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你的经历来看，什么时候感到做一个中国人很幸福？ 第1页

2002年的暑假，我还是个军校生，刚上完了大二。

那年暑假是在武汉上游长江大堤上面度过的，作为抗洪战备部队。整整两个星期，天空中一丝雨都没有掉下来过，却也没有彻底的晴天，这种天气最难熬，闷热。太阳时不时从厚厚云层的缝隙里露出身影，把金黄色的光带投到长江江面上。站在大堤上面视野很开阔，一眼就能望到很远的地方，黄昏的时候太阳会把云镀上一层金边，非常的好看。

极目楚天舒。

然后就是一天最难熬的时候了。

一整天蒸腾的水汽会把整个空气弄得跟浆糊一样，糊在你身上挣也挣不开，躲也躲不掉，就那么坐着不动，汗水也会悄无声息的从你身上每一个毛孔不停的往外钻，然后汇成股，把军用白背心黏腻腻的贴在你身上。整个脑袋都是迷糊的，人感觉就像泡在不会让你窒息的热水里面一样，看东西都有点看不清楚。

然后就是新闻联播，必须看的。大家不得不坐到一起，但是又得离开一定距离，免得别人身上的热浪扑到自己身上。我们主要是关注两个事情：一个是全国的天气，一个是体育比赛。看完新闻联播后面的全国天气，大家忙不迭的跑出军用帐篷，趴在窗户外面看体育频道。里面呆久了确实受不了，太热了。

帐篷门口挂着一个横幅：严防死守，滴水不漏。队长是参加过98抗洪的老兵，在长江大堤上扛过沙包，身为游泳好手还从水里捞上来好几个群众，其中包括他现在的老婆，我们叫嫂子。他把洪水说得非常严重，说洪峰非常吓人，叫我们这些新兵蛋子都警醒点，千万不可以出任何问题。虽然也是在江边长大，却是在上游，我对洪峰这个东西并没有什么概念。据队长说，洪峰来的时候，江里面一个浪花，水就涨一点点，眼看着就要漫过大堤了。他那时候带着他的连队玩儿命的扛沙袋，大堤上非常滑，有人跌倒了，旁边的人根本就不管，把他的沙袋夹起来继续往上走。多扛一个沙袋，大堤就安全了一分，而大堤后面是千家万户的安居乐业，作为一个战士你没有资格去顾自己、顾战友。

他站在我们面前，挥着手伸出一根食指，指着我们脚下的大堤，斩钉截铁的说，死也得死在大堤上！

作为军校生，虽然名义上已经算是个战士了，但是总免不了一个大学生的懵懂，我那时候还并不明白“死也得死在哪儿”是什么意义。但是我确实被队长说的东西吓住了，时刻等待着洪峰的到来。

我们睡的帐篷里面总是堆满了附近老百姓送来的琳琅满目的慰问品，从泡面零食到西瓜李子，应有尽有，却没有人有任何食欲去碰一下。还有一个大麻袋，里面是情书，附近女青年送来的小情书。有98抗洪经验的队长严格执行了纪律：不得与驻地女青年谈恋爱，但凡看过情书的，抗洪期间严禁请假外出。

很快所有人都不得请假外出……

我们对队长这种棒打小鸳鸯的行为十分的不理解，凭什么你老婆就是你从洪水里捞上来的？他刚开始说这是纪律，纪律就是纪律，纪律没有为什么。后来被缠得烦了，脖子一梗，眼睛睁圆了就嚷嚷，“等你扛过沙袋，浑身的皮都晒得稀烂，黑得跟煤球一样，还能看上你的才是真爱！”

没人吭气了。

唯独只有二楞可以外出。他就是武汉本地人，他理直气壮的跑去找队长，他说就算他在本地谈恋爱那也是在老家找女朋友，合情合理合法合规。于是那天他跑了，丢下一帮子兄弟自己跑出去逍遥。那几天形势其实很紧张，武汉这一片虽然没有下雨，但是上游一直在大雨倾盆。大堤上虽然苦，但是兄弟们一起苦，凭什么你二楞一个人跑去逍遥快活？

那几晚上我都没怎么睡着，一方面是担心洪峰，一方面是确实太热太热了，躺在凉席上面，身下很快就是一个人形的汗水印子。好多人都睡不着，就跑到长江大堤上面去坐着，时有时无的月光洒在长江上面，能够看到江水在汹涌，在翻腾。“洪峰”到底是什么？会不会其实就在我们面前？下一刻钟我们就得像队长他们那样玩儿命扛沙袋？我们不知道，只有长江上面偶尔飘过来的一丝凉气，让我们从里到外都是一阵舒爽。

所以我们对二楞都非常窝火，凭什么你小子就跑回家去了，在这个节骨眼上？

那天晚上二楞回来了，带着满满一卡车的大冰块。他爹是附近开冻库的，他让他爹冻了好多结结实实的大冰块，一个帐篷扔了好几块。但是我估计这小子其实也抽空跑去看了小女朋友，良心发现给兄弟们带冰块回来了。抱着凉飕飕的冰块，大家对二楞的怒火顿时烟消云散，欢天喜地的把冰块搬回帐篷里。门窗户一关，整个帐篷立马就成了冰凉的天堂，汗水嗖的一下自己缩回了毛孔，整个人都恢复了正常。

二楞说他爹以后每天傍晚送冰块过来，至少睡觉没问题了。

我说你就不怕洪峰来了啊？

二楞怔了好一会儿，用看傻子的目光温柔的看着我。

“你还真的被队长唬住了啊？”

“那当然啊！”

“三峡大坝都修好了，哪儿来的洪峰……”

当天晚上我觉得浑身都充盈着幸福感，美美的抱着一整个西瓜用勺子挖着吃完，然后搂着凉丝丝的冰块黑甜黑甜的睡了一觉。

如果往回走10来年，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医学院，经常跟着老师们在临床学习。我们看到的患者很多是这种面貌：衣着朴素，满面焦虑，在弯弯绕绕的医院走廊里小心翼翼地问路，惴惴不安地询问医生自己是什么病。很多患者是拖家带口地来医院看病，背着一个很大的麻袋，装着衣服、洗漱用品和打地铺的被褥。

在门诊，很多患者，尤其是偏远地区、贫困地区的患者，总是肿瘤、感染等病变拖到不能再拖，忍到不能再忍才会到医院就诊，而且往往选择最便宜的治疗方案，只求能够缓解病情就可以。有时候一些患者根本不敢询问做手术的费用，也不敢奢望用更贵的药物。一些老人在得知手术费用后，只能茫然地张着嘴坐半天，然后木木地走出门诊——因为贫困，只能放弃治疗，甚至不敢奢求开一些疗效较好的药物。

一个才四十出头的妇女，因为乳房流脓、出血、肿胀，因为农忙和照看孙子，一直拖到秋后攒够借够钱后才来医院看病，经过检查乳腺癌已经转移全身。但是因为没有钱做手术，只拿了一些止疼药和抗生素就原路返回了。当妇女听到手术费用的时候，眉头拧成疙瘩，眼泪直打转，久久不说话，最后叹了一口气，决定放弃治疗。我觉得那一幕每次回忆起来都会很心痛。

还有老嗲嗲和娭毑做检查的时候，从钱包里翻出来一摞用橡皮筋系着的毛毛钱，仔仔细细数上几遍缴纳检查费。更不敢说手术费，大概都是东拼西凑的。很多医生遇到这样困窘的患者，会想办法用最便宜但有效的药物，尽量减免治疗费用。住院做手术一次，对于这些贫困、偏远地区的患者，就是压上前半生的积蓄和后半生的劳力，甚至是子女的终生。

走廊里到了晚上就会有打地铺的外地患者，因为舍不得钱住旅馆，只能守在患者身边或找个角落凑活一晚。如果晚上没有留意被人偷了看病钱，简直就断送了一家人的希望。

但是近十年，以前这种就医难、大病返贫的现象已经逐步好转。

随着国家对公共卫生事业的大力投资，很多疾病都开展了医疗知识普及，每年医疗团队的脚步踏遍祖国各地，只为了保障偏远地区人名的健康。比如一些医疗落后地区，糖尿病、风湿病、妇女儿童保健等，都会开展定期的义诊活动。一些大型三甲医院与县级医院建立远程医疗合作关系，小病就在下级医院治疗，大病就会转诊到上级医院，医生早已经通过远程了解了患者 的病情。

比如我们科健康扶贫对口支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人民医院，每年都会组织志愿者开展义诊，帮助龙山县的患者。我们科的医生定期到龙山县指导医疗工作，如果龙山县医院有危重症患者，直接就能转诊过来，保障了患者的健康。

因为医保，很多贫困地区的患者经济压力大大减轻。这与医保的大力宣传和推广有关，也与人民群众收入不断提高有关。很多患者已经能够在疾病早期就开始接受治疗，而且也有能力承担治疗费用。

虽然还是有人看不起病，还是有人觉得就医体验很不好，但是我们的政府已经在医疗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努力，而且还有决心继续推进医疗建设。目前我们还面临很多问题，如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转诊制度不完善、医学生培养年限过长等问题，但是我们相信中国已经做得比大多数国家都好了。

比如去我们医院每年都有去非洲提供医疗援助的队伍，在非洲很多贫困国家，接种疫苗根本是没有听说过的事情，儿童的夭折率很高。由于卫生条件差、人民教育水平低，很多小城市甚至没有像样的医疗机构。首都或大城市会有好一点的医疗场所，但是只有经济能力比较好的家庭才能承担医疗费用。我们援非的时候，在手术室里有时候要面临断电的困境。

这里是我的同时援非（塞拉利昂）的时候写下的手记，因为援非算是与非洲结缘，所以这个手记叫做——《缘非日记》

虽然我们手术室条件也经常挺艰苦的，不过比起去援非的同事还是好太多了

很多人曾经问我，手术室护士是不是就是递个钳子剪刀什么的？很多人曾经问我，你每天看到开膛破肚血糊糊的怕不怕？恶心不？也有人说你们每次碰到大手术做一天吃不上饭怎么办？……

今天，卡鲁院长和彭医生要为本院一位护士手术。他昨天找我谈，问我今天是否可以开这个手术。对此，我很感谢他会想先问我一声，因为我之前跟他说我把手术室所有房间整理好之前我不想开手术。但是最后卡鲁说今天这位麻醉师很难请到，只有今天有空，而彭医生也说病人十分痛苦，再拖下去恐怕不行…我真的没得选，只能尽最大努力保证最起码的要求。

早上，我换好衣服在手术室等器械消毒，一位穿着便装的男子直接冲进来了，我立刻拦住他问他为什么进来，并告诉他这里是手术室不可以随便进来。结果，他告诉我他是那位受邀过来的麻醉师。并马上同意我的说法，说是的，手术室是应该这样不允许别人随便进出。他以前来过这里，所以换好衣服他就去了手术间。到了手术间他对我说，看来这个房间被整理过了，这才像个手术间，非常好！对此，我才觉得自己昨天折腾一整天不是一名家政服务员——将手术间保持整洁并不是为了好看，而是大家可以更方便的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且在此基础上提高工作效率。

其实，我也害怕非洲的各种疾病，更害怕自己万一在配合手术的时候遭遇职业暴露，真的非常非常怕！但是，我没有选择——Tony跟Ruth从来没有上过手术，连外科洗手都不会，连输液瓶空了换一瓶液体都不会，一个不留神就整个背对手术台或者器械台造成污染……连护士学校都没上过……所以我真的没得选择，为了将感染风险降到最低，我只好站在器械护士的位置，并邀请守根帮我做巡回护士帮我在台下守护病人和补充台上的物品。所以，守根一直陪我们守在那里一整天，帮我们忙东忙西衣服都湿透了但毫无怨言。我其实也非常过意不去，好吧，奖励芬达一瓶！

消毒器械停电三次，每停一次电我又要重新消毒，每次几十分钟到1h…手术没有电刀，主刀只有彭医生和卡鲁院长一助的配合并不默契，麻醉效果不理想，患者腹腔粘连十分严重，多发子宫肌瘤伴子宫畸形，手术当中停电………最后国内前后1.5小时的手术我们从早上忙到下午四五点（还不带昨天一整天就为了拼凑器械和整理手术间）…术前准备充分、术中没有掉落器械、整个手术器械敷料完全对数，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没有人遭遇职业暴露，我也真要学他们一样说声，上天保佑！

有人认为手术室护士是递个钳子剪刀，我想说你看到的每一个动作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并不是说我把钳子给医生就好，而且如何要将这样的标准动作和医生的默契配合发挥自如是跟台下十年功一样的道理。有人认为手术血腥、可怕，一个女孩子怎么可以直面这样的场面，我想说当你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当你尊重患者的生命你眼里看到的并不是血腥场面而是带他脱离危险，而且，你怕的并不是那个血腥场面，而是怕自己不够专业遭到质疑！有人说，你们大手术整天吃不上饭怎么办…我认为手术室的人最痛苦的并不是做大手术吃不上饭，而是整个手术团队受饿受累辛苦一整天却依然得不到想要的结果，那真的是最痛苦的事情！

最后，和队里一起晚餐，大家都很关心问我今天感觉是否还好，都很怕我会受伤，谢谢大家，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

在塞拉利昂开手术，让我感受到什么是步履维艰。真的操的是卖白粉的心，看到的却是卖白菜的效果…外加连续一周满身黏糊糊的用小半桶冷水洗头洗澡洗衣我们都欲哭无泪了！神呐！救救我们吧！

很多人说，美国、英国的医疗条件比中国好很多，而且是免费的。如果你读过之前刷遍朋友圈的“美国求医亲身体验”，就会知道这种免费只针对“耗得起”的人。

我们的医院24小时待命，我们的 医生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和陪伴家人的时间投入患者的救治，我们的患者从入院到出院历时比大多数发达国家就诊时间要短很多，我们的人均寿命不断增长，这有很大一部分是医疗的贡献。

这里分享一下我们医院医护人员工作的日常——

现在4G网络已经极大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就诊方式也加入了这个潮流，大家能够在手机上完成预约、挂号、支付和查看检查报告，不用再像以前连夜去抢号，到处找黄牛了。5G就要推出来了，不知道那时候又会有什么翻天覆地的新变化。

袁隆平嗲嗲希望每个人都能吃饱，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看得起病，在就诊的时候体验更好，都能开开心心回家。

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老外讲话最有趣。

大右派福山90年代初搞出了历史终结论，扬言西式民主将终结历史。但是这几年他在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来了一个180°大转弯，他通过观察中东乱局和美国的两党乱象指出良政而非民主才是目的。

“回顾从《历史的终结？》一文发表到现在的时光，我们得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开始，那就是2014年已然不同于1989年。”9月初，福山在为《华盛顿邮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感叹。那时距离他的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正式发行已不到一个月。那时的福山还在撰文分析美国政治制度日渐腐朽的原因——分权制衡的传统越来越严重和僵化。政党分歧尖锐，分权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而是给了利益集团和政治活动组织过多的话语权，未能体现美国公民的意志。美国《大西洋月刊》说，在福山看来，美国有太多的政治玩家——法院、国会内各委员会、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美国医学会等特殊利益团体、独立委员会和监管机构——获得了否决权，“但有权做实事的机构太少”。

　　“福山现在承认使自由民主制度奏效是何其艰难。”这是英国时政周刊《新政治家》10月9日一篇文章得出的结论。文章说，福山的《历史的终结？》1989年在美国保守杂志《国家利益》发表后不久，柏林墙倒塌。当时，他年仅36岁，还是一个相对不为人知的美国国务院政治规划小组成员，但他的观点迎合了西方的必胜信念情绪。到苏联解体时，他的看法似乎已成为“先见之明”。此后，他很快离开政府部门并签署一份协议：书商开价60万美元要求其撰写首部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只是这次已去掉了问号。但当福山撰写《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时，他的思想已从《历史的终结》中走出：首先，他体会到行之有效、负责任且不受个人影响的机构对自由民主的重要性，而且非常难以创建，不再相信所有国家都将不可避免地终将成为自由民主国家。其次，他已经懂得，即便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成熟民主国家，也可能经历政治衰落过程。

啊，真是天下无人不投共。

福山的论点其实通俗易懂，他认为美国两党正越来越走向极化，以互相否决而非提出建设性意见为主要任务，甚至导致政府停摆。

福山是对的，14年以来，情况更加严峻而非缓解了，特朗普和桑德斯的崛起所代表的是中产阶层的衰落导致选票向左右两极滑落，原先民主党和共和党重叠的情况再也不复存在了，现在最右的民主党也比最左的共和党要左。

两党互相否决对方的政策，导致富有远见的项目不断搁浅，而民粹倾向抬头。

克鲁格曼也从另一个角度指出西式民主的问题，他的新书《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中有一个章节是：就做一天中国。

如果需要的话，中国领导人可以改变规章制度、标准、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这些议题若换在西方国家讨论和执行，恐怕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美国从1973年就开始了将汽油去铅的进程，但直到1995年才基本实现了全部汽油的无铅处理。而中国决定于1998年开始实行无铅化，1999年新标准已在北京地区试行，2000年实现了汽油无铅化。美国从1975年就着手制定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32年后才取得重大进展。而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国于2003年开始将轿车、卡车的经济燃油标准提上议事日程，结果，该标准在次年即获得批准并于2005年开始实施。”
最后他感叹道：“我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标准。一旦上级颁布命令，我们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难以迅速做出重大决策）。
“要是我们可以做一天中国有多好……”只是一天！仅仅一天！

克鲁格曼归根结底还是美国制度的支持者，规避了做一天中国以后矛盾再次积累怎么办的问题（恐怕到时候就是《让我们再做一天中国》，《我们每年做中国一天》了）。

我祖父是三野十纵二五二团的老兵。他经常和幼时的我谈起他当年解放战争中的经历。老人家2007年走了。长大后回想他的话，重温中国革命史，我觉得，在一片面积如此之广、人口如此之多的土地上劳苦大众能够战胜一切内外反动派、迎来自己的解放，就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曾经拥有比我们更好的革命形势：西班牙内战时期，人民阵线政府一度团结了全国绝大多数左翼力量，建立起对叛军的绝对优势，还得到了全世界进步人士的支持与援助；二战结束前后，意大利共产党已经组织起25万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游击队，米兰、都灵等重要城市都在意共游击队的占领下，陶蒂亚斯出任战后意大利政府的副总理；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族人民解放军曾经在雅典建立全国性政权，英美盟军和君主派武装只能跟在共产党员后面摘桃子；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拥有10万兵力，战后选举中凭借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崇高威望一举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都在各种意义上得到了苏联方面的认同与肯定，并控制了国内相当一部分大城市。相比之下，中国的革命者直到1946年仍然受到莫斯科的怀疑乃至批判，全国五分之四的资源掌握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不要低估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事实上，它是中国革命历程中仅次于美帝、日帝的第三强大的敌人。蒋介石个人的能力以及他可以调动的资源、获得的国际援助、麾下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佛朗哥和加斯贝利都相形见拙。正如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中所言：

在国内，蒋介石的地位看来十分巩固。当时他统率着四百万大军，其中三十九个师是美国帮他训练、全部美械装备的。他的空军在亚洲大陆是首屈一指的。过去反对过他的军阀和政界人士，几乎全被他囚禁或制服了。唯一可能对他的权力挑战的，是八年前被他围困在贫瘠的西北黄土高原窑洞里、几乎被他消灭的一伙共产党游击队……少数西方军界人士认为，蒋委员长不出一年就会击败共产党，迫使他们投降，或者把他们消灭。更少的人（被认为思想非常激进和左倾的）认为，如果没有外国的干涉，战争将继续二、三十年以至五十年。绝大多数人认为，蒋介石即使不能完全消灭共产党，也能把他们赶入山中，打通铁路线，重新统一中国，谁也无法与他争雄。

然而，西班牙的人民阵线因为佛朗哥叛军的紧逼和内部的分裂而土崩瓦解；放弃武装的意大利共产党在进入政府没多久就被加斯贝利驱逐出权力中枢；民族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因为上级的错误领导和苏南之间的分歧对立而含泪向反动政府缴械；主动和人民共和党、社会党组成执政联盟的法共，也在第四共和国无休止的政争中出局。纸面推演中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胜利的中国革命者，却领导四万万人民埋葬了蒋家王朝，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终结了西方帝国主义在远东百余年的统治地位。

早些年有一种观点，说引导亚非拉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最好方式就是送他们五部《选集》，即所谓“五部《选集》打天下”（比如说乌干达穆塞韦尼的例子）。这种言论虽然表明了图书馆管理员在国际共运中伟大的理论贡献，但如果真的相信只要照着书上写的去做就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那就贻笑大方了。图书馆管理员在著作中提到的所有为争取革命胜利而必须采取的措施——从国民大革命时期如何明辨敌我、如何开展农民运动、如何根据农村现状推进农会工作，到土地革命时期如何建设根据地、如何开展土地改革、如何争取农民支持以保障根据地经济和兵力来源，到抗战时期如何团结可团结的力量、如何正确应对顽固派放的暗箭、如何利用国际有利局势、如何在装备劣势的情况下有效杀伤敌人，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如何摆脱游击思想、如何分清各地敌情的轻重缓急、如何在大城市开展工作、如何在敌人后方发动爱国工人和学生——真正执行起来都需要高水平的政治智慧、高强度的工作量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以土改为例，土改工作队入住某个乡村之后，农民对工作队并非天然亲近，甚至有农民受了反动派的欺骗宣传而对工作队怀有误解和敌意。取得农民的信任本身就需要大量的工作。此外，许多饱受地主剥削的农民被长期的压榨消磨了斗争意识，他们经常是晚上跑到工作队那边诉苦，哭得快昏过去，到了白天群众大会上又因为害怕地主恶霸的打击报复而不敢声张。如何让农民相信工作队是自己人，如何让农民愿意站出来揭发地主罪行，非常考验共产党员的耐心和工作能力。再比如如何处理集中统一领导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问题，这是困扰很多国家革命者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更是如此——新疆和上海两地情况的差异，可能比德国和奥地利两国情况的差异还要大。怎么让湖南的农民相信他的根本利益与上海的工人、新疆的牧民一致，也是一个颇为艰巨的任务。对反动力量予以矮化、天真地相信五本选集就可以打天下，恰恰是对革命的庸俗化理解

然而，这些艰巨的使命，这些让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为之头痛困惑甚至栽跟头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终一件一件完成了。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人民群众对革命的热烈欢迎，三大战役的席卷千里，反动派行将灭亡时的种种荒唐行径，让我们很多人都忘记了为达成这一切所需要付出的艰辛努力，以为革命是很容易的。其他国家的革命者，他们或是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主动放弃武装，或是没能真正发动劳苦大众，或是受到莫斯科的大国大党主义影响，而未能实现人民解放的目标。正是依靠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坚强领袖和团结起来再也不愿做奴隶的英雄人民，中国革命才能胜利，这片古老的土地才能迎来人类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伟大社会变革。

每当我想到我们国家有一群发自内心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视自己为劳苦大众一员的人民领袖时

每当我想到我们国家有许多真诚地愿意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胜利而流汗流血甚至付出自己生命的英烈模范时

每当我想到我们国家有无数在平时默默耕耘建设、在危急关头奋不顾身冲在第一线捍卫自己故土和亲人的英雄人民时

我就觉得，作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很骄傲，很自豪，很幸福。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谨以此回答献给伟人逝世43周年

生活在一个对毒品零容忍的国家，令我感到很幸福。

近年来，数不清有大小毒枭，栽在了中国人手中。

「金三角新教父」糯康，「威名」了得，拥有用突击步枪、重机枪、火箭筒武装起来、人数约 400 人的私人武装力量，以此掩护制毒贩毒产业。2008 年以来，糯康团伙制造了 28 起针对中国船只和公民的暴力犯罪，包括致 13 名公民死亡的「湄公河惨案」。

结果呢？2012 年，糯康在老挝被捕，引渡至中国，接受了中国法律的审判并被判处死刑，于 2013年3月1日被执行。

加拿大毒品贩子，Robert Schellenberg，2019 年 1 月在中国被依法判处死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自己跳出来给他「撑腰」，质疑判决合理性。加拿大政府也坐不住了，提出「旅游警告」，警示加拿大公民注意中国法律的「执行中的任意性」（arbitrary enforcement）。

其实，哪有什么任意性，对毒品的雷霆手段，70 年来是一以贯之的。加拿大也有明白人：就是这位被判处死刑的毒贩 Robert Schellenberg ，2011 年的时候曾因贩毒被加拿大判过刑。当时的法官Neill Brown 恨铁不成钢地对他说道：「你已经生活在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之一了」。而 Schellenberg 后来的经历，也证明了自己前半生多么有幸生活在一个「宽容」的国家。

我对美国司法有一些粗浅的接触，不长的工作经历，给我留下很深的困惑。例如，明尼苏达州的法律，也就是大明律之中，持有 42.5 克以下大麻，法定最高刑期是一年。对于持有更「硬」的毒品，比如海洛因、可卡因等等，初犯者可以获得一种叫做 Stay of Adjudication 的处理方式：不被判处有期徒刑，接受一段时间的社区矫正，如果表现良好可以不留下犯罪记录。

我无意靠贬低其他国家来体现自豪，也不想像三流公众号一样，渲染美国人民的水深火热博取眼球，只是想说出这一让我至今仍深感不解的制度：

第一次持有毒品，在美国法律中，有可能不会留下犯罪记录。

然而，毒品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之分，这样的制度，真的不是在开启无数个「无数次」吗？

中国对于毒品的打击，超越了立法和司法层面，而深入到了文化之中。除了中国之外，我一时难以想到还有哪个国家会把禁毒代表人物奉为民族英雄。然而，林则徐是悲情的，在他的时代，虎门销烟的壮举被英国商人称为破坏「商品」，给了侵略者话柄。

至少，那个在海边架起几门炮，就能让中国丧失司法主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前几天乘坐了T7，从北京西到成都，历时28小时。

T7起源于1980年开始运营的7次，2000年第三次大提速改为T7次。

后为解放陇海线运力，将石家庄至西安间运行进路由京广—陇海，变为石太—太中银—包西，进一步压缩了运行时间。

然而，北京西到成都东直达的G89和G349只需要7小时45分。

这就是我作为中国铁路人的幸福与骄傲。

两个月前，我们科请日本的某肿瘤医院的院长过来做了个报告。让我去做口译。

PPT也是我翻译的。

那个医院在日本很NB的样子。每年乳腺癌手术量居全日本排名第一，并且遥遥领先第二名，而且在乳腺癌的早期筛查，诊断，治疗，等方面水平都是(据PPT内自称)公认的日本全国第一。

总结，日本全国第一的乳腺癌专科医院。

好的。

提问环节，我们院乳腺外的主任老师提问日本院长，说，你们的这个筛查做的很好啊，有这个移动筛查车，并且还有云端PACS系统什么什么的(先来了一波商业彩虹屁)……我就想问一下，你们的患者，从初诊诊断了乳腺癌，到做手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日本院长，面带微笑，用日语回答说，患者诊断出来乳腺癌之后，要排队三个月入院，入院后，术前检查要花三个礼拜。

我作为翻译嘛，我当时一脸？？？

我还以为我听错了。我还小声说，对不起我没听清您能重复一遍么？

日本院长面带和善的微笑，重复了一遍这个在我看来简直难以置信的回答。

我翻译了一下。

我们的乳腺科主任，翻了一个肉眼可见的白眼。

我们主任跟那个日本院长说，在中国，从初诊乳腺癌，到把患者推进手术室，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你猜要多久？

三天。：)。

3天vs接近4个月。：)。

日本院长听完说，唉斯国一呐。

场面一度有点小尴尬，不过大家都是社会人，很快就滑过去了。

但是，对不起，但是如果让我从我的专业角度来看，你给人家诊断出乳腺癌以后，拖4个月才做手术，简直跟开玩笑似得。4个月，若是患者本身这个癌细胞的性质就不好，那足可以活生生把早期拖成中期，中期拖成晚期，能保乳的拖成不能保乳的，不用放疗的拖成要放疗的……这不是扯淡呢么？

我当时在会场我就觉得，唉，在中国真好。

评论区有人提到了加麻大的免费医疗，我又想起个事。

我一个别的科的同事的姥姥的朋友，早年移民加拿大，两年前确诊了肝癌，然后就在那边治，最近据说病情进展了，状况很不好，肺部新发现了阴影，并且已经出现了中枢神经系统症状。我同学就把病理报告发给我，说让我帮看看这个大概现在是个什么情况，这样。

我，看了下。病理是确诊了，肝癌。我就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这两年的治疗过程是什么样的，最好有出院小结拿我看看。第二，评效的检查结果都发我看看。

评效是我们肿瘤科的术语，就是比如说确诊不能一期做根治性手术的癌症患者，做化疗，每化疗两个周期，我们就让患者做个全身体检，重点看肺，肝，骨，脑等易转移的部位，以及肿瘤的原发灶。看看肿瘤，是大了，还是小了还是没变？有没有出现新的转移灶？如果说，化疗评效效果一直不错，咱们就维持原方案继续化疗。如果说，评效发现，肿瘤越来越大，甚至出现新的转移灶，那说明这个化疗方案对这个患者来说，效果不好，甚至无效。那么我们就要赶紧给患者换化疗方案。

拿到了患者自己笔录的就诊经历，我一看。我当时就想，这要是我师弟师妹管的患者，我能把病历砸ta脸上。

首先，从一开始确诊肝癌后，患者就从来没做过头CT。我师妹要是给新入患者下新入医嘱能把头CT给忘了，我都要骂她的。这个患者确诊肝癌两年了，没做过头CT。

然后，化疗一直没评过效。

化疗了6个周期后，常规体检在肺上发现了新的疑似转移灶。然后继续原方案化疗。简直tm像是在逗我。

整个治疗过程在我看来就是四个字。瞎【友善度】治。

我跟我同事说，我的意见，第一，这化疗方案无效，赶着化疗赶着进展，还化个屁，没事找罪受。第二，赶紧补个头CT，看看脑转移状况。最好再补个血氨，肝癌进展到这个地步，不好说有没有肝脑病。没有头CT，我现在连她完整的病情都不知道，没有办法给更多意见。第三，回国看吧。她这个状况，回国都得MDT(多学科会诊)，就别搁外头死撑着就为占个免费医疗的便宜了。

我同事跟我说，化疗无效这事她没转达，患者70多岁了，怕心理上接受不了。让做头CT的事她说了，患者给的回答是，因为是免费医疗，所以做什么检查她说了不算，都是人家说了算。人家不给她做。

我：(≖_≖ )。

最后，回国是不可能回国的，毕竟空气香甜的加麻大医疗全免费，回国来她没有医保，老太太就是怕花钱。

我说，啊……我说那要不就跟家属说说，给吃点好的吧。╮( •́ω•̀ )╭

免费医疗？呵呵。

谢邀~~

危难时有人相助，患病时有医可寻，是一种幸福。

8月31日，在南航一架新加坡飞往广州的航班上，一名9岁男孩突发过敏，满脸及全身红肿，男童父亲紧急呼叫空乘人员求助。

碰巧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也在飞机上！

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医科大学呼吸内科教授，博导，973首席科学家，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原主任，在非典防治、重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等领域都是领军人物。

他过来仔细给孩子做了检查，在确认男孩没有危险后才离开。飞机落地后，男孩被送医，情况稳定。

飞机上医务人员伸出援手的事件很多，医院里，暖心的故事更是数不胜数。

前段时间，在河北石家庄第一医院，值班医生在紧锣密鼓的书写病例，一句诚恳愧疚的话语传来：“我刚才骑车摔了一跤，有一盒外卖洒了，你看多少钱我赔给你吧”，一位外卖小哥拎着一提晚餐走进了医生办公室，脸上露出一丝焦急和沮丧。听完“下着雨你也不容易，不用赔了”，外卖小哥连忙感谢，准备离开。

就在他转身走出去的瞬间，值班医生发现他整个右脚血渍混着泥渍，而且走路一瘸一拐的，赶忙叫住他，通知护士一起处理，有人拿消毒工具、有人帮他摆体位、有人冲洗伤口、有人包扎固定，医护人员们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呈现了一场外伤急救的紧急场面。

这些温情的瞬间，让我们觉得这世界是美好的，好心人很多。

而在面对疾病折磨时，有医生、有护士，心里也会安心许多。

而更幸福的是，有很多人，在为健康事业一直付出。

比如，糖丸爷爷——顾方舟。

今年年初，顾方舟的逝去让无数人感伤。

他，是脊灰糖丸活疫苗的发明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家。

他是孩子们口中的“糖丸爷爷”。

2000年，他作为中方代表，在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上庄严签下自己的名字，世卫组织随后宣布中国为无脊灰状态。

在《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中，顾方舟将自己的一生概括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研制脊灰糖丸活疫苗。

1953年，我国南通市发生“脊灰”流行，此后脊灰防控形势一度十分严峻。1959年3月，卫生部派顾方舟等4人到苏联考察脊灰死疫苗的生产工艺。而通过查阅大量资料，顾方舟认为，若想控制和消灭脊灰，只能采用活疫苗的技术路线。

为了研发脊灰疫苗，上世纪60年代，顾方舟举家入滇。他带领团队白手起家，创建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疫苗三期试验需在少数人身上检验效果，顾方舟带头亲身试验，还冒着风险让自己刚满月的儿子参与试验。此后，顾方舟用奶粉、奶油、葡萄糖等作辅剂，将液体疫苗滚入糖中，糖丸疫苗由此诞生。这种疫苗不仅适合孩子口服，还能在常温下存放多日，在冰箱中甚至可保存两个月，大大方便了运输，使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具备了条件。

顾方舟发明的“糖丸”，把全中国的孩子带离脊髓灰质炎的病症，成为孩子心中永远的甜。

据初步估算，自脊灰糖丸活疫苗诞生以来，至少避免了我国150万名儿童因脊灰所致麻痹和11万名儿童死亡。

他们为医学付出，守护着人民的健康，于自己是一种职业成就，于我们是一种被守护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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