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目前来说，无政府主义是否真的靠谱，无政府的最终结果会不会变成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第1页

不会，从现实著作看来，无政府主义者的现实践行时期。和其他派别实际上干的事情都是差不多的。

在西班牙内战过程中，不同派别基本都以类似的基层委员会来进行执政。

在瓦伦西亚，每个工会有两名代表，而每个政党只有一名代表。在卡斯蒂利昂（Castellón）的委员会里，有十七名全劳联代表、七名工总代表，没有社会党和共产党的代表，但共和派与统工党各有七名代表。在加泰罗尼亚，除了萨瓦德利（Sabadell）和雷里达之外，所有的大城镇的委员会都被全劳联—伊无联控制了

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CNT）：简称“全劳联”，西班牙主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曾是西班牙影响力最大的工会组织，1910年在巴塞罗那成立。

尽管各种委员会有着不同的名字、来历和构成，但它们全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特征。在叛乱之后的几天里，它们全都掌握了地方上的一切权力，接管了立法和行政职能：
它们在自己的辖区内拥有说一不二的决定权，不仅可以处理眼前面临的各种问题，比如维持法律和秩序，控制物价等，还能处理当时的各种革命任务：
将工业社会化或收归工会管理；剥夺教会、“叛乱分子”或大地主的财产；把土地分给金属工人或集体开发土地；没收银行；将住宅收归市政府管理；组织发布各种书面或口头的消息；组织教育；组织福利工作。
格兰迪索·穆尼斯[15]给这种委员会起了一个吸引人的名字：“管理委员会”，不管在哪里，只要成立了“管理委员会”，它就会以工人武装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并迫使旧政权的专业机关的残余人员——有时候是国民警卫队和突击警察，还有大小官员——服从它的命令，不管他们是否愿意。
西班牙共产党领袖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是当时最坚决地反对委员会的人之一，但是，他却对委员会的权力作出了最高的评价：“委员会是一种恼人的、隐蔽的、无形的政权，它没有明确的职能，也没有公开的权力，但它却像真正的政府一样，通过无情的专政，行使着无可争议的权力。[16]”

以上出自，《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第五章 共和国控制区的双重政权状态

翻译者龚义哲

全劳联控制下区域的报复和肃清反革命问题

当时有一种现象，虽然各地程度不等，但在整个共和区普遍存在，外国观察家对这种现象特别关注。外国的大报把这种现象叫做“无政府主义的恐怖”或“红色恐怖”。从战胜叛乱那一刻起，工人武装就开始了血腥的肃清。
而且，在之前的半年里，暴力冲突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只等最后的爆发。既让人畏惧、又让人渴望的斗争，使长久积压下来的仇恨与恐怖获得了发泄的出口。每一个人都清楚，斗争的结果不是胜利就是死亡，要想赢得胜利，首先就得跨过敌人的尸首。

在共和区，实际上已不存在任何维护法律与秩序的力量，警察部队已经消失了。警察要么投靠了叛军，要么与工人民兵合并了。从十八日、十九日两天开始，各地都爆发了总罢工，并持续了至少一个星期：工人拿着武器，从早到晚都在街上游行。起初只有积极分子才有枪，在攻占兵营、分发武器后，愿意拿枪的人都分到了枪：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圣塞瓦斯蒂安和马拉加等地总共发了几万支步枪。监狱里的政治犯都被释放了，但不少刑事犯也被放走了。没有了警察，带着武器招摇过市也不会引人注目，于是各种人渣败类便趁机大肆作乱。

这种氛围自然会助长个人报复、乃至单纯的盗窃、抢劫和谋杀等罪行。

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此前曾策划过夜间处决的各个政党和工会，才会转而反对这种行为，并开始“组织”镇压。
由于此类罪行在传统上往往被归咎于无政府主义者，为了公正起见，有必要指出：一位重要的无政府主义者茹安·佩洛一直在《自由报》（Libertad）上谴责犯下此类罪行的人“躲在革命运动背后……借助这种形势来逃脱惩罚”，他还呼吁，“为了革命的荣誉”，“必须制止夜间处决的行为”，“严惩那些为杀而杀的人[10]”。
在此期间，全劳联巴塞罗那分会的一位干部、餐饮工会总书记费尔南德斯（Fernández）出于私怨而报复杀人，被全劳联就地处决，以儆效尤[11]

PS：该段内容只能说明，全劳联“不都是”支持夜间处决和血腥肃清的，有反对者，而不是都是反对者。

以下举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出自一般认为中共最激烈，最极左的湖南农民运动：

湖南农运中,全省各县被杀的“土豪劣绅”总数,或说数十人,或说一百多人,平均每县不过一两人。

如果将“土豪劣绅”分为县绅级和乡绅级的话,被杀的多是县绅级,而且多由县党部、县农协或各县旅省学友会?出面检举。真正由农民自行处决的只占8%左右。叶德辉更是由省农协出面检举、由省特别法庭审判和处决的。真正被区乡农民协会检举的是一批占据乡村基层权势资源的豪绅地主,或是因为“说农民协会的歹处”,有破坏农民协会的言行的人,而受到的待遇多是戴高帽游乡、罚款之类。并非所有地主乡绅都受到冲击。

出自王奇生：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

无政府主义者在农业集体化上的举措

普奇瑟尔达的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将商店集体化，却没有触及拉·塞尔达尼亚（La Cerdaña）的农场。这个初期的例子，反映了集体化手段的丰富多彩。

其实，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农业集体化的全面推广，始终是亲历者与目击者争论得最激烈的话题之一。以无政府主义者为主的一部分人认为，由于他们的组织进行了宣传，树立了集体化的榜样，才促成了强大的自愿集体化运动，完成了集体化。而另一部分人（共产党和共和派）则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农业集体化是由民兵和无政府主义行动队利用恐惧强制推行的。

所有这些集体农庄，就像是小农沙漠中的几片绿洲，它们只是例外情况，而没有变成常规现象。

无政府主义者在阿拉贡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试验，其中最令人好奇、然而无疑又是最不重要的一个试验，便是在货币与工资方面系统地运用无政府主义的原则与理论的试验。当地也按照家庭情况制定了工资标准：单身者每周二十五比塞塔；夫妻双方只有一人参加工作的，每周三十五比塞塔，夫妻有儿童要抚养的，每一个儿童增加四比塞塔。但是并不发钱，只发一种叫做vales的兑换券，农民可以用这种兑换券在集体农庄的商店里换取商品。
这套制度虽然能够正常运转，但这种试验却不能令人信服，这是因为：不管集体农庄是否愿意，它都得用货币向西班牙其它地方购买物资，而它在理论上已经废除了货币。

PS：废除货币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实行彻底社会经济化，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在20世纪初期革命鼓吹的人和做的人不在少数，结果如何大家看历史就行了。

土地的集体化，往往是从消灭大地主开始的——杜鲁蒂和他的纵队就经常这么干——但这并不意味着集体化就不是自愿的。消灭地主，一方面给集体化创造了物质条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土地；另一方面创造了心理条件，因为只有这样做，农民才敢参加集体农庄。恐怖是革命的工具之一，而争论农民究竟是自愿还是被迫参加集体化，几乎是毫无意义的。最后，各地的集体化既是“自愿的”也是“强制的”，因为集体化是由多数决定的。还应该补充一点：反对集体化的人，在革命的头几个星期里，肯定会比几个月后少得多——漫长的内战和不断的征收都给集体化造成了种种困难。
加泰罗尼亚的集体化运动遭到了“拉巴塞雷”的反对。全劳联旗下的当地农会在九月五日通过了一个决议，很好地体现了全劳联对这个问题的谨慎态度：“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宣布，要把一切土地，包括小农通过辛劳和节俭得来的土地，都立即收归集体，那么我们将会遇到一系列困难，难以用正常的方式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全劳联在巴塞罗那召开了农民大会，要求自己的活动家尊重小农，并通过树立农业集体化的成功榜样，来说服农民。

PS：以上请复习中共从打土豪分田地到二五减租减息之间的区别。

农业集体化结论

土地的集体化也没有产生一个令人满意和彼此协调的生产制度。它固然解决了不少问题，而且无疑使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工作更为合理，还提高了产量。但是，要使这一改善明显而持久，要使它树立的榜样产生激励效果，就必须给这些西欧最穷苦的农民提供支持，然而西班牙的工业无能为力。阿拉贡委员会曾出售没收来的珠宝，用销售所得来资助集体农场，但这样的激进措施只能解决一小部分人的问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只能做到贫困的集体化，而土地的集体化所必需的农用机械、肥料和农业专家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变出来的。正如波克瑙指出的，西班牙革命“陷入了争论农民自己的土地究竟该归自己所有还是该归集体所有的僵局”。

在事实上废除了封建地租之后，当时的西班牙土地问题，就变成了没收大地主（无论是否参加叛乱）的庄园的问题。俄国革命有《土地法令》[31]，西班牙革命却没有

农民在主观意愿上对集体化的担忧

杜鲁蒂纵队在弗拉加枪毙了二十八个“法西斯分子”，可是半个月过去了，当地的农民却还不敢动地主的土地，他们既没有分地，也不愿意在上面集体耕种。
他们在观望。既然全劳联民兵来过这里，共产党或共和派的民兵也可能会来这里，万一他们宣布这些土地都是非法强占的，那该怎么办呢？再说，万一国民警卫队来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要求农民把土地还给被枪毙的法西斯分子的继承人，那又该怎么办呢？
显然，不是人人都赞成杜鲁蒂对农民问题的观点，连阿拉贡的农民也一样，这就是原因所在。希拉尔政府在八月初颁布的一道法令规定：农民和佃农如果已在一块土地上耕种了六年以上的时间，便有权用现金买下这块地，也可通过可赎回的租金支付购地款。由于不再有人缴纳地租或捐税，这道法令在当时根本没有效力，虽然如此，政府还是要用这道法令来表示：私有制依然存在，政府仍然承认私有制的权利，尽管所有的地契早已在村广场上被喜悦的村民付之一炬了。不久之后，这一点就变得很明显了：夺取了土地的农民，在度过最初的狂喜之后，不禁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正拥有了这些土地，而且还担心自己能不能从中获利。他们很快就把仇恨转向了前来征粮、征税、有时手脚还不太干净的民兵，而且他们也不完全相信这些新“主人”会真心改善他们的处境。

PS：插一句对于当时的政治立场的简单解说，西共反而是反对集体化的，龚义哲的说法是拉拢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需要，对此不做评论。究竟是统一战线需要还是妥协看自己看法。

经济成果结论

由于政府作梗，银行、信贷与外贸都在阻挠集体化，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或许可以叫做“工会资本主义”的倾向。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巴塞罗那全劳联的一个委员会对此做了简要的描述：“把包括拥有预备资金的企业在内的一切东西集体化的不合理要求，暴露出了群众当中的功利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精神。……不仅仅以使用权，而且以私有财产权来看待每个集体企业，结果是无视集体企业中其他人的利益。……集体企业只关心自己的债务，就会使其他企业发生财政失衡。”

胡安·安德拉德[29]在一项有意思的研究中着重指出，实际形势完全符合全劳联的传统思想，但它却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自发的、不服从全局规划的工会化或集体化，使工人陷入了物质上的窘境。
安德拉德对这种方针做了准确的评价：“无政府主义者的平等主义幻想”。然而，仅仅把工厂转变为集体企业（他们常常把这叫做“社会化过程”），以此为基础，建立一种新经济体制，并使它运转起来，还是不够的。信贷问题仍然难以解决。集体企业依然需要货币来向国外购买货物、维持日常运营。

加泰罗尼亚提供了储蓄银行里作为担保之用的十亿比塞塔存款，而拥有黄金储备的马德里政府却不肯提供贷款。因此，大部分集体企业都要靠革命后没收的流动资产才能维持生存。各地的管理委员会试图通过各种应急的办法来维持日常的生活：没收叛乱分子的银行存款，没收并出售叛军、教会和修道院的珠宝和贵重物品。但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

桑蒂利安写道：“我们曾是一个反资本主义、反财产的运动。我们在私有制中看见的是工具、工厂和运输工具，资本主义的分配机制是造成贫困与不公的主要原因。我们要把一切财富全都社会化，这样人人都能享受生活的快乐。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但做得不太好。我们赶走了原来的老板，换上了六个人来监督生产，他们却把自己监督的工厂和运输工具当成了私产，而在管理和经营方面，他们有时还不如以前的老板干得好。

内战爆发后不久，加泰罗尼亚的纺织工厂就只能一周开工三天；列万特的农民则开始为优质粮食的销路而发愁了。城市得不到供给，饥荒的威胁迫在眉睫。罢工结束后，一切都在慢慢地恢复运转，老板和他们的手下要么逃走了，要么被关押起来，要不就是死了；一些工人上了前线，其他工人留在后方。任务十分艰巨：必须维持粮食供应、重新分配生产力和重建市场。最重要的是给民兵提供武器装备。

全劳联的暴力机关

桑蒂利安估计加泰罗尼亚后方民兵仍然拥有六千支步枪，他还承认中央委员会无法进一步加强作战民兵的力量：统社党曾把十挺机枪扣在萨瓦德利，杜鲁蒂不得不带上自己的人马，去把它们“要”过来；正当阿拉贡战线吃紧的时候，全劳联—伊无联的民兵却把四十挺机枪和几辆坦克长时间扣在巴塞罗那，不肯把这些武器交给急需它们的阿拉贡战线。

所有的纵队里，士官和战士的津贴都是一天十比塞塔。民兵不用通过礼节表示敬意，也不佩戴任何军衔标志。不过第五团复活了敬礼的礼节，并引以为豪，而且第五团跟统工党的民兵一样，喜欢以整齐的队列行军，全劳联的民兵却故意把队列走得非常糟糕。

《西班牙革命与内战》在知乎有全本翻译。在此感谢龚义哲的劳动成果，尽管我对托派和卢森堡反战主义基本都不屑一顾。在了解西班牙革命过程中还是有意义的。

实际上复制粘贴了这么多，对革命史党史了解足够深入的诸位应该就对此有所发现了。千般万般理论终将归结于行动。无政府主义者现实行动的所有模板都会从斯-毛派的早期活动经验和教训中找到。只不过斯-毛派吸取教训，碰钉子之后把彻底废弃货币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都改了，有些人宁死不改，有些人改了不承认，有些人没有改的机会然后拿着尸体的可能性放空炮。

仅此而已

在基于人道主义和反剥削的前提下，实际上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在相当程度上都有趋同的情况，这也是早期革命许多类似情况的原因。

然而实际理论差距大的跟现有的天文学模型和本轮均轮系统地心说宇宙一样。

希望诸位对打着反望文生义自己在“造文生义”的众人有所警惕，对历史现实先有充分的了解，才谈得上去争论理论。

最终，以托洛茨基对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批判结尾

第二个紧迫问题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有关。一定要出一本批判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小册子，不仅要在西班牙、更要在其它国家发行。
你们有没有读过莫纳特[1]的文章？在那些文章里，莫纳特对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用一种纯正的“无政府主义”国家学说，来对抗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学说。整个世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命运，或者说它在遭到十月革命打击后的残余部分的命运，现在已经与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息息相关。
既然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最可悲、最荒谬的破产，西班牙革命也必将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墓碑。
如果说毛林正在帮斯大林派打掩护的话，
那么无政府工团主义正在帮社会党和共和派打掩护，也就是帮资产阶级打掩护。
毛林可以把加泰罗尼亚先进工人拱手交给官僚中派，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也同样可以把整个革命拱手交给资产阶级。
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打击无政府工团主义，已经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
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斗争，显然必须依照统一战线的政策、依照工会组织的团结的原则来进行。
但是，我们必须揭露无政府工团主义领袖的真面目，首先是揭露佩斯塔尼亚[2]，在革命的下一阶段，他肯定会扮演最可耻、最怯懦的角色……
卡迪科伊，1931年6月29日
列·托洛茨基
本文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22期，第4版，1931年9月5日。英译者不详。

1936年7月20日，无政府主义者在控制了整个巴塞罗那之后，却决定“现在还不是建设自由共产主义的时候”，从那一刻起，无政府主义就破产了——它在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付诸实践的时候，却不敢放手去做。
1936年11月4日，四名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共和国政府，这不仅是对西班牙工人阶级的叛卖，更是标志着无政府主义的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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