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宦官权倾朝野操纵国家大权，唐朝后期宦官甚至可以杀死皇帝，为什么明朝宦官却威胁不了皇帝的位置？ 第1页

表面的原因：唐代的宦官掌握中央禁军（神策军）的兵权，而明代的宦官则没有。但这表面的背后要涉及到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

唐代是从魏晋门阀政治（贵族政治的一种变种）到宋明官僚士大夫政治（就是现在很多讲的文官集团）的一个过渡期，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就在于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结构或权重配比的不同，前者是皇帝与贵族共治天下，而后者则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顺便提一下，士大夫这个概念在魏晋时指的是上层士族，而不是后世通过科举出身的官僚。

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结构上去讲，皇帝与贵族之间的权力对比和皇帝与平民出身的官僚士大夫之间的权力对比，两者之间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君主专制的加强。像东晋的司马睿登基的时候要拉着王导共同接受朝拜，这在宋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贵族是依靠自然的血统来维系自身的权力，这种权力和皇权有某种同质性，他们都是世袭权力，而官僚的权力和皇权是不同质的，它是一种非世袭性的权力，而要依赖于这个国家本身的某种体制比如科举制度。在魏晋初唐的时候，皇帝和官僚之间的关系是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关系，而在宋明，则是董事长和打工仔的关系。所以文官集团可能相对于皇权有某种独立性，但他无法相对于这个国家的体制具有某种独立性，因为他是依附于这种体制之下的，而依靠自然的血统而获取崇高地位的贵族权力，他们不仅相对于皇权具有某种独立性，他更是相对于体制本身也具有某种独立性，因为它所依赖的是自然的血统。

所以从这点上去看，股东之间的权力变更和打工仔推翻董事长，这是有本质的不同的。所以朝代更迭的方式，在魏晋隋唐它更多体现为禅让，股东联合起来换一个大股东来为自己的利益代言，从隋到唐，只不过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代言人从杨姓变成了李姓，而在宋明，就再也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更迭政权了，它只能灭于外族入侵或者底层的暴力革命。

贵族政治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某一个血统的宗族的声望和名誉，袁绍一个仓皇逃出董卓的魔爪的手无寸铁的一个人，他振臂一呼，转眼间就成了讨伐董卓的盟主，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就是因为他的宗族拥有崇高的声望。所以声望这个东西是可以直接和权力包括军事实力相转换的，作为君主，如果无法获取这些在社会上具有崇高声望的士族的支持，他的统治就没有根基。

那么在贵族政治之下，皇室如何获取这些士族的支持呢？婚姻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手段，我们看唐代包括魏晋时期的皇后，几乎很少是出自于平民百姓的家里的，李世民就曾试图用联姻的方式笼络并不支持他的山东豪族，他派魏征这个山东士人去安抚河北，其用意也在于此。司马睿为了获取江东士族的支持，其用心也可谓良苦。

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要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唐代更换一个皇帝和宋明之时更换一个皇帝，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科举制度的出现，就是皇权试图打破传统士族的垄断地位，从而削弱他们，加强皇权。皇帝和士族的关系是，皇权既需要获取他们的支持才能存在，但同时，这些豪族的权势又时刻威胁着皇权本身，唐代就是这两者的关系一个过渡期，经过唐末的动乱，到五代的军国专制的皇权的打击，中国传统的士族门阀政治到了宋代是彻底终结了，此后 就进入了平民士大夫的官僚政治的时期。

回到唐末为什么太监可以频繁更换皇帝的这个问题，因为唐代的皇权的统治基础即传统的士族门阀，在经过君王持续压制和打击之下，已经走向了没落，唐初的统治基础，关陇的军事贵族集团已经彻底瓦解，在权力争夺中，皇权的胜出导致他们已经没有实力支撑他们的利益代表即皇权，但皇权战胜了传统的士族门阀，他们同时也瓦解了自身的统治基础，一个孤立的皇权此时就凸显了出来，导致太监这样一个低贱的阶层一旦掌握了中央禁军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它玩弄于鼓掌之间。

到宋代的建立，赵匡胤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在门阀士族政治不在的时候，如何重建皇权稳固的统治基础。他通过收归兵权，强干弱枝，分解相权等等各种手段，稳固了皇权，中国从宋代开始真正进入了一种文官掌握国家政治的时期，这些通过科举出身的平民，他们没有任何权势背景，完全依附于这个国家的体制本身，再没有什么能有实力来挑战高高在上的皇权。与此相应的就是在帝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一种儒教意识形态开始真正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伦理观念的垄断地位导致篡夺皇位从根本上失去了伦理和道义上的支撑，从而在更深的层面加强了皇权的稳固。这就是为什么明代太监完全受制于皇帝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