆后，军长马呈祥经巴基斯坦逃往国外。骑5军在骑1师师长韩有文率领下宣布起义，接受解放军改编。至此，青马的武装力量全部消灭。

3.宁马

宁马的始祖是马千龄，马千龄虽然也是河州人，但与甘马、青马没有直接的亲属关系。宁马主要发迹于1895年撒拉族反清起义，当时马千龄之子马福禄和马福祥组织“安宁军”协助清军“平乱”，受到清廷赏识。随后马福禄兄弟的队伍改为简练军，编入董福祥甘军。在八国联军侵华之战中，马福禄阵亡，马福祥收拾残兵护送慈禧西逃，被授予记名提督。民国建立后马福祥任宁夏镇总兵（后改护军使），其统率的“昭武军”也就成为割据宁夏的一支军阀力量。

马福祥非常重视自己的长子马鸿逵，努力培养其为自己的接班人。同时马福禄阵亡后，其子马鸿宾也受马福祥照顾。马福祥念及兄弟之情，再加之马鸿宾在军事上表现不错，便对马鸿宾青眼有加，全力扶持，使马鸿宾有了独立发展力量的机会。西北军势力进入陕甘后，马福祥将部队交给子侄管理，自己以文职的身份周旋于北京、西安、南京之间，为后辈的发展争取奥援。此后的宁马便分为马鸿宾和马鸿逵二系。

马鸿宾在马福祥调任绥远都统期间，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宁夏镇守使，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西北军进入陕甘后，马鸿宾部被改编为西北军一部，依附于冯玉祥。后青马与甘马相继反冯，甘肃局势动荡，因马鸿宾忠于冯玉祥，便被派去劝降变兵。在蒋冯战争期间，驻扎于中原的马鸿逵部与韩复榘、石友三一起叛冯投蒋，马福祥此时仍在冯玉祥军中，处境不妙。马鸿宾急忙只身前去面见冯玉祥为叔父说情，冯玉祥本来就赏识马鸿宾，不但释放了马福祥，还重新任命马鸿宾为宁夏省主席，返回宁夏供职。中原大战结束后，西北军一败涂地，土崩瓦解，由于有马福祥的说情，忠于冯玉祥的马鸿宾不但未受处分，反而被 蒋公委任为为新7师师长（后与马鸿逵对调番号改为35师），后来又调任甘肃省主席。马鸿宾在兰州任职期间，原属西北军的雷中田对其逐渐不满，又受到冯玉祥的鼓动，便突然袭击扣留了马鸿宾，这就是“雷马事变”。后经过各方调解，马鸿宾获释，返回宁夏任省主席。而雷中田后被陕军解决，西北军在甘肃的残余势力全部消灭，甘肃的西部被青马占据，东部被中央军和东北军控制。雷马事变不久后马福祥去世， 蒋公更看重马鸿逵，便借机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夺了马鸿宾的权。此后的马鸿宾势力便局限于宁夏的金积、灵武一隅了。

1935年红25军长征过平凉时，马鸿宾率部追击，在白水镇马莲铺遭红军伏击，马鸿宾本人被红军包围，险些被俘。不久以后红25军在泾川渡河遭马鸿宾部208团袭击，政委吴焕先在指挥作战时牺牲，被激怒的红25军全力反攻，将208团全歼，团长马开基被击毙。1936年中央红军西进接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马鸿宾部又奉命堵截，在曲子镇又被红军打得一败涂地，马鸿宾部干将冶成章被俘。经过这些惨败，马鸿宾意识到红军的厉害，不敢再积极进攻红军了。

抗战爆发后，马鸿宾部改编为81军，并随后前往绥远，和傅作义部协同抗击日军。在绥西抗击日军，配合35军进行了五原保卫战等重要战役。81军牺牲也很大，在乌不浪口战役中，阻击日军的35师牺牲千余人。

抗战结束后，马鸿宾也卷入了内战之中，但他的态度并不如马鸿逵积极，解放军也向马鸿宾做工作。1949年一野向陕甘进军，马鸿宾的81军编为“海固兵团”，配合马鸿逵的宁夏兵团和马步芳的青海兵团作战，但实际上未经大战。解放军进军宁夏时，马鸿宾之子81军军长马惇靖为避免和解放军交战，放弃驻地中宁撤退。马鸿宾认清形势，到绥远和傅作义与邓宝珊面谈之后决定起义。1949年9月19日，81军与绥远董其武的部队同日起义。^[97]

马鸿逵的部队起源于其父任绥远都统时期，当时曹锟刚用大价钱买了大总统的职位，手头正紧，马福祥乘机用军饷也向曹锟买了一个陆军第5混成旅的番号。冯玉祥进军西北时期，绥远是其必经之路，马福祥老奸巨猾，干脆把绥远的地盘让出来，又巴结上了冯玉祥。由于丢掉了绥远的地盘，马鸿逵便想回宁夏发展，但此时马鸿宾已经在宁夏当政，非常不欢迎堂弟回来抢地盘。经过马福祥的调解，马鸿宾还是把宁夏最富裕的金积、灵武地盘让给了马鸿逵。

1929年，已经随冯玉祥东进中原的马鸿逵和石友三、韩复榘联络，突然叛冯投蒋。 蒋公非常欢迎马鸿逵，将其部改编为11军。马鸿逵的部队在西北诸马中是成型比较晚的，但由于“识时务”，反倒是最先拿到正规军级番号的一系。此后的马鸿逵部便以11军为基本部队，在中原大战时期马鸿逵部还进一步扩编为15路军。中原大战后，马鸿逵虽然保留了15路军和11军的番号，但其基本部队实际上缩编为一个师（35师）的规模，并与马鸿宾的新7师对调番号。马福祥死后， 蒋公以酬劳马福祥的“功绩”为名，将马鸿逵调任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以15路军总指挥的名义带领新7师前去上任，和马鸿宾换了家。马鸿宾被挤到金积、灵武，马鸿逵追念旧恶，多次扣发马鸿宾部的军饷。不过宁夏二马之间虽然矛盾重重，最后还是和平共处，没有闹到青马那样“骨肉相残”的地步。

马鸿逵回宁夏的时候， 蒋公企图吞并他的主力部队，便让他把主力部队留在河南。马鸿逵当然不是傻子，便把战斗力最差的士兵留下来，编成一个旅，由马腾蛟任旅长，仍在河南“围剿”红军。不料留豫部队碰上了马家军克星红25军，在郭家河战役被痛打，仅数十分钟该旅两个团4000人即全军覆没，红25军仅牺牲7人，伤30余人。^[98]后来马腾蛟对马鸿逵不满，改投马鸿宾去了。红25军长征到陕北后，马鸿逵也参与了多次与红军的作战，虽然没有遭受到马鸿宾那样的大败，但也次次受挫。

抗战爆发后，马鸿逵任17集团军总司令，辖其基本部队11军及马鸿宾的81军，此外青马的两个军也一度名义上属其指挥。抗战爆发后，马鸿宾的81军大部分开往绥西配合傅作义部抗日，马鸿逵则保存实力，仅派出两个旅，即骑兵第2旅(旅长马义忠)和步兵警备第2旅(旅长马得贵)，由马光宗率领到前线抗日。虽然马鸿逵自私自利，但也没有接受日本的劝降。日军头子板垣征四郎为策反马鸿逵曾亲自前往定远营邀请马鸿逵前来“谈判”，马鸿逵只派宁夏省党部书记周百锽前往。板垣对周说马家几代人都是清室忠臣，现在清室在满洲复国，马鸿逵应继续为清室效力。周百锽反驳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日本出兵最多。马家亲族很多人在正阳门被日军打死，“如今是家仇未报，国仇未雪，势不两立。”^[99]这种态度总算还值得肯定，当然，抵抗八国联军阵亡的马福禄亲子马鸿宾抗日的决心就更坚定了。

抗战结束后，马鸿逵积极配合 蒋公进攻解放军。1949年一野进军西北，马鸿逵部改编为宁夏兵团，除其基本部队11军以外，又新编128军和一个非正规的“贺兰军”，连同马鸿宾的81军在内共有7万人，而此时的宁夏省仅有人口70万，相当于每10个人就有一个当兵。马鸿逵企图染指甘肃，但其实力不如青马，未能如意。他依旧保存实力，任凭马步芳多次求救，也不积极配合青马作战。兰州战役后，解放军进攻宁夏，马鸿逵的三个军不堪一击，相继覆没，马鸿宾则未经大战便宣布起义。马鸿逵和其子马惇静见大势已去，乘飞机仓惶逃跑，至此，宁马势力的历史宣告结束。

十、其他杂牌军

1.陕甘地方势力

冯玉祥的国民军进入甘肃后，甘肃省原有的本土势力：汉四镇（陇东、秦州、河州、肃州）与回四镇（甘州、凉州、宁夏、西宁）相继被西北军消灭或收编。西北军在中原大战失败后，宁夏和青海已脱离甘肃并被西北诸马控制，甘肃的本土势力所剩无几，并最后归于邓宝珊的麾下。

邓宝珊早年参加同盟会并参与伊犁起义，后参加护法运动，与杨虎城、张义安并称靖国军三虎将。西北地方势力被西北军统合之后，杨虎城对冯玉祥产生不满，转投 蒋公。而邓宝珊则追随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协助豫军名将樊钟秀对抗 蒋公。中原大战失败后，邓宝珊下野蛰居。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因邓宝珊在西北地区有人望，便被 蒋公重新起用。随后雷马事变发生，陕军进入甘肃，与甘肃本土势力和青马产生矛盾。 蒋公便任命邓宝珊为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协助甘肃省主席邵力子维持地方局面。四马拒孙之战时邓宝珊让出甘肃行署之位，改由朱绍良任驻甘绥靖主任，朱绍良为了酬情，保举邓宝珊为新1军军长，邓宝珊部这才算有了一个正规军的编制。

邓宝珊是甘肃本地人，又有一定声望，任新1军军长后俨然成为甘肃本土势力的代表人物。但其早已没有自己的部队，虽然其部编为新1军，但只有地方部队改编的新10旅和新11旅两个旅，全军人员六千余人，各种枪支四千五百余，重机枪28挺、手枪四百余把。各旅想要招兵扩军，邓宝珊不予同意。因此新1军的实力只有四个团的规模，大约只相当于内地一个师，被讥讽为“新半军”。^[100]然而正因为新1军实力薄弱，才暂时没有被中央军吞并。西安事变时东北军于学忠部在兰州响应，解决了兰州的中央军部队。邓宝珊因与杨虎城关系较好，其部未受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新1军与165师和22军合编为21军团，邓宝珊任军团长，前往陕北榆林抗日。

165师即原新14师，鲁大昌任师长。鲁大昌也是为数不多的残存下来的甘肃本土势力，其部在腊子口阻击北上的红军“有功”，被改编为165师，辖493、494、495三个旅六个团，比其名义上的上司邓宝珊实力还强。岷县战役中该部死守岷县，没有被红军攻破，因而被胡宗南看中。抗战爆发后165师归属于21军团，本应和军团长邓宝珊同去榆林，胡宗南从中作梗，将165师留在甘肃。后165师扩编为新2军，鲁大昌任军长，然而165师师长却改由黄埔系的王治岐接任。后该师又开赴陕西郃阳整编，取消旅级机构，将排级以上军官全部换为中央军校的学员，原来军官全部遣散回籍。至此鲁大昌的165师完全被中央军吞并。解放战争爆发后165师改编为整165旅，归中央军整36师师长钟松指挥。^[101]

除165师外，新1军的新10旅也未能前往榆林，胡宗南挑动该旅李贵清、傅子赍等人，将部队开往关中，并许诺将该旅扩编为师，由李贵清任师长。该旅进入陕西就被胡宗南派员接管，后扩编为暂15师，由陕西省保安处处长刘志宏任师长，李贵清任副师长，其余官佐多被遣散。后李贵清、傅子赍也被胡宗南借故解职，部队被中央军完全吞并。邓宝珊只带新11旅到达榆林，1939年新1军番号被正式取消。1945年，新11旅的三千五百人中有两千人起义参加八路军，仍使用新11旅番号，兼三边军分区。后该旅编入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又改编为解放军坦克第三旅 ，参加了抗美援朝。没有起义的新11旅转入22军编制，后扩编为新11师，又改番号为228师。

邓宝珊到榆林后因实力太弱，便主要依靠陕北地方势力22军。22军即原陕北地方部队改编的86师，井岳秀任师长。井岳秀是陕北哥老会首领，也是同盟会西北主要代表人物井勿幕的胞兄，在民国初期曾有积极进步作用。但大革命失败后，他则是刘志丹等人领导的陕北红军最主要的敌人。井岳秀因手枪走火身亡后，部队由其部属高双成接管。井、高的陕北地方部队广义上来说也是陕军一部分，实际上则独立于杨虎城的17路军系统。抗战爆发后，86师扩编为22军，仍由高双成任军长。后邓宝珊到达榆林，成为高双成的上司。由于高双成敬重邓宝珊，邓宝珊又没有吞并22军的野心，所以邓高二人虽时有小矛盾，但从没有公开冲突，和睦相处，这也算民国军事史上难得的一段佳话。邓宝珊坐镇榆林期间，派出部队接济北线绥远一带的抗日队伍，参与了多次对日作战。

1945年高双成病逝，边区政府送挽联：“练兵辛勤，驱逐倭寇著功勋；救国友谊，传来讣报悼善邻。”解放战争爆发后，邓宝珊仍坐镇榆林，与解放军两度交战，虽未丢城池，但由于胡宗南屡战屡败，他实际上处于“不上不下半空中”^[102]的窘境。邓宝珊认清形势，主张和平。后邓宝珊任傅作义的谈判代表与解放军和谈，并根据自己守榆林的“经验”，表示不相信解放军能迅速解放天津。结果解放军经29小时战斗解放天津，邓宝珊这才心悦诚服。而陕北的22军军长左世允最后也选择了起义，接受和平改编。

2.河南地方势力

河南在近代中国属于重要的兵源基地，也出过许多名将。然而河南省却没有形成多少有影响力的本土军事集团，这是因为河南处于四战之地，先后被北洋、国民二军、西北军和 蒋公控制，本土派发展的空间很狭小，难以形成气候。河南本土军事力量中，最倾向革命的是樊钟秀的建国豫军，由于樊钟秀曾亲自率部南下援助孙中山先生击溃陈炯明，受到孙中山的高度评价。中原大战时樊钟秀因厌恶 蒋公而与西北军结盟，但战事尚未结束便被蒋军飞机炸死，其部也于中原大战后瓦解。其他的河南本土派势力如别廷芳等人则大多属于“土皇帝”性质，没有正规编制，割地自保，与西南的邓秀廷等人类似。唯一在军阀混战中保存下来并获得正规军级番号的河南地方势力，便是由镇嵩军发展而来的15军。

镇嵩军最初起源于豫西的绿林武装，该部最初由王天纵、关老九两杆组成，后来王天纵一派的张治公，关老九一派的柴云升、憨玉琨均成为镇嵩军的骨干将领。辛亥革命时，同盟会员刘镇华笼络该部与张钫的陕西民军会师于潼关。战后张钫向袁世凯推荐刘镇华为河洛道尹，其部编为镇嵩军。此后刘镇华便以这支部队为资本，朝秦暮楚，投机获利。袁世凯死后，刘镇华投靠北洋背叛孙中山，进入陕西援助皖系的陈树藩对抗靖国军，被段祺瑞任命为陕西省长。后直系部队进逼陕西，他又投靠直系赶走了陈树藩。在陕西期间，镇嵩军实力发展迅速，编为张治公、柴云升、憨玉琨、马沂清四个师。后吴佩孚为了分化镇嵩军，将憨玉昆陕军第三师升格为中央陆军第三十五师。憨野心膨胀．又收编土匪王振、张德胜、姜明玉、孙殿英、李振更、严际明、袁英、万选才等为旅长。憨玉昆一个师人数达到到五万之众。^[103]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刘镇华、憨玉琨眼见吴佩孚落败，为了抢下河南作为地盘，便翻脸不认人，向恩公吴佩孚的总根据地——洛阳进军，吴佩孚仓皇逃亡，憨玉琨部占领了豫西。然而新组建的北京政府已经决定把河南作为国民二军的封地，国民二军的老大胡景翼曾是靖国军大将，与镇嵩军在陕西交过手，这回是冤家路窄。1925年爆发了胡憨战争，憨玉琨大败，跑回老家山高县用手枪自杀。出兵援憨的刘镇华也丢了陕西地盘，狼狈逃入山西投靠阎老西。镇嵩军余部2万余人由柴云升、张治公、憨玉珍等带领窜往陕南兴安地区苟延残喘，此战被河南人称作“憨胡闹”。

胡景翼虽然据有全豫，但其很快病死，国民二军的实权落入岳维峻之手。岳维峻治军水平低下，其部在河南激起民怨，吴佩孚乘机从湖北进军攻击国民二军，岳维峻被吴佩孚和河南蜂起的民众武装红枪会夹攻，难以招架，只好向陕西退却。刘镇华总算等到复仇的机会，立刻接受吴佩孚的委任，拉起已经变为土匪的镇嵩军在豫西迎击西撤的国民二军。当时镇嵩军只有2万人，而国民二军将近20万人，岳维峻满以为优势在我，但其水平太臭，结果被镇嵩军打的惨败，部队顷刻瓦解，岳维峻本人也跑到阎老西那里避难吃小米去了，只有部将李云龙（字虎臣）化装逃入潼关。此战也是镇嵩军历史上最大的胜仗，刘镇华趁热打铁，把镇嵩军扩编为10万人，编为五个师，围困西安。由于入陕的镇嵩军大多为土匪武装，在陕西各地就地征发，庐舍为墟。镇嵩军柴云升、王振两师为鼓舞士气，还向部下允诺破城后“随便三天”。因而西安军民在李云龙、杨虎城率领下苦守八个月，城中死亡甚众，史称“二虎守西安”。后孙良诚率西北军援陕部队东进击败镇嵩军，西安解围。

镇嵩军逃出陕西后，刘镇华经过分析形势，决定投靠西北军。柴云升、王振、张治公等人不以为然，纷纷辞去。刘镇华便率残部投靠冯玉祥，编为第八方面军，辖刘茂恩（刘镇华胞弟）、万选才、张德胜、姜明玉、梅发魁五个军，后梅发魁、姜明玉相继叛冯。冯玉祥又以张德胜通敌为由将其枪毙。镇嵩军部队至此剩下刘茂恩、万选才两个军。冯玉祥鉴于镇嵩军残暴扰民，多次告诫刘镇华“万万不可得罪农工群众，致遗无穷之患”。并帮助镇嵩军进行整顿，整顿后的镇嵩军部队虽残存很多恶习，毕竟与过去有天壤之别。刘茂恩后来回忆说：“要不是跟冯先生这一段，我们的军队就不会有今天”。^[104]但刘镇华毕竟惯于投机，他见冯玉祥迟早失败，后来便率兵叛冯，万选才不愿投蒋，刘茂恩部失败后退往山西，被阎老西授予15军的番号。中原大战时期15军由刘茂恩率领参加反蒋军，刘茂恩突然倒戈，活捉万选才送往南京枪毙，至此镇嵩军余部只剩刘茂恩的15军。中原大战结束后，刘茂恩部15军辖64、65、66三个师，其部战斗经验丰富，又经过西北军整训，具有较强的战斗力。

抗战爆发后，刘茂恩15军在河南抗击日军，后刘茂恩升任14集团军总司令。豫中会战后期，刘茂恩部15军（军长已改为武庭麟）及刘戡兵团的94师坚守洛阳，日军菊兵团头目野付昌德率一个师团另一个步兵旅团和一个野战补充队多次进攻洛阳，均未能成功，战斗过程中“重庆军自城内集中射击，或通过地道向城外出击，真是变幻莫测”。^[105]后日军第12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亲自指挥，并将洛阳附近的兵力全部投入攻城，这才最终攻破了洛阳。洛阳保卫战是豫中会战少数亮点之一，国军也称：“刘部十五军及马法五所属四十军战绩均佳。”

抗战结束后，15军改编为整15师，辖整64、135旅，后整135旅调往陕北归胡宗南指挥，在羊马河战役被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全歼，旅长麦宗禹被俘。此战后整135旅重建返回整15师，1947年解放军陈谢兵团出击豫西，整135旅在陕州被全歼，整64旅也被重创。武庭麟率整15师残部逃往临汝，随后陈谢兵团第10旅（即原八路军386旅，百姓俗称为“陈赓老旅”）追击整15师至郏县并将其合围。整15师的老底子久经战阵，还算有一定的战斗力，但当然还是无法和抗战期间大放异彩的“陈赓老旅”相抗衡。第10旅经激烈战斗攻克郏县，全歼整15师师部、整64旅，活捉武庭麟。此战被中原野战军表彰为“机动歼敌的范例”，而15军及其前身镇嵩军三十多年的历史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3.湖南地方势力

和河南一样，湖南也长期被北洋军阀直接或间接控制，导致本土势力发展受限。然而湖南靠近广东，较早受到革命影响，因此其本土势力在北伐战争中也发展出了数个拥有正规军级番号的强力集团。只不过好景不长，湖南本土势力受到桂系和 蒋公这两个恶邻的夹击，这几个集团相继衰落，并且殊途同归，最后都在抗战前后被 蒋公的中央军吞并。

谭延闿的第2军

谭延闿在辛亥革命时期即担任湖南都督，是湖南本土势力资格最老的一个，但由于北洋势力的侵袭，其部发展一直不顺利。在驱走张敬尧等北洋势力后，谭延闿又被赵恒惕攻击，最后率部南下广东，编为建国湘军。北伐前建国湘军改编为第2军，谭延闿任军长。第2军的著名将领尚有鲁涤平、谭道源、张辉瓒、朱耀华等人。北伐战争中鲁涤平指挥第2军配合各部北伐军进军江西，第2军虽然是湘军旧部，但其受 蒋公的笼络与控制的程度较深，在宁汉分裂后支持 蒋公，实际上已相当于中央军旁系部队，北伐战争结束后第2军缩编为18师。

唐生智倒台后，鲁涤平接任湖南省主席，但桂系认为鲁涤平亲近 蒋公不可靠，便以武力强迫鲁涤平去职。蒋桂战争之后，第2军系统的部队又扩为9路军，鲁涤平任总指挥，兼任江西省主席，负责“围剿”江西红军。9路军的核心为原第2军缩编的18师，也是鲁涤平的基本部队，此外原第2军系统将领谭道源的50师也受鲁涤平指挥。在第一次“围剿”中，第9路军惨败，18师主力覆没，师长张辉瓒被红军俘虏并遭处决，50师也受重创。战后18师由原54旅旅长朱耀华任师长，后与50师合编为22军，谭道源任军长。淞沪会战中22军伤亡惨重，战后一蹶不振，番号撤销转归陕北高双成部使用，部队则最后被中央军胡宗南部吞并。

程潜的第6军

程潜也是湘军中的老牌将领，谭延闿任都督时，程潜即任护国湘军总司令。故湖南军人早期分为拥谭与拥程二系。北伐前程潜部编为第6军，其部主要将领尚有张轸、李明灏、胡文斗等人。北伐战争中，第6军率先攻克南京。西征讨唐战役期间，程潜率第6军协助桂系军队击败唐生智，立有战功。桂系却翻脸不认人，在1928年5月21日囚禁程潜，并免去程潜本兼各职。胡文斗、张轸率第6军余部从湖南向江西转移，遭到中央军旁系朱培德的攻击，部队大部溃散，只有一个营逃入福建被当地军阀卢兴邦收编。至此，第6军在桂系和 蒋公的合击下完全消灭，程潜虽然在抗战时长期担任战区级高级职务，但再也没有直属部队了。

第6军系统的将领则大部分投共：胡文斗为地下党员，后遭 蒋公派人刺杀。张轸后任河南省主席，其部改编为19兵团，辖127、128军，撤往湖北后，张轸兵团宣布起义。李明灏在抗战中曾任97军军长，后脱离国民党前往解放区。而程潜本人则在1949年被桂系任命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在李明灏等人的劝说下，他与其学生第1兵团司令长官陈明仁一起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

唐生智的第8军

唐生智本为赵恒惕部下，并为赵恒惕巩固在湖南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被提升为第四师长，镇守衡阳，逐步发展成最有势力的湘军实力派，因唐部将领多为保定军校同学，故也有保定派的称呼。1926年唐生智发动驱赵自立的行动，迫使赵恒惕去职。赵恒惕的后台吴佩孚极为恼火，立刻组织部队援助赵的旧部叶开鑫、贺耀祖反攻。唐生智面对这种局面，立刻转投革命阵营，其部被改编为第8军，共有7个师，师长分别为何键、李品仙、刘兴、叶琪、贺龙、周唐、夏斗寅。唐生智在其后的北伐战争任前敌总指挥，大展身手。

1927年唐生智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下辖部队为第8军、35军、36军三个军（军长分别为李品仙、何键、刘兴），再加上其控制的两湖地方部队和大量独立师、暂编师、警备旅等部队，兵力在5个军以上，号称“百团”^[106]，成为民国以来湘军势力的顶峰。后宁汉合流，桂系掌控的宁方在“特委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汉方的汪精卫心有不甘，便在唐生智的支持下成立武汉政治分会，和桂系唱对台戏。桂系与程潜分兵合进，发动了西征讨唐战争，击败唐军，唐生智见势不妙，宣布下野。此后第四集团军放弃湖北，撤入湖南，又新编17、18两个军，军长分别为周斓、叶琪。然而此时的唐生智部早已是强弩之末，根本无法抵抗桂军的进一步攻击。而且此时 蒋公复职，桂系势力已被驱逐出京沪，更急于夺取湖南弥补“损失”，故唐部很快被桂系彻底击溃。桂系西征胜利之后将唐部湘军全部收编，其势力横跨广西、两湖、冀东，也达到了其历史巅峰。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蒋公见桂系势力太大，便秘密拉拢唐生智，让他去收编旧部，从内部瓦解桂系。不久之后的蒋桂战争中，桂系战线太长、新收编的部队甚至连桂军嫡系李明瑞在内也大多倒戈，结果一败涂地。

唐生智虽然掌握了一部分旧部并编为第5路军，但湖南已被投靠 蒋公的何键占据，他无法回湘，被 蒋公打发到郑州去了。唐生智对 蒋公极为不满，又受到汪精卫的煽动，于是与石友三、宋哲元、阎锡山等人联络，准备共同反蒋。1929年冬唐生智率先反蒋，石友三也加以响应，并隔江炮轰南京。 蒋公施展各个击破的韬略，先拉拢阎锡山让其倒戈，又安抚石友三表示既往不咎，宋哲元见阎、石不积极反蒋，也不敢支持唐生智。唐生智成了孤家寡人，被迫南下湖北，当时天降大雪，平地雪深三尺，唐部多为南方人，难以行动。蒋军杨虎城、刘峙两部遂乘机猛攻唐部，将其彻底击溃。至此以后，唐生智一蹶不振，再也没有直属军事力量，其部的将领和部队则大多分别转属 蒋公、桂军和何键。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生智一度出任南京卫戍司令，负责指挥南京保卫战，但由于多种原因，以惨败收场。此役后唐生智的军事生涯彻底结束。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则受 蒋公委托伪降日汪，为 蒋公刺探情报。解放战争后期唐生智、唐生明两兄弟积极参与湖南的和平运动，为湖南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何键的4路军和28军

何键所部原为浏醴游击队，后被唐生智收编。唐生智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之时，何键任35军军长，已为唐部骨干将领。唐生智被桂系击败下台后，何键转投桂系，蒋桂战争时又转投 蒋公。由于何键所部实力保存较为完整，蒋桂战争后便被改编为4路军，何键也成为了湘军的最后一任老大。何键的基本部队是由35军改编而来的19师，其余几个师（15、16、新31师）则大多是他耍手段从程潜、唐生智旧部挖过来的部队。到1930年，何键又把自己的主力部队15、16、19师合编为28军，由4路军统辖，另外还有两个师62、63师（由原来的新31、新32师改编），则由4路军直辖。后来何键又把“湘西王”陈渠珍的部队改为新34师，同样纳入4路军麾下。到1935年，何键虽然势力范围仅限于湖南一省，但总兵力已达十万，并不比唐生智极盛之时逊色多少。

何键本来受过桂系所提携，和桂系关系较好。中原大战时，张桂联军攻入湖南，何键未予激烈抵抗，轻易放弃衡阳迅速后退，使张桂联军在极短时间内便向北深入，差点就能沿江东下威胁南京。对此 蒋公对何键极为怀疑，时刻准备加以解决。而何键湘军也有其他杂牌军几乎都有的顽疾，那就是派系分立，内部不稳。何键的班底本为浏醴游击队派，其骨干将领陶广、刘建绪均为其醴陵老乡，但后来何键赏识其女婿，保定军校派的李觉，对其大力提携，使李觉后来的地位高于陶、刘，这自然惹起了二人的不满。除此之外，刘建绪为首的“醴陵系”又与刘膺古、王东原为首的中央派产生矛盾，这就给 蒋公利用湘军的内部矛盾分化瓦解提供了机会。

1934年红军长征突破湘江西去后， 蒋公即动手解决湘军。先是以“军政分立”的接口逼迫何键交出4路军总指挥一职，由刘建绪接任。由此埋下何刘不合的种子，并拉拢刘建绪以为己用。后来刘建绪率4路军主力到云南“追剿”红军，何键见自己实力被削弱，自然不甘，要求调刘建绪回湘。刘建绪认为何键的接班人是李觉，自己跟着何健也没前途，不如直接投靠 蒋公。于是刘建绪向 蒋公要求将其部调往苏浙。结果何键便彻底丧失了这一支生力军，实力大减。抗日战争爆发后， 蒋公再乘机把湘军大部分力量包括保安部队调出湖南，并把4路军改编为10集团军。湘军倾巢而出后，便以师为单位被调往各部分割使用，使其逐步被“中央化”。第10集团军原辖28军（军长陶广）和新编的70军（军长李觉），参与了淞沪会战，表现极为出色。后又编成一个独立的34军团，王东原任军团长，其下仅有一个王东原兼任军长的73军。后来又以湘军部队为基础编成一个刘膺古为军长的87军。湘军这四个军调出省后都失去了独立性，最后都在抗战中被中央军吞并。而何键失去第4路军各部的控制权后，也失去了其根基，很快就丧失了湖南省的统治权。至此，湘军的历史基本结束。

此外，原属湘军赵恒惕部的叶开鑫、贺耀祖在北伐战争中倒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叶开鑫部改编为44军、贺耀祖部改编为40军。这两个军实力薄弱，后来都被其他派系吞并，抗战前都已不存。

4.贵州地方势力

辛亥革命后，贵州省的军政大权长期掌握在以刘显世为代表的“兴义系”手中。后来兴义系发生分裂，以黔军总司令、刘显世外甥王文华为首的新兴义系开始抬头，其重要成员尚有何应钦、朱绍良、谷正伦等人。1920年新兴义系发动“民九事变”，迫使刘显世去职，而王文华也很快在上海被暗杀。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最后新兴义系失败，成员大多出走，其中的何应钦等人后来在中央军高就。而原黔军师长袁祖铭成为最后赢家，他整合了黔军势力，其部将领王天培任贵州军事善后督办，彭汉章任贵州省长。而袁祖铭驻于重庆，统帅驻川黔军。

杨森发动统一四川之战时，袁祖铭被刘湘说动，组织川黔联军帮助刘湘击败杨森。然而后来刘袁决裂，刘湘又组织四川军阀反对黔军。袁祖铭寡不敌众，只好从重庆撤退。此时贵州省内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又开始崛起，袁祖铭在贵州也待不下去。最后袁祖铭决定参与北伐，被国民政府任为左翼军总指挥，其部先后改为三个军：第9军（军长彭汉章）、第10军（军长王天培）、暂7军（军长李燊，后改43军），全部参与北伐。第9军1师（师长贺龙）和第10军在北伐战争中都取得很大战功。而袁祖铭本人及其直属部队改编过来的12军则留在常德。当时唐生智已将湖南看成是自己的地盘，便让周斓设鸿门宴诱杀了袁祖铭。此后第9军军长彭汉章在武汉被唐生智捕杀。而第10军军长王天培也被 蒋公扣押杀害。唐生智和 蒋公下手太黑，使贺老总都看不过去，称：“要说袁祖铭对北伐一点诚意也没有，这恐怕也过分了。他拿出两个主力军，这是事实嘛！因为袁祖铭的个人问题，把九、十两军北伐的功劳一笔勾销，太不公平！”^[107]不管怎么说，袁、彭、王三人死后，兴义系黔军便一蹶不振。此后的黔军便主要指桐梓系了。

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在1924年滇军撤出贵州时，抢占了贵州最富裕的遵义及黔西北地区，从而确立了在贵州省的优势地位，架空了兴义系的省长彭汉章。等到袁祖铭出兵北伐后，贵州便成为桐梓系的天下，所部改编为25军。北伐战争后期，原兴义系干将、43军军长李燊企图杀回贵州，一度攻入贵阳，周西成在激战中中弹落水而亡。然而不久后25军的毛光翔、王家烈、犹国材联合反扑，李燊不敌败退，残部被龙云收编，此后兴义系便彻底消亡。桐梓系随后又爆发内讧，25军副军长王家烈推翻毛光翔，击败犹国才、蒋在珍、车鸣翼等人，最后赢得贵州省的统治权，其部改为2个师（师长分别为何知重、柏辉章）共18个团，其师旅番号相当于虚设，战时才将某团拨付师旅指挥。曾参与反王的犹国材、侯之担、蒋在珍等人则割据一方，不受王家烈的直接指挥。

王家烈才能不足，治军治省均难以胜任，其在任期间，贵州省政混乱，黔军战斗力也极为低下。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25军面对红军主力兵败如山倒。中央军趁机进入贵州并反客为主，迫使王家烈下台。王家烈走后，25军番号撤销，所有部队均被中央军改编：第1师改编为103师，师长何知重。第2师改编为102师，师长柏辉章。第3师改编为新8师，师长蒋在珍。侯之担部改编为140师，师长沈久成（贵州人，原为薛岳部下）。犹国才部改编为121师，师长吴剑平。与湘军不同，中央军对黔军的吞并过程中下手太黑，吃相太难看，因而遭到一部分黔军的反弹：1935年7月12日，103师第1旅旅长周芳仁率部哗变，企图拉走部队投靠桂军。1935年8月，原黔军第2师副师长张銮纠合陈秀卿、杨汉臣、穆永康、杨举之等部千余人反抗中央军。1936年2月，原黔军旅长穆守先组织“贵州自卫团挺进军”，反抗中央军，占据罗甸县。这些反抗都被中央军一一镇压，^[108] 蒋公也加强了对原黔军各部的控制。

抗战爆发后，黔军103师、121师一度合编为86军，这也是黔军部队最后一个军级番号。但不久103师、121师又分属其余部队。同时，黔军余部各师均被调入抗日战场，分别取得不俗战绩：102师参与了淞沪、徐州、南昌和长沙会战。103师参与了南京保卫战和松山战役。121师参与了淞沪会战。140师参与了徐州、武汉和长沙会战。新8师参与了徐州会战，并在1938年掘开了花园口大堤，后又参与了晋南抗战。除寿命短暂的86军外，黔军各师均配属于中央军的军级部队参加抗战，因此到抗战结束时，这些师或者被撤编，或者已被中央军完全吞并，几乎看不出原有的黔军痕迹了。

5.九一八事变前已无军级番号的地方势力

山东：

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被北伐军击败后，余部如徐源泉等相继投降，并很快被改造为其他派系的部队，只有刘珍年一支部队还暂时保持了独立性。张宗昌北撤时，驻临沂的直鲁联军第四军军长兼胶东防御总指挥方永昌任命其旅长刘珍年为前卫司令，北撤掖县。刘珍年到掖县后收编大批地方武装，投靠 蒋公，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暂1军，这也是山东最后一个独立的军级地方实力派（刘珍年本人及其骨干将领则多为河北人）。刘珍年的暂1军割据胶东，军部及第1师驻烟台，第2师（师长刘开泰）驻掖县，第3师（师长何益三）驻牟平，第4师（师长李锡同）驻平度，第5师（师长施忠诚）驻莱阳。1929年春暂1军击败企图杀回胶东的张宗昌，但也实力大损，又缩编为新3师，仍由刘珍年任师长。由于刘珍年所处的胶东地理位置重要，故也被 蒋公利用，成为其牵制驻鲁杂牌军（如孙良诚、韩复榘）的一枚棋子。30年代爆发韩刘之战，刘珍年失败后所部被 蒋公调往浙江，韩复榘统一了山东。后刘珍年被 蒋公枪决，部队也被中央军吞并。

福建：

福建的地方部队在民国前期一直是北洋的附庸，后来孙中山先生委派方声涛为福建民军总司令，下属福建各路民军。等到北伐军进入福建驱走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后，这些民军也就转为正规部队。1927年北伐军成立以谭曙卿为军长的新1军，下属福建民军改编而来的各路部队。后杨树庄、方声涛取得陈铭枢11军的支持，将新1军解散，此后的福建地方部队便再也没有军的编制了。杨树庄、方声涛的福建省府所属的地方部队先后编为四个混成旅，后都被入闽的19路军解散或吞并。此外福建民军中独立性较强，势力较大的部队还有闽南张贞、闽北卢兴邦两支部队。张贞部改编为49师，后被19路军吞并，19路军失败后又成为中央军的一部分。卢兴邦部后被改编为52师，由黄埔系军官改造成中央军部队，淞沪会战中52师受重创，余部以连为单位并入陈诚的11、13两个师。

此外北伐时孙传芳部的福建陆军第3师曹万顺投降北伐军，其部扩编为17军，17军包含了其他派系的部队，并不完全是闽军部队。北伐后17军缩编为11师，曹万顺任师长，陈诚任副师长。后曹万顺去职，陈诚转正，11师也就成了陈诚的起家部队。

江西：

北伐战争时期，江西陆军第4师倒戈北伐军，被改编为独1师，不久后扩编为14军，赖世璜任军长。赖世璜被桂系枪杀后，其部缩编为第5师，原14军党代表熊式辉任师长。此时的第5师已被改造为中央军嫡系部队，熊式辉后来也放弃兵权，专门从事军政工作。北伐军还曾设有一个空头的11军番号，方本仁任军长，专用于收编和安置赣军部队，由于收编不顺利，方本仁请辞，11军也就此撤编。

此外，北伐军还有一支赣军出身的部队，为驻粤赣军改编而来的第3军第9师26团，李明扬任团长。李明扬虽英勇善战，因功升31军副军长，但其部实力太小，在北伐中没有发展出独立力量，后来李明扬放弃兵权下野。抗战爆发后，李明扬复出，被任命为鲁苏皖游击总指挥，以泰州为根据地。与一心搞摩擦的上司韩德勤不同，李明扬虽然与新四军也有摩擦，但更多持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解放战争后期，李明扬前往解放区起义。

江苏：

北伐战争前，江苏的地方部队全部被授予中央（北洋）番号，北伐战争中，江苏的“中央”第5师投降，与之前江苏地区投诚并被改编的独立第10旅（张镇）、独立12师（张中立）及北伐军先遣司令李明扬部合编为31军，辖91、92、93三个师，代军长郑绍虔，副军长李明扬。不久以后31军撤编，91、93师被缴械，此后江苏地方部队就没有军级番号了。

湖北：

北伐战争时湖北暂编陆军第2师向北伐军投诚，所部改编为独3师，旋又扩编为15军，刘佐龙任军长。后刘佐龙擅杀副军长耿丹被治罪，番号撤销。一段时间后桂系将15军余部、湖北部分地方部队与自己的部队合编，扩为两个军：18军（军长陶钧）、19军（军长胡宗铎）。此外唐生智失败后，原属唐部的鄂军夏斗寅27军也投向 蒋公。因此湖北的地方部队已分属桂系和 蒋公，实际上已无独立的地方实力派了。蒋桂战争后，已属于桂系的18、19军被 蒋公收编，夏斗寅部则缩编为13师，最后也被 蒋公吞并。

浙江：

浙江共有三支部队向北伐军投诚，分别是夏超的浙江保安队，改编为18军；陈仪的浙江第1师，改编为19军；周凤岐的浙江第2师，改编为26军。其中夏超兵败被杀，18军随即撤编。陈仪的19军缩编为新15师，又改为19师，后又与原第6军的17师合编为新的第6军（后改18军，军长杨杰）。周凤岐的26军暂时保留，但后来仍被缩编为第6师，改造为中央军嫡系部队。至此，浙江原有的地方部队全部消亡。

安徽：

北伐战争中，安徽的地方部队由直系苏军陈调元统一指挥抵抗北伐军。随着北洋军一败再败，安徽地方部队纷纷向北伐军输诚：陈调元部改编为37军；王普部改编为27军；马祥斌部改编为暂11军；刘宝题部改编为新3军；张克瑶部改编为33军。王普的27军后缩编为独3师，并被李宗仁部缴械。刘宝题的新3军被中央军缴械。马祥斌被北洋军杀害，其部改为独5师。陈调元的37军和张克瑶的33军暂时保留，但后来33军仍被分散补充各部队。陈调元的37军后改编为46、55、57三个师，去鄂豫皖“围剿”红军，在苏家埠战役中惨败。后陈调元部队基本上中央化，而安徽的地方部队实际上也已经消亡殆尽了。

新疆：

新疆在民国时期大多数时候都孤悬西陲，中央鞭长莫及，因而新疆的地方势力也得以长期存在。民国时新疆地方势力先后换了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三任首领，其部队也颇有规模。但新疆地方部队的最高编制仅为师，而通常情况下旅就是最高的编制，所以新疆的地方势力并没有军级番号。盛世才的兵力共有4个骑兵团、4个保安团、4个补充团、1个边防师、1个炮兵团、1个特务团，总兵力2万人。^[109]虽然看上去新疆地方部队实力还不错，实际上由于三任首领军事才能都很有限，战斗力很弱。金树仁时期新疆省军甚至有一个旅（旅长杜国治）1500人被马仲英500个骑兵冲垮的战例（七角井之战）。所以盛世才不得不依靠从新疆回国的东北义勇军的老乡帮他稳定局面，同时盛世才更讨好苏联，狐假虎威，苟安一时。后来盛世才与苏联翻脸，苏联从新疆撤军，中央军立马进入新疆，轻易就收拾了盛世才，结束了他在新疆的长期统治。

西藏：

西藏的地方势力一般称“藏军”，由于与新疆情况类似，也得以长期存在。然而藏军的实力更是弱小：其最高编制仅为代本，相当于内地的“团”，然而一个代本实际只有500人，仅相当于内地的营。所有藏军加起来还不到万人，而且训练水平也很低，1936年一个外国人发现“拉萨的士兵已经6年没有使用过自己的步枪了”^[110]。昌都战役中，藏军主力覆没，第9代本全体官兵起义。此后西藏和平解放，藏军的历史基本结束，而第9代本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昌都警备区第9代本，一直到1970年才撤销番号。

对某些指责的回应

惊闻某位矢志不移以为国军（尤其特指蒋系中央军）辩护为能事的知友对我指出的问题进行了所谓的回应，仔细查看之下发觉不过是玩弄文字游戏，且全文强词夺理，前后矛盾，殊堪喷饭。

首先，该文作者揪着白崇禧的责任不放，自己树靶子自己打，强行歪曲别人原意。

这一段话，直接认定我说桂军没有保存实力，然而他自己截下的图，我的原话却是

这图是该知友自己截的，不可能是我修改后的段落，我明明说的是“说桂军在桂柳会战中没有尽全力可以理解”。也就是说我认可白崇禧确有一定的私心和保存实力的打算。该知友用大量篇幅论证白崇禧有保存实力的打算这一个我本来就承认的论点，纯属虚空打靶，拉长篇幅，转移重点，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我的其他论点上引开。

其次，该知友依旧没有改变双重标准的做法

原文避讳中央军在全州的不战而逃，专责桂军，从而达到捧一贬一的效果。该处问题已被我当场抓获，无可抵赖。于是乎该知友转而轻描淡写地说93军比日军还乐色，言下之意还是坚持桂军是桂柳会战失败绝大多数责任的承担者。

我的意见是，这个问题本来就没有问中央军怎么样，如果原答案没有用大量篇幅来描写衡阳保卫战，同时猛夸中央军的话，不提93军的丢人表现当然也可以。但既然前面那么多篇幅写了中央军怎么样厉害，日军怎么样“惨”，后面同一场战役其他军系（包括杨森部同样的弃守柳州）的丢人都不提了，专门提出桂军来猛批，这是不是厚此薄彼，相信大家心中有数。

还是我在这篇答案里的话，桂柳会战本来就是必输局，除非某人能及时调来大量援军。原答案以桂柳会战能打赢为前提，把战败的所有责任都归于桂军，本来就是极不负责任且带有误导性的。如果按照苛责桂军的力度的话，中央军的逃跑行为当然也应该用更大的力度来谴责和揭露，这才算得上公平。而不是轻飘飘的一句

既然对不战而逃这么宽容，理解万岁。桂军毕竟还算是坚守了10天又为何如此苛刻？既然该答案始终没有放弃双重标准，读起来就不要怪别人非议了。

结果后面的辩护文突然来一句，面对中央军一个军就可以对付一个多月，已经“半残”的13、58师团，93军再不跑路就要“毁灭”了，这着实令人哑然。看来该知友自己都承认日军的实力并不像原答案说的那样虚弱不堪，以至于中央军一个军确实应付不下来。能够自相矛盾至此，我也确实是没想到的。

最后，对全州和桂林战役的评价

“精XXX”在面对确凿事实的时候，居然还在狡辩全县不是被中央军轻易放弃的

那么我们看白崇禧怎么说的，白崇禧后来到了台湾，他肯定不敢乱栽赃中央军

当然“精XXX”之流肯定会狡辩说白崇禧就是利益相关方，他还是会为自己有所隐晦。那么我们再看看被原答案和“精XXX”之流找来顶包“踩”桂军的张发奎是怎么说的，原答案把张发奎捧得那么高，要是这时候翻脸不认人就好笑了。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两位大佬异口同声作证，都说中央军“未经激战”就跑了，这还是栽赃不成？再看看 蒋公怎么说的。

这个连 蒋公都觉得非常耻辱的中央军逃跑事件，现在居然有人要来翻案，可惜 蒋公不领这个情。“精XXX”可以蛊惑少数没读过书的人，遇到我也就只好原形毕露了。当然日军战史也认为“重庆军”轻易放弃坚固阵地的举动“令人意外”，前文已有摘录，这里就不赘述了。这个经过四方一致确认的一大公案，某人想上下嘴皮一碰就翻案，只怕没那么容易。

至于93军轻易放弃全县，完全打乱了张发奎的战争准备，后果极其严重，也是不容抵赖的

至于93军实力如何？是不是某人说的实力不行？

张发奎已经说了，93军是“生力军”，93军都不行，那在衡阳已经损失很大的桂军46军当然也不行了，玩双重标准的话免开尊口

张发奎还有一本回忆录《张发奎口述自传》说得更详细：

因此，蒋先生下令运送三个月的医药、弹药、粮食等供应品去全县。这一切我都不知晓，也不知道全县守军的实力、城防工事的范围等详情。九十三军装备都是精良的美式装备——卡宾枪与冲锋枪。

当然某人口头上表扬张发奎，一旦张发奎批评中央军他就会翻脸不认人，这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就连后来翻译日军战史的专家也指出93军换装了美式装备：

某人否认93军是“美械化部队，装备精良”，只能证明他根本没有多少学识，一旦不能抄别人的东西就要原形毕露。

前面已经说了由于 蒋公不发援兵，导致桂柳会战必然失败，某人在答案里纸上谈兵的提出桂平反击战胜利就可以挽回局势完全是笑话。然而这么明显的事实，某人又非要和我叫板。

那么我们同样可以看看张发奎是怎么说的：

我有信心夺回桂平，然而，我知道即使成功了，如果敌人反攻，我们仍会失败。我希望赢得尽可能多的时间。有人说，我们明知最后会失败还发动对桂平的攻势，这是为了显示我军的威武不屈精神。《张发奎口述自传》

被原答案捧得很高的张发奎亲口承认就算消灭了桂平敌人也是“最后会失败”。某人非要说“可能性要无限大”？脸呢？请问宁的军事才能和张发奎比怎么样？

最后再来看看桂军守桂林的情况，某人非要说桂军守桂林不算坚守

那我们看看日军战史怎么说的

日军明确承认桂林炮战中桂军“发挥了未曾有过的力量”

日军明确承认在渡江时遭桂军猛烈反击狼狈不堪

日军明确承认桂林战役是“凄惨的苦斗”

日军明确说过桂军进行过“顽强抵抗”

有这么多日方史料的段落为桂军正名，某人偏要继续否认桂军进行过坚守战斗，我只想问：“你的良心不会痛吗？”当然人家可能会说：

任凭“精XXX”之流再怎么巧舌如簧，他也不能否认桂军坚守的时间比中央军在全县长的多，也不能否认中央军几乎不战而逃比桂军保存实力严重的多。要否认的话，只能让大家怀疑他是否具备基本的军事常识。

最后他提供的所谓“史料”

首先这份所谓的韦云淞的《桂林防守军战斗要报》无论是二档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还是日军的《一号作战广西》都没有收录，网上也找不到原始出处，只在一些贬低桂军的网文里出现过。我要求“精XXX”提供原始出处，至少是记载于哪本史料集里面的，以便查考，否则我将置之不理。其次，他说的日军史料原文是这样的。

原文说日军缴获了大量火炮，加起来大概有150多门（除去迫击炮还是有70多门），那么桂军到底有多少炮呢？

桂军火炮一共就20多门，日军战史居然吹牛说缴获了70多门火炮，夸张了近三倍，可见这份战报说的俘虏1万3千人也是纯属吹牛，或者是把被抓来服苦役的平民也算上了。证明他否认桂军大部牺牲的材料根本站不住脚。

写完回复，看看“精XXX”之流当初居然还在想法里自吹自擂，脑补胜利：

真是把人逗乐了，话说宁哪来那么多戏？人生苦短，把演戏的时间用来提高自己不好么？

能意识到自己才疏学浅也算难能可贵，关于中央军93军是美械装备和在全县不战而逃的问题，就连台湾国史馆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都予以证明和痛斥，本属两岸公论，无可辩驳。建议某人飞往台湾把国军内奸批倒骂臭，这样才能让人相信他能翻这个历史铁案。

至于拿93军来碰瓷桂军就更属搞笑了，桂林之战被日军战史明确承认为“凄惨的苦斗”，相关截图在后面，93军在哪一场战役中得到日军如此评价？而且93军最后的结局要不要提一下？因为93军余部在贵州军纪废弛，为害地方，被强制缴械和遣散。这种丢人现眼的结局，确实让桂军望尘莫及。

作为台湾的出版机构，在讲国军的时候，国史馆出版的正规著作就是比网络可信度高，引用这种正规历史著作毫无问题。反倒是某人怎么让别人相信他的可信度大于国史馆呢？当然只有亲自去台湾把别人驳倒一途了。

另外大部分历史著作都指出全县是国军的后方仓库，有大量的枪械大炮和弹药，所以93军的美械装备完全可以在全县补充。再结合张发奎等人的证言，93军美械化程度很高这一事实有很强大的证据链，不是某人一句话就能否定得了的。

时间不会说谎，看来 蒋公日记里痛斥陈牧农和93军军官是在说谎了， 蒋公如此残害忠良，建议某人去台湾的同时顺便去慈湖掀棺材板

确实搞笑，我都快笑死了，“凄惨的苦斗”是日军战史白纸黑字写着的，不知道某人如此激动有何意义？建议去台湾的时候顺便再去日本，痛斥人家身为日本人居然里通桂军，良心大大地坏了。更可笑的是某人的一贯作风就是用日本战史和回忆录上的话证明日军被国军打的惨，结果到了桂军就马上翻脸不认人了，果然敢跟中央军作对的都被开除国军军籍了。

？？？这莫不是在逗我？日军进攻桂林，出动了34、37、40、58等三个半师团，而且是攻取要点必须尽快解决的战斗。进攻榕江是任务相对不急迫的野外作战，而且日军也只出动了58师团一个师团，93军还有79军协助，等到40师团出动打败了79军，93军马上就跑了，这也能和桂林相提并论？再看看这位自己抄的资料。

这说的不是很清楚了么？按日军战报，93军正面的还只是一个旅团的兵力。我想知道，某人到底有没有看过自己抄来的资料？

白崇禧要真有这么一出，那也只是给 蒋公添堵的，93军弃守全县在前，军纪败坏在后，保留谁都不可能保留93军了，白崇禧故意提出补充铁定要被撤编的93军，就是告诉 蒋公别动我的31军，你的精锐部队93军比31军烂多了都还在呢。果然被激怒的 蒋公马上撤了93军来堵白崇禧的嘴。

再看看93军溃退到贵州的表现:好家伙，从军长到各师主官都跑了，留一个军务处长支撑门面:

桂柳会战后，新8师随93军撤往贵州。此时93军已成溃军，军、师主官纷纷离队，部队失去控制，官兵群起抵制新任军、师长（当时任命甘丽初为军长，副军长胡栋成兼新8师师长），最后整个军由军务处长胡大章率领流窜到龙里，军纪废驰，勒索地方。 《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八师抗日战争征战记》

再根据贵州地方史料，93军祸害百姓不浅，真不愧是遭殃军:

因该军军长擅自撤退被枪毙后，全军群龙无首窜至龙里。溃兵将百姓家中猪鸡牛羊全部杀光，商人所卖物品也被抢走，每日到县长范子文处要粮，县长无计可施。张到后即出布告，严申对劫掠者就地枪决；另一方面成立干训团，负责收容散兵游勇。因情势过于混乱，张电请何应钦处理方案，获就地缴械之命。 《文化安顺》 抗战专号之三 :伐谋之将张法乾

至于缴械的结果嘛:

1945年1月在重庆的军政部决定将93军残部就地缴械，具体由黔东南战地收容司令部副司令张法乾全权负责……缴械进行了将近4天，除了清缴军械人员之外，还缴出大量掠夺来的财物，足见93军后退时军纪之差。 胡博《抗战时期的黔军作战小史》

1945年1月军政部就决定将93军缴械，2月白崇禧要求补充93军，这还不是出 蒋公的洋相么？而93军在广西和贵州的的战利品之丰富，确实也让桂军望尘莫及啊。某人就不用抄了两句话就跑来挑战历史常识，我都有点心疼你的脸皮了。另外当事人张法乾后来去了台湾，缴械93军还是他非常自豪的一项功绩，记载在他给中研院提供的访问记录里面。

最后我真的建议某些人多读点书，光抄几句话很容易露馅的。

经过这些讨论可以发现，某人费尽心力要洗白93军，但事实证明他对93军毫无所知。那么他哪来的底气弄那么一篇长篇大论呢？还是他自己揭破了谜题:他在自己的奇文里面煞有其事地@了一个完全无关的先生出来，表明他对于93军的全部信息源就是那位先生。然而他没想到93军的黑历史这些关键性信息，那位先生对他作了隐瞒，而他又缺乏基本的信息收集和辨别能力，觉察不了问题。结果等到我一一驳斥，93军种种劣迹大白于天下的时候。别人就都不吭声了，丢脸的就只有急急忙忙跳出来冲锋陷阵的他一个人而已。所以说做人还是要低调。

当然现在回头已经晚了，看来某人准备死撑到底了，我的时间宝贵，不愿意再陪某位浪费生命，就把最奇葩的地方列在最前面，明天再移到文末。

79军的194师就在溶江支援93军，不知道某人叫我找什么？而且鬼子本来就计划了相当长的时间打全县，没想到93军跑的那么快，所以就顺便转入休整了。

我现在才悟到自己是在和一个地图都不会看的人浪费生命。我说进攻93军阵地的是58师团，有他自己抄的资料为证。结果他居然拿鬼子“齐头并进”来杠。就以他自己文中的第3师团为例，文中已经告诉他第3师团进攻的是“桂林东部”及平乐，而他显然不知道平乐在哪里。

我的哥，看清楚，第3师团进攻的方向在桂林东南，和桂林东北的灵川，也就是93军的防区根本不沾边。而且第3师团根本就没打桂林，从桂林东南直奔柳州去了。看来某人眼里的93军人均戴宗+兰博，可以在平乐和灵川瞬间移动并挡住四个师团。

？？桂军抢过，就不能说遭殃军抢过了，这是什么道理？桂柳会战的国军军纪都不怎么样，但抢到被缴械的，就只有遭殃军了，不知道这有什么可强辩的。另外所谓捉贼捉赃，说桂军抢劫很普遍，为什么鬼子俘虏桂军之后没发现什么财物啊？相反93军的赃物是在贵州缴械时候被当场抓包的，这个又要怎么抵赖啊？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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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 《甘肃省军事志》
102. ^ 新华社《评蟠龙镇大捷》
103. ^ 《中华民国军事史略》
104. ^ 《北伐前后地方军阀的生存状态——以豫西镇嵩军为例》
105. ^ 《一号作战之河南会战下》
106. ^ 《西征讨唐(生智)战役述评》
107. ^ 《我所认识的贺龙将军》
108. ^ 《贵州省军事志》
109. ^ 《国民党军事制度史》
110. ^ 《喇嘛王国的覆灭》

最近看中原大战，这场国民党新军阀的大型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阀战争，应该很能说明问题。主要论西北军和阎军，并谈西北军的结局。

阎军给人的印象是情报能力和恐怖的炮兵火力。陇海线上兰封大战，阎军用252门大炮炸垮顾祝同，然后西北军全线反攻。蒋调熊式辉师西进孤注一掷的电报为阎截译并发徐永昌，徐永昌当即要来9个炮兵团，用324门大炮炸垮熊式辉师，蒋军全线动摇。直到蒋得知了石友三秘报张学良准备投奉倒阎，中央军各将领才稳住阵脚。

西北军胜在军事纪律较强，战斗勇猛，能攻善守，战术灵活。兰封攻防战，刘峙第二军团与鹿钟麟所率之冯阎联军对决。右翼孙良诚挖掘宽深外壕，派奇袭部队夜袭顾祝同，给予极大杀伤后迅速撤退。顾祝同尾追而来，却被外壕所阻，在阵前被孙部机枪和阎军炮火杀伤，死伤惨重。反击战中，孙良诚和吉鸿昌部猪突猛进，数度包围陈诚11师，11师伤亡惨重，唯凭优势火力数次突出。西北军还集中骑兵组建骑兵集团军，陇海线战斗正酣之际，郑大章率骑兵集团军骚扰蒋军后方，牵制蒋大量兵力。5月31日夜，西北军骑兵疾驰80里，突然出现在归德机场，烧毁12架飞机，俘虏机师地勤50余人后全身而退。彼时蒋介石正在归德机场附近的火车站车厢内指挥战斗，因未预备开车，连火车头也没有准备。若非西北军骑兵不知情报，历史又是一个写法。

西北军的长处即是阎军的短处。兰封方向反击开始后，孙吉两部进展神速，两翼之阎军则迟迟不动。鹿钟麟要求阎军积极配合，徐永昌说：“我们的军队你还不知道么，叫他们守住一个地方，倒是有些办法；要他们一往直前地进攻，那就不能和西北军相比了。”总体而言，阎军只擅长城市防御，其余一切均不行。

至于其他或大或小的，卷入中原大战的小军阀，徐永昌评价说：“唐生智毫无实力，刘文辉的川军就没有出来过，刘珍年白宝山，那都是骗钱的。”

中原大战中蒋的胜利，并非完全出于军事优势，而是蒋在组织团结度、战略眼光和财政上对冯、阎形成了降维打击。

冯阎关系上，冯部自从1925年以来就吃阎的亏，受阎的骗。1925年夏国民军被张作霖吴佩孚讨赤联盟赶到大同，阎锡山突然截击，国民军落得兵散塞外。北伐胜利、张作霖退出华北后，冯和鹿钟麟韩复渠等出身直隶的将领一直寄希望于重返华北、入主平津，却因蒋从中作梗，被阎抢了人头。北伐编遣会议初期，阎摆出两面人姿态，暗中联蒋，导致冯的意图流产。1929年蒋冯初战失利后，冯不得已亲赴山西拉阎倒蒋，却被阎软禁。这造成冯军上下对阎恨之入骨，阎军上下也忌惮冯部。开战后阎锡山为人吝啬小气，对冯部不肯接济，使得战时两军关系日益紧张。陇海路八月攻势，冯集中最后力量孤注一掷打徐州，却因阎不愿看到冯获得胜利，自动退出济南，山东蒋军得以南下，使冯失去即将到手的徐州，战况自此转折，西北军急转直下。

财政上，冯阎均无法和蒋比拟。

蒋在第一次下野期间，取得了江浙财阀的支持，经济实力雄冠全国。这不仅使得他的军队能获得更多的粮饷和武器，还让他在财政上拥有更多的主动权，甚至能够随意发起银弹攻势，策反其他新军阀的部队。

阎虽然掌握平津两地税收，却因1929年受宋子文的骗，交出了平津两市的经济权力。作为交换，宋答应由中央财政部拨付阎军粮饷，但发了一月就未再付。阎便要求蒋偿还北伐时期山西银行垫付的3000万军费，蒋不答应。经济问题，向来最为阎锡山这个钱铺老板所关心，盖成为阎同蒋翻脸、决心倒蒋的导火索。

冯经济状况最为恶劣，自从其称西北军后就未发过十足的粮饷，导致韩复渠等在战前就被蒋拉拢收编。西北军参加中原大战，为了打下几个富省过好日子，初期顽强拼搏、全力奋战，孙连仲部更是从陕西徒步走来参战，最后解围毫州，重创蒋军。然到后期看不到胜利希望时，西北军却为恶劣的经济状况彻底压倒。冯军官兵多不愿再回西北吃苦，陕西饥荒饿殍遍地更是雪上加霜，最后冯军轻易地在蒋的政治经济军事三重攻势下彻底瓦解。

阎、冯个人的性格脾气和战略抉择也成为左右战局的缓建因素。

阎个人的部署有许多匪夷所思之处，徒增阎军将领之间的矛盾。

津浦线上的攻势，本由阎亲自指挥。然阎热衷于召开扩大会议，大军开进山东后，便只身跑去石家庄开会。津浦线战事，故交由晏城行营主任傅作义指挥。傅指挥第4路军6个军又3个炮兵团在归德苦战击败韩复渠、攻克济南。这时，阎忽然又派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率2个军编第2路军南下，与第4路军组成二四路联军，张任联军总指挥。面对左右的质疑，阎说：“我有多年的经验，你不要管。”，并责成张负责济南的弹药和给养。傅不久打电报来说：“张不发给养弹药”，张则来电：“傅不听指挥”。傅张二人相互攻击，战事迟滞不前，阎乃派左右携带私章前往济南代行权力，却无济于事。韩复渠由胶济路全身而退。后经调停，第2、4路军分头行动，最终分别在胶济路、曲阜等地陷入对峙。

阎视财如命，不但不接济友军，连策反敌军也不愿花钱。八月攻势前，蒋介石调来的上官云相第9军，原是孙传芳五省联军所部收编而成。孙自龙潭战役失败、一蹶不振后仍不忘向蒋复仇。此次找到机会，便伙同原军长王金钰对该部官兵作大量联络工作，致使第9军上下动摇。对于这些情况，阎是知悉了的。如阎抓住机会，以重金发动银弹攻势，第9军势必倒戈。然视财如命的阎不肯掏钱，第9军遂为蒋所用，最终致冯歼蒋主力的计划落空。阎论富虽不及蒋，但策反一个军的财力还是有的。故阎之吝啬，可见一斑。

冯个人的性格和战略眼光的低下同样导致了他的最终失败。

冯向来只知道喊一些救国救民的空泛口号，竖不起能够团结众人的政治理想，仅用北洋时期延续的上下级情谊维系其军队。冯对下属采用家长式作风。北伐胜利后，一些经他由基层军官乃至士兵一手提起的司令、总指挥、省主席，冯对他们还动辄打骂、罚跪，说一不二，冯的将领“连在他面前吸烟的自由也没有”。而这些人如石、韩等，发展到这一地步，愈加渴求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空间，以便他们为所欲为。冯因此和下属产生了裂痕。加之冯的性格反复无常，利益当头之际不论亲疏都不留情面，使得里外都对冯产生忌惮。

冯看问题主观片面，个性又极强，故而有时显得反复无常，有时显得天真无邪。冯的战略眼光和大小决策在整个中原大战期间都令人不敢恭维。

全国编遣会议上，冯一再向蒋示好，天真的以为可以以北伐战功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与蒋平起平坐，共治天下。却不知蒋早已对其产生忌惮。

蒋桂战争爆发后，蒋来邀冯助战。冯欣然答应，却令韩复渠等缓慢南进，作壁上观，待胜负渐分之际取渔翁之利。结果桂军速败，冯不但因韩部动作太慢丧失了夺取武汉的良机，还引起了蒋桂双方的怀疑。蒋更是抓住了韩南进的机会，把他召开汉口收买，使得韩叛冯投蒋，使冯备受打击。最后的局面，是冯弄巧成拙。

阎软禁冯期间，鹿钟麟已同韩复渠、石友三等联络三路攻打太原，且获得了南京何应钦的支持。西北军上下恨阎入骨，一致表示拥护。西北军脱胎于北洋直系精锐的混成16旅，国民军时期受苏联顾问训练，后又经中共完成部分的改造。而阎军之战力，自北洋时期就为北洋团体各军事领袖所看不起，在新旧军阀中都是末流中的末流。故三路讨阎，胜利很有把握。打垮阎锡山后，西北军便能掌握华北，进而有与蒋南北分立的底气。然阎因上述两件经济上被蒋害了的事，以及截译了鹿钟麟等秘谋的电报，亲自访冯并表示联合倒蒋的决心并将其释放。结果，冯又天真得以为阎的合作完全真诚，召集诸将宣布联阎倒蒋，使得鹿钟麟等思想上颇不能接受。又因冯在西北军内说一不二的地位，西北军诸将只得默不作声，对未来局面充满怀疑。须知联阎讨蒋即便胜利，凭两军实力，联合起来（实则貌合神离）也无法完全消灭蒋（蒋势必缩回江南），还要再来对付阎（阎一定保存实力），相比直接倒阎实在是得不偿失。

中原大战爆发后，冯天真地相信阎的态度真诚，逢人即夸赞阎（与编遣会议期间阎到处讲冯的坏话形成了对比）。而吝啬的阎锡山不肯给予西北军良好的补充和粮饷。阎军吃罐头，西北军往往连咸菜都没得吃。尤其孙连仲等部从陕西徒步走来参战，弹药粮草全靠士兵个人携带，十分疲劳，作战的艰苦程度远甚于补充较好的阎军和以逸待劳的蒋军。毫州解围三孙会师重创蒋军后，本应按计划直捣蚌埠宿县，却也无力执行。西北军看到阎军丢在地上的空罐头，往往指天大骂。冯的左右和部下一再指出阎的两面态度，冯也不肯改变他天真的看法。直到津浦线上阎自动放弃济南，致打徐州的陇海路八月攻势最终失败，冯才说：“阎百川这个老弟真不是个好东西。”

冯军在平汉线上对蒋收编的小杂牌军取得了全面胜利。冯的左右和大部分将领的意见，多倾向于在平汉路乘胜追击、扩展战果，迫蒋的小杂牌军们投入倒蒋联盟，进而迫蒋两线不能兼顾，只得求和。然而冯坚持主力东进，布口袋之阵歼灭陇海线蒋军主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结果蒋得知情报，待孙连仲部东调后在平汉线全力反击（加之桂系因中共发动左右江暴动，回师广西），反而造成冯军两线不能兼顾，胜利果实即失。陇海线上，蒋调来上官云相，又亲自赴柳河部署，被围蒋军突出重围。虽然西北军战斗勇猛，以刺刀冲锋与蒋军短兵相接，致使蒋损失惨重，但未能伤及蒋的元气。冯在陇海路上功亏一篑，除缴获蒋军丢弃的一些辎重外，企图完全落空。冯的决定的结果，造成两线均出死力而一无所获，为其左右所诟病。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入关，站在蒋的一边。此时津浦线上阎军已开始向山西撤退，津浦线上的西北军也跟随阎军“自由行动”。而冯此时“尚在梦中”，不断催促阎调有力部队南下作困兽犹斗。对于返回潼关的交通线，也只派了宋哲元两个师在洛阳一带把守。最终的结果不言而喻：冯陷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之中。

战火由编遣会议和蒋“削藩”而始，经陇海线兰封段、平汉线的冯阎军局部胜利，津浦线上阎军克济南，陇海线口袋之战和毫州解围等数次战斗，西北军锋芒已尽，虽数度重创蒋军并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很大的倒蒋声势，但仍无法撼动蒋军的战线。西北军在陇海路发起最后一搏的8月总攻击，蒋则投入刘峙、陈诚等精锐扑向济南。适逢天降暴雨，冯军在一片泽国之中苦战、至徐州既得之际，阎军突然退出济南，致使西北军功亏一篑。汪精卫等对倒蒋事业逐渐冷淡，战争的天平已向蒋倾斜。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入关。10月初，蒋军攻取郑州、开封。1930年11月，中原大战结束，历时5个月，双方投入140万人（蒋军60万打阎冯军80万），死伤共30万，惨烈程度，居辛亥革命后至抗战爆发前全国军阀战争之冠。

蒋介石在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中取得了全面而彻底的胜利，这一仗奠定了他在全党全国全军的绝对领导地位。自北伐以来，他一手摧毁了与之抗衡的新旧军阀，现在更是窃据了国民革命的全部胜利果实。此后直到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胜利的19年内，党内军内在无人能以这样的形式撼动他的领袖地位。

按蒋要求，冯、阎在太原宣布下野。阎宣布赴日游历（实在大连暂避），军队交给徐永昌代为管理，不久，商震、傅作义等有能力的将领脱离了阎的系统，投降了蒋或自立。

冯所部的鹿钟麟也通电下野（当年他到故宫赶出溥仪），吉鸿昌、葛运隆等被蒋委为总指挥。他们为了向蒋邀功，把其他的西北军零星部队都拉了过去。张自忠、宋哲元等也收到了任命状，但未赴职（宋哲元看过后撕毁了任命状）。冯玉祥所组建的，经历了北京政变、五原誓师、北伐战争，曾为革命立下不世之功而又惨淡经营了20年的西北军（国民联军），自此土崩瓦解。

张学良以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职务接管了华北地区，他在战前也获得了双方的邀请，阎锡山许给他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任命，与冯玉祥、李宗仁平起平坐。选择作壁上观的他这次受益巨大。但随后冯玉祥鼓动的石友三叛乱给他造成了意料之外的麻烦。然而更加始料未及的是，短短一年后，他将未放一枪、仓皇失措地逃出父辈起耕耘至今的东北三省，任由东北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沉沦。但他收编的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部组建的29军，将在3年后踏上长城抗战的战场。全面抗战爆发后，出身西北军的部队仍然发扬他们英勇善战、纪律严明的优秀传统（孙良诚、石友三等败类除外），与侵略者殊死搏杀。8年后，仍是徐州，29军沿革而来的77、59军参加了血腥的徐州会战；18年后，还是在徐州（具体地，是徐州以北的贾汪和台儿庄），还是一场60万打80万的旷世决战，59、77军编成的第三绥靖区在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领导下起义，徐州门户洞开。当年在陇海线上指挥蒋军第二军团与西北军杀进杀出的福将刘峙，此时惊慌失措，急调曹家集李弥兵团回防徐州，黄百韬兵团在碾庄陷入孤立，孙元良、邱清泉纷纷开拔。而奏响徐州十字架最后决战的那位战神，此时还在立三路线的错误领导下，率领那支年轻的军队苦战在长沙城下。

中原大战落幕后，不可撼动的胜利者——蒋介石没有进行细致的善后工作，而是整顿队伍，积极部署并于1930年12月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战争，与他毕生的宿敌开始了第一次对决。其结果，“分兵多路、长驱直入”的蒋军付出了9000多人的代价，中路总指挥张珲瓒被俘，在群众大会上被愤怒的苏区人民打死。埋葬了旧时代军阀的蒋介石并没有因此丧失太多信心，此时的他还不知道，最终，他也将作为旧时代的一个部分，被那个代表了未来的人所埋葬。

要看哪类杂牌，也要看在哪打，也要看跟谁打。

阎锡山弱到被晋察冀的华北部队拿来找自信，但太原防御战又是国军在解放战争打得最出彩的城市防御战。

至于没家的西北军和东北军，不阵前跑酷就是烧高香了。然而这俩抗战偏偏又打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