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与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对经济民生的影响有哪些不同？ 第1页

写的估计大部分人看不懂，我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讲讲吧。

简单的以房地产为例。中国地方政府近一半的收入来源是出售土地，这实际上就是对房地产的生产环节征税，属于一种间接税。欧美大部分国家地方政府虽然主要税源也是房地产税，不过房地产的流通、生产环节税收份额比较低，大头是对房屋所有人直接征税。

介绍了简单的背景知识，据此我先谈谈不同的房地产税制对财富分配的影响。中国地方政府50%左右（甚至更高）的税源是来自卖地，对房地产生产环节征如此重的税，房地产商自然而然会把这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对购房者的分析，先忽略投资性购房者和城市为新婚购房的年轻人，仅谈间接税种城市新移民的影响。

无论按哪种统计口径，中国城市化率都在50%以上，每年也有1%左右的人融入城市。一方面城市公共服务（财政）主要来源是土地出让金，另一方面购房主力之一是城市新进人员，因此每年这1%的城市新移民，都为城市提供着与其人口比重不相称的税源。如果中国地方政府像大部分欧美国家政府一样，向所有房屋所有者征收1.5%的税，这显然会降低农村人移民城市的难度。因此中国税制对城市新移民是极不友善，不利于中国城市化进程。

如果新旧市民前后都是通过购房融入城市，那么这至少是另一种公平。问题的关键是，有大量的小产权所有者并没通购房向政府纳税。根据华生的研究，深圳、西安小产权房比重在30%左右，可见其比重之高。尤其是城中村的小产权房所有者，他们享受了城市化进程中公共建设带来的福利，可几乎没承担相应的税收。如今许多老城中村已经以门面和出租房为主了，村民坐拥土地升值带来好处，如此无疑加大了中国的贫富差距。

同样，由于政府几乎不直接对房产征税，那么持有房产就只有资金成本，而没有税务成本。由于中国银行贷款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大部分普通百姓唯一能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就是房贷，因此房贷越多，实际上享受的政府补贴就越多。前面说了，中国百姓持有房产往往只有资金成本，而资金持有成本等于（利息-通货膨胀率）。贷款利息低，通货膨胀高，因此即便不考虑房产升值的因素，房地产也会成为中国百姓投资的主要途径。

同时，中国的存款利率过低，而中国百姓普遍认为物价指数（通货膨胀）增加很快，因此老百姓都在找投资渠道对抗通胀。由于持有房地产免税，投资实业却要交各种税，加上房地产的升值前景，自然大家对投资实业就会缺少热情，而选择投资房地产。因此根据统计，房产占中国居民资产比重的60%，比大部分国家高10%左右。房产比重高，相应的各种金融产品的比重就会比较低，这代表实业融资难度比较高，这便是间接税为主对私人投资的影响。

上面提到城中村带来的收入分配问题，这里再从公共投资的角度谈谈。由于政府没有从城中村获得足够的税收，因此政府自然不会对城中村提供相应的服务，其典型就是学校。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同一个区域甚至会有两所学校，其中一所是给当地城中村子弟上的，另外一所是给购买商品房居民孩子上的。相比于前者，购买商品房孩子上的学校往往学校更好，政府投资更多。城中村居民虽然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但显然教育、治安等公共服务的缺乏，也降低了其房产价值。

如今中国经济困难，社会矛盾重重，包括城市化进程缓慢、实业困难、财富分配不公，显然通过转化房地产税制，就可以很好的缓和这些矛盾。同时总有一天，中国的城市化率会达到80%，中国居民投资的房产过剩，二手房的交易量也会远大于一手房，此时中国地方政府还在土地上打主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此无论从缓和短期社会经济矛盾，还是从长期打算出发，中国房地产税制变革都有相当大的正面意义。那么为什么政府不进行税改呢？

问题就在于征税成本。在房屋的生产环节征税，政府只用和房地产商打交道，而对房屋所有者征税，就要对千千万万的业主打交道。即便忽略业主的抵抗，显然从政府征税的人力成本出发，后者成本也会太高。这还只是明面上的帐，要知道对所有者征税的灰色空间，要比对房地产商征税大的多。从土地征税，政府可以通过拍卖直接相对透明的获得税收，中央甚至可以通过测绘获得非常直观的土地信息。对房屋所有者征税就必须一房一房的估值，因为房屋南向和北向，一楼和二楼的价格就不一样，这中间税务人员有太多的操作空间。

如果政府想减少税务人员的灰色空间，对房产有客观的估值标准，就必须依赖大量的二（一）手房交易信息，因此对房地产征收直接税的重要前提，是存在成熟的房地产市场。可中国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才是从2000年后成型的，大部分地区土地交易的市场化要到2006年以后了，距今不过10年。比如如今虽然上海、北京的二手房交易量已经超过一手房，房地产市场早已成熟，其中北京去年二手房交易量交易量近20w套，可同年西安的二手房交易量最多2w套。这还是西安，中西部许多县市级城市房地产业2012年左右才迎来第一波投资高潮，这些地方之前怎么会有像样的房地产市场？

因此横向来看，北京、西安和大小县城对政策的需求不一样；纵向来看，几年前对土地直接征税，对部分地区都是避免腐败和税收成本过高的有效手段。如今这套制度就面临巨大的压力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发展的太快，制度需求几年一个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