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句话是否有道理？ 第1页

这句话能流行，是因为多数“读书人”没啥逻辑。

证明如下：

1，「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句话是读书人写的，具体谁写的，已经有其他答主考证，不再详述。

2，读书人深入交往的，可以推心置腹的人，也是读书人，而不会是屠狗辈。

3，由于第二条可以知道，能背叛或者背刺读书人的，大概率只有读书人，而极小概率是屠狗辈。没有屠狗辈背刺读书人的原因，不是屠狗辈“仗义”，而是屠狗辈进不了读书人圈子，没资格背刺。

4，在古代，屠狗辈看读书人的时候，是一种仰视的视角，因此会有自卑和跪舔的冲动，来跟读书人老爷套近乎，“与有荣焉”，因此即使是外围的屠狗辈，背刺读书人的概率也很低，而且很可能被读书人老爷疯狂报复。

5，由3和4可以推断，从读书人的视角来说的这句话，是有选择性偏差谬误。

6，选择性偏差谬误能够流行这么久，证明多数读书人没逻辑。

证明完毕。

按现在的话说，就是 “诚实都是农民工，犯罪多为城里人”。那是古代的“政治正确”，没人敢反对，也没人会相信。

这句话的历史背景， @殷守甫 介绍得很好了，我在这里补充一个侧面：如果以婚姻稳定性来作为「负心」的一个尺度，那么应该是「负心少有读书人」才对。

「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句话，其实开始说的不是情感话题，而是泛指道德操守。然而，在今天却常被用于评价人的亲密关系，在这里就只讨论这一个角度。

有一系列研究表明，离婚率和夫妻一方的受教育水平成反比。美国一项针对婴儿潮时期（1957 - 1964）出生人口的研究表明，50% 未完成高中教育者经历过离婚（截至 2013 年），而对于有大学学历者来说，经历离婚的概率为 30%，虽然依旧很高，但至少显著低于前者。（来源：Alison Aughinbaugh, Omar Robles, and Hugette Sun, "Marriage and divorce: patterns by gender, race,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Monthly Labor Review,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October 2013,https://doi.org/10.21916/mlr.2013.32.）

PEW Research Center 的统计则表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更容易维持一段长期婚姻。 2006 - 2010 年针对美国家庭的调查数据表明，有 78% 获得了大学本科学历的女性能够维持一段超过 20 年的婚姻，而对于大学未能毕业和没上过大学的女性来说，该数据只有 49% 和 40%。（来源：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5/12/04/education-and-marriage/）在我老家（又黑公务员省），有一种说法认为高学历女性不够「踏实」，但数据却雄辩地提供了相反的依据。

基于英国家庭情况的统计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上图展现了婚姻各个阶段的离婚风险，横轴为婚姻持续的时间，纵轴为离婚风险。可以看出，接受过较高水平教育的女性（最下面的一条虚线）在婚姻的各个阶段离婚风险都保持最低。（来源：Diederik Boertien and Juho Härkönen, "Less Education, More Divorce: Explaining the Invers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s Education and Divorce",Stockholm Research Reports in Demography 2014: 11)

如何解释这一数据？以上提到的几篇统计报告和论文给出了多方面的解读：拥有较高学历者能够提供更稳定的居所、能够养育更健康的后代、能从工作中获得更大的幸福感、双方各自父母也有更加稳定的家庭生活，诸如此类的因素共同提升了婚姻的和谐程度。

同样用中国一句老话来说，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如果只读图的话未免可惜。

提到了一点，这是是明代曹学佺的对联。这里提示我们，这两句话是以明清社会为背景的，换而言之，这其实是明清许多社会风貌的一个缩影。当然，这个时段我读过的文献实在是非常非常有限，只是说一些印象。

明中期以后，商业城镇已经非常发达了（De Weerdt, 2013）。江南自然如此，新近的许多研究表明，在四川、陕西（Ong, 2008），乃至边远的云南贵州（Yang, 2008）等地，都有许多新兴的市镇涌现。相应的，城镇中的许多产业也就发展起来。

肉食品加工业（屠狗），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新兴的城镇居民，这些肉食品加工业的个体经营者（屠狗辈）并没有许多的资金。他们的生存或者说势力，更多的来自于他们社会关系，以及他们的公共形象。在这其中，仗义，是他们行为准则的一部分，是他们的社交关系的纽带，也是他们获得同侪认同的核心。这种纽带和认同可以迅速地转化成权力，当然，也许，在文人写成的小说中，这样的屠宰者会以恶霸的形象出现。无论如何，做一个仗义的人，这不仅仅是一种内心的道德冲动，更是一种适应新的生活的需要。

而这一时期，读书人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大体南宋后期以后，由科举而入仕变得越来越不现实（Chaffee, 1985），但有趣的是，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把他们的子侄投入到科举大军中（Ho, 1962）。这里便有一个问题：这些家庭到底是怎么考虑的呢？明明不太有希望，为什么要投资自己的子侄去参加这样一场考试呢？近来的学者们似乎认同以下这样的观点：即，推送子弟参加科举本身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即使不能高中进士，能获得一个举人乃至秀才的头衔也足够好了。这一文化身份可以帮助整个家族在地方上获得更大的威望（Elman, 2013），甚至，和地方官建立多一重的联系。换而言之，让子弟参加考试，是地方精英家族们竞争地方控制权中的一个环节。

因而，这些读书人、这些秀才们，就势必为另一种伦理所左右了：家族的生存与发展。对他们来说，保全自己有别一种意义。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整个家族推送出来的一手棋，如果因为一时冲动、仗义出手，固然在某时某地赢得了一种名声，但这种声誉却无助于家族的长期发展。因之而断送了科举的前程，也就辜负家族的诸种投资了。换而言之，在这个阶段，他们的伦理是以自保为中心的。但这也会发生改变。如果一个读书人考上了进士、做上了京官，那么，情况就不同了。尤其在明代，他需要能够在君主面前坚持原则，甚至不惜以主动挑衅的方式，吸引君主的惩罚，甚至不惜为此牺牲生命。这样，他获得的好名声是具有全国性的，他会被作为道德的楷模传颂，他的家族在其所在的地方上，就会获得别一种尊重。他，也就完成了家族交给他的使命了。

这其中的社会背景决定了，仗义是屠狗者的行为准则， 而苟且定义了秀才在许多公共生活中的角色。

要之，曹学佺的对联是以明清社会为基础的，也是明清社会的一个窗口。其他时代其实未必然。比如今天，读书人依然无行，屠狗辈也失去了往日的仗义。为什么呢？来吃狗肉的多半是游客，以后就不会来了，能斩一刀是一刀，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了。

可以补充的是，在这个回答中，我主要采取了两种社会科学的视角，所谓“符号互动”，所谓“理性选择”：我假设了每个行动的单位（人或家族）是理性的，我假设了他们是在互相的认同中理解自身的。因之，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当然也有其局限。我们需要更多的史料来丰富各中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